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鬼与抠门精》 第1章 我叫季瑛 我叫季瑛，我家对面有个邻居，她叫薛时绾。 自我记事起，家里三口人就住在家属院的筒子楼里，当时正是九十年代初，赶上设计院由事业单位改国企，不少人都下岗了，一笔遣散金就买断工龄，也买断了他们本来坚信永远不会丢的铁饭碗。 我家是双职工，妈妈是工程师，爸爸是描图员，在工资按照职级和工龄发放的年代，爸爸高中毕业就开始参加工作，工龄比大学毕业的妈妈长，每月的工资甚至还要多五十块钱。 二十块钱是家里一周的伙食费，是一罐商场里的进口奶粉，也是爸爸在每一次和妈妈吵架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反复念叨的资本，似乎为了这二十块钱，家里的饭菜是妈妈一个人做，家里的地板是妈妈一个人擦，家里的衣服也是妈妈一个人手洗…… 妈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上班干工作，下班做家务，好像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 我上托儿所的时候，改革与下岗都还没开始，设计院尚且还带着点保密单位的属性，家属院外围是红砖垒的高墙，高墙外常年站着两个精神抖索的哨兵叔叔，如果小孩淘气想要跑到外面玩，都会被哨兵叔叔架着胳膊抱回托儿所。 哨兵叔叔对待大人总是一丝不苟的板着脸，但对我们这样的小孩却很和善，还教会了我们一种叫“打倒地主”的游戏。 游戏需要一个人当地主，地主必须身强力壮，选托儿所里面最高最壮的孩子，其他的人当农民，如果地主抓到一个农民，农民就会变成地主的佃户，帮着地主一起抓剩下的农民，最后看哪一边阵营剩下的人多，哪一边就算获胜。 这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疯跑打闹的游戏，但玩的次数多了，我却偶然萌生了疑问。 地主是什么意思？佃户又是什么意思？ 托儿所的老师告诉我，地主就是好吃懒做，整天躺着睡觉不劳动的人，佃户就是辛勤劳动，却总是被地主欺负的人。 那天晚上，妈妈下班后把我从托儿所接回来，一手拎着从食堂打的晚饭，一手牵着我，肩上的挎包里还装着两本厚厚的大书，随着妈妈走路，一前一后地摇晃着。 我嘴里嚼着妈妈给买的山楂条，仰着头和妈妈说，爸爸整天在家里不干活，只会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理妈妈也不理我，是地主，她每天在家忙东忙西，是佃户，是被地主雇来干苦活累活的佃户，每月工资二十块。 妈妈听完笑起来，没说什么，但我却知道，妈妈觉得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大人总是不重视小孩子的话。 于是，我连山楂条也不嚼了，郑重其事地告诉妈妈：“爸爸一直在欺负妈妈，这是不对的！” 妈妈究竟有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我并不清楚，但是从那天开始，妈妈变得比从前更忙了，她和爸爸的争吵也更多了。 他们吵什么，我听不明白，只能听见，大概是在说房子和存款什么的。 又过了一阵子，只在过年时候才见过的爷爷奶奶来了家里，姥姥也紧接着到来，但她并不是跟着一起吵架，而是去劝妈妈。 我偷听过姥姥和妈妈躲在卧室里说话，她们关着门，但我就躲在门后，木制的房门根本挡不住什么声音。 “妈是过来人，说的话也都是为了你好，夫妻两个人吵架闹矛盾都很正常，谁家过日子不拌嘴呢？再说，向东他是个好人，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在外面乱搞，工资都交到你手里，这不比那些吃喝嫖赌打老婆的男人好多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在操持，孩子我管，饭我做，衣服我洗，他一下班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家里筷子掉了他都懒得弯腰拣一下！妈，这样的日子我忍不了一辈子！” “哎呦，他上了一天的班，下班回家累了嘛。而且男人笨手笨脚，根本就做不好家务，夫妻都要相互体谅。” “凭什么啊？我也和他一样在外面工作，我也累，我也想要人体谅一下我……” 房间内穿来妈妈压抑的抽泣声，我跑到客厅拿了抽纸，又跑回来想给妈妈送过去，但却听见姥姥的声音。 “唉，女儿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也心疼你。可你也该想想，小瑛都这么大了，再过半年就要上小学，你如果真离了婚，让她怎么办？她将来到了学校，会被人笑话没有爸爸！” 听见姥姥提起我，我赶紧将耳朵贴紧了房门，只听见妈妈的声音还带着颤音。 “我已经和他讲明白了，房子是院里分的，存款一人一半，其他东西我都不要，但是小瑛得跟着我。” “我的傻闺女！你年纪不小了，离过婚还带着小瑛，将来怎么再嫁人呐！”姥姥声音高的吓人：“你如果一定要离这个婚，那就让小瑛跟着我们回老家，我们帮你带孩子，这样你在院里再找一个也容易……” “不行！小瑛必须跟着我，”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坚定有力：“我自己生出来的女儿，只能自己养，别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妈，老家村小学教学资源太差，小瑛跟着我在城里上学更好，将来我还要供她念大学，读博士！” 这场偷听的谈话在姥姥无可奈何地叹气声中结束了，后来姥姥曾经抱着我长吁短叹，说妈妈自小主意就正，总是标新立异，当年村里女孩子都趁年轻嫁人的时候，妈妈是唯一一个女大学生。 姥姥说，妈妈像块臭石头，又臭又犟，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成，无论是当年的上大学，还是现在要和爸爸离婚。 我并不懂姥姥为什么这样说，在我心里，妈妈就是最厉害的英雄。 在我上小学之前，妈妈和爸爸正式离婚，在我的抚养权问题上，爸爸原本不想放手，他和妈妈大吵一架，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他每个月的工资比妈妈还要多二十块，有更多的钱抚养我。 我为此还提心吊胆了一段时间，但最终爸爸还是退让了，因为妈妈答应把家里的存款多分给他三分之一，大概三千块钱。 在三千块钱面前，爸爸果断地放弃了我的抚养权。 我当时只有五岁，妈妈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牵着我，我掰着手指头，数三千块后面有几个零。 