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和花阿姨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时间已是中午。她倒好，她只是坐在妈妈的三轮车后座，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年少时光。我就痛苦了，我在她黑漆漆乱糟糟的记忆库里跑了半个早上，之后反复阅读她的记忆，把它们都记到我自己的脑子里，以此度过了剩下的半个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几乎是个死人，大脑完全过载，瘫在躺椅上睁眼看头顶的大榕树，双眼无神，表情麻木，比珩的NPC看起来班味更重。我就看着花阿姨伸了个懒腰，一脸惊喜地跟珩说刚才的见闻，然后夸我多神奇多聪明多厉害云云，我平时没见过什么世面，听到别人夸我，心情都很膨胀。今天我膨胀不了一点。我仿佛一条晒太阳的死鱼，听花阿姨洋洋洒洒地演讲一轮，看她忽然间低头看表，大喊一声“哎呀孙子补习班下课了我要去接他”，之后匆忙要走。我用我仅剩的一条反射弧控制右手举起来，僵硬地跟她挥手道别。
她一走，珩就窜到我旁边的躺椅上躺下，她一手撑着头，歪着看我。
她问我：“你还好吗？”
“不好。”死鱼一动不动地发话，“我这辈子没这么高强度用过脑。我的脑子要爆炸了。”
她好像在笑。真的很烦。不想忍她了。死鱼的眼球往她身上转过去，之后给她翻了一个白眼。
“要不要这么看我啊，”她说，“请你吃饭咯？”
“这次是几点，长者饭堂中午十一点半开饭是吧？还是中午先饿着，晚上六点才开饭？”
“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请你吃饭，你怎么就这么看我，我是这么抠的人吗？”
“哎你要不要进我脑子看看，我给你放那天的录音，就骗我带小孩写作业那天。”?
“一顿饭而已，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还指责上我了？”
我嘴上跟她急，人依然动不了，我的大脑被强制休息了，我就像一条死鱼，在阳光的暴晒下激烈地口吐白沫。
她看着我笑：“所以你吃不吃？”
“你请我就吃。”?
“那你起来，我饿了，现在就出发。”
我的眼睛朝她所在的方向一轮：“你觉得我要是能起来，我还会躺在这里吗？”
她笑得更开心了，她从躺椅上灵活地跳下来，显摆似的走到我面前，伸出一只手：“要不要拉你一把？”
我没回答。因为我的脑力不足以完成回答问题和伸手两个事情，我只能选一样。我艰难地在我一堆沉睡的神经元里，找到还醒着的那一个，让它叫醒我的脊髓，帮我完成伸手的动作。我的浅感觉已经关闭了，我感知不到她的手，她用力拉我，我一点力气使不出来，像个沙包一样被她扯离床面几寸，她说一句“你怎么这么重”，之后就松了手。死鱼“哒”的一声倒回躺椅上，她揉揉自己的手腕：“你睡吧。不管你了。”
“喂——”
我的话被堵住了，因为她又使用一些我不知道的催眠手段，把我放倒了。不得不说真是人不可貌相，有的人长得斯文乖巧（比如我自己），结果修的都是害人的法术，有的人说话难听把人骂得满地找头，结果是个疗愈系的角色，一秒把人击倒，之后就派出按摩专员小猫，四只猫爪在我的大脑上按来又按去。
最后我是饿醒的。难怪珩食量这么大，动脑的工作真是耗能。我和她又跑到五中后面的街区觅食，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半，吃午饭的大潮已经过去，我和她在米线店坐下，我饿得两眼放青光，一进门就点了个手撕鸡米线加手撕鸡加米线再加一份墨鱼丸一份牛筋丸，之后我在老板微微惊讶的眼神里回头看珩。我问她：“你吃什么？”她说：“跟你一样吧。”我跟老板说，把上面那些复制一份（我的脑子还没完全好，想不起来“再来一份”这个词），给她贴过去。老板狐疑地看了珩一眼，最后还是按照我的要求下了单。这家米线的碗特别特别大，比珩的脸都大，我和珩就坐在靠门口的位置，两个人点了两碗加料加满几乎要溢出来的米线，埋头猛吃。路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吃得太香，有几个甚至看完就进店。老板非常懂事，给我们两个饿鬼投胎的真人广告牌一人送了一瓶冰豆奶，并且热情地邀请我们多多光顾。
