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开学一两个月后，那个小少爷就开始到处收“保护费”了。
以他的家境，完全不需要这三瓜两枣的零用钱。他更本质的目的，是为了在其他孩子面前耀武扬威，从而展示自己在这个班级里至高无上的主权地位，让他们对自己表示出发自内心的言听计从。
所谓的收取保护费，完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服从性测试。
"保护费"的荒唐游戏始于九月中旬。沈灿若起初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三五个铜板，还美其名曰说是用于充当班费，给同学们买纸笔本子等必要用品，可当沈灿若用这笔钱在茶楼订了雅座，请那几个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小跟班们吃蟹粉小笼包时，这场游戏的真相便昭然若揭。
他发明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交满五十文能成为"荣誉会员"，可获得抄作业特权；交足一百文则晋升为"护法"，能参与惩罚"不听话的家伙"。
到了远山绪这里，他由于家境实在贫寒，根本交不起这份无理取闹的保护费。
远山绪的贫穷是无法掩饰的。补丁摞补丁的灰布书包，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还有那双底都磨薄了的布鞋。
当沈灿若将刻着双鱼纹样的银质怀表甩在他桌上，说出“只要你每月交上文钱，老子就能保你平安”的时候，教室里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哄笑声。
在那个时候，同学们对远山绪的嘲笑，还仅仅是因为他的贫穷。
远山绪神色复杂，紧紧的攥着口袋里仅有的五文钱，那是母亲缝补衣服攒下的，准备给他买墨水用的。
“对不起……，我，我实在是没有钱。”远山绪怯生生的回答着，在他眼中，对面那个向自己索取保护费的小少爷无异于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
沈灿若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气急败坏、火冒三丈，张牙舞爪地想给对方一点颜色尝尝。
于是，这位小少爷就将自己所探听到的关于远山绪家世的事情，再加上自己极其富有创造力和艺术性的添油加醋之后公之于众，作为对方让自己失去了面子的报复。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小流氓他/妈可是万花楼里的妓/女，我爹当年还睡过她呢！”
沈灿若在自己的一从小跟班面前大呼小叫着，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优越感。
“他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为了给他妈赎身，连工作都不要了！”
成年人的“坏”，往往是建立在对某些特定利益的追求之上，比如说金钱，比如说权力，虽然看上去性质更加恶劣，却往往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并且目标明确，几乎不会在目标之外滥伤无辜。
而孩子们的恶意则不同，它们是纯粹的、不掺杂一点功利心，同时也是不顾一切后果的。
他们不顾一切的将对方的尊严与人格同时弃如敝履，只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虚无缥缈的胜负欲与虚荣心。
他们常常没有任何目的，也不能从中获取任何利益，只是单纯的看热闹不嫌事大，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罢了。
这件事情一经公布，立即便如落石入潭水一般，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传十，十传百地在这些无聊的孩子们之间急速传播。越传越邪乎，越传越过分，他们的创造力可真是无人能比呢！
就这样，远山绪在国立中学的境遇，瞬息之间就变得和三年之前一样。
他只能承受着来自身边几乎所有同龄人无止无休的冷言冷语，忍受着他们趋利避害的嘲讽和孤立。
霎时间，他成为了所有人议论纷纷的众矢之的，成为了无聊的八卦“专家”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谈资，甚至还收获了一些诸如“私生子”、“小流氓”之类具有强烈侮辱性的绰号。
自那日之后，在沈灿若等“领导人物”的一力操控之下，教室里的座位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沈灿若独占靠窗的黄金位置，前后分别坐着赵虎和“情报主管”周明。远山绪的座位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紧挨着堆满扫帚拖把的杂物柜，每当有人经过，总要故意撞翻他的文具或是踹他的桌子椅子几下。
某天清晨，他发现课桌上刻着歪歪扭扭的"贱种"二字，小刀划过的木纹里还渗着墨水，显然是再也洗不干净了。
流言像病毒般不可控制的疯狂扩散着，食堂的阿姨拒绝给他打饭，说“骚/货养的脏东西别弄脏了我的锅”；宿舍管理员将他的被褥扔出房门，理由是"晦气"；就连平日里最宽厚和蔼的国文老师，看他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嫌恶。
更可怕的是那些无形的伤害——每当他走进教室，原本喧闹的讨论就会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不加掩饰的嘲笑。
多少次的，远山绪无法忍受周遭人施加给他的恶意，动了回家去的念头。
“我再也不想留在这里看他们的脸色了，我再也不想受他们的欺负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尽管，他也知道，回家之后，他依然要面对村民们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流言蜚语。
内心挣扎了许久，远山绪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学校，他想着，自己一定不能放弃，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将来好好打那些施暴者的脸。
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山绪始终无法入眠，白日里那些刺耳的辱骂和诅咒声像是压在他头顶上的乌云，仿佛有千斤重，时刻折磨着他，让他怎么也睡不着。
