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是在试镜后第五天来的。
那天傍晚，潮子正在高桥女士的公寓里打扫卫生。电话铃响了，高桥在客厅改稿子，朝她喊了一声：“潮子，电话。找你的。”
潮子愣了一下——来东京这么久，从来没有人打电话找过她。她放下抹布，走到走廊里，拿起听筒。
“浜田小姐吗？”电话那头是森本的声音，很稳，但比平时快了一点。“选上了。”
潮子握着话筒，没有说话。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砸门。
“山田导演说，你就是初江。”
她还是没说话。高桥从客厅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没有催。过了一会儿，潮子对着话筒说：“谢谢您。”声音很轻，但很稳。
挂了电话，她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攥着听筒。高桥放下笔，走出来。
“怎么了？”
“选上了。”潮子说。
高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没有问选上什么，只是伸出手，抱了她一下。很轻，很短，但潮子感觉到她的手在她背上拍了两下，像哄小孩那样。
“我就知道。”高桥说。她松开潮子，转身往厨房走。“今天晚上加菜，庆祝一下。”
高桥已经打开了冰箱，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半棵白菜，一块豆腐，两根葱，一条鱼，还有一小块猪肉。她看了看那些东西，又看了看潮子。
“够吗？”
“够了，”潮子说，“我来做。”
“一起做。”高桥把围裙递给她一条，自己系上另一条。两个人站在小小的厨房里，水池只有一个，灶台也只有一个，转身的时候肩膀碰着肩膀。高桥切菜，潮子煮汤。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水在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还有窗外的电车声，混在一起，小小的厨房里满满当当的。
高桥切白菜的时候，刀顿了一下。“你小时候，谁做饭？”
“我妈妈，”潮子想了想，“有时候我做。她很忙，晚上要上班。”
高桥只是点点头，继续切菜。潮子把豆腐放进锅里，看着它在热水里翻滚。白色的，软软的，浮起来又沉下去。她想起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煮豆腐的。没有肉，没有葱，只有豆腐和水，撒一点盐。她站在灶台前面，够不着，要踮着脚才能看见锅里面。妈妈从后面抱住她的腰，把她举起来，让她看。那是她记得的妈妈最温柔的时候。
“怎么了？”高桥问。
“没什么。”潮子把豆腐捞出来，放在盘子里。
两个人做好了饭，端到桌上。高桥倒了一杯啤酒，给潮子倒了一杯橘子汁。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筷子碰着碗，发出轻轻的响声。
“高桥女士。”
“嗯？”
“谢谢您。”
高桥抬起头，看着她。厨房的灯光照在潮子脸上，照在她鼻尖那颗痣上。她的眼睛很亮，里面有泪光在闪，但没有掉下来。
“不用谢我，”高桥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是你自己争气。”
潮子低下头，把碗里的饭吃完。每一粒米都吃干净了。她站起来，把碗筷收进水池里，打开水龙头。高桥坐在桌边，端着酒杯，看着她的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但很直。她洗了很久，把每一个碗都擦了三遍。
“潮子。”
“嗯？”
“你妈妈知道了吗？”
潮子的手停了一下。水还在流，哗哗的。“还没有。”
“给她打个电话吧，”高桥说，“她一定想知道。”
潮子把碗放进柜子里，关好门。她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的东京。霓虹灯已经亮了，红的，蓝的，绿的，那么繁华。她想着妈妈。她现在在干什么？在酒肆里打扫，还是已经喝醉了，趴在柜台上睡着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妈妈一定在等她电话。
“明天打。”她说。
高桥点点头，没有再说。
那天晚上，潮子躺在榻榻米上。她想起妈妈，想起酒肆里那盏昏黄的灯，想起那些男人的笑声，想起妈妈把学费塞进她手里的时候，手指在抖。她闭上眼睛。明天要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她选上了。告诉她，她要拍电影了。告诉她，她没有丢人。
制作发表会在开机前一周，地点是银座一家酒店的宴会厅。
潮子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看见走廊里铺着深红色的地毯，走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墙上挂着画，金色的画框在灯下反着光。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今天穿了鞋，是高桥女士陪她去买的，一双白色的帆布鞋，鞋底硬邦邦，她还是不太习惯。
宴会厅不大，摆了四五排椅子，已经坐了一半的人。最前面是一张长桌，铺着白布，上面摆着几束花和一堆话筒。那些话筒立在那里，像一片小小的黑色的森林。潮子站在门口，看着那些话筒，心跳突然快了起来。
她转过头，看见一位青年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西裤，头发梳得很整齐，步子不快不慢。走到她面前，他停下来，微微欠了欠身。
“浜田小姐，我是桐生航一。请多关照。”
他的声音不高，语气礼貌但不疏离，像在说一件很自然的事。潮子愣了一下，然后想起在试镜的走廊里，那个坐在她相邻位置的白衬衫年轻人。她认出了他的脸。原来是他。
“您好，桐生君。我是浜田潮子。请多关照。”她微微鞠了一躬。
他点了点头，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然后落在她的帆布鞋上，很快又收回来。
