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第一章 钱塘潮生：朱淑真与断肠词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不像北地的暴雨，轰轰烈烈地来，利利索索地去，把人浇个透心凉，转眼又晴空万里。江南的雨是黏的，是缠的，是欲说还休的。它细细密密地落下来，像谁家女子藏在袖中的心事，一层一层地洇开，洇到骨头缝里，再也晾不干。 南宋淳熙年间的某个黄昏，钱塘（今杭州）城外的一处小院里，雨也是这样不紧不慢地下着。 院中有一株海棠，花开得正盛，被雨水一打，胭脂色的花瓣簌簌地落了一地。一个年轻的女子倚在窗前，手里捏着一支笔，面前摊着一张薛涛笺。她看了一会儿雨，又看了一会儿花，忽然叹了口气，提笔写道： “夜久无眠秋气清，烛花频剪欲三更。 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 写罢，她将笔搁下，目光穿过雨帘，望向远处模糊的山影。那山影在雨中浮浮沉沉，像极了她的命——不知要漂到哪里去。 这个女子名叫朱淑真，生于钱塘仕宦之家，自幼聪慧，工诗善词。她的父亲曾在浙西做官，家境虽不算显赫，却也算得上书香门第。她本可以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女子一样，安安静静地嫁人、生子、老去，把一生的才华都锁在妆奁里，烂在岁月的尘埃中。可她偏偏不肯。 不肯，便是一生的悲剧。 一、家住钱塘 朱淑真出生的时候，钱塘正是春天。 那是南宋初年，距离靖康之变已有数十年，临安城已成了行在，虽然朝廷偏安一隅，但江南的繁华却一日盛过一日。西湖边画舫如织，御街上商贾云集，酒楼茶肆里传唱着新填的词曲，歌女们咿咿呀呀地唱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井间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空气——既像是纸醉金迷的狂欢，又像是自知繁华不永的凄然。 朱家住在钱塘城外的清波门附近，宅子不大，却收拾得极为雅致。前后两进院落，前院种竹，后院植梅，书房里堆满了经史子集。朱父虽只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却极好藏书，尤其喜欢唐人诗集。他在书房里挂了一幅李白的画像，每逢月夜，总要对着画像饮几杯酒，吟几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朱淑真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自幼便显出与众不同的聪慧——三岁识字，五岁能诵《女诫》，七岁便学着作诗。起初只是顺口溜似的童谣，到八九岁时，已经能写出像模像样的五言绝句了。 朱父起初是欢喜的。他抚着女儿的头顶说：“可惜是个女儿家，若是男儿，将来必能金榜题名。” 朱母却忧心忡忡。她是传统女子，深知这世道对才女并不宽容。她想起前朝那个叫李冶的女道士，才名远播，最后却因诗获罪，被唐德宗下令扑杀。又想起本朝的李清照，后半生颠沛流离，再嫁、讼夫、晚景凄凉。她不愿意女儿也走上那条路。 “女孩子家，认得几个字就够了。”朱母常常这样说，“把女红学好，将来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理。” 朱淑真不答话，只是抿着嘴笑。她的笑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顺从，不是倔强，而是一种笃定。她笃定地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写诗的，就像海棠生来就是为了开花一样。 十二岁那年春天，朱淑真随母亲去灵隐寺上香。正是早春时节，山寺的桃花开了几株，粉白的花瓣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她忽然被一阵钟声吸引，循声走去，见一个老僧正在殿前扫落叶。 “小施主从何处来？”老僧问。 “从家里来。”她答。 “要往何处去？” 她想了想，说：“往诗里去。” 老僧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好一个‘往诗里去’！贫僧在灵隐寺扫了三十年的地，从未听过这样的回答。”他放下扫帚，从袖中掏出一卷泛黄的纸，“这是贯休和尚的诗稿抄本，贫僧留之无用，便赠予小施主吧。” 朱淑真双手接过，翻开第一页，见上面写着：“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她只觉得心头一震，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了。 那一刻，她隐约明白了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二、海棠未雨 十五岁及笄那年，朱淑真出落得越发清丽。 她生得不算是绝色，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韵致——眉目间有几分英气，又带着几分书卷气；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微微上挑，像极了院中那株海棠在春风中摇曳的姿态。钱塘城里的媒婆开始频繁出入朱家，带来的都是附近殷实人家的子弟信息。 朱母一心想给女儿寻个好归宿。她看中了城东一个姓周的举人，家资丰厚，人品也还算端正。可朱淑真见过那人一面后，便摇头道：“此人满口功名利禄，腹中却空空如也，与他说话，如同对牛弹琴。” 朱母气得跺脚：“你当嫁人是选诗友么？” 朱淑真不答，转身走进书房，在一张宣纸上写了一首《探梅》： “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寒梅已满坡。 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似谁么？” 她写完之后，看着最后一句“问人潇洒似谁么”，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这哪里是探梅，分明是在问——这世间，可有人配得上我的潇洒？ 她不知道的是，那个“人”很快就会出现了。 那年秋天，朱父的一位旧友带着儿子来访。那人姓曾，名唤曾布，是个年轻的秀才，生得眉清目秀，谈吐不凡。他在书房里与朱父论诗，朱淑真正好端了茶进去，听到他吟诵杜甫的《秋兴八首》，声音清朗，抑扬顿挫，竟听得入了神。 曾布接过茶盏时，两人的目光无意中撞在了一起。 那一瞬间，朱淑真觉得窗外的桂花香得不像话，铺天盖地地涌进来，熏得她几乎站不稳。她匆匆退了出去，走到廊下才发现，自己的心正跳得厉害，像有人在里面擂鼓。 后来她在一首《秋日偶成》中写道：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是古代女子对心上人的代称。她那时还不知道曾布是不是她的萧郎，可她已经愿意把自己“满抱中秋月”般的才华与心事，都交付给一个懂诗的人。 那几天，曾布在朱家住了三日。三日里，他们一起赏菊、论诗、对弈。朱淑真写了几首新诗，悄悄塞给他看。他读完之后，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她终生难忘的话：“你的诗，比晚唐许多诗人都不差。” 她以为这就是知己了。 曾布临走时，在院中的海棠树下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便上了马车。 朱淑真站在二楼的窗后，看着那辆马车渐渐消失在巷口，忽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她这辈子，大概再也遇不到这样让她心动的人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预感是对的。曾布回家后不久，便奉父母之命娶了另一个女子。朱淑真从父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研墨，手中的墨锭“啪”地掉进了砚台里，溅了一桌的墨汁，像一朵朵黑色的花。 她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擦干净桌子，换了一张新纸，提笔写道：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生查子·元夕》后来被收录在《断肠词》中，词浅情深，千百年来传唱不衰。虽然后世也有人将此词归于欧阳修名下，但细细品来，那婉转缠绵的少女心事，那“泪湿春衫袖”的幽怨，分明更贴近朱淑真的笔触。 她写这首词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雨。 江南的雨。 三、断肠声里 朱淑真二十岁那年，嫁了人。 丈夫姓郑，名唤郑文，是钱塘城里的一个文法小吏。这门亲事是朱母一手操办的——郑家家境殷实，郑文本分老实，在朱母看来，女儿嫁给这样的人，至少能衣食无忧，不必像李清照那样流离失所。 可朱母不知道的是，对朱淑真来说，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上的匮乏更难以忍受。 新婚之夜，朱淑真坐在红烛高烧的洞房里，等着丈夫揭开盖头。郑文喝得醉醺醺地进来，一把扯下红盖头，看了她一眼，嘟囔了一句：“长得还凑合。”然后倒头便睡。 朱淑真坐在床边，听着他如雷的鼾声，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她推开窗，看到院子里种着几株芭蕉。雨后的芭蕉叶上挂着水珠，碧绿欲滴。她想起李商隐的诗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忽然觉得自己的新婚之夜就像那未展的芭蕉——明明该是舒展的，却被什么东西死死地裹住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平淡得像钱塘江退潮后的泥滩，灰蒙蒙的一片，连个脚印都没有。 郑文是个粗人，不读书，不识字，唯一的爱好是喝酒。他不懂诗，更不懂朱淑真的诗。有一次，朱淑真写了一首新词，兴冲冲地拿给他看，他翻了翻，说：“这写的什么玩意儿？有这功夫，不如去绣个花。” 朱淑真愣在那里，手里的词笺被风吹落，飘飘荡荡地落在青砖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把词笺贴在胸口，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 她后来在《愁怀》中写道：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鸥鹭”与“鸳鸯”虽同为水鸟，羽翼却不相宜——她把自己比作高洁的鸥鹭，把丈夫比作平庸的鸳鸯。这样的比喻，在她那个时代，几乎是惊世骇俗的。可她不管。她的诗从来不是写给外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的心看的。心都碎了，还管什么礼教？ 更可悲的是，郑文不仅粗俗，还开始纳妾。 那是婚后第三年，郑文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姓柳的女子，生得妖娆，能说会道。郑文对她百般宠爱，对朱淑真却越来越冷淡。朱淑真本就不在意丈夫的宠爱，可当她看到那女子偷用她的胭脂水粉、翻看她的诗稿时，她终于忍无可忍。 她在《断肠词》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绝望：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连续五个“独”字，像是五把刀，一刀一刀地剜在心上。独行、独坐、独唱、独酬、独卧——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与丈夫说话，不与妾室争宠，只是日复一日地写诗，写那些无人能懂的断肠之句。 有一年春天，她独自去西湖边散心。湖上烟雨蒙蒙，游船如织，远远传来歌女唱的小曲：“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她站在断桥上，看着湖面上浮动的雨雾，忽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这雨雾——缥缈、易散、没有归处。 回到家中，她写了一首《蝶恋花·送春》：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 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 绿满山川闻杜宇，便作无情，莫也愁人苦。 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黄昏却下潇潇雨”——又是雨。在她的词里，雨从来没有痛快地下过，总是潇潇的、绵绵的、不肯停歇的。那雨落在西湖上，落在杨柳岸，落在她的心上，把所有的欢喜都浇灭了，只剩下愁。 四、绿肥红瘦 朱淑真一生中唯一的光亮，出现在她二十六岁那年。 那一年，她随丈夫去湖州小住。湖州多水多桥，风光旖旎，比钱塘更多了几分柔媚。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魏的书生，名唤魏明，是个落第的举子，靠着教几个蒙童糊口。 魏明也写诗。他的诗不算多好，却有一种真诚质朴的东西，让朱淑真觉得亲切。他们是在一次诗会上认识的——当地几个文人凑在一起吟咏唱和，朱淑真被丈夫带去充场面，百无聊赖地坐在角落里。轮到魏明时，他念了一首咏梅诗：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 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朱淑真听到最后一句，忽然抬起了头。她看向魏明，发现他也正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懂得，又像是怜悯。 诗会散后，魏明走到她面前，低声道：“夫人的诗，在下早有耳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朱淑真有些意外：“你读过我的诗？” “读过。‘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样的句子，整个江南的女子，也只有夫人写得出来。” 朱淑真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没想到，在这个陌生的湖州，竟有一个陌生的男子，能说出她诗中真正的意思。“宁可抱香枝上老”——那是她不愿向世俗妥协的心志，宁可孤芳自赏，也不随波逐流。丈夫不懂，父母不懂，连她自己都快要忘了，可这个魏明却读懂了。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互通诗笺。 湖州与钱塘之间隔着几天的水路，书信往来不便，可他们还是设法保持着联系。朱淑真每次收到魏明的诗，都会反复读上好几遍，然后在灯下写回信。她的字写得很小，很小，像是怕被人发现似的，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 她在《得家书》中隐晦地写道： “忽得故人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居。 读罢泪沾臆，还君明珠双。 妾心古井水，誓不起波澜。” 表面上是写给“故人”的回信，可那“还君明珠双”五个字，分明用的是张籍“还君明珠双泪垂”的典故——那是写给有情人看的。而“妾心古井水，誓不起波澜”，又像是在自我告诫，更像是在自我欺骗。古井水真的不起波澜么？只是不敢起罢了。 她与魏明之间，始终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她有丈夫，他有妻室，即便两情相悦，也只能止步于诗词唱和。更何况，在礼教森严的宋代，一个已婚女子与别的男子来往，哪怕只是诗文之交，也足以招来灭顶之灾。 可她还是忍不住。 有一年中秋，魏明寄来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朱淑真读罢，泪流满面。她想起苏轼的这首词是写给弟弟苏辙的，而魏明却用它来写给她——这其中的意思，她怎么会不懂？ 她回了一首《中秋夜》： “秋来长是病，骨瘦不禁衣。 赖有故人酒，能宽游子悲。 月明千里共，风静一帆归。 莫道相逢晚，犹胜不见时。” “莫道相逢晚，犹胜不见时”——即使相逢太晚，也好过从未相逢。这句话里有认命，有不甘，也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贪恋。 可她终究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她是朱淑真，是官宦人家的女儿，是嫁了人的妇人。她可以写最艳的词，却做不出最出格的事。 后来魏明因为家事回了故乡，两人渐渐断了联系。朱淑真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在一个雨夜。信很短，只有一句话：“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她捧着那封信，在窗前坐了一整夜。 雨打在芭蕉叶上，滴滴答答，像是有人在哭。 五、断肠集 三十岁以后，朱淑真的诗风越发沉郁。 她不再写那些少女时代的俏皮句子，也很少再写对爱情的热烈渴望。她的诗中开始频繁出现“病”“瘦”“寒”“孤”这样的字眼，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抽走了生气。 郑文对她的态度也越发恶劣。纳了三个妾之后，他几乎不再踏进她的房间。有一次，朱淑真病倒在床，发着高烧，郑文连看都没来看一眼，只让丫鬟送了一碗姜汤过来。朱淑真把那碗姜汤放在床头，看着它慢慢变凉，最后倒进了痰盂。 她在《病中》写道： “病起无聊百事慵，药炉茶灶伴孤踪。 不须更问春深浅，一树海棠落尽红。” “一树海棠落尽红”——那是何等的凄凉。海棠花落尽了，春天走了，她的生命也像那落花一样，一片一片地凋零。 朱母来看过她几次。看到女儿消瘦的样子，朱母哭了，说：“早知如此，当初不该把你嫁给他。” 朱淑真苦笑：“母亲当初也是为我好。” 是啊，谁不是在为谁好呢？父母为她好，嫁了郑文；郑文为家好，纳了妾；她为自己好，写了这些没人看的诗。大家都觉得自己做得对，可到头来，谁都不好。 她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的诗稿。厚厚的一摞，少说也有三百多首。她一篇一篇地翻看，像在翻阅自己的一生——少女时的天真，恋爱时的羞涩，新婚时的失落，婚后的绝望，湖州时的心动，离别后的孤寂……全都在这纸上，墨迹未干。 她给这本诗稿取了一个名字：《断肠集》。 “断肠”二字，出自东晋桓温的典故。桓温北伐，经过金城，看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柳树已经长到十围粗，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然后“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后人把这种极度的悲伤叫做“断肠”。可朱淑真的断肠，比桓温更深更重。桓温的悲伤是时间流逝的悲伤，她的悲伤却是被辜负、被遗弃、被禁锢的悲伤——是一个人明明活着，却像是已经死了。 她在《断肠集》的自序中写道： “尝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余之诗，非敢言志也，亦非敢传世也。不过写幽思，寄愁心而已。自念幼承庭训，粗知书史，长而嫁作他人妇，碌碌无闻，虚度岁月。唯此寸管，聊以自娱。今将散稿辑为一编，名曰《断肠集》。他日身殁之后，或存或焚，悉听尊便。但使后人知，曾有女子如我者，于江南烟雨中，断肠而终，亦足矣。” 这篇自序写得极悲，却又极淡。她不求名传后世，不求有人理解，只是想让后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女子，在这样的烟雨里，断过肠。 可就连这点卑微的愿望，都差点落空。 六、雨打梨花深闭门 关于朱淑真的结局，史书记载极为简略。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说：“淑真，钱塘人，幼警慧，善读书，工诗词。嫁为市井民妻，不得志而没。” “不得志而没”——五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 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是在一个雨夜投水自尽的。有人说她投了西湖，有人说她投了钱塘江，还有人说她只是在自家后院的水井里结束了自己。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有流传的传说。可所有的传说里，都有雨。 雨。江南的雨。 我宁愿相信，她是在一个雨夜离开的。那天夜里，雨下得很大，不像平时那样细密缠绵，而是倾盆而下，像是老天爷终于也忍不住了，要把所有憋着的泪都哭出来。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衣裙，撑着一柄油纸伞，走出了家门。 她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也许去了西湖边，也许去了钱塘江畔，也许只是去了城外的某片野地。那片野地里长满了荒草，雨打在草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她站在雨中，把那一卷《断肠集》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在灵隐寺遇见的老僧，想起曾布临别时那沉默的一瞥，想起郑文鼾声如雷的新婚之夜，想起魏明那句“一般清瘦似君心”……所有的往事像雨一样落下来，把她淋得透湿。 她抬起头，让雨水打在脸上。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这一夜，它终于痛快了一次。 第二天清晨，有人在钱塘江边捡到一柄油纸伞，伞下压着一卷诗稿，首页写着三个字：《断肠集》。 诗稿被江水浸湿了大半，墨迹晕开，字迹模糊，可有些句子还是能辨认出来的。比如这一首： “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 “愿教青帝常为主”——她至死都在祈求春天的主神，不要让风雨摧残花朵。可她自己这朵花，已经被风雨摧残了一生。 尾声 朱淑真死后，她的父母悲痛欲绝。 朱母哭得几乎昏厥，一边哭一边说：“是娘害了你，是娘害了你啊！”朱父沉默不语，坐在书房里，对着李白的画像喝了一夜的酒。 天亮时，朱父做了一个决定：将朱淑真留下的所有诗稿全部焚毁。 “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对哭泣的妻子说，“她这一生的苦，都是从这些诗词里来的。烧了，一了百了，让她清清静静地走。” 他抱着那卷《断肠集》走到院中，点了一把火。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也照亮了那些渐渐卷曲、发黑、化为灰烬的诗稿。 可他不知道的是，朱淑真生前曾把部分诗词抄录了几份，分别送给过几位闺中密友。其中一份落到了南宋一个叫魏仲恭的文人手里。魏仲恭读了这些诗词，大为感动，四处搜罗，最终辑录成《断肠集》二卷，共收诗三百余首、词十余阕，流传至今。 他在序言中写道： “比往武林，见旅舍中有人书一绝于壁者，读之凄婉，询之，乃朱淑真诗也。后得所谓《断肠集》者，反复玩味，其词婉，其意悲，真能道人心中事者。然以文采风流之女，而困于俗子之手，卒以不得志而没，岂不悲哉？” 是的，岂不悲哉。 可她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才华被埋没，一生被辜负，死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朱淑真至少还有一卷《断肠集》，至少还有后人读到她的诗时，会为她流一滴泪。 七百多年后，清代女诗人吴藻在读了《断肠集》后，写了一首《金缕曲》：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从古难消豪士气，也只书空咄咄。正自检、断肠诗阅。看到伤心翻失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笔端结。” “看到伤心翻失笑”——读到最伤心处，反而笑了。那是一种怎样的笑？是悲悯，是释然，还是同病相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朱淑真活着的时候，没有等来她想要的那场雨。那场痛痛快快、利利索索、把所有委屈都浇透的雨。 她等来的，永远是一场又一场的烟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落在她的诗里，落在她的词里，落在一个又一个江南女子的命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一章完 第二章 梧桐更兼细雨：李清照与声声慢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临安城的宫墙柳上，落在西湖边的画船雨里，也落在一条幽深巷陌的旧宅中。那宅子不大，院中种着一株梧桐，叶片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 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坐在窗前，面前摊着一卷词稿，墨迹未干。她穿着半旧的青灰色褙子，鬓边已有白发，面容清瘦，眉目间却还残留着年轻时的锐利——那种锐利不是张扬，而是一种被岁月磨砺后愈发锋利的孤傲。她提笔，在纸上缓缓写下几行字：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侧耳听了听窗外的雨声。雨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像是老天爷在漫不经心地数着念珠。她忽然觉得，这雨声和她的命一样——没有尽头，也没有归处。 她叫李清照。 这世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多，可真正懂她的人，少之又少。人们知道她是“千古第一才女”，知道她写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知道她和赵明诚的琴瑟和鸣被传为佳话。可人们不知道的是，她后半生颠沛流离，再嫁、讼夫、入狱，尝尽了人世间的冷暖与炎凉。她像一只南飞的孤雁，从北方的风沙里逃出来，落在江南的烟雨中，却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力气飞回去了。 一、溪亭日暮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李清照出生在济南章丘明水镇。 那一年，苏轼正在黄州写下“大江东去”，黄庭坚在江西修水吟咏“桃李春风一杯酒”，周邦彦在汴京谱写“并刀如水，吴盐胜雪”——大宋的文坛群星璀璨，而一颗新的星辰，正在一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悄然升起。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苏门后四学士”。他官至礼部员外郎，为人刚直不阿，文章也写得清俊不俗。母亲王氏，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知书达理，能诗能文。这样的家庭背景，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顶级的书香门第。 李清照是家中长女，自小便显示出惊人的天赋。 据说她三岁时便能背诵数十首唐诗，五岁时能作简单的五言诗，到七八岁时，已经能写出让父亲都惊叹不已的句子。李格非有一次在书房里与友人论诗，小清照在一旁玩耍，忽然指着窗外的一株梅花说：“爸爸，那梅花开了，我想给它写一首诗。”李格非笑道：“你写吧。”她张口便吟：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李格非大惊，这是林逋的咏梅名句，女儿竟然信手拈来，且用在此处恰到好处。友人笑道：“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李格非却皱了皱眉，叹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太聪明了，只怕不是好事。” 可李格非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欢喜的。他亲自教女儿读书写字，从《诗经》《楚辞》到汉魏乐府，从唐诗到本朝词作，无所不教。李清照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养分。她最爱读的是《花间集》和南唐二主的词，那些婉转缠绵的句子，像春雨一样浸润着她的心。 十五岁那年，李清照随父亲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那是北宋的国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汴京的街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酒楼茶肆里传唱着最新的词曲，勾栏瓦舍中上演着杂剧和傀儡戏。这一切对一个从北方小城来的少女来说，既新鲜又迷离。 她在汴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词写得活泼灵动，充满了少女的欢快与野趣。溪亭、日暮、藕花、鸥鹭——短短三十三个字，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夏日游宴图。“沉醉不知归路”六个字，既有醉酒的酣畅，又有迷路的顽皮，一个率性而为、不受拘束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据说这首词传入士大夫圈子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是一个十五岁少女的作品。有人猜测是李格非代笔，有人说是苏轼的佚作，直到李格非当众出示了女儿的手稿，众人才啧啧称奇。 可李清照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她只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写下来而已，就像溪水自然地流淌，就像荷花自然地开放。她不知道的是，这朵荷花，即将在北宋词坛上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二、卖花担上 十七岁那年春天，李清照在汴京遇见了赵明诚。 那是一个上元节，满城灯火如昼，仕女如云。李清照随母亲去相国寺看灯会，人山人海中，她被一个年轻人的目光吸引住了。那人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直裰，生得面如冠玉，眉目清朗，正站在一盏鳌山灯下，手里拿着一卷书，似乎在等人。 两人的目光在灯火中相遇，又各自移开。李清照低下头，脸上浮起一层红晕，心口像是揣了一只兔子，扑通扑通地跳。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只记得他站在灯下的样子，像一幅画。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人叫赵明诚，是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公子，年二十一岁，太学生，精通金石之学。 而赵明诚也听说了她。他读到那首“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时，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他辗转托人，终于在李格非家中见到了李清照。那一次相见，两人谈了很久，从诗词到金石，从书法到绘画，越谈越投机，仿佛认识了很久很久。 赵明诚回到家后，茶饭不思，辗转难眠。父亲赵挺之问他怎么了，他红着脸说：“没什么。”可赵挺之是过来人，一看儿子的神情就明白了。他派人去打探，知道儿子中意的是李格非的女儿，心里有些不乐意——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而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两人在政见上水火不容。 可赵明诚执意要娶，赵挺之拗不过儿子，只好答应。 关于他们的婚事，流传着一个浪漫的故事。据说赵明诚做了一个梦，梦里读了一本书，醒来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百思不得其解，去问父亲。赵挺之笑道：“‘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连起来就是‘词女之夫’。你将来要娶一个女词人为妻。” 这个故事的真伪已不可考，但它流传甚广，说明在时人眼中，李清照与赵明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个是大宋第一才女，一个是金石学第一才子，他们的结合，堪称珠联璧合。 李清照自己也沉浸在这段美好的感情中。她在《浣溪沙》中写道：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 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 月移花影约重来。” “眼波才动被人猜”——那是恋爱中的女子特有的娇羞与欢喜。她的一颦一笑，都藏不住内心的甜蜜。 新婚之后，两人住在汴京的一座小宅院里。赵明诚还在太学读书，每月只有初一、十五才能回家。每次回家，他都要先去当铺典当几件衣服，换些钱，然后去大相国寺的古玩市场淘碑帖和字画。李清照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和他一起去，两人在旧书摊前流连忘返，为了一件心仪的藏品，可以把身上的首饰都摘下来换钱。 有一次，赵明诚看到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爱不释手，卖家要价二十万钱。两人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凑起来，还是不够，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后，两人相对无言，对着那幅《牡丹图》的摹本看了整整一夜。 这种生活清贫却快乐。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这段时光时写道：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自谓葛天氏之民”——她说自己像上古葛天氏时代的百姓一样淳朴快乐。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清贫，尽管简朴，可身边有懂她的人，有她爱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她在《减字木兰花》中记录了新婚后的一个小细节：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她买了一枝含苞待放的春花，插在鬓边，撒娇地问丈夫：“我和花，谁好看？”这样的俏皮，这样的天真，只有被深爱着的女子才写得出来。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三、帘卷西风 北宋末年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像江南的梅雨，说来就来，说走不走，把人闷得喘不过气。 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属于旧党，而赵挺之是新党。两党之争愈演愈烈，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得势，大肆打击旧党，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罢官离京。李清照上书公公赵挺之，请求他救救自己的父亲。可赵挺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在蔡京面前说了李格非的坏话。 李清照在《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愤然写道：“父擢不禄之祸，母抱终天之痛。至如靖康之变，虏骑长驱，二圣播迁，九庙隳祀。嗟夫！余之生也不辰，丁此时也。遭乱世之流离，受奸人之构陷。既不能为申生之待烹，又不能为伯奇之逐野。但以目皮相之，孰知其中之所有？”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赵挺之的愤怒与失望。一个媳妇写公公“奸人”，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大的恨意？ 更让她心寒的是，赵明诚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他没有为岳父说话，也没有为妻子出头，只是沉默。沉默。他爱金石胜过爱妻子，爱收藏胜过爱家庭。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丈夫。至少在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没有。 李清照没有因此离开他，但心里的那根弦，已经悄悄松了一扣。 崇宁五年（1106年），朝廷大赦，李格非被允许回到汴京，但官职已经没有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两人搬到了青州居住。青州是赵家的老家，那里有一处宅子，名叫“归来堂”。 “归来堂”这个名字，是李清照取的。她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暗示自己向往归隐田园的生活。在青州的十三年，是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平静、也最充实的一段时光。 两人在归来堂中专心致志地收集、整理金石碑刻和书籍。他们节衣缩食，把所有余钱都用来购买古物。每次得到一件珍品，两人便一起校对、考释、题跋，常常忙到深夜。李清照的记忆力极好，书中的内容过目不忘，赵明诚有时记不清某段文字出自哪本书，她便随口说出卷数、页数，无一差错。 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夜尽一烛”——那是多么温馨的画面。烛光下，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相对而坐，一个说，一个听，一个写，一个校。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止了，外面的世界无论怎样喧嚣，都与他们无关。 可好景不长。宣和三年（1121年），赵明诚被任命为莱州知州，李清照随行。莱州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地僻人稀，生活艰苦。赵明诚忙于公务，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李清照一个人在官舍中百无聊赖，常常对着窗外的荒山发呆。 她在《蝶恋花》中写道：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 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酒意诗情谁与共？”——她有了诗情，有了酒意，却没有人与她分享。那个曾经和她一起“夜尽一烛”的人，如今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官位和一身的疲惫。 更让她不安的是，赵明诚开始纳妾。这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本是寻常事，可对李清照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她没有在词中直接控诉，但那种隐隐的失落和酸楚，渗透在每一个字里。 “独抱浓愁无好梦”——她抱着的是愁，不是人。夜阑人静，她独自剪着灯花，灯花一剪一落，像她心里一片片碎掉的期待。 四、生当作人杰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这个消息传到青州时，李清照正在整理一批新得的碑帖。她手中的毛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汁溅了一地。她愣了很久，然后缓缓蹲下身，把那支笔捡起来，擦干净，继续写。可她的手在抖，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 她不是不震惊，而是震惊到了极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那一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今南京）去世，他南下奔丧，被朝廷任命为江宁知府。李清照留在青州，独自一人守护着他们夫妻几十年积累的文物——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卷、器物字画无数。 可金兵的铁蹄已经逼近青州。她必须逃。 她挑选了最珍贵的十五车文物，雇了十几个人，日夜兼程地向南走。剩下的那些，她锁在归来堂的十间屋子里，想着等金兵退了再回来取。可她再也没有回来。那些锁在屋里的文物，连同归来堂本身，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从青州到江宁，千余里的路，兵荒马乱，盗贼横行。李清照一个女人家，带着十五车珍贵文物，这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她后来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屡减去”——每一次“减去”，都像在剜她的心头肉。那些书、那些画、那些器，是她和赵明诚几十年的心血，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可为了活下去，她只能一件一件地舍弃。 建炎二年（1128年）春，李清照终于到达江宁。赵明诚在城门口接她，看到她风尘仆仆、面容憔悴的样子，眼眶红了。两人相顾无言，只是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 可江宁的日子也不好过。金兵不断南侵，朝廷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争吵不休，赵明诚作为地方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李清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她一个女子，又能说什么呢？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御营统制官王亦发动叛乱，赵明诚当时正准备调任湖州，接到调令后，竟然在叛乱尚未平息时，与另外两个官员“缒城宵遁”——用绳子吊着城墙，趁着夜色逃跑了。 李清照得知这件事时，正在家中等他。她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刷地白了，手中的茶盏“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几瓣。 她想起自己从青州千辛万苦运来的那十五车文物，想起他们在归来堂中度过的十三年，想起那些“夜尽一烛”的温馨夜晚——这一切，难道都比不上一个“怕”字么？ 她后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咏史，实际上是在讽刺南宋朝廷的懦弱，也在讽刺赵明诚的临阵脱逃。项羽兵败垓下，本可以逃回江东，可他“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自刎。而她的丈夫呢？一个堂堂知府，遇到叛乱，不是组织抵抗，而是“缾坠簪折”，弃城而逃。 她不说，可她写了。写诗，是她唯一的反抗方式。 赵明诚读懂了这首诗。他沉默了很久，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诗稿折好，放进了袖中。从那以后，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依然客气，依然相敬如宾，可那种亲密无间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五、载不动许多愁 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赵明诚在建康（今南京）病逝。 他是在赴任湖州的途中病倒的，李清照得到消息后，日夜兼程地赶到他身边。等她到达时，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 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骨节突出，像冬天的枯枝。他睁开眼，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然后，他的手从她的手中滑落，像一片落叶，轻轻地、无声地，落到了地上。 李清照没有哭。她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很久。她想起他们第一次在相国寺灯会上相遇的情景，想起他站在鳌山灯下的样子，想起他说“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时羞涩的笑容——那些记忆像一盏盏灯，一盏一盏地在她心里熄灭。 她后来在《孤雁儿》中写道：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吹箫人去玉楼空”——丈夫走了，楼空了，她的心也空了。她折了一枝梅花，想寄给谁，可“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她连思念都无处投递。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大病了一场。她躺在床上，发着高烧，迷迷糊糊中，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可她没有死。她命硬，像一棵被暴风雨吹打过的树，断了枝，折了叶，可根还在，还死死地抓着泥土。 病好之后，她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她必须保护好赵明诚留下的那些文物。那些书、那些画、那些金石拓片，是赵明诚毕生的心血，也是她后半生唯一的寄托。 可在这个乱世，一个孤身女子，如何保护得了如此珍贵的财物？ 金兵南侵，她带着一部分最珍贵的文物开始了逃亡。从建康到芜湖，从芜湖到池州，从池州到洪州，从洪州到台州，从台州到温州，从温州到越州（今绍兴）……她的足迹遍布了半个江南。每到一处，她都要找房子安顿下来，把文物藏好，然后等待下一个逃亡的命令。 那些文物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背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她不敢丢，也不能丢。那是赵明诚的命，也是她的命。 在逃亡途中，文物不断地丢失、被盗、被骗。 在洪州时，金兵攻陷了城池，她寄存的几大箱书画全部被焚毁。 在台州时，一个姓张的官员趁她外出，偷走了她收藏的几件珍贵字画。 在越州时，她租住在一个姓钟的人家，一天夜里，有人凿穿墙壁，偷走了五箱文物。李清照报了官，可那些东西再也没有找回来。 每一次丢失，都像有人在她的心上割了一刀。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 “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零落不成部帙。” “十去其七八”——一百件东西，丢了七八十件。剩下的那些，也零散破碎，不成样子。她守着那些残存的文物，像守着一堆废墟。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定居在临安（今杭州）。她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租了一间小屋，院子里种着一株梧桐。她把剩下的文物整理好，装在一个旧箱子里，放在床底下。 她开始整理《金石录》的书稿。那是赵明诚生前未完成的作品，一部关于金石碑刻的学术巨著。她花了几年时间，将书稿一一校对、补充、编次，最终完成了三十卷的《金石录》。她在后序中写道： “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她用自嘲的语气说，赵明诚对金石的爱，和王播对胡椒的爱、元载对书画的爱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惑”——一种痴迷。可正是这种痴迷，支撑了她走过最艰难的日子。 六、武陵春 绍兴五年（1135年），李清照五十二岁。 她一个人住在临安城外的清波门附近，离西湖不远。春天的时候，她偶尔会去湖边走走，看看桃花，看看柳絮，看看那些画舫上嬉笑玩乐的年轻男女。 可她已经老了。 不是那种白发苍苍的老，而是心老了。她的心像一潭死水，再也没有波澜。她不再写词，不再作诗，甚至不再读书。她每天做的事，就是坐在窗前，看雨。 那一年春天，有人邀她去游湖，她推辞不过，勉强去了。湖上春光明媚，游人如织，可她却觉得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坐在画舫里，看着岸上的桃花一朵一朵地开着，忽然想起许多年前的汴京，想起那个站在鳌山灯下的年轻人。 回到家中，她写下了那首《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物是人非事事休”——六个字，道尽了她半生的沧桑。景物还是那些景物，可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事也不是那些事了。她想说些什么，可还没开口，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 有人说想去双溪划船，她也想去。可她害怕那小小的舴艋舟，载不动她满心的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是她一生中写得最沉重的一句词。愁是有重量的，重到连船都载不动。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李清照一生爱水。她写溪亭日暮，写藕花深处，写双溪泛舟，写武陵春色。可水对她来说，从来不是温柔的。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淹没一切。她的命运就像水中的一叶扁舟，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东飘西荡，不知要漂到哪里去。 江南的雨，也是水。它落在她的词里，落在她的愁里，落在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里。她没有等来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她等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梅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愁，像她的命。 七、再嫁与讼夫 李清照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一件事，发生在绍兴二年（1132年）。 那一年，她四十九岁，孤身一人，病痛缠身，生活困顿。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张汝舟的男人，说是右承奉郎，官不大，但为人忠厚老实。李清照起初不愿意，可架不住周围人的劝说，加上身体实在不好，需要人照顾，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可她不知道的是，张汝舟看中的不是她的人，而是她手中的文物。 婚后不久，张汝舟便露出了真面目。他不断地追问那些文物的下落，甚至趁李清照外出时翻箱倒柜地搜寻。当他知道大部分文物已经在逃亡途中丢失后，勃然大怒，开始对李清照拳脚相加。 李清照被打了。 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脸上也有伤痕。她想跑，可张汝舟锁了门，不让她出去。她哭过，求过，可换来的只有更多的拳头。 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一个曾经被皇帝接见过的才女，一个写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词人，现在被一个市井无赖关在屋子里，像一只被剪了翅膀的鸟。 她该怎么办？ 李清照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要告张汝舟。 她告的不是家暴——在那个时代，丈夫打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告也没用。她告的是张汝舟的“妄增举数入官”——也就是说，张汝舟在科举考试中谎报了应试次数，以此骗取官职。这在宋代是重罪，一旦查实，轻则罢官，重则流放。 可李清照知道，告倒张汝舟的代价是什么。 根据宋代的《刑统》，妻子告发丈夫，即使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徒二年”——坐两年牢。这是为了维护“夫为妻纲”的伦理秩序，不让妻子挑战丈夫的权威。 她知道这个后果，可她还是要告。 她给翰林学士綦崈礼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张汝舟的罪行和自己的遭遇。綦崈礼被她打动，上奏朝廷。最终，张汝舟被削去官职，流放柳州。而李清照，按照法律，被判入狱两年。 不过她在狱中只待了九天，就被人保释出来了。具体是谁保释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说是綦崈礼，有人说是赵明诚的故交。总之，她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可这件事给她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九天的牢狱之灾。 士大夫圈子中，有人嘲笑她“晚节流荡，无检操”，有人说她“不终晚节”，有人甚至说她是“荡妇”。那些曾经赞美她才华的人，现在转过头来，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她。 她在给綦崈礼的信中写道： “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 “桑榆之晚景”——她把自己比作夕阳西下的黄昏；“驵侩之下材”——她把张汝舟比作市井中的低贱牙侩。