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常州武进的长离阁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露。那露不是晨露，是夜露——被月光凝住了的、被秋风吹散了的、在长离阁的芭蕉叶上滚了又碎、碎了又滚的露，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长离阁集》，墨迹未干，露就凝了，凝了又化，化了又凝，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武进长离阁旧址的。阁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雨丝从荒草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我撑着伞，沿着那条已经被野草淹没的石板路慢慢地走。石板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草叶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王采薇，字玉瑛，号长离阁主。她是清代中叶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常州武进，是王光燮的女儿，孙星衍的妻子。她自幼聪慧，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她嫁于孙星衍后，夫妻唱和，伉俪情深。可她体弱多病，年仅二十余岁便香消玉殒。她的诗集叫《长离阁集》，她的画作散落在常州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长离阁的芭蕉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却一触即碎；短暂得来不及看清，就消失了。
她出生的时候，常州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江南的繁华，已经超过了明末的水平。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王家是常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王光燮，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王采薇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玉瑛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王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长离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花鸟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的身体从小就不好。她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风一吹就弯，可弯了又直，直了又弯。她常常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红了，咳到眼泪都出来了，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她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可都没有用。她的病，不是药能治的。她的病，在心里。她太敏感了，敏感得像一根琴弦，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声音。那声音很美，也很痛。她不怕痛，怕的是那声音没有人听。她写诗，就是弹琴；她画画，就是唱歌。她把自己弹给风听，唱给雨听，画给月亮听。风听了，吹散了；雨听了，流走了；月亮听了，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没有人留下，只有她自己。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诗，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孙星衍。孙星衍，字渊如，号芳茂山人，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法家之一。他工诗词，善金石，尤精篆书。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玉瑛，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花鸟，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填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写得比从前更好了。因为有了对手，有了知音，有了那个在她诗稿空白处用小楷批下“此句妙绝”的人。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她的病越来越重了。不是她不注意，是她没有办法。她的命，从出生那天起，就被老天爷定好了。定好了只给她二十几年，定好了让她遇见他，定好了让她爱他，定好了让她离开他。她不服，可她没有办法。她只能写，写进诗里，写进画里，写进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她在《长离阁集》中写道：
“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从今莫向窗前种，留与来生看未休。”
病骨支离不耐秋——她生病的骨头支离破碎，受不了秋天的萧瑟。今年花落更添愁——今年的花落了，更添了愁。从今莫向窗前种——从今以后不要再在窗前种花了。留与来生看未休——留着，等到来生再看，看个没完。她知道她看不到来生了。可她不甘心。她不甘心那些花，只开在今生；不甘心那些诗，只写在今生；不甘心那个人，只爱在今生。她要来生，要来生的花，要来生的诗，要来生的他。可她等不到来生了。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死在桂花开了满院的时候，死在孙星衍的怀里。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她的手很凉。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她的眼睛在暗下去。她说：“渊如，我走了。你要好好的。”他说：“玉瑛，你不会走的。你只是睡着了。”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我不怕走。我怕的是你忘了我。”他哭着说：“我不会忘了你。我永远不会忘了你。”她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多岁。她死了。她死在最好的年纪，死在最爱的时候，死在最不该死的时候。可她死了，就死了。没有人能把她叫回来。孙星衍不能，诗不能，画不能，那场下了几百年的雨也不能。她死了，她的诗还在。她的画还在。她的魂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桂花开的秋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孙星衍在她的遗稿序言中写道：“余妻王采薇，字玉瑛，号长离阁主。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五，归余。夫妇唱和，相敬如宾。然玉瑛体弱多病，年二十余，以疾卒。卒之前一日，犹手录近作数首，字画端好，无一笔苟。其诗清丽绵邈，有唐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了吗？也许没有。她死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诗被刻成了书，不知道丈夫为她写了那样一篇序言，不知道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句子，会被那么多人读到，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会被那么多人记住。她只知道，她写了。写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魂，也还在。在长离阁的瓦砾堆里，在芭蕉叶的露珠上，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留与来生看未休。”
她在《长离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留与来生看未休。”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等不到来生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她不怕死，怕的是死了以后，那些诗没有人看，那些画没有人赏，那些字没有人记得。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那些字被人忘记。那些字，不是她一个人的。是孙星衍的，是那些和她一样、在灯下写到天亮的人的。她替他们守着，守了一辈子，守到头发白了，守到牙齿落了，守到眼睛花了，守到再也守不动了。可她还在守。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长离阁的瓦砾上，落在芭蕉叶的露珠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长离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她的病骨支离，她的花落添愁，她的命比纸薄。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命薄不薄，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愁，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花落的秋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那场愁还在下，那场雨还在落，那朵花还在谢。她不怕谢，怕的是谢了以后没有人记得。她被人记得了。不是因为她有名，是因为她的诗，她的诗替她活着，替她等着，替她守着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