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2年的春天，午后，太阳暖洋洋的照进正厢房里，一个少妇坐在靠窗的饭桌边，正在做针线活。邻居阿娣来串门，带来一张印有市立幼儿园招聘广告的报纸，对少妇说 ： “阿沈啊，我家老头说，这张报纸上有一个招幼儿园教师的启事，你高中毕业、有文化、还会洋文，你去考肯定能考上的！” 阿娣又坐下和阿沈唠了一会儿家常，放下报纸就回家了。阿沈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对着报纸招聘广告发了好一阵子呆。
阿沈的父亲是从宁波老家来大城市“闯世界”的小本生意人，他头脑灵活、人勤快、擅长察言观色、审时度势，很快就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把妻儿都从家乡接了上来。虽然他们不算大富大贵人家，但是多年苦心经营的小本买卖一直收入稳定，家境还算殷实。阿沈是家中长女，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是个开明人，让女儿们和儿子们一样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她很聪明，一路从小学念到基督教会女子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女孩高中学历绝对算得上是远近闻名的小才女了！阿沈1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5岁时，父亲续弦；18岁高中一毕业，父亲就选了一家门当户对的同乡亲家，早早让她嫁了。按照当时的惯例，她婚前和未婚夫是不能单独见面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类似于现在的相亲，两个人隔着七大姑、八大姨远远地坐着喝了一杯咖啡，从头到尾都没有搭上一句话；第二次见面就是订婚宴，现场人就更多了，七嘴八舌的把两个准新人的婚期给定了下来；之后再见面就是婚前繁琐的准备工作：合八字、过礼数、订礼服，还一起拍了当时非常时髦的西式婚纱照。婚前每一次碰面都是身边一堆人簇拥着，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机会。那个时代不时兴自由恋爱，几乎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俗称“盲婚哑嫁”，即便准新郎准新娘都是受过西式教育的高中毕业生，也丝毫不敢有任何怨言。婚礼当天非常风光，婆家八台大轿把她迎进门，两家联姻、大宴宾客，沈大小姐在婚宴上总共换了八套礼服，光各种颜色和花纹的旗袍就换了五套。18岁的她浑浑噩噩地、半饿着肚子、穿着磨脚的高跟鞋，敬酒、点烟、微笑、换礼服、上妆、补妆，像是演了一场粉墨登场的大戏、也像是做了一个美好的梦。
婚后，沈大小姐变成了徐家大少奶奶。婆家比娘家经济上更宽裕一些，丈夫又是长子长孙，公婆爱屋及乌，再加上她本身性格温顺、明事理，初期在婆家非常受宠。美中不足的是，她渐渐发现了丈夫是个典型的、被家里宠坏了的二世祖、公子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思进取，最大的爱好就是出去和狐朋狗友们胡吃海喝、花天酒地。所幸，当时他还在新婚的热乎劲上，对她还算过得去。她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顺风顺水地很快就有了身孕。结婚一年后，19岁的她生了长子，一举得男，婆家对她更是满意；两年后又生了次子，公婆开心得简直合不拢嘴，认为这个儿媳妇选得实在太好了！人前人后称赞她旺夫旺子、宜家宜室，处处对她赞不绝口。她这辈子最舒心的日子大概就是那几年，后来她回忆起来，自己都觉得美好的有些恍惚：丈夫虽然整天不着家，但是家里有一堆佣人、奶妈帮着照应孩子，她天天睡到自然醒，起床后有时候会陪婆婆、大姑、小姑们去逛街或者去戏院听戏，有几次有幸碰到梅兰芳先生来这个城市演出，家里账房帮她们早早买好了票，太太们、少奶奶们、小姐们打扮得漂亮得体的出门看戏，她远远看着梅先生在台上那么流光溢彩、风华绝代，真是极大的享受！她本以为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对丈夫的荒唐言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婆家谨言慎行、锦衣玉食的过完下半辈子；等着丈夫慢慢老了、收了玩心回家与她相伴养老；等着儿子们长大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成就一番事业。
