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最没有回批发市场。
他在寒冷的街头游荡了一整夜，像一具被抽走了提线的木偶。天快亮时，他回到出租屋，一头栽倒在床上，昏睡了整整一天。醒来时，窗外已是暮色四合，屋里一片死寂。
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睁着眼，听着自己缓慢而沉重的心跳。袁满那个带着厌恶的眼神，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在他脑海里反复播放。每一次回放，都像一把钝刀子在心上来回切割。
他知道，他不能再回去了。不仅仅是因为无法面对袁满，更是因为无法再承受那种被**裸嫌弃的屈辱。他仅存的一点自尊，在那一刻被彻底碾碎。
他拿出手机，点开老板的微信，打字的手指有些颤抖。
“老板，不好意思，家里有点急事，后面不能来上工了。之前的工钱，麻烦您结算一下，谢谢。”
发送。
他没有等老板回复，直接退出了微信。然后，他找到了袁满的号码，手指在那个名字上悬停了很久，最终没有拨打，也没有发信息，只是默默地、将这个号码拉入了黑名单。
做完这一切，他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手机从手中滑落，掉在床上。他重新躺下，用被子蒙住头，试图隔绝外面的一切，也隔绝自己内心那片荒芜的疼痛。
断线。
这是他唯一能为自己做的。
批发市场里，袁满发现陈最没来上工。
起初，他以为陈最只是病了，或者睡过头了。但连续两天，那个熟悉的身影都没有出现。老板骂骂咧咧，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
袁满听着，沉默地干着自己的活，但动作比平时更显急躁，眉宇间锁着一股化不开的阴郁。他几次拿起手机，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手指在拨号键上徘徊，最终却一次次放下。
他想起那天陈最推开他手时，那双泛红的、带着绝望和屈辱的眼睛。想起自己当时那不受控制的、近乎本能的闪躲和随之涌上的烦躁。他知道自己伤了他，伤得很深。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道歉？解释？说他不是厌恶他，他只是……只是害怕？害怕那些流言蜚语，害怕那条看不见尽头的、黑暗的路，害怕自己负担不起陈最那份沉重而纯粹的感情？
这些理由，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第三天，老板把袁满叫到一边，递给他一个信封。“喏，这是陈最剩下的工钱，那小子电话也打不通，微信也不回。你跟他熟，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他，把钱给他。”
袁满接过那个薄薄的信封，捏在手里，感觉有千斤重。
下班后，他骑着车，来到了陈最租住的小区。他记得地址，那次送年货来过。他在楼下徘徊了很久，看着那个熟悉的窗口，灯黑着。他不知道陈最在不在里面，还是已经搬走了。
最终，他还是没有上去。他将那个装着工钱的信封，小心地塞进了陈最的信箱。然后，他在寒冷的夜风中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扇漆黑的窗户，像是要把什么刻在心里。最后，他跨上车，拧动电门，消失在了夜色里。
有些线，一旦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
陈最开始了新的寻找。他重新翻出落满灰尘的简历，投往各种公司。回应依旧寥寥。他去面试过几个岗位，不是薪资低得离谱，就是要求高得他够不着。他甚至去快餐店问过是否需要小时工，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招满了。
现实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他困在原地。银行卡里的数字在不断减少，焦虑像藤蔓一样日夜缠绕着他。
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同事。对方看到他，有些惊讶，寒暄了几句后，犹豫着问：“陈最，你……后来找到工作了吗？”
陈最摇了摇头。
同事叹了口气：“现在大环境是不好。我们公司也在裁员，人心惶惶的。”他顿了顿，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对了，我有个朋友在城西一个物流园做管理，听说那边最近在招夜班分拣员，虽然累点，但工资日结，好像还行。你要不要……去看看？”
陈最心里动了一下。夜班分拣员。听起来和批发市场差不多。
他道了谢，记下了地址。
第二天晚上，他去了那个物流园。规模很大，灯火通明，传送带轰隆隆作响，工人们穿着统一的马甲，像工蚁一样忙碌着。空气里弥漫着纸箱和灰尘的味道。
面试很简单，几乎是只要四肢健全就能通过。工钱确实是日结，比批发市场稍微高一点，但劳动强度更大，管理也更严格。
陈最没有太多犹豫，点了点头。
“行，那我今晚就开始。”
新的工作环境，新的面孔，同样沉重的体力劳动。陈最把自己埋进这片陌生的喧嚣里，试图用身体的极度疲惫来麻痹那颗依旧在隐隐作痛的心。
他不再去想袁满，不再去想过去。他告诉自己，活着，就是一天天熬过去，把身体里的力气换成几张能活下去的钞票。至于其他，都是奢侈，都是不该有的妄念。
只是，在每一个凌晨下班，独自走在回出租屋的寒冷街道上时，他偶尔还是会抬起头，看着城市另一边那片曾经熟悉的区域，心里会泛起一丝微弱的、连他自己都刻意忽略的牵动。
那条断了的线，另一头，还系着什么吗？
他不知道，也不敢知道。
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轨道，只是这一次，他心里那片曾经被短暂照亮过的角落，彻底陷入了永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