空荡的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三个“室友”因为嫌他晦气，也嫌弃宿舍的环境简陋，一个两个的全都搬到了外面住，只把他一个人扔在了这里。
寂静的夜晚中，陪伴着远山绪的只有窗外冰冷凄清的月色和宿舍里墙皮掉落的簌簌声。
远山绪坐起身来，凝望着月光下遍布着灰尘的窗台，沉默许久，然后终于不顾一切的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爸妈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远山绪撕心裂肺的喊叫着。
是啊，他不过是一个才只有九岁的孩子，他做错了什么？他的父母，一对在封建社会中冲破桎梏勇敢相爱的普通夫妻，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他们只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是受害者有罪论的牺牲品，真正犯下大错又始终不改的，是那些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通过践踏别人的尊严来彰显自己优越感的施暴者。
在那个平凡的夜晚，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在远山绪的内心深处悄然觉醒了。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渴望过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痴迷于权力与地位。
“他们之所以敢毫无顾忌的欺负我，还不是因为我无权无势吗？如果我将来当上了校长，甚至于当上了这里的市长，他们还敢在我面前搞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恶心我吗？当然不敢。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我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虚度光阴，更不能向那些该死的施暴者低头，无论他们怎么摆布我，我都要毅然决然的坚持下去，我要拼命的向上爬，爬到他们碰都不敢碰的地方，成为他们高攀不起的角色。”
从那天开始，远山绪开始拼命的学习，不顾一切的用书本上的知识武装着自己。
堆积成山的书本像一堵坚固的城墙，将那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通通拦在外面，只留下一片不受任何干扰的世外桃源。
赵虎骂他“狗娘养的小流氓”，他置若罔闻，沈灿若纠集上一帮会画画的小跟班，绘制了几张不堪入目的“宣传画”——一个衣着暴露、妆容妖艳的风尘女子抱着一个小孩子，旁边题词：远山绪先生和他“美丽”的母亲，他置之不理，周明问他为什么不子承母业，去青楼当小倌，还一脸猥琐的说自己愿意当他的第一个“客人”，远山绪又羞又恼，气愤不已，却依旧选择了忍气吞声，一言不发。
在自己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时，当自己的母亲被恶意的羞辱唾骂时，远山绪感觉自己的心被折磨的千疮百孔，不住的在滴血，但他一直强迫着自己学会坚持，学会忍耐。
“忍一时风平浪静，再坚持坚持，一切总会好起来的。”
然而，对于远山绪而言，一时的忍耐换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平浪静，而是施暴者们的得寸进尺与贪得无厌。
晦涩难懂的题目，不堪入耳的恶语，三番五次的骚扰，这“三座大山”折磨的远山绪身心俱疲。
他常常拿着密密麻麻记满了化学方程式的笔记本，在同学们都离开之后形单影只的走在回宿舍的小路上，一边走路一边背诵着今天新学习的知识点。
他已经习惯了孤身一人的日子，不敢和那些所谓的“大多数”产生任何的交集，他知道，一旦自己和他们有了接触，等待自己的必然是一阵避之不及的狂风暴雨。
年仅九岁的远山绪，看上去比周围那些无聊的家伙要成熟许多，他寡言少语，行事低调，神色阴沉，清瘦的面庞上写满了本来不该属于一个孩子的疲惫和忧郁。
更可怕的是，以沈灿若为首的，这群精明的孩子们还知道打架斗殴之类的事件会把事情闹到校领导那里。
因此，他们采取了一个相比之下更加安全而有效的方式--施行以恶言恶语为中心的冷暴力，既能满足自己作为施暴者的无耻**，又不至于把事情闹的太大——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
并且，以沈灿若为首的“少爷亲兵”总会以此为借口去找远山绪的各种麻烦，甚至还不厌其烦的去教师那边打小报告，以至于许多不明实况的老师也稀里糊涂地真把他当做一个顽劣不堪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远山绪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仍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一个离开父母的孤单的游子，他什么都做不了，绝望之下，再多的爆发，恐怕也只能被当作无能狂怒。
『……事实上，我的身边充满了高峻的围墙，上下左右、严丝合缝。我即便是跳到半空中，也只能终结于一次接着一次的碰壁……』
因为无力改变，所以深深绝望，因为深深绝望，所以恨意才会无休无止的增长，永久融入他的血液与思想当中。
在那之前，他拼命地学习，拼命地追求权力与地位，只是为了在那群施暴者面前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注定一事无成的废物，从而得到一种来自于社会的公众性认可，彻底打破先前的自我贬低和自我怀疑。
现在，他对权力的追求已经彻底失去了原有的纯洁性，和“报复”、“复仇”等名词紧紧的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同盟”。
他想着，自己要争气，要有朝一日把生杀大权握在自己手里，要成为那个能主宰他人命运的人。
等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将所有曾欺凌过自己的人当做垃圾一般，尽数从世界上清除，没有任何可供商讨的余地。
在他眼中，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所有人都是天生的坏种，他们生来就是要去死的！
这样的思想，在后世人实在是过分极\端和偏激，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能够说出来的，而那时候的他，才只有十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