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夏，天气就已躁热非常。器材厂职工一年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季，因为工厂有三个产品车间，主要的生产设备，都是高温生产设备，一到夏天，高温炉旁操作的工人，更加难熬。
周亚平此时正站在三车间高温电炉边，和车间领导及技术人员研究设备大修问题。
如果按使用年限，这台设备还没有到达大修时间，但由于近期生产中设备经常发生故障，经研究，一致同意提前停火大修。
“哎，杨工怎么没来？”周亚平问三车间主任苏锦浩。
“周厂长你不知道吗，杨工马上要调走，请调报告你们不是同意了吗？他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苏主任回答。
周亚平诧异地说：“批准他调离一事我知道，但说好是等到这台设备大修理完成后才走。因为目前只有他对这台设备的情况最清楚。”
“哦，是这样，那你们赶快把杨工找来。”苏锦浩吩咐手下。
不一会，杨工来到了现场，见到厂长，赶忙说：“不好意思，我刚才正在整理资料，准备交接。我看苏主任也没叫我，所以没到现场来。”
周亚平和颜悦色地对杨工说：“你要调走，我们原来是都不同意的，因你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技术骨干。但考虑到你太太在市里上班，你长期在县区工作，家里确实困难不少，所以最终同意你调走。但希望你站好最后一班岗，这台设备只有你最了解，所以请你在完成设备大修后才离厂，没问题吧？”
“没问题！”杨工爽快地回答。
设备的事情处理完后，周亚平正准备离开，杨工拉了他一把，轻轻地说：“厂长，等等，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两人走到车间一个僻静的角落，杨工带着歉意向周亚平说：“厂长，其实我又何尝想走？我对我们厂是有感情的。原来我是想把老婆调过来，但她一听说调过来后工资比原来的工厂要少十几块钱，坚决不肯过来。前不久，她找了她们厂的领导，该厂同意我调过去。他们也是中央直属企业，我过去后工资立马比现在增加十几块钱。所以，没办法，只能是我走，请领导谅解。”
当时，职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钱，两个单位工资同一级别相差十几元，面对这种选择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糊涂。
器材厂原是地方企业，成为中央直属企业后，干部已经按照全国统一级别享受工资待遇；但工人工资线条一直没有改变，仍按原来的地方标准执行。两种标准相差很大，就以当时学徒转正后定为二级工为例，器材厂二级工工资为三十元几毛，而别的中央直属企业二级工工资为三十八元多。尤其是，级别越高，差额越大，到了五级工以上，差别就到了十元以上。杨工是从工人岗位保送去读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回厂后，尽管一直按技术人员使用，但由于指标缺乏，没有办理转干手续，因而始终按工人工资标准拿薪水。
回到办公室，周亚平打电话给人事科，让科长何居靖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
“周厂长，什么事？”一进门，何居靖问。
“坐下来，慢慢说。”周亚平倒了杯水，“何科长，我刚从三车间回来。三车间杨工是个难得的人才，除了技术过硬，人品也很不错。但马上就要调走了，说白了，还是工资太低的原因。你是最知情的，近几年，由于工资问题，我们流失了多少骨干、人才。”
“确实不少，现在我手上还压着一叠请调报告。” 何居靖说。
“我们虽然也是中央直属企业，但工人工资标准比其它中央企业差了一大截，这我知道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但为什么历任领导都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呢？”周亚平问。
何居靖回复：“怎么没想办法，我知道的是每一届领导到部局开会时，都向上级反映过，要求按照部属企业标准调整工人工资线条。但都没有获得批准。”
“什么原因呢？”
何居靖摇摇头，无奈地说：“领导没说过，我们也不清楚。”
周亚平搓搓手，指着何，又指着自己，庄重地说：“何科长，看来我们要下大决心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我就不相信，中央直属企业按中央直属企业工资标准执行，这种顺理成章的事会办不成！”
周亚平是那种一旦认定目标，就会矢志不移地走下去的人。
以后几天，为了这件事，先是在党委会汇报、研究；接着召开厂长办公会商议、部署具体方案；同时，组织人员起草给上级的请示报告。忙个不亦乐乎。
一切就绪后，周亚平和何居靖带着书面报告直飞北京。
在工厂时已经商量好了上报路径，由于此事的管辖权在部人事局，器材厂主管局根本插不上手，因此，周、何二人一到京城，还没住下，就拖着行李去了部机关。
说来也巧，周亚平读中专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杜佑才，原来是器材厂的团委书记，后调到部机关人事局工作。来北京前，周亚平就给这位老同学打过电话，希望他在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