下午来的是张阿姨，说实话，幸好是她。她退休之前是个建筑师，那个年代里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大脑整理得妥妥帖帖，找她的记忆并不费神。张阿姨原名张雨铃，“雨霖铃”的雨铃，名字有些过于温柔了，她在社区活动中心里可以算是中气最足的那一拨人，声如洪钟气贯长虹，雨霖铃也是夏天台风正面吹过来时的那种十二级大风加暴雨级别的。我想她当时应该在一个很不错的单位里，遇上了一批很不错的同事，她的“家”居然是她在单位里午休时常去的阅览休息室。她的记忆很整齐，几乎没有噪声，虽然她是整个社区活动中心里最八卦我和珩的人，但这对她来说显然只是一种消遣。关于我们，或者关于其他人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记忆，都没在她的的仓储里留下痕迹。我几乎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二十七岁的她——硕士毕业一年，在市里建筑设计院工作，每天热衷于听所有人的家长里短，以分散工作所需之外的少量空闲注意力。
她一出来，我就留意到她的门牙。她有一颗门牙是歪的，这让她的一边嘴角天然地往下垂，显出一种不太高兴的样子。我忽然就想到了早上的于兰花阿姨，她让我按照她二十三岁的样子建模，之后又让我把她三十岁才点掉的痣去掉。张雨铃阿姨大概是修过她的牙齿，我自作主张地把她的牙修成了现在的样子，结果她看到自己，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牙哪去了”。
她说那颗牙已经歪了二十多年，她小时候一直因此被嘲笑，但后来她和它和解了，她想它长成这样，必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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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难处。她为此去口腔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左右两颗牙长偏了一点，因此这颗歪牙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不得已之下，它长歪了。“这么说来，它还是受害者呢！”她这么跟医生说。医生觉得她有意思，还回她一句“对啊你拔它是错怪好牙，按理来说你应该把两边拔了，然后把它摆正，还它公道”。一般医生是不会这么说话的，虽然我是个恋爱白痴，但在社区活动中心听了那么多阿伯阿婆年轻时的爱情故事和一万吨多愁善感路老师的心路历程之后，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牙医就是张阿姨那个沉迷观鸟常年背着个装着大镜头的龟背书包来接她回家吃晚饭的老伴。总之她就和她的牙和解了。但后来，某次她去旅游，滑雪的时候摔倒，正好把这颗蒙冤的门牙摔断了。她一度想把它修回原来的模样，但修个歪掉的门牙，无疑是在砸她爱人的招牌。最后她爱人给她修了个完美的新门牙，她也就成了现在我看到的样子。
她说那颗门牙是她的“人生节点”之一，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等她老年痴呆了，她也许还会记得，门牙是在她三十七岁的时候摔断的。她说我还小，要记住的过去还不多，回忆事情的时候还是用“我几岁的时候”做开头。等我到了她这个岁数，事情就会由“退休”“孙子会走路”“得高血压”这种时间节点来分界。之后她问我，你有什么重大的时间节点了吗？我居然在那一刻想起了我第一次见珩的那一天。我的天哪，我为什么会想起那一天。过了一秒我才反应过来，这时候我应该想起的是四年前国庆假期前操场上那个踢中我后脑勺的足球，那才是我过去和现在，虚幻与现实的分水岭。
珩给司徒阿姨设计这个婚礼，其实已经有些时候了。但最近，好像是因为司徒阿姨的老伴身体不太好了，她本人又有点老年痴呆的前兆，事情一下子就变得紧急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时间，要不是因为珩着急要把这个大工程完结，她也不会看上我的脑子，我也就无从让她帮我找回我的记忆。
她确实是有点着急，我不用问都知道现在司徒阿姨的老伴情况不太妙，因为向来懒散的珩，近来每天都在忙婚礼的事。因为婚礼的主场景存在我的记忆里，她每天都要来找我。我白天还要上班，于是她就在晚上来我家。我不知道她是设定了什么神奇的生物钟，她每天晚上九点准时陷入昏迷，第二天早上九点准时醒来。教堂建在我记忆的“家”里，没有我她进不去，因此我每天只能陪她八点钟就躺到床上，在她延长的一小时里和她一起赶工，之后她在梦里和我道别，她开始她长达十二小时的休眠，而我可以选择醒来或继续睡。要是没有那个在社区活动中心找记忆的周末，我必然会想“谁家好人二十多岁了九点睡觉啊我要起来打游戏”，现在我可以预见之后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像一条死鱼一样，在大脑完全没电的状态下，和珩一起昏迷，直到第二天闹钟响起，催我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