这句话里有自嘲，有愤怒，也有不甘。她后悔自己轻信了别人，可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失望。 她一生都在反抗。少女时代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中年时反抗政治的黑暗和丈夫的懦弱，晚年时反抗一个骗子的欺辱和整个社会的偏见。她输了么？也许输了。她被关进过监狱，被无数人嘲笑，最后孤零零地死在临安。 可她又赢了。她用一支笔，把所有的痛苦都化成了不朽的诗词。那些嘲笑她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她的词，九百年来，被人一遍又一遍地读，一遍又一遍地哭。 八、梧桐更兼细雨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前后，李清照在临安去世。 关于她的死，史书记载极其简略，只有“李清照卒，年七十二”几个字。没有墓志铭，没有悼词，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具体死在哪一天。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有人说，她死在一个雨夜。那天夜里，临安下着很大的雨，雨打在她窗外的梧桐叶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她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忽然想起了一生中很多个雨夜。 想起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起在灯下校勘金石，窗外的雨声像一首催眠曲。 想起在建康时，赵明诚病危，她守在床边，窗外的雨声像有人在哭。 想起在越州时，文物被盗，她坐在地上哭，窗外的雨声像在嘲笑她。 想起在临安时，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看雨打在梧桐叶上，一片一片地落下去。 她忽然笑了。 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写过一首《醉花阴》，里面有一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时候的“瘦”，是为爱情而瘦，是甜蜜的、带着撒娇意味的瘦。而现在，她是真的瘦了，瘦到皮包骨头，瘦到风一吹就会倒。可她不觉得苦。她只觉得，这辈子够了。 她写过那么多词，爱过那么多人，恨过那么多事，活过那么多年。够了。 她闭上眼睛，雨声渐渐远去，像一条河流，载着她所有的愁，缓缓地、缓缓地流走了。 第二天清晨，邻居发现她家的门没有关，推门进去，看到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面容平静，像睡着了一样。窗前的那株梧桐，叶子上还挂着昨夜的雨珠，在晨光中闪闪发亮。 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她最后的词——那首《声声慢》的下半阕：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怎一个愁字了得”——是啊，她这一生的愁，岂是一个“愁”字能概括的？那是一个时代对一个女人的辜负，是一种命运对一颗敏感心灵的碾压，是无数个雨夜累积起来的、比山还重、比海还深的悲伤。 可她从来没有被这悲伤压垮。她把悲伤写成了词，把眼泪酿成了酒，把一生的颠沛流离化成了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星辰。 九百多年后，我们读她的词，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那不是软弱，那是坚强；那不是哀怨，那是反抗。她用一支笔，对抗了整个世界。 九、尾声 李清照死后，她的《漱玉词》散佚了大半，现存的只有几十首。 可就是这几十首词，足以让她成为千古第一才女。她的词，既婉约又豪放，既细腻又开阔，既有女儿家的柔情，又有男儿家的气概。她写“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也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也写“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我想说的，不是她的文学成就，而是她的“不肯”。 她不肯认命。丈夫死了，她不肯死；文物丢了，她不肯倒；被人打了，她不肯忍；进了监狱，她不肯哭。她像一株梧桐，江南的雨打在她的叶子上，一片一片地落，可她始终站在那儿，不肯倒下去。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李清照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 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来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她等来的，永远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些细碎的、绵长的、没完没了的雨，落在她的词里，落在她的命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章完 第三章 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与湖上草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秦淮河的灯影里，落在西湖边的杨柳岸，落在拂水山庄的残荷上，也落在一个女子倔强的眉间。那个女子站在船头，一袭白衣，撑着一柄油纸伞，雨丝从伞沿垂下来，像一道帘幕，把她和这个世界隔开。她的目光穿过雨帘，望向远方——那里有她爱过的人，有她写过的诗，有她不肯低头的、整整一生的倔强。 她叫柳如是。 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如是”出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可她自己的一生，偏偏不是梦幻泡影——她活得比谁都真实，比谁都用力，比谁都轰轰烈烈。 她是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之一，是歌女，是名妓，是诗人，是抗清志士的妻子，是明清易代之际一朵带刺的桃花。她开在乱世的风雨里，开得艳丽，开得决绝，开得满身是伤，却始终不肯低头。 一、烟雨秦淮 柳如是不姓柳。她本姓杨，名爱，字如是。可她的身世，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她出生在浙江嘉兴。有人说她是官宦人家的女儿，父亲被诬陷下狱，家道中落，她被卖入青楼；有人说她本就是贫苦人家的孩子，被辗转贩卖，最后落入了风尘。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有无尽的猜测。她自己从不提起身世，仿佛那些事根本不重要。她只在乎一件事：往后怎么活。 十一岁那年，她被卖入吴江盛泽镇的归家院。归家院不是庙，是一处妓院，那里的鸨母叫徐佛，是个能诗善画的女子，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徐佛见杨爱生得清秀，口齿伶俐，便教她读书识字、弹琴作画。杨爱学得极快，不出几年，已经能写一手好诗，弹一手好琴，画一手好兰。 可她的性子也渐渐显露出来——倔，硬，不服管。 别的女孩子学琴，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弹；她不，她偏要按自己的理解去弹，弹得不好就反复练，练到好为止。别的女孩子写诗，模仿前人的风格；她不，她偏要写自己的话，写自己想说的话。徐佛有一次看了她的诗，叹道：“此女心气太高，只怕将来要吃苦头。” 杨爱听了，只是笑笑。她不怕吃苦头。她怕的是没有苦头可吃——那就意味着她认命了，服软了，跟别的女子一样了。她不要那样。 十四岁那年，她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男人——周道登。 周道登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探花，做过东阁大学士，官至首辅。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风雅不减，喜欢年轻才女。他见到杨爱时，她正在弹琴，一曲《高山流水》弹得行云流水。周道登听得入了迷，当即出重金将她买下，纳为侍妾。 在周家，杨爱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周道登教她读史，教她写诗，教她鉴赏书画。他年纪虽大，却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不像别的买妾者那样只贪图色相。杨爱对他是有感激的——感激他给了她读书的机会，给了她写作的空间。 可周家的女人们容不下她。正妻嫉妒她的年轻，妾室嫉妒她的才情，整日里争风吃醋，指桑骂槐。杨爱不擅长这些，也不屑于这些。她宁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读书写诗，也不愿意跟她们搅在一起。 周道登死后，她被赶出了周家。 那一年，她大约十六岁。孤身一人，无依无靠，重新回到了风尘之中。 可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任人买卖的小女孩了。她有了才名，有了诗名，有了自己的脾气。她在盛泽重操旧业，却不把自己当成普通的歌女。她选择客人，只选那些有才学的文人雅士；她不陪酒，不卖笑，只谈诗论画，弹琴品茶。她的居处布置得像一间书房，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文房四宝，书架上是满满的典籍。 她要的不是钱，是尊重。 盛泽的文人圈子里，渐渐传开了她的名字。有人说她是“女中太白”，有人说她是“诗妓”，有人说她是“奇女子”。什么样的称呼都有，她都不在意。她在意的是，有没有人能真正读懂她的诗。 那时候，她写了一首《春日我闻室作》：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此去柳花如梦里”——她把自己比作柳花，飘零无依，如坠梦中。可“梦里”二字，又透出一股清醒——她知道自己在做梦，可她不愿意醒来。醒来太痛了。 二、湖上草 崇祯五年（1632年），柳如是来到了西湖。 那一年她十四岁——不对，仔细算来，应该是十五六岁。关于她的生卒年，史料记载多有出入，她自己又从不刻意提及，以至于后世学者争论不休。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来了西湖，西湖便不再是原来的西湖了。 西湖的美，是那种温婉的、柔媚的、让人骨头酥软的美。可柳如是不是来欣赏美景的，她是来寻找自己的。她在西湖边租了一间小屋，取名“我闻室”——“我闻”二字，既取自《金刚经》的“如是我闻”，又暗含了她的字“如是”。她把自己安放在这个名字里，像一朵花安放在花瓶中。 在西湖，她结识了一群文人朋友。陈子龙、李雯、宋徵舆——这些都是明末文坛的佼佼者，都是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几社”的文学团体，提倡古文辞，反对八股取士，在江南一带很有影响。 柳如是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她穿着男装，戴着方巾，混在一群男人中间，谈诗论词，评史议政，毫无忸怩之态。有人看不起她，说“一个妓女也配谈诗”，她不恼，只是淡淡地说：“诗是天下人的诗，不是男人的诗。”那人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陈子龙第一次见到柳如是时，正在读她写的一首《游龙潭》： “龙潭水碧桃花红，一棹春风万壑中。 莫道女儿非男子，也曾仗剑逐惊鸿。” “莫道女儿非男子，也曾仗剑逐惊鸿”——陈子龙读到这里，心头一震。他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男装的年轻女子正站在门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西湖的水面上跳动的月光。 陈子龙是松江华亭人，字卧子，号大樽，是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和抗清志士。他才华横溢，诗学李杜，词学周柳，在几社中声望极高。他比柳如是大十岁，已经有了妻室，可他还是被这个女子吸引住了。 柳如是也被他吸引了。 吸引她的不是他的才名，而是他的气概。陈子龙不是一个只会在纸上谈兵的文人，他有热血，有抱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明末那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他们开始来往。柳如是搬到松江，住在陈子龙附近的一处小楼里。两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一起吟诗作对，一起谈论国事。柳如是写得一手好词，陈子龙便为她点评；陈子龙写得一手好诗，柳如是便为他唱和。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是柳如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她在《西湖八绝句》中写到了这段感情： “垂杨小院绣帘东，莺阁残枝未相逢。 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桃花得气美人中”——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句诗，也是她自己最满意的一句。桃花本来只是桃花，可因为有了美人在其中，便有了生气，有了灵气，有了让人心动的力量。她把自己比作那个“美人”，把陈子龙比作那株“桃花”——他们互相成就，彼此照亮。 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结果。 陈子龙有妻室，他的妻子张氏出身名门，性格强悍，容不得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张氏知道柳如是的存在后，大闹了一场，逼着陈子龙与她断绝关系。陈子龙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他不敢违抗妻子，也不敢违抗家族，只能选择疏远柳如是。 柳如是等了很久，等来的却是一封简短的信。信上只有几个字：“缘分已尽，各自珍重。” 她拿着那封信，站在窗前，看了很久很久。窗外的西湖烟雨蒙蒙，桃花在雨中落了一地。她把信折好，放进袖中，然后拿起笔，写了一首《长歌行》： “妾年十五初入君，君年二十始识妾。 两意相欢如日月，一朝离别成风雪。 雪消日出自有时，妾心与君共此期。 愿君加餐保玉体，妾亦努力爱华滋。” 她写得很克制，没有哭天抢地，没有怨天尤人。她把所有的痛苦都咽了下去，咽成了一首词，咽成了一首诗，咽成了日后无数个夜里独自品味的一杯苦酒。 她离开了松江，回到了西湖。 那一年，西湖的桃花开得特别早，又谢得特别快。她站在断桥上，看着满地的花瓣被雨水冲进湖里，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那些花瓣一起沉了下去。 三、绛云楼 离开陈子龙后，柳如是沉寂了一段时间。 她不再参加文人的聚会，不再穿着男装招摇过市，甚至不再写诗。她把自己关在“我闻室”里，读书，弹琴，发呆。窗外的西湖水涨了又落，桃花开了又谢，她都无所谓。她像一只受了伤的鸟，把自己藏在巢里，等着伤口慢慢愈合。 可她没有等到伤口愈合，就听到了一个消息——陈子龙中了进士，去了北京做官。 她笑了笑，不知道是释然还是心酸。她知道，他们之间彻底结束了。一个去了北方，一个留在南方，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各自的命运，再也回不去了。 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她不可能一辈子做歌女，不可能一辈子依靠男人。她需要一个归宿，一个能够安放她灵魂的地方。 崇祯十一年（1638年），她遇到了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探花，东林党领袖，文坛泰斗。他比柳如是大三十六岁，是祖父辈的人物。可就是这个可以做她祖父的男人，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他们的相遇，有一种宿命的味道。 那一年，柳如是来到常熟，在虞山脚下的拂水山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她早就听说过钱谦益的名字，读过他的诗，对他的才华极为钦佩。她托人把自己的诗稿送给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 钱谦益收到诗稿时，正在书房里批阅文章。他随手翻开第一页，看到一首《金明池·咏寒柳》：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 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 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 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 他读着读着，坐直了身子，脸上的表情从不经意变成了凝重，从凝重变成了惊叹。他一口气读完，又从头读了一遍，然后站起来，在书房里走了三圈，又坐下来读了一遍。 他提笔在诗稿的末尾写道：“此诗不在温李之下。”温是温庭筠，李是李商隐——唐代最杰出的两位诗人。这个评价，对一个二十岁的女子来说，高得近乎夸张。 他迫不及待地想见这个女子。 第二天，他亲自去了柳如是住的小屋。柳如是正在窗前写字，听到敲门声，打开门，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卷诗稿，脸上的表情像一个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 “我是钱谦益。”他说。 柳如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竟然会亲自来找她。她侧身让他进屋，给他倒了一杯茶。两人坐在窗前，聊了很久，聊诗，聊词，聊天下大事。 钱谦益发现，这个女子不仅诗写得好，见识也极为不凡。她对时局的看法，对文坛的评价，对历史的解读，都让他感到惊艳。他说：“如你这般的人才，屈居风尘，是天下的不幸。” 柳如是低下头，没有回答。她不知道怎么回答。风尘中的女子，从来不缺别人的同情，可缺的是真正的尊重。钱谦益给了她尊重，这是她从未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感受过的。 从那以后，两人开始频繁往来。钱谦益教柳如是读书，柳如是陪钱谦益谈诗。他们一起游虞山，一起泛尚湖，一起在拂水山庄的庭院里赏月。钱谦益虽然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才思敏捷；柳如是虽然年轻，但心智成熟，谈吐不凡。两人在一起，竟有一种难得的默契。 可这段感情，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钱谦益的家人反对——他已经有正妻陈氏，纳一个妓女为妾，传出去像什么话？士林中人反对——堂堂文坛领袖，与一个风尘女子厮混，成何体统？柳如是的姐妹们也不看好——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能陪你几年？ 可柳如是认定了这个人。 她不是图他的钱，不是图他的名，而是图他的“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懂她的人太少了。陈子龙算一个，可他退缩了。钱谦益是第二个，而他没有退缩。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天，钱谦益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以正妻之礼迎娶柳如是。 那一天，常熟城里炸开了锅。六十岁的文坛领袖，娶二十四岁的秦淮名妓，还搞什么“匹嫡”——按照正妻的礼仪来办，这不是明摆着打正室的脸吗？好事者编了一首打油诗：“锦车催嫁，彩鹢迎门。钱公自谓风流，柳氏果然放诞。” 钱谦益不在乎。他专门在拂水山庄附近建了一座“绛云楼”，作为他和柳如是的新居。绛云楼高五层，藏书数万卷，是他们读书、写诗、谈情说爱的地方。 柳如是给这座楼题了一副对联： “日暮且归去，烟霞可共栖。” “烟霞可共栖”——她和钱谦益，一个是烟，一个是霞，缥缈不定，却能在同一个屋檐下栖息。这是她对自己这段婚姻的理解：不是世俗的夫唱妇随，而是两个灵魂的相互依偎。 在绛云楼的日子，是柳如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不再需要应付那些无聊的客人，不再需要戴着面具生活。她可以穿着随便的衣服，在楼上走来走去；可以写自己想写的诗，不用顾忌别人的评价；可以和钱谦益争论到深夜，谁也不让谁。 她写了一首《春日我闻室》记录这段生活： “春山如笑草如烟，楼上春阴又一年。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一汀烟雨杏花寒”——即使是在最幸福的时刻，她的笔下依然有一种淡淡的寒意。那不是矫情，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她太清楚幸福是多么脆弱的东西了，像杏花，一夜风雨，便落了一地。 四、水太冷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了二百七十六年后，轰然倒塌。 这一年，柳如是二十七岁。 消息传到常熟时，她正在绛云楼里给钱谦益读诗。听到这个消息，她手中的书卷“啪”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她看着钱谦益，钱谦益也看着她。两人沉默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 说什么呢？国破了，家亡了，他们这些读书人，该怎么办？ 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钱谦益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柳如是不赞成他去，她看出弘光朝廷内部党争激烈，难成大事。可钱谦益还是去了。他一生都在追求功名，到了晚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不愿意放弃。 柳如是陪他去了南京。南京是她的旧游之地，秦淮河的灯影依旧，可一切都不一样了。满街都是逃难的百姓，到处都是哭声和骂声。弘光皇帝沉迷酒色，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私产。 柳如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劝钱谦益远离阮大铖，可钱谦益不听。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中周旋，可以做些事情。可事实证明，他什么都做不了。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兵临南京。 城破之前，柳如是拉着钱谦益的手，说：“我们一起投水殉国。” 钱谦益愣住了。他看着柳如是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决绝的光。她是认真的。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柳如是终生难忘的话：“水太冷。” “水太冷”——三个字，像三把刀，一刀一刀地剜在柳如是的心上。 她看着面前这个男人，这个她不顾一切嫁了的男人，这个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忽然觉得陌生极了。他不是那个在诗稿上写“此诗不在温李之下”的钱谦益，不是那个不顾世俗眼光娶她的钱谦益，不是那个和她一起在绛云楼上“烟霞可共栖”的钱谦益。他是一个怕死的老人，一个临阵退缩的懦夫。 柳如是松开他的手，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向水边。 钱谦益追上来，死死地抱住她。她挣扎，他抱得更紧。她哭，他也哭。两个人在秦淮河边哭成一团，像两个无助的孩子。 最终，她没有死成。她被他拉回了家。 第二天，钱谦益率南京文武百官，在滂沱大雨中跪迎清军，剃发降清。 柳如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有出来。钱谦益去敲门，她不开。他在门外站了很久，听到里面传来低低的哭声。那哭声不大，却像一根针，一下一下地扎在他的心上。 他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水太冷。”他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割掉。 五、别离 钱谦益降清后，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去了北京。 柳如是没有跟他去。她留在常熟，守着绛云楼，守着那些书，守着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她拒绝剃发，拒绝穿清装，坚持穿着明朝的服饰，梳着明朝的发髻。在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政策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在《咏怀古迹》中写道： “中原父老望旌旗，两戒山河涕泪垂。 故国已随流水去，遗民犹有寸心知。” “遗民犹有寸心知”——她是大明的遗民，她的心还在大明，哪怕身体活在清朝的统治下，她的心永远不会投降。 钱谦益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就辞官回来了。他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清朝统治者不信任他，明朝遗民鄙视他，他自己也活在内疚和痛苦中。他给柳如是写信，信中说：“我错了。” 柳如是回信，只有四个字：“知错就好。” 钱谦益回到常熟后，两人重新住进了绛云楼。可一切都不一样了。曾经那种无话不谈的亲密，那种“烟霞可共栖”的默契，已经碎了。碎掉的东西，再怎么粘，也会有裂缝。 柳如是表面上对钱谦益依旧恭敬，可她的心里，已经筑起了一道墙。她不再和他争论到深夜，不再和他一起游山玩水，不再把自己写的诗第一个拿给他看。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花在与抗清志士的秘密联络上。 她开始暗中资助抗清活动。 顺治四年（1647年），黄毓祺在舟山起兵抗清，钱谦益曾为他的起义书写过檄文。事情败露后，钱谦益被逮捕，押往南京审讯。柳如是拖着病体，一路跟随，四处奔走，为他求情。最终，钱谦益被释放，但从此被严密监视，再也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有人问柳如是：“他曾经背叛过大明，你为什么还要救他？” 柳如是说：“他是我的丈夫。” 四个字，简单，却沉甸甸的。她可以恨他，可以怨他，可以在心里筑起一道墙。可当他有难的时候，她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他身边。这不是爱情，是比爱情更复杂的东西——是责任，是承诺，是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钱谦益被释放后，身体每况愈下。他老了，真的老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绛云楼上，望着窗外的虞山发呆。柳如是陪在他身边，给他读书，给他煎药，给他讲外面的事。他们不再争吵，不再争论，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像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执念。 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临死前，他握着柳如是的手，说了一句话：“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 柳如是没有哭。她只是握紧了他的手，轻轻地说：“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是嫁给你。” 钱谦益闭上眼睛，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走了。 他走了以后，柳如是才发现，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恨过他。她恨的是那个“水太冷”的瞬间，恨的是他的懦弱，恨的是他对理想的背叛。可她不恨他这个人。他是她的丈夫，是她孩子的父亲，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六、桃花得气 钱谦益死后，柳如是独自面对他的家人。 钱家的族人早就觊觎钱谦益的财产，如今他死了，他们便趁机发难，要霸占绛云楼和所有的藏书。柳如是据理力争，可一个孤身女子，如何斗得过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 他们逼她交出房契，逼她搬出绛云楼，逼她承认自己没有继承权。柳如是不肯。她说：“这是我和他一起住过的地方，谁也不能夺走。” 可他们不听。他们人多势众，她一个人，挡不住。 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二十八日，柳如是独自走上绛云楼的顶层。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衣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泪痕。她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虞山，望着山下的尚湖，望着这片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 她想起许多年前，自己第一次来到常熟，第一次见到钱谦益。那时候她年轻，他老了，可他们在一起，像烟和霞，缥缈却又彼此相依。 她想起“水太冷”的那一天。如果她当时跳进了秦淮河，就不会有后来这二十多年的日子了。可她没跳，她活着，活过了这些年的悲欢离合，活过了国破家亡，活过了丈夫的背叛与回归，活过了他的死。 现在，轮到她了。 她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那是她最后写的一首诗： “桃花得气美人中，吹落春风万点红。 回首可怜歌舞地，玉箫声断月明中。” “桃花得气美人中”——这是她三十年前写的诗句，如今又写了一遍。那时候，她是写爱情的；现在，她是写自己的。她这辈子，像一株桃花，开在乱世的风雨里，开得艳丽，开得决绝。可桃花终究是要落的，落在春风里，落在雨水中，落在大地上，化为泥土。 她把诗稿放在窗台上，然后纵身一跃。 那一天，常熟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一天，它下得很大，很大。雨水打在绛云楼的屋顶上，打在庭院里的芭蕉叶上，打在虞山的松柏上，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有人在唱。 柳如是的尸体被发现在绛云楼下的花圃里。她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甚至带着一丝微笑。她的身边，是一株正在盛开的桃花，花瓣被雨水打落，落在她的身上，像一层薄薄的被子。 钱谦益的家人被这一幕吓住了。他们不再争夺财产，不再逼迫她，甚至不敢再靠近绛云楼。那座楼空了，空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最后被一场大火烧毁。 可柳如是的故事没有烧毁。她的诗流传下来了，她的名字流传下来了，她那种“不肯低头”的精神，也流传下来了。 七、尾声 柳如是死后，很多人为她写诗写文。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这样评价她：“柳如是，一代奇女子也。其诗清丽婉转，有唐人之风。其节烈刚毅，虽丈夫不能及。” “虽丈夫不能及”——这六个字，是对她最高的评价。 可我觉得，柳如是不需要这样的评价。她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在意过别人怎么看她。她在意的是自己怎么看自己。她这辈子，做过歌女，做过侍妾，做过名妓，做过妻子，做过遗民。她被人骂过，被人笑过，被人背叛过，被人伤害过。可她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 她忠于自己的才华，所以拼命读书写诗。 她忠于自己的感情，所以不顾一切地爱。 她忠于自己的良心，所以暗中资助抗清。 她忠于自己的选择，所以最后选择了死。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柳如是的一生活得痛快极了。她像一团火，烧得轰轰烈烈，烧得光芒万丈，烧到最后，连灰烬都是滚烫的。 “桃花得气美人中”——那株桃花落了，可那个“美人”还在。她站在九百年的烟雨里，站在无数人的记忆里，站在她自己的诗行里，永不凋谢。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章完 第四章 叶叶声声是别离：贺双卿与雪压轩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丹阳的稻田里，落在绡山的竹林中，落在周家老宅的瓦片上，也落在一个年轻女子的掌心。她站在灶台前，双手沾满面粉，正费力地揉着一团粗粝的黄面。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是在跟她说话。她侧耳听了一会儿，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平静。 她叫贺双卿。 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在群星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她只是一颗微弱的星，躲在最偏远的角落，发出幽幽的光。可那光虽然微弱，却足够纯净，纯净到让人不敢直视。 她是清代女词人，生于江南农家，嫁与江南农夫，死于江南乡下。她的一生没有走出过丹阳方圆百里，没有见过繁华的都市，没有结交过显赫的名流。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灶台与田埂之间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可她写词。 她用粗糙的草纸写，用烧焦的树枝写，用粉笔在墙上写。她的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典故，只有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个以“农妇”身份留下词集的女子，她的《雪压轩词》，薄薄一册，却字字泣血，句句断肠。 一、绡山有女 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贺双卿出生在江苏丹阳绡山脚下的一个农户家中。 绡山不是名山，只是江南丘陵中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山上有竹林，有茶园，有层层叠叠的梯田。山脚下散落着几个村庄，鸡犬相闻，炊烟袅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象。 贺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贺双卿的父亲贺某（名字已不可考）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周氏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他们本不指望这个女儿能有什么出息——女孩子家，会做饭、会绣花、会带孩子就够了。 可贺双卿从小就与众不同。 她三岁时，村里来了一个教书先生，在祠堂里办私塾。贺双卿每天背着弟弟，站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在里面教“人之初，性本善”，她就在外面跟着念。先生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她也在外面跟着念。她的记忆力惊人，听过一遍就能背诵，背过一遍就不会忘记。 教书先生发现了她，觉得这个女娃子聪慧过人，便主动找到贺父，说：“你家闺女是个读书的料子，让她来念书吧，不收钱。” 贺父犹豫了一下，说：“女孩子家，读书有什么用？” 先生说：“读书明理，男女都一样。” 贺父最终还是答应了。于是贺双卿成了私塾里唯一的女学生。她每天早起做完家务，背着弟弟去上学，放学后再背着弟弟回家。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格外用功。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她在背书；别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她在练字。 她练字的纸，是用过的旧账本翻过来用的；她练字的墨，是锅底刮下来的烟灰兑水调成的；她练字的笔，是用树枝削尖了代替的。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她练出了一手娟秀的小楷，写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漂亮。 教书先生对她赞不绝口，常对人说：“此女若为男子，必中进士。” 可她是女子。在那个时代，女子读书是没有用的。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官，不能靠才华吃饭。读再多的书，最终也不过是嫁作人妇，围着灶台转一辈子。 贺双卿知道这个道理，可她还是拼命地读书。她不是为了有用，而是因为喜欢。读书让她快乐，让她觉得自己不只是会做饭、会绣花、会带孩子的农妇，而是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 她在私塾里读了四五年，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完了《诗经》《论语》《孟子》，还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她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朱淑真，那些女词人的句子，像一道光，照进了她灰蒙蒙的生活。 她偷偷地学着写词。起初写得很稚嫩，像刚学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可她不气馁，一篇不行就写两篇，两篇不行就写十篇。她写田间的稻花，写山上的竹子，写灶台上的炊烟，写窗外的雨声。她写她能看到的一切，能感受到的一切。 十三四岁时，她已经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词了。村里人不懂，觉得这女娃子写的不过是些“闲言碎语”；可教书先生懂，他读了她的词，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这孩子，将来是要受苦的。” 太聪明的人，总是要受苦的。 二、薄命嫁樵夫 贺双卿十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 贺父是被一场伤寒带走的。那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最后还是没能挺过来。临死前，他拉着女儿的手，说：“爹对不住你，没给你攒下嫁妆。” 贺双卿哭着说：“爹，我不要嫁妆。” 贺父摇摇头：“没嫁妆，嫁不到好人家。” 他说得对。在那个时代，嫁妆是一个女子在夫家地位的保障。没有嫁妆，就只能嫁到同样贫苦的人家去，甚至更差。 贺父死后，贺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母亲周氏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弟弟还小，帮不上忙。贺双卿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种田、砍柴、做饭、洗衣、喂猪、养鸡——她什么都干，从早忙到晚，没有一刻停歇。 可她还是不忘读书写词。夜深人静的时候，别人都睡了，她点起一盏油灯，拿出那些宝贝似的旧书，一页一页地读。有时候读到兴起，就拿起烧焦的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她的人生，磕磕绊绊，却倔强地延伸着。 十九岁那年，母亲把她嫁了。 男方姓周，是个樵夫，住在邻村。周家家境比贺家好不了多少，但周母是个厉害角色，在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刁钻刻薄。周母看中了贺双卿的勤快——一个能干活、能吃苦、还不要嫁妆的媳妇，上哪儿找去？ 贺双卿不想嫁。她见过那个姓周的年轻人，粗壮，沉默，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他看她的眼神，像看一头牲口——不是厌恶，也不是喜欢，而是一种漠然的打量，仿佛在估算她值多少钱。 可她没有选择。母亲做的主，媒人说的亲，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说什么？ 出嫁那天，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花轿的顶棚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贺双卿坐在花轿里，穿着借来的嫁衣，脸上涂着廉价的脂粉。她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绡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画。 她忽然想起自己十三岁时写的一首词。那时候她还不懂什么是愁，只是觉得春天过去了有些可惜。现在她懂了，可那首词已经写不出来了。 花轿颠颠簸簸地走了半个时辰，到了周家。没有鞭炮，没有唢呐，没有闹洞房的亲戚。贺双卿被领进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那就是她的新房。 新婚之夜，丈夫倒头就睡，鼾声如雷。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夜没睡。 天快亮的时候，她在地上捡起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墙上写了一行字： “薄命嫁樵夫，青山空对门。” 写完之后，她看着那行字，又觉得不该写。这里是婆家，不是自己的家，墙上乱写乱画，婆婆看见了要骂的。她用手去擦，可焦炭的痕迹怎么也擦不干净。最后她只好弄了些泥巴，把那行字糊住了。 糊得住墙上的字，糊不住心里的字。 三、灶台与词笺 婚后的日子，像一口永远不会烧开的水，温吞吞的，却烫得人难受。 周家四口人：婆婆周母，丈夫周四（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丈夫的弟弟周五，还有贺双卿。四口人的饭，她一个人做；四口人的衣服，她一个人洗；四口人的屋子，她一个人打扫。此外还要喂猪、养鸡、种菜、砍柴、舂米、磨面——从鸡叫忙到鬼叫，没有一刻闲工夫。 婆婆周母是个极难伺候的人。她嫌贺双卿做饭咸了淡了，洗衣净了脏了，扫地快了慢了，走路重了轻了——总之，没有一样是顺眼的。她骂人的嗓门很大，隔着半条村子都能听见。村里人都知道周家媳妇受气，可没人敢说什么——家务事，外人不好管。 丈夫周四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也不爱管事。他在外面砍柴卖柴，回家就是吃饭睡觉。婆婆骂贺双卿的时候，他既不帮腔，也不劝架，只是低着头扒饭，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有时候贺双卿受了委屈，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地哭。周四翻个身，嘟囔一句“哭什么哭”，就又睡过去了。 贺双卿不恨他。她只是可怜他——一个连妻子哭都看不见的男人，他的心该有多硬？或者，他的心该有多空？ 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是写词。 可写词在周家是件奢侈的事。她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更没有时间。她只能用烧焦的树枝，在地上、在墙上、在劈柴上写。可婆婆看见了要骂——“写字能当饭吃？写字能当柴烧？有这功夫不如去喂猪！” 于是她学会了偷着写。 灶台后面有一块空地，是她写词的地方。每次烧火做饭的时候，她就趁婆婆不注意，拿起烧焦的树枝，在灶台后面的泥地上写。她写得很快，一边烧火一边写，写完了就用脚抹掉，免得被人发现。 她在灶台后面写了很多词。那些词像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照亮了她灰暗的生活。可火是会灭的，词也是会消失的。她写了抹，抹了写，周而复始，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苦役。 有一首《浣溪沙》，是她写在灶台后面的： “暖雨无晴漏几丝，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麦上场时。 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黍又嗔迟。日长酸透软腰支。” “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黙又嗔迟”——这两句写的是她一天的劳作。婆婆嫌她挑水种瓜太早，又嫌她生火做饭太迟。早也不行，迟也不行，怎么做都是错的。“日长酸透软腰支”——从早忙到晚，腰酸背痛，骨头都软了。 这首词写得很淡，淡到几乎没有情绪。可正是这种“淡”，让人读来更加心酸。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被责骂，习惯了被挑剔，习惯了日复一日的辛劳。她不再抱怨，不再哭泣，只是默默地做着一切，然后在灶台后面的泥地上，用烧焦的树枝，写下几行字。 那些字，是她唯一的出口。 四、邻家书生 周家隔壁，住着一个姓史的书生。 史书生名叫史震林，是丹阳县学的生员，家境殷实，为人正直。他早就听说了周家媳妇会写词的事，起初不信——一个农妇，怎么会写词？后来他偶然在周家的墙上看到了几行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站在那里愣了很久。 他不敢相信，那些清丽脱俗的词句，竟然出自一个农妇之手。 他找机会和贺双卿说话。起初贺双卿很害怕，怕婆婆看见，怕丈夫误会，怕村里人说闲话。可史震林是个君子，从不逾矩，只是偶尔在田间地头遇到她时，说几句关于诗词的话。 “你的词写得很好。”他说。 贺双卿低着头，不说话。 “你应该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说。 贺双卿摇摇头：“我没有纸。” 史震林第二天送来了一沓纸和一盒墨。贺双卿不敢收，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她把纸和墨藏在灶台下面的一个瓦罐里，趁婆婆不在的时候偷偷地用。 有了纸和墨，她写得更勤了。她写田间的劳作，写山中的景色，写婆婆的责骂，写丈夫的冷漠，写自己的疲惫和孤独。她的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典故，只有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 史震林读到她的词，常常叹息。他叹息的不是词的好坏，而是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女子，竟然被困在这样的境遇里。他说：“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贺双卿听了，只是笑笑。她早就习惯了不公平。从出生那天起，她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公平的事。公平是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老天爷给了她写词的手，却没有给她写词的环境；给了她敏感的心，却没有给她幸福的命运。 她在《一剪梅》中写道： “寒热如潮势未平，瘦起诗魂，瘦起诗魂。 断肠滋味有谁分，医案书存，医案书存。 旧病新愁共一樽，晓也昏昏，暮也昏昏。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是借用了仓央嘉措的诗句，可她的“双全法”不是爱情与信仰的两难，而是生活与理想的两难。她想写词，可她要干活；她想读书，可她要喂猪；她想做一个有灵魂的人，可婆婆只把她当成一头会干活的牲口。 她找不到双全法。 所以她只能一边干活一边写，一边挨骂一边写，一边流泪一边写。写是她唯一的慰藉，也是她唯一的武器。她用词对抗生活的重压，用诗抵抗命运的嘲弄。 五、叶叶声声 贺双卿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长期的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和肺病。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走几步路就喘，干一会儿活就晕。可婆婆不管这些，照样逼她干活。丈夫也不管，照样倒头就睡。 她没有钱看病，也没有人照顾她。她只能硬撑着，撑一天算一天。 有一年秋天，她病得起不了床。婆婆骂她偷懒，丈夫说她装病。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那雨一样，细细密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 她在病中写了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 “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 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 青遥。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 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 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 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 这首词写得极为独特。全词用了大量的叠字——“寸寸”“丝丝”“闪闪”“摇摇”“望望”“去去”“隐隐”“迢迢”“酸酸”“楚楚”“小小”“袅袅”“欢欢”“喜喜”“写写”“描描”“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像是一连串的叹息，一声接一声，没有尽头。 “寸寸微云，丝丝残照”——连云彩和阳光都是碎的，一寸一寸，一丝一丝，像她的生命，被撕成了碎片。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可人都走了，走得远远的，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了。她望的是谁？也许是父亲，也许是教书先生，也许是那个曾经给她送纸送墨的史书生——他们都走了，只有她一个人还留在这里，留在这间低矮的土坯房里，留在这个没有温暖的家庭中。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从今以后，每一天都会像今夜一样，酸酸的，楚楚的，没有尽头。 “青遥。问天不应”——她问天，天不应。老天爷聋了，哑了，看不见她的苦难，听不见她的呼喊。 “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她自称“小小双卿”，像一个孩子，小小的，弱弱的，在天地之间，孤零零的，无聊赖的。 “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谁看见了她？谁心疼她？没有人。她像一朵花，开在无人的山谷里，开得再美，也没有人看见。 “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还能欢欢喜喜地偷来素粉，在纸上写写描描？她不能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偷素粉了，没有力气写写描描了。 “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生生世世，夜夜朝朝，没有人会管她。 这首词，是贺双卿的绝命词。 写完之后，她的病更重了。她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婆婆骂她是“懒骨头”，丈夫说她“装死”。没有人请医生，没有人煎药，甚至连一碗热水都没有人给她倒。 史震林听说她病了，来看她。他站在门口，看到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睛却还亮着。那双眼睛看着他，像是在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史震林给她请了医生，买了药。可已经太晚了。她的身体已经被掏空了，像一盏灯，油尽灯枯，怎么加也加不满了。 六、雪压轩 贺双卿死的那天，下着雪。 江南的雪是稀罕物。江南多雨，少雪。可那一年冬天，偏偏下了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屋顶上，落在院子里，落在田野上，落在绡山上。整个村庄变成了白色，白得像一个灵堂。 贺双卿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外面的雪。她的眼睛已经不太看得清了，可她能看到那些白色的东西在飘，一片一片的，像花瓣，像羽毛，像她写过的那些词，一片一片地飘落。 她的枕边放着几页纸，那是她仅存的词稿。