此时，周、何直接找到了杜佑才所在的办公室，两人站在走廊上，请人把老杜叫了出来。
互致问候后，杜佑才接过两人手中的行李，说：“屋内人多，说话不方便。亚平，你们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把行李放进去。”
杜佑才从办公室端了两杯茶水走出来，三人在走廊上找了条长凳坐下。
周亚平迫不及待地问：“佑才，你帮我们联系好了没有？”
“不急，不急！”杜佑才把茶水分别给了两人，“这两天我一直在联系这件事。我打听清楚了，具体经办工资标准的，就是我们局里劳资处韩处长，老韩这人不错，挺为基层考虑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他办公室。”
果真不错，韩处长为人很和善，一听说是器材厂的厂长和人事科长，马上打着哈哈说：“知道了！小杜给我说了，你们又是为工人工资线条问题来的。”
周亚平也微微一笑：“韩处长，不错，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问题来请示、汇报的。您一定知道，我们厂工人劳动强度又大，工资又低，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领导们体谅我们基层工作的难处，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我去过你们厂，都是高温作业，工人确实很辛苦。部属厂里，就属你们厂工资最低，我们都很同情。”韩处长随和地说。
“韩处长，我就一直想不通，器材厂作为我们的部属企业，理所当然的应该执行部属企业工人工资标准，为什么其它四十几个部属企业都可以这样做，唯独我们厂不能这样做？”
“周厂长，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工厂收归为部属企业时，没有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因此拖下来了，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问题成了老大难问题。”韩处长叹了口气。
周亚平追问：“韩处长，请教一下，‘老大难’，现在究竟难在哪里？贵局是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所在，只要你们同意，这件事不就办成了？”
韩处长忙把手中的茶杯放下：“周厂长，别误会，我们局可是一直开绿灯的，问题的关键不在部里，而在地方政府。”
接下来，韩处长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一一说给周、何二人听。
原来，很早以前，接到工厂的申诉，部里就准备批准器材厂执行中央直属企业工人工资标准。正准备发文前，当时的人事局长，在参加全国劳动工资会议时，恰巧碰到器材厂所在地方政府的劳资局长，于是顺便和他聊到此事，告知部里计划，即准备调整器材厂工人的工资线条。谁知那位局长不哼不哈地回了一句话：“调高工资，好呀，正好我们地方也有不少企业，工人工资标准都很低，你们调吧，我们也跟着来。”
他这一说不打紧，可把当时部里的人事局长吓出一身冷汗，这还了得，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成了破坏劳动工资制度的祸首了吗。当然，大家也心知肚明，给器材厂调整工人工资标准名正言顺，即使下文批准了，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跟风。但他这一说法，明显表达了反对之意，既然地方政府强烈反对，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继续把器材厂工人工资调整这件事做到底？
看到周亚平他们失望的表情，韩处长安慰道：“我想了很久，正如周厂长说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很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的反对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既然地方政府有这一说法，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在脑后。这件事说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研究过，你们要求调整工人工资线条的请示报告，只要能让地方政府的劳资局在上面批示‘同意上报’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批准执行。这是对你们工作最大限度的支持了。”
“哦！这么简单。”周亚平有点小惊喜。
“别高兴太早，即使这样，这件事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否则，你的前任早就办成了，还会留给你？说明这是个烫手的山芋。”