后来我跟着妈妈搬进了新家，也在家属区里面，只是房子比先前小了一些，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厨房和卫生间都在楼道里面，一层楼的住户共用。 和我们共住一层的人家姓薛，他们家里一共两个女儿，小女儿和我同岁，叫薛时绾。 薛时绾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我在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知道。 当时我们刚搬进新家，妈妈带着我去和邻居打招呼，开门的人是带着围裙正在做家务的薛阿姨，薛时绾站在她身后，身上穿着带薄纱的连衣裙，头上带着一个亮晶晶的闪片蝴蝶结发卡，嘴里咬着棒棒糖，从薛阿姨身后露出半个身子，打量着我。 “你的头发好乱，我帮你梳头发吧。” 这就是薛时绾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 五岁的年纪，我还需要踩着小凳子才能够得到洗手池，而薛时绾和我同岁，却已经能熟练的从薛阿姨的梳妆盒子里找出牛角梳子和红头绳，拉着我一路跑到楼下，坐在树下的阴凉处帮我梳头。 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小凳子，我坐在前面，薛时绾坐在后面，她解开我的马尾辫，小小的手握着牛角梳，梳过我的头发。 薛时绾的手抚过我的头发，我闻到一种陌生的香味。 我问她：“这是什么味道？” “护手霜，我偷偷擦了妈妈的，”薛时绾的声音脆生生的：“好闻吗？” “好闻。” 薛时绾将我的头发向后拢在一起，她的手指碰到我的耳廓，带来一点麻麻的耳鸣，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耳朵原来这样敏感。 薛时绾没有用我原本的黑色皮筋给我扎头发，而是换成了更显眼的红头绳，扎好马尾辫后，她让我转过来。 我听话的照做了，她左左右右的将我打量一番，从自己头上摘下来那个带着闪片的蝴蝶结发卡，别在我的头上。 “嗯，现在漂亮多了，”薛时绾给我打扮完，满意的叉着腰说：“我喜欢和漂亮的人玩，你以后就是我的朋友啦，也要漂漂亮亮的！”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把薛时绾的蝴蝶结发卡带回了家，稀里糊涂的和她成了朋友。 夜晚我和妈妈一起躺在床上，我说了薛时绾，告诉妈妈，我交到朋友了。 “恭喜季瑛小朋友，来到新家的第一天就有了小伙伴。” 妈妈给我掖了掖被角，笑着说：“等下周去小学报道，你肯定会交到更多好朋友的。” 周一，我背着新书包坐进了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因为个子高，我被老师安排在比较靠后的倒数第二排。 倒数后两排的男生比较多，除了我以外，坐在后两排的女生就只有一个薛时绾，她是我的后桌。 第2章 白玉盘 为了避免我因为父母离异而被同学排挤，妈妈没有选择让我进设计院的子弟小学，而是每天早起半个小时，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县里的小学读书。 妈妈在生活中是一个严谨慎重的人，像是上学这种事情，她宁愿早到二十分钟，也坚决不可能让我迟到，所以慢慢的，我就成了负责每天早上拿着教室钥匙开门的人。 早餐来不及在家里吃，就只能用塑料袋装着，在教室里面解决。 除了我，薛时绾几乎是班里面来得最早的人，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毕竟薛阿姨看上去可比妈妈温柔和善多了。 “我妈从来不送我上学，我姐在旁边的县一中上学，她都是让我跟着我姐一起走，她们县一中七点就开始早读了！” 我看着薛时绾一边打哈欠，一边趴在桌子上，忍不住问：“有姐姐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好？我从小就希望能有个哥哥姐姐，或者有个弟弟妹妹也行，能陪着我一起玩。” 薛时绾从桌上支棱起脑袋，看着我的眼神像是看着动物园里的大猩猩：“我姐可烦人了！总是和我抢房间抢零食，我真羡慕你是独生子女！” 薛时绾不是独生子女，她家里有一个大了她七岁的姐姐，据说薛阿姨当年怀孕的时候，找小诊所的医生偷偷看过，以为是男孩才生下来，就因为这个，薛叔叔还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降职。 妈妈说，都是重男轻女惹的祸。 我还不懂什么是重男轻女，但妈妈说的都对。 从县小学到家属院的路程有十分钟，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我就和薛时绾一起结伴回家，这十分钟的路程就总是会磨蹭成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薛时绾性格比我活泼，脑子比我灵活，就算是路边随手拔的几根狗尾巴草，她那双灵巧的手也能做出各种有趣的小东西，有时候编成蟋蟀，有时候编成小鸟，有时候做成花环戴在头上。 那个时候美国迪士尼的动画片刚进入国内不久，女孩们都幻想着自己是公主，薛时绾不一样，她不仅是幻想，还经常拉着我一起在家里扮演公主。 薛时绾会把狗尾巴草做的花环戴在头顶，把家里的蕾丝边旧窗帘披在身上，踮起脚转圈，仿佛自己身边也出现了无所不能的仙女教母，转个圈就能变成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薛时绾当公主，我就是她身边最忠实的护卫，护卫要保护公主，我也一直保护着薛时绾。 在学校里面，薛时绾是班里最漂亮的小姑娘，那个年代的县城小学没有校服，小孩们的衣服大多都以舒服耐脏为主，弄破了就打个补丁缝一缝，大人们有个共识：小孩长得快，衣服很快就穿不了，没必要买太贵的。 在我们这一群灰头土脸的小孩中，每天都衣服不重样的薛时绾就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她到底有多少条不同颜色不同样子的裙子，谁都数不清。 而且薛时绾在五岁的年纪就已经有了注意形象的意识，在其他小孩课间都在追逐打闹，疯跑疯玩的时候，她就拉着我在教室坐着。 “外面太阳那么大，会把你晒成黑卤蛋！” 薛时绾的手总是干燥温暖，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手腕上戴着水晶绳编的小手链，她牵着我的时候，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就说不出任何一句拒绝的话了。 护卫要保护公主，我想，听薛时绾的话，应该也算我这个小侍卫的一种保护吧。 “别出去和他们玩了，我从家里带了小人书，咱们一起看。” 比薛时绾的裙子更多的，就是她的小人书，蹭她的书看得多了，我也喜欢上了看书，每天下课也不出去和别人一起玩了，就跑到她的身边，和她挤在一张椅子上，一起看还带着拼音的小人书。 薛时绾的一双眼睛又大又圆，不笑的时候像是满月的月亮，笑起来就像是弯弯的月牙，语文课上念古诗，学到那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我就在悄悄地想，白玉盘长什么样我不知道，但薛时绾的眼睛我却是见过，像极了天上挂着的月亮。 一年级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语文却只考了九十八，在班里排第二名，第一名是薛时绾，她考了双百。 班主任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奶奶，戴着老花镜，口头禅就是“等带完了你们这一届，我就退休不干了”。 语文老师要求严格，为了我语文的这98分，她还特意将我叫到了办公室。 她拿着我的那张考试卷子，扶扶眼镜，严厉的看着我：“季瑛，你其他题都答得很好，但是你能给老师解释解释，你这道古诗题是为什么写成这样吗？多简单的默写题呀，你自己读读，你写了个什么？” 我唯一做错的是一道古诗默写题，我拿起卷子，有些不好意思的读出来：“小时不识月，呼作，呼作……” 我感觉语文老师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身上，在这样的目光下，我小声的读出来：“呼作……薛时绾。” “人家李白不认识月亮，把月亮叫做白玉盘，你季瑛也不认识月亮？还把月亮叫薛时绾？” 面对语文老师的质问，我只能结结巴巴的说：“老师，我错了，我就是觉得，薛时绾也和月亮很像……” 语文老师被我气歪了眼镜，办公室的其他老师却忍不住都笑了，同样笑出声的还有站在办公室外偷听的薛时绾。 最终我拿着那张卷子回家找妈妈签字，薛时绾则是笑了我一路。 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看了我填在卷子上整整齐齐的“薛时绾”三个字，也忍不住笑了，她给我签好字，只嘱咐了我一句，以后考试要专心细心，就没再说什么，继续去院里加班了。 妈妈越来越忙，薛时绾比我懂得多，她告诉我，这是好事，说明我妈妈要升职了，以后就能挣更多的钱回家了。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薛时绾骄傲的仰起头：“我爸爸就是这样，他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才回家，还经常出差，我妈妈就说，他肯定是要升职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薛阿姨说的，那应该就是真的。 然而我和薛时绾都没想到，比升职先来的，是设计院的改革与下岗潮。 我也记不清楚，究竟是从哪天开始，家属区高墙外站岗的哨兵叔叔不见了，常年紧闭的大门敞开了，设计院的牌匾也换了，筒子楼里的争吵声也变多了。 在这场下岗潮中，不少人的铁饭碗被打破，大批的工人下岗，爸爸也包括在其中。 爸爸来家里的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早早做完了作业，和薛时绾一起坐在树荫里，她躺在躺椅上，我在给她读小人书上的故事。 爸爸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站在树下喊我的名字，笑着对着我招招手：“小瑛，来，想爸爸没有？” 我走到爸爸面前，摇摇头。 当初他和妈妈离婚的时候，是爸爸主动为了三千块钱放弃我的，我为什么要想他？ 爸爸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但马上又恢复正常，从兜里掏出两块糖塞到我手里：“拿着吃，爸爸先上楼去找妈妈一趟。” 我展开手掌，手心躺着两块包着金色锡纸的巧克力球，我记得这是个进口牌子，在商场里卖的特别贵，妈妈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给我买一小盒。 我把巧克力装进口袋里，坐回薛时绾旁边，准备继续给她读故事。 “别读了！”薛时绾拉着我忘楼上跑：“赶紧追上去呀，你不想知道你爸妈要聊点什么吗？” 我其实不是很想知道，我不喜欢爸爸，更不关心他要说什么，但既然薛时绾好奇，我就和她一起上了楼。 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说话，我就把房门稍微打开一个缝隙，和薛时绾一起偷听。 “那个，院里最近的下岗名单下来了，”爸爸的声音中透露着一种小心翼翼：“副院长器重你，今年评副高的名额也给了你，三十岁就能评副高的工程师，你是头一个，他们都说，你现在就是院领导面前的大红人……” 妈妈冷冰冰的打断：“季向东，你有话直说吧。” 从门缝里，我看见爸爸局促地摸了摸鼻子，犹豫一会而才说：“我就是觉得，你在领导面前有面子，能不能帮我说说，把我从下岗名单上面拿下来？” “不能，”妈妈的拒绝很干脆：“下岗名单是院里面定好的，我改变不了。” 爸爸急了：“怎么会改变不了呢？领导现在多器重你啊！你要是开口，这是肯定能办下来！你知道的，我就是一个高中学历，现在外面的好工作都只要大学生，我这个高中学历只能去工地上搬砖……” “你现在知道高中学历不够用了？”妈妈厉声反驳：“当初我就和你说过，未来电脑作图是大趋势，描图员这个岗位迟早会被电脑取代，可是你听了吗？我让你去读夜校，你嫌累，我让你学门外语，你也不愿意，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像你这样只想混吃等死的人，迟早会被时代所淘汰的！” “是是是，我错了，我早就该听你的，我对不起你，”爸爸语气软下来，祈求着：“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们好歹也结婚这么多年，你就当最后帮我一次，小瑛都这么大了，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我凑近了还想听听妈妈到底会不会答应，但薛时绾却拉着我，不让我继续听下去了。 薛时绾把我带回她家里，她的卧室和姐姐共用，小小的卧室里除了一张上下铺，就是一个大衣柜。 我坐在薛时绾的床沿边，仰起头问她：“怎么不让我继续听了？” “还不是为你好，”薛时绾叉着腰，故作成熟的说：“父母吵架，小孩子听见了会伤心，我这是为了保护你。” 我眨巴眨巴眼睛看着她：“可是我爸妈从小就吵，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这话是真心的，我早就习惯了爸妈的争吵，除了觉得烦，我没什么其他的感觉。 