“紧张吗？”他问。
“有一点。”她说。
“不用紧张。你站在那里就行。”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已经确定的事。他看着她，像是在确认她听进去了。然后又说了一句：“我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时候，比你现在紧张多了。上台前手心都是汗。”
潮子认真地看着他，点点头。
工作人员走过来，领着他们走到前面。山田导演已经坐在中间了，左边空着，是桐生的位置，右边空着，是潮子的位置。潮子坐下来，椅子比家里的高，她的脚够不着地面，帆布鞋悬在半空，晃了一下。她赶紧停住，把脚缩回去，藏在桌子下面。
灯亮了。不是普通的灯，是那种摄影用的灯，亮得刺眼。快门的声音咔嚓咔嚓地响起来，密得像夏天的蝉鸣。潮子眯了一下眼睛，但没有躲。她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眼睛看着那些镜头，不躲不闪。
记者们开始提问。先是问山田导演，为什么想拍《潮骚》，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为什么选这座岛。山田导演的回答很短，像他拍的电影一样，不急不慢。
然后有人问桐生：“桐生君，这次和新人搭档，有什么感想？”
桐生看了看旁边的潮子，想了想，说：“她很特别。不是那种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怎么拍的演员。你看着她的时候，会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东西，不是演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和她搭戏，你不用去想怎么接，你只要站在那里，她就把你带进去了。”他说得很慢，像在挑拣合适的词。说完，又加了一句：“我觉得这部电影会很有意思。”
记者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有人点头。接着话筒转向潮子。一个戴眼镜的记者问：“浜田小姐，你是第一次拍电影吧？”
“是。”
“听说你是在海边长大的？”
“是。静冈的一个小渔村。”
记者们互相看了一眼，有人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另一个记者问：“你以前演过戏吗？”
“没有。”
“那你是怎么被选上的？”
潮子张了张嘴，正要说什么，山田导演把话筒往自己面前挪了挪，接过了话。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很轻，像在聊家常。“我是在一个摄影展上看到她的照片的。那张照片拍的是她坐在海边的礁石上，闭着眼睛，海风吹着头发。我站在那张照片前面看了很久，然后问自己：这个女孩是谁？后来我找到她，让她来试镜。她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初江就是她。不是因为她演得好，是因为她站在那里，就是初江。这种东西，不是教出来的。”
一个女记者举手，站起来问：“山田导演，这次您用的主演都是新人。桐生君虽然拍过几部戏，但也是年轻演员。您为什么不用更有经验的演员呢？”
山田导演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很浅，但让人觉得不是在应付。“因为他们年轻啊。”他说。
“《潮骚》讲的就是年轻人的故事。不是那种被生活磨圆了的年轻人，是那种还带着棱角的、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年轻人。你找一个老演员来，他演得再好，那也是‘演’。我要的不是演，是他们在镜头前不知道怎么藏的时候，露出来的那个样子。桐生君站在那里，他不用说话，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事。浜田小姐站在那里，你不用给她剧本，你就知道她是从海边来的。这就够了。演得好不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要的是‘是’，不是‘像’。”
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山田导演没有再多说，把话筒推了回去。
发布会结束后，潮子站在走廊里等电梯。桐生从后面走出来，站在她旁边。两个人都不说话，等着电梯的数字一格一格地跳。
“你刚才做得很好。”他说。
潮子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很安静，没有客气，也没有敷衍，只是说了一句实话。她的耳朵红了一下，低下头，声音比平时轻了许多。“还……还好。我紧张得手一直在抖。你在台上好像一点也不紧张。”
“我的手也在抖。”他说。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他。
她的目光移到他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干燥，没有汗渍。她看了一眼，又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睛。他注意到她的视线，轻轻笑了一下，是眼角微微弯下去、像知道了她在想什么的笑。
“真的。”他说，把手掌摊开，伸到她面前。她的视线落在那只手上，指尖有一点点发红，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的痕迹，但掌心是干的。她抿了抿嘴，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耳根有点热。
“电梯到了。”他说。
她抬起头，电梯门已经开了。她走进去，转过身。他站在走廊里，伸手帮她按了一下按钮，然后退后一步。他的手指从按钮上收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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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她看见他的指尖确实有一点不自然的红，像是攥过拳头留下的。
