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出来，把行李往永康胡同宿舍一丢，周亚平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集团公司总部。
和同事们寒暄一番后，周亚平直接走进总裁办公室。
“哦，小周回来了，听干部处说你已经毕业了，是吗？”总裁蔡斌泉笑着问。
“是的，蔡总。我今天来就是请示领导，毕业后的工作安排。说实话，学习回来，很期望能大干一场。”
“坐下来谈，坐下来谈！”
见周亚平一直站着说话，蔡斌泉示意他坐下来。
“我们现在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干部。” 蔡斌泉一边说，一边倒了杯开水递给周亚平，“这两年，企业发展很快，干部队伍跟不上呀。对于工作，你个人有什么要求？”
“听从组织安排。”周亚平毫不犹豫地回答。
“好！那就好。” 蔡斌泉表示满意，“关于你的工作安排问题，局党组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有一个方向，这就是到南方电话设备厂去当厂长。小周，南方厂可是我们集团的重点呀，我们国家的第一套万门程控交换机就将在那里诞生。在那里你是大有可为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再给我们答复。”
离开蔡总办公室后，周亚平又来到副总彭旭辉办公室。周亚平在器材厂当厂长时，彭总曾多次到过工厂，故而两人更加熟络一些，因而一进门，周亚平就开门见山地说：“彭总，我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刚从蔡总那儿出来，向您也报个到。”
彭总把手上的文件放下，热情地招呼：“嗬，是亚平啊，快坐快坐！”
随意聊了几句后，彭旭辉问周亚平：“亚平，关于你以后的工作安排，蔡总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他说党组还没有最后确定，但好像南方电话设备厂需要人，让我可以考虑考虑。”
“哎！这个老蔡……”彭旭辉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但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宜在下属面前暴露领导之间的分歧，赶快和周亚平聊起其它话题。
关于南方电话设备厂的领导班子，还是有些说道。彭旭辉是分管干部工作的，这里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厂长人选是他考察确定的。今年以来，这个厂的职工群众对厂长的许多做法严重不满，甚至闹到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要罢免现任厂长。
为此事，两位局领导持截然不同的观点。蔡总认为，作为工厂行政的一把手，却招到了这么多职工群众的反对，以至于召开职代会讨论罢免事项，已经够丢人了，必须尽快撤换。而彭旭辉觉得，南方厂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工厂一系列改革措施触犯了部分职工的利益，从而引起一系列的事件发生，厂长本人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算是一个积极工作，忠于职守的干部。如果此时马上撤换，必将使南方厂的改革夭折，让很多人寒心。正因为如此，彭旭辉听说蔡有意把周亚平派去南方厂当厂长，一股火腾地冒了上来。但又不便明说，因此，与周亚平七七八八地聊了一会，就让他先回去休息，明天再来，听候组织安排。
回到宿舍后，回想起和两个局长的谈话，周亚平仿佛嗅到了一丝不和谐的味道。
他知道，南方电话设备厂是集团中最大的一家企业，由原来的三个部属工厂合并而成，共计三千多名职工。这个厂占地面积很大，厂房宽敞漂亮，设备精良，产品先进，代表了当时我国通讯设备企业最高的技术水平。蔡总想让自己去那里担任领导职务，显然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和重视。但看来彭总并不认同蔡总的提议，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周亚平对于去南方厂工作也是很犹豫的，主要是对以往器材厂的厂长生涯还心有余悸。回想当年的坎坷历程，深知在国营企业当厂长的不易。改革开放虽然在社会上已经深入发展，各条战线都取得辉煌成就，但在国有企业内部却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体制上的痼疾，体现在人事制度上，劳动报酬制度上，奖励处罚制度上，仍然与市场经济严重脱节。当厂长的很难施展身手，那种上下掣肘，动辄遭人诬告，费力不讨好的味道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尽管离自己当厂长已过去两年多，但估计现在的南方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二天，周亚平再次来到集团公司，在干部处等待老总召唤。
这次是两位老总一起在小会议室接见周亚平。
“小周，昨天跟你说的，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蔡总一见面就问周亚平。
迟疑了一下，周亚平说：“领导准备安排我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从心里说，十分感激领导的信任和重视。按理说，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我还是想问一句，还有没有其它的岗位，哪怕是普通的职位，只要能发挥所学之长，我也心甘情愿。”
“倒还真有一个完全陌生的崭新领域需要人。”彭旭辉接过话题，面向蔡斌泉说，“蔡总，还记得吧，前几天，岳部长找我们去他办公室，交待了一件事。有个美籍华人邓先生特意到京城来见他，称在深圳开办了一家生产通讯产品的企业，想与我们部合作再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希望前期由我们派一名干部去，先期参与他本人的独资企业的经营管理，然后筹办与我们的中外合资企业。”
“对，有这么回事。那个邓先生原来是台湾的企业家，他号称当年在台湾的企业一年生产电话机6百万台，被欧美业内人士称为‘电话机大王’。这也太厉害了，要知道，现在我国大陆一年的电话机产量全部加在一起可能也到不了这个数。”
“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吹的，反正部长指示我们派人，我们派人就对了。蔡总，我觉得亚平刚从管理干部学院毕业，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也学到了一些适应改革的管理知识。派他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去，我认为比较合适。”
蔡斌泉没有马上表态。
周亚平却兴奋起来：“我愿意接受新的挑战，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只是，只是……”蔡斌泉有点左右为难，“南方厂怎么办？小周也是很合适的。”
