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殿、大雄宝殿，挨着转了一圈，静悄悄的，后来顺着侧边一条小路，绕过藏经楼，往后山走。”
“再往上，空气更清凉了。”
“豁然一片缓坡梯田铺开在眼前——好家伙！金黄的玉米棒子挂在秆上，油绿的花生藤铺满垄沟，更显眼的是一片片刚收割的大豆杆，饱满的豆荚在秋阳下闪着棕褐色的光。”
“穿着粗布海青的师父们，卷着袖子，正在劳作呢。”
他的描述渐次清晰，画面在言语中次第浮现，充满劳动的烟火质感。
“那一趟，除了入门香花钱，”江昭宁语气带着一丝几近玩味的回甘，“我是真正的一文没往外掏。”
“快下山时，在寺门口还撞见几个师父正拿着大簸箕给零星的信众分发新收的黄豆呢。”
“粒粒饱胀，色泽鲜亮得晃人眼。”
“说是寺里丰收，分享功德。”
“硬是给我怀里也塞了沉甸甸一大袋。”
“据我所知，他们吃不完的农作物全部都送给敬老院、福利院或作为礼物送给游客和信众。”
他顿了顿，目光回到林方政汗涔涔的脸上，那丝玩味与平和都收束了，剩下的是直透心腑的审视，“说实话，那个场面，让我记到今天。”
“是的，还，还凑合。”
“肃穆的庙堂钟鼓，鼎盛时熙攘的香火烟雾气，本该是虚无缥缈的焚香诵经之地，可那片金灿灿的庄稼地，那晒场上浓郁的油料和土腥气。”
“还有师父们劳作时脸上那层晶亮的汗水——这‘人间烟火气’，与‘古寺焚香气’硬是搅和到一块儿去了。”
“融合得……一点都不生硬，反而觉得本该如此。”
“你说，这‘还凑合’？”最后一句，尾音沉落，字字千钧，如同巨石压向林方政。
汗水顺着林方政的眉弓滑落，在下颚处汇聚，悄然无声滑落。
他只能机械地回应：“……是，是挺好。”
每一个字都仿佛被无形的海绵吸干水分，干涩异常。
江昭宁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林方政脸上，深邃而有力：“这才是扎根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真修行，真境界。”
他轻轻叩击着桌面，“寺庙，固然是四众弟子念经礼佛、过宗教生活的神圣道场。”
“但如果只知闭门诵经，远离生产，不沾地气，久而久之，恐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上仰赖施舍，人格上如何真正独立？”
“精神上又怎能真正滋养众生？”
林方政只觉得额角的汗珠不断沁出，顺着鬓角滑下，只能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
江昭宁寥寥数语，不仅点出了清凉寺的特色，更如重锤般敲打在他心上——作为旅游局长，自己对这块文化瑰宝的理解，实在太肤浅、太失职了。
回溯历史长河，佛教初入中土之际，其僧侣的生存方式，确实如江昭宁所暗示的“不沾地气”那般，与华夏农耕文明的深厚土壤格格不入。
那时的沙门，严格遵循着源自古天竺的“乞食”制度。
晨曦微露，僧侣们便手持钵盂，次第行于街巷村落，依靠信众布施的一粥一饭维持生命与修行。
这在印度文化语境中，是僧人舍弃世俗、专心求道的象征，是清净离欲的体现。
然而，当这朵异域之花生根于中原大地时，其赖以生存的“乞食”方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早已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体系。
“男耕女织”、“力田为本”不仅是生产模式，更是渗入骨髓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身强力壮、不事生产、仅靠他人供养为生的僧人群体。
在主流社会眼中，其形象迅速发生了危险的扭曲。
他们被贴上了“不劳而获”、“蠹虫”、“游食”等充满贬斥的标签。
东汉末年批判佛教的言论已露端倪。
及至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寺院经济膨胀，僧尼数量激增。
这种矛盾更是空前激化。
北朝重臣崔浩、寇谦之等激烈抨击佛教，认为其“虚诞”，“为世费害”。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发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公元444-452年）前发布的诏书中，痛斥僧侣“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僧人脱离生产、消耗社会财富、影响国家赋税和徭役的强烈不满。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发动第二次灭佛（公元574年）时，理由同样直指经济：“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国治不在浮屠”。
托钵行走的身影，在儒家“不耕者不得食”的伦理审视下，竟成了动摇国本的游影。
佛教面临的，是一场关乎存亡续绝的严峻危机。
僧人的吃饭问题，这个看似基本却关乎生存根基的课题，已尖锐地摆在眼前。
若不能适应这片土地的经济形态与文化心理，佛教这株大树，恐有被连根拔起之虞。
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释迦法脉，几度命若悬丝。
在烈焰边缘飘摇，几近窒息湮灭于历史烽烟之下。
生存的危机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神圣的信仰不能仅存在于云端，僧侣亦需与大地建立真实而坚韧的联系。
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公元580-651年）以其非凡的智慧与魄力，为困境中的中国佛教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生路。
他敏锐地洞察到，要化解佛教的生存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僧团的经济基础。
道信大师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他率领僧众在蕲州黄梅双峰山定居下来，开垦荒地，躬耕自食。
这一举措，绝非仅仅为了解决饥肠辘辘的权宜之计。
道信大师从佛法精义的高度，对劳动进行了革命性的阐释。
他提出，“作”本身就是“坐”禅最根本的“报障”，更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将农业劳作与禅修实践完美地融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坐作并重”的理念。
《传法宝纪》记载其训导：“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
这看似强调“坐”，实则已将“作”即劳作以换取食物，视为“坐”禅得以持续、得以深入的前提和基础。
在道信看来，只有通过踏实的劳动解决了生存之忧，僧人才有可能真正“闭门”安心于禅坐。
道信将汗水浸透的劳作升华为修行本身。
为禅宗找到了深植于华夏农耕文明的坚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