周亚平表示真诚的感谢：“韩处长，万分感谢您的点拨。过去我们一直抱怨领导们不体谅基层的苦处，现在看来是我们自己工作没做到家。我明白了，真要给职工办成这件好事，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搞好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不要谢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刚才说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按此去做吧，我们一起努力，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这是韩处长的送别之言。
从部机关出来后，周、何二人找个招待所住下来。由于是第二天的返程机票，下午还有点时间，周亚平对何居靖说：“老何，你在北京还有没有私事要办？”
“我没有什么事要办。”
“好，那就陪我上街跑一趟。”
“干嘛？”
周亚平笑笑：“来之前，我问女儿萌梦要帮她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她指名要巧克力，而且必须是白色的巧克力。这巧克力不都是黑色的吗，上哪去找白色的呢？你帮我参谋参谋。”
“行！没问题。”
两人在北京街上转悠了半天，跑了不少副食品商场，眼看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还没有找到这种白色的巧克力。
周亚平感到绝望了，两人找了一家饺子馆，一人点了一份白菜瘦肉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结账时，周亚平问：“老板，请问哪个商店可以买到白色的巧克力？”
那位北京大叔一口京腔：“啥？白巧克力？你们到王府井大街去看看，那儿应该啥玩艺都有。”
跑遍了整个王府井大街，始终也未找到需要的品种。周亚平有点绝望了。好在有家糖果店老板指出了一条明路：“西单有一家专门经销进口糖果的门店，据说那里有这种白巧克力。”
折腾了到晚上8点钟，周亚平终于如愿买到了女儿喜爱的白巧克力。
周亚平、何居靖回厂后，立即将北京之行的情况在党委会上作了汇报。
冯庭怡听了后，不以为然地说：“周厂长，你说韩处长体谅基层，这是把人想得太好了。依我看，那个劳资处长就是一个老滑头，既然此事管辖权在部里，你直接发批文不就得了。表面上说同情我们厂，支持我们厂，却把皮球又踢回了我们厂。”
“是呀，让我们去找政府劳资局，凭什么？人家几句话就可以把你顶回来：‘你们向部局的请示报告关我们什么事，需我们签字？’”有人附和。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大机关的干部们政策观念强，既然地方政府反对这件事，牵涉到国家劳动工资制度，他们只有谨慎行事。”欧阳昭民表达自己的意见。
龚书记说话了：“部人事局的官员确实不敢在地方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发文，我觉得可以理解，他们是担心地方政府告到□□，把事情闹大，不值得。”
周亚平说：“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但平心而论，无论谁坐到这个位置上，不会这样做？我之所以说韩处长替我们考虑问题，是由于他知道让地方政府签字的难度，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把这个难度降到最低。大家想想，如果让地方政府签批：‘同意器材厂调整工人工资’和‘同意上报’，哪个更容易实现？”
肖进回答：“当然是‘同意上报’。看来韩处长还是动了脑筋，含含糊糊的一句‘同意上报’，其实谁签了都追究不了责任。我们只是同意你上报，至于你们上级批不批，怎么批，不关我事，即使批错了，也与我无关。”
“对！就是这么回事。”周亚平说，“这就是官场哲学。当然，哪怕是这么几个无关痛痒的签字，也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除非有很硬的关系或劳资局里有真心想帮助我们的大好人。对了，龚书记，你在地方政府里工作过，市劳资局里有没有熟人？”
“县政府里倒是还有不少熟人，我找他们要这样的签字是没有问题的。”龚书记回复，“但市政府里确实想不起还有什么熟人，再则，我到企业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人一走，茶就凉，恐怕也无济于事。”
“县政府签批没有用，必须是市政府。”周亚平喃喃地说。
龚书记最后作会议小结：“这件事一时半会还不可能解决，大家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法，在一个合适的节点，才能去找市劳资局。决不能贸然去找，否则把事情搞砸了更难办。”
时光荏苒，从北京回来又是两个多月，这天上午，周亚平正在办公室处理杂务，敲门声遽然响起。
周亚平抬起头 ：“请进！”
进门的是一个有点面熟的女子，但周亚平记不起她的姓名。来人注视着周亚平，说：“您就是周厂长吧。”
“是的，请问您是……”
“我是任秋水的太太，还记得吧，秋水的追悼会上我见过您。”
