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装配生产电话机的企业，产品全部销往国外。
周亚平看惯了内地国营企业那种大工厂、大厂房、大车间的格局，看惯了整个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商场、医院、招待所及各种文体设施，哪里见过“登高”这种只有三层楼房，只有几个车间和几间办公室的裸企业？所以，刚接触时觉得规模太小，不足为奇，但真正深入其中后，却深感震撼。
别看规模不大，“登高”的生产效率却相当高，产量和产值完全不亚于内地占地面积几十亩，厂房、车间一大片的企业。周亚平观察到，两层楼的生产场地共设6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一个班可装配电话机座机近千台，可装配电话机面包机——即按键和听筒集中在一个手柄上的电话机一千多台。每天两班倒，一天就可生产1万多台电话机。
邓老板把他办企业的成功归功于他的“排线原则”。他曾向周亚平介绍，自己在台湾的电话机企业，创造过一个月生产电话机120万台的最高记录。之所以企业高效运营，就是全公司认真贯彻了他创导的“排线原则”。
邓老板有向员工训话的习惯，每次向管理人员训话时，都要反复强调他的“排线原则”。虽然邓老板多次讲“排线原则”，但究竟什么是“排线原则”，具体有哪些内容，哪些细节，他并没有详细介绍过，因此，跟随他多年的下属，始终懵懵懂懂，对“排线原则”说不出个所以然。
倒是周亚平，毕竟在企业待了多年，凭自己的经验以及对“登高”厂的细心观察和用心琢磨，逐渐摸出了一点门道。
周亚平体会到，所谓的 “排线原则”，是邓老板在流水线生产管理中积累的一些有效方法。周亚平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种：工位优化拆解法，动作归并快捷法，工装合理放置法，工人末位淘汰法。
“工位优化拆解法”，即把组装电话机所有步骤拆分成流水线的每一个工位操作，太粗的拆分和太细的拆分也即太少的工位与太多的工位都不合适。排除操作者本身快慢差异因素，必须保证每一个工位操作的时间基本一致，只有最适当的工位排布，才有可能获得最高效率。
“动作归并快捷法”，研究工位上工人的每个操作动作，摈弃多余动作，保留合理动作，是“排线原则”的核心。在这个阶段，有专人用秒表计算工人每一个动作的时间，然后确定科学的动作路线和频次。
“工装合理放置法”，装配工具、量具及其它工艺装置的摆设是否恰当，是否让使用者最方便、最顺手，对生产线的生产效率至关重要，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人末位淘汰法”。其实，这一点才是“排线原则”的关键。这个方法，就是每月、每周甚至每天严格考核各个工位工人的工作效率，对于那些在流水线上始终跟不上节奏，待装配产品积压超过限额的工人，排定名次后，把最后一名予以淘汰——除名处理。当时，进工厂的名额还是比较紧俏的，真要被工厂除名，也是够难受的。
这使周亚平不得不佩服邓老板的这一套管理方法，太绝了。虽然按照国营企业的观念，像“工人末位淘汰法”这种方法，是不人道的，绝对不可取，但其余三种，确实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登高电子有限公司”的管理，名义上是由内地人自己管理自己，领导层里设置一个副总经理，一个厂长，三个协理。副总经理叫邱宇灿，也是与邓老板合作的国家某部派来的干部；厂长是周亚平；还有三个协理，分别是主管技术的赖炅明，主管生产的田淼淼，主管采购后勤的申千年。认真分析，这些职务的设置不伦不类，副总经理和厂长及协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不白。当然，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官衔都是虚的，真正掌管企业大权的，就是邓老板和他的小舅子。邓老板貌似啥都不管，其实啥都要管，他的小舅子则把公司财务紧紧抓在手上，每一笔支出都要反复审查。
由于周亚平比其他四位高管来得都晚，因此，在“登高”厂一时没有分管的具体工作，虽然邓老板声称要周亚平协助他抓全面工作，但周亚平知道这只是一句套话，工厂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而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又只对邓老板负责，让你协助抓全面，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具体工作，总要做点事呀。周亚平是闲不住的人，他观察到，工厂每天繁忙地运转，完全依靠的是人治，由领导者凭自己的经验进行管理和奖罚。因而，在处理同一件事情时，不同的上级有不同的尺度，真是一人一法。这些，给管理工作带来混乱和许多麻烦。周亚平认识到，“登高”厂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十分薄弱，企业成立至今，没有正规建立过一项规章制度，连必要的各种原始记录、统计报表也都缺乏。
周亚平决定，他就从这里着手，重点抓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争取做好做扎实。
这些工作要是放到现在，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只要把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名称输入电脑，马上可以搜索到各种文本，你只需下载需要的部分就行了。