但薛时绾却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她那双好看的大眼睛盯着我，眼神转变为同情，她家庭圆满，所以下意识就觉得我这个离异家庭的孩子是个小可怜。 她在我旁边坐下来，不由分说地拉过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以后你就是我身边最好的朋友，我保护你。” 第3章 武汉的小情人儿 我上二年级的那一年，爸爸还是下岗了，他拎着一包行李走出家属区的大门，那里早就没了站岗的哨兵叔叔。 家属区外面经常有各种小商小贩路过，夏天卖冰棍的小贩就用泡沫箱做成的保温箱，包上一层厚棉被保温，用小车推着叫卖。 妈妈顺利评上副高级工程师，提了副所长，还涨了工资，爸爸过去沾沾自喜的那“二十块钱”已经什么都算不上了。 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我和薛时绾经常拿着父母给的零花钱，在家属区门口蹲守路过卖冰棍的小贩，那时候物价低，一毛钱一根老冰棍，两毛钱能买一根奶油冰淇凌，如果手里有五毛钱，就可以跑到县城里的冷饮店买一杯三个球的冰激凌，两个人一起分着吃。 我上小学的那两年，院里的各项改革接踵而至，家属区里面的人家来来往往，在最动荡的那个年代，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不管是下岗还是改革，对于我和薛时绾来说都太遥远，我们两个小孩每天的任务只有上学，放学写完作业就是凑在一起玩，玩到晚饭的时间，妈妈就直接去薛时绾家里叫我回家吃饭。 只要是工作日，我和妈妈的晚饭就是院里的大食堂，但改国企后，或许是为了节源开流，食堂的菜一天不如一天，不仅荤菜少了，素菜里面的油水也少了。 薛阿姨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她不上班，每天都有时间去菜市场买菜做饭，每次妈妈来叫我回家吃晚饭，她都会劝我们留下来一起吃。 “就是添两双筷子的事，都是邻居就别客气了，一起吃吧。” 薛阿姨身上的围裙还没摘，就直接上手将妈妈拉到饭桌旁边，强硬的让她在椅子上坐下来，主动把一双筷子塞到她手里。 妈妈被这一套连招搞得有些措不及防，刚想开口婉拒，薛阿姨不容拒绝的眼神就看过来，最终妈妈只能把想说的话都咽回肚子里，轻声对我说：“小瑛，一会儿记得谢谢薛阿姨留我们吃饭啊。” 我一边帮着薛阿姨将炒好的菜端上桌，一边笑着告诉妈妈：“嗯，知道了。薛阿姨做饭比食堂的大师傅好多啦。” 圆形的饭桌上，我左边挨着薛时绾，右边挨着妈妈，对面坐着薛阿姨和薛时绾的姐姐。 妈妈看见只摆了五个凳子，开口问：“薛所不回来吃饭吗？” 薛叔叔的职位比妈妈更高，是设计院一所的所长，妈妈只是二所的副所长。 “他出差了，不在家，说是这周六才回来，”薛阿姨招呼着妈妈：“你别管他了，他一大老爷们在外面饿不着，咱们在家里把自己喂饱最重要。” 桌上有一盘红烧鸡翅，薛阿姨隔着半张桌子，夹了两个鸡翅，一个放进我碗里，另一个放进薛时绾碗里。 我啃着鸡翅，听见妈妈说：“出差？今年院里效益不好，好像也没接什么外地的活，薛所是去哪儿出差了？” “武汉。” 薛阿姨说：“他这两年经常去武汉出差，说是有个什么长期项目在武汉，反正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也听不明白，出差就出差吧，只要是别在外面瞎搞，我就随他折腾去。” 薛阿姨没察觉什么，但妈妈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她手中的筷子停了两秒，若无其事的继续问：“晴姐，薛所升了所长，工资也涨了不少吧？” 薛阿姨名字里有一个“晴”字，家属区里相熟的人都叫她晴姐。 薛阿姨皱着眉头抱怨：“哎呦，按理来说是涨工资了，但院里效益不好，就算涨了也发不出来，能保证从前的工资水平就不错了。” 这下妈妈手中的筷子彻底放下了，她抓住薛阿姨的胳膊，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十分清晰：“晴姐，院里的工资一直在正常发，从来没有过克扣工资的事情。” 薛阿姨看着妈妈，眼神从疑惑转为错愕，最后是震惊。 “不，不会吧，可他就是这么和我说的啊……” 话说一半，薛阿姨自己也说不下去了，她手里的筷子掉在桌子上。 我感觉到饭桌上的气氛有些不对劲，扭头看向薛时绾，薛时绾也看着我，眼神迷茫。 两个七岁小孩看不懂大人复杂的眼神，我们转头看着薛时绾的姐姐，希望十四岁的初中生能知道点什么。 薛时绾的姐姐直接把话挑明：“妈，爸肯定一直在骗你，他每个月的工资没有全部给你，去武汉出差也是假的！” 薛阿姨的脸色几度变换，最终眼眶泛红，面色苍白，腾的一下站起来，筷子重重的往桌上一放。 “老娘倒是要去武汉亲自看看，这个王八蛋背着我干什么去了！” —————— 转天一大早，薛阿姨就买火车票去武汉了，临走前，她拜托妈妈暂时照顾薛时绾两天。 薛时绾的姐姐每天要在县一中上晚自习，可以留在学校吃晚饭，薛时绾就只能和我们一起吃食堂了。 食堂的饭菜比起薛阿姨的手艺差多了，薛时绾只吃了两顿晚饭，就苦着脸，翘首以盼薛阿姨回家。 我也盼着薛阿姨回来，但谁都没有想到，薛阿姨的确回来了，却是以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来的。 那天我和薛时绾照常放学回到家属院，还没上楼，就听见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声音，还有好多人围着看热闹。 我听见有人喊“打架了，薛所长和太太打架了”，赶紧拉着薛时绾往楼上跑，小孩个子小，我们一下子就钻进人群，看清楚是什么情况。 我从未见过薛阿姨这样生气，她平时精心打理的卷发散开了，雪纺衬衫的扣子被扯掉了，总是带着温柔笑容的脸上此时却浮现出仇恨的神情，她揪着薛叔叔的衣领，把他按在墙上，一下又一下的打。 “……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就嫁给你，帮你操持家务，帮你洗衣做饭，我还给你生了两个女儿！我也不求你大富大贵，我就想一家人在一起，安安分分的过日子！我上辈子是造了多大的孽，这辈子才遇见你这么个王八蛋！” 薛叔叔一边挣扎，一边解释：“小晴，这都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有什么话回家说，你现在在楼道里这么吵，太丢人……” “你现在觉得丢人了？你在武汉养小三生孩子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丢人？！”薛阿姨撕心裂肺的喊着：“我就说这两年你怎么总往武汉跑，还告诉我是出差，要不是别人告诉我，老娘还真就要被你骗一辈子了！