大多数词已经丢失了——被婆婆撕了，被丈夫烧了，被雨水淋湿了，被灶火烧掉了。只剩下这几页，是她藏在瓦罐里的，没有被发现。 她伸出手，摸了摸那些纸。纸很粗糙，是她用过的旧账本翻过来用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她的字写得很小，很小，像是怕占用了太多的空间，怕浪费了太多的纸张。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在私塾窗外偷听教书先生讲课，背着弟弟，脚站麻了也不肯走。 想起教书先生说“此女若为男子，必中进士”，她听了高兴了好几天。 想起父亲临死前说“没嫁妆，嫁不到好人家”，她说不怕，可她现在知道了，父亲说得对。 想起新婚之夜，一个人坐在床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夜没睡。 想起灶台后面的泥地，那些用烧焦的树枝写的字，写了抹，抹了写，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苦役。 想起史震林送来的那沓纸和那盒墨，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想起自己写过的那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她终究没有找到双全法，既辜负了自己的才华，也辜负了自己的人生。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像那些雪花一样，飘飘荡荡的，不知道要落到哪里去。 她忽然想起李清照的《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她这辈子，也是一个“愁”字。可她的愁，和李清照不一样。李清照的愁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是家国之痛，是亡国之恨；而她的愁，是“日长酸透软腰支”，是日复一日的辛劳，是无人理解的孤独，是被碾碎在灶台上的青春和才华。 她的愁，更小，更细，更卑微。可也更疼。 雪停了。 第二天清晨，婆婆推门进来，看到贺双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的眼睛闭着，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像是做了什么好梦。 婆婆伸手摸了摸她的脸，冰凉的。 “死了。”婆婆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饭熟了”。 丈夫周四进来看了看，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没有人哭，没有人哀悼，没有人给她写悼词。 村里人在绡山脚下挖了一个坑，把她埋了。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人记得确切的位置。她就这样消失了，像一片雪花落在地上，化了，没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七、遗稿 贺双卿死后，史震林把那几页词稿收了起来。 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一个农妇，一个连饭都吃不饱、连觉都睡不好的农妇，竟然能写出这样动人的词句。 他找遍了周家，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词稿。可什么也没有找到。婆婆说：“那些破纸，早就烧火了。”丈夫说：“那些鬼画符，谁看得懂？” 史震林把找到的几页词稿整理成册，取名为《雪压轩词》。 “雪压轩”三个字，是贺双卿生前为自己取的名号。轩是窗，雪是压下来的——雪压住了窗户，压住了光线，压住了她的世界。她的一生，就像一间被大雪压住的小屋，黑暗，寒冷，窒息。 可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寒冷和窒息中，她写出了那些词。那些词像一束光，从雪压的缝隙里透出来，微弱，却足够温暖。 史震林在《雪压轩词》的序言中写道： “双卿，农家女也。嫁周氏，为樵妻。家贫，操作辛苦，未尝一日休。然性喜吟咏，每于炊爨之余，拾薪烧炭，画地作字。其词清丽婉转，虽名家不能过也。惜其所作，多为家人所毁，仅存十之一二。余辑而录之，以传于世，使后人知，田间有才女如此。” “使后人知，田间有才女如此”——这是史震林对贺双卿最大的尊重。他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可怜的农妇，而是把她当成一个值得被记住的诗人。 可《雪压轩词》流传不广。在那个时代，一个农妇的词，谁会去读呢？人们更喜欢读那些名家的作品，读那些文人的唱和，读那些歌女的艳词。一个农妇写的“日长酸透软腰支”，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村妇之语”，不值一提。 可正是这些“村妇之语”，才是最真实的。她写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是她自己的故事；她流的不是别人的眼泪，是她自己的眼泪。她的词里没有矫饰，没有伪装，只有最赤裸的苦难和最纯粹的美。 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贺双卿：“双卿词，如寒蝉凄切，哀怨动人。其词之佳，不在才华，而在真率。以真率之笔，写真率之情，故能动人如此。” “以真率之笔，写真率之情”——这是对贺双卿最准确的评价。她不是一个技巧高超的词人，但她是一个真诚的词人。她的词里没有一丝虚假，没有一丝做作，有的只是一个被生活碾压过的女子，在泥泞中挣扎着发出的一点声音。 八、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绡山脚下找到了一块残破的石碑。 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只能隐约认出几个字：“贺氏……双卿……之墓”。墓碑歪歪斜斜地立在一片荒草丛中，四周没有围墙，没有祭台，没有任何标记。 没有人知道这块碑是谁立的。也许是史震林，也许是某个读过她词的后人，也许只是某个路过的好心人。不管是谁，那个人至少做了一件事——证明她曾经活过。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贺双卿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流芳百世的声名。她只是一个农妇，一个会写词的农妇。她的一生像一滴雨，落在稻田里，落进泥土里，消失了，不见了。 可那滴雨曾经存在过。 它曾经从天上落下来，曾经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曾经落在一个人的掌心，曾经被那个人写在纸上，变成一首词，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滴永远不会干涸的泪。 “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 她以为没有人会管。可她错了。 九百年后，有人在读她的词。有人在为她流泪。有人在绡山脚下寻找她的坟墓。有人在写她的故事。 她没有被忘记。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章完 第五章 故国不堪回首：徐灿与拙政园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苏州娄门的石桥上，落在拙政园的荷花池里，落在园中那座见山楼的飞檐翘角上，也落在一个中年女子的眉心。她站在见山楼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卷词稿，纸已经泛黄了，边角也卷了起来，可她舍不得丢。那是她在北方时写的，写的是南方的雨，南方的花，南方的春天。那时候她在北方，想南方；如今她回到了南方，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她叫徐灿，字湘苹，号深明。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词人，陈之遴的妻子，拙政园的女主人。她生于吴越，嫁于名门，锦衣玉食，夫荣妻贵。可她的一生，却是一部写满了“故国”与“他乡”的离乱之书。她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巨变，随丈夫在宦海中沉浮，从江南到北京，从北京到盛京，从盛京又回到江南。她走过万里路，写过千首词，到头来，只剩下一座空园，一池残荷，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旧梦。 一、吴门烟月 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徐灿出生在苏州府吴县。 徐家是吴中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徐缨，字幼安，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官至南京兵部主事。徐缨为官清廉，性情刚直，不喜结交权贵，在官场上并不得意。可他读书极勤，家中藏书万卷，对子女的教育也极为重视。 徐灿是家中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诵《女诫》，七岁便能作诗。徐缨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亲自教她读书，从《四书》《五经》到《楚辞》《史记》，无所不教。徐灿读书极快，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父亲讲过的内容，她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父亲没讲过的内容，她自己翻阅也能读懂七八分。 十岁那年，她写了一首《春日偶成》： “春来春去几时回，花落花开又一回。 独坐小窗无一事，闲看燕子教雏飞。” 徐缨读了这首诗，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妻子说：“这个女儿，将来必成大器。可惜是个女子，若是男儿，我徐家何愁不兴？” 徐母叹了口气，说：“女子有才，未必是福。” 徐缨没有反驳，可他知道，女儿的那首诗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福”或“祸”能衡量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一种对美的感知，一种对世界的深情。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她是女子就消失，也不会因为“未必是福”就变得不值得。 徐灿十五岁那年，嫁给了海宁陈家的长子陈之遴。 陈家是海宁的名门望族，世代簪缨，科第不绝。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官至蓟辽总督，权倾一时。陈之遴本人也才华出众，崇祯十年（1637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前途无量。 这门亲事是两家父母早就定下的，门当户对，才貌双全，在旁人看来是天作之合。徐灿出嫁那天，苏州城里下着小雨。她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雨中的苏州城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忽然有些舍不得——不是舍不得家，而是舍不得这座城，舍不得城里的桥，城里的水，城里的雨。 她想，嫁了人之后，还能不能像从前一样，在雨中散步，在窗前看花，在灯下写诗？ 花轿颠颠簸簸地走了两天，到了海宁。陈家的宅子很大，比徐家大得多。陈之遴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生得面如冠玉，风度翩翩。他接过她的手，轻轻地说了一句：“终于等到你了。” 徐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海宁城外钱塘江的潮水，汹涌而深情。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陈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徐灿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陈之遴不仅相貌堂堂，而且才华横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他喜欢读书，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和妻子一起谈诗论词。每当夜深人静，两人便在书房里相对而坐，一盏灯，两杯茶，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有时候争论不休，有时候相视而笑。 徐灿在《拙政园诗馀》中记录过这段生活： “忆昔与君初嫁时，画眉窗下两依依。 灯前细语无人见，只有梅花和月知。” “灯前细语无人见”——那些私密的话语，那些只属于两个人的温柔，连月亮和梅花都成了见证。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白头，持续到来世。 可她没有等到白头。 二、家国两难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消息传到海宁时，徐灿正在院子里赏花。那是一株牡丹，开得正盛，花瓣层层叠叠的，像一团紫色的云。丫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夫人，大事不好了！京城破了，皇上驾崩了！” 徐灿手中的花剪“啪”地掉在地上。她愣在那里，看着那株牡丹，觉得那些花瓣突然失去了颜色，变得灰蒙蒙的，像纸扎的一样。 陈之遴从书房里出来，脸色铁青。他拉着徐灿的手，说：“收拾东西，我们走。” “去哪里？”徐灿问。 “南方。越远越好。” 他们逃到了浙江，在乡下一个亲戚家中暂住。那一年，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溃败的明军和南下的清兵。徐灿每天都能听到坏消息——这个城破了，那个官降了，这个将军战死了，那个文人自杀了。每一个消息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剜在她的心上。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读过的那些诗，那些写“国破山河在”的诗。那时候她不懂，觉得那些句子不过是文人的牢骚，离自己太远了。现在她懂了，可懂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南京陷落。南明弘光朝廷覆灭。 陈之遴没有随南明朝廷逃亡，也没有像很多士大夫那样自杀殉国。他选择了投降。 徐灿不知道丈夫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她只记得那天晚上，陈之遴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灯一直亮着，亮到天明。她推门进去，看到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四个字：“忍辱偷生。”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没有说话。 陈之遴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不是怕死。我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我们的孩子。” 徐灿还是没有说话。她转过身，走了出去，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株牡丹前。牡丹已经谢了，花瓣落了一地，被雨水泡得发黑。她蹲下来，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 她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词：“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可她的“东君”已经不在了。大明王朝的太阳落了下去，再也不会升起来了。 陈之遴降清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去了北京。 徐灿没有跟他去。她留在了海宁，照顾公婆，抚养孩子，守着那座空荡荡的大宅子。她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她无法面对那个新的朝廷，无法面对那些曾经的故交，无法面对丈夫的“变节”。 她不是怪他。她知道他做这个决定有多难。她只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那些日子，她写了很多词。词里没有直接写国破家亡，可每一个字都透着国破家亡的悲凉。她写花，花谢了；她写月，月缺了；她写春天，春天来了又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在《踏莎行》中写道：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 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 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故国在哪里？她已经找不到了。她像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飘荡，不知要漂到哪里去。“碧云犹叠旧河山”——天边的碧云还叠着旧日的河山，可那些河山已经不属于她了。“月痕休到深深处”——月亮啊，你不要照到那些深深的地方，那些地方藏着她不敢触碰的回忆。 三、拙政园 顺治五年（1648年），陈之遴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被任命为礼部侍郎。他写信给徐灿，请她带着孩子到北京团聚。 徐灿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 她不是原谅了丈夫的选择，而是理解了他的选择。在那种时候，谁能保证自己做得更好呢？她没有经历过他的处境，没有承受过他的压力，没有面对过他的选择。她有什么资格责怪他？ 从海宁到北京，两千多里的路，走了将近一个月。徐灿坐在马车里，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水乡变成了北方的平原，从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了黄蒙蒙的土坡。她觉得自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被人从南方的沃土里挖出来，栽到了北方的沙土中。能不能活，不知道。 到了北京，陈之遴在城外迎接她。他老了很多，鬓边已经有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皱纹。他握着她的手，说：“苦了你了。” 徐灿摇摇头，说：“你更苦。” 她知道，他在北京的这些年，过得并不好。降清的人，在哪儿都抬不起头来。明朝遗民骂他是“汉奸”，清朝统治者不信任他，他自己也活在自责和痛苦中。他像一个夹缝中的人，两头都不靠，两头都够不着。 徐灿在北京住了几年，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她的心始终不在这里。她不喜欢北方的风沙，不喜欢北方的干燥，不喜欢北方的冬天。她怀念江南的雨，江南的水，江南的花，江南的一切。 顺治十年（1653年），陈之遴以重金买下了苏州的拙政园，作为徐灿的居所。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私家园林，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是御史王献臣的旧居。园中有山有水，有亭有台，有花有木，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被誉为“天下园林之母”。 徐灿第一次走进拙政园时，正是春天。园中的桃花开了，一树一树的粉红，像天边的云霞。池中的荷花还没有开，可荷叶已经铺满了水面，碧绿碧绿的，像一张巨大的毯子。她站在一座石桥上，看着眼前的美景，忽然哭了。 陈之遴问她：“怎么了？不喜欢？” 徐灿摇摇头，说：“喜欢。太喜欢了。我怕这一切都留不住。” 她说的是园子，也不只是园子。 陈之遴把拙政园交给徐灿打理，自己回北京继续做官。徐灿带着孩子们住在园中，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她每天读书写词，赏花观鱼，教孩子们功课，偶尔接待几位闺中密友。日子过得清静而充实。 她在拙政园写了很多词。那些词里，有园中的景色，有孩子的笑声，有她对江南的眷恋，也有她对丈夫的思念。她在《念奴娇·西湖》中写道： “西湖流水，是谁将、旧日青山换了。 杨柳堤边，犹记取、苏小门前芳草。 碧水盈盈，青山隐隐，不管人烦恼。 东风何事，又吹愁上眉梢。” “不管人烦恼”——水不管，山不管，风不管，只有她一个人烦恼。烦恼什么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故国之思，也许是离人之恨，也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可拙政园没有成为她永远的归宿。 四、流放盛京 顺治十三年（1656年），陈之遴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那一年，御史任克溥弹劾陈之遴“结党营私，贪污受贿”，顺治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陈之遴被革去所有职务，全家流放盛京（今沈阳）。 消息传到拙政园时，徐灿正在池边喂鱼。她手中的鱼食撒了出去，鱼群涌上来争抢，水花溅了她一脸。她愣在那里，看着那些鱼，觉得它们真幸福——它们只需要担心有没有食物，不用担心明天会被流放到哪里去。 陈之遴从北京赶回来，脸色灰败，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他拉着徐灿的手，说：“对不起。” 徐灿说：“不要说对不起。我们是夫妻，生死在一起。” 陈之遴看着她，眼眶红了。 盛京是清朝的旧都，在东北的苦寒之地。徐灿从未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也从未经历过那样的严寒。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可她不怕。她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难都经历过，还有什么好怕的？ 从苏州到盛京，三千多里的路，走了整整两个月。 徐灿坐在马车里，抱着最小的孩子，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她透过车窗往外看，看到南方的景色一点一点地退去，北方的荒凉一点一点地涌来。稻田变成了荒地，河流变成了冰封，村庄越来越稀疏，人烟越来越少。 她在路上写了一首《永遇乐·舟中感旧》：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 前度刘郎，重来崔护，往事何堪说。 近水残阳，背城古木，处处添凄切。 问青山、青山不语，一江明月。”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桃花还是那个桃花，燕子还是那个燕子，可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像那个“前度刘郎”，重游故地，却发现故地已经面目全非。“往事何堪说”——那些往事，怎么能说呢？说了，是痛；不说，也是痛。 盛京的生活，比徐灿想象的还要艰苦。 他们住在城郊的一间破屋子里，四面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陈之遴被限制了行动自由，不能随意出门，不能与外界通信。徐灿一个人操持家务，做饭、洗衣、带孩子，从早忙到晚，没有一刻停歇。 可她还是没有放下笔。 她在盛京写了很多词。那些词里，有北国的风雪，有南方的思念，有对往事的追忆，有对未来的茫然。她写江南的梅花，写拙政园的荷花，写西湖的烟雨，写苏州的小桥。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对故乡的呼唤。 她在《青玉案·吊古》中写道： “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 半月模糊霜几树，紫箫低远，翠翘明灭，隐隐羊车度。 鲸波碧浸横江锁，故垒萧萧芦荻浦。 烟月不知人世改，夜深犹照，深深旧处。” “烟月不知人世改”——月亮不知道人世间已经变了，夜深了，它还照着那些深深的地方，那些藏着旧梦的地方。可那些地方，已经回不去了。 五、归去来兮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康熙皇帝即位。新皇登基，大赦天下，陈之遴被允许离开盛京，迁居沈阳城内。 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那一年，陈之遴在盛京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徐灿一个人。她握着他的手，看着他闭上眼睛，看着他停止呼吸，看着他的身体慢慢变冷。她没有哭。她哭不出来了。她的眼泪在盛京的这些年已经流干了，再也挤不出一滴了。 陈之遴死后，徐灿带着孩子们在盛京又住了几年。康熙十年（1671年），她终于被允许返回江南。 那一年，她五十四岁。 从盛京回江南的路，比来时更漫长。来的时候，她还有丈夫在身边；回去的时候，只剩下她一个人了。马车颠颠簸簸地走着，窗外的风景从北方的荒凉慢慢变成了南方的温润，可她心里的荒凉，再也填不满了。 回到苏州后，她住进了拙政园。 园子还在，可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没有人打理，没有人修缮，亭台楼阁破败了，花木凋零了，池水干涸了，到处是荒草和落叶。她站在园中，看着这一切，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走进这里时的情景——那时候桃花盛开，荷叶满池，一切都很美，美得像一个梦。 现在梦醒了。 她在拙政园的最后几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她不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再见任何外人，甚至不再写词。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整理陈之遴的遗稿上，为他编了一部《浮云集》，并亲自作序。 她在序言中写道： “余与君为夫妇三十余年，离合悲欢，备尝之矣。君平生嗜书好古，尤工于诗。其诗清丽婉转，有唐人之风。余尝劝君梓行，君笑曰：‘吾诗不足传，传之适足为后人笑。’今君已没，余不忍其湮没无闻，故辑而录之，以存其人。” “以存其人”——她想把丈夫留在世上，哪怕只是留在纸上。她知道，她留不住他，留不住园子，留不住任何东西。可她还是要留。这是她对丈夫最后的爱，也是她对自己最后的交代。 六、深明阁 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徐灿在拙政园病逝。 关于她的死，没有详细的记载。只知道她死在一个秋天，园中的梧桐叶落了满地，池中的荷花早已谢了，只剩下几枝枯茎，在风中瑟瑟发抖。 她死前做了一个决定：把拙政园捐给佛寺。 有人说她是看破红尘，有人说她是心灰意冷，有人说她是为陈之遴祈福超度。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她只是觉得，这座园子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她带不走，也不想让别人带走。让它成为佛寺，让佛祖住在这里，让钟声代替人声，让香火代替烟火，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拙政园后来几经易手，几度兴废，最终成为苏州最著名的园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欣赏它的美景，赞叹它的精巧。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徐灿的女人住在这里，在这里写过词，在这里哭过，在这里等过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的词集叫《拙政园诗馀》。 “诗馀”是词的别称。她把词称为“诗馀”——诗写完之后剩下的东西，诗表达不尽的东西，诗无法言说的东西。那些东西，恰恰是她最想说的。 她的词里，有故国之思，有离人之恨，有身世之感，有家国之痛。她写得很克制，很含蓄，从不直接宣泄，可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铺满了整个园子。 清代词学家谭献在《箧中词》中评价徐灿：“徐湘苹词，清而有骨，柔而不靡。其故国之思，身世之感，虽苏辛不能过也。” “虽苏辛不能过”——苏轼和辛弃疾，是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谭献说徐灿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感，连苏轼和辛弃疾都不能超过。这是极高的评价。 可徐灿不需要这样的评价。她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懂她的人。 那个人，曾经有过。可他已经走了。 七、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拙政园的见山楼里发现了一卷手稿。 手稿是用极好的宣纸写的，字迹娟秀工整，一丝不苟。首页上写着四个字：“拙政园词。”下面是几十首词，有的已经流传于世，有的从未被人读过。 手稿的最后一页，写着一首没有题目的词：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 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 愁聚眉峰尽日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雨打梨花深闭门”——她把自己关在园子里，关了很多年。关了门，关了心，关了一切。可关不住思念。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时时刻刻，无时无刻。 她思念的是谁？ 是陈之遴？是故国？是江南？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她思念的，是一种再也无法拥有的东西——一种完整，一种安宁，一种归属感。她这辈子，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走了万里路，过了几十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剩下。 只剩下这座园子，和这卷词。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徐灿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朱淑真的断肠之痛，没有李清照的流离之苦，没有柳如是的刚烈之死，没有贺双卿的卑微之困。她的一生，是另一种悲剧——锦衣玉食下的精神流放，荣华富贵中的无家可归。 她什么都拥有过——才华，美貌，爱情，财富，地位。可她又什么都失去了——故国，故乡，丈夫，孩子（她的几个孩子都先于她去世），最后连自己也失去了。 她像拙政园中的一池荷花，开得再美，也是在别人的园子里。风来了，雨来了，花瓣落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记得。 可我记得。 九百多年后，我在拙政园中走过。那天下着雨，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我站在见山楼的窗前，看着雨中的荷花，忽然想起她的那句词：“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月亮啊，你不要照到那些深深的地方。那些地方，太疼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章完 第六章 一帘幽梦无人共：吴藻与香南雪北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杭州城外的西溪湿地里，落在秋雪庵的芦花丛中，落在松筠阁的芭蕉叶上，也落在一个女子摊开的词稿间。那女子坐在窗前，穿一件半旧的藕荷色衫子，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畔。她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是在替她写着那些写不出的句子。 她叫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 她是清代中期的女词人，生于杭州，长于杭州，老于杭州。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可她的心，却在这座城里漂泊了一辈子。她是商人的妻子，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之妇；她是名门闺秀，却从不愿被闺秀的身份束缚；她是女词人，却常常觉得“女词人”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为什么要在“词人”前面加一个“女”字？难道词也分男女吗？ 她的一生，是对抗的一生。对抗世俗，对抗礼教，对抗命运，对抗自己。她赢了，也输了。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却发现自己想要的样子并不快乐。 一、西溪女儿 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吴藻出生在杭州钱塘。 吴家是做丝绸生意的，家资殷实，在杭州城内有好几间铺面。吴藻的父亲吴文炳，虽是个商人，却极好风雅，家中藏书甚富，还养了一个昆曲班子，逢年过节便在府中唱戏。他对子女的教育也颇为重视，请了当地最好的先生来家中授课。 吴藻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她自小便生得聪明伶俐，四岁时便能背诵《千家诗》，六岁时能作简单的五言诗，八岁时已经能填小令了。教书的先生姓沈，是个老秀才，一辈子没中举，教了一辈子书。他教过很多学生，可从未见过像吴藻这样的——学什么会什么，一点就通，一通就透。 沈先生对吴文炳说：“此女是谪仙之才，可惜生在商贾之家。” 吴文炳问：“谪仙之才，不该生在商贾之家吗？” 沈先生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说的是：谪仙之才，不该生在女子之身。 可吴藻不在乎这些。她喜欢读书，喜欢写词，喜欢唱曲，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她不喜欢女红，不喜欢厨艺，不喜欢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她觉得那些东西是捆住女人的绳子，而她生来就不是让人捆的。 十五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如梦令》： “燕子未归春晓，一院绿阴如扫。 独自倚阑干，花落知多少。 休恼，休恼，今夜月明人悄。” 这首词写得清新自然，有少女的天真，也有少女的孤独。“独自倚阑干，花落知多少”——她一个人倚着栏杆，看着花落，不知道落了多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不是为谁，不是为了什么事，只是心里空空的，像是缺了什么东西。 缺了什么呢？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这座城太小了，小到装不下她的心。 杭州是南宋的故都，西湖是天下最美的湖。吴藻从小就住在西湖边，看惯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繁华，也听惯了“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曲子。她喜欢西湖，可她也恨西湖——西湖太美了，美得让人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她想知道，西湖之外还有什么？江南之外还有什么？这个时代之外还有什么？ 可她走不出去。一个女子，怎么走出去呢？ 她只能写词。在词里，她可以走遍天下，可以纵横四海，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她在《金缕曲》中写道：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 从古难消豪士气，也只书空咄咄。 正自检、断肠诗阅。 看到伤心翻失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 都并入、笔端结。” “看到伤心翻失笑”——读到最伤心处，反而笑了。那是一种怎样的笑？是自嘲，是释然，还是无奈？也许都是。她笑自己，明明是个女子，却偏偏有“豪士气”；明明应该安分守己，却偏偏不安分；明明该愁柴米油盐，却偏偏愁那些没用的东西。 “笑公然、愁是吾家物”——她把自己的愁当成了家传的宝贝，可笑，也可悲。 二、花帘词 吴藻二十岁那年，嫁了人。 丈夫姓黄，名唤黄某（名字已不可考），是个商人，在杭州城里开着几家当铺和绸缎庄。黄家与吴家门当户对，都是商贾之家，在旁人看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吴藻不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不是一类人。黄某是个老实人，本分，勤劳，会做生意，会过日子。可他不懂词，不懂曲，不懂吴藻心里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他看吴藻写的词，就像看天书一样，看了半天，说：“写得好，写得好。”可到底好在哪里，他说不出来。 吴藻不怪他。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能懂她的人太少了。她嫁给黄某，不是因为她爱他，而是因为她需要嫁人。在那个时代，女子不嫁人，是活不下去的。 新婚之夜，吴藻坐在床边，等着丈夫进来。黄某喝得醉醺醺地进来，看了她一眼，憨憨地笑了笑，说：“你长得真好看。”然后就倒头睡了。 吴藻坐在那里，听着他的鼾声，忽然想起自己十五岁时写的那首《如梦令》——“今夜月明人悄”。那时候的她，以为孤独是美的，是诗意的，是可以用来吟咏的。现在她知道，孤独一点也不美，它只是空，只是冷，只是没有尽头的夜。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西湖的水，没有波澜，也没有颜色。 黄某每天早出晚归，忙着做生意。吴藻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写词，弹琴唱曲。她把家里布置得像一间书房，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文房四宝，书架上是满满的典籍。黄某回家看到这些，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 他不懂她，可他尊重她。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吴藻在《花帘词》的自序中写道： “余幼嗜词，长而弥笃。每于春秋佳日，风雨闲庭，辄拈小词以自遣。或写幽兰之思，或抒秋士之怀。不求人知，亦不暇求人知也。” “不求人知，亦不暇求人知也”——她说她不在乎有没有人懂她。可如果真的不在乎，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她是在乎的，她比谁都在乎。她希望有人能读懂她的词，读懂她的心，读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寂寞。 可她等了很多年，也没有等到那个人。 她开始把词稿寄给杭州城里的文人雅士，请他们评点。那些人读了她的词，都惊为天人——一个商人的妻子，一个闺阁女子，竟然能写出这样清丽婉转的词句，简直是奇迹。 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杭州城里的人都知道，黄家的媳妇是个才女，能诗能词，能书能画。有人称她为“当朝李清照”，有人称她为“闺阁词人之冠”。这些名号让她高兴，也让她惶恐。 她知道，自己和李清照不一样。李清照有赵明诚，有金石，有国破家亡的沧桑；而她呢？她有什么？她只有一座城，一座园，一池荷花，和一个不懂她的丈夫。 她在《浣溪沙》中写道：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几秋声。 欲寄相思无好句，且看团扇有新名。水晶帘下看梳头。” “十年心事十年灯”——十年了，她的心事像一盏灯，亮了十年，灭了十年，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灯下的人，始终只有她自己。 三、男装 吴藻做过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穿着男装，出入杭州的酒楼茶肆，与文人雅士们饮酒唱和。 那是在她婚后几年。有一天，她实在闷得慌，便从丈夫的衣柜里拿了一件长衫，戴上方巾，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眉目清秀，唇红齿白，活脱脱一个翩翩少年。她笑了，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 她就这样走出了家门。 走在杭州的大街上，没有人认出她是女子。她去了一家酒楼，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自斟自饮。旁边几个书生在谈论诗词，她便凑过去，与他们联句唱和。那些书生起初没把她放在眼里，觉得她不过是个年轻的读书人。可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才华横溢，出口成章，便对他刮目相看。 那一天，她玩得很开心。她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笑了很多次。她觉得自己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自由了，痛快了。 她后来在《金缕曲》中记录了这段经历： “一卷书，一樽酒，一庭风月。 几回醉，几回醒，几回休歇。 笑我浮生真草草，老去功名何物。 只合向、花前吟月。” “笑我浮生真草草”——她笑自己这辈子过得太草率了，像个孩子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计后果，不顾一切。可她不后悔。她觉得，人活一辈子，如果连想做的事都不敢做，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可她知道，这种自由是假的。脱下男装，她还是那个黄家的媳妇，还是那个被困在闺阁中的女子。她可以在酒楼里和书生们称兄道弟，可回到家，她还是要面对那个不懂她的丈夫，还是要面对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 她像一个人，在梦里自由飞翔，醒来却发现自己的翅膀被剪断了。 有一次，她和几个朋友在西湖边饮酒，喝到兴头上，有人提议去游湖。她跟着去了，坐在画舫上，看着湖中的月亮，忽然哭了。朋友们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酒喝多了。” 她哭的不是酒，是自由。她知道，她不可能永远穿着男装，不可能永远混在男人堆里，不可能永远做那个“翩翩少年”。她终究要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做回那个“黄家媳妇”。 那一刻，她恨自己生为女子。 不是因为她觉得女子低人一等，而是因为女子有太多不能做的事。她想做的事，偏偏都是女子不能做的。她想游历天下，可女子不能独自远行；她想结交四海，可女子不能抛头露面；她想建功立业，可女子不能科举做官。她能做的，只有写词。写那些没有人读的词，写那些读了也没有人懂的词。 她在《喝火令》中写道： “帘卷东风紧，花飞春事空。 绿阴庭院几番风。 燕子不来，人去也匆匆。 记得年时见，灯前笑语同。 而今独自倚帘栊。 一样黄昏，一样月明中。 一样小窗人静，只是不相同。” “一样黄昏，一样月明中，一样小窗人静，只是不相同”——景物还是那些景物，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她说的“人”，是谁？也许是某个她曾经喜欢过的人，也许是她自己。那个曾经的自己，已经不在了。 四、昆曲 吴藻的丈夫黄某，虽然不懂词，却有一个爱好——昆曲。 黄家养了一个昆曲班子，每逢节庆便在府中唱戏。黄某最喜欢听《牡丹亭》，每次听都听得如痴如醉，有时候还跟着哼几句。吴藻起初觉得好笑，后来也跟着听，听着听着，便入了迷。 《牡丹亭》写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杜丽娘是个闺阁女子，梦见了柳梦梅，便爱上了他，爱到死去活来，爱到死而复生。吴藻读《牡丹亭》时，常常泪流满面。她不是为杜丽娘哭，而是为自己哭。杜丽娘至少还有梦，而她连梦都没有。 她开始学唱昆曲。 她学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唱整出的《游园惊梦》。她的嗓子好，音色清亮，唱起来婉转动人。黄某听了，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我媳妇会唱戏，唱得比戏子还好。” 吴藻不在乎丈夫的夸赞。她在乎的是，唱戏的时候，她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是谁。她可以变成杜丽娘，可以变成杨玉环，可以变成任何一个她想象中的女子。那些女子和她不一样，她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敢做她不敢做的事。 她在《高阳台》中写道： “春又阑珊，我亦飘零，何堪更送春归。 帘外莺啼，催人泪湿罗衣。 年时曾记花前饮，到如今、花事全非。 剩凄迷、芳草天涯，燕子楼西。” “我亦飘零”——她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飘在风中，不知道要落到哪里去。她有家，有丈夫，有丫鬟，有仆人，什么都有。可她什么都没有。她像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幽灵，看得见人间的一切，却触碰不到。 她开始自己写戏。 她写的戏叫《乔影》，写的是一个女子穿着男装，在书房里独自饮酒读《离骚》的故事。戏里的女主角叫“谢絮才”，才情横溢，却生为女子，只能在书房里对着自己的影子倾诉。 《乔影》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 “我谢絮才，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每于绣余之暇，辄取古人诗文读之。读到伤心处，不觉涕泗滂沱。尝自叹曰：天生我辈，既付以须眉之志，何复限以巾帼之身？使余为男子，当匹马单枪，纵横四海。惜哉！惜哉！” “天生我辈，既付以须眉之志，何复限以巾帼之身”——这句话，是吴藻的心声。她觉得自己有男子的志向，却被困在女子的身体里。她不甘心，可又无能为力。 《乔影》写好后，吴藻把它寄给了杭州城里的几个文人朋友。那些人读了，大为赞赏，有人甚至说这是“女中《离骚》”。他们组织了一场演出，请吴藻亲自登台表演。 那一天，吴藻穿着男装，走上舞台，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念出了那段开场白。她的声音清亮，情感饱满，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台下的人听得入了神，有的人甚至落了泪。 那一刻，吴藻觉得自己不再是吴藻，而是谢絮才，是一个有“须眉之志”的奇女子，是一个可以在天地间自由行走的人。她忘了一切——忘了自己是女人，忘了自己是商人之妇，忘了所有的束缚和枷锁。 可戏演完了，她还是吴藻。 她脱下男装，换回女装，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继续做她的黄家媳妇。生活没有因为一场戏而改变，她也没有因为一场戏而自由。 可那场戏，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她用笔，用舞台，用那个叫“谢絮才”的女子，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反抗。 五、香南雪北 吴藻四十岁那年，丈夫黄某去世了。 黄某是病死的，病了很久，拖了将近一年。吴藻照顾了他一年，端茶倒水，煎药喂饭，不眠不休。黄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我不懂你，不能陪你，不能让你开心。” 吴藻听了，眼泪流了下来。她握住他的手，说：“你对我很好。真的很好。” 她说的是真心话。黄某虽然不懂她，可他从来没有阻止过她做任何事。她写词，他支持；她唱曲，他鼓掌；她穿着男装出门，他装作不知道；她登台演戏，他在台下为她喝彩。他是一个好丈夫，只是不是她想要的那种好丈夫。 黄某死后，吴藻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宅子里。 她开始整理自己的词稿。几十年来，她写了数百首词，有的发表过，有的从未示人。她把这些词稿编成集子，取名为《香南雪北词》。 “香南雪北”四个字，出自她的词《金缕曲》中的一句：“香南雪北，几回吟断。”她解释说：“香南”是江南，“雪北”是塞北。她一生住在江南，可她向往塞北。她想去看看雪，看看大漠，看看那些她从未见过的风景。可她去不了。她只能在词里想象，在梦里到达。 她在《香南雪北词》的自序中写道： “余幼嗜词，老而弥笃。然词之为道，至深至微，非浅人所能知也。余之词，不求传世，亦不敢求人知。但写我胸中所有而已。今老矣，回首前尘，恍如一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香南雪北词》。他日身殁之后，是存是毁，悉听后人。” “但写我胸中所有而已”——她说她的词，不过是把心里的话写出来而已。可正是这些“心里的话”，让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她的词，不像李清照那样沉郁，不像朱淑真那样哀婉，不像徐灿那样悲凉。她的词里有一种独特的东西——一种不甘，一种反抗，一种不肯被命运驯服的倔强。 她在《满江红》中写道： “滚滚红尘，何处是、埋愁之地？ 看世态、炎凉翻覆，古今同例。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向风前、独立自沉吟，苍茫意。” “二十余年成一梦”——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像一场梦，醒来时，什么都忘了，只剩下苍茫的意绪。可她不想醒。梦里的她，至少是自由的。 六、孤山梅花 吴藻晚年住在西湖边的孤山附近。 孤山是林逋隐居的地方。林逋是宋代诗人，隐居孤山，终生不仕不娶，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他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尽了梅花的风骨。 吴藻喜欢梅花。她在孤山脚下租了一间小屋，屋前种了几株梅花。每年冬天，梅花开的时候，她便坐在树下，闻着梅花的香气，写词。 她在《梅花》中写道：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世人皆爱桃李艳，我独怜君雪中魂。” “世人皆爱桃李艳，我独怜君雪中魂”——她爱梅花，不是因为它美，而是因为它倔。别的花都在春天开，只有梅花在冬天开。别的花都怕冷，只有梅花不怕。她和梅花一样，是冬天的花，是雪中的魂。 可她毕竟不是梅花。梅花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穿衣，不需要面对那些烦人的世俗琐事。她需要。她虽然住在孤山，可她没有隐居。她依然要和亲戚来往，依然要处理家务，依然要面对那些她躲了一辈子也没有躲开的东西。 五十多岁时，她生了一场大病。 病了很久，反反复复，好不了。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觉得自己的生命像那雨一样，细细密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 她开始整理最后的遗稿。她把所有的词稿分成两份：一份留给家人，一份烧掉。家人问她为什么要烧，她说：“那些写得不好，留着丢人。” 可她烧掉的，恰恰是她最好的那些词。那些词太真了，太痛了，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宁愿它们随着她一起消失，也不愿意被人品头论足。 她死后，家人按照她的遗愿，把那些词稿烧了。火光照亮了院子，照亮了那些纸上的字迹，一页一页地化为灰烬，像蝴蝶一样飞起来，又落下去。 没有人知道那些词写了什么。也许写的是一种痛，一种只有她自己才懂的痛。那痛，和朱淑真不同，和李清照不同，和柳如是、贺双卿、徐灿都不同。那是吴藻自己的痛——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女子，在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里，挣扎了一辈子，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七、尾声 吴藻的《香南雪北词》流传下来了，可流传下来的不是全部，只是她愿意让人看到的那一部分。 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吴藻：“吴苹香词，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词之佳，不在雕琢，而在自然。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情，故能动人如此。” “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情”——这是对吴藻最准确的评价。她不雕琢，不刻意，不矫揉造作。她只是写自己，写自己的心，写自己的愁，写自己的不甘。她写得那么真，那么诚，那么毫不掩饰。 