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宦官问题之后，李纯重点考虑藩镇问题和经济问题，通过平定刘辟、李锜的叛乱，对其他藩镇形成了威慑，各藩镇目前没有越轨的行为，朝廷的军事准备还不充分，李纯暂时不想挑起事端，所以想先重点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
尽管李纯两次裁减宫中的人员，自己也带头节俭，宫中的开支比德宗时期减少了一半，同时通过鼓励垦荒和上收藩镇的一些财权，增加了朝廷的收入，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朝廷需要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训练左右神策军、生产火器、提高官员待遇、改善民生都要用钱，朝廷仍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
李纯认为，要发展经济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的效率，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合理的税收和鼓励政策，减少繁琐的管制和中间的损耗，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来说，想大规模的推进技术进步还不现实，相对可行的是，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通过调整政策，调动各行业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然后通过征税的方式提高朝廷的收入。
从唐朝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选择增加收入的途径不多，根据新任盐铁转运使程异的提议，李纯和左丞李吉甫、户部尚书李巽反复商讨，决定重点在盐铁方面下功夫。
唐朝实行盐铁专卖，其中盐业从生产到销售都是朝廷派人把持，属于纯垄断行业，所有赚的都是朝廷的；铁铜金银的冶炼与销售也处于垄断状态，由朝廷实行严格管制，从采矿到生产，再到销售，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人员才能参与，限制人数，从业者要上交很高的赋税。
按理说，这两个行业都属于垄断行业，而且都是百姓的必需品，价格高、利润大，朝廷本应可以收到不少钱，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盐铁价格高，很多百姓买不起，就给私产私卖留下了空间，贩卖私盐、偷炼金属非常严重，同时很多官员随意增加盐铁价格，趁机**牟利，进一步刺激了百姓购买走私的盐铁，导致朝廷实际的收入与预期相差很大。
程异主持盐铁事务后，首先进行盐业改革，朝廷不再垄断，食盐的生产者和销售端只要在朝廷备案，然后就可以自行生产销售，全面放开，朝廷只在流通环节征税。
新政策出来以后，生产者和销售者除了按抽成交给朝廷赋税，其他盈亏都是自己的，所以积极性很高。因为走私者会影响自己的收入，这些合法经营者对走私的极为痛恨，会快速发现线索并举报，朝廷可以很快抓到走私犯。
而且新政策下，破除了垄断，食盐价格降低了不少，走私不再暴利，随时可能会**杀头，盐业走私基本禁止住了。
同时，户部对盐业的税务人员进行严格约束，严防随意加税、侵吞税款、利益输送的情况，确保应该征收的税款足额征收，全部进入国库。
通过盐业改革，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合法的食盐价格下降了很多，非法的走私得到了遏制，深受百姓的欢迎。
由于征税的比例是固定的，避免税官对不同的商人随意加税、减税，堵住了牟利的空间，严格的监管也遏制了**的行为，朝廷的收入大增。
李纯认为，盐业改革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以前朝廷进行全面垄断，导致价格高昂，百姓深受其害，真正的利益却被走私者和贪官污吏拿走，朝廷得到骂名却没有增加收入。
改革以后，虽然食盐价格降低了，但是通过充分竞争，降低了生产和销售的成本，采取固定比例税收和严格监管，解决了涉事官员徇私舞弊的问题，这样一来朝廷的收入反而增加了很多。
盐业改革的经验出来以后，朝廷又在铁政上推广，把铁铜金银等金属行业，从采矿、到生产、再到销售，朝廷全部放开给百姓，鼓励人们积极介入金属加工行业，朝廷只在采矿、生产、销售过程中，按照生产量和销售额来抽成收税，其他的基本放开。
铁器和其他金属是当时的重要物资，社会需求很大，成本下来了，价格也降低了，老百姓买的就多了，生产量和销售量提高了不少，税收跟着增加了。
通过盐铁新政，食盐和金属都大幅降低价格，方便了人民，税收也增加很多，全国的一年税收由1300万贯，增加到1900万贯，朝廷的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靠着朝廷财力的支持，左右神策军汰弱留强，采购装备了不少火器。
李纯还想进一步打破限制，让全国的商品都方便流通起来，但是藩镇割据的限制，束缚了这项工作。
元和三年下半年，朝廷为了选拔人才，开始进行第二次科举考试，李纯由于事务繁忙，便任命礼部尚书杨于陵主持科举选士，力求再选拔一批人才上来，没想到这次科举引发了朝廷的一次动荡。
李纯自登基以来，根据个人的观察和喜好使用一些官员，对官员队伍也形成了一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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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些官员通过两年多的分化，逐步形成了四个派系。
一是循吏派，以李吉甫、裴垍、武元衡为首，主要是一些能办事、会办事的官员，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处事的方式与李纯契合，深受重用。
二是诤臣派，以李绛、卢坦和大理寺卿陈达封为首，这些人直言敢谏，虽然有些刚直，但是总体还是好的，李纯也愿意用他们。
三是勋旧派，以高郢、郑珣瑜、卢从史、裴均为首，这些人都是前朝遗留的老臣，能力一般，有的甚至还有劣迹，但是由于朝中缺乏人才，而且不愿搞出矛盾，就只能先用着。
四是清流派，以礼部尚书杨于陵、侍郎王涯、翰林学士韦贯之等人为主，这些人能力一般，但是喜欢品头论足、崇尚空谈，李纯对他们不太感冒，也是姑且先用着。
清流派看到循吏派得势，心中非常不满，认为他们虽然有些能力，但是操守不好，做事原则性不强，对皇上投其所好，有时还投机取巧、施展权谋，对李吉甫意见最大。
历朝以来，科举选士都是一个敏感事务，求情请托、徇私舞弊、拉帮结派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由于主考官的不同，每次科举选士的标准和方向也不同，考官的喜好和偏向决定了选取哪些士子成为进士。
此次科举，恰好是杨于陵作为主考官，王涯和韦贯之参与，他们亲自阅卷，选拔他看好的士子，希望通过科举选士来壮大清流派的声势。
李吉甫作为宰相，也不能免俗，曾向杨于陵推荐自己看好的士子，希望能够录取为进士，没想到杨于陵完全不领情，没有答应。
不仅如此，李吉甫看到杨于陵录取的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几个进士，在文章里大话连篇、抨击朝政、甚至有人对他人身攻击，非常恼怒。
李吉甫经过了解，杨于陵在录取进士中并非客观公正，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请托，被录取成为进士。宰相推荐不行，其他人请托就可以，录取的进士还有攻击自己的，李吉甫更加气愤。
思虑一番后，李吉甫决定向皇帝奏明此次科考的问题，一是杨于陵徇私，一些进士是通过请托得以录取的，二是录取的标准有问题，很多都是空话连篇、只会唱高调的人员，甚至有人进行人身攻击。
李纯收到李吉甫的奏报后，非常重视，责令裴垍进行调查，居然真有李吉甫反应的情况，确实有人向杨于陵请托成功被选为进士，有些士子的言辞激烈，随意评判朝政，不仅批评李吉甫，甚至还批评其他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