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苏州梅家小院)
江南四月，空气里浮动着水汽和花香。梅英家低矮的瓦房前，一株老桃树开得正盛，粉云似的压着枝头。
王国良站在院门口，像根被钉在地上的桩子。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浆洗得发硬的藏蓝色中山装，勒得脖子有点紧，脚下是一双擦得锃亮却明显不合脚的黑皮鞋（借的）。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土布包袱，里面是两条沉甸甸的四川腊肉、几包红纸裹着的什锦糖，还有他攒了大半年工资咬牙买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就是他全部的“聘礼”。
汗水顺着他剃得发青的鬓角往下淌，不是因为热，是紧张。院子里，梅英的父母——父亲梅老根，一个精瘦黝黑、眼神锐利的老农；母亲周桂香，面容愁苦但眼神温和——正坐在小竹凳上剥毛豆。气氛沉默得能拧出水。
“伯…伯父，伯母。” 王国良嗓子发干，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他笨拙地鞠了个躬，差点把包袱甩出去。
梅老根抬起眼皮，浑浊的目光像两把小锥子，上上下下把王国良钉了个透。他没应声，只是把手里剥了一半的毛豆壳，狠狠扔进脚边的竹筐里，发出“啪”一声脆响。
周桂香赶紧站起来，局促地搓着手：“哎，国良来了…快，快进来坐。” 她踢了丈夫一脚，梅老根这才不情不愿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堂屋。光线昏暗。王国良像个受审的犯人，坐在硬邦邦的长条凳上，包袱放在脚边。梅老根坐在他对面，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烟雾缭绕，熏得人眼睛发酸。
“四川…红星灯泡厂？” 梅老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是。”
“几级工？”
“三级。” 王国良老实回答。
“家里几口人？成分？”
“爹妈，一个弟弟。贫农。”
“房子？”
“厂里…分了两间筒子楼。” 王国良的声音低了下去。筒子楼，厨房厕所公用，在苏州老农看来，跟窝棚差不多。
梅老根重重磕了磕烟锅，灰白的烟灰簌簌落下。“哼！我囡囡，苏州城里长大的姑娘！高二的文化！跟你去四川山沟沟里挤筒子楼？喝西北风？”
王国良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手指死死抠着长条凳粗糙的边缘。他想说他会努力，会好好待梅英，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笨嘴拙舌是他的死穴。
“爹！” 梅英从灶房端茶进来，正好听见这句。她放下粗瓷碗，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厂里分房是暂时的！国良技术好，以后会好的！是我要跟他！四川怎么了？能吃饱饭，有工作，就是好地方！” 她走到王国良身边，没看他，却像一堵墙，无声地挡在了他和父亲的责难之间。
梅老根看着女儿倔强的眼神，又看看王国良那副老实巴交、被训得抬不起头的样子，憋了一肚子的话，最终化成一声长长的、带着无奈和妥协的叹息。他挥挥手，像赶苍蝇：“罢了罢了！女大不中留！随你们去！” 他起身，背着手，佝偻着腰走出了堂屋，把沉默留给了剩下的人。
周桂香抹了抹眼角，把王国良带来的包袱打开，看到那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时，明显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复杂。她拉过梅英的手，又看看局促不安的王国良，最终只是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背，低声道：“好好过日子…”
王国良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这才轰然落地，后背的冷汗浸透了崭新的中山装。提亲这关，在梅英的“冲锋”下，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
(1981年7月，四川红星灯泡厂筒子楼)
热！空气像是凝固的、滚烫的胶水，粘在身上，甩都甩不掉。蝉在窗外声嘶力竭地叫着，更添烦躁。
但红星灯泡厂这栋灰扑扑的筒子楼里，却洋溢着一种与酷暑对抗的、喧腾的喜气。
王国良分到的两间小屋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门框和窗户上贴着大红的“囍”字，是用最便宜的红纸剪的，有些地方还透着毛边。屋里挤满了人，汗味、廉价雪花膏味、香烟味、还有食堂大师傅炒菜飘来的油烟味混杂在一起。