姓薛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能给我一个交代，我就闹到院里去，找院领导给我一个说法！” 那个时候大家的娱乐活动十分匮乏，遇上这么劲爆的八卦，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围过来，七嘴八舌的议论。 “我就说薛所这两年总是见不着人，原来是在外面养了小情人呐！” “晴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当年因为超生，本来在院里的工作也丢了，谁能想到换来这么个结果！” “……” 周围邻居聊得热火朝天，处在舆论漩涡中心的薛叔叔憋红了脸，突然爆发了，他使劲推开薛阿姨，大喊着:“既然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就离！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累死累活工作养着你，我倒是要看看，离了我你上哪儿要钱去！” 薛阿姨被推的一个踉跄，愣了一下，脸上的神情从惊讶错愕变成怨恨。 “离就离！你和你的小情人过去吧！” “明天就去民政局！” “去！谁不去谁孙子！” 第二天，薛阿姨攥着户口本在民政局门口等了一整个上午，也没等来薛叔叔，那个曾经撑起整个家庭的男人，这次像个孙子一样落荒而逃，一声招呼都没打就逃回了武汉，还拿走了家里的存折。 薛叔叔和薛阿姨的离婚就像是一块投入湖中的巨石，打破了家属区勉强维持的表面平静，正值下岗潮，大部分人都在阴郁昏暗的生活中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抓住生活中的一点八卦，就像是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这场失败的婚姻在大人们口中反复咀嚼，而学校里的孩子们却只关心薛时绾还会不会穿着不重样的漂亮裙子来上学。 课间的时候我总是会站在校门口，望着那条我曾经和薛时绾一同上下学走过的水泥路。 自从那闹剧过后，她已经三天没来上课了，语文老师一如既往的板着脸，轻描淡写的宣布了这个消息。 “薛时绾同学请了病假，下周才回来上课。季瑛，你下课来办公室拿作业本，放学的时候顺道给她捎回去。”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放学回家，书包里装着薛时绾的作业本。 我没有把作业本带给薛时绾，她并没有生病，而是和薛阿姨一起挤上了前往武汉的绿皮火车。 我拿着作业本站在薛时绾家的门前，以前轻轻敲两下，薛时绾就会马上从门后窜出来迎接我，我又抬起手轻轻敲了敲，这次没人开门。 “妈妈，她们是要去武汉把薛叔叔抢回来吗？” 妈妈本来正在低头画图纸，听了这话，抬起头问我：“谁告诉你的？” “家属院的叔叔阿姨们都这么说。” “别听他们乱嚼舌头，”妈妈重新低下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懂。” 妈妈这样说着，但手里的钢笔迟迟不动，在纸上洇开一团擦不掉的墨迹。 我趴在桌上，歪着头，面前摆着薛时绾的作业本，她娟秀的字迹写在姓名栏里。 同样的年纪，同样都是二年级的小孩，她的字却写得比我好，说不上具体是哪里更好，只是觉得她的字更成熟，像是大人会写出来的字。 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是渴望长大，觉得成熟就代表着更好更优秀，在大多数孩子都还脏兮兮四处疯玩，鼻涕口水随便往身上抹的时候，干干净净会收拾自己的薛时绾就是鹤立鸡群的那个。 老师们喜欢漂亮还学习好的小孩，小孩们也喜欢和薛时绾玩，男孩们总是用一双懵懂的眼神看着她，而女孩们则在私下讨论她今天又戴了什么颜色的发卡，穿了什么样的漂亮衣服。 可是从武汉回来后，薛时绾和从前不一样了。 第4章 离婚 薛时绾眼下挂着一层乌青，右侧耳垂上贴着一块刺眼的白色纱布，虽然身上还依旧穿着从前的漂亮衣服，但头上的发卡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我在课间的时候，凑到她身边，小心翼翼的问：“你的耳朵怎么了？” 薛时绾听见我问这个，脸上原本的笑容似乎僵硬了一瞬，像是被刺痛一般，她故意别开脸，不和我说话。 一整天下来，薛时绾都没有和我说话。 我还不明白她到底是为什么生气，只是觉得大概是自己做错了或是说错了，想道歉，却又找不到机会。 直到放了学，我故意多拖延了一会儿，和薛时绾一前一后的走出校门，她在前面目不斜视的走着，我跟在她后面。 “薛时绾……” 我几次绕到她面前想开口，但薛时绾根本不等我，她冷哼一声就继续往前走，头昂的高高的，像个骄傲的小公主。 我心里着急，却又没办法，在经过路边的狗尾巴草丛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拐弯跑了进去。 路边的狗尾巴草都是黄色的，长得矮，穗子也很稀疏，而更深处的草丛里面有更绿更高的狗尾巴草，拿来编花环最合适。 我一边走一边摘，把经过的每一根狗尾巴草都拔下来看看，挑剔的选出我认为最好的，笨拙的变成一个歪歪扭扭的花环。 我拿着花环，兴奋的往回走，没走几步，正好撞上来找我的薛时绾。 薛时绾大概是跑的太急了，一张脸通红，额头汗珠晶莹，眼眶红着，蓄满了泪水，眼泪要掉不掉的看着我。 “薛……” “季瑛！你不跟着我回家突然跑进草丛干什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知不知道我回头发现你不见了有多担心！” 我还没说话，薛时绾就爆发了，她两条秀气的眉毛皱在一起，眼睛一眨，两颗眼泪就像珍珠一样掉下来。 她一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手足无措的走上前，把手里的花环轻轻放在她的头顶，像是给她带上一顶王冠，笨拙的解释：“我想去给你编个花环……对不起，能原谅我吗？” 我远不如薛时绾心灵手巧，编花环的方法她教了我很多遍，但我编出来的还是不如她好看。 我看着我那个拙劣的花环，心里觉得这个道歉的礼物真的很差劲，但薛时绾却抬手摸了摸，嘴巴一瘪，眼泪更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争先恐后的掉下来。 “季瑛，”她带着哭腔叫我：“你真傻。” 她擦着脸上的泪痕：“我故意不理你，你还想办法给我做花环……你脾气这么软，在外面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 我傻傻的说：“我只对你这样呀，如果是别人欺负我，我会直接攥紧拳头打回去。” 