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来不该是那样的，她本来有光，有刺，有锋利的棱角。
我第一次见林解，是在一个展览现场。
那年是春天，光线还没变暖，空气里还带着新装修的工业味。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站在灯光装置前，背挺得笔直，头微微侧着，像在试图用身体捕捉光线折射的角度。她没有像其他观众那样匆匆拍照发朋友圈，也没跟谁讲话，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全神贯注地看那束光在金属与透明屏幕之间不断跳跃。
我站在她身后，最初注意到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站姿——太整齐了，像画里的人物被定格住，只有发尾在空调出风口的气流里微微晃动。她就像一根插在水泥地里的线，被这座城市拉得很紧，却没有倒下。
那天我本来是带客户去做空间调研的，没打算久留。但她站在那的样子让我停下了脚步，甚至忘了回复客户的消息。
我后来常想，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瞬间，会不会比后来的所有过程都更好——她没说话，我没靠近，我们都只是彼此视线里的一部分。
可生活不是装置艺术，它不会永远保持原样。
我们第一次真正交谈，是在她策划的一场交互展里。我作为空间设计顾问受邀，她则负责展览的交互体验部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不是那种好拿捏的合作者。她说话不快，却逻辑清晰，带着一种不自觉的坚定。她提到的观展动线、情绪节奏和空间呼吸感，都和我过去的经验有所冲突。
她并不试图“讲理”来说服我，而是“把自己想得很清楚”，然后站在那里不动。
她说：“空间不是围合，是诱导。”
我说：“空间要克制，才能被使用。”
她反问：“那你觉得人是来‘使用’这个空间的吗？”
我没回答。那是我第一次有点恼火，却也第一次对一个人——不，是对一个人的思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她和我截然不同。
我是那种会为客户把门把手材质精确到毫米的设计师，她则相信模糊带来温度。我在CAD图纸上搭建方寸，她在情绪里追问形状。
林解，是一根会弯但不会断的线。
她的存在，最初像一颗不规则的石头落进我日常生活的玻璃杯中，扰乱了我的密封感。我开始期待与她讨论那些“无用的设计理念”，开始在下班后绕路路过她可能出现的艺术空间；我甚至为她做了我从来不做的事——推掉一个客户的饭局，只为陪她一起在仓库楼顶看一场没星星的夜景。
我们开始走得近，也开始，互相靠拢。
我还记得有一次，她突然在半夜给我发来一条信息：“你会不会觉得我情绪太多？”
我刚刚从图纸里抬起头，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愣了一下。
我回她：“不会。”
然后过了很久，她回了两个字：“谢谢。”
我知道，她不是在问“我是不是情绪化”，她在问的是，“我这样的人，你真的能接受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人。我以为“不会”两个字，已经足够表达善意。
可后来我才懂，“不会”是最低程度的接受，而她想要的，是“我喜欢你的情绪”。
我没有说出口的这句话，成了她后来所有改变的起点。
她开始习惯在我不在时点外卖，点的是我爱吃的菜；她开始在我们共同空间里避免使用太强的香水味；她把闹钟调晚了半小时，因为我说过“早上醒得太快会头痛”；她把自己的创作室搬离原先那间光线最好的屋子，因为我需要那块区域接待客户。
她从没抱怨，只是像一个在设计软件里不断“拉参考线”的人，努力把自己挪进我需要的位置上。
但我没有告诉她，我其实并不喜欢所有被她改过的部分。
我开始想念她最初那种不可预测的气场，那种会让我在合作会议上头疼，却忍不住期待她再次提出挑战的状态。
只是我没有说出口。
我以为这些都是过渡，是亲密关系里“适应阶段”的自然过程。
我甚至以为，她是主动想改变。
现在我回头看，我才发现：她不是“主动”，而是“不想失去”。
而我，是那个让她觉得“不这样做就会失去”的人。
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不会一天比一天安静，不会连喜欢的风格都变得模糊不清。
而她，到了最后几个月，连选择外卖都开始犹豫——不是她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而是她在等我先说一句“今天你来决定”。
我从没说过这句话。
她的生活，渐渐变得跟我没有冲突，也没有颜色。
她笑得比以前少了，说话也温柔克制了。她开始称呼我“闻川”，从最初的“小沈”或“建筑师先生”变成一个仿佛早就商量好的称谓。
我以为这是我们更亲近的表现。
她却是在慢慢放弃对我的亲昵。
她不该是那个样子的。
她不该把自己的热情藏起来，只为了不让我觉得她“太多”；她不该放弃深夜喝酒听爵士的习惯，只因为我说过“那种音乐像噪音”；她不该在我们之间保持沉默的优雅，只为了成为“配得上我”的样子。
她本来是带刺的，是明亮的，是会站在光影装置前不动的那种人。
而我，把她从她自己身上，一点点剥离出来，揉进我习惯的蓝图里。
我现在坐在工作台前，窗外天色沉下来，像墨水撒在宣纸上，一层一层晕染。
我把手机音量调小，反复听着那段录音的声音。
她说：“我越来越像你喜欢的人了，但越来越不像我自己。”
我闭上眼睛，突然想问她——你还记得你来时的样子吗？
不，我想问的是：我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