“哦，难怪有点面熟，任太，请坐！”周亚平倒了杯开水递给她，“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秋水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惜英年早逝，任太太节哀顺变。”
“一开始真的是无法‘顺变’，这道坎怎么也过不去，一想起他抛下我们孤儿寡母狠心走了，我就哭个不停。日子长了，也就好一些了。谢谢厂长的关心。”任太话锋转入正题，“我这次来找厂领导，主要是为我小孩顶职一事。”
按照当时的政策，国营企业职工去世后，可以由一名成年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任秋水是厂工会的一名干事，是以工代干，即以工人身份代替干部工作，一个多月前因病去世。
周亚平记得，这件事办公会上议过，由于小任今年还未满18 周岁，因此不能顶职，按照规定，顶替指标只在当年有效。那个年代，招工指标多么不易，许多人都惋惜，任家浪费了一个顶职指标。
“这件事我知道，按规定成年小孩是可以当年顶职的，但可惜小任今年未满18周岁。”
“如果我小孩到了18岁，我们就直接去办手续了，还来麻烦厂长干什么？”任太说话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周亚平仍然耐心地说服：“任太，这是政策明文规定的。小任不到18岁，我们不可能招童工。”
任太也感觉自己说话太急，口气缓和了一些：“周厂长，你放心，我在政府机关工作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懂得，不会无理取闹。我们现在要求的不是马上进厂，我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家小孩今年16岁多了，我们是希望能保留顶替指标一年多，等我家孩子满18岁时，再来办理顶职手续。”
不等周亚平答话，任太继续说：“至于这样做政策是否允许，我也已经咨询过，特殊情况下，经所在单位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可以破例办理。我们市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实例。”
“请问任太，你们家情况有何特殊呢？”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工作，要养活一个小孩和四个老人——秋水和我都是独生子女。这难道不特殊吗？”任太理直气壮地回答。
周亚平苦笑一声，心里想，现如今，哪家不是独生子女，这如果算特殊，那特殊的就太多了，但此话未说出口。
见厂长沉吟，任太絮絮地说：“周厂长，我家秋水经常和我讲您的故事，说您是个难得的好厂长，是个关心群众疾苦的厂长。我家这件事，您千万不能撒手不管呀！”
“不是不管，工厂一千多名员工，都需要关心，都需要照顾。这一破例，今后大家都会学样。任太，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呀。”
看来，任太是有备而来，见厂长表示为难，马上说：“我知道，如果只通过我找你们求情，就算你们同意了，单独为我家小孩批了延期顶替，今后旁人会拿来攀比，你们今后也很难开展工作。我想好了，这件事，我来找您的事，不要让职工知道，就算没有这件事。接下来，我让市劳资局领导给你们打电话，到时候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推到劳资局去，上级单位的意见，工厂不可能不执行，旁人也无话可说。别人要攀比，可以，你也去找市劳资局，让他们打电话吧。”
听到这里，周亚平心里一激灵：“什么，任太，你在市劳资局有熟人？”
任太平静地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在政府机关工作这么多年，哪个地方没有几个熟人？市人事局郝副局长是我以前的老同事，我与他太太是闺蜜，我还是他们女儿的干妈。”
“那太好了！”周亚平情不自禁地惊呼，因为他一直在为去劳资局找领导签字的事情而焦虑，现在无意中见到了曙光。
任太被周亚平突如其来的兴奋吓住了，连忙问：“厂长，厂长，怎么啦？”
知道自己失态，周亚平也不好意思了：“没有事！我是想，任太替我们考虑得太周全了。如果这样办，今后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我们也不用担心其他职工来攀比。因此，我估计，只要市劳资局出面给我们打招呼，小任延期顶替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
听此一说，任太也非常高兴：“我就说嘛，周厂长是个聪明人，这样做既解决了职工家属的实际困难，又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好！那我就去找老郝办这件事。谢谢周厂长！”
“不要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周亚平心里想，很可能，到时候我们还要谢谢你。
任太刚走，周亚平迫不及待地去了党委书记办公室。