我说的很认真，但薛时绾听了却破涕而笑。 她说对了，我大概真的有点傻，虽然不理解她为什么笑了，但薛时绾似乎决定跟我和好，她拉起我的手，我们一起在草丛边坐下。 “妈妈带着我们去武汉找薛建国了，想把属于我们的那份财产拿回来，但那女人生了个男孩，死扒着存折不给。”薛时绾说着，眼睛里有种超出年龄的成熟与怨恨，她摸摸自己的耳朵：“我骂她是小三，抢了别人老公该遭天打雷劈，她就打了我，手上的戒指把我的耳朵划破了。” 我下意识长大了嘴，明白了薛时绾为什么不愿意在班级里和我谈论耳朵上伤口的由来，这无异于往新鲜的伤口上撒盐。 我突然觉得薛时绾很可怜，伸手揽住她，和她肩挨着肩。 薛时绾的头靠在我肩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听见她吸了吸鼻子，啜泣了两声。 “那女人手上戴的是个金戒指，”薛时绾低声说着：“我妈妈都没戴过金戒指……” 薛阿姨的一双手时常涂着护手霜，有淡淡的桂花香味，可即使涂了那么多护手霜，也依旧无法阻止繁忙家务带来的衰老，那双粗糙但有力的手上什么都没有，却能做出味道征服所有人的饭菜，裁剪缝纫出所有人都夸赞的漂亮衣服。 伤心了一会儿，薛时绾突然站起来，打起精神，看着我，语气认真的说：“我决定了，我要挣钱，挣够了钱就给我妈买个金戒指！” 我仰起头，看着她对我伸出手：“季瑛，我们是好朋友，你会一直陪着我的，对吧？” 薛时绾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和期待，在这样的眼神中，我选择握住她的手。 “当然，我们是好朋友。” —————— 二年级的我不清楚一枚金戒指要多少钱，只知道大概很贵，姥姥说过，当年妈妈和爸爸结婚的时候也只有一枚银戒指。 我和薛时绾商量过，开始挣钱之前，要先明确我们的目标，我们要知道一枚戒指多少钱。 在二年级升三年级的那个暑假，整个家属区都鸡飞狗跳。 下岗名单一批一批确定下来，几乎每栋楼的都在吵架，我趴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向外面，觉得每扇窗户内都住着一对吵架的夫妻。 薛阿姨没能讨回应得的存折，闹到院领导那里去要个说法，但经过改革后，设计院的领导大都换了一波，面对满眼希望的薛阿姨，院领导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 “薛建国同志已经递交了辞职信，你们的家庭矛盾院里无能为力。” 在体制内生活了一辈子，薛阿姨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切，她曾经以为自己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但改革春风一夜吹过，她发觉这一切就像纸糊的美梦见了水，自己一无所有，像是无所依仗的浮萍。 我暑假去找薛时绾玩时，薛阿姨大多数时间都在主卧关着门，餐桌上没有以往的新鲜饭菜，只有已经放坨了的清汤挂面。 我还发现薛时绾房间里的那个大衣柜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纸箱子，潦草的装着衣服。 “那个衣柜是妈妈结婚时候带来的，黄花梨的，听说挺值钱，”薛时绾低着头，语速飞快的解释：“前两天妈妈把它卖了。” 说这些的时候，薛时绾眼神低垂，可能是觉得难为情，过了一会儿，又像是刻意掩盖什么似的补充：“反正薛建国不在这里住了，那么大的衣柜放着也没用。” 薛时绾不再说“爸爸”，对薛叔叔的称呼变成了直截了当的名字——薛建国。 她耳朵上的伤口包了两天纱布就拆了，留下一个颜色较浅的伤疤，卫生所的医生拆纱布的时候开玩笑的说：“等长大了可以在留疤的地方打个耳洞，带上耳环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还是个顶顶标致的小姑娘。” 但薛时绾悄悄告诉我，她将来就算打耳洞也只打一边，这个伤疤她要留着，一看见就能想起来薛建国抛弃了她们，永远记着这份仇。 我想了好一会儿，用一个八岁小孩能想到最合适的话，干巴巴的安慰她：“记仇不好。老师讲过，应该宽容待人。” 薛时绾的表情很不服气：“薛建国把家里所有钱都拿走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对我们宽容。” 薛时绾有一点说的没错，薛叔叔拿走存折的确给她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傍晚的时候，妈妈下班回家，特意敲响了薛阿姨房间的门，一次没开她就再敲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 我和薛时绾面面相觑，也一起站在门口等着，谁都不说话。 房间内一时只剩下妈妈有节奏的敲门声，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沉默究竟持续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直到最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薛阿姨憔悴的面庞出现。 妈妈拉着薛阿姨在餐桌旁坐下来，把早就凉掉的挂面倒了，重新开火做饭。 妈妈的厨艺比不上薛阿姨，吃食堂的时间久了，手艺更生疏了些，但热乎的饭菜端上桌，总是比冷清挂面好多了。 在饭菜的烟火气中，薛阿姨慢慢提起精神，站起来，慢慢走进厨房帮着妈妈一起拿碗盛稀饭。 薛阿姨的动作很慢，像是提线木偶，身体关节像是生锈般沉重。 我看着这样的薛阿姨，突然想起语文书上的一个成语——失魂落魄。 但妈妈却十分耐心，她招呼着我和薛时绾吃饭，又把薛时绾的姐姐叫出来，注意到薛阿姨勺子里盛了口稀饭迟迟不往嘴里送，她从公文包里掏出饭盒，推到薛阿姨面前。 薛阿姨疑惑的看了妈妈一眼，慢慢打开饭盒，眼神从疑惑转为惊讶，然后眼眶里很快蓄满泪水。 妈妈下了班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洁白的棉质衬衫袖子卷起，她扶扶眼镜，常年握笔磨出厚茧的手再次将饭盒往薛阿姨那边推推。 “我听办公室的人说你老家是四川的，那边有吃泡菜的习惯，就找她们要了点。”妈妈语气温和：“你尝尝，这味道和你家那边的像不像？” 薛阿姨夹了块萝卜送进嘴里，在咯吱咯吱的咀嚼声中，泪水无声的掉进面前的碗里。 “老薛吃不了辣，两个孩子也随他，口淡，”薛阿姨吸吸鼻子，极力克制着声音中的哭腔：“我结婚后就一门心思扑在家里，生了大的生小的，忙活完这个忙那个，忙着忙着半辈子都快过去，我十几年没吃过家里的泡菜了……” 妈妈说：“你喜欢的话，我明天上班找她们要泡菜方子，咱们也腌点。” 