“谢谢。”她说。
他点了点头。电梯门慢慢关上。他的轮廓在门缝里越来越窄，最后消失。
开机仪式在神岛上的港口边举行。
那是十月的最后一天，天很高，很蓝，海面上闪着碎碎的光。剧组在码头上搭了一个简易的祭台——一张方桌，上面摆着清酒、盐、大米、水果，还有一棵绑着白纸条的小松树。这是日本的传统，新戏开机要“开镜”，敲破酒桶的盖子，把酒分给所有人喝，祈祷拍摄顺利。
潮子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个祭台。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把白纸条吹得哗哗响。她想起小时候在渔村，每年夏天也有祭典，也是这样的桌子，这样的清酒，这样的海风。那时候她站在人群外面，踮着脚往里看，看见大人们拍手、鞠躬、喝酒。她不明白那些仪式是什么意思，但她记得那些人的表情——很认真，很安静，像在做什么很重要的事。
山田导演站在最前面，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一个木槌。他走到酒桶前面，把木槌举起来，敲下去。
“砰”的一声，木盖子裂开了。清酒的香味一下子涌出来，混着海风，咸的里面透出一丝甜。工作人员端着杯子，把酒分给每一个人。潮子也接了一杯。小小的白瓷杯，里面浅浅一层酒，清亮的，像海水。
她端着杯子，不知道该不该喝。她才十五岁，从来没有喝过酒——除了在酒肆里那一杯，仰头灌下去的，辣得她眼泪差点出来。那时候喝酒是为了保护妈妈，现在呢？她低头看着杯子里的酒。清亮的，安安静静的，不像那天晚上那样辣。她抿了一小口。甜的，凉的，顺着喉咙滑下去，有一点点暖。不是那天晚上的味道。那天晚上是苦的，辣的，烧喉咙的。这杯酒是干净的，像这片海。
她抬起头，看见桐生站在不远处，手里也端着一杯酒。他没有喝，只是端着，看着海。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露出额头。他的侧脸很好看，鼻梁很直。他好像感觉到她在看他，转过头来。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
山田导演站在祭台前面，拍了拍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这部戏，”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见，“拍的是海边的故事。我们现在就在海边。所以，拜托了。”
他鞠了一躬。所有人跟着鞠躬。潮子弯下腰，看着脚下的木板。木板湿漉漉的，被海水泡得发黑，缝隙里长着小小的贝壳，白的，硬的，紧紧地扒在木头上面。
船是中午出发的。
从鸟羽港到神岛，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船。潮子站在甲板上，看着那座小岛从海面上一点一点地浮出来。很小，比她的村子还小。岛上有山，山顶有一座神社，山脚下是密密麻麻的房屋，港口停着几艘渔船。海风很大，带着腥味，咸咸的，湿湿的。她深吸了一口气。这味道她太熟悉了。
船靠岸的时候，她看见码头上已经搭好了拍摄用的架子。几个工作人员在搬运器材，有人认出了她，朝她挥了挥手。她走下船，脚踩在码头的木板上。木板湿漉漉的，被海水泡得发黑，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今天穿了那双白色的帆布鞋，鞋底硬邦邦。她不太习惯。她弯下腰，把鞋脱了，光脚踩在木板上。凉凉的，湿湿的，木板上的纹路贴着脚心。她突然觉得踏实了。
桐生走在她后面。他也在看这座岛，那些房子、那些石阶、那些被海风吹得发白的墙壁。他从未来过这样的地方。东京长大的他，见过的最大的海是在镰仓，干净的、安静的、被修剪过的海。这里的海不一样。野的，咸的，不讲道理的。
他看了潮子一眼。她光着脚站在码头上，正看着远处的海面。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眯着眼睛，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东西。像这片海。
“你不穿鞋吗？”他问。
潮子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不穿。习惯了。”她说。声音很轻，但很自然，像在说一件不用解释的事。
他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远处的海面。船已经开走了，港口里只剩下几艘小渔船，随着海浪轻轻晃着。岛上很安静，只有海浪的声音，一下，一下，和渔村一模一样。潮子站在那里，听着那个声音，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了一个可以坐下来歇一歇的地方。
她把那枚贝壳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凉凉的，硬硬的。她看了它一眼，又放回去。然后她转身，往岛里走。光脚踩在石阶上，凉凉的，扎扎的，但她不怕。她从小就光脚走路，在渔村，在海边，在那条长满杂草的小路上。她不怕疼。
桐生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她走得很稳，步子不大，但很实，每一步都踩在地上。风吹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裙摆吹起来。他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光着脚，手里攥着剧本，指节发白。那时候他不知道她是谁。现在他知道了。她是初江。她是那个从海里走出来的少女。
他加快脚步，跟上去。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神岛的石阶上，往岛里面走。海风从身后吹过来，把两个人的头发都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