“事急从权，蔡总，部长安排的任务，如不尽快完成，恐怕不好交待。”彭旭辉提醒蔡斌泉。
蔡斌泉最终下定决心：“好吧，就把周亚平派到深圳去吧！”
周亚平接受这项任务后，尽管依稀感到前途未卜，但不知为何，却仍然非常开心，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新挑战的渴望给他注入了满腔的热情。
往南方前行的途中，周亚平回了趟家。
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家中的所有大事小情都是妻子沈珍钰一人操劳，她一边工作，一边还要抚养女儿，操持家务。她任劳任怨，充分体现了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担当和贤惠。周亚平默想，现在，自己又被派到鹏城去工作，还不知这次离家时间究竟有多长，还要让妻子继续独自撑起这个家庭。周亚平虽然深感歉疚，但又别无它法，因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离开北京前，周亚平在街上转悠了好几天，终于为妻子和女儿分别选择了一件当时还算时髦的衣服，又买了一些时尚的糕点糖果，这才乘车回家。
知道周亚平新的工作变更后，沈珍钰虽然表达了对分居生活的不满，但她通情达理，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只能愉快地接受。而且，她认为，与其让周亚平回到器材厂再过那种窝囊的日子，不如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寻找更好的归宿。
由于急着赴鹏城迎接新的任务，周亚平在家中只待了三天，就坐火车赶往广州。按照干部处的交待，他必须先到集团公司广州办事处报到，然后再去邓老板的工厂驻地。
主任复姓西门，名瑞安，原来也是一个直属厂的党委书记，年纪大了才调到办事处任职。见到周亚平后非常热情，除了给他详细介绍美籍华人邓先生及其企业的情况，还一直喋喋不休地向周亚平强调涉外工作的注意事项，再三嘱咐他到了深圳这个花花世界，一点要洁身自好，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另外，西门告诉周亚平，虽然集□□他只身在深圳工作，但他并不是孤军奋战，他的党组织关系仍然放在广州办事处，他的工作会得到整个办事处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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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一本正经的说教，周亚平心里一直暗笑，但转念一想，不管怎样，这位老同志的苦心可嘉。
“西门主任，局长说邓老板去北京之事是你们办事处牵的线，我想问问，邓老板自己的外商独资企业办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找我们谈合资呢？”周亚平提出了疑惑很久的一个问题。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西门诡异地一笑，“这个邓老板就是一个人精，他知道我们集团总部管辖全国的通讯产品企业，既然在大陆开办企业，如果与我们总部合作乃至合资，肯定能够得到很多政策和优惠条件。因此，直接就上北京去找岳部长了。”
在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西门就帮周亚平购买了去深圳宝安的汽车票，亲自驾车把他送到汽车站，对周亚平说：“邓老板的企业就在深圳宝安，你坐这趟汽车到广安加油站下车，邓老板会派人来接你。”
“好的，谢谢西门主任！”周亚平临别道谢。
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来到了鹏城广安加油站。一下车，周亚平四处张望，见到有两个推着自行车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看来右腿有些不方便的男子问：“你是周先生吧？”
“是的，你们是？”周亚平回答。
两人中另外一人脸上堆满笑容：“我们是邓老板派来接你的。”
经过聊天，周亚平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那个腿脚有点不利索的叫谢鞠科，是“登字”工厂塑胶部模具组组长，另外一位叫何立伟，是工厂塑胶部注塑组的领班。
“对不起，今天司机阿霜去外地了，我们只能用自行车来接你了。”谢鞠科用抱歉的口吻说。
“没关系，听说这里离厂不太远，走路去都可以。”周亚平豁达地表示。
来到邓老板的外商独资企业“深圳登高电子有限公司”后，周亚平发现，可能是由于初创，工厂并没有周亚平想象的那么大规模，只在一栋工业厂房中占据三层楼，两层用作生产车间，一层用作办公及库房等。
周亚平在会客室等了半个多小时，邓老板才姗姗来到。
人还未进，一阵爽朗的笑声先传进来：“哈哈！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周亚平站起来，与走进来的邓老板握手致意，并自我介绍：“我叫周亚平，是我们集团公司按照邓先生向岳部长提出的要求，专门派来合作的。”
邓老板仔细打量周亚平，眉开眼笑地说：“知道，知道！早就听说你长期在国营企业担任厂长职务，来这里之前，还在企业管理干部学院进修过两年。我们合作就需要这样的人才，有理论知识，还有实际经验。老周，欢迎你来到登字集团的‘登高电子厂’！”
“‘登字集团’？”周亚平有些不解。
“对呀，本人准备在大陆开办的企业肯定不止‘登高’这一家，但都会以‘登’字打头，这些企业将组成‘登字集团’。”邓老板解释，“他们建议我叫‘邓氏集团’，我不同意，我可不愿意把企业办成家族企业。”
“喔，邓董事长雄心壮志，看来要在深圳大干一场。”周亚平顺势恭维他。
“彼此彼此，哪能与贵集团公司相比，贵集团所属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家大业大，在下偏居一隅，惭愧，惭愧！”邓老板话风一转，“周先生，尽管你在贵集团所属企业工作多年，但那毕竟都是国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有很大区别。我想先让你在我的独资企业担任高管，就用你们的叫法，叫厂长。让你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外资企业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然后我们再按部就班地来组建合资企业。那时候，你已经非常熟悉如何管理外资企业了，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你看这样行不行？”
周亚平表示赞同，说：“我没意见，听从邓董安排。既然来了，就想扎扎实实干一番事业，今后还请邓先生多多指教。”
“好说，好说！”邓老板回复。
从此，周亚平彻底转变了身份，由一个国营企业的领导变成了外资企业的高管，尽管还是“厂长”的名称，但实质已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