龚老爷子正在看当天的《人民日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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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平匆匆赶来，诧异地问：“什么事，这么急急忙忙的？”
“龚书记，好消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打破脑袋想主意，千方百计找机会，都没有好办法，谁知机会找上门了！”
龚长贵听了这段话，一脸的疑惑：“周厂长，你这说的是什么事？”
这番话确实有点没头没脑，周亚平自己也觉得好笑。于是，找条凳子坐下来，把任太太来访的前前后后都给龚长贵说了一遍。最后，周亚平表明自己的态度：“龚书记，尽管按照任秋水家里的情况看，不能说是有很特殊的困难，需要破例延期顶替，但如果利用这个契机争取到市劳资局在我们调整工资的报告上签字，解决全厂工人的大福利，我觉得这个破例非常值得。”
龚长贵想了想，说：“好机会！确实是好机会。可以这么去办，在市劳资局领导找我们为小任延期顶替打招呼时，适时地提出我们厂工人工资调整一事，十有八九会得到支持，然后马上送报告去签字，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了。”
停了一会，又说：“尽管这件事班子里应该不会有人反对，但还是要在党委会上投票通过，让大家都知道。”
果不其然，关于同意任秋水儿子延期顶替的决议，得到党委会全票通过。
此后第三天，一个电话打到周亚平办公室。周亚平提起话筒：“你好！请问哪位？”
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子慢条斯理的声音：“你好！器材厂周厂长吗，我是市劳资局的郝毕城呀。”
“哦，是郝局长啊，你好，你好！我们还正在商量，近期准备上门拜访。”周亚平心想，这个电话终于等到了。
“你们有什么事？”郝局长警惕地问。
“没什么大事，正常的工作汇报。”周亚平平静地回答，“郝局长，您有什么事？”
“一点小事。贵厂工会不是有个姓任的干事吗，前不久不幸去世，他太太是我以前在区文化局工作时的老同事，她最近找了我，说由于孩子还未满18岁，因此不能顶职。如果孩子今后没有工作，她一个人要养活6口人——对了，她们两口子都是独生子女。孤儿寡母，我看确实怪可怜的。老同事请我说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虽然讲原则，但不能不讲人性。再则，孩子离18岁只有一年多了，只需要保留一年多时间的顶替指标。根据职工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是政策允许的，而且不需要上级部门批准，我们市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郝局长！……”
周亚平正准备开口，又被郝毕城打断：“听我说完，我这番话纯粹是作为任太的老同事，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为贵厂职工说两句话，绝不是以劳资局长身份说的。你们在决策时，千万不要被我个人意见左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确定郝毕城已经说完，周亚平才开口：“郝局长，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关心。任太家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这么难得的一个就业机会如果丢掉了，那就太可惜了。请您放心，关于小任延期顶替一事我们近期会召开办公会研究确定，我想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就好。行了，不打扰大厂长了，听说你们厂去年被评为市优秀企业，今年上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受到省里的表彰。你这厂长当得真不赖呀！”
周亚平赶忙接过话头：“托您的福，这两年工厂效益确实还可以，郝局长，我们这是苦干出来的。您都知道，我们厂大都是高温作业，工人们非常辛苦，尽管工厂效益还不错，但工人们的工资却很低。这是不是太不合理？”
“周厂长，别发牢骚，相信我们国家，继续改革开放，一定会逐步解决这个多劳应多得的问题。”
“对了，说到这里，郝局长，我开始跟您说过，最近我们准备去拜访贵局，就是希望在当前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请领导们帮助暂时解决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
“ 郝局长，上个月我去北京，到部人事局汇报请示工作，部里同意我厂按照中央直属企业标准调整工人工资，让我们马上就此事递送请示报告。”
“这是好事呀，抓紧时间上报呀！”
“但部局要求，我厂的请示报告上，必须请贵局签批。”
“不需要，你们厂的劳动工资关系直属中央部局，与我们地方政府没有关系。”
周亚平叹了口气：“是呀，我们开始也这样认为，但估计是部局出于尊重地方政府的意愿，一定要地方政府劳资部门签字。签批文字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贵局签‘同意上报’四个字，其实就是走个过场，让你们知道这件事。”
