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三年级那年，薛阿姨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取得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分割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的传票寄到武汉，却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一审开庭的时候，薛叔叔也没有出现。
薛阿姨一个人站在法庭上，攥紧拳头听着法官宣布结果，然而一审结果是婚姻关系完全破裂的证据不足，薛阿姨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捏着一纸不尽如人意的判决书走出法院，薛阿姨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妈妈和律师眼疾手快的左右把她架起来。
“一般一审法庭都不会直接宣判离婚，我们可以收集证据，再次上诉。”
踩着高跟鞋穿着时髦职业装的律师这样安慰着薛阿姨。
可是薛叔叔远在武汉，想要搜集出轨证据十分困难，妈妈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宽慰薛阿姨，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会有办法的。
每次这样说，薛阿姨就会努力仰起头，笑着告诉妈妈：“人挪活树挪死，放心吧，我还得养俩孩子，就算没了他姓薛的，我们娘三个也饿不死。”
薛阿姨的确很快振作起来，又变回从前那个风风火火的“晴姐”。
当我和薛时绾每天在学校咬着铅笔头上课的时候，改革春风继续吹拂在这篇大地上，设计院无力负担子弟学校的费用，解散了院里的子弟小学，班级里多出一批插班生。
家属院的大门每天都有搬家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断有人搬走，在这一片春风中，所有人都是浮萍，要拼命扎根才能找到生命的出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旁边的那条街上出现了不少路边小摊，慢慢发展成一片夜市，每天夜色暗下来，一辆辆自行车改装的三轮小摊就出现在街边，其中很多都是下岗工人，学历不够，手里的技术已经逐渐被时代所淘汰，他们就只能选择拿起烧烤签子、铁板铲子、小炒大勺……
在那片夜市上，薛阿姨卖掉了她自己的旧衣服，那些国营商店买来的雪纺衬衫，买料子自己做的连衣裙和喇叭裤，曾经薛叔叔去外地出差带回来的呢子大衣，都在地摊上变成了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
薛阿姨用这些毛票凑够了薛时绾姐姐上重点高中的学费，交上了薛时绾三年级的学杂费，她捏着最后剩下的薄薄几张钱，敲响了家里的门来找妈妈。
“妹子，先前找律师的费用是你先帮我垫上的，我现在手里只有这些，但是我会出去找活干的，这笔钱我肯定会还……”
薛阿姨把皱巴巴的钱放在桌上，两只手搅在一起，极其不好意思的说着。
妈妈看出了薛阿姨的窘迫，眼疾手快的把钱塞回她怀里：“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家老大刚上高中，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
几番拉扯不过，薛阿姨攥着钱，还是坚持说：“那以后每天晚上你都带着小瑛到家里来吃饭，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们做。”
妈妈还想推辞，薛阿姨已经转头快步走出了门：“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记得来！”
可是第二天妈妈并没有来薛阿姨家里吃晚饭，设计院加班，她用座机打了个电话回来，让我们不用等她。
薛阿姨拿了个铝饭盒，把饭菜都留出一份，等招呼着我和薛时绾吃完饭，她就开始打包饭盒。
薛时绾的姐姐上了高中要住校，薛阿姨就拎着打包好的饭盒，嘱咐我：“小瑛，你和绾绾好好待着看家，谁敲门都别开，阿姨去给你妈妈送完饭，马上就回来。”
大概是小孩都对父母口中的“单位”有种没来由的好奇和憧憬，我一听要去设计院，马上有了兴趣，拉着薛阿姨的袖子，想要她带着我一起去。
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薛阿姨还是带着我一起去送饭了，我们一路上都走的的很快，薛阿姨半低着头，不想有人认出她来和她闲聊，更不想看见别人异样打量的眼神。
我们到的时候，妈妈正在工位上，戴着眼镜，对着一本大部头的英文书，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台嗡嗡作响的“大脑袋”电脑，眉头紧锁，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又用生疏的手法敲键盘。
薛阿姨把两个铝饭盒都摆在桌面上，一打开，饭菜的香味瞬间在办公室里飘散开了，瞬间吸引了周围一群饿着肚子加班的同事们。
有人羡慕的打趣：“好香啊，加班有人给送饭真好，宋所好福气啊，有晴姐这么热心的好邻居。”
妈妈敷衍着回应了两句，然后牵起我的手，拉着薛阿姨：“办公室人多，走，咱们上阳台上吃去。”
我晃晃妈妈的手：“我吃饱了，妈妈。”
“那小瑛就自己玩会儿，妈妈吃完饭回来找你，”妈妈往椅子上放了个靠垫，让我坐在她的工位上，特意嘱咐：“电脑上是妈妈的工作，很重要的，千万不能动。”
妈妈和薛阿姨捧着饭盒出去了，我好奇的看了看妈妈摊在桌面上的书，这是一本全是字的大部头，除了汉字，还有不少英文字母。
学校里给三年级的学生开了英文课，穿着时髦的年轻女老师教过我们认英文字母，满篇看不懂的单词里，我只看得懂三个大写字母——CAD。