薛阿姨低着头，一边掉眼泪，一边摇摇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妈妈，笑了：“你这双手天生就是该拿笔画图写字的，做饭这事还是我来吧。” “没有谁天生就该待在厨房，你的价值不只是在婚姻和家庭里。” 那天晚饭的餐桌上，妈妈和薛阿姨聊了很多，离婚协议怎么起草，该去哪儿找律师打官司，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抚养权怎样争取…… 妈妈总是说小孩别管大人的事，但这次她谈起这些东西，却半点没有避讳我和薛时绾，也没避讳薛时绾的姐姐，我们一个大人加三个小孩像听数学课一样学习这些关于婚姻的知识。 临睡前躺在床上，我轻声说：“妈妈，你如果当老师的话也会很厉害。” 昏暗的屋子里，电扇在摇头晃脑的发出噪音，妈妈把被角搭在我的肚子上，说：“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姥姥从没教过我这些，现在妈妈把这些都教给你，希望你未来能过的比我更幸福，至少在婚姻破裂一地鸡毛的时候，知道该怎样体面结束，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我半懂不懂的问：“薛叔叔离开了，薛阿姨难过到茶不思饭不想，可是爸爸离开的时候，妈妈你好像并没有这么难过。” “难过并不是舍不得某个人，而是可惜自己曾经在那个人身上花费的青春时光，为过去那个付出过真心的自己难过。” 妈妈摸摸我的脑袋：“小瑛，能明白吗？” 我摇头：“不明白。” “好吧，”妈妈无奈的笑了：“那就希望我们的季瑛同学遇上一个忠贞不二的爱人，一辈子都不用体会这种难过。” 第5章 跳槽与下岗 我上三年级那年，薛阿姨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取得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分割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的传票寄到武汉，却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一审开庭的时候，薛叔叔也没有出现。 薛阿姨一个人站在法庭上，攥紧拳头听着法官宣布结果，然而一审结果是婚姻关系完全破裂的证据不足，薛阿姨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捏着一纸不尽如人意的判决书走出法院，薛阿姨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妈妈和律师眼疾手快的左右把她架起来。 “一般一审法庭都不会直接宣判离婚，我们可以收集证据，再次上诉。” 踩着高跟鞋穿着时髦职业装的律师这样安慰着薛阿姨。 可是薛叔叔远在武汉，想要搜集出轨证据十分困难，妈妈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宽慰薛阿姨，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会有办法的。 每次这样说，薛阿姨就会努力仰起头，笑着告诉妈妈：“人挪活树挪死，放心吧，我还得养俩孩子，就算没了他姓薛的，我们娘三个也饿不死。” 薛阿姨的确很快振作起来，又变回从前那个风风火火的“晴姐”。 当我和薛时绾每天在学校咬着铅笔头上课的时候，改革春风继续吹拂在这篇大地上，设计院无力负担子弟学校的费用，解散了院里的子弟小学，班级里多出一批插班生。 家属院的大门每天都有搬家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断有人搬走，在这一片春风中，所有人都是浮萍，要拼命扎根才能找到生命的出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旁边的那条街上出现了不少路边小摊，慢慢发展成一片夜市，每天夜色暗下来，一辆辆自行车改装的三轮小摊就出现在街边，其中很多都是下岗工人，学历不够，手里的技术已经逐渐被时代所淘汰，他们就只能选择拿起烧烤签子、铁板铲子、小炒大勺…… 在那片夜市上，薛阿姨卖掉了她自己的旧衣服，那些国营商店买来的雪纺衬衫，买料子自己做的连衣裙和喇叭裤，曾经薛叔叔去外地出差带回来的呢子大衣，都在地摊上变成了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 薛阿姨用这些毛票凑够了薛时绾姐姐上重点高中的学费，交上了薛时绾三年级的学杂费，她捏着最后剩下的薄薄几张钱，敲响了家里的门来找妈妈。 “妹子，先前找律师的费用是你先帮我垫上的，我现在手里只有这些，但是我会出去找活干的，这笔钱我肯定会还……” 薛阿姨把皱巴巴的钱放在桌上，两只手搅在一起，极其不好意思的说着。 妈妈看出了薛阿姨的窘迫，眼疾手快的把钱塞回她怀里：“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家老大刚上高中，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 几番拉扯不过，薛阿姨攥着钱，还是坚持说：“那以后每天晚上你都带着小瑛到家里来吃饭，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们做。” 妈妈还想推辞，薛阿姨已经转头快步走出了门：“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记得来！” 可是第二天妈妈并没有来薛阿姨家里吃晚饭，设计院加班，她用座机打了个电话回来，让我们不用等她。 薛阿姨拿了个铝饭盒，把饭菜都留出一份，等招呼着我和薛时绾吃完饭，她就开始打包饭盒。 薛时绾的姐姐上了高中要住校，薛阿姨就拎着打包好的饭盒，嘱咐我：“小瑛，你和绾绾好好待着看家，谁敲门都别开，阿姨去给你妈妈送完饭，马上就回来。” 大概是小孩都对父母口中的“单位”有种没来由的好奇和憧憬，我一听要去设计院，马上有了兴趣，拉着薛阿姨的袖子，想要她带着我一起去。 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薛阿姨还是带着我一起去送饭了，我们一路上都走的的很快，薛阿姨半低着头，不想有人认出她来和她闲聊，更不想看见别人异样打量的眼神。 我们到的时候，妈妈正在工位上，戴着眼镜，对着一本大部头的英文书，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台嗡嗡作响的“大脑袋”电脑，眉头紧锁，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又用生疏的手法敲键盘。 