但当时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周亚平完全靠大脑的记忆和思索，花了二十多天时间，日夜不停地工作，把企业必须的各种规章制度编写出来，共计9大块30多项，囊括了工厂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考勤管理，安全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了便于员工了解和遵照执行，周亚平把这些规章制度深入浅出地浓缩成一本员工手册。另外，还设计了企业必要的各种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
按照邓老板的要求，职员必须把每天的工作内容写成书面材料，向董事长（邓老板）报告，由于邓老板的总部在香港，故大陆工厂的职员报告，一般采用FAX（传真）的方式，发送到香港。
由此，每天晚上，周亚平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即把每天编写的制度或原始记录、报表等的手抄件用传真方式发往香港公司。
一段时间以后，这件事竟然引起了在香港公司办公的邓太太的关注，有一天，邓太专门找邓老板聊起了这件事。
“老邓，那位什么通信集□□来的周亚平，我看还真是不错，每天勤奋地编写企业的各种制度，拟定各种报表、原始记录，还蛮有水平的。这个人对公司很忠诚 ，我看可以用。”邓太对邓老板说。
邓老板若有所思，说：“嗯！我知道，但人家是国营企业派来的人，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还要再看看。如果真是一条心，那确实是顶用的干部，你知道吗，他在国企当了多年的厂长——其实就是总经理，又在管理干部学院进修了两年，在企业管理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邓老板所谓的“再看看”，并不单纯是他本人的观察和分析。他把台湾办企业的那一套照搬到大陆，“登高”厂里，他安排了许多类似于“董事长助理”甚至“助理”的“助理”一类人，这些人的基本工作是监视企业的员工及各项运作，特别是高管的言行。每天，这些人用FAX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各种他们认为有用的信息传送到香港。因此，包括周亚平在内的所有管理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在邓老板的掌控当中。
工厂中的副总经理、厂长和三位协理，共计5个高管，刚开始时，由于互不了解，相互之间都有些戒备和顾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考验，了解到彼此都是干事之人，没有屑小之心。因此，尽管那些“助理”受人指使，故意制造几个高管之间的嫌隙和矛盾，却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和彼此信任。
他们有时凑到一起时，往往共同抱怨的就是工厂这种不正常的“告密”制度。
“他妈的！真没法活了。说得不好听，哪怕我在厂里放个屁，香港那边马上就知道了。”主管后勤采购的申协理大发牢骚。
生产主管田协理也愤愤不平地说：“什么玩意？那些‘助理’，每天啥事不干，就会打小报告。昨天我闹肚子，上了8次厕所，这件事居然也被邓老板知道了，他小舅子还嘲笑我躲到厕所去偷懒。”
“我这件事更离谱，”技术主管赖协理也有苦衷，“生产线电话机测试仪表不够用，如果买新的，价格贵得吓人。我为了给公司省钱，找了个老朋友，通过他介绍从一个倒闭的工厂里买了3台，都有八、九成新，总价钱还不到一台新仪表的钱。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哎，也有人告状，说我通过朋友交易，‘形迹可疑’，请老板派人详细调查，有无交易内幕。你们看，荒唐不荒唐？”
副总经理邱宇灿是个稳重的老好人，他小心翼翼地说：“哎，可能邓老板也没办法，毕竟到大陆办厂，谁也不认识，总担心别人搞他的鬼。”
“哼！不相信我们，怎么就相信那些小人？”田协理说。
被打小报告最多的申协理不满意邱宇灿的解释：“邱总，对大陆人有些不放心，这点我们也能理解，但为什么老是让那些人散布一些谣言，企图造成我们几个高管之间的不和，甚至让我们互斗呢？”
周亚平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单纯来打工的，因此一般不会介入这些纷争，但此时还是忍不住发言了：“这件事，邓董可能并不了解详情。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形成人人自危，互不信任，这对于企业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找机会向邓董陈述，使他真正了解内情。”
“对！”赖协理立即赞同，“周厂长说得对，我们应该一起找邓董认真谈一次，分析利弊，表露我们的真心。我相信邓老板应该会相信我们。”
几个人都表示赞同。邱副总口头上虽然并未表示反对，但他心里并不赞同这一方法，依他对邓老板的了解，这种企业高管集体找董事长谈话的做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会激起老板的反感。邓董本来就担心高管之间关系过于密切，如果集体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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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申诉，正印证了他的怀疑。