“哦……”郝毕城陷入沉默。
周亚平见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有点着急：“郝局，这对贵局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几个字，可对我们来说，是全厂工人的福音呀。你们无论如何要支持我们企业，支持我们艰苦奋斗的一线工人。您刚才不是说这是好事吗，那就帮助我们把这件好事做成功。”
又是一阵沉默，郝毕城最后表态：“好吧，这件事我们商量商量。”
电话挂断了。
与郝局长通话后，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周亚平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郝毕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不管怎样，周亚平按照领导班子的决定，先安排工厂人事科通知任太来办理小任延期顶职的手续。也算是兑现了给郝局长的诺言。
周亚平在焦急中又等待了两天，终于等来了市劳资局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让器材厂派人带着向部人事局的报告文件去签字、盖章。
有了这份由当地政府劳资部门签字盖章的请示报告，以下的一切变得十分顺利，不到半月，工厂就收到了部人事局关于同意器材厂按照中央直属企业工人工资标准执行的批文。
这几天，关于即将调整全厂工人工资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想想，每个工人每个月将要凭空增加不少的收入，能不激起兴奋的涟漪？
周亚平和大家一样，沉浸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之中。
当天，周亚平正在车间巡查，龚长贵派人传话，请他赶快到他办公室去。
进了书记办公室，见屋内除了龚书记，还有组织科科长向敏德，两人都面色凝重。
看到周亚平进来，向科长将手中一份信函递给周亚平：“厂长，你先看看这封举报信。”
“举报信？”周亚平一脸的迷惑，接过来马上翻看。
信函内容很简单，只有无头无尾的寥寥几行字：“上级领导赶快来制止呀，器材厂违反国家劳动工资制度，即将调整工人工资线条。你们赶快采取措施制止呀，否则来不及了！”
“谁写的，这么恶毒？”周亚平气愤地问，同时把信函交还给向敏德。
向接过举报信：“谁知道呢？是市政府□□办收到，然后按照他们领导的意见，再寄回我们厂纪委的。”
龚长贵在办公室一边踱步，一边说：“这个告状的人肯定是我们厂的人，够阴险的，他就是想搅黄我们厂工人工资调整这件事。这是全厂百分之八十以上职工都得利的大好事，为什么要搅黄呢？如果搅黄了，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呢？”
“龚书记，我看先不管他这封信。既然写信之人是希望我们厂办不成这件好事，我们就偏要立即、马上、尽快把这件事办成、办好。看来市政府够意思，居然把举报信退回给我厂，这明显是知道真实情况。”
停了一会，周亚平接着说：“龚书记、向科长，当下之计，只有马上行动，一方面，召开班组长以上干部大会，宣传我们这次工资调整完全是按照国家政策执行的，合理、合法、合规。稳定大家情绪，不要被居心叵测之人蛊惑。另一方面，我马上召集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好工资调整的计算和列表造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新的工资表册做好，把这个月的工资发放下去。就是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以免夜长梦多。”
“好！”向敏德大叫一声，“厂长说得对，造成了既成事实，神仙都无法逆转。”
龚书记笑笑：“看你们说的，好像我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周厂长说的第一点很重要，要广为宣传，我们是根据部里的指示工作的，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首先，我们自己要理直气壮。”
党政一把手统一意见后，器材厂工资调整的步伐加快，没过几天，从部局发文之日起补发的工资就发到了全厂工人手上。工人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厂内奔走相告，互相向对方炫耀自己这一次增加了多少钱的工资。
事已毕，钱已发，此后再未发生任何风波。但这份奇诡的举报信究竟何人所为，因何而为，虽众说纷纭，但至今还是一个谜。当然，也有些热心研究器材厂政局风云，官场秘史的人十分肯定地回答，这些匿名信，是个别觊觎厂长职位的阴谋家筹划的，目的就是使工厂变成乱局，给周亚平制造麻烦以致让他下台。周亚平听了，淡淡地一笑：“厂长这活可是个又苦又累的活，谁想干，谁就来干吧，可不要祸害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