薛阿姨把两个铝饭盒都摆在桌面上，一打开，饭菜的香味瞬间在办公室里飘散开了，瞬间吸引了周围一群饿着肚子加班的同事们。 有人羡慕的打趣：“好香啊，加班有人给送饭真好，宋所好福气啊，有晴姐这么热心的好邻居。” 妈妈敷衍着回应了两句，然后牵起我的手，拉着薛阿姨：“办公室人多，走，咱们上阳台上吃去。” 我晃晃妈妈的手：“我吃饱了，妈妈。” “那小瑛就自己玩会儿，妈妈吃完饭回来找你，”妈妈往椅子上放了个靠垫，让我坐在她的工位上，特意嘱咐：“电脑上是妈妈的工作，很重要的，千万不能动。” 妈妈和薛阿姨捧着饭盒出去了，我好奇的看了看妈妈摊在桌面上的书，这是一本全是字的大部头，除了汉字，还有不少英文字母。 学校里给三年级的学生开了英文课，穿着时髦的年轻女老师教过我们认英文字母，满篇看不懂的单词里，我只看得懂三个大写字母——CAD。 我不明白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无聊的转移视线，拿起工位上的笔筒，把里面的各种文具都倒出来，除了各种绘图工具，还倒出来一张名片，我把名片放到台灯下面，借着灯光好奇的看。 “深圳豪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我轻声把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念出来，名片翻过来还写了一行字。 【三倍薪酬，奖金另算，诚待您的回复】 深圳？这个词经常在学校的午休广播里听到，经常有新闻报道深圳，说这是一个发展迅速，遍地都是工作和机遇的地方，高楼大厦在那里崛地而起，新建成的机场气势宏伟…… 我心里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深圳比家属院好得多，如果妈妈在深圳的单位工作，一定也比待在设计院好得多。 我跳下椅子，攥着那张名片往外跑，站在阳台门前，正好听见薛阿姨和妈妈的说话声。 “……想挖我的公司我都见了见，有个深圳的公司，做房地产开发的，给的工资待遇最高，还提供员工宿舍，说我愿意过去就能给设计部经理的位置，说实话，要能在深圳多挣几年钱，孩子的大学学费都不用愁了。” 妈妈的声音很低，随着饭菜的味道飘散在风中，但我能听得出话中的兴奋和隐隐的期待。 我又听见薛阿姨刻意压低的声音。 “你是名牌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当年要不是三线运动，你也分配不到咱们这么个山旮旯里的设计院来。要我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该抓住这次机会，从这山里的小县城跳出去，去北京，去上海，去深圳……去能发光发热的地方！” 从妈妈和薛阿姨的话里，我听明白了一点，深圳是个好地方，能挣钱，能实现梦想。 如果妈妈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那就是件天大的好事，我抓着名片，懵懵懂懂的想，就算我不能跟着一起去，要好久好久见不到妈妈也没关系。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希望她过得好，希望她开心。 妈妈在阳台上匆匆吃完了饭，又被同事叫去会议室开会，我和薛阿姨收拾好饭盒，在工位上等着，哪怕关上了门，会议室的隔音依旧很糟糕，声音断断续续的传出来。 大家基本都习惯了，大多数加班的人都闷着头忙自己的，只是这次的会议似乎不同寻常，传出来的声音越来越大，隐隐能听见一些敏感的词汇。 “下岗名单” “学历” “电脑制图” …… 说话演变成争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竖起耳朵去听，最后“啪嚓”一声清脆的巨响，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过了半分钟，妈妈推开门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她的手掌被碎瓷片划破了，鲜血弄脏了白衬衫，甚至滴答滴答的砸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红色的痕迹。 我吓得愣住了，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急的站起来，薛阿姨嘴里喊着，冲上去想把妈妈送去卫生所，但妈妈不走，她用粉色的卫生纸按住伤口止血，脚步坚定，语气铿锵。 她走到工位旁，用完好的那只手指着，对着站在会议室的一众领导们。 “这个工位是张姐的，她当年是院里第一个大学生，技术好水平高，拿了三次三八红旗手，得过市级劳动模范，副高级工程师，外语说的还很好，俄语能读懂外文文献。” “这个位置坐的是小徐，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小姑娘，踏踏实实勤劳肯干，院里分房名额不够，一直和别人合租，去年还专门去夜校报名学英语，上个月刚把英语六级考下来，准备业余时间再去县里的打字员学校报个学习班学习电脑技术。” “还有这个工位……” 妈妈走过每一个工位，如数家珍的讲着这些和她朝夕相处的同事，讲着每个人的履历和长处，她的语速快的像机关枪，突突突的试图用语言的子弹打动那些决定着下岗名单的领导们。 “领导，我不是反对改革，我只是觉得，‘打破铁饭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该是一味的裁员和下岗，把真正能干活的人裁了，整个设计院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妈妈的话讲完，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当初支持提拔妈妈的袁副院长站出来，声音同样有力：“小宋，你要为院里的大局考虑，院里也不想做这个下岗名单，但现实因素摆在这里，现在要改革，过去的手工绘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都是电脑绘图，都要用CAD，都要搞PS！掌握不了技术就会被淘汰，这是大势所趋，你我谁都挡不住！” 大势所趋，这个词在我懵懂的脑袋里盘桓，八岁小孩很难理解，只能勉强记住，这就是绝望又无力的感觉。 “我会电脑制图，我可以用周末的时间教大家，给我两个月，我让整个二所都掌握CAD出图。” 妈妈举起那只完好的手，她的视线掠过一众领导，最后转过身，停留在身后每一位同事的脸上。 “想参加的都能来，只要愿意学，我保证把大家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