新郎官王国良，穿着那身提亲时的中山装，热得满脸油汗，领口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白汗衫。他不停地给工友们散着“大前门”香烟，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带着傻气的笑容，嘴角咧到耳根，露出一口白牙。
“王师傅！恭喜啊！”
“嫂子呢？快让新娘子出来！”
“老王行啊！真把咱厂最厉害的姑娘娶到手了！”
工友们嘻嘻哈哈地起哄，王彩霞的大嗓门尤其突出。
里屋。梅英坐在床沿。她没穿婚纱（那年代太奢侈），穿了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质地的红底小白花衬衫，一条熨烫得笔挺的深蓝色长裤。头发仔细地梳成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头绳。脸上薄薄施了点粉，涂了口红，在闷热的小屋里，汗珠很快就把粉冲淡了，脸颊泛着自然的红晕。
“英子姐！真好看！” 几个相熟的女工围着她，叽叽喳喳。
梅英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红衣、带着点陌生羞涩的自己，心跳得厉害。前世她也穿过红衣嫁人，但心境截然不同。这一次，是她自己选的。门外王国良被工友调侃发出的憨厚笑声传来，让她心底涌起一股暖流，冲淡了暑热带来的烦躁。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司仪，就在他们小小的“客厅”里。由车间主任老赵，一个同样满头大汗的中年汉子，扯着嗓子主持。
“一拜…”
“二拜…”
“夫妻对拜！”
王国良和梅英面对面站着，深深鞠躬。抬头时，目光撞在一起。王国良的眼神滚烫，带着毫不掩饰的爱意和紧张。梅英的脸更红了，赶紧低下头，嘴角却抑制不住地上扬。周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哄笑声。
“开席喽——！” 食堂的大师傅一声吆喝。就在筒子楼狭窄的过道里，支起了几张借来的折叠桌。菜色简单：大盆的回锅肉、麻婆豆腐、炒青菜、凉拌黄瓜，还有一大桶飘着油花的冬瓜汤。冰镇的汽水（绝对的奢侈品）和散装白酒管够。
热！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脖子往下淌。新人的红衣服很快被汗水浸透，颜色更深了。工友们也个个汗流浃背，却吃得热火朝天，划拳声、劝酒声、笑闹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新郎新娘！喝交杯酒！” 王彩霞带头起哄。
王国良和梅英被推到中间。两只印着红双喜的粗糙玻璃杯碰在一起，冰凉的汽水晃出来，沾湿了手指。在无数道目光和哄笑声中，两人手臂交缠，仰头喝下。甜腻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却压不住脸上滚烫的温度和加速的心跳。
“看这边！新娘子！笑一个！” 厂宣传科的小干事拿着借来的海鸥相机，满头大汗地指挥着。
梅英和王国良被推到稍微“凉快”点的楼道风口，肩并肩站着。背后是拥挤热闹的宴席，面前是黑洞洞的镜头。汗水不停地流，糊了眼睛，脸上的笑容都有些僵硬了。
“咔嚓！” 白光一闪。
照片定格。照片里，梅英的刘海被汗水打湿，一缕缕贴在额角，脸颊红扑扑的，笑容带着点疲惫却无比灿烂。王国良咧着嘴，笑得像个孩子，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崭新的中山装领口湿了一大片。背景里是模糊的、同样汗流浃背却笑容洋溢的工友们。
“哎哟，这汗流的！拍出来肯定都像热得融化了！” 王彩霞凑过来看，大笑着嚷嚷。
梅英接过小干事递过来的、还带着相机余温的相纸（即时成像），看着上面两个被汗水模糊了轮廓、却笑得见牙不见眼的自己和他。
热吗？热得快化了。
累吗？累得够呛。
但心里那份滚烫的、真实的喜悦和笃定，却像这川蜀盛夏的阳光，炽烈、耀眼，足以蒸发所有的疲惫和汗水。
她把照片小心地收进口袋，指尖拂过上面王国良模糊却灿烂的笑脸，自己也忍不住笑得更深了。
“是像融化了，” 她抬起头，望着身边同样汗津津却满眼都是她的男人，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落在他耳中，带着一丝俏皮和满足，“但笑得很开心，是不是？”
王国良没说话，只是用力地点点头，汗珠随着动作甩落。他悄悄在桌子底下，握紧了梅英同样汗湿的手。
热浪包裹着简陋的筒子楼，包裹着这对在汗水与欢笑中缔结誓言的新人。他们的新生活，就在这1981年滚烫的夏日里，笨拙又坚定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