世事难料，1949这一年，她大少奶奶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年初的时候，丈夫年纪轻轻便毫无预警地猝死了，老话描述是被炮弹声生生给吓死的，其实从医学上来说，就是突发心肌梗塞，当时周围没有人懂医学急救知识，等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就已经病发去世了。公婆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欲绝，自然而然的把愤怒、不平转嫁给儿媳妇，她从旺夫旺子的贤淑少奶奶一下子变成了命硬的、克夫的、不祥的寡妇，那一年她才26岁。丈夫去世前，她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一个儿子，只是遗腹子出生后的待遇和之前两个哥哥受到的万般呵护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不久，公公也因为老年丧子、郁郁寡欢、过度悲伤也去世了。家里没了主心骨，生意也在那时候被公私合营了，婆婆带着他们孤儿寡母搬出了大宅，搬进了大杂院。那一年是怎么过来的，阿沈自己都快想不起来了，因为太过悲伤，人反而是麻木的；跌入谷底的时候，她的情绪也是木木的，感觉不到太多撕心裂肺的痛苦；只是在午夜梦回、泪流满面时，她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三个儿子还很小，她是母亲，必须要照顾他们长大成人。人生就是这样悲喜交加、跌宕起伏，它有的时候是美梦，大多数时候是噩梦。美梦易醒，而噩梦，却不会很快结束。
解放后这些年，家里五口人的一应开销都用公婆之前存的的家底，阿沈也贴出一些父亲给的私房钱，平时还帮别人做些小孩衣物来补贴家用。今非昔比，她早就不再是大小姐、也再不是大少奶奶了。家里的每一分钱都得抠着花，几年下来，除了给儿子们添置衣物，她自己没有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哪怕买一双新袜子也不舍得。月底口粮不够时，他们经常三餐都只能喝粥，她还要叮嘱儿子们等粥放温了再喝，因为烫的时候吃太费小菜了！男孩子们都到了长个子的年纪，费衣服、费鞋、也费粮食，营养跟不上，每天总是喊饿；婆婆天天在家唉声叹气，抱怨天、抱怨地，最后总是把一切归咎于儿媳妇命硬。阿沈本身不是一个爱诉苦的个性，在婆婆跟前只好装聋作哑，对她的抱怨只能当作没有听见。她在娘家又没有亲娘可以说体己话，继母虽然待她不错，但总是隔了一层。周末回娘家时，父亲有时候会和她聊几句，总说不能一直这样坐吃山空下去，她还那么年轻，让她要考虑一下以后的出路。原话是这么说的： “你公婆的家底总有用光的一天，你还有三个儿子要养，我能贴补你一些，也总是有限的。现在是新社会了，你总得想想办法出去找份工作了。” 于是，她就开始留心着想找一个既能赚钱、又能顾家的工作。大杂院里虽然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但是左邻右舍都是热心肠和好心人，见他们家又是老人、又是孤儿寡母的，都非常关照他们，听说阿沈想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大家都时刻帮她留心着。
阿娣留下的报纸，阿沈看了又看，决定明天就去报名应聘幼儿园教师的职位。当年新中国刚成立几年光景，很多家庭妇女都在国家和家庭的双重鼓励下想要回归社会参加工作，报名幼儿园教师的人比阿沈想象中的要多，但是她的高中学历是其中的姣姣者，很快就得到了复试的机会。在复试中，她了解到幼儿园教师正式工作前有三个月的教师资格培训，是带薪培训，合格后正式上班每个月工资五十块钱。通过复试后，她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教师资格培训，正式上岗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的秋天了。阿沈在她29岁那年，完成了自己作为女性自食其力的第一步。几十年后，她向孙子孙女们骄傲的介绍自己的历史，说： “你奶奶：我，是新中国第一批考上事业编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