可正是这种“毫不掩饰”，让她在同时代的女词人中显得格外孤独。别人都在写花，写月，写闺怨，写春愁；她写的是自己——一个被囚禁在女性身体里的灵魂，一个渴望自由却永远无法抵达的灵魂。 她活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反抗了一辈子。可到头来，她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改变。她还是女子，还是被困在闺阁中，还是不能做她想做的事。唯一改变的是，她的词流传下来了，她的话被人记住了。 有人问她：“你后悔吗？后悔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词？如果你不读书，不写词，也许会更快乐。” 她笑了，说：“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如果不读书，不写词，我就不再是我了。” 她说得对。她不是李清照，不是朱淑真，不是柳如是，不是贺双卿，不是徐灿。她就是吴藻。一个在杭州城里住了几十年的女子，一个写了一辈子词的女子，一个穿着男装去酒楼喝酒的女子，一个在舞台上扮演谢絮才的女子，一个在孤山脚下种梅花的女子。 她不是任何人，她就是她自己。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吴藻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想过痛快的生活，可生活不让她痛快。她想过自由的日子，可自由是个太奢侈的东西。她只能在词里痛快，只能在梦里自由。 可她至少还有词，至少还有梦。 九百多年后，我在杭州的孤山脚下走过。那天下着雨，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我站在林逋的墓前，看着周围的梅花，忽然想起吴藻的那句词：“世人皆爱桃李艳，我独怜君雪中魂。” 我怜的不是梅花，是她。 一个在雪中开放、在雪中凋零、在雪中留下一缕幽魂的女子。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章完 第七章 孤鸿影里是前身：王微与草衣道人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扬州城的二十四桥上，落在西湖边的孤山寺外，落在松江的九峰三泖间，也落在一个女道士的青布道袍上。那女道士站在一座破败的庵堂前，手里捏着一卷诗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在她的肩头，滴在她的手背，滴在那泛黄的纸上，洇开一团团墨迹。她没有躲，也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任由雨水打湿自己。她的眼睛望着远方，望着那些她走过千山万水的路，望着那些她爱过又失去的人，望着那个她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她叫王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道士。她生于扬州，长于青楼，游于江湖，隐于道观。她的一生像一场漫长的流浪——从烟花柳巷到名士雅集，从名士雅集到深山古刹，从深山古刹又回到人间烟火。她走过大半个中国，结交过无数文人墨客，写过数百首诗词，最后在一座小小的庵堂里，静静地死去。 她是一个奇女子。在那个女子大多足不出户的时代，她独自一人，乘一叶扁舟，游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她不是谁的妾，不是谁的婢，不是谁的附庸。她就是她自己——一个自由的、孤独的、不肯低头的灵魂。 一、扬州旧梦 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王微出生在扬州。 关于她的身世，史料记载极少，且互相矛盾。有人说她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儿，父亲因事被贬，家道中落，她被卖入青楼；有人说她本就是扬州瘦马，从小被养在妓家，长大后便成了名妓。她自己从不提起这些事，仿佛那些都不重要。她只在乎一件事：如何活着，如何有尊严地活着。 扬州是明清两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座城以繁华著称，也以烟花闻名。十里秦淮，二十四桥，处处是歌楼酒肆，处处是脂粉香气。无数女子在这里被买卖、被欣赏、被遗忘，像一朵朵花，开得绚烂，谢得无声。 王微不愿做那样的花。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女孩子学的是女红、厨艺、伺候人的本事；她学的是诗词、书画、琴棋。别的女孩子被教着如何取悦男人；她被教着如何取悦自己——或者说，如何不让别人来决定自己的悲喜。 她的才情很早就显露出来了。十几岁时，她写的诗已经在扬州的文人圈子里流传。她的诗清丽婉转，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苍凉。有人问她：“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愁？” 她答：“愁不需要年纪。活一天，就有一天的愁。” 二十岁左右，王微离开了扬州。 她离开的原因，没有人确切知道。也许是不堪忍受青楼的束缚，也许是厌倦了卖笑的生活，也许只是想出去看看——看看扬州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她乘着一叶扁船，沿着运河，一路向南。 那是一个女子独自远行的时代。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手机，没有导航。一个年轻女子，孤身一人，漂泊在陌生的水域，住在陌生的客栈，面对陌生的人。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走过苏州，走过无锡，走过常州，走过镇江，最后到了南京。每到一处，她都停留一段时间，结交当地的文化人，参加诗会，游览名胜。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江南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王微的奇女子，才情出众，风姿绰约，且行踪不定，像一片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她在南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 “多情月，偷云出照无情别。无情别，清辉徘徊，似怜圆缺。 画船歌管声初歇，伤心又近清明节。清明节，柳絮飞时，杨花落月。” “多情月，偷云出照无情别”——月亮是多情的，可人间是无情的。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照着那些无情的离别，照着那些说不出口的痛。“画船歌管声初歇”——歌声停了，管乐歇了，热闹散场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对着月亮，对着柳絮，对着杨花，对着清明的雨。 那时候的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了。她是一个诗人，一个游历者，一个独立行走于天地间的奇女子。 二、广陵旧侣 在南京，王微认识了两个对她一生至关重要的人——汪然明和茅元仪。 汪然明是徽州商人，家资巨富，却极好风雅。他在杭州西湖边建了一座“不系园”，专门用来接待文人墨客。他喜欢结交才女，对王微极为欣赏，不仅资助她的生活，还帮她刊刻诗集。王微的第一部诗集《期山草》，就是在汪然明的帮助下出版的。 汪然明是个温厚长者，对王微既有爱慕，又有尊重。他从不勉强她做任何事，也从不用金钱控制她。他对她说：“你是一只鸟，应该在天上飞。我不会关你。” 王微感激他，却不爱他。她感激他的尊重，感激他的慷慨，感激他给了她飞翔的翅膀。可她的心，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叫茅元仪。 茅元仪是湖州人，出身名门，祖父茅坤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茅元仪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兵法。他曾在辽东从军，参与过抗击后金的战争，著有《武备志》一百二十卷，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重要著作。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能写诗，能打仗，能谈兵，能治国。他的身上有一种王微从未见过的气质——不是文人的儒雅，也不是武夫的粗犷，而是一种混合了豪迈与沉郁、激昂与苍凉的东西。那是一个身处乱世、心怀天下的人才有的气质。 王微第一次见到茅元仪，是在南京的一次诗会上。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诗会设在秦淮河畔的一座画舫上，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王微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吟诗作对，觉得有些无聊。忽然，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了起来，端起酒杯，朗声吟道：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这首诗写得豪气冲天，在场的文人都被震住了。王微抬起头，看着那个男子，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很亮，像两颗星星。 她后来在诗中写道： “相逢狭路间，道阻且长。 何以致区区，惟有泪千行。” “相逢狭路间”——他们的相遇，像是在一条窄路上，本来不该遇见的两个人，偏偏遇见了。遇见了，就再也忘不掉了。 王微和茅元仪开始了交往。 他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谈论天下大事，一起写诗唱和。茅元仪教王微读兵书，王微教茅元仪填词。两个人像两块拼图，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 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结果。 茅元仪有妻室，有孩子，有家族，有事业。他不可能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抛妻弃子，也不可能不顾世俗的眼光娶她为妻。他能给她的，只有短暂的陪伴和长久的思念。 王微知道这些，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懂她，懂她的才情，懂她的孤独，懂她的骄傲。哪怕只是短暂的，哪怕只是片刻的，也足够了。 她在《听雨》中写道：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话后来被苏轼写过，可王微写得更早。她说的“清欢”，不是欢愉，而是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喜悦。那是和茅元仪在一起时的感觉——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他在身边，她就觉得安心。 可安心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崇祯初年，茅元仪因得罪权贵，被贬出京城，流落江湖。他四处漂泊，郁郁不得志。王微想去找他，可他拒绝了。他在信中写道：“我已是落魄之人，不能再连累你。” 王微收到这封信时，正坐在西湖边的一棵柳树下。她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最后，眼泪落了下来，落在信纸上，洇开了那些字。 她回信说：“我不怕连累。我只怕失去。” 茅元仪没有再回信。 王微不知道的是，茅元仪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他被贬之后，心情郁结，旧伤复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崇祯十三年（1640年），茅元仪在福建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王微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松江。她听到消息，愣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蹲下来，抱住自己的膝盖，无声地哭了起来。 她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她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不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允许她去。她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睡不动。 夜深了，她拿起笔，写了一首《悼亡》： “君去我谁知，我悲君不知。 空将千行泪，洒向一江悲。 明月照孤影，清风吹素帷。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她以为他还会回来，可他再也没有回来。她只能相思，只能思念，只能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进诗里，埋进土里，带到坟墓里。 三、不系之舟 茅元仪死后，王微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参加诗会，不再结交新友，不再四处游历。她把自己关在杭州西湖边的一间小屋里，每天读书写诗，很少出门。汪然明来看她，她不见；朋友写信来，她不回。她把所有人都关在了门外，包括她自己。 她在《秋日闲居》中写道： “门掩苍苔一径深，萧萧秋色满园林。 无人共说年来事，独对寒灯夜夜心。” “无人共说年来事”——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能懂她心里的那些事。她只能对着寒灯，一夜一夜地坐着，坐着，坐到天亮。 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她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行走的欲望，失去了活下去的力气。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像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流，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尽头。 就在这个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出家为女道士。 那一年，她大约四十岁。她脱下华丽的衣裙，换上了青布道袍；摘下珠玉首饰，挽起了简单的发髻。她给自己取了一个道号——草衣道人。 “草衣”——用草做的衣服。她把自己比作一株草，卑微，渺小，可生命力顽强。风可以吹弯她，雨可以打湿她，可谁也拔不起她的根。 她在西湖边找了一间破败的庵堂，取名“草衣庵”。她每天在庵中诵经、打坐、读书、写诗。她不再过问世事，不再关心人间的是非对错。她只关心一件事：如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可她发现，心是平静不下来的。 她以为出家可以让她忘记茅元仪，可她没有忘记。她以为诵经可以让她放下一切，可她放不下。她以为青灯古佛可以让她心如止水，可她的心，像西湖的水，风吹过来，还是会起波澜。 她在《草衣庵》中写道： “草衣木食度朝昏，不羡人间富贵门。 惟有孤云知我意，时来相伴在空山。” “惟有孤云知我意”——她把自己藏进了深山，可还是有孤云来找她。那孤云，是她的诗，是她的思念，是她放不下的过去。她想躲，可躲不掉；她想逃，可逃不开。 出家并没有让她解脱。它只是给了她一个借口，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孤独的借口。 四、不系之舟 王微的晚年，是在松江的一座小庵里度过的。 松江是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桥梁众多。王微住的小庵在一条小河边上，门口有一座石桥，桥下流水潺潺，河边种着几株垂柳。风景很美，可她已经没有心情欣赏了。 她老了。 她的眼睛花了，看书要凑得很近；她的手抖了，写字歪歪扭扭；她的腿脚也不灵便了，走路要扶着墙。可她还在写。写诗是她唯一还在做的事，也是她唯一还能做的事。 她写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淡，越来越像自言自语。她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再讲究工整的对仗，只是把心里的话写下来，写给自己看。 她在《即事》中写道： “小雨初晴水满陂，柳阴深处听黄鹂。 年来渐觉心境淡，坐看青山似旧时。” “年来渐觉心境淡”——她说自己的心越来越淡了，像一杯被反复冲泡的茶，没有了最初的苦涩，也没有了最初的香醇，只剩下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味道。那不是平静，是麻木。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扬州的烟花柳巷，那些脂粉和丝竹，那些笑脸和眼泪。 想起南京的画舫，秦淮河的月光，茅元仪吟诗时的样子。 想起西湖的不系园，汪然明的温厚和慷慨，那些被她拒绝的善意。 想起茅元仪的死，想起那些没有寄出的信，想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想起自己这一生，走来走去，找来找去，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 她找到过爱情吗？找到过。可爱情死了。 她找到过自由吗？找到过。可自由是孤独的另一个名字。 她找到过自己吗？找到过。可找到的自己，是一个疲惫的、苍老的、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老妇人。 她在《秋夜》中写道： “秋夜长，秋夜长，秋夜长于双泪行。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 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秋夜长”——秋夜太长，长到没有尽头。她睡不着，灯不明，望月长叹。她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诗，想起了那个“美人如花隔云端”的句子。她不是美人，她只是一个人，一个老去的、孤独的、没有人陪伴的人。 五、不系之舟 王微死在松江的那座小庵里。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大概是清顺治年间，也许是1650年，也许是1655年，也许是1660年。史料上没有记载，她身边的人也没有记录。她死得悄无声息，像一片落叶，从树上飘下来，落在泥土里，很快就腐烂了，消失了，没有人记得。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庵堂的门虚掩着，风吹进来，翻动桌上的一叠诗稿。那些诗稿是她一生的心血，是她活过的证据，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诗稿的第一页，写着她的自传，只有几十个字： “王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扬州人。少时流落江湖，中年游历四方，晚年出家为女道士。好诗，工书，善画。所著有《期山草》《远游篇》《草衣集》等。年七十余，卒于松江。” “年七十余，卒于松江”——九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没有提到茅元仪，没有提到汪然明，没有提到那些爱过她和她爱过的人。她把他们都删掉了，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可她删不掉的是诗。 那些诗里，有茅元仪，有汪然明，有扬州的烟花，有南京的月光，有西湖的烟雨，有松江的流水。那些诗是她的人生，是她不能删除的记忆，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诉说。 她的诗稿后来被汪然明的后人整理出版，流传至今。清代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评价王微：“王修微，明季女冠之冠。其诗清丽，有林下风。” “女冠之冠”——女道士中的第一人。这个评价不算低，可王微不会在意。她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评价她。她在意的，从来只有一件事——活得自由，死得干净。 她做到了吗？ 也许做到了。她一生没有被任何人束缚，没有嫁给任何一个她不爱的男人，没有成为任何人的附庸。她走自己想走的路，写自己想写的诗，爱自己想爱的人。她活得像一阵风，吹到哪里是哪里；像一片云，飘到哪里是哪里。 可她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想要一个懂她的人，那个人死了。她想要一个安定的家，可她没有家。她想要一颗平静的心，可她的心从来没有平静过。 她是一个自由的人，也是一个孤独的人。自由和孤独，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 六、孤鸿影 王微死后很多年，有人在西湖边的孤山下发现了一块残破的石碑。 碑上刻着几个字：“草衣道人王微之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志铭，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只有这几个字，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丛中，像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这块碑是谁立的。也许是汪然明的后人，也许是某个读过她诗的书生，也许是她自己提前给自己准备的。不管是谁，那个人至少做了一件事——证明她曾经活过，证明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写过那些动人的诗句。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王微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朱淑真的断肠之痛，没有李清照的流离之苦，没有柳如是的刚烈之死，没有贺双卿的卑微之困，没有徐灿的家国之悲，没有吴藻的闺阁之困。她的一生，是另一种悲剧——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失去了所有。 她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爱情。她得到了名声，却失去了温暖。她得到了独立，却失去了归宿。 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曾在诗中写道： “孤鸿影里是前身，莫向人间问旧因。 流水无情空怅望，青山有约自相亲。” “孤鸿影里是前身”——她说自己的前世是一只孤鸿，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没有伴侣，没有归宿，只有自己的影子陪伴。那是她的宿命，也是她的选择。 她选择了做一只孤鸿，就不应该抱怨孤独。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章完 第八章 一声何满子：顾太清与东海渔歌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这一章要写的女子，大半生都在北方。她的雨不是江南的雨，是北京的雨，是承德的雨，是东北的雨。那雨落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落在王府花园的海棠花上，落在西山脚下的红叶上，也落在一个满族女子的眉间。那女子站在窗前，看着北方的雨，心里想着的却是南方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她从未去过江南，可她的词里，满是江南的影子。 她叫顾太清，本姓西林觉罗，名春，字太清，号云槎外史。 她是清代满族女词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大量作品的满族女作家。她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长于诗书簪缨之族，嫁与皇室宗亲，一生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可她的一生，却是一部写满了“冤”与“苦”的悲歌。她被逐出王府，失去儿女，流落市井，靠卖字画为生。她像一朵被狂风摧折的海棠，花瓣落了，枝叶断了，可根还在，还在泥土里死死地抓着，等着下一个春天。 一、香山旧族 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顾太清出生在北京。 她的祖父是鄂昌，曾任甘肃巡抚，是雍正、乾隆年间的重臣。鄂昌是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属满洲八大姓之一。这个家族出过许多名人，最著名的是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宠臣，权倾朝野。 可顾太清出生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 她的父亲鄂实峰，是个没有官职的闲散宗室，靠着祖上留下的微薄田产过活。顾太清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家境虽不富裕，可毕竟是世家大族，诗书传家的传统还在。 顾太清从小就显出了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十岁能画。她的母亲是个汉人，姓王，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母亲亲自教她读书写字，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无所不教。 顾太清最喜欢的是词。她读李清照，读朱淑真，读徐灿，读吴藻。那些女词人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她的心里，让她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人，用文字对抗命运，用词章书写人生。 十二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这首词是模仿白居易的，可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不简单了。她从未去过江南，可她笔下的江南，却像亲眼见过一样。那是一种天赋——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美的感知和表达能力。 母亲读了这首词，叹道：“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可她也知道，在清代，一个满族女子，才情再高，也不过是嫁作人妇，相夫教子。才华能给她带来什么？什么也带不来。只会让她更孤独，更痛苦，更不被理解。 顾太清十五岁那年，父亲鄂实峰去世了。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日子越发艰难。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着亲戚的接济度日。顾太清作为长女，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洗衣、做饭、缝补、打扫，什么活都干，可她从不抱怨。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点起一盏油灯，读一会儿书，写一会儿词。 那是她唯一的慰藉，也是她唯一的寄托。 她在《早春怨》中写道： “杨柳风斜，黄昏人静，睡稳栖鸦。 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 红楼不闭窗纱，被一缕、春痕暗遮。 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黄昏人静，睡稳栖鸦”——黄昏了，人静了，乌鸦都睡了。可她睡不着。她坐在灯下，看着蜡烛一点一点地烧短，看着长夜一点一点地过去。“月在梨花”——月亮照在梨花上，很美，可那美是别人的，不是她的。 她只是一个困在贫穷和孤独中的少女，渴望着有一天能走出这座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遇见一个懂她的人。 二、贝勒福晋 顾太清十八岁那年，命运发生了转折。 那一年，乾隆皇帝的曾孙、荣亲王永琪的孙子——奕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顾太清的诗。他大为惊叹，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写的？” “是一个西林觉罗家的姑娘，鄂昌的孙女。” 奕绘派人去打探，知道了顾太清的家境和才情，便托媒人去提亲。 奕绘是皇室宗亲，贝勒衔，家资丰厚，才学出众。他比顾太清大几岁，已经娶了正福晋，顾太清嫁过去只能是侧福晋。可顾太清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奕绘懂她的诗，懂她的心，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出嫁那天，北京下着雨。 那雨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像是老天爷在替她流泪。她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北京的街道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忽然想起自己十二岁时写的那首《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她从未去过江南，可她觉得，此刻的自己，像是走在江南的烟雨中。 花轿抬进了荣亲王府。奕绘在门口迎接她，穿着蟒袍玉带，气宇轩昂。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终于等到你了。” 顾太清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天上的星星。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王府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顾太清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奕绘不仅是个贝勒，还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擅长诗词、书法、绘画，对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他藏书极富，王府中的“明善堂”藏书数万卷，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 奕绘对顾太清极为尊重。他不把她当成普通的侧福晋，而是当成自己的知音、诗友、灵魂伴侣。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每当夜深人静，两人便在书房里相对而坐，一盏灯，两杯茶，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有时候争论不休，有时候相视而笑。 顾太清在《子夜歌》中记录了这段生活： “昨宵灯下亲书札，泪痕和墨如雨泼。 今朝喜色上眉梢，郎君诗句太妖娆。 双眉淡扫簪花影，翠袖寒生玉漏遥。 小婢不知心内事，笑指瓶花颜色娇。” “郎君诗句太妖娆”——她读着奕绘的诗，心里欢喜，觉得他的诗句“妖娆”——那是一种带着爱意的调侃，是只有亲密无间的人之间才会用的词。“小婢不知心内事，笑指瓶花颜色娇”——丫鬟不知道她在高兴什么，只指着瓶中的花说：“这花开得真好看。”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候的顾太清，是幸福的。她有爱她的丈夫，有可爱的孩子，有锦衣玉食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诗友。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白头，持续到来世。 可她错了。 三、明善堂 在荣亲王府的岁月，是顾太清创作的黄金时期。 她写了大量的诗词，编成了《东海渔歌》四卷。“东海”指她满族的故乡——东北的海（今渤海），“渔歌”是她自谦的说法——她说自己的词像渔夫的歌谣一样粗浅。可实际上，《东海渔歌》是中国词史上的杰作，被誉为“清代女词人之冠”。 她的词，既有满族女子的豪放，又有汉族闺秀的婉约。她写花，写月，写风，写雪，写儿女情长，也写家国天下。她不受闺阁词的束缚，不拘泥于传统的题材和风格，她写她想写的一切，用她想用的方式。 她在《江城子》中写道： “落花飞絮满江城，薄寒轻，晚风清。 芳草连天，何处是归程？ 记得年时离别夜，杨柳岸，月胧明。 而今独自立空庭，数残更，已三更。 梦断香消，何处觅云英？ 只有当年明月在，曾照我，两心倾。” “只有当年明月在，曾照我，两心倾”——月亮还在，可人已经不在了。她写的是谁？也许是奕绘，也许是某个她曾经喜欢过的人，也许只是她自己——那个曾经的自己，已经不在了。 她的词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即使是在最幸福的时刻，她也能感受到那种孤独。那不是因为缺少陪伴，而是因为她的灵魂深处，有一块永远无法被填满的空地。那块空地，是她的才华，是她的敏感，是她对美的执着追求——这些东西，别人给不了，也填不满。 她在荣亲王府交了很多朋友。最要好的是许云林、沈善宝、汪端等几位女诗人。她们经常在王府中聚会，一起写诗填词，一起赏花饮酒，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顾太清是这群女诗人中的核心人物，她组织了一个叫“秋红吟社”的诗社，定期聚会，唱和诗词。 她在《金缕曲·赠云林》中写道： “我亦悲秋客，记年时、西窗剪烛，共论诗伯。 今日相逢无一事，且醉花前酒一石。 笑世上、功名何物。 只有青山不改色，与君看、岁岁还如昔。 休更问，今何夕。” “只有青山不改色”——世事在变，人心在变，只有青山不会变。她希望她们的友谊也能像青山一样，永远不变。可她知道，友谊和爱情一样，都是会变的。唯一不变的，只有诗，只有词，只有那些写在纸上的、永远不会褪色的句子。 四、风波起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场大祸降临了。 那一年，奕绘的嫡福晋去世，顾太清作为侧福晋，按理应该扶正。可有人告了一状，说顾太清的祖父鄂昌在乾隆年间因文字狱被赐死，她属于罪臣之后，不配做贝勒福晋。 道光皇帝派人调查，发现顾太清确实是被赐死的鄂昌的孙女。按照清朝的规定，罪臣之后是不能嫁给皇室宗亲的。当年奕绘娶她的时候，隐瞒了她的出身，如今被人揭发，罪不可赦。 结果：奕绘被革去贝勒衔，罚俸一年；顾太清被逐出王府，带着几个孩子流落街头。 那天，北京下着雨。 顾太清站在王府门口，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身边站着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丫鬟仆人们站在门口，眼泪汪汪地看着她，可没有人敢出来送她。奕绘被关在府中，不准出来见她。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座住了十几年的王府，看了一眼门楣上“荣亲王府”四个大字，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雨越下越大。她没有伞，没有车，没有钱，没有去处。她只是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女人，带着几个孩子，在北京的大街上流浪。 她后来在《金缕曲》中记录了那一刻的心情： “事到无可奈，便强颜、对人欢笑，暗吞声泪。 回首当年多少事，尽付东流之水。 只剩下、一身憔悴。 儿女牵衣啼且笑，问爹爹、何处寻归计。 听此语，心如碎。” “儿女牵衣啼且笑”——孩子们不懂事，哭着问爹爹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家可回。“听此语，心如碎”——听到孩子们的话，她的心碎了。 她带着孩子们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租了一间破房子。那房子很小，只有两间，一间是她和孩子们住的，一间是厨房。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她一个人操持一切，洗衣、做饭、缝补、打扫，还要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她没有收入，只能靠卖字画为生。她的字画很好，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还有心思买字画呢？有时候一天也卖不出一幅，一家人只能喝稀粥度日。 可她从来没有放弃写诗。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起一盏油灯，铺开一张纸，写下心里的那些话。 她在《卖字》中写道： “不织不耕徒卖字，亦堪聊免饥寒。 一钱一字休嫌少，半菽半蔬且自宽。 儿女满前虽累我，诗书传世足承欢。 只愁老去无依倚，谁与孤儿共岁寒。” “一钱一字休嫌少”——她卖字，一个字只卖一文钱。可即使是一文钱，也是好的，至少能让孩子们吃上一顿饱饭。“儿女满前虽累我，诗书传世足承欢”——孩子们虽然累赘，可也是她的安慰。她相信，只要把诗书传给他们，她这辈子就没有白活。 可她的孩子们还太小，不懂这些。他们只知道饿，只知道冷，只知道哭着要爹爹。 她的心，碎了又碎，碎成了粉末。 五、重圆 道光二十年（1840年），奕绘被释放了。 他的贝勒衔没有恢复，可至少恢复了自由。他找到顾太清，把他们母子接回了王府。 顾太清回到王府那天，北京下着雨。 她站在王府门口，看着那座熟悉的大门，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两年前被赶出去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雨。那时候她没有伞，没有车，没有钱，没有去处。现在她回来了，可一切都变了。 奕绘老了。两年的囚禁生活，让他苍老了十岁。他的头发白了一半，脸上多了很多皱纹，眼神也不如从前明亮了。他拉着顾太清的手，说：“对不起。” 顾太清摇摇头，说：“不要说对不起。我们还活着，还在一起，这就够了。” 可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奕绘病逝，年仅四十一岁。 他死的时候，顾太清守在床边。他握着她的手，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我把你从一个穷家女变成了贝勒福晋，又把你从贝勒福晋变成了阶下囚。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 顾太清哭着说：“你不欠我什么。你给我的，比谁都多。” 奕绘笑了笑，闭上眼睛，走了。 他走后，顾太清的天塌了。 她不是没有经历过苦难。她被逐出过王府，流落过街头，卖过字画，挨过饿，受过冻。可那些苦难，她都扛过来了，因为她知道奕绘还活着，还在等她，还有重聚的一天。 现在，他不在了。她连等的机会都没有了。 她在《金缕曲·哭夫子》中写道： “一霎成今古，叹人生、浮沤泡影，终归何处。 廿载夫妻缘已尽，忍撇下、孤儿幼女。 向夜台、何处寻踪迹。 空怅望，泪如雨。 从今怕向灯前语，只无聊、焚香默坐，自敲残杵。 枕上分明曾有梦，梦里依稀如故。 待醒后、依然无据。 只有一条心未死，愿相随、地下同朝暮。 君知否，断肠否？” “廿载夫妻缘已尽”——二十年的夫妻缘分，说尽就尽了。他撇下了她和孩子们，一个人走了。“向夜台、何处寻踪迹”——她想去阴间找他，可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一条心未死，愿相随、地下同朝暮”——她愿意跟着他去死，去地下和他在一起，朝朝暮暮，永不分离。 可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那些年幼的、需要她照顾的孩子。 她必须活着。 六、晚景 奕绘死后，顾太清独自抚养孩子们长大。 日子很苦，可她咬着牙挺过来了。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教他们写诗填词，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孩子们，只留下一点点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和空间，写她的词。 她的词风变了。 年轻时的词，清丽婉转，有少女的天真和少妇的妩媚。中年时的词，沉郁顿挫，有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晚年的词，淡泊宁静，有一种看破红尘后的超然。 她在《南乡子》中写道： “老去渐知闲有味，愁来方信酒无功。 一枕北窗初睡觉，日高花影上帘栊。 睡起凭栏无个事，半庭春草绿茸茸。 闲将旧谱从头检，教取孙儿学画工。” “老去渐知闲有味”——老了才知道，闲适的日子最有滋味。她不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再在意那些无谓的纷争。她只想安安静静地活着，看着孩子们长大，看着孙儿们学画。 可她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洞。那个洞是奕绘留下的，谁也填不满。 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出旧时的诗稿，读那些她和奕绘一起写的诗。那些诗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有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有他们的爱和恨。读着读着，她就哭了。哭着哭着，她又笑了。 她笑自己，明明已经老了，明明已经看破了，可还是放不下。 她在《鹧鸪天》中写道： “往事零星不可追，旧游如梦觉来非。 十年音信凭谁寄，万里关山只自悲。 春寂寂，夜迟迟，落花庭院又斜晖。 伤心最是黄昏后，独对孤灯泪暗垂。” “往事零星不可追”——往事像零星的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深处，再也拼不起来了。“十年音信凭谁寄”——她想给奕绘写信，可不知道往哪里寄。“伤心最是黄昏后，独对孤灯泪暗垂”——黄昏之后，最是伤心。她一个人对着孤灯，眼泪悄悄地流下来。 七、东海渔歌 顾太清晚年，开始整理自己一生的词稿。 她写了数十年，积累了数百首词。她把这些词稿编成集子，取名为《东海渔歌》。她在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随宦京师，稍长归父母，未几适荣邸，旋遭家难，流离困苦，备尝之矣。然性喜吟咏，每于风雨之夕，花月之晨，辄拈小词以自遣。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东海渔歌》。非敢问世，亦自娱而已。” “非敢问世，亦自娱而已”——她说她不敢把这些词拿出来给别人看，只是自己娱乐自己而已。可她知道，这些词不是只给她自己看的。她希望有人能读到它们，能懂它们，能记住它们。 她尤其希望奕绘能读到它们。 可奕绘已经读不到了。 她常常想，如果奕绘还活着，读到这些词，会说什么呢？也许会像从前一样，笑着说：“太妖娆了。”也许会沉默很久，然后说：“你写得比从前更好了。”也许什么都不说，只是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 可这些都不会发生了。 她只能一个人，对着孤灯，写着那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唱着那些永远没有人听的歌。 她在《金缕曲·自题〈东海渔歌〉》中写道： “一卷书成矣，叹年来、笔耕墨耨，几多悲喜。 字字看来皆是血，二十余年辛苦。 只剩下、零星残稿。 儿女满前虽慰意，奈知音、泉下归何处。 空怅望，泪如雨。 从今怕向人间住，只思量、青山绿水，与君同去。 地下若逢先子在，应问我、近来诗句。 为报与、依然如故。 只恐相逢应不识，叹鬓边、白发添无数。 君知否，断肠否？” “字字看来皆是血”——每一个字，都是血写成的。那是二十多年的辛苦，二十多年的悲喜，二十多年的眼泪。“儿女满前虽慰意，奈知音、泉下归何处”——孩子们在身边，虽然安慰，可知音在泉下，不知道去了哪里。“地下若逢先子在，应问我、近来诗句”——如果在地下遇到奕绘，他一定会问她：“近来写了什么诗？”她想告诉他：“依然如故。”——她和从前一样，还是那个爱写诗的她。 可她知道，即使在地下相遇，他也认不出她了。她的鬓边已经有了无数白发，她老了，老得连自己都认不出了。 八、绝笔 顾太清死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前后，年约七十余岁。 关于她的死，没有详细的记载。只知道她死在北京，死在那个她生活了大半生的城市里。她死的时候，身边有孩子，有孙儿，有那些她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的人。 她死前，留下了最后一首词： “浮生一梦，梦醒何时，只在此中。 看花开花落，云来云去，春归春至，人去人空。 昨日儿童，今朝白发，几度斜阳几度风。 休回首，且衔杯一笑，莫问穷通。 平生志业雕虫，算只有、文章未送穷。 叹七旬已过，三生未了，孤灯夜雨，断雁秋蓬。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一样飘零类转蓬。 从今去，向青山深处，埋骨其中。” “浮生一梦”——她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一场梦。梦里，她做过贝勒福晋，也做过阶下囚；有过荣华富贵，也有过流离失所；爱过，恨过，笑过，哭过。现在，梦要醒了。 “昨日儿童，今朝白发”——昨天还是孩子，今天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时间过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活，就已经老了。 “从今去，向青山深处，埋骨其中”——她想把自己埋在青山深处，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她想安静地走，安静地离开，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她做到了吗？ 也许做到了。她的坟墓在哪里，没有人确切知道。有人说在西山脚下，有人说在香山附近，有人说早就被平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可她留下了《东海渔歌》。那些词，是她生命的延续，是她灵魂的寄托，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别。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东海渔歌》的抄本。书已经很旧了，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字迹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 翻开第一页，是一首《江城子》： “落花飞絮满江城，薄寒轻，晚风清。 芳草连天，何处是归程？ 记得年时离别夜，杨柳岸，月胧明。” 读到这里，那个人忽然哭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为顾太清哭？是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子哭？还是为自己哭？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些字里有一种力量，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让九百年后的人，依然能感受到她的悲伤、她的孤独、她的倔强。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顾太清一生没有去过江南，可她的词里，有江南的影子。那是一种文化的江南，一种精神的江南，一种她从未到达、却从未离开的江南。 她是一个满族女子，可她用汉语写词。她是皇室宗亲，可她一生坎坷。她是一个女人，可她的才华和胸怀，让无数男人望尘莫及。 她像一朵开在北方的海棠，花瓣上沾着北方的风沙，可她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风吹不倒，雨打不垮，雪压不折。 她活过，爱过，写过，恨过，哭过，笑过。她的一生，像一场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下起来，就绵绵不绝，千丝万缕，缠住了每一个读到她的词的人。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八章完 第九章 断肠人在天涯：沈善宝与名媛诗话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杭州西湖的断桥上，落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前，落在北京宣武门外的一条窄巷里，也落在一个中年女子的鬓角。那女子坐在一间低矮的书房里，窗外是一株老槐树，雨水顺着槐叶滴下来，滴在窗台上，滴在她面前摊开的稿纸上。她正在编一部书，一部关于女人的书，一部关于那些和她一样、被历史遗忘的女诗人们的书。书的名字叫《名媛诗话》。 她叫沈善宝，字湘佩，号西湖散人。 她是清代中期的女诗人、女编辑。她生于杭州，长于杭州，却大半生漂泊在外。她走过大半个中国，结交过数百位女诗人，收集过数千首女诗人的作品。她用一生的时间，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为女人写史，为那些被正史遗忘的女人们，立下一块碑。 她的碑不是石头做的，是纸做的。纸会黄，会脆，会碎，可纸上的字不会。只要还有人读，那些名字就不会消失；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灵魂就不会死去。 一、西湖女儿 清代嘉庆年间，沈善宝出生在杭州。 沈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沈学琳，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沈学琳虽然只是个穷秀才，可学问极好，尤其擅长诗词。他娶妻张氏，生了几个孩子，沈善宝是长女。 沈善宝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文。父亲对她极为宠爱，亲自教她读书，从《四书》《五经》到《楚辞》《史记》，无所不教。沈善宝读书极快，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父亲讲过的内容，她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父亲没讲过的内容，她自己翻阅也能读懂七八分。 十岁那年，她写了一首《西湖竹枝词》： “西湖风景四时佳，最爱春深二月花。 十里柳丝垂地绿，一湖桃浪接天霞。 画船箫鼓人如织，绣幕笙歌日未斜。 谁道钱塘苏小小，风流只合在儿家。” 这首诗写西湖的春色，写得活泼生动，色彩斑斓。“十里柳丝垂地绿，一湖桃浪接天霞”——柳丝垂地，桃浪接天，西湖的春天在她的笔下活了过来。最后两句“谁道钱塘苏小小，风流只合在儿家”——她把自己比作苏小小，那个南齐时期的钱塘名妓。苏小小是杭州的女儿，她也是杭州的女儿。她为杭州骄傲，也为自己骄傲。 沈学琳读了这首诗，叹道：“此女将来，必成大器。” 可沈善宝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她的才华而变得顺利。 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沈学琳去世了。 沈学琳是病死的，拖了半年多，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死的时候，沈善宝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看着他闭上眼睛，看着他停止呼吸，看着他的身体慢慢变冷。她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长女，母亲已经哭得晕了过去，弟弟妹妹们还小，她必须撑住。 父亲的死，改变了一切。 沈家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陷入困境。母亲张氏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弟弟妹妹们还小，帮不上忙。沈善宝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洗衣、做饭、缝补、打扫，还要教弟弟妹妹们读书。她从一个被父亲宠爱的才女，变成了一个为生计奔波的苦命人。 可她没有放弃写诗。 她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起一盏油灯，铺开一张纸，写下心里的那些话。那些话里有对父亲的思念，有对生活的无奈，有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对自己的鼓励。 她在《秋夜》中写道： “秋夜凉如水，孤灯照独吟。 家贫书是业，亲老弟为心。 世事浮云薄，年华逝水深。 不堪回首处，涕泪满衣襟。” “家贫书是业”——家里穷，只有书可以当作产业。她把书当成自己的财富，把写诗当成自己的事业。“亲老弟为心”——父亲死了，母亲老了，弟弟还小，她必须为这个家操心。“世事浮云薄，年华逝水深”——世事像浮云一样轻薄，年华像逝水一样深长。