邱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担心其他几位不理解，反而误认为他是那些助理的帮凶。
找到一个机会，周亚平与三位协理一同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赖协理首先发言：“邓董，我们几个想向您汇报一下思想，需要耽误您一点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邓老板看到几个高管一起来找他，诧异地问：“什么事？这么郑重其事？”
于是，三个协理七嘴八舌地诉说起自己被人打小报告的事，冤屈之情溢于言表。
“邓董，我们对企业都是忠心耿耿的，您应该完全相信我们，”田协理说。
“是呀，董事长，”申协理诚恳地表示，“我们是一心一意为企业好，为董事长好。可有些人，整天不干正事，就只会挑刺找茬，打小报告，搞得我们整天紧张兮兮的，还怎么集中精力去搞好工作？”
听了大家的叫屈，邓老板眉头紧皱，脸色越来越难看：“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就这么点小事，值得你们这样兴师动众？”
周亚平觉得自己应该说话了：“邓董，可能我们认识不正确，我们认为这不是小事。您知道，我们这些同事每天在前面拼命干活，后面却总有人给他告黑状、穿小鞋，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哪里还能全副精力投入工作？个人心情不好是小事，由此影响了公司的工作和业绩，那才是大事。”
邓老板用疑惑的眼光注视着周亚平：“怎么，老周，你跟他们看法一样？”
周亚平没有吱声。
邓老板继续说：“老周，你们大陆的国营企业里难道没有监督机制，难道只要有监督机制就会人人自危？企业出了问题谁都不知道，那还叫什么企业？”
周亚平看邓老板正在气头上，本不想进一步激怒他，但听他这一说，知道如果不讲清楚道理，会造成更大的误会，故顺着他的话头说：“邓董，您说得非常对，企业必须有监督机制，我们国营企业同样如此。没有监督机制，错误的言论和行为得不到纠正，企业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和动力，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听周亚平这么说，邓老板脸色有点缓和：“是吧，我这人做事不会胡来的。”
周亚平话锋一转：“邓董，据我在企业多年的实践和体会，我觉得监督体制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结构和规章制度上。比如我原来所在的企业，就设有公开的监督机构和人员，如监督出勤，上下班、迟到早退，有专门的考勤员；寻找和发现企业安全隐患，有专门的安全员；诸如此类。另外，监督体制渗透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里，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这是企业的‘法治’，比起单纯的‘人治’，要更为科学更为合理。如果不依靠这些公开透明的、全面的、全员的监督机制，而只是由少数人依靠自己的感觉和标准来衡量某个人某件事，靠打小报告来进行监督，势必挂一漏万，很不全面，而且很有可能提供错误信息。邓董，我们都知道，您是有超常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但少数人提供的错误信息，还是有可能影响您的正确判断。”
“不会的，不会的！你们都知道，我不是糊涂人，绝对不会一看那些FAX就完全相信。”邓老板为自己辩护，“你们跟了我这么久了，难道还不了解？我对你们哪一点差了？哪一点不信任了？”
众人忙不迭地回答：“没有！没有！”
“是嘛，他打他的小报告，你干你的大事业。我心里有杆秤，谁好谁坏，自然有数，你们瞎担心什么？”邓老板进一步开导大家，“你们的辛苦我都记在心上，我已准备好了，只要你们好好干，今年年底，给你们每人一个大红包！”
一场风波在红包许愿的背景下烟消云散。但经此一遭，那些打小报告告黑状的勾当确实收敛了很多。
此事过后不久，邓老板找周亚平单独谈了一次。
“老周，你编写的所有规章制度我都看了，不错！连平日不怎么关心企业管理的邓太都觉得很好。我准备让他们做最后的审核校对后正式颁发执行。这件事值得表扬。”
“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说实话，在邓董这里拿这么高的待遇，不认真做点事，真不好意思。”周亚平说的是心里话。
“老周，你来我这里时间也不短了，对外资企业的运作模式应该是比较熟悉了。我今天找你来，是想交给你一项新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邓老板望着周亚平继续说，“随着企业的发展，订单越来越多，光靠‘登高’一个厂已经无法完成订单。我又注册了一家新的企业，名字就叫‘登攀电子有限公司’。我说过，准备成立一系列的‘登’字企业，组成‘登字集团’。我准备让你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管，马上去筹备建立这家企业，你看这么样？”
虽然感到有点突然，但周亚平还是很平静地回答：“本人无意见，工作上听从邓董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