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作为她毕业后的朋友，我决计不会写下这些关于唐荣宁的回忆。不过，坦白讲，我并不想以此作为自我辩解的托词。
初遇唐荣宁时，她那股外放的热情确实存在，如同夏日正午灼人的阳光，那是她后来沉入深海般淡漠之前的模样。她经历了某种艰难的蜕变，而我依然常与她见面。以至于我常常困惑：到底有何不同？天穹依旧闷热燥郁，蝉鸣同样刺耳，可分明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翻转了。关于这位我非常熟悉的作家唐荣宁的记忆，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显得弥足珍贵。为了描摹出我熟悉的那个她，我有什么不能尝试去共情的呢？
在我（周周）的性格深处，盘踞着对人群的疏离。每一次盛大的聚会，对我而言不啻于一场酷刑。散场后，骨头仿佛被拆解又勉强拼凑回去，脚跟磨出血泡，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讽刺的是，唐荣宁本人却像个不知疲倦的社交鼓吹者。她一天天将大把时间抛洒在他人身上，留给自己的份额却吝啬得可怜——这简直是种慢性自毁的苦修。然而，她似乎乐在其中，甚至甘之如饴。
就在这种近乎自我消耗的状态下，想到她竟有如此多的著作付梓，想到那些素未谋面的读者捧着书页，怀着真诚的期待，盼望着她的下一部作品，总让我感到一种荒谬的错位感。即便侥幸登顶，读者的热情也如潮汐般短暂易逝，最终只留下些许模糊的情节残片。天知道她体内如何蕴藏着近乎不竭的灵感之泉！读者看到的，是几小时精心编排的消遣；而作家付出的，却是呕心沥血的苦役——需要耗费多少心力，才能将散乱的思绪熔铸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然而唐荣宁对此似乎毫不在意。赞誉也好，诋毁也罢，一旦完成，便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履，绝不浪费分秒去凭吊。这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创作：当下的状态，塑造当下的文字。过往的灵光？逝去的默契？那扇门一旦关上，她绝不会再徒劳地拍打喧嚷，要求重访。那种恋栈的姿态在她看来既空洞又可笑，如同在空谷中呼喊，只余下缠绕不休的回声，仿佛这一切都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平常之物在她眼中可能焕发奇光；大众趋之若鹜的趣味，她或许觉得索然无味。这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若真如此，谁都知道特立独行在世俗眼中往往等同于愚不可及的大傻瓜。
回想那时，我们心底或多或少都藏着对“不合群”的羞愧，唯恐被嘲笑，担忧遭孤立。我们并不视之为虚伪，反而冠冕堂皇地称之为“礼仪”——热情些总归没错。在那个“内向”、“孤僻”尚未成为流行标签的年代，谁若胆敢做一座孤岛，便可能被汹涌的集体意识拖拽出来，接受无形的审判。
我的童年是留守儿童的标准模板，在乡村由祖辈拉扯长大。周围的孩子境遇相似，倒也不觉突兀。父母远赴城市谋生，一种莫名的羞怯如同藤蔓般缠绕住我，勇气被无声地抽离，散落一地。在掌握人际交往之前，我选择隐匿于人群边缘，生怕一个不当举止便暴露了自己的“不对劲”。谈话是门高深的技艺，似乎人人都该无师自通。我默立一旁，成了一个忠实的听众。罢了，做个倾听者似乎也不错。可惜，听得太多，忘得更快。那些旁人脱口而出的妙语连珠，最终在我脑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一句也未能留住，实在可惜。
我并非哑巴。我会说话。在与唐荣宁相识相交的那段日子里，恰逢她开始写日记。我，周周，这个惯于沉默的影子，竟也意外地成了她笔下的“话题中心”，实属难得。她总是不停地提问，像个孜孜不倦的矿工。在她的引导下，我竟也能磕磕绊绊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虽然远不及她那般敏捷。可一旦从我口中蹦出某个稍显新奇的念头，她便会眼睛一亮，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惊叹嚷道：“哇塞！周周，你说的话太有意思了！我得记下来！”
必须说明，写日记并非她一贯的习惯。她突然开始这项记录。最初是电子版，后来也添上了厚重的纸质笔记本。她会先用那本巴掌大的速记本潦草地写下几个关键词，如同撒下路标，完整的内容则留待电子设备上徐徐展开。那本纸质日记本小巧便携，写完便“啪”地一声合上，仿佛将那些思绪永久封存。
说实在的，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日记本，你能按捺住那份窥探的好奇心吗？尤其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