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可她必须撑。 她撑下来了。 十五岁那年，她开始卖诗卖画，贴补家用。她的诗画很受欢迎，杭州城里的人都知道，沈家的女儿是个才女，诗写得好，画画得也好。可她卖诗画的钱，只够一家人糊口，根本不够弟弟妹妹们的学费。 她做了一个决定：去北京。 二、北上 清代道光年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都涌向北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机会，实现抱负。沈善宝也想去北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弟弟妹妹们——她听说北京的塾师报酬高，她想在北京教书，赚钱供弟弟妹妹们读书。 可她是一个女子，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子，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钱的女子。她要独自一人，从杭州走到北京，两千多里的路，要走过多少山川河流，要经过多少城镇村庄，要面对多少未知的危险和困难？ 她不怕。 她收拾好行囊，带上几卷诗稿，几支笔，几锭墨，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些干粮。她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一个人踏上了北上的路。 那天，杭州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西湖上，落在断桥上，落在她走过的每一条青石板路上。她撑着一柄油纸伞，走过熟悉的街道，走过熟悉的城门，走过熟悉的风景，一步一步地走向远方。她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从杭州到北京，她走了将近两个月。 她走过苏州，走过无锡，走过常州，走过镇江，走过扬州，走过淮安，走过徐州，走过济南，走过德州，走过沧州，走过天津，最后到了北京。每到一处，她都停留几天，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拜访当地的文人墨客。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江南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沈善宝的奇女子，才情出众，风姿绰约，且行踪不定，像一片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到了北京，她租了一间小屋，开始教书。 她的学生不多，起初只有几个，后来渐渐多了起来。她教的是诗词和书画，收费不高，可足够养活自己，还能寄一些钱回家。她白天教书，晚上写诗，日子过得清苦却充实。 她在北京交了很多朋友。最要好的是顾太清、许云林、汪端等几位女诗人。她们经常聚会，一起写诗填词，一起赏花饮酒，一起谈论天下大事。沈善宝是这群女诗人中的核心人物，她组织了一个叫“秋红吟社”的诗社，定期聚会，唱和诗词。 她在《金缕曲·赠太清》中写道： “我亦悲秋客，记年时、西窗剪烛，共论诗伯。 今日相逢无一事，且醉花前酒一石。 笑世上、功名何物。 只有青山不改色，与君看、岁岁还如昔。 休更问，今何夕。” “只有青山不改色”——世事在变，人心在变，只有青山不会变。她希望她们的友谊也能像青山一样，永远不变。可她知道，友谊和爱情一样，都是会变的。唯一不变的，只有诗，只有词，只有那些写在纸上的、永远不会褪色的句子。 三、名媛诗话 在北京的岁月，沈善宝做了一件大事——她编了一部《名媛诗话》。 《名媛诗话》是一部记录清代女诗人的著作，共十二卷，收录了数百位女诗人的生平和作品。沈善宝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考证、评点，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她在《名媛诗话》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见古今女史之作，辄爱不释手。然求其全者，不可得也。及长，游历四方，所至辄访求闺秀诗稿，积久渐多。因思女子之诗，虽不足传世，然其性情之真，怀抱之正，有非男子所能及者。使不为之传，则湮没无闻，岂不可惜？故不揣固陋，辑为是编。非敢谓有功于诗教，亦以存一代之文献云尔。” “女子之诗，虽不足传世，然其性情之真，怀抱之正，有非男子所能及者”——她说女子的诗，虽然不能传世，可她们的性情之真、怀抱之正，是男子比不上的。这不是自夸，而是事实。女子的诗，不像男子的诗那样有太多的功利目的——不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应酬，不是为了博取名声。她们写诗，只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说，不说出来就难受。所以她们的诗，更真，更诚，更动人。 “使不为之传，则湮没无闻，岂不可惜？”——如果不为她们流传，她们就会湮没无闻，岂不可惜？沈善宝觉得可惜，所以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她们立传，为她们存诗，为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 编一部《名媛诗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首先是搜集资料。清代的女诗人虽然不少，可她们的诗词大多没有刊刻，只是手稿，藏在家中，外人很难看到。沈善宝要找到这些手稿，必须四处打听，四处托人，四处奔走。她写信给各地的朋友，请他们帮忙搜集；她亲自去拜访那些女诗人的后代，请求他们把手稿借给她看；她甚至在旧书摊上淘那些被丢弃的旧稿，从废纸堆里找出那些被遗忘的诗句。 其次是甄别真伪。有些诗稿是假的，是后人伪托的；有些诗稿是抄的，是别人代笔的；有些诗稿是改的，被后人删改得面目全非。沈善宝要一一甄别，去伪存真，还那些女诗人一个本来面目。 再次是评点。沈善宝不只是简单地收录，她还要对每一首诗进行评点，指出它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它的风格和特色。她的评点精到而中肯，不阿谀，不贬低，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她在《名媛诗话》中评价朱淑真：“朱淑真诗，清丽婉转，有唐人之风。然过于哀怨，读之令人不怡。盖其遇之不幸，故其词之悲也。”——朱淑真的诗，清丽婉转，有唐诗的风格。可过于哀怨，读了让人不愉快。这是因为她的遭遇不幸，所以她的词也悲伤。 评价李清照：“李清照词，古今第一。其词之佳，不在雕琢，而在自然。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情，故能动人如此。”——李清照的词，古今第一。她的词好在自然，不雕琢，不刻意，所以动人。 评价柳如是：“柳如是诗，清丽之中有豪气。其为人也，刚烈果决，不类女子。故其诗亦如之。”——柳如是的诗，清丽中带着豪气。她的为人，刚烈果决，不像一般的女子，所以她的诗也不像一般的闺阁诗。 评价贺双卿：“贺双卿词，以真率胜。其词之佳，不在才华，而在真率。以真率之笔，写真率之情，故能动人如此。”——贺双卿的词，以真率取胜。她的词好在真率，不虚假，不做作，所以动人。 这些评点，不仅是对那些女诗人的评价，也是沈善宝自己的创作心得。她把自己对诗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的思考，都融进了这些评点中。 《名媛诗话》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称赞，有人批评，有人质疑，有人嘲讽。称赞的人说这是“千古未有之书”，批评的人说这是“女子妄作”，质疑的人问“这些诗真的都是她们自己写的吗”，嘲讽的人笑“一个女子也敢论诗”。 沈善宝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些女诗人的名字，有没有被记住；那些女诗人的诗，有没有被读到；那些女诗人的灵魂，有没有得到安息。 她在《名媛诗话》的跋中写道： “是编之成，历十余年，易数稿，始克竣事。其间搜访之勤，甄录之慎，评点之公，皆余心力之所注也。然余非敢以此自炫，亦非敢以此邀名。但使后之人，知有某某者，亦尝为诗，亦尝有志于斯道，则余愿足矣。” “但使后之人，知有某某者，亦尝为诗，亦尝有志于斯道，则余愿足矣”——只要后人知道，有某某人，曾经写过诗，曾经在诗歌这条路上有过追求，她的心愿就满足了。这是多么朴素的心愿，又是多么伟大的心愿。 四、诗友 在编《名媛诗话》的过程中，沈善宝结交了无数女诗人。 最要好的是顾太清。顾太清是满族贵妇，贝勒福晋，才情出众，性格豪爽。她们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顾太清经常邀请沈善宝到王府做客，两人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花，一起饮酒。顾太清对沈善宝极为尊重，称她为“湘佩先生”，这在当时是极高的礼遇。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这样写顾太清： “太清词，清丽婉转，有宋人之风。其为人也，豪爽不羁，有男子气。然遭家难，流离困苦，备尝之矣。故其词中，时有感慨悲凉之音。” “豪爽不羁，有男子气”——这是对顾太清性格的准确描述。顾太清不是那种柔弱的、躲在闺阁中的女子，她有胆识，有魄力，有担当。她经历了被逐出王府、流落街头的苦难，可她没有被打倒，她咬着牙活了下来，还写出了那么多动人的词。 沈善宝和顾太清的情谊，持续了二十多年。她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在各自最困难的时候，给对方写信，寄诗，寄钱，寄温暖。 另一个好友是许云林。许云林是浙江钱塘人，女诗人，工诗词，善书画。她嫁给了一个姓许的官员，随夫在各地任职，漂泊不定。沈善宝和她通信多年，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多，可友谊却极为深厚。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这样写许云林： “云林诗，清丽婉约，有闺秀之风。其为人也，温婉和顺，不与人争。然其诗中，时有抑郁不平之气，盖其遇之不幸也。” “遇之不幸”——许云林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对她冷淡，她在夫家受了很多委屈。可她从不向外人诉苦，只是把那些苦闷写进诗里。沈善宝读懂了她的诗，也读懂了她的人。 还有一个好友是汪端。汪端是浙江钱塘人，女诗人，工诗词，善文章。她嫁给了一个姓陈的官员，丈夫早逝，她独自抚养孩子，守寡多年。沈善宝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两人通信频繁，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这样写汪端： “端诗，清丽之中有沉郁之气。其为人也，刚毅果决，有丈夫风。然遭夫丧，守节多年，其苦可知矣。” “刚毅果决，有丈夫风”——汪端和顾太清一样，不是那种柔弱的女子。她有胆识，有魄力，有担当。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抚养孩子，侍奉公婆，还要应对族人的欺压。她没有被打倒，她咬着牙活了下来，还写出了那么多动人的诗。 这些女诗人，是沈善宝的朋友，也是她的姐妹。她们互相取暖，互相照亮，在黑暗的夜里，给彼此一点光。 五、漂泊 沈善宝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 她少年丧父，青年北上，中年漂泊，晚年才在北京安定下来。她走过大半个中国，住过无数客栈，换过无数住处。她的家，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箱书，一卷诗稿，几支笔，几锭墨。 她在《浪淘沙》中写道： “身世等浮萍，南北东西。 几回惆怅问归期。 梦绕西湖烟雨外，何处寻诗。 寂寞掩柴扉，往事休提。 年来心绪只君知。 一桁青山和泪看，又是斜晖。” “身世等浮萍”——她的身世像浮萍一样，在水上飘来飘去，没有根，没有家。“南北东西”——她在南北东西之间奔波，不知道哪里是终点。“梦绕西湖烟雨外”——她梦见西湖，梦见杭州，梦见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何处寻诗”——她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诗，或者说，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自己。 可她从来没有停止写诗。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起一盏油灯，铺开一张纸，写下心里的那些话。那些话里有对故乡的思念，有对朋友的牵挂，有对生活的无奈，有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对自己的鼓励。 她在《金缕曲》中写道：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 曾不减、夜郎僝僽。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间、到此凄凉否？ 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 但愿得、河清人寿。 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 言不尽，观顿首。” “我亦飘零久”——她飘零了很久，很久，久到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十年来，她辜负了太多的恩情，太多的师友。她想报答，可她没有能力；她想偿还，可她没有机会。“薄命长辞知己别”——知己一个个地离开了，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疏远了。她不知道还有谁能懂她，还有谁愿意懂她。 可她依然在写。 写是她唯一的出口，也是她唯一的武器。她用诗对抗生活的重压，用词抵抗命运的嘲弄。她像一棵被暴风雨吹打过的树，断了枝，折了叶，可根还在，还在泥土里死死地抓着，等着下一个春天。 六、晚年 沈善宝的晚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她在宣武门外的一条窄巷里租了一间小屋，屋子很小，只有两间，一间是她住的，一间是书房。书房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她自己的画，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她每天早起，读书，写诗，整理旧稿。日子过得清苦却充实。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长期的劳累和漂泊，让她患上了多种疾病。她的眼睛花了，看书要凑得很近；她的手抖了，写字歪歪扭扭；她的腿脚也不灵便了，走路要扶着墙。可她还在写。写诗是她唯一还在做的事，也是她唯一还能做的事。 她写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淡，越来越像自言自语。她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再讲究工整的对仗，只是把心里的话写下来，写给自己看。 她在《即事》中写道： “老去心闲事事慵，一编相对日从容。 不知门外春深浅，且看窗前绿几重。 旧雨不来新雨过，好花将放未花浓。 从今只合山中住，种得梅花伴老侬。” “老去心闲事事慵”——老了，心闲了，什么事都不想做了。“一编相对日从容”——只有书陪伴着她，日复一日，从容不迫。“不知门外春深浅”——她不知道门外的春天是深是浅，也不想知道。“从今只合山中住，种得梅花伴老侬”——她想住在山里，种几株梅花，陪伴自己终老。 可她没有去山里。她留在北京，留在这座她生活了大半生的城市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七、绝笔 沈善宝死在同治年间，具体的年份不详。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她的朋友们都已经先她而去——顾太清死了，许云林死了，汪端死了。她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南方，来不及赶过来。她一个人，躺在那间低矮的小屋里，慢慢地、安静地、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枕边放着两样东西：一卷《名媛诗话》的稿本，和一封信。 信是写给顾太清的，可顾太清已经死了，信没有寄出去。信上写着： “太清姊姊如晤：余病已深，自知不起。回首生平，一事无成。惟《名媛诗话》一书，尚可告慰。此书虽不敢称善，然亦余十余年心血之所注也。他日若得刊行，望姊姊为余作序，以存其人。弟善宝顿首。” “他日若得刊行，望姊姊为余作序，以存其人”——她希望顾太清能为《名媛诗话》作序，让后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叫沈善宝的人，写过这样一本书。可顾太清已经死了，她的愿望落了空。 《名媛诗话》后来还是刊行了，只是没有顾太清的序。沈善宝的弟弟沈善曾，在她死后整理了遗稿，将《名媛诗话》付梓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 “先姊善宝，幼聪慧，好读书。及长，工诗词，善书画。尤留心闺秀之作，搜集十余年，编为《名媛诗话》十二卷。书成，未及刊行而卒。今余不忍其湮没，遂付梓人，以传于世。庶几先姊之苦心，不终泯灭云尔。” “庶几先姊之苦心，不终泯灭”——他希望姐姐的苦心不会白费，希望这本书不会湮没无闻。他的愿望实现了——《名媛诗话》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清代女诗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八、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杭州西湖边发现了一块残破的石碑。 碑上刻着几个字：“沈善宝之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志铭，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只有这几个字，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丛中，像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这块碑是谁立的。也许是她的弟弟，也许是某个读过她书的后人，也许只是某个路过的好心人。不管是谁，那个人至少做了一件事——证明她曾经活过，证明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写过那些动人的诗句。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沈善宝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朱淑真的断肠之痛，没有李清照的流离之苦，没有柳如是的刚烈之死，没有贺双卿的卑微之困，没有徐灿的家国之悲，没有吴藻的闺阁之困，没有顾太清的冤屈之恨。她的一生，是另一种悲剧——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为了给别人立传，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她为别人立传，可她自己呢？谁来为她立传？ 她不需要。 她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名媛诗话》的每一个字里。那些字，是她的血，她的泪，她的心。她不需要别人为她立传，因为她自己就是一部传——一部关于女性、关于诗歌、关于尊严、关于自由的长篇大传。 她在《金缕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亦悲秋客，记年时、西窗剪烛，共论诗伯。” 她是悲秋客，也是立传人。她用一生的时间，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子立传。她的笔，是她们的碑；她的书，是她们的墓；她的名字，是她们的名字的一部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九章完 第十章 月痕休到深深处：张玉孃与兰雪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处州括苍山的竹海里，落在瓯江的烟波上，落在青田石门洞的瀑布前，也落在一个少女摊开的诗笺上。那少女坐在窗前，穿着一件素白的衫子，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畔。她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是在替她写着那些写不出的句子。她抬起头，望着远处的山影，山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画。她忽然笑了，笑得有些凄然，有些无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她叫张玉孃，字若琼，号一兰居士。 她是南宋末年的女诗人，生于处州括苍（今浙江丽水），长于山水之间，死于未嫁之时。她的一生只有二十六年，短暂得像一朵花开的时间。可就是这二十六年，她写了百余首诗词，留下了一部《兰雪集》。她的诗清丽婉转，哀而不伤，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通透。她像一株幽兰，开在深山之中，无人欣赏，却开得那么认真，那么用力，那么美。 一、括苍山中有女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张玉孃出生在处州括苍山下的一个书香门第。 括苍山是浙南名山，山势巍峨，林木葱郁，云雾缭绕，有“东南第一山”之称。山中有瀑布，有溪流，有竹林，有茶园，有无数奇花异草。张玉孃从小就生活在这山水之间，与自然为伴，与诗书为友。 她的父亲张懋，是个进士出身，曾任鄞县知县。张懋为官清廉，性情刚直，不喜结交权贵，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辞官归隐后，回到括苍山下的老家，过着半隐半读的生活。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 张玉孃是家中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诵《女诫》，七岁便能作诗。张懋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常对妻子说：“此女有林下风，将来必成大器。” 张母叹道：“女孩子家，读书识字就够了，何必求什么大器？” 张懋摇摇头，说：“读书不是为了求大器，是为了明理。女子明理，胜过男子读书。” 张玉孃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诗经》和《楚辞》。她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些古老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她开始学着写诗，写山，写水，写花，写月，写她看到的一切，写她感受到的一切。 十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咏竹》： “数竿修竹倚墙栽，几阵清风扫绿苔。 最爱晚凉新雨后，一窗明月影徘徊。” 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有王维的味道。“数竿修竹倚墙栽”——竹子倚墙而栽，不高大，不张扬，却有一种清瘦的美。“最爱晚凉新雨后，一窗明月影徘徊”——她最喜欢的是雨后新凉的夜晚，月光照在窗上，竹影在窗上徘徊，像在跳舞，又像在说话。 张懋读了这首诗，叹道：“这孩子，心中有诗。” 十二岁那年，她写了一首《春晓》： “梦回莺舌弄，花落满庭香。 起坐浑无事，闲看燕子忙。” “梦回莺舌弄”——梦中被黄莺的叫声唤醒，那叫声婉转动听，像在拨弄琴弦。“花落满庭香”——花落了，可香气还在，满院子都是。“起坐浑无事，闲看燕子忙”——起来了，坐着，什么事都没有，只是闲闲地看着燕子在忙碌。那种闲适，那种恬淡，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是一个十二岁少女对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可她的生活，并不总是这样宁静。 二、青梅竹马 张玉孃十五岁那年，认识了沈佺。 沈佺是括苍山下一个读书人家的儿子，比张玉孃大两岁。他生得眉清目秀，性格温和，喜欢读书，喜欢写诗，也喜欢山水。两家是世交，常有来往。张玉孃和沈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游山玩水，是青梅竹马的玩伴。 十五岁那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春天，括苍山的桃花开了。满山遍野的桃花，粉红粉红的，像天边的云霞。张玉孃和沈佺一起上山看桃花。两个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两旁是盛开的桃花，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青青的草地。他们走得很慢，谁也不说话，可谁也不觉得尴尬。 走到一棵老桃树下，沈佺停下来，看着张玉孃，说：“若琼，我有话对你说。” 张玉孃低下头，脸红了。她知道他要说什么，可她还是想听他说。 “我喜欢你。”沈佺说，“从小就喜欢你。我想娶你。” 张玉孃的脸更红了，红得像身边的桃花。她低着头，不说话，可她的心在跳，跳得很快，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沈佺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他的手很暖。他说：“我会跟父母说，让他们去你家提亲。我会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张玉孃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像括苍山顶的星星。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天，他们在桃树下坐了很久。桃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的肩上，落在他们的发间，落在他们的手心里。她捡起一片花瓣，放在嘴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花瓣飘了起来，飘在空中，飘向远方。 她后来在《桃花》中写道： “桃源只在镜湖中，影落清波十里红。 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春风。” 这首诗是写桃花的，可她心里想的，是那天在桃树下的人。她觉得自己像那朵桃花，开在春风里，烂醉在春风里，被风吹着，被雨打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可她不怕。只要他在身边，她什么都不怕。 两家父母知道他们的心意后，都很高兴。张沈两家是世交，门当户对，两个孩子又情投意合，这门亲事再好不过了。他们定了亲，交换了庚帖，选了吉日，只等沈佺考取功名，就办婚事。 张玉孃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嫁给他，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在括苍山下过一辈子。看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看儿女长大，看自己老去。她以为这就是幸福，她以为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可她错了。 三、生离 南宋端平年间，北方的蒙古铁骑不断南侵，南宋朝廷风雨飘摇。括苍山虽然地处浙南，暂时还没有战火，可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沈佺的父亲觉得，儿子不能只守着括苍山这一方天地，应该出去闯一闯，考取功名，为国家的未来出一份力。 沈佺不想去。他想留在括苍山，留在张玉孃身边。可他父亲说：“男儿志在四方，岂能困守山中？你若真爱若琼，就该去考取功名，给她一个安稳的未来。” 沈佺无话可说。他知道父亲说得对，可他舍不得。 临行前，沈佺来找张玉孃。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照在括苍山上，照在竹林里，照在他们的脸上。沈佺握着张玉孃的手，说：“等我，我一定会回来。” 张玉孃点点头，说：“我等你，不管多久。” 沈佺走了。他背着行囊，沿着瓯江，一路向东，去临安赶考。张玉孃站在山路口，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小，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山路的尽头。她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站到月亮升起来，站到星星落下去，站到露水打湿了她的衣衫。 她后来在《送别》中写道：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首诗是模仿刘禹锡的《竹枝词》，可她改了最后一句。刘禹锡写的是“道是无晴却有晴”，她写的也是“道是无晴却有晴”。她想说的是：你说你没有情，可你是有情的；你说你会回来，可你真的会回来吗？ 沈佺走后，张玉孃每天都在等他的信。她盼着邮差从山路上走来，盼着他手里拿着沈佺的信。可信来得很少，很久才来一封。沈佺在信里说，临安的考试很难，竞争很激烈，他需要时间准备。他说他很好，让她不要担心。他说他想她，很想很想。 张玉孃每次收到信，都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信纸都皱了，读到字迹都模糊了。她回信说，她也好好的，让他不要挂念。她说括苍山的桃花开了，又谢了；竹笋冒出来了，又长成了竹子；瓯江的水涨了，又落了。她说她每天都在等他的消息，等他的归来。 可她等来的，不是他，而是一个噩耗。 四、死别 沈佺在临安病倒了。 临安的气候和括苍山不同，湿热难耐，加上备考的劳累和紧张，沈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咳嗽，咳血，发烧，昏迷。同乡的人把他送进医馆，可医生也束手无策。他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消息传到括苍山时，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张玉孃听到消息，脸色煞白，手中的茶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瓣。她愣在那里，看着地上的碎片，觉得自己也像那个茶杯一样，碎了，碎了，再也拼不起来了。 她要去看他。她要赶到临安去，去照顾他，去陪他，去看他最后一眼。 可她的父母不许。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怎么能独自去临安？那太危险了，也太不合礼教了。张懋说：“我替你去。你在家等着。” 张懋连夜出发，赶往临安。可他赶到的时候，沈佺已经死了。 沈佺死的那天，临安下着雨。那雨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像是老天爷在替谁流泪。他躺在床上，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医馆的伙计。他睁着眼睛，望着窗外的雨，嘴里念着一个名字：“若琼，若琼……” 他念了很多遍，念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像风吹过竹林的声音，沙沙的，沙沙的，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张懋赶到医馆时，沈佺的身体已经凉了。他躺在床上，面容平静，像是在睡觉。可他的眼睛是睁着的，像是在等谁，等着那个他再也等不到的人。 张懋把沈佺的遗体运回了括苍山。 张玉孃站在山路口，看着那口棺材从山路上抬下来，一步一步地走近。她的腿软了，站不住了，靠在路边的树上，看着那口棺材，看着那个里面躺着她最爱的人的棺材。 她没有哭。她哭不出来。她的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在喉咙里，堵在心里，怎么也流不出来。 她看着棺材被抬进沈家，看着沈佺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看着乡亲们摇头叹息。她站在那里，像一根木头，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夜深了，人都散了。她一个人走进沈家的灵堂，站在沈佺的棺材前。棺材盖没有盖，她能看到他的脸。他的脸很白，白得像纸，可他的眼睛闭上了，闭得很紧，像是再也不愿意睁开。 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握住他的手，握了很久，很久，久到她的手也变凉了。 她终于哭了。 她哭得很大声，很用力，像要把所有的眼泪都哭出来，像要把所有的悲伤都哭出来。她跪在棺材前，抱着他的头，哭着说：“你说你会回来的，你说你会回来的……” 可他没有回来。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后来在《哭沈生》中写道： “中路怜长别，遗容惨不欢。 九原无复起，一恸有余酸。 渺渺魂何处，茫茫夜欲阑。 谁知我心苦，唯有泪阑干。” “中路怜长别”——半路上就永别了，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九原无复起”——到了九泉之下，再也回不来了。“渺渺魂何处”——他的魂在哪里？她不知道。“茫茫夜欲阑”——天快亮了，可她一夜没睡。“谁知我心苦，唯有泪阑干”——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有多苦，只有眼泪知道。 五、守节 沈佺死后，张玉孃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笑了。那个曾经爱笑、爱闹、爱写诗的少女，变成了一座冰雕。她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写诗，对着沈佺的画像发呆。她不吃不喝，不睡不动，瘦得像一根竹子，风吹就倒。 她的父母急坏了。张母哭着说：“女儿啊，你不要这样。人死不能复生，你还要好好活着啊。” 张玉孃摇摇头，说：“我不想活了。” 张母抱着她，哭得更厉害了。她说：“你不能死，你死了娘怎么办？你爹怎么办？你还有我们啊。” 张玉孃不说话。她知道自己不能死。父母养育她一场，她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可她也不想活了。活着太苦了，太累了，太没有意思了。 她开始为沈佺守节。 在那个时代，女子为未婚夫守节，是被人称赞的。可张玉孃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她是为了自己。她爱他，她愿意为他守一辈子。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她都是他的人。 她在《兰雪集》中写道： “妾心古井水，誓不起波澜。 郎心似明月，夜夜照空山。” “妾心古井水，誓不起波澜”——她的心像一口古井，没有波澜，没有涟漪，死了，枯了，再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了。“郎心似明月，夜夜照空山”——他的心像明月，夜夜照在空山上，照着那些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地方。 她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每一首都是写给他的，每一首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她不需要别人读懂，她只需要他知道。可他不知道了。他死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可她还是要写。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也是她唯一还能做的事。 六、兰雪 张玉孃的父亲张懋，看着女儿一天天消瘦下去，心如刀割。他想帮她，可他不知道怎么帮。他能做的，只有陪她读书，陪她写诗，陪她说话。 张懋是个开明的父亲。他不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父亲那样，认为女儿读书无用。他觉得女儿有才华，就应该把才华发挥出来。他鼓励张玉孃写诗，鼓励她把心中的话写出来，不管那些话有多么悲伤，多么绝望。 张玉孃在父亲的支持下，写了很多诗。她的诗风渐渐成熟了，从少女时的清新自然，变成了一种沉郁顿挫的悲凉。她写山，山是寂寞的；写水，水是凄凉的；写花，花是凋谢的；写月，月是残缺的。她看什么都带着一层悲色，因为她心里有太多的悲，多得装不下，溢出来了，洒在了她看到的一切东西上。 她在《山中》中写道： “山深人迹稀，云淡鸟飞微。 独坐松根石，闲看薜荔衣。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只因心已死，所以世无争。” “春去花还在”——春天过去了，花还在开，可那花已经不再是春天的花了。“人来鸟不惊”——人来了，鸟也不惊，因为鸟已经习惯了孤独，不再怕人了。“只因心已死，所以世无争”——她的心已经死了，所以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要求了。不争，不求，不怨，不恨。只是活着，只是呼吸，只是等死。 她等的是哪一天？她不知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也许是十年后，也许是一百年后。她只知道，那一天总会来的。那一天，她会和他重逢，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离别，没有生死，只有永远的相聚。 她在《七夕》中写道： “银汉横空夜未央，鹊桥相会岁星光。 人间自有离愁苦，不独天孙有断肠。” “人间自有离愁苦，不独天孙有断肠”——人间也有离别的痛苦，不是只有织女才会断肠。织女和牛郎至少每年还能见一次面，可她和沈佺呢？他们已经永别了，再也见不到了。 七、绝笔 张玉孃二十六岁那年，病倒了。 她的病，是积郁成疾。多年的悲伤和压抑，让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的眼睛还亮着，可那亮光，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忽明忽暗，随时都可能灭。 她的母亲守在她床边，哭着说：“女儿，你要吃什么？娘给你做。” 张玉孃摇摇头，说：“娘，我什么都不想吃。” 她的父亲站在门口，看着她，老泪纵横。他说：“女儿，你有什么心愿？爹替你去办。” 张玉孃想了想，说：“爹，我想把我的诗稿编成集子，取名《兰雪集》。” “兰雪”二字，出自李白的一句诗：“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兰花是高洁的，雪是纯净的。她希望自己的诗，像兰花一样高洁，像雪一样纯净。她希望自己的心，也像兰花一样高洁，像雪一样纯净。 张懋说：“好，爹替你把诗稿编成集子，替你刊刻，替你流传。” 张玉孃笑了。那笑很淡，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手心里，很快就化了。她说：“爹，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读书，谢谢你让我写诗，谢谢你从来没有嫌弃我是一个女儿身。” 张懋哭了。他哭得像个孩子，鼻涕一把泪一把，说不出话来。 张玉孃伸出手，握住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很粗糙，有很多老茧，那是写字磨出来的，也是干活磨出来的。她握了很久，然后松开手，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她二十六岁。 她死后，张懋把她的诗稿编成了《兰雪集》，共收录诗词百余首。他在序言中写道： “玉孃，余长女也。幼聪慧，好读书。稍长，工诗词，尤善五言。年十五，许字沈生佺。沈生赴试临安，病卒。女闻之，悲恸欲绝。自是抑郁不乐，遂以疾终，年二十有六。呜呼！天不佑善人，使吾女以悲死，岂不痛哉！今辑其遗稿，名曰《兰雪集》，以传于世。庶几吾女之诗，不终湮没云尔。” “天不佑善人”——老天爷不保佑善良的人。张懋怨天，可天不应。他只能把女儿的诗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张玉孃的女子，写过这些诗，爱过一个人，死在最好的年纪。 八、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括苍山下找到了一块残破的石碑。 碑上刻着几个字：“张玉孃之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志铭，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只有这几个字，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丛中，像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可她没有被人遗忘。 《兰雪集》流传下来了。虽然流传不广，可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被它打动。那些诗太真了，太诚了，太痛了。那不是用笔写的，是用血写的，用泪写的，用命写的。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价张玉孃：“张玉孃诗，清丽婉转，有唐人之风。其《哭沈生》一诗，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 “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少女的初恋，一个未婚妻的等待，一个未亡人的守节，一个早逝者的绝唱。 她只活了二十六年。可她的诗，活了八百年。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张玉孃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沈佺回来，没有等到洞房花烛，没有等到白头偕老。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八百年的雨，落在括苍山上，落在瓯江里，落在她的诗行间，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幽兰，开在深山之中，无人欣赏，可她的香，飘了八百年，还在飘。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章完 第十一章 一样花开为底迟：秋瑾与黄海舟中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这一章要写的女子，偏偏是个最痛快的人。她活得像一道闪电，划破沉闷的夜空；她死得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沉睡的大地。她的一生只有短短三十二年，可这三十二年，她活出了别人三百年也活不出的精彩与壮烈。她写诗，写的是剑气箫心；她习武，练的是刀枪剑戟；她革命，闹的是天翻地覆；她赴死，走得是从容不迫。 她叫秋瑾，字璇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 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女诗人、女权运动先驱。她生于江南水乡，长于书香门第，嫁于富豪之家，却抛家弃子，东渡日本，投身革命。她创办《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解放。她组织光复军，准备武装起义，事泄被捕，从容就义。她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诗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一、鉴湖女儿 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秋瑾出生在福建云霄。 她的祖父秋嘉禾，曾在福建、台湾等地做官。她的父亲秋寿南，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曾任湖南湘潭县巡检。秋家是浙江绍兴的望族，世代书香，家资殷实。秋瑾虽然生在福建，可她的根在绍兴，在鉴湖之畔。 秋瑾的名字，是她祖父取的。“瑾”是美玉，他希望这个孙女像美玉一样纯洁、高贵。可秋瑾长大后，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号——“竞雄”。竞是竞争，雄是英雄。她要和男人竞争，她要当英雄。 秋瑾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的性格。别的女孩子喜欢绣花、描红、弹琴、下棋，她喜欢的是读书、习武、骑马、击剑。她不喜欢那些束缚女人的东西，不喜欢“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她觉得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有读书的权利，有习武的权利，有做大事的权利。 她的父亲秋寿南，是个开明的人。他见女儿喜欢读书，便请了最好的先生来教她。秋瑾读书极快，过目成诵，尤其喜欢读史。她读《史记》，读《汉书》，读《后汉书》，读《三国志》。她喜欢那些英雄人物——项羽、刘邦、韩信、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她常常想，如果自己生在古代，也要做那样的人，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十岁那年，她写了一首《示志》：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平生肝胆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 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 “身不得，男儿列”——她的身体不是男儿，不能站在男儿的行列里。“心却比，男儿烈”——可她的心，比男儿还要刚烈。“平生肝胆因人热”——她有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可没有人知道。“俗子胸襟谁识我”——那些庸俗的人，谁又能理解她？“英雄末路当磨折”——英雄在末路的时候，总要经受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在这茫茫的红尘中，到哪里去寻找知音？ 这首诗写得太早了。十岁的孩子，不该写这样的诗。可她写了，而且写得那么好，那么真，那么痛。她的父亲读了这首诗，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妻子说：“这个女儿，不是一般人。我们留不住她的。” 秋母问：“为什么？” 秋父说：“她心中有猛虎。总有一天，这只猛虎会冲出去，谁也拦不住。” 二、嫁作人妇 秋瑾十八岁那年，父亲做主，把她嫁给了湖南湘潭的王廷钧。 王廷钧是湘潭富商王黻臣的儿子，家资巨富，在湘潭、长沙等地有当铺、钱庄、绸缎庄等产业。王廷钧本人也是个读书人，考过秀才，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官衔，在京城任职。 这门亲事是典型的“门当户对”——秋家是书香门第，王家是富豪之家，两家联姻，各取所需。秋瑾不愿意，可她拗不过父母。在那个时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不得自己做主。 出嫁那天，绍兴下着雨。 秋瑾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鉴湖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鉴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会不会懂她，不知道他会不会支持她做她想做的事。她只知道，自己不想嫁人。可她别无选择。 花轿颠颠簸簸地走了十几天，从绍兴到了湘潭。王家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热闹非凡。秋瑾被扶进洞房，坐在床边，等着丈夫进来。 王廷钧喝得醉醺醺地进来，揭开她的红盖头，看了她一眼，说：“你长得还不错。” 秋瑾没有说话。她看着这个男人，心里忽然很失望。他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没有英雄气概，没有豪情壮志，只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的、满身铜臭的商人。 新婚之夜，秋瑾一夜没睡。她坐在床边，听着丈夫的鼾声，觉得自己像是被关进了一座牢笼。这座牢笼的墙壁是黄金做的，可它依然是牢笼。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潭死水。 王廷钧是个好人，可他不懂秋瑾。他不懂她的诗，不懂她的志向，不懂她的痛苦。他觉得妻子应该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而不是整天想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秋瑾不怪他。她知道，他们不是一类人。他是商人，只关心赚钱；她是诗人，只关心理想。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她在湘潭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取名秋灿芝；一个儿子，取名秋宗章。她爱孩子，可她不满足于只做母亲。她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还有更大的使命要完成。 她在《杞人忧》中写道：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幽燕烽火几时收”——北方的战火什么时候才能平息？“闻道中洋战未休”——听说中国和外国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漆室空怀忧国恨”——她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空怀着一腔忧国的悲恨。“难将巾帼易兜鍪”——可她是一个女子，不能换上战袍，不能上阵杀敌。 她恨自己是一个女子。不是因为女子低人一等，而是因为女子有太多的束缚。她想做的事，偏偏是女子不能做的。她想上战场，可女子不能当兵；她想从政，可女子不能做官；她想救国，可女子不能出头。她能做的，只有写诗。写那些没有人读的诗，写那些读了也没有人懂的诗。 三、东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中国被列强瓜分，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秋瑾听到这些消息，心如刀绞。她觉得自己不能再待在家里了，不能再做那个“贤妻良母”了。她要出去，要为国家做点事，要为这个民族的存亡尽一份力。 她开始结交革命党人。她认识了陈天华、黄兴、宋教仁、陶成章等人，读了他们写的革命书刊，接受了反清革命的思想。她知道了，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外患，还有内忧——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必须推翻；封建礼教吃人，必须打破；男女不平等，必须改变。 她决定去日本留学。 日本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也是革命党人活动最集中的地方。秋瑾想去日本学知识，学军事，学革命的经验，然后回来干一番大事业。 她的丈夫王廷钧不同意。他说：“你一个女人，去日本干什么？家里有吃有穿，你不好好过日子，折腾什么？” 秋瑾说：“国家都要亡了，还过什么日子？” 王廷钧说：“国家亡不亡，关你什么事？你是女人，国家的事不用你管。” 秋瑾冷笑一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女人，我也是匹夫。” 王廷钧无话可说。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她。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谁也拉不住。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瑾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凑足了路费，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那天，上海下着雨。 秋瑾站在船头，看着黄浦江两岸的灯火一点一点地远去，看着祖国的土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海平线下。她没有哭。她不是不伤心，而是她知道，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她一定会回来的，带着知识和经验回来，带着革命的火种回来，带着改变这个国家的决心回来。 她在船上写了一首《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万里乘风去复来”——她乘风破浪，万里远行，去了还会回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她一个人，在东海上，挟带着春天的雷声。“忍看图画移颜色”——她不忍心看着地图上的颜色被列强涂改。“肯使江山付劫灰”——她怎么肯让江山付之一炬？“浊酒不销忧国泪”——喝再多的酒，也消不了忧国的眼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救国家，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哪怕拼上十万人的头颅和鲜血，也要把乾坤挽回，把这个国家从灭亡的边缘拉回来。 这首诗写得豪气冲天，气吞山河。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女子写的。可正是这个女子，用她的生命践行了这首诗——她真的“拼将十万头颅血”，只是她拼的，是她自己的头颅。 四、在日本 到了日本后，秋瑾如鱼得水。 她进了东京的实践女学校，学习日文、算术、地理、历史等课程。她学习很用功，成绩优异，很快就掌握了日语，能够阅读日文书籍和报刊。 课余时间，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女会员。她和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人一起，创办了《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号召推翻清朝政府。 她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朋友。最要好的是陈撷芬、徐自华、吴芝瑛等几位女革命党人。她们经常聚会，一起讨论革命形势，一起策划武装起义，一起写诗明志。 秋瑾在《对酒》中写道：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不惜千金买宝刀”——她不惜花千金去买宝刀，因为她要习武，要打仗，要上战场。“貂裘换酒也堪豪”——用貂皮大衣换酒喝，也是豪迈的事。“一腔热血勤珍重”——她珍惜自己的一腔热血，可她不吝惜。“洒去犹能化碧涛”——洒出去，还能化作碧绿的波涛，去冲击这个黑暗的世界。 她在日本还学会了射击、击剑、骑马。她穿着男装，腰佩短剑，骑着高头大马，在东京的街道上飞驰。日本人看到她，都惊叹不已——“这个中国女人，真了不起！” 秋瑾很喜欢别人说她“了不起”。不是因为她虚荣，而是因为她想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差。女人可以读书，可以习武，可以革命，可以上战场，可以做任何男人能做的事。 她在《鹧鸪天》中写道：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不要说女子不是英雄，她们像龙泉宝剑一样，夜夜在壁上鸣响，随时准备出鞘，随时准备战斗。这句话，是秋瑾对自己、对天下所有女子说的。她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子也是英雄，女子也能救国。 五、回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瑾从日本回国。 她先到了上海，和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一起，组织了光复会，准备在浙江、安徽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她负责联络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力量，筹集武器弹药。 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解放。她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中国女同胞，二万万之民众，岂尽愚顽者哉？其所以不识字、不知学、不讲求学问、不讲求体育者，皆因数千年来，压制束缚，锢蔽其耳目，摧残其手足，使之不得自由，不得平等。今欲脱其压制，去其束缚，必先使之有学问，有知识，有体育，有独立之精神，有自由之思想，然后可与男子并立，可与世界争衡。” “必先使之有学问，有知识，有体育，有独立之精神，有自由之思想”——这是秋瑾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她认为，妇女解放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靠自己争取的。女人要先有学问，有知识，有体育，有独立之精神，有自由之思想，然后才能和男人平起平坐，才能和世界争高低。 《中国女报》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无数女子的心。那些女子读了秋瑾的文章，知道了自己不是天生的弱者，不是男人的附庸，不是只会生孩子的工具。她们是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应该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 秋瑾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她在大通学堂担任教习，培养革命人才。 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在绍兴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表面上是培养体育师资，实际上是训练革命党人。秋瑾在这里教学生们射击、击剑、军事理论，还教他们革命思想。她对学生说：“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你们要有勇气，有胆识，有牺牲精神。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民族的解放，我们随时准备牺牲。” 学生们都很敬重她，叫她“秋先生”。她虽然是个女子，可她的胆识和气魄，让那些男子都自愧不如。 六、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瑾和徐锡麟等人策划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 徐锡麟在安庆负责，秋瑾在绍兴负责。他们约定，7月6日同时发动。秋瑾在绍兴组织了光复军，自任统领，联络了各地的会党，筹集了武器弹药，只等起义的信号。 可事情败露了。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提前发动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占领军械所。可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惨遭杀害。他的遗体被剖腹挖心，惨不忍睹。 消息传到绍兴，秋瑾知道大势已去。可她不肯逃走。她说：“革命总要有牺牲的。今天轮到我了，我不怕。” 她的朋友们劝她赶紧离开绍兴，避避风头。可她不听。她说：“我是大通学堂的负责人，是光复军的统领。我走了，学生们怎么办？我走了，革命的火种怎么办？” 她留了下来。 7月13日，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 秋瑾正在给学生上课。听到枪声，她让学生们从后门逃走，自己一个人留在大厅里。她没有带武器，没有做任何抵抗。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卷诗稿，平静地看着冲进来的清军。 清军士兵冲进来，用枪指着她，说：“你就是秋瑾？” 秋瑾点点头，说：“是我。” 士兵们把她绑了，押往绍兴知府衙门。 在路上，秋瑾昂着头，挺着胸，没有一丝畏惧。绍兴的百姓站在路边，看着她，有的哭，有的骂，有的叹气。秋瑾看着他们，笑了笑，说：“不要哭。革命是会成功的。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七、就义 绍兴知府贵福，亲自审讯秋瑾。 贵福问她：“你为什么反？” 秋瑾说：“我不是反，我是革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配做中国的政府。我要推翻它，建立一个新中国。” 贵福又问：“你的同党是谁？” 秋瑾说：“我的同党，是四万万中国人。” 贵福大怒，命人用刑。秋瑾被打得遍体鳞伤，可她始终不肯供出任何一个同党的名字。她咬着牙，忍着痛，一声不吭。 贵福没有办法，只好向浙江巡抚张曾敭请示。张曾敭回电：“就地正法。” 7月15日凌晨，秋瑾被押往绍兴轩亭口刑场。 那天，绍兴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很急，像是老天爷在为她流泪。秋瑾走在雨中，头发湿了，衣服湿了，可她不在乎。她昂着头，挺着胸，一步一步地走向刑场。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在鉴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想起十岁那年写的《示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那时候的她，已经知道自己的心比男儿还要刚烈。 想起嫁给王廷钧的那天——她不愿意，可她别无选择。她不是不爱他，只是他们不是一类人。 想起去日本的那天——她站在船头，看着祖国的土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海平线下，暗暗发誓，一定要回来，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事。 想起创办《中国女报》——她要在文字中唤醒沉睡的女同胞，让她们知道，她们不是天生的弱者。 想起大通学堂的学生们——那些年轻人，那些革命的火种，一定会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想起自己写过的那首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她不能拼十万头颅了，她只能拼自己的头颅。可她不后悔。她愿意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一个新中国，去换取四万万同胞的觉醒。 到了刑场，监斩官问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秋瑾说：“我要写一首诗。” 她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道： “秋风秋雨愁煞人。” 写完之后，她把笔放下，昂起头，望着天空。天空灰蒙蒙的，雨还在下。她没有闭眼，也没有求饶。她就这样站着，站在雨中，站在刑场上，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枪响了。 秋瑾倒下了。她倒在了血泊中，倒在了雨水中，倒在了她深爱的土地上。 那一年，她三十二岁。 八、身后 秋瑾死后，她的遗体被她的好友吴芝瑛、徐自华等人收殓，安葬在杭州西湖边。 她的墓在西湖孤山脚下，面对西湖，背靠孤山，风景极美。墓碑上刻着“秋竞雄之墓”五个字，是她生前自己取的名字。 她的墓前，经常有人来祭拜。有她的亲人，有她的朋友，有她的学生，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花，带着酒，带着诗，带着对她的怀念和敬仰。 她的诗稿，被她的朋友们整理出版，名为《秋瑾集》。她的诗，她的词，她的文章，她的书信，都收录在其中。那些文字，是她生命的延续，是她灵魂的寄托，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别。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亲自为秋瑾题写了匾额——“巾帼英雄”。这四个字，挂在她的墓前，挂在她的故居，挂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秋瑾是个英雄，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是的，她是英雄。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女英雄。她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诗句，用鲜血浇灌了革命的花朵，用牺牲唤醒了沉睡的国民。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西湖边找到了秋瑾的墓。 墓已经修葺过了，不再是当初那个简陋的土堆。墓前有石阶，有栏杆，有花圃，有石碑。石碑上刻着她那首最著名的诗：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她的墓前，常年有人献花。有红玫瑰，有白菊花，有黄雏菊，有不知名的野花。那些花，是人们对她的怀念，是人们对她的敬仰，是人们对她的承诺——我们不会忘记你，我们会继续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会建设一个你梦想中的新中国。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秋瑾的一生活得最痛快。她像一道闪电，划破沉闷的夜空；她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沉睡的大地。她活得轰轰烈烈，死得坦坦荡荡。她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那句话——“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她是鉴湖的女儿，是绍兴的女儿，是江南的女儿，是中国的女儿。她是一朵开在乱世中的花，开得艳丽，开得决绝，开得满身是伤，可她的香气，飘了百年，还在飘。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一章完 第十二章 孤鸾：商景兰与锦囊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绍兴会稽山的松林里，落在兰亭的曲水畔，落在蕺山脚下的谢家台门中，也落在一个白发老妪的肩头。那老妪站在一座新坟前，手里拄着一根竹杖，雨水顺着竹杖滴下来，滴在泥土里，滴在墓碑上，滴在她那双早已哭干了泪的眼睛里。她已经八十一岁了，活过了明、清两朝，活过了七十六年的丧夫之痛、丧子之殇、丧女之悲，活过了山河破碎、家国沦亡。她还活着，可她已经死了。她的心，早就和那些死去的人一起，埋在了这座坟里。 她叫商景兰，字媚生，号锦囊。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会稽名门商家的女儿，抗清志士祁彪佳的妻子。她出身名门，嫁入名门，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也尝尽了人间至痛。她的丈夫祁彪佳在明亡后绝食殉国，她的四个儿子在清初的抗清斗争中相继死去，她的女儿们也一个个先她而去。她活到了八十一岁，送走了所有的亲人，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她把一生的悲苦写进了诗里，那些诗，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点光。 一、会稽名门 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商景兰出生在绍兴会稽的商家大院。 商家是会稽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科第不绝。她的父亲商周祚，是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商周祚为人刚直，为官清廉，在朝中声望极高。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请了最好的先生来家中授课。 商景兰是家中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文。父亲对她极为宠爱，常说：“此女有林下风，将来必为闺阁领袖。” 商景兰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诗经》和《离骚》。她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些古老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她开始学着写诗，写山，写水，写花，写月，写她看到的一切，写她感受到的一切。 十二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咏梅》： “冰肌玉骨绝尘埃，数点寒香雪里开。 羞与百花同艳丽，独留清气满乾坤。” 这首诗写得很有气魄。“冰肌玉骨绝尘埃”——梅花的冰肌玉骨，远离尘世的污浊。“羞与百花同艳丽”——梅花不屑与百花争艳，它只在雪中开放。“独留清气满乾坤”——它的清气，充满了天地之间。这哪里是写梅花？分明是写她自己——她要做梅花一样的人，冰清玉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她的父亲读了这首诗，叹道：“这个女儿，将来不得了。” 二、祁府佳妇 商景兰十六岁那年，嫁给了绍兴祁家的长子祁彪佳。 祁家是会稽的另一大名门，与商家门当户对。祁彪佳的父亲祁承?，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建了一座“澹生堂”藏书楼，藏书数万卷。 祁彪佳比商景兰大两岁，自幼聪慧，十七岁中举，二十一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生得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性格温和，为人正直。商景兰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两家定亲的宴会上。他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站在人群中，像一棵挺拔的竹子。她的心怦怦地跳了几下，然后低下头，不敢再看。 出嫁那天，绍兴下着雨。 商景兰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会稽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山中玩耍的情景，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知道，那些日子结束了。从今天起，她是祁家的人了，要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要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可她不怕。她相信，只要有他在身边，她什么都不怕。 花轿抬进了祁府。祁彪佳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气宇轩昂。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终于等到你了。” 商景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会稽山上的星星。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祁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商景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祁彪佳不仅是朝廷命官，还是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戏曲家。他精通诗词，擅长书法，对戏曲也有很深的研究，写过《全节记》《玉节记》等传奇剧本。他对商景兰极为尊重，把她当成自己的知音、诗友、灵魂伴侣。 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每当夜深人静，两人便在书房里相对而坐，一盏灯，两杯茶，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有时候争论不休，有时候相视而笑。 商景兰在《长相思》中记录了这段生活： “春日长，春日长，池馆无人花自香。 莺啼燕语忙。 忆檀郎，忆檀郎，共倚阑干看夕阳。 深情付锦囊。” “共倚阑干看夕阳”——他们一起靠着栏杆，看夕阳西下，看晚霞满天。那样的日子，太美了，美得像一场梦。“深情付锦囊”——她把他们的深情，写进了诗里，收进了锦囊中。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白头，持续到来世。 可她没有等到白头。 三、国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消息传到绍兴时，祁彪佳正在家中读书。他听到消息，手中的书“啪”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他愣了很久，然后缓缓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望着北方，一言不发。 商景兰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心如刀割。她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他是明朝的臣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如今君死了，国亡了，他该怎么办？ 祁彪佳被南明弘光朝廷任命为苏松巡抚，前往江南抗清。他在任上积极组织抵抗，可大势已去，清军势如破竹，江南各地纷纷沦陷。他退守杭州，可杭州也守不住了。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清军攻陷杭州。祁彪佳退回家乡绍兴。 他知道，大势已去。明朝再也回不来了。 闰六月初四，祁彪佳写了一封遗书，留给商景兰和孩子们。他在遗书中写道： “天下事不可为矣。吾受国厚恩，当以死报。汝辈善视儿女，勿以我为念。” 商景兰读了这封遗书，哭得昏了过去。她知道他要做什么，可她拦不住他。他决定了的事，谁也拦不住。 闰六月初六，祁彪佳穿好官服，戴上官帽，整理好衣冠，走向家中的水池。他站在池边，望着池中的倒影，望着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望着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明朝。他纵身一跃，跳进了池中。 等家人把他救上来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商景兰扑在他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哭他，哭自己，哭孩子们，哭这个破碎的国家，哭这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她哭了一天一夜，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 她后来在《悼亡》中写道：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公自垂千古”——他殉国而死，千古流芳。“吾犹恋一生”——可她还在留恋这一生，舍不得死。“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君臣大节固然重要，可儿女私情也是人之常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他生前的事，死后的名，都值得铭记。“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活着和死了，走的是不同的路，可他们的清白是一样的。 她没有随他去死。不是她不想，而是她不能。她还有孩子，还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还需要她。她必须活着，替他把孩子们养大，替他把祁家的香火传下去。 可活着，比死更难。 四、孤儿寡母 祁彪佳死后，商景兰一个人撑起了整个祁家。 她教孩子们读书，教他们写诗，教他们做人。她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是个英雄，为了国家而死，为了民族而亡。她要孩子们记住父亲的样子，记住父亲的志向，将来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她的四个儿子——祁理孙、祁班孙、祁季孙、祁德孙，个个聪慧，个个有才。他们读书极勤，写得一手好诗，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和志向。商景兰看着他们，心里既有欣慰，也有担忧。她怕他们太像父亲了，太刚烈了，太不懂得妥协了。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年代，太刚烈的人，活不长。 她的担忧，后来成了现实。 清初，抗清斗争此起彼伏。绍兴一带，有很多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祁家的几个儿子，都参与了这些活动。他们联络各地抗清力量，策划武装起义，试图恢复明朝。 商景兰知道这些事，可她无法阻止。她理解他们——他们是祁彪佳的儿子，身上流着祁彪佳的血，怎么可能不为国雪耻？ 可她更知道，这些事是极其危险的。清朝统治者对反清活动极为敏感，一旦发现，就是灭门之祸。 果然，祸事来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祁班孙参与的抗清组织“魏璧案”事发，他被逮捕，流放宁古塔。祁理孙受到牵连，被囚禁家中，不久郁郁而终。 商景兰听到消息，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她站在院子里，看着天空，看着那些飘过的云，觉得自己像那些云一样，飘来飘去，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她没有哭。她已经哭不出来了。她的眼泪，在丈夫死的时候已经流干了。她现在只有恨——恨清朝，恨命运，恨老天爷为什么不让她也死了算了。 可她还不能死。她还有其他的孩子，还有孙子孙女，还有祁家的香火。 她咬着牙，活了下来。 她在《寄诸儿》中写道： “家国两茫茫，哀鸿遍野伤。 孤儿犹在目，慈母已断肠。 世乱人皆贱，天寒菊自香。 愿儿如劲草，风雨莫摧折。” “家国两茫茫”——家在哪里？国在哪里？她不知道。“哀鸿遍野伤”——到处都是哀鸿，到处都是伤心。“孤儿犹在目”——孩子们还在眼前，可他们也是孤儿了。“慈母已断肠”——母亲已经断肠了。“世乱人皆贱”——世道乱了，人的命也贱了。“天寒菊自香”——天冷了，菊花还是香的。“愿儿如劲草，风雨莫摧折”——她希望孩子们像劲草一样，风雨都摧不折。 可风雨还是摧折了它们。 五、断肠 祁班孙流放宁古塔后，在冰天雪地中苦熬了几年，终于遇赦归来。可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个废人了——身体垮了，精神也垮了。他不再说话，不再写诗，不再见人。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 商景兰去看他，他也不开门。她站在门外，对他说：“儿啊，娘来看你了。你开开门，让娘看看你。” 里面没有声音。 她站了很久，站到腿都麻了，里面还是没有声音。她只好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她觉得，那扇门关上的不是房间，是她儿子的心。他的心，在宁古塔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回来的，只是一具躯壳。 没过几年，祁班孙也死了。 商景兰送走了他，像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大儿子一样。她站在他的坟前，没有哭，只是站了很久，很久。 她的女儿们，也一个个先她而去。 大女儿祁德渊，嫁给了绍兴的章家，年纪轻轻就病死了。二女儿祁德琼，嫁给了一个姓王的书生，也是早逝。三女儿祁德茝，嫁给了一个姓姜的秀才，同样英年早逝。 商景兰送走了所有的孩子。六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走得干干净净，一个也没留下。 她活到了八十一岁，活成了祁家唯一剩下的人。 她住在空荡荡的宅子里，身边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只有几个孙子孙女，还有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诗。 她在《孤鸾》中写道： “黄昏庭院，正雨打梨花，门掩梨花。 独自倚阑干，数归鸦。 年时记得，共伊人、笑语窗纱。 到如今、只有孤灯，伴我天涯。 堪嗟。 人生几何，便尘满面，鬓如霜，老去堪嗟。 把酒问嫦娥，有药驻年华。 嫦娥不语，但见云外、月影横斜。 凄凉煞、旧时王谢，燕子飞入人家。” “黄昏庭院，正雨打梨花”——黄昏时分，庭院里下着雨，雨打在梨花上，梨花落了满地。“独自倚阑干，数归鸦”——她一个人靠着栏杆，数着归巢的乌鸦。“年时记得，共伊人、笑语窗纱”——她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还和他一起在窗下说笑。“到如今、只有孤灯，伴我天涯”——如今，只有一盏孤灯，陪着她，浪迹天涯。 “凄凉煞、旧时王谢，燕子飞入人家”——最凄凉的是，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如今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祁家，曾经是绍兴的名门望族，如今只剩她一个孤老婆子了。 六、锦囊 商景兰晚年，把一生的诗稿整理成集，取名《锦囊集》。 “锦囊”二字，出自李贺的典故。李贺每天骑着毛驴出门，背着一个锦囊，想到好句子就写下来，扔进锦囊里，回家后再整理成诗。商景兰也学李贺，把写的诗都收进锦囊里。那个锦囊，是她最珍贵的东西，比任何珠宝都珍贵。 她在《锦囊集》的自序中写道： “余生不辰，幼承庭训，稍知书史。年十六，归祁氏。二十三载夫妇，恩爱甚笃。不意国变，夫子殉节，遗孤六人，茕茕在目。三十年间，丧夫丧子丧女，备尝人世之苦。惟诗词自娱，聊以遣怀。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锦囊集》。他日身殁之后，是存是毁，悉听后人。” “三十年间，丧夫丧子丧女，备尝人世之苦”——三十年，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女儿，把人间所有的苦都尝了一遍。“惟诗词自娱，聊以遣怀”——只有诗词能让她开心一点，能让她暂时忘记那些痛苦。 她的诗，写得很淡，很淡，淡到几乎没有情绪。可正是这种“淡”，让人读来更加心酸。她已经痛到了极致，痛到说不出痛了。她只能用最平淡的语言，写出最深的悲伤。 她在《秋日》中写道：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绕江南黄叶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秋来何处最消魂”——秋天来了，哪里最让人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夕阳西下，秋风吹着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从前，春天的时候，燕子在这里飞舞。“只今憔悴晚烟痕”——如今，只有晚烟的痕迹，憔悴而凄凉。“愁生陌上黄骢曲”——她听到路上传来的黄骢曲，心中生起无限哀愁。“梦绕江南黄叶村”——她的梦，绕着江南的黄叶村，绕着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莫听临风三弄笛”——不要听那风中的笛声，听了会更伤心。 七、绝笔 商景兰八十一岁那年，病倒了。 她知道，这次病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她不怕死。她等了太久了，等了五十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她躺在床上，窗外的雨细细密密地下着。她听着雨声，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十六岁那年，嫁给祁彪佳。他穿着大红的新郎服，站在门口接她，对她说：“终于等到你了。” 想起那些在书房里一起读书、写诗、赏画的夜晚。一盏灯，两杯茶，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有时候争论不休，有时候相视而笑。 想起他殉国的那天。他穿着官服，戴着官帽，走向水池，纵身一跃。她扑在他身上，哭得撕心裂肺。 想起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一个接一个，像秋天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最后只剩她一根光秃秃的树干。 想起那些诗。那些她写给丈夫的诗，写给儿子的诗，写给女儿的诗，写给她自己的诗。那些诗，是她活过的证据，是她爱过的证据，是她痛过的证据。 她忽然笑了。 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写过的那首《咏梅》——“羞与百花同艳丽，独留清气满乾坤。”她做到了。她像梅花一样，在风雪中开放，在严寒中挺立，用一生的清白，证明了祁家的风骨，证明了明末士大夫的气节。 她闭上眼睛，雨声渐渐远去，像一条河流，载着她所有的悲，缓缓地、缓缓地流走了。 那一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商景兰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八、身后 商景兰死后，她的孙子们把她的《锦囊集》刊刻出版，流传于世。 她的诗，不像李清照那样沉郁，不像朱淑真那样哀婉，不像徐灿那样悲凉。她的诗里有一种独特的东西——一种经历过至痛之后的大彻大悟，一种看破红尘之后的淡然与从容。她不哭天抢地，不怨天尤人，只是平静地、淡淡地，把她一生的悲苦写出来。 清代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评价商景兰：“商景兰诗，清丽婉转，有林下风。其《悼亡》诸作，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 “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牵挂，一个白发人对黑发人的悲恸。 可她没有被打倒。她活到了八十一岁，活成了祁家的脊梁，活成了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绍兴会稽山下找到了一座古墓。 墓已经很破败了，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几个字：“祁公……配商氏……之墓。” 那是商景兰的墓。她和祁彪佳合葬在一起，生同衾，死同穴，再也不分离。 她的墓前，有一株梅花。不知道是谁种的，也许是她的后人，也许是某个读过她诗的书生，也许只是风把种子吹到这里，自己长出来的。每到冬天，梅花开放，冰肌玉骨，清香扑鼻，像她这个人，像她这一生。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商景兰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活得太苦了，苦到让人不忍心读她的诗。可她的诗，又美得让人不得不读。那是一种苦寒中的美，一种绝境中的美，一种濒死中的美。像梅花，在最冷的时候开放，在最苦的时候散发清香。 她葬了丈夫，葬了儿子，葬了女儿，葬了所有的亲人。最后，她把自己也葬了，葬在了诗中，葬在了词里，葬在了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二章完 第十三章 红桥秋柳：张红桥与红桥遗稿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福州城外的红桥之上，落在桥下潺潺的河水中，落在桥畔那间小楼的窗棂上，也落在一个年轻女子的眉间。那女子坐在窗前，手里捏着一封书信，信纸已经被她读了很多遍，边角都起了毛。她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把信贴在胸口，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信纸上，洇开了一朵朵墨花。 她叫张红桥，本名张秀芬。 她是明初的才女，闽中奇女子。她生于中原大户，避乱南迁，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沦为歌妓。可她凭着一身才情，在闽中诗坛上赢得了“闽中十子”的瞩目，以诗为媒，与闽中十子之首林鸿谱写了一曲缠绵悱恻的爱情悲歌。她只活到二十几岁，短暂得像一场春梦。可她留下的那些诗，却像红桥下的流水，流过了六百年的时光，还在流。 一、中原旧梦 元末至正年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 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河南、安徽、山东一带，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无数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向南逃亡。逃到江南，逃到福建，逃到岭南，只要能活着，哪里都去。 张秀芬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乱世。 她本是中原大户人家的女儿，家资殷实，诗书传家。父亲是个读书人，虽然没有做官，可家中藏书甚富，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张秀芬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父亲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将来必成大器。” 可大器还没有成，战火就烧到了家门口。 元末的天下，到处是起义军，到处是官军，到处是土匪。今天这拨人来了，抢粮抢钱；明天那拨人来了，杀人放火。张秀芬的父亲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举家南迁，去南方避难。 他变卖了家产，雇了几辆马车，带着妻子、女儿和几个仆人，一路向南。从河南到湖北，从湖北到江西，从江西到福建，两千多里的路，走了将近两个月。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无数逃难的人，也遇到了无数危险。有一次，他们差点被一伙溃兵劫持，幸亏躲进了一座山中，才逃过一劫。 可他们躲过了溃兵，却没有躲过瘟疫。 张秀芬的父亲在路上染上了瘟疫，发着高烧，吃什么吐什么。马车颠颠簸簸地走着，他躺在车里，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瘦得像一把柴。张秀芬守在父亲身边，给他喂水，给他擦汗，给他讲故事，希望能让他好受一些。 可她的父亲还是死了。 死在江西到福建的路上，死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死在异乡的土地上。临死前，他握着女儿的手，说：“照顾好你娘。好好活着。” 张秀芬哭着点头，可她做不到。 她的母亲在父亲死后，悲痛欲绝，身体也垮了。她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只是哭，哭到眼睛都肿了，哭到嗓子都哑了。张秀芬劝她，她不听；骂她，她也不听。她只是哭，一直哭，哭到她自己也倒下了。 不到一个月，母亲也死了。 张秀芬成了孤儿。 那一年，她大约十一二岁。一个孤零零的小女孩，身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没有依靠，只有几个同样流离失所的仆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幸好，她还有一个姨母。 姨母早年嫁给了一个高官，做了人家的宠妾。可战乱中，夫家败落了，姨母也流落到了福建，在福州城中靠卖艺为生。她听说姐姐一家逃难南下了，便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外甥女。 姨母抱着张秀芬，哭了一场，然后对她说：“从今以后，你就跟着姨母。姨母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姨母住哪里，你就住哪里。只要有姨母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你饿着。” 张秀芬跪下来，给姨母磕了三个头。她知道，从今以后，姨母就是她唯一的亲人了。 二、红桥之西 姨母带张秀芬来到了福州。 福州是福建省会，闽江穿城而过，城中有三山两塔，风光秀丽。城中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桥身漆成红色，当地人叫它“红桥”。红桥之西，有一片民居，姨母在这里租了一间小屋，安顿下来。 姨母以卖艺为生，会弹琴，会唱曲，会写诗，也会画画。她年轻时在高官家中做妾，耳濡目染，学了不少本事。如今虽然年岁大了，可风韵犹存，在福州城中颇有名气。 张秀芬跟着姨母，学弹琴，学唱曲，学写诗，学画画。她学得极快，不到半年，就已经能独立弹奏几首古曲；不到一年，就已经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诗了。姨母惊叹不已，说：“这孩子，是天生的才女。我这点本事，不出三年，她就全学去了，到时候她就该教我了。” 张秀芬住在红桥之西，便给自己取了一个号——“红桥”。她喜欢这个号，喜欢“红桥”这两个字。桥是连接两岸的，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座桥，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苦难和希望。 可她的日子，并不好过。 姨母靠卖艺为生，收入微薄，养活两个人已经很吃力了。张秀芬稍大一些后，也开始帮着姨母卖艺。她弹琴，唱曲，写诗，画画，什么都做。她的才情和美貌很快就在福州城中传开了，人们都知道，红桥之西住着一个才女，能诗能词，能书能画，且生得花容月貌。 可她的身份，始终是尴尬的。 她不是良家女子，没有父兄庇护，没有夫家依靠，只能靠卖艺为生。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女子，被称为“歌妓”，不管她有多么高的才情，多么清白的身世，都逃不过这个标签。人们欣赏她的才华，可也在背后议论她的出身。 张红桥不在乎。她从小就知道，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她能做的，只有做好自己，写好诗，弹好琴，画好画，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化成笔下的文字。 她在《秋夜》中写道： “西风昨夜到庭梧，叶叶声声似泪珠。 独自凭栏无一事，数声砧杵送秋初。” “叶叶声声似泪珠”——风吹过梧桐叶，发出的声音像泪珠一样，一滴一滴地落下来。“独自凭栏无一事”——她一个人靠着栏杆，什么事都没有，可心里却有什么事，说不清，道不明。“数声砧杵送秋初”——远处传来捣衣的声音，告诉她秋天来了。 她写的是秋夜，写的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就像那秋夜一样，清冷，孤寂，没有尽头。 三、以诗为媒 张红桥到了婚嫁的年纪。 福州城中的豪门子弟、风流才子，纷纷托媒人来提亲。有的家资丰厚，有的才名远播，有的相貌堂堂，可张红桥一个都没有看上。她把所有的提亲都拒绝了，连正眼都不瞧一下。 姨母急了，问她：“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 张红桥说：“我要嫁的人，必须有李太白的才情。” “李太白？”姨母愣了，“那是唐朝人，早就死了。你上哪儿找去？” 张红桥笑了，说：“我不是要找李白，我是要找有李白那样才情的人。只要他的诗写得好，能让我服气，我就嫁给他。” 姨母无奈，只好由着她。 消息传出去后，福州城中的文人墨客都轰动了。一个才女，要以诗为媒，谁能打动她的心，她就嫁给谁。这简直是天下最浪漫的事。于是，“闽中十子”纷纷登场了。 “闽中十子”是明初福建最有名的十位诗人，包括林鸿、高棅、王恭、王偁、陈亮、唐泰、郑定、王褒、黄玄、周玄。他们以林鸿为首，倡导唐诗，反对宋诗的理趣，在明代诗坛上影响很大。 最早向张红桥投诗的是王恭。 王恭是闽县人，字安中，号皆山樵者。他是“闽中十子”之一，诗名甚高。他写了一首七绝，托人送到张红桥的案头： “重帘穴见日昏黄，络纬啼来也断肠。 几度寄书君不答，空将红泪湿罗裳。” 这首诗写得情意绵绵，可张红桥读了，只是淡淡一笑，说：“诗是好诗，可我不喜欢。”她把诗笺放在一边，没有回复。 接着，王偁也来了。王偁是永福人，字孟扬，也是“闽中十子”之一。他写了一首《投赠张红桥》： “银屏桂殿露香飘，此去蓬山路不遥。 濯濯泥人春月柳，东风吹不上红桥。” 这首诗写得清丽婉转，可张红桥读了，还是不满意。她摇摇头，说：“还不够。” 她又拒绝了。 其他几位才子也陆续投诗，可张红桥一个都没有看上。她的门槛太高了，高到让那些自负才情的人都望而却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不会看上任何人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林鸿。 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是“闽中十子”之首，也是明代闽中诗派的领袖。他年轻时以人才被推荐，授将乐县学训导，官至礼部员外郎。可他性格落拓，不善于做官，不到四十岁就辞官归隐，专心写诗。 林鸿的诗，学盛唐，尤擅七言。他的诗风雄浑豪放，有李白、杜甫之风。同代人评价他“始窥陈拾遗之阃奥”，意思是他的诗已经进入了陈子昂的境界。 林鸿听说了张红桥以诗为媒的事，也写了一首诗，托邻居老妇转交给她： “桂殿焚香酒半醒，露华如水点银屏。 含情欲诉心中事，羞见牵牛织女星。” 这首诗写得含蓄隽永，既有情意，又不轻浮。张红桥读了，心头一动，拿着那张诗笺，看了很久很久。她翻来覆去地读，读到每一个字都刻进了心里。 她提起笔，回了一首诗： “梨花寂寂斗婵娟，银汉斜临绣户前。 自爱焚香闲把卷，春来无梦到青天。” “梨花寂寂斗婵娟”——梨花在月光下静静地开着，与月亮比美。“银汉斜临绣户前”——银河斜斜地照在她的窗前。“自爱焚香闲把卷”——她喜欢焚起一炉香，悠闲地读书。“春来无梦到青天”——春天来了，她没有做什么大梦，只想过平静的日子。 她回这首诗，意思很清楚：她接受了他的心意。她愿意和他在一起，过平静的日子，读书，写诗，焚香，赏月。不需要荣华富贵，不需要功名利禄，只要有诗，有他，就够了。 林鸿收到回诗，喜出望外。他立刻托媒人去提亲，两家很快就定了下来。 张红桥就这样，以诗为媒，嫁给了林鸿。 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等到了她要等的人——不是李太白，而是一个有李白那样才情的人。他叫林鸿，是“闽中十子”之首，是她这一生最爱的男人。 四、红桥唱和 张红桥嫁给了林鸿，可她没有住进林家的宅子，而是住在红桥之西自己的小楼里。她甘居外室，不与林家的正妻争宠，不掺和林家的家务事。她要的，只是和他的爱情，和他的诗，和他的陪伴。 林鸿对她很好。他经常来红桥看她，陪她读书，陪她写诗，陪她赏花赏月。他们在一起，有无穷无尽的话要说，有无穷无尽的诗要写。他们唱和往还，诗词盈箧，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 有一次，林鸿夜至红桥，两人相见，欣喜不已。张红桥写了一首《子羽夜至红桥》： “桥外千花照碧空，美人遥隔水云东。 一声宝马嘶明月，万里金戈起大风。 雪压关山愁远道，云横江汉恨飘蓬。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向苍苍问四公。” “桥外千花照碧空”——红桥之外，千花盛开，映照着碧蓝的天空。“美人遥隔水云东”——她的心上人，隔着水云，在东边。“一声宝马嘶明月”——月光下，宝马嘶鸣，他来了。“万里金戈起大风”——可她的心里，还有万里金戈、大风吹起的忧虑。“可怜夜半虚前席”——她夜半等着他，可等来的，是相聚的欢喜，也是离别的预兆。 林鸿也回了一首诗： “记得红桥旧冶游，少年曾此系兰舟。 而今重到红桥畔，只有青山似旧时。” “记得红桥旧冶游”——他记得从前在红桥游冶的情景。“少年曾此系兰舟”——那时候他还年轻，在这里系过小船。“而今重到红桥畔”——如今他重到红桥畔，一切都不一样了。“只有青山似旧时”——只有青山还是从前的样子，山还在，水还在，可人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 他写的是红桥，也是他们的爱情。爱情是美好的，可美好总是短暂的。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可他们都不愿意去想。他们只想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刻，活在彼此的怀抱里。 张红桥还写过一首《红桥答诗》： “梨花寂寂斗婵娟，银汉斜临绣户前。 自爱焚香闲把卷，春来无梦到青天。” 这是她第一次回赠林鸿的那首诗，也是她诗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诗中有她的清高，她的自爱，她的淡泊。她不羡慕荣华富贵，不羡慕功名利禄，只想和他在一起，焚香读书，闲度岁月。 可岁月不肯让他们闲度。 五、金陵之行 美好的日子，只过了一年。 一年后，林鸿收到了一封旧日岳家从京城捎来的信，让他去金陵（南京）重谋官职。林鸿闲居经年，虽有张红桥的柔情相伴，可毕竟不能满足他男儿当立业的志向。机会降临了，他不能错过。 临行前，林鸿来红桥辞别。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张红桥站在红桥上，看着河水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条银色的丝带。林鸿站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我去金陵，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一定回来。你等我。” 张红桥点点头，说：“我等你。不管多久。” 林鸿吻了吻她的额头，转身走了。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河面上的月光。他想，他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可他没有回来。 林鸿走后，张红桥一个人住在红桥的小楼里，日复一日地等他。 她每天都要去红桥上站一会儿，望着他离去的方向，望着那条他走过的路。她盼着邮差从路上走来，盼着他手里拿着林鸿的信。可信来得很少，很久才来一封。林鸿在信里说，金陵的事很多，很忙，他需要时间处理。他说他很好，让她不要担心。他说他想她，很想很想。 张红桥每次收到信，都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信纸都皱了，读到字迹都模糊了。她回信说，她也好好的，让他不要挂念。她说红桥的桃花开了，又谢了；河水涨了，又落了；月亮圆了，又缺了。她说她每天都在等他的消息，等他的归来。 可她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悄悄地说：他不会回来了。 她知道，他有妻子，有家业，有前程。她只是一个外室，一个歌妓出身的女子，一个不能在正式场合露面的妾。他不可能为了她放弃一切，不可能为了她抛妻弃子，不可能为了她回到这个小小的红桥。 她明白这些道理，可她还是放不下。 她在《遗林鸿》中写道： “一南一北似飘蓬，妾意君心恨不同。 他日归来也无益，不如留取伴青松。” “一南一北似飘蓬”——他在北，她在南，像两棵飘蓬，被风吹散了。“妾意君心恨不同”——她的心意和她的心，恨不能相同。“他日归来也无益”——他日后即使回来了，也没有用了。“不如留取伴青松”——不如让她一个人，陪着青松，度过余生。 她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已经绝望了。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可她还在等他。她骗自己说，也许明天他就回来了，也许后天，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她用一个又一个的“也许”，骗自己活了一天又一天。 可“也许”终究不是真的。 六、感念成疾 林鸿在金陵待了一年又一年。 张红桥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她吃得越来越少，睡得越来越差，脸色越来越苍白，眼窝越来越深。她不再弹琴，不再画画，甚至不再写诗。她唯一做的事，就是坐在窗前，看着红桥的方向，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的姨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姨母劝她：“别等了，他不会回来了。你还年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张红桥摇摇头，说：“不嫁了。这辈子，只嫁他一个。” 姨母说：“可他不会回来了。” 张红桥说：“我知道。可我不等他，还能做什么呢？” 她不是不知道他不会回来。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可她没有办法。她的心已经被他带走了，留在这里的，只是一具空壳。她没有心，就没有办法爱别人，没有办法过别的日子，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她只能等，等到心死了，等到人死了，等到一切都结束了。 她在《念奴娇》中写道： “新愁旧恨，一时都上眉梢。 满眼凄凉，只愁今夜，月明人静。 多少旧欢新爱，尽付与、东风吹醒。 休更说、从前好梦，只今谁省。” “新愁旧恨，一时都上眉梢”——新的愁，旧的恨，一下子都涌上了眉梢。“满眼凄凉，只愁今夜，月明人静”——满眼都是凄凉，她只担心今夜，月明人静的时候，她该怎么熬过去。“多少旧欢新爱，尽付与、东风吹醒”——多少旧日的欢乐、新近的爱恋，都交给东风，吹醒了，吹散了。“休更说、从前好梦，只今谁省”——不要再提从前的好梦了，如今谁还记得呢？ 她写的是自己的心，也是天下所有痴情女子的心。爱一个人，爱到忘了自己；等一个人，等到心都碎了。可她还是爱，还是等。不是因为她傻，而是因为她不能不爱，不能不等。爱情不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宿命。她逃不掉，也躲不开。 林鸿从金陵寄回了一些诗词，想慰藉她的心，可都无济于事。那些诗词太远了，太冷了，太无力了。她需要的是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句“我回来了”。可她等来的，只有纸上的字，只有墨迹未干的句子，只有那些看得见摸不着的安慰。 她独坐小楼，居常郁郁无聊。她不再下楼，不再出门，不再见任何人。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一只受伤的鸟，把自己藏在巢里，等着伤口愈合，或者等着死亡来临。 她的伤口没有愈合。死亡先来了。 七、红桥遗稿 林鸿离开后的第三年，张红桥病倒了。 她的病，是相思病，也是心碎病。医生说她气血两亏，五脏俱损，需要好好调养。可她知道，调养没有用。她的病不在身体，在心里。心碎了，吃什么药都补不回来。 她躺在床上，窗外的雨细细密密地下着。她听着雨声，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父母带她从河南逃难到福建。父亲死在路上，母亲也死在路上。她成了一个孤儿，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想起姨母收留了她，教她弹琴、唱曲、写诗、画画。姨母说，这孩子是天生的才女。可她宁愿不是才女，宁愿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有父母疼爱，有丈夫依靠，有儿女绕膝。 想起那些向提亲的豪门子弟、风流才子。王恭，王偁，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人。他们的诗都写得很好，可她都不喜欢。她只要一个人——林鸿。 想起林鸿的那首诗：“桂殿焚香酒半醒，露华如水点银屏。”她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心头一动，知道这个人就是她要等的人。她回了诗，他来了，他们在一起了。那一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想起他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他站在红桥上，握着她的手，说：“等我。我一定会回来。”她点点头，说：“我等你。不管多久。” 可他没有回来。 她等了他三年，等来了病，等来了老，等来了死。 她没有哭。她的眼泪，在等他的那些日子里已经流干了。她现在只有平静，一种濒死之前的、大彻大悟的平静。 她叫来姨母，对她说：“姨母，我快不行了。我死后，把我写的诗稿整理一下，留个念想。” 姨母哭着说：“你不会死的，你还这么年轻。” 张红桥笑了笑，说：“我这一生，值了。我活了二十几年，爱过一个人，写过一些诗，够了。” 姨母问她：“要不要给林鸿写封信，告诉他你的情况？” 张红桥摇摇头，说：“不用了。他在金陵忙他的事，不要打扰他了。” 她不想打扰他。她知道，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前程，新的希望。她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不想让他内疚，不想让他为难。她只想悄悄地走，悄悄地消失，像一滴雨落在河里，无声无息，不留痕迹。 可她留下的那些诗，还是有痕迹的。 那一年，张红桥病逝于红桥之西的小楼中，年仅二十余岁。 她的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也许是春天，也许是秋天，也许是冬天。也许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也许是在一个晴朗的清晨。史料上没有记载，她身边的人也没有记录。她死得悄无声息，像一片落叶，从树上飘下来，落在泥土里，很快就腐烂了，消失了，没有人记得。 可她的诗，被人记得。 她的诗稿被整理成集，取名《红桥遗稿》。《明诗百卅家集》载其诗十二首，《福建通志》也有著录。她的诗虽然不多，可每一首都写得极好，清丽婉转，哀而不伤，有一种让人读了就忘不掉的魅力。 八、遗响 林鸿是什么时候知道张红桥死讯的，没有人知道。 史料上只记载说，“鸿游金陵，张感念成疾卒”。寥寥几个字，像一块石头，沉在时间的河底，再也捞不起来了。 有人说，林鸿得知张红桥死讯后，悲痛欲绝，写了一首悼亡诗。可那首诗没有流传下来，谁也不知道写了什么。也许他写了，也许他没有写。也许他写了，可后人觉得不够好，没有收录。也许他写了，可他自己把它烧了，不想让人看到他的悲伤。 不管怎样，林鸿后来再也没有娶过别的女人。他辞官归隐，在家乡福清度过晚年。他活了大约六十岁，死后葬在福清的山中。他的墓前，也许有一株梅花，也许有一棵松树，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只有雨，只有那些他写过的诗，和张红桥写给他的诗，在时间的长河里，遥遥相望。 清代诗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收录了张红桥的诗，并作了小传。他在小传中写道： “张红桥，闽县良家女也。居于红桥之西，因以自号红桥。聪敏善属文，豪右争欲委禽，红桥不可，语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于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为媒。邑子王恭、王偁，皆投诗，红桥独称林子羽诗为善，遂委身焉。鸿游金陵，红桥感念成疾，卒。” “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她想嫁给有李白那样才情的人。她找到了，那个人是林鸿。可她没有等到白头，没有等到偕老，只等到了相思，等到了病，等到了死。 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在《遗林鸿》中写过这样一句：“他日归来也无益，不如留取伴青松。”她知道他回不来了，所以她选择一个人，陪着青松，度过余生。可她的余生太短了，短到来不及看青松长大，短到来不及等他回来。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福州城外找到了那座红桥。 桥还在，可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桥身的红漆已经剥落，露出灰白色的石头。桥下的河水还在流，可已经不是从前的河水了。桥畔的小楼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几块残砖，几片碎瓦，几株野草。 可张红桥的诗还在。 她的诗被收录在各种选本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传诵、感动。她的名字，被记录在《列朝诗集》《明诗百卅家集》《福建通志》《名媛诗话》等书中，被后人铭记。 她在《念奴娇》中写过这样一句： “多少旧欢新爱，尽付与、东风吹醒。” 旧欢新爱，都被东风吹醒了，吹散了。可她的诗，没有被吹散。它们像红桥下的河水，流过了六百年的时光，还在流。它们像桥畔的那株梅花，在每一个冬天开放，在每一个春天凋谢，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永远不死。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张红桥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林鸿回来，没有等到洞房花烛，没有等到白头偕老。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六百年的雨，落在福州的红桥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乱世中的花，开得短暂，开得用力，开得满身是伤，可她的香气，飘了六百年，还在飘。 她说过：“自爱焚香闲把卷，春来无梦到青天。”她只想焚香读书，闲度岁月，不想做什么大梦。可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大梦。一个关于爱情、关于诗歌、关于等待、关于死亡的梦。 梦醒了，人走了，诗还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三章完 第十四章 返生香：叶小鸾与疏香阁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苏州吴江的莺脰湖畔，落在叶家埭的老宅屋顶，落在疏香阁的窗前那株腊梅上，也落在一个少女的坟头。那少女只活了十六年，短得来不及看尽江南的四季，短得来不及写完她心中的诗。可她留下的那些句子，却像腊梅的香气，在寒冷的冬夜里，幽幽地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叫叶小鸾，字琼章，一字瑶期。 她是明末江南才女，叶绍袁、沈宜修的幼女。她生于诗书世家，长于姐妹群中，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琴理。她美如天仙，才似谪仙，却在出嫁前五日，忽然病逝，年仅十六岁。她的死，被传为“返生香”的奇闻，有人说她是仙女下凡，尘缘已尽，重返天上。她的父母、姐妹、亲友，为她写下了无数悼亡诗文，汇成一部《返生香》，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悼亡篇章之一。 一、叶家埭 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叶小鸾出生在苏州吴江的叶家埭。 叶家是吴江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她的父亲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是天启五年的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他的才学出众，为人正直，在朝中颇有名望。可他不喜欢做官，做了几年便辞官归隐，回到吴江老家，读书写诗，教养儿女。 她的母亲沈宜修，字宛君，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沈璟的侄女，也是吴江有名的才女。沈宜修工诗词，善书法，一生写了很多诗，著有《鹂吹集》。她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 叶家子女众多，叶绍袁和沈宜修生了五女三男，个个聪慧，个个有才。大女儿叶纨纨，字昭齐，工诗词，著有《愁言》。二女儿叶小纨，字蕙绸，工戏曲，著有杂剧《鸳鸯梦》。三女儿叶小鸾，字琼章，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位。四女儿叶小繁，字千璎，也工诗词。三个儿子叶世佺、叶世偁、叶世儁，也都是读书种子。 叶家埭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前有庭园，后有竹林，园中种着各种花木。有一间小楼，名叫“疏香阁”，是叶小鸾读书、写诗、弹琴的地方。阁前种着一株腊梅，每到冬天，梅花开放，清香满阁。叶小鸾最喜欢这株腊梅，常在花下读书写诗，一坐就是半天。 叶小鸾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四岁能诵《三字经》《百家姓》，六岁能作简单的五言诗，八岁能写小楷，十岁能画兰竹。母亲沈宜修常对父亲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最聪明的。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将来必中进士。” 叶绍袁说：“女孩儿怎么了？女孩儿也能写诗，也能传世。李清照不是女孩儿吗？” 沈宜修笑了，说：“也是。只要她开心，做什么都好。” 叶小鸾不仅聪明，而且生得极美。据她母亲在《季女琼章传》中记载，她“修短合度，秾纤得中，眉目如画，肌肤如雪”。也就是说，她的身材高矮适中，胖瘦合度，眉目像画中的人一样，皮肤像雪一样白。她的美，不是那种浓艳的美，而是一种清冷的美，像月光下的梅花，幽香暗送，却让人不敢亲近。 她十一二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吴江。人们都说，叶家的三女儿，是个天上的人物，不是凡间该有的。 二、疏香阁 叶小鸾最喜欢的地方，是疏香阁。 疏香阁不大，只有两间。一间是书房，一间是卧室。书房里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几卷她正在读的书。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兰竹，还有她写的字。她写的是小楷，笔画娟秀，一丝不苟，像她这个人一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卧室里有一张床，床上挂着淡青色的帐子，帐子上绣着几枝梅花。床头放着一把琴，是她心爱之物。她每天都要弹一会儿琴，弹得最多的曲子是《梅花三弄》和《平沙落雁》。她弹琴的时候，整个人都沉浸在音乐里，眼睛半闭着，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拂过，像风吹过水面，留下涟漪。 她的姐姐们常来疏香阁找她。大姐叶纨纨喜欢和她讨论诗词，二姐叶小纨喜欢和她一起画画。三个姐妹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诗，画不完的画。叶小鸾虽然年纪最小，可才情最高，姐姐们常常向她请教。她不骄不躁，总是耐心地讲解，把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话说出来。 她十二岁那年春天，姐妹三人在疏香阁赏梅。阁前的腊梅已经开到了尾声，花瓣有些蔫了，可香气还在。叶纨纨说：“我们来写梅花诗吧，每人写一首。”叶小纨和叶小鸾都答应了。 叶纨纨先写： “梅花开尽雪初晴，春色三分已二分。 寄语东君好护惜，莫教风雨损芳魂。” 叶小纨接着写：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叶小鸾最后写：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 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叶纨纨读了，叹道：“琼章写的最好。‘冷淡未知人世味’，她小小年纪，怎么知道人世的味道呢？” 叶小纨说：“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不想知道。她不想沾染人世的味道，只想做梅花，清清爽爽地活着。” 叶小鸾笑了，说：“姐姐们说得都对，也不全对。我只是觉得，梅花开在冬天，不和百花争艳，挺好的。我也想做梅花，在雪里开，在风里开，开给自己看，不是给别人看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不是天真的光，而是通透的光。她好像已经看透了一切，看透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看透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她才十二岁，可她比很多大人还要明白。 三、姐妹 叶小鸾和姐姐们的感情极深。 大姐叶纨纨，比她大十三岁，像半个母亲。叶纨纨嫁给了袁家，可常回娘家住。每次回来，都要带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给妹妹们。她最疼的是叶小鸾，常说：“琼章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宝贝，谁也不能欺负她。” 二姐叶小纨，比她大八岁，是她的玩伴。叶小纨喜欢画画，叶小鸾也喜欢画画，两人经常一起临摹古画，一起研究画法。叶小纨画兰，叶小鸾画竹，合在一起，便是一幅“兰竹图”。她们画了很多这样的画，送给亲友，也留给自己。 叶小鸾还有一个妹叶小繁，比她小三岁。叶小繁也喜欢读书写诗，可不像姐姐那样有天分。她常常拿着自己的诗来请叶小鸾改，叶小鸾从不嫌弃，总是认真地读，认真地改，认真地讲解。 叶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叶绍袁和沈宜修把家经营得像一个小型的文学社团，每个人都写诗，每个人都画画，每个人都弹琴。他们在一起，不是世俗的父子、母女、姐妹，而是诗友、画友、琴友。这样的家庭，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叶小鸾在《春日闲居》中写道： “小窗闲坐对炉熏，帘外东风卷白云。 燕子未归春寂寂，杏花零落雨纷纷。 诗成自写乌丝阑，酒熟还斟绿蚁醺。 最是令人堪爱处，一家骨肉总能文。” “一家骨肉总能文”——这一家子，父母姐妹，人人能文，人人能诗。这是叶小鸾最骄傲的事，也是她最珍惜的事。她觉得，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是上天对她最大的恩赐。她不需要荣华富贵，不需要功名利禄，只要有父母姐妹的陪伴，只要有诗书画琴的陪伴，就足够了。 可上天给她的恩赐，也是上天收回得最快的。 四、诗谶 叶小鸾的诗，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 她写的不是悲凉的内容，可读起来，就是让人心里发酸。那种悲凉不是从内容来的，是从骨子里来的，是从她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来的。她太敏感了，敏感得像一根琴弦，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声音。那声音很美，也很痛。 她十三岁那年秋天，写了一首《秋夜》： “秋色满庭除，萧萧木叶初。 月明人语静，风细雁行疏。 露重沾罗袖，香消冷玉梳。 可怜今夜梦，应绕碧梧居。” “露重沾罗袖，香消冷玉梳”——露水重了，打湿了她的衣袖；香气消了，玉梳也冷了。她写的不是大喜大悲的事，只是秋天的寻常景致，可就是让人读了觉得冷，觉得空，觉得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失去。 她的母亲沈宜修读了这首诗，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她对丈夫说：“琼章的诗，总是太悲了。小小年纪，不该写这样的诗。” 叶绍袁说：“诗由心生，她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你不要多虑。” 可沈宜修还是不安。她觉得女儿的诗里有一种不祥的气息，像是在预示什么。她说不清是什么，只是觉得害怕。 叶小鸾十四岁那年，写了一首《咏梅》： “孤根自是耐岁寒，冰玉为魂铁作肝。 雪后园林春意少，月中庭院夜香寒。 懒随桃李争颜色，羞向东风诉肺肝。 一自林逋去后久，至今谁与共盘桓。” “冰玉为魂铁作肝”——她的魂是冰做的，肝是铁做的。冰玉是冷的，铁是硬的。她把自己写得太冷了，太硬了，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倒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僧。“一自林逋去后久，至今谁与共盘桓”——林逋是宋代隐士，以“梅妻鹤子”闻名。林逋死后，谁还能和梅花做朋友呢？她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在问，这个世界上，谁还能懂她？谁还能和她做朋友？ 她不是在哀叹，她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她是孤独的，从骨子里孤独。即使身边有父母、姐妹、亲友，她还是孤独。那种孤独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心。她太清醒了，清醒到能看到生命的尽头；她太敏感了，敏感到能感受到每一丝风、每一滴雨、每一片落叶的悲喜。 这样的孩子，老天爷是不忍心让她在人间待太久的。 五、许嫁 叶小鸾十五岁那年，父亲叶绍袁为她定了一门亲事。 男方叫张立平，字幼文，是昆山张家的大公子。张家也是书香门第，张立平的父亲张鲁唯，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官至福建参议。两家门当户对，才貌相当，是再好不过的姻缘。 叶小鸾知道这件事后，没有说什么。她不像其他女子那样，对婚事充满期待或恐惧。她只是平静地接受，好像这不过是人生中一件必须做的事，做完就算了。 可她的心里，有没有期待？有没有恐惧？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把自己的心藏得很深，深到连最亲近的姐姐们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定亲之后，叶小鸾开始准备嫁妆。她绣了很多东西——枕套、被面、手帕、荷包。她绣工极好，绣的花像真的一样，绣的鸟像要飞起来。可她绣的时候，常常发呆，手里拿着针线，眼睛望着窗外，一望就是半天。 她的母亲问她：“在想什么？”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 她确实没什么。她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她就要嫁人了，就要离开疏香阁，离开父母姐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个陌生的人过一辈子。她不怕，可她不舍。 她在《临嫁前》中写道： “梳妆临镜暗伤神，回首家园泪满巾。 此去不知何日返，空将心事托芳春。” “梳妆临镜暗伤神”——她对着镜子梳妆，心里暗暗伤神。“回首家园泪满巾”——回头看看家园，眼泪湿透了手巾。“此去不知何日返”——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空将心事托芳春”——只能把心事托付给春天的花朵，让它们替她记着，记着她曾经在这里住过，记着她曾经在这里笑过、哭过、写过诗。 她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预感——她可能回不来了。不是因为她不想回来，而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她说不清为什么知道，就是知道。就像梅花知道冬天什么时候来一样，她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 六、归天 崇祯五年（1632年），叶小鸾十六岁。 婚期定在十月十六日。从夏天开始，全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做嫁衣的，打嫁妆的，请喜酒的，发请帖的，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只有叶小鸾，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在疏香阁读书写诗，弹琴画画，好像结婚的不是她，是别人。 十月十五日，婚礼的前一天。 叶小鸾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她有些发热，有些咳嗽，有些头晕。她以为是着凉了，没有在意，喝了一碗姜汤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她起不来了。 她发着高烧，脸色通红，嘴唇干裂，眼睛半睁半闭，意识模糊。家人请来了医生，医生看了，说是伤寒，开了一剂药。可药灌下去，烧不退，反而更高了。 婚礼取消了。张家的花轿停在门口，又原路返回了。亲戚朋友们来了，又走了。叶家埭从一片喜庆变成了一片愁云惨雾。 叶小鸾躺在床上，窗外的雨细细密密地下着。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很急，像是在催她上路。 她的母亲沈宜修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她的父亲叶绍袁站在门口，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姐姐们轮流来看她，每一个都哭红了眼睛。只有她自己，平静得像一潭水。 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母亲，说：“娘，不要哭。我走了，会回来的。” 沈宜修哭着问：“你去哪里？” 叶小鸾说：“回天上。我本不是这里的人，我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来走一遭。现在时候到了，该回去了。” 沈宜修以为她在说胡话，哭得更厉害了。 叶小鸾又看了看姐姐们，说：“姐姐们，不要伤心。我写的那些诗，你们帮我收好。将来印出来，留个念想。” 叶纨纨哭着点头，说不出话来。 叶小鸾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她的呼吸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像一根细细的丝线，风一吹就断了。 十月十六日，婚礼的那一天，叶小鸾病逝于疏香阁，年仅十六岁。 她死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像是在做一个好梦。她的身边，放着那把她最喜欢的琴，还有她刚刚写完的一首诗。那首诗没有题目，只有四句： “身似浮云心似灰，任他花落与花开。 从今若许闲乘月，半夜骑鲸海上回。” “身似浮云心似灰”——她的身体像浮云一样，飘来飘去；她的心像死灰一样，没有波澜。“任他花落与花开”——管它花落还是花开，都与她无关了。“从今若许闲乘月”——如果以后可以趁着月色悠闲地出行。“半夜骑鲸海上回”——她要在半夜骑着鲸鱼，从海上回来。 她回来了吗？没有人知道。也许她回来了，在某个下雨的夜晚，悄悄地回到疏香阁，坐在窗前，看着那株腊梅，弹一曲《梅花三弄》，然后在黎明之前，悄悄地离开。 七、返生香 叶小鸾死后，叶家的天塌了。 她的母亲沈宜修哭得几乎昏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守在她的灵前，一遍一遍地叫着她的名字：“琼章，琼章，你回来，你回来啊……”可她不回来了。她永远地走了。 她的父亲叶绍袁，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写了一篇长长的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写道： “琼章，余季女也。生而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琴理。年十六，许字张氏。将嫁而卒。呜呼！天夺吾女，何其酷也！余尝闻佛家言，人有夙根，或仙或佛，皆由前定。琼章之才之美，岂尘世所能有？其殆仙乎？其殆佛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其诗其文，皆足以传世。余不忍其湮没，故辑为《返生香》，以遗后人。” “其殆仙乎？其殆佛乎？”——她是仙女吗？是佛吗？叶绍袁不知道，可他宁愿相信她是。只有这样，他才能接受女儿的死——她不是死了，是回去了，回到天上，回到她来的地方。 沈宜修为女儿写了一篇《季女琼章传》，详细记述了叶小鸾的生平。她在文中写道： “琼章性高洁，不喜尘事。每于花晨月夕，焚香独坐，或弹琴，或赋诗，或临帖，或作画，怡然自得。与人言，温婉可亲；遇事，明决果断。年十六，病不起。临终，神色不乱，含笑而逝。呜呼！吾女非寻常人也，其天上之谪仙乎？不然，何生而如是之慧，死而如是之安也？” “其天上之谪仙乎？”——她是天上被贬下凡的仙人吗？沈宜袁也这样问。她没有答案，可她愿意相信。因为只有这样，她的心才能得到一点安慰。 叶小鸾的姐姐们，也为她写了很多悼亡诗。 大姐叶纨纨在《哭琼章妹》中写道： “一自瑶台去不回，人间天上两徘徊。 伤心最是疏香阁，冷雨凄风夜夜来。” “一自瑶台去不回”——自从她去了瑶台（仙境），就再也没有回来。“人间天上两徘徊”——人间和天上，两处徘徊。“伤心最是疏香阁”——最伤心的是疏香阁，她住过的地方。“冷雨凄风夜夜来”——冷雨凄风，夜夜都来。 叶纨纨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在滴血。她和妹妹感情最深，妹妹的死，对她打击最大。不到两年，叶纨纨也因悲痛过度，郁郁而终，年仅二十三岁。 二姐叶小纨在《哭琼章妹》中写道： “冰玉为魂雪作肤，人间哪得此仙姝？ 一朝跨鹤归蓬岛，留得清名满五湖。” “冰玉为魂雪作肤”——她的魂是冰玉做的，皮肤是雪做的。“人间哪得此仙姝？”——人间哪里有这样的仙女？“一朝跨鹤归蓬岛”——有一天她骑着仙鹤回了蓬莱仙岛。“留得清名满五湖”——只留下清白的名字，传遍了五湖四海。 叶小纨写这首诗的时候，没有哭。她把眼泪咽进了肚子里，因为她知道，哭是没有用的。妹妹不会回来了，她只能把思念写进诗里，让诗替她哭，让诗替她痛。 叶绍袁把女儿们的诗稿整理成集，取名为《返生香》。 “返生香”三个字，出自一个传说。传说有一种香，点燃之后，可以让死人复活。叶绍袁希望他的女儿也能复活，哪怕只在诗里复活，哪怕只在读者的心里复活。 《返生香》收录了叶小鸾的诗词、书信、日记等，共一百多篇。她的诗虽然不多，可每一首都写得极好，清丽婉转，哀而不伤，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气。那种灵气不是学来的，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 八、身后 叶小鸾死后，她的故事在江南流传开来。 人们说，她是仙女下凡。她在天上的名字叫“琼章仙子”，因为犯了天条，被贬到人间。她在人间住了十六年，完成了使命，又回到了天上。她的死，不是死，是“返生”——返回天上，重获新生。 有人说，在她死后的第三天夜里，有人看到疏香阁的窗子里透出灯光，听到里面传来琴声。那琴声悠扬婉转，像《梅花三弄》，又像《平沙落雁》。人们趴在窗户上看，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人，没有灯，只有那株腊梅，在月光下静静地开着，散发着幽幽的香气。 也有人说，在她死后的第七天夜里，她的父亲叶绍袁梦见她穿着白色的衣裙，站在疏香阁的窗前，手里拿着一卷诗稿，对着他笑。他问她：“琼章，你在天上过得好吗？”她点点头，说：“好。这里没有病，没有痛，没有离别。爹爹不要挂念。”然后她就消失了，像一缕烟，被风吹散了。 叶绍袁从梦中醒来，泪流满面。他知道，女儿真的走了，去了一个没有病痛、没有离别的地方。他应该为她高兴，可他高兴不起来。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失去了最心爱的女儿的父亲。他不是圣人，他做不到不悲伤。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虞初新志》中收录了叶小鸾的故事，并评论道： “叶小鸾，明季才女也。年十六，未嫁而卒。其诗词清丽婉转，有林下风。其死也，人皆惜之。然以余观之，天之生小鸾，非欲其久居人间也，特欲以一缕幽香，留于后世耳。小鸾之诗，即小鸾之魂也。魂在，则小鸾在。虽死何憾？” “小鸾之诗，即小鸾之魂也。魂在，则小鸾在。虽死何憾？”——小鸾的诗，就是小鸾的魂。魂在，小鸾就在。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张潮说得对。小鸾的诗在，小鸾就在。八百年后，我们读她的诗，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感受到她的才情，感受到她的灵气。她没有死，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九、疏香阁的腊梅 很多年后，有人在吴江叶家埭找到了一座破败的老宅。 宅子已经荒废了，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墙壁上的石灰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间小楼还在，虽然破旧，可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 小楼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字：“疏香阁。”字迹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辨认出来。 阁前有一株腊梅，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个院子。 那株腊梅，是叶小鸾亲手种的。 她种下它的时候，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每天给它浇水，给它施肥，给它修剪枝叶。她对它说话，给它读诗，弹琴给它听。她把它当成朋友，一个不会说话、可什么都能听懂的朋友。 她死后，腊梅每年都开花。开得比别处的腊梅都早，谢得比别处的腊梅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少女身上的香气，若有若无，却久久不散。 有人说，那是叶小鸾的魂，附在了腊梅上。每年冬天，她都要回来看看，看看疏香阁，看看她的家，看看那些她爱过的人。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叶小鸾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出嫁的那一天，没有等到洞房花烛，没有等到白头偕老。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落在疏香阁的屋顶上，落在腊梅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腊梅，在最寒冷的冬天开放，在最寂静的夜里吐香。她开得不张扬，不热烈，只是幽幽地、淡淡地，把一缕清香送到人间。那缕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在《返生香》中写过这样一句： “从今若许闲乘月，半夜骑鲸海上回。” 她骑着鲸鱼，从海上回来了。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在每一个有梅花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回来了，从未离开。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四章完 第十五章一别经年未得归王端淑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杭州吴山的城隍阁上，落在西湖的孤山脚下，落在钱塘江的潮声里，也落在一个白发老妪的肩头。那老妪站在一座书坊的门前，手里捧着一部刚刚印好的书，书页还是潮润的，墨香和着雨气，丝丝缕缕地钻进她的鼻子里。她把书贴在胸前，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叹出了她一生的心血，叹出了她半世的艰辛，也叹出了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女诗人的名字。 她叫王端淑，字玉映，号映然子。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学者、女选家。她生于绍兴的名门望族，父亲是明朝的官员，哥哥是抗清志士，她自己则在明清易代的乱世中，带着一家老小，从北方逃回南方，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可她没有被命运打倒。她在穷困潦倒中，用二十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煌煌巨著——《名媛诗纬》。这部书收录了从汉代到明末数百位女诗人的数千首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独立编纂的女性诗歌总集。她用这部书，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子立了一座碑——一座纸做的碑，可这座碑，比石头更坚固，比铜铁更长久。 一、山阴旧族 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王端淑出生在绍兴府山阴县。 王家是山阴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科第不绝。她的父亲王思任，字季重，号谑庵，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官至江西九江佥事。王思任是明末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的散文写得极好，笔锋犀利，幽默诙谐，有“谑庵”之号。他的书法也很有名，师法钟繇、王羲之，自成一家。 王端淑是王思任的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王思任对这个女儿极为宠爱，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 谢道韫是东晋的才女，王凝之的妻子，以“咏絮之才”闻名于世。王思任把女儿比作谢道韫，可见他对女儿的期望之高。 王端淑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诗经》和《楚辞》。她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些古老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她开始学着写诗，写山，写水，写花，写月，写她看到的一切，写她感受到的一切。 十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咏竹》： “数竿修竹倚墙栽，几阵清风扫绿苔。最爱晚凉新雨后，一窗明月影徘徊。” 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有王维的味道。“数竿修竹倚墙栽”——竹子倚墙而栽，不高大，不张扬，却有一种清瘦的美。“最爱晚凉新雨后，一窗明月影徘徊”——她最喜欢的是雨后新凉的夜晚，月光照在窗上，竹影在窗上徘徊，像在跳舞，又像在说话。 王思任读了这首诗，叹道：“这孩子，心中有诗。” 十二岁那年，她又写了一首《采莲曲》： “采莲复采莲，莲叶何田田。中有双鲤鱼，相戏碧波间。妾心似莲叶，郎心似莲实。莲叶秋来枯，莲实中心赤。” 这首诗写得含蓄婉转，借莲叶和莲实来比喻爱情。莲叶秋来就枯了，可莲实的中心是红的，那是她的心，永远不变。 王思任读了这首诗，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才情太高了。可惜是个女子，若是个男儿，将来必成大器。” 王母说：“女子怎么了？女子就不能成大器吗？” 王思任笑了，说：“也是。古有班昭、蔡文姬、谢道韫、李清照，今有我的女儿。谁说女子不如男？” 二、嫁作丁家妇 王端淑十七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诸暨丁家的丁圣肇。 丁圣肇，字季平，号海门，是诸暨的秀才。他生得相貌堂堂，性格温和，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诗。两家门当户对，这门亲事是再好不过了。 出嫁那天，绍兴下着雨。 王端淑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会稽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山中玩耍的情景，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知道，那些日子结束了。从今天起，她是丁家的人了，要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要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可她不怕。她相信，只要有诗，有书，有笔，她哪里都能活。 花轿抬进了丁家。丁圣肇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气宇轩昂。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终于等到你了。” 王端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诸暨城外浣纱江的江水。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丁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温馨。 丁圣肇虽然只是个秀才，可他学识渊博，诗才也不俗。他尊重王端淑，从不因为她有才情而嫉妒她、压制她。相反，他鼓励她写诗，鼓励她画画，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 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诗词，互相唱和。王端淑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丁圣肇写了诗，第一个给妻子看。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王端淑在《寄外》中写道： “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这首诗写得情深意切，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对诗歌的热爱。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三、国破家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王端淑的父亲王思任，当时正在家乡山阴闲居。他听到这个消息，悲痛欲绝，绝食数日，以示抗议。他在壁上题诗一首，其中有“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之句，表达了誓死不降清的决心。 王思任不仅自己坚持气节，还写信给在绍兴监国的鲁王，建议他重用抗清志士，恢复大明江山。可鲁王昏庸无能，听信谗言，排挤忠良。王思任失望至极，回到家中，闭门不出，每日只是读书写字，借酒浇愁。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攻陷杭州。王思任听到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他拒绝剃发，拒绝降清，绝食数日，最后在悲愤中去世。 王端淑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哭得昏了过去。她知道，父亲是被清朝气死的，是被这个亡了国的天下气死的。她恨清朝，恨那些投降的汉奸，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可她一个女子，能做什么呢？ 她只能写诗。在诗里，她可以骂，可以哭，可以恨，可以为父亲招魂，可以为故国招魂。 她在《哭父》中写道：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国破家亡，父兮殉节。儿虽女子，心同金石。誓不降清，以继父志。” “誓不降清，以继父志”——她发誓不投降清朝，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不是一句空话，她真的做到了。她一生不剃发，不穿清装，保持着明朝的衣冠和发式。在那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政策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的哥哥王端麟，也是个抗清志士。他参加了鲁王的军队，在浙东一带与清军作战。后来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被清军杀害。 王端淑听到哥哥的死讯，又一次哭得昏了过去。她哭着说：“父亲殉国了，哥哥也殉国了。我们王家，满门忠烈。我虽是个女子，也不能辱没了王家的门风。” 她说到做到。她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不与清朝的官员来往，不参加清朝的科举，不接受清朝的封赠。她只是一个女人，可她的骨气，比那些投降的汉奸强一万倍。 四、逃难 顺治初年，江南战火连天。 清军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诸暨地处浙东，正是清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丁圣肇觉得不能再待在诸暨了，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往乡下。 王端淑收拾好行李，把最重要的东西——她的诗稿、书籍、笔墨——装进一个木箱里，自己背着。她不让别人帮忙，她说：“这些是我的命。命，怎么能交给别人呢？” 逃难的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他们从诸暨出发，一路向南，穿过山间小路，躲过溃兵和土匪，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无数的惨状——被烧毁的村庄，被杀害的百姓，被遗弃的孩子，饿死在路边的老人。王端淑不忍看，可又不得不看。她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记在诗里，作为对那个时代的控诉。 她在《避乱》中写道： “烽火连天起，干戈动地来。千家尽蓬蒿，百里无鸡豺。白骨蔽荒野，青磷照夜台。何时见天日，一扫旧氛埃。” “千家尽蓬蒿，百里无鸡豺”——千家万户，都长满了荒草；百里之内，连鸡和豺都没有了。人没了，动物也没了，只剩下白骨和青磷。“何时见天日，一扫旧氛埃”——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天日，把这片污浊的世界打扫干净？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她必须活下去。为了父亲，为了哥哥，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为了那些还没有写完的诗。 他们逃到了会稽山中，找了一间破旧的茅屋，暂时安顿下来。 山中的日子，清苦而平静。 没有米，他们就挖野菜；没有盐，他们就吃淡的；没有油，他们就用水煮。冬天冷得像冰窖，他们就挤在一起取暖；夏天热得像蒸笼，他们就坐在树下乘凉。 可王端淑没有停止写诗。她坐在茅屋前，对着青山，对着白云，对着山间的溪水，一首一首地写。她把心里的苦闷，对故国的思念，对父亲的怀念，对哥哥的哀悼，都写进了诗里。 她在《山居》中写道：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石上题诗遍，云间种药还。采薇供晚食，汲水煮新泉。莫问人间事，桃花自俨然。”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山里没有日历，不知道年月。“石上题诗遍”——她在石头上写满了诗。“采薇供晚食”——她采野菜当晚饭。“莫问人间事，桃花自俨然”——不要问她人间的事，桃花还是开得像从前一样。 她写的是山居生活，可字里行间，藏着无尽的悲凉。“莫问人间事”——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人间的事，太惨了，她不忍心知道，也不忍心说。 五、归返山阴 战乱渐渐平息后，王端淑和丈夫丁圣肇回到了诸暨。 可诸暨已经不是从前的诸暨了。他们的房子被烧毁了，家产被抢光了，田地也荒了。他们一无所有，从头开始。 丁圣肇以教书为生，王端淑以卖画为生。日子过得清苦，可还能糊口。王端淑不抱怨，她知道，活着就是胜利。在这个乱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可她心里始终有一个结——那些在战乱中死去的女诗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才女，她们的诗稿散落在各处，有的被烧了，有的被丢了，有的被当成废纸卖了。她不忍心让她们就这样消失，她要做一件事——把她们的诗收集起来，编成一部书，让后人知道，曾经有那么多有才华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爱过、写过。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丁圣肇说：“这是好事，可太难了。你没有钱，没有人帮忙，没有朝廷的支持，你一个人怎么做得到？” 王端淑说：“我一个人的确做不到，可不试试，怎么知道做不到呢？” 她从那天起，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编纂工作。 她写信给各地的亲友，请他们帮忙搜集女诗人的诗稿。她亲自去拜访那些女诗人的后代，请求他们把手稿借给她抄录。她在旧书摊上淘那些被丢弃的旧书，从废纸堆里找出那些被遗忘的诗句。 她抄了一首又一首，抄了一本又一本。她的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告诉自己，多抄一首，就多救下一首；多救下一首，就多一个名字被后人记住。 她在《辑诗》中写道： “残篇断简几搜罗，费尽心头血与泪。不为浮名传后世，只怜才女没蒿莱。” “残篇断简几搜罗”——她把那些残破的篇章、断简零编，一点一点地搜集起来。“费尽心头血与泪”——她费尽了心头的血和泪。“不为浮名传后世”——她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只怜才女没蒿莱”——她只是可怜那些有才华的女子，被埋没在荒草之中。 这不是客套话，是她真心的话。她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虚名，她只是不忍心。不忍心看着那些才华横溢的女子，被历史遗忘，被时间掩埋，像没有存在过一样。 六、名媛诗纬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王端淑终于完成了她的巨著——《名媛诗纬》。 这部书，共四十二卷，收录了从汉代到明末数百位女诗人的数千首诗作。每位诗人都有小传，每首诗都有评点。王端淑不是简单地收录，她对每一首诗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评析，指出它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它的风格和特色。她的评点精到而中肯，不阿谀，不贬低，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她在《名媛诗纬》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见古今女史之作，辄爱不释手。然求其全者，不可得也。及长，遭逢乱离，流离困苦，备尝之矣。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饥寒困顿之中，搜罗残编断简，积久渐多。因思女子之诗，虽不足传世，然其性情之真，怀抱之正，有非男子所能及者。使不为之传，则湮没无闻，岂不可惜？故不揣固陋，辑为是编。非敢谓有功于诗教，亦以存一代之文献，慰千古之幽魂云尔。” “非敢谓有功于诗教，亦以存一代之文献，慰千古之幽魂云尔”——她不敢说自己对诗教有什么功劳，她只是想保存一代的文献，安慰千古的幽魂。那些幽魂，就是那些已经死去的女诗人。她们在地下，如果知道有人把她们的诗编成了书，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名媛诗纬》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有人称赞，有人批评，有人质疑，有人嘲讽。称赞的人说这是“千古未有之书”，批评的人说这是“女子妄作”，质疑的人问“这些诗真的都是她们自己写的吗”，嘲讽的人笑“一个女子也敢论诗”。 王端淑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些女诗人的名字，有没有被记住；那些女诗人的诗，有没有被读到；那些女诗人的灵魂，有没有得到安息。 她在《名媛诗纬》的跋中写道： “是编之成，历二十年，易数稿，始克竣事。其间搜访之勤，甄录之慎，评点之公，皆余心力之所注也。然余非敢以此自炫，亦非敢以此邀名。但使后之人，知有某某者，亦尝为诗，亦尝有志于斯道，则余愿足矣。” “但使后之人，知有某某者，亦尝为诗，亦尝有志于斯道，则余愿足矣”——只要后人知道，有某某人，曾经写过诗，曾经在诗歌这条路上有过追求，她的心愿就满足了。这是多么朴素的心愿，又是多么伟大的心愿。 七、映然子 王端淑晚年的生活，依然清苦。 她住在绍兴的一条小巷里，一间低矮的平房，四面透风，冬冷夏热。她没有子女，丈夫丁圣肇先她而去，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可她还有书，还有诗，还有那部她用二十年心血编成的《名媛诗纬》。 她每天早起，读书，写诗，整理旧稿。她的眼睛已经不太看得清了，可她还是坚持写。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像在和时间赛跑，像在和死亡赛跑。 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映然子”。“映然”二字，出自《庄子·齐物论》：“映然则天下莫不映。”她说自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这个世界，映照着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子。 她在《自题小像》中写道： “白发萧萧映素衣，此身虽在已忘机。平生不羡封侯事，只向深山采蕨归。” “白发萧萧映素衣”——她的头发白了，衣服还是白的。“此身虽在已忘机”——她还活着，可已经忘掉了机心。“平生不羡封侯事”——她一辈子不羡慕封侯的事。“只向深山采蕨归”——她只想在深山里采蕨菜，过简简单单的日子。 她写的是自己，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她不求名利，不求富贵，只求心安。她的心安吗？也许安，也许不安。她的父亲殉国了，哥哥殉国了，丈夫死了，她没有孩子，她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看着清朝一天天地坐稳了江山，看着那些明朝的遗民一个一个地死去，看着那些女诗人的诗一首一首地被遗忘。 她的心怎么能安呢？ 可她不肯说。她把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把所有的泪都咽进了肚子里，只在诗里，偶尔流出一滴两滴。 八、绝笔 王端淑死在康熙年间，具体的年份不详。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她的亲友们都已经先她而去，她一个人，躺在那间低矮的小屋里，慢慢地、安静地、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枕边放着两样东西：一部《名媛诗纬》的样本，和一封信。 信是写给谁的呢？没有人知道。信上写着： “吾死之后，此书若得流传，吾愿足矣。若不得流传，亦天命也。吾不怨天，不尤人。吾一生无愧，惟恨不能亲见女子出头之日。后世若有女子能读书、能自立、能与男子并立，请为吾焚一炷香，告吾于地下。” “后世若有女子能读书、能自立、能与男子并立，请为吾焚一炷香，告吾于地下。”——她希望后世的女人，能够读书，能够自立，能够和男人平起平坐。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请给她烧一炷香，告诉她，她的愿望实现了。 她的愿望，在几百年后，真的实现了。女人可以读书，可以上学，可以考大学，可以做官，可以做任何男人能做的事。她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绍兴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王端淑的故居。 故居已经破败不堪，屋顶塌了，墙壁倒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只有一块石碑还立着，上面刻着“王端淑故居”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辨认出来。 石碑前，不知是谁放了一束花。花已经蔫了，可还能看出是菊花。菊花是高洁的象征，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王端淑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经历了国破家亡，经历了颠沛流离，经历了穷困潦倒，经历了孤独终老。可她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她用一支笔，撑起了一片天；她用一部书，为数百位女诗人立了一座碑。 她的碑不是石头做的，是纸做的。纸会黄，会脆，会碎，可纸上的字不会。只要还有人读，那些名字就不会消失；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灵魂就不会死去。 她在《名媛诗纬》中收录过一首无名氏的诗： “莫道女子无才情，幽谷兰花也自馨。不遇春风不开放，一遇春风香满庭。” 这首诗写得真好。“莫道女子无才情”——不要说女子没有才情。“幽谷兰花也自馨”——幽谷中的兰花，也会自己散发香气。“不遇春风不开放”——没有遇到春风，它就不开放。“一遇春风香满庭”——一旦遇到春风，它的香气就会充满整个庭院。 王端淑就是那阵春风。她用她的笔，吹开了那些幽谷中的兰花，让她们的香气，飘到了人间，飘到了后世，飘到了每一个读她们诗的人心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五章完 第十六章 伊人思：张倩倩与未焚稿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吴江汾湖的水面上，落在沈家老宅的瓦当上，落在那间空荡荡的闺房的窗棂上，也落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头。那女子坐在窗前，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没有落下。她侧耳听了听窗外的雨声，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她忽然笑了，笑得有些苦，有些涩，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把笔放下，把纸折好，塞进袖中。她不想写了。写了又怎样呢？没有人看，没有人懂，没有人记得。 她叫张倩倩，字无为，号华清宫人。 她是明代天启至崇祯年间的女诗人，吴江人，嫁同城沈自征。她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殁于天启七年（1627年），只活了三十四年。她的一生短暂得像一场春梦，可她的故事，却像汾湖的水，在叶、沈两家的记忆里，流了三百年，还在流。 她是叶小鸾的养母，沈宜修的表妹，沈自征的妻子。她生得美，“娟冶映人，亭亭若海棠初绽，濯濯若杨柳乍丝”，“脂凝玉腻，微丰有肌”，妯娌间戏呼为“华清宫人”——把她比作杨贵妃。她写得一手好诗，可从不存稿，写了就丢了，丢了就忘了。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活着，活着等丈夫回来，活着把小鸾养大，活着等那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团圆。 她没有等到。丈夫常年在外游历，她一个人守着空房，终年抑郁，三十四岁便香消玉殒。她死后，表姐沈宜修为她作传，在《鹂吹集》中附了她的诗。她的养女叶小鸾为她默记遗诗，收入《午梦堂全集》之《伊人思》中。她的一生，是靠别人的记忆才留下来的。她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 一、汾湖女儿 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张倩倩出生在吴江的一个书香门第。 吴江是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桥梁众多，自古以来便是人文荟萃之地。张家世代读书，虽不显赫，却也殷实。张倩倩的父亲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尤其对这个聪慧的女儿，更是宠爱有加。 张倩倩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母亲常对父亲说：“这个女儿，将来不知便宜了谁家。” 父亲笑道：“便宜谁家？自然是便宜沈家。” 沈家是吴江的名门望族，与张家世代姻亲。张倩倩的表姐沈宜修，比她大四岁，是沈珫的女儿，沈璟的侄女。沈宜修自幼聪慧，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了叶绍袁，是吴江有名的才女。张倩倩和沈宜修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无话不说。 沈宜修嫁到叶家后，张倩倩常去叶家走动。她喜欢叶家的氛围——叶绍袁好客，家中常有文人墨客聚会，吟诗作画，饮酒唱和。她虽然只是个未出阁的少女，可她的才情和美貌，早已在吴江的文人圈子里传开了。 那时候的她，是快乐的。她有才情，有美貌，有知己，有未来。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十八岁那年，她嫁给了同城的沈自征。 沈自征，字君庸，是沈珫的儿子，沈宜修的弟弟。他出身名门，才情出众，为人仗义，挥金如土，有侠士之风。他写得一手好传奇，《灞亭秋》《鞭歌妓》《簪花髻》等作品，名动一时，与徐渭的作品并传。 张倩倩嫁给沈自征，是两家父母的意思，也是她自己的意愿。她喜欢他——喜欢他的才情，喜欢他的豪爽，喜欢他那种不拘小节的洒脱。她以为，嫁给他之后，她会过上幸福的日子，像表姐沈宜修和叶绍袁那样，琴瑟和鸣，诗酒唱和。 可她错了。 二、空房 婚后的日子，和张倩倩想象的完全不同。 沈自征倚才自负，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常年在外郊游。他今天在金陵，明天在杭州，后天在燕京。他结交天下豪杰，纵情诗酒，慷慨悲歌，从不把家放在心上。他偶尔回来，住上几天，又走了。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孩子，都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驿站，短暂的停留之后，又要出发。 张倩倩一个人守着空房。 她等了他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她以为他会回来，他确实回来了，可又走了。她以为他会改变，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是风，她抓不住；他是云，她留不下。 沈自征和沈宜修的父亲沈珫去世得早，家道中落。沈自征不擅理财，挥金如土，家中积蓄很快被他花光了。张倩倩一个人操持家务，从早忙到晚，可日子还是越过越紧。 她和沈自征生了几个孩子——三子一女，可一个也没有养活。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夭折了。每一个孩子出生，她都满怀希望；每一个孩子死去，她的希望都碎了一次。三次，四次，她的心已经碎成了粉末，再也拼不起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只知道，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窗前，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心里空落落的，像那间空荡荡的屋子。她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她写不出来。她心里的苦，太多，太重，太深，不是几行诗能写得下的。 她在《春日》中写道： “春衫带绾缕金绡，昼永空闲碧玉箫。情到寄将何处好，曲栏杆外折红蕉。” 这首诗写得很淡，可淡中透着深悲。“春衫带绾缕金绦”——春天来了，她穿着春衫，系着金丝绦。“昼永空闲碧玉箫”——白天太长了，她闲得无聊，吹起了碧玉箫。“情到寄将何处好”——她的情意，不知道该寄到哪里。“曲栏杆外折红蕉”——她走到曲栏杆外，折了一枝红蕉。 她写的是春天，可读起来却像秋天。那种冷，那种空，那种无处可寄的孤独，让人读了心里发酸。 三、小鸾 天启元年（1621年），张倩倩的表姐沈宜修生了一个女儿——叶小鸾。 叶小鸾是沈宜修的第三个女儿。她出生的时候，沈宜修产后体虚，家中拮据，奶水不足。而张倩倩刚刚失去了最后一个孩子，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终日以泪洗面。 沈宜修心疼表妹，也心疼女儿，便做了一个决定——把小鸾送给张倩倩抚养。 她对张倩倩说：“妹妹，你失去了孩子，我心里难过。我把小鸾给你，你帮我养她，也算是你的孩子。” 张倩倩听了，泪如雨下。她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儿，看着她粉嫩的脸，看着她闭着的眼睛，看着她微微翕动的小嘴，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久违的温暖。她想，这是老天爷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她活下去的理由。 她给小鸾取了一个小名——“琼章”。 “琼”是美玉，“章”是文章。她希望小鸾像美玉一样纯洁，像文章一样美好。她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厚望，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希望。 小鸾四个月大的时候，正式送到了沈自征和张倩倩的家中。张倩倩把她抱在怀里，亲了亲她的脸，对沈宜修说：“姐姐，你放心，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我会教她读书，教她写诗，教她画画，教她弹琴。我会把她培养成天下最好的女子。” 沈宜修点点头，眼泪也流了下来。她知道，妹妹的心太苦了，需要一点光。小鸾，就是那一点光。 张倩倩对小鸾的爱，是深沉的，是炽热的，是不计回报的。 小鸾生得灵慧早熟，三四岁时，张倩倩口授她《万首唐人绝句》及《花间》《草堂》诸词，她都能朗然成诵，终卷不遗一字。张倩倩教她读书，教她识字，教她写诗，教她填词。她把自己所有的才学都教给了这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有时候，张倩倩会故意写错字来考小鸾。小鸾一眼就能看出来，娇声细语地问：“舅母，这个字是不是写错了？”张倩倩听了，又是欣慰，又是怜爱。她对沈宜修说：“这个孩子，灵慧过人，日后当齐班昭、蔡文姬，姿容也非寻常人可比。” 她不是恭维，她是真心这么认为的。她相信，小鸾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子，比她更了不起，比任何人都了不起。 小鸾三岁时，张倩倩教她读《离骚》。小鸾读了一遍，就能背诵；背完之后，还能说出其中的大意。张倩倩惊叹不已，对沈宜修说：“姐姐，你这个女儿，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不是人间该有的。” 沈宜修听了，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女儿如此聪慧，心酸的是她不在自己身边。 可张倩倩不在乎这些。她把小鸾当成了自己的命。小鸾笑，她笑；小鸾哭，她哭；小鸾生病，她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小鸾读书，她一字一句地讲解。 她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孩子。 四、寒夜 天启五年（1625年），冬天。 吴江的冬天，冷得像冰窖。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得窗户纸哗哗作响。张倩倩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卷书，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的心，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怎么也收不回来。 沈自征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他去了哪里，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等他。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头发白了，等到心冷了，等到她快要等不下去了。 小鸾已经五岁了。她坐在张倩倩身边，手里也拿着一卷书，认认真真地读着。她的眼睛很亮，像天上的星星；她的声音很好听，像风吹过竹林，沙沙的，脆脆的。 张倩倩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她想，如果小鸾是自己的孩子，那该多好。如果是她生的，是她的血脉，那她就不会这么孤独了。可她不是。她是姐姐的女儿，是她借来的光。迟早有一天，这束光会被还回去，回到姐姐身边，回到叶家，回到那个她不属于的地方。 她不敢想，可她不得不想。 那天晚上，表姐沈宜修来看她。姐妹俩坐在灯下，相对无言。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吹得树枝咯吱咯吱地响，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沈宜修问她：“君庸有信来吗？” 张倩倩摇摇头，说：“没有。很久没有了。” 沈宜修又问：“你还好吗？” 张倩倩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姐姐，我好累。” 沈宜修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沈宜修的眼泪流了下来，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能说什么呢？说“他会回来的”？她已经说了无数遍了，连她自己都不信了。说“你还有小鸾”？是的，她有小鸾，可小鸾不是她的。总有一天，小鸾会离开她，回到叶家，回到姐姐身边。 那天晚上，姐妹俩说了一夜的话。她们说起了小时候的事，说起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说起了各自的丈夫，说起了各自的孩子。说着说着，两人都哭了。 张倩倩擦干眼泪，拿起笔，写了一首《蝶恋花》： “漠漠轻阴笼竹院，细雨无情，泪湿霜花面。试问寸肠何样断？残红碎绿西风片。千遍相思才夜半，又听楼前叫过伤心雁。不恨天涯人去远，三生缘薄吹箫伴。” “漠漠轻阴笼竹院”——淡淡的阴云笼罩着竹院。“细雨无情，泪湿霜花面”——无情的细雨，打湿了她的脸。“试问寸肠何样断”——她问自己的寸肠，是怎么断的？“残红碎绿西风片”——西风吹过，残红碎绿，一片狼藉。“千遍相思才夜半”——她才思念了千遍，可夜还没有过半。“又听楼前叫过伤心雁”——又听到楼前飞过的孤雁，叫得那么伤心。“不恨天涯人去远”——她不恨丈夫去得太远。“三生缘薄吹箫伴”——只恨三生的缘分太薄，她和他，不过是吹箫的伴侣。 沈宜修读了这首词，泪流满面。她拿起笔，和了一首，可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劝妹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她只知道，妹妹的心太苦了，苦到连诗都写不出来了。 五、别离 天启七年（1627年），张倩倩病倒了。 她的病，是积郁成疾。多年的孤独和压抑，让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的眼睛还亮着，可那亮光，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忽明忽暗，随时都可能灭。 小鸾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哭着说：“舅母，你不要死。你不要丢下我。” 张倩倩看着小鸾，眼泪流了下来。她伸出手，摸了摸小鸾的脸，说：“琼章，舅母不能陪你了。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写诗，好好活着。你要替舅母活，替舅母写，替舅母证明，女子也能有才情，女子也能传世。” 小鸾哭着点头，可她不懂。她不懂舅母为什么要死，不懂舅母为什么不能陪她长大。她只知道，舅母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是给她读书、教她写诗、陪她睡觉的人。她不能没有舅母。 可舅母还是要走了。 沈宜修来了。她坐在床边，握着张倩倩的手，两人相对无言。她们是表姐妹，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出嫁，一起做母亲。她们经历过彼此的欢笑，也经历过彼此的眼泪。现在，妹妹要走了，姐姐却无能为力。 张倩倩看着沈宜修，说：“姐姐，我把小鸾还给你。你要好好待她，把她培养成天下最好的女子。” 沈宜修哭着点头。 张倩倩又说：“我写的那些诗，都不要留。烧了吧，烧了干净。” 沈宜修说：“妹妹，你的诗写得那么好，怎么能烧呢？” 张倩倩摇摇头，说：“写得不好。没有人看，没有人懂，留着有什么用？” 沈宜修知道，她不是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好，她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苦，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痛。她把所有的苦都藏在了心里，把所有的痛都藏在了那些没有留存的诗里。她不想让别人看到，是因为她不想让别人可怜她。 天启七年（1627年），张倩倩病逝于吴江，年仅三十四岁。 她死的时候，小鸾才七岁。小鸾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一遍一遍地叫着“舅母”，可舅母再也听不见了。 她把自己所有的诗稿都烧了。火光照亮了院子，照亮了那些纸上的字迹，一页一页地化为灰烬，像蝴蝶一样飞起来，又落下去。没有人知道那些诗写了什么。也许写的是孤独，也许写的是思念，也许写的是对丈夫的怨恨，也许写的是对小鸾的爱。它们随着她一起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能看到。 可小鸾不甘心。 她记得舅母写的那些诗。虽然她只记得其中几首，可那几首，是舅母留给她的最珍贵的遗产。她把那些诗记在心里，一个字也没有忘。 很多年后，她把舅母的诗默写出来，交给了母亲沈宜修。沈宜修读了那些诗，泪流满面。她把这些诗收录在《鹂吹集》和《午梦堂全集》之《伊人思》中，让它们流传于世。她在张倩倩的传记中写道：“其才情如此，岂出李清照下。” 她说张倩倩的才情，不在李清照之下。这不是姐妹间的客套，而是真心实意的评价。张倩倩的诗虽然少，可每一首都写得极好，清丽婉转，哀而不伤，有一种让人读了就忘不掉的魅力。 六、遗稿 张倩倩死后，小鸾回到了叶家。 她带着舅母教给她的那些诗词，带着舅母留给她的那些记忆，带着舅母对她的期望，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沈宜修和叶绍袁对小鸾极好，可她总觉得，自己和父母之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是十年的分离，是舅母的死，是她心底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洞。她爱父母，可她更想舅母。舅母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是给她读书、教她写诗、陪她睡觉的人。舅母死了，她的心也跟着死了。 她十岁时，回到了叶家。她在叶家埭的老宅中，住进了“疏香阁”。她在阁前种了一株腊梅，说是纪念舅母。她说，舅母最喜欢腊梅，因为腊梅在最冷的冬天开放，在最苦的时候散发清香。她要做腊梅那样的人，在最冷的时候开花，在最苦的时候活着。 她开始写诗。她写的诗，不像其他闺秀那样甜美，而是带着一种淡淡的悲凉。那种悲凉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是从舅母的死、从舅母的孤独、从舅母那些没有留存下来的诗里，一点一点地渗透出来的。 她在《春日》中写道： “芳朝丽淑景，庭草茸清香。帘栊摇白日，影弄春花光。妆梳明月髻，杯浮碧华觞。瑶池谅非邈，愿言青鸟翔。” 这首诗写得欢愉活泼，可读到最后两句，还是透出了一股说不清的东西——“瑶池谅非邈，愿言青鸟翔”。瑶池不远，她想去；青鸟能飞，她想骑。她不是不想在人间，可人间的苦，太多了。 沈宜修读了女儿的诗，又喜又悲。喜的是女儿的才情如此之高，悲的是女儿的诗里总有舅母的影子——那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悲凉，像一层薄雾，笼罩在每一行字之间。 七、忆宛君 张倩倩死后，沈宜修写了很长的一篇传记，记述她的一生。她在传记中写道： “倩倩，余姑女也。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嫁同城沈君庸。君庸负才游荡，常在外。倩倩独处空闺，抚育孤稚，备尝艰辛。其所生子女，皆夭，惟抚余季女小鸾为女，爱之甚。天启丁卯，以疾卒，年三十有四。” “备尝艰辛”四个字，写尽了她的一生。她的艰辛，不是贫穷，不是疾病，而是孤独——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言说的孤独。丈夫不在身边，孩子一个个死去，她一个人守着空房，从日出守到日落，从春天守到冬天，从年轻守到老。她守了十几年，守到了死。 沈宜修还在《鹂吹集》中收录了张倩倩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忆宛君》，是写给她的： “故人别后杳沉沉，独上高楼水国阴。鸿雁不传书底恨，天山流落到如今。” “故人别后杳沉沉”——故人离别后，音信杳无，沉沉如海。“独上高楼水国阴”——她一个人登上高楼，望着水国的阴云。“鸿雁不传书底恨”——鸿雁不传书信，她心中有恨。“天山流落到如今”——她像天山上的流云，飘落至今，无处安身。 这首诗是写给沈宜修的，可沈宜修知道，妹妹写的不是她，而是自己。妹妹是“故人”，是“鸿雁”，是“天山流云”。她在人世间漂泊了三十四年，没有根，没有家，没有归宿。她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诗。可她把诗也烧了，把自己也烧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八、伊人思 张倩倩死后很多年，她的故事还在叶、沈两家中流传。 叶绍袁在编《午梦堂全集》时，特意把张倩倩的诗收入《伊人思》一卷。他在序言中写道： “倩倩，余妻之妹也。工诗词，然不善聚稿，所作多散佚。今所存者，皆其养女琼章默记之词也。琼章幼时，倩倩教之以诗词歌赋，琼章灵慧早熟，能诵不忘。今倩倩已殁，琼章亦夭，余不忍其湮没，故录之于此，以存其人。” “以存其人”——他想把张倩倩这个人留在世上，哪怕只是留在纸上。他知道，她留不住。她的一生太苦了，苦到连她自己都不愿意留下什么。可他还是要留。这是他作为姐夫，对妹妹最后的责任。 小鸾默记的那几首诗，是张倩倩仅存的作品。它们像几颗珍珠，散落在《午梦堂全集》的字里行间，微弱，却闪光。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吴江汾湖边找到了一座破败的坟。 坟已经很旧了，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几个字：“沈门张氏之墓。”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华清宫人。” 那是张倩倩的墓。 她的墓前，不知是谁种了一株腊梅。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个汾湖。那株腊梅，也许是小鸾种的，也许是沈宜修种的，也许只是风把种子吹到这里，自己长出来的。 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她；她死后，也没有人记得她。她的丈夫沈自征，在她死后很多年，还在外面游历，不回家，不写信，不祭拜。她的养女小鸾，在她死后五年，也夭折了。她的表姐沈宜修，在她死后八年，也去世了。 可她的诗还在。 那几首被小鸾默记下来的诗，被沈宜修收录在《鹂吹集》中，被叶绍袁收录在《午梦堂全集》中，被钱谦益收录在《列朝诗集》中。它们像几颗珍珠，散落在时间的河流里，微弱，却闪光。 她在《咏风》中写道： “萧萧竹径鸣，卷幔如有情。木落寒山里，千林共一声。” “萧萧竹径鸣”——风吹过竹林，发出萧萧的声响。“卷幔如有情”——风吹起帘幔，像是有情。“木落寒山里”——树叶落在寒山中。“千林共一声”——千林万木，共同发出一个声音。 那声音，是风的声音，也是她的声音。她在风中，在雨里，在诗里，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张倩倩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孩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四百年的雨，落在吴江的汾湖上，落在沈家老宅的瓦当上，落在她的墓前那株腊梅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腊梅，在最寒冷的冬天开放，在最寂静的夜里吐香。她开得不张扬，不热烈，只是幽幽地、淡淡地，把一缕清香送到人间。那缕香，飘了四百年，还在飘。 她在《忆宛君》中写过这样一句： “鸿雁不传书底恨，天山流落到如今。” 她像天山上的流云，飘落了四百年，还在飘。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六章完 第十七章 离隐：黄媛介与南华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上，落在范蠡湖的碧波间，落在瓶山脚下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也落在一个中年女子的眉间。那女子坐在一间低矮的画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宣纸，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蘸满了墨，却悬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窗外是雨，细细密密的雨，落在芭蕉叶上，落在石阶上，落在她心里。她闭上眼睛，听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落笔。一笔，两笔，三笔——一株兰花在纸上缓缓绽放。那兰花清瘦，孤峭，像她这个人。 她叫黄媛介，字皆令，号离隐。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嘉兴的名门，嫁与同乡的文士，却在明清易代的乱世中，从富贵跌入贫穷，从安稳跌入动荡。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嘉兴逃到杭州，从杭州逃到绍兴，从绍兴逃到南京，又从南京回到嘉兴。她卖诗卖画为生，走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她的一生，是一部微型的南明流亡史，也是一曲女性的乱世悲歌。可她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她像一株兰花，生在幽谷，长在石缝，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 一、嘉兴旧族 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黄媛介出生在嘉兴府秀水县。 黄家是嘉兴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她的父亲黄鼎，字孔昭，是万历四十年的举人，曾任河南南阳府同知。黄鼎为官清廉，性情刚直，不喜结交权贵，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辞官归隐后，回到嘉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 黄媛介是黄鼎的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黄鼎对这个女儿极为宠爱，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 黄媛介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诗经》和《楚辞》。她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些古老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她开始学着写诗，写山，写水，写花，写月，写她看到的一切，写她感受到的一切。 十岁那年，她写了一首《咏兰》： “幽兰在空谷，寂寥独自芳。不因风所撼，宁为雪所伤。叶瘦含烟绿，花清带露香。无人亦自好，何须君子堂。” 这首诗写得清高孤傲。“幽兰在空谷，寂寥独自芳”——幽兰长在空谷里，没有人看见，可它独自散发着芳香。“不因风所撼，宁为雪所伤”——风撼不动它，雪伤不了它。“无人亦自好，何须君子堂”——没有人欣赏也好，它不需要君子堂，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这首诗，是她一生的写照。她是一株幽兰，生在乱世，长在石缝，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庇护，可她还是开出了花，还是散发着香。她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她只做她自己。 黄鼎读了这首诗，叹道：“这孩子，将来不得了。” 二、嫁与杨门 黄媛介十五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同乡的杨世功。 杨世功，字元勋，是嘉兴的秀才。他家境清贫，可为人正直，读书刻苦，写得一手好诗。杨世功的父亲杨燧，是黄鼎的朋友，两家是世交。这门亲事，是两家父母早就定下的。 黄媛介见过杨世功几次。他生得清瘦，眉目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像秋天的山，远远的，冷冷的，可走近了，又能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温暖。她不讨厌他，甚至有些喜欢。她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的才华，喜欢他那种不卑不亢、安贫乐道的气质。 出嫁那天，嘉兴下着雨。 黄媛介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南湖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南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怕。她知道，杨世功是个好人。他不会让她受苦的。 花轿抬进了杨家。杨家的宅子很小，只有三间。杨世功在门口迎接她，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清瘦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黄媛介点点头，说：“我来了。” 婚后的日子，清苦而温馨。 杨家清贫，没有仆从，黄媛介亲自操持家务。她洗衣，做饭，缝补，打扫，什么都做。她不抱怨，她知道，嫁给杨世功，就是嫁给了清贫。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他懂她，尊重她，支持她。 杨世功对黄媛介极好。他从不因为她有才情而嫉妒她、压制她。相反，他鼓励她写诗，鼓励她画画，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诗词，互相唱和。黄媛介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杨世功写了诗，第一个给妻子看。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黄媛介在《寄外》中写道： “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这首诗写得情深意切，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对诗歌的热爱。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三、国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消息传到嘉兴时，黄媛介正在家中画画。她听到消息，手中的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汁溅了一地。她愣在那里，看着地上的墨迹，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墨迹一样，散了，碎了，再也收不回来了。 杨世功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他对黄媛介说：“天下乱了。我们要想办法。” 黄媛介问：“去哪里？” 杨世功说：“去南方。越远越好。” 可他们能去哪里呢？清军南下势如破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南各地纷纷沦陷。嘉兴也未能幸免。清军攻陷嘉兴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黄媛介和杨世功带着孩子，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她们听到外面的哭声、喊声、惨叫声，心如刀绞。 黄媛介在《避乱》中写道： “烽火连天起，干戈动地来。千家尽蓬蒿，百里无鸡豺。白骨蔽荒野，青磷照夜台。何时见天日，一扫旧氛埃。” “千家尽蓬蒿，百里无鸡豺”——千家万户，都长满了荒草；百里之内，连鸡和豺都没有了。人没了，动物也没了，只剩下白骨和青磷。“何时见天日，一扫旧氛埃”——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天日，把这片污浊的世界打扫干净？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她必须活下去。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为了那些还没有写完的诗。 四、流亡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破嘉兴。黄媛介和杨世功决定逃难。 他们收拾好行李，把最重要的东西——黄媛介的诗稿和画具——装进一个木箱里，自己背着。他们带着孩子，从嘉兴出发，一路向南。 从嘉兴到杭州，从杭州到绍兴，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又回到嘉兴。他们在路上走了整整两年。两年里，他们住过破庙，住过客栈，住过好心人的家里，也住过野外的山洞。他们吃过野菜，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吃过一切能吃的东西。 黄媛介没有停止画画。她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她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她把画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几个铜板，买几斤米，糊一家人的口。 她的画很好，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谁还有心思买画呢？有时候一天也卖不出一幅，一家人只能喝稀粥度日。 杨世功看着妻子受苦，心里难过极了。他对黄媛介说：“是我没本事，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黄媛介摇摇头，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时代的错。我们活着就好。” 她在《离隐》中写道： “离隐非吾志，流亡亦自伤。青山无处所，白日暗中藏。世乱人皆贱，天寒菊自香。愿言保贞素，岁晚共相将。” “离隐非吾志”——离开家乡、隐居他乡，不是她的志向。“流亡亦自伤”——流亡的生活，让她自己伤心。“青山无处所”——青山在哪里？她不知道。“白日暗中藏”——白天也像黑夜一样，看不见光明。“世乱人皆贱”——世道乱了，人的命也贱了。“天寒菊自香”——天冷了，菊花还是香的。“愿言保贞素”——她愿意保持自己的贞洁和朴素。“岁晚共相将”——到了晚年，和丈夫一起度过。 她写的是自己的心，也是那个时代无数流亡者的心。她不是不想过安稳的日子，可时代不让她安稳。她只能像菊花一样，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还倔强地开着，还倔强地香着。 五、金陵 顺治四年（1647年），黄媛介和杨世功辗转到了南京。 南京是明朝的旧都，也是南明弘光朝廷的所在地。虽然弘光朝廷已经覆灭，可南京城中，还残存着一些明朝的遗民和抗清的志士。 黄媛介在南京卖画为生。她的画名渐渐传开了，南京城中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女画家叫黄媛介，画得一手好兰竹，写的一手好诗。 她在南京交了很多朋友。最要好的是王端淑、吴山、顾媚等几位女诗人。她们经常聚会，一起写诗，一起画画，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黄媛介是这群女诗人中的核心人物，她们称她为“皆令先生”。 她在《赠王玉映》中写道： “玉映吾好友，才名天下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世乱身犹在，天寒岁已迟。相期共努力，莫负岁寒时。” “玉映吾好友”——王端淑是她的好朋友。“才名天下知”——她的才名天下人都知道。“文章千古事”——写文章是千古的事。“得失寸心知”——写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世乱身犹在”——世道乱了，可她还活着。“天寒岁已迟”——天冷了，年岁已经晚了。“相期共努力”——她们约定一起努力。“莫负岁寒时”——不要辜负了这个岁寒的时节。 她写的是王端淑，也是她自己。她们都是乱世中的女子，都靠卖字画为生，都在艰难中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她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黑暗的夜里，给彼此一点光。 可南京也不是久留之地。清军不断南侵，江南各地人心惶惶。黄媛介和杨世功决定离开南京，回到嘉兴。 六、归去来兮 顺治八年（1651年），黄媛介和杨世功回到了嘉兴。 嘉兴已经不是从前的嘉兴了。他们的房子被烧毁了，家产被抢光了，田地也荒了。他们一无所有，从头开始。 杨世功以教书为生，黄媛介以卖画为生。日子过得清苦，可还能糊口。黄媛介不抱怨，她知道，活着就是胜利。在这个乱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她在嘉兴的南湖边租了一间小屋，取名“南华馆”。 “南华”二字，出自《庄子》。《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她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能够像庄子一样，逍遥自在，超然物外。可她知道，她做不到。她有丈夫，有孩子，有牵挂。她不能超然，不能逍遥。她只能在这间小小的画室里，画画，写诗，做自己的梦。 她在《南华馆》中写道： “南华小馆在南湖，湖上烟波入画图。诗酒自怜身是客，风尘犹喜道非孤。青山不改千重色，白发新添几缕须。莫笑穷愁常满眼，穷愁之外有吾庐。” “南华小馆在南湖”——南华馆在南湖边。“湖上烟波入画图”——湖上的烟波，像一幅画。“诗酒自怜身是客”——她只有诗和酒陪伴，可怜自己是客居他乡。“风尘犹喜道非孤”——虽然身陷风尘，可喜的是，她的道并不孤独。“青山不改千重色”——青山还是从前的青山，千重颜色，没有改变。“白发新添几缕须”——她的白头发又添了几根。“莫笑穷愁常满眼”——不要笑她满眼都是穷愁。“穷愁之外有吾庐”——可在穷愁之外，她还有这一间小屋。 她写的是南华馆，也是她自己。她穷，她愁，可她有自己的小屋，有自己的画，有自己的诗，有自己的道。她不需要别人同情，也不需要别人怜悯。她只需要一间小屋，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 七、诗画 黄媛介的画，以兰竹最为著名。 她画的兰花，清瘦，孤峭，像她这个人。她画的竹子，挺拔，坚韧，也像她这个人。她不喜欢画那些浓艳的花卉，不喜欢画那些富贵的景象。她只画兰，只画竹，只画那些清冷的、倔强的、不被世俗所容的东西。 她在一幅《兰花图》上题诗道： “幽兰生石罅，无人亦自芳。莫言空谷里，终古有清香。” “幽兰生石罅”——幽兰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无人亦自芳”——没有人看见，可它自己散发芳香。“莫言空谷里”——不要说它在空谷里。“终古有清香”——从古到今，它都有清香。 这幅画和这首诗，是她的自画像。她是一株幽兰，生在乱世的石缝里，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庇护，可她还是开出了花，还是散发着香。她的香，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 她的诗，也像她的画一样，清丽婉转，不事雕琢，有一种天然的美。她的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典故，只有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 清代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评价黄媛介：“黄皆令诗，清丽婉转，有林下风。其画亦佳，尤工兰竹。” “有林下风”——有隐士的风度。这是对黄媛介最高的评价。她不是隐士，可她有隐士的品格——清高，孤傲，不媚世俗，不随波逐流。 八、晚景 黄媛介的晚年，依然清苦。 她的丈夫杨世功先她而去。她一个人住在南华馆里，靠着卖画度日。她的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可她还在画。画画是她唯一还在做的事，也是她唯一还能做的事。 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去了外地，有的成了家。她不让他们操心，不让他们挂念。她一个人，住在南湖边，每天早起，画画，写诗，读书。日子过得清苦，可她习惯了。 她偶尔还会去杭州，会去绍兴，会去南京。她去拜访老朋友，去参加诗会，去看那些她年轻时走过的风景。可每一次出门，她都发现，老朋友越来越少了，风景也越来越不像从前的样子了。 她在《忆旧》中写道： “旧游如梦不堪寻，湖上青山对晚阴。白发老来无个事，闲将诗卷自沉吟。” “旧游如梦不堪寻”——从前的游历，像梦一样，再也找不到了。“湖上青山对晚阴”——南湖上的青山，对着晚阴。“白发老来无个事”——老了，白头发了，什么事都没有了。“闲将诗卷自沉吟”——闲来无事，把诗卷拿出来，自己低声吟诵。 她写的是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老去的人。她不再有年轻时的激情，不再有壮年时的抱负，她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九、绝笔 黄媛介死在康熙年间，具体的年份不详。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她的亲友们都已经先她而去，她一个人，躺在那间小小的南华馆里，慢慢地、安静地、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枕边放着一卷诗稿，是她一生所写的诗。她把它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孩子。那是她唯一的孩子，唯一的寄托，唯一的遗产。 她死后，她的诗稿被她的朋友王端淑整理出版，名为《南华馆集》。王端淑在序言中写道： “皆令吾友也。生而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遭逢乱离，流离困苦，备尝之矣。然其志不挫，其节不堕。以诗画自给，终其身。今其诗画犹存，其人已殁。余不忍其湮没，故辑为《南华馆集》，以传于世。” “以诗画自给，终其身”——她靠诗画养活自己，一辈子都是这样。她没有靠过别人，没有求过别人，没有向命运低过头。她像一株幽兰，在石缝里生长，在风雨中开花，在孤独中老去。 她做到了。 十、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嘉兴南湖边找到了一座破败的坟墓。 墓已经很旧了，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几个字：“黄氏皆令之墓。”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南华馆主。” 那是黄媛介的墓。 她的墓前，不知是谁种了一株兰花。每到春天，兰花开放，幽香阵阵，飘满了整个南湖。那株兰花，也许是她的后人种的，也许是某个读过她诗的书生种的，也许只是风把种子吹到这里，自己长出来的。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黄媛介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太平盛世，没有等到安稳的日子，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落在嘉兴的南湖上，落在南华馆的屋顶上，落在她的墓前那株兰花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幽兰，生在乱世的石缝里，长在风雨的摧残中，可她的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在《咏兰》中写过这样一句： “幽兰在空谷，寂寥独自芳。” 她是那株幽兰，在空谷中，寂寥地，独自地，散发着芳香。没有人看见，可她不在乎。她不是为别人开的，是为自己开的。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七章完 第十八章 愁言：叶纨纨与愁言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吴江叶家埭的老宅屋顶上，落在疏香阁窗前那株腊梅的花瓣上，落在莺脰湖的烟波里，也落在一个年轻女子的坟头。那女子只活了二十三岁，短得来不及看尽人世间的春秋冬夏，短得来不及写完她心中所有的诗句。可她留下的那些词，却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地飘下来，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叫叶纨纨，字昭齐。 她是叶绍袁、沈宜修的长女，叶小鸾、叶小纨的大姐。她生于诗书世家，长于姐妹群中，工诗词，善书法，尤精小楷。她生性敏感，多愁善感，见花落泪，见月伤情。她最爱的是妹妹叶小鸾，妹妹的死，让她悲痛欲绝，不到两年，她也追随妹妹而去。她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姐妹情深”，什么叫“哀毁骨立”。她的词集叫《愁言》，每一个字，都是愁。 一、叶家长女 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叶纨纨出生在吴江叶家埭。 那一年，她的父亲叶绍袁还没有中进士，还在家中读书备考。她的母亲沈宜修，已经显出了才女的风范，工诗词，善书法，是吴江有名的才女。 叶纨纨是叶家的第一个孩子。她的出生，给这个书香门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叶绍袁抱着这个小小的婴儿，对妻子说：“这是我们的长女，要好好培养她。” 沈宜修点点头，说：“你放心，我会教她读书识字，教她写诗填词。她将来，一定不会比任何人差。” 叶纨纨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写小楷。她的字写得好，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她这个人，规规矩矩，一丝不苟。 叶绍袁对这个长女极为宠爱，常对妻子说：“昭齐是我们家的表率。她懂事，听话，读书用功，写字认真。弟弟妹妹们都要向她学习。” 叶纨纨确实是弟弟妹妹们的表率。她孝顺父母，友爱弟妹，从不与人争执，从不发脾气。她像一棵安静的树，在叶家埭的老宅里，静静地生长，静静地开花。 可她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疼。 她八岁那年，写了一首《梅花》：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好到不像一个八岁孩子写的。可也写得太冷了，冷到让人心里发颤。“冷淡未知人世味”——她还不知道人世的味道，可她已经在写“冷淡”了。她的心，是不是天生就是冷的？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喧嚣，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她喜欢安静，喜欢独处，喜欢一个人坐在窗前，看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 她的母亲沈宜修读了这首诗，又喜又忧。喜的是女儿的才情如此之高，忧的是女儿的心境如此之冷。她对丈夫说：“昭齐这孩子，心思太重了。小小年纪，就写这么冷的诗，我怕她将来……” 她没有说下去。她不敢说。 叶绍袁说：“你不要多想。孩子写诗，不过是模仿前人的句子，不一定代表她的心境。” 可沈宜修还是不安。她了解自己的女儿。女儿不是模仿，她写的就是她自己。她的心，就是冷的。 二、姐妹 叶纨纨是长姐，下面有四个妹妹、三个弟弟。 二妹叶小纨，字蕙绸，比她小六岁。三妹叶小鸾，字琼章，比她小十一岁。四妹叶小繁，字千璎，比她小十三岁。三个弟弟——叶世佺、叶世偁、叶世儁，都还小。 叶纨纨对弟弟妹妹们极好。她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写字，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她从不发脾气，从不训斥他们，总是耐心地、温和地、一遍一遍地讲解。 她最疼的是三妹叶小鸾。 小鸾出生的时候，叶纨纨已经十一岁了。她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儿，看着她粉嫩的脸，看着她闭着的眼睛，看着她微微翕动的小嘴，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她想，这是她的妹妹，她最亲的妹妹。她要保护她，照顾她，一辈子对她好。 可小鸾四个月大的时候，被送给了姨母张倩倩抚养。 叶纨纨舍不得，可她没有办法。她知道，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拮据，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她只能看着小鸾被抱走，看着姨母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一个人站在那里，哭了很久。 小鸾走后，叶纨纨常常想念她。她问母亲：“小鸾在姨母家好吗？她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有没有人欺负她？” 沈宜修说：“你放心，姨母对她很好。姨母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叶纨纨点点头，可她心里还是不放心。她想去看看小鸾，可姨母家离得远，母亲不让去。她只能在家里等着，等着姨母带小鸾回来的那一天。 小鸾三岁时，姨母带她回叶家。叶纨纨第一次见到这个分别了两年多的妹妹，差点认不出来了。小鸾长高了，长胖了，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星星。叶纨纨把她抱在怀里，亲了又亲，舍不得放下。 小鸾怯生生地看着她，问：“你是谁？” 叶纨纨说：“我是你大姐，昭齐。” 小鸾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你。” 叶纨纨的眼泪流了下来。她知道，妹妹不认识她了。她离开的时候，妹妹还太小，不记得她。她错过了妹妹最重要的两年，错过了妹妹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叫“姐姐”。 她发誓，以后再也不让妹妹离开她了。 小鸾七岁时，姨母张倩倩病逝，小鸾回到了叶家。叶纨纨高兴极了，她终于可以天天和妹妹在一起了。她教小鸾读书，教小鸾写诗，教小鸾画画，教小鸾弹琴。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妹妹身上，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妹妹。 小鸾也很依赖大姐。她有什么心事，第一个告诉大姐；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大姐看；她受了委屈，第一个找大姐哭。姐妹俩的感情，比别的姐妹更深，更浓，更割舍不断。 叶纨纨在《寄妹》中写道： “妹年最小最聪慧，我亦多愁多病身。但愿天公相爱惜，莫教风雨损芳春。” “妹年最小最聪慧”——妹妹年纪最小，最聪