刘奶奶终究还是没能撑住。
上诉被驳回的消息传来那天，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傍晚时分，她拄着拐杖，慢慢挪到了“乌有之乡”。她没进门，就站在门口，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即将燃尽的枯柴。
别经年和黄作粱正在准备晚上的营业，看到她，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刘奶奶从洗得发白的手帕包里，颤巍巍地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门口那张用来放杂物的旧木凳上。
“小年啊，”她的声音干涩得像秋风刮过落叶，“这些日子，多谢你的酒，你的豆干……还有大家的心意。我……我明天就搬了，去我侄女那边挤一挤。”
空气仿佛凝固了。吧台后的别经年沉默着，擦杯子的布停在半空。黄作粱感觉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
刘奶奶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死寂的灰烬。她看了看这间她几乎每天都会来的小店，看了看别经年，又看了看黄作粱，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再说，转过身，一步一步，蹒跚地消失在了巷子尽头。那背影，像是被夕阳彻底吞没了。
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静静地躺在木凳上，像一块灼热的烙铁，烫在每个人的心上。
别经年走过去，没有碰那些钱。他站在那里，背对着黄作粱，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紧。过了许久，他才极其缓慢地，将那些钞票一张张抚平，叠好，收进了吧台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那里，似乎已经收着不少类似的东西。
那天晚上，“乌有之乡”没有营业。别经年锁了门，一个人坐在黑暗里。黄作粱站在阁楼的窗边，看着楼下吧台那片凝固的黑暗，没有下去。他知道，此刻的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有些失去，只能独自吞咽。
刘奶奶的搬走，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化龙池的抵抗意志迅速瓦解。几天之内，又有两户人家签了协议，开始默默收拾行李。巷子里时常响起搬家公司货车的轰鸣声，夹杂着零星的争吵和压抑的哭声。
红姐的麻将馆也冷清了许多，她常常坐在门口，看着空了一半的巷子发呆，嘴里不再骂娘，只是叹气。阿斌和小舟来得也少了，据说在忙着找新的、便宜的工作室和住处。
一种无声的溃败，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漫。
黄作粱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无力感。他知道别经年还在坚持，但那种坚持，在庞大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悲壮而孤独。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种坚守究竟有没有意义？是不是真的像李锐说的，只是螳臂当车？
这天，黄作粱出门采购，回来时，看到别经年正站在酒吧门外，仰头看着那块“乌有之乡”的旧招牌。午后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却驱不散他眉宇间那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他的身影立在逐渐空寂的巷子里，像最后一座即将被潮水淹没的孤岛。
黄作粱的心猛地一抽。他快步走过去。
别经年听到脚步声，回过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神比平时更加沉寂。
“回来了？”他声音有些哑。
“嗯。”黄作粱应了一声，和他并肩站着，一起看着那块招牌。
“你说，”别经年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这‘乌有之乡’，是不是真的只是个……乌有之乡？”
这是黄作粱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如此直白的动摇。那个总是用嘲讽和淡然武装自己的男人，此刻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裂缝。
黄作粱看着他那双盛满倦怠却依旧深邃的眼睛，想起了他手背上那道旧疤，想起了那杯失败的私酿，想起了雨夜里那碗滚烫的姜茶，也想起了他挡在刘奶奶门前时沉稳如山的身影。
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真实的瞬间，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
“不是。”黄作粱回答，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
别经年侧头看他。
“对我来说，不是。”黄作粱迎着他的目光，继续说道，“我在这里喝过最好喝的酒，吃过最暖心的粥，见过最真实的人。刘奶奶在这里得到过温暖，阿斌、小舟、红姐他们在这里有过依靠。这些东西，也许留不住，但它们真实地存在过。这就不是‘乌有’。”
他一口气说完，感觉胸口堵着的那股郁气似乎消散了一些。
别经年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他只是重新抬起头，看着那块在风中微微晃动的旧招牌，看了很久很久。
夕阳的余晖将两人的影子拉长，交织在一起，投在斑驳的墙面上。
巷子深处，不知哪家还在坚守的窗户里，隐隐传来花鼓戏的调子，咿咿呀呀，唱着一出不知名的、关于离别与坚守的旧戏。
戏文听不真切，但那苍凉的韵味，却丝丝缕缕，缠绕在这个即将逝去的黄昏里。
别经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抬起手，极轻地拍了一下黄作粱的后背，然后转身，推开门，走进了那片昏黄的光晕里。
黄作粱站在原地，感受着后背那短暂却沉重的触感。他知道，有些战争注定会失败，有些家园注定要失去。
但总有些东西，是拆不掉的。
比如记忆，比如理解，比如此刻，他们并肩站在这片废墟之上，共同面对最后余晖的这份沉默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