我不明白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无聊的转移视线，拿起工位上的笔筒，把里面的各种文具都倒出来，除了各种绘图工具，还倒出来一张名片，我把名片放到台灯下面，借着灯光好奇的看。
“深圳豪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我轻声把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念出来，名片翻过来还写了一行字。
【三倍薪酬，奖金另算，诚待您的回复】
深圳？这个词经常在学校的午休广播里听到，经常有新闻报道深圳，说这是一个发展迅速，遍地都是工作和机遇的地方，高楼大厦在那里崛地而起，新建成的机场气势宏伟……
我心里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深圳比家属院好得多，如果妈妈在深圳的单位工作，一定也比待在设计院好得多。
我跳下椅子，攥着那张名片往外跑，站在阳台门前，正好听见薛阿姨和妈妈的说话声。
“……想挖我的公司我都见了见，有个深圳的公司，做房地产开发的，给的工资待遇最高，还提供员工宿舍，说我愿意过去就能给设计部经理的位置，说实话，要能在深圳多挣几年钱，孩子的大学学费都不用愁了。”
妈妈的声音很低，随着饭菜的味道飘散在风中，但我能听得出话中的兴奋和隐隐的期待。
我又听见薛阿姨刻意压低的声音。
“你是名牌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当年要不是三线运动，你也分配不到咱们这么个山旮旯里的设计院来。要我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该抓住这次机会，从这山里的小县城跳出去，去北京，去上海，去深圳……去能发光发热的地方！”
从妈妈和薛阿姨的话里，我听明白了一点，深圳是个好地方，能挣钱，能实现梦想。
如果妈妈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那就是件天大的好事，我抓着名片，懵懵懂懂的想，就算我不能跟着一起去，要好久好久见不到妈妈也没关系。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希望她过得好，希望她开心。
妈妈在阳台上匆匆吃完了饭，又被同事叫去会议室开会，我和薛阿姨收拾好饭盒，在工位上等着，哪怕关上了门，会议室的隔音依旧很糟糕，声音断断续续的传出来。
大家基本都习惯了，大多数加班的人都闷着头忙自己的，只是这次的会议似乎不同寻常，传出来的声音越来越大，隐隐能听见一些敏感的词汇。
“下岗名单”
“学历”
“电脑制图”
……
说话演变成争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竖起耳朵去听，最后“啪嚓”一声清脆的巨响，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过了半分钟，妈妈推开门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她的手掌被碎瓷片划破了，鲜血弄脏了白衬衫，甚至滴答滴答的砸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红色的痕迹。
我吓得愣住了，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急的站起来，薛阿姨嘴里喊着，冲上去想把妈妈送去卫生所，但妈妈不走，她用粉色的卫生纸按住伤口止血，脚步坚定，语气铿锵。
她走到工位旁，用完好的那只手指着，对着站在会议室的一众领导们。
“这个工位是张姐的，她当年是院里第一个大学生，技术好水平高，拿了三次三八红旗手，得过市级劳动模范，副高级工程师，外语说的还很好，俄语能读懂外文文献。”
“这个位置坐的是小徐，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小姑娘，踏踏实实勤劳肯干，院里分房名额不够，一直和别人合租，去年还专门去夜校报名学英语，上个月刚把英语六级考下来，准备业余时间再去县里的打字员学校报个学习班学习电脑技术。”
“还有这个工位……”
妈妈走过每一个工位，如数家珍的讲着这些和她朝夕相处的同事，讲着每个人的履历和长处，她的语速快的像机关枪，突突突的试图用语言的子弹打动那些决定着下岗名单的领导们。
“领导，我不是反对改革，我只是觉得，‘打破铁饭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该是一味的裁员和下岗，把真正能干活的人裁了，整个设计院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妈妈的话讲完，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当初支持提拔妈妈的袁副院长站出来，声音同样有力：“小宋，你要为院里的大局考虑，院里也不想做这个下岗名单，但现实因素摆在这里，现在要改革，过去的手工绘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都是电脑绘图，都要用CAD，都要搞PS！掌握不了技术就会被淘汰，这是大势所趋，你我谁都挡不住！”
大势所趋，这个词在我懵懂的脑袋里盘桓，八岁小孩很难理解，只能勉强记住，这就是绝望又无力的感觉。
“我会电脑制图，我可以用周末的时间教大家，给我两个月，我让整个二所都掌握CAD出图。”
妈妈举起那只完好的手，她的视线掠过一众领导，最后转过身，停留在身后每一位同事的脸上。
“想参加的都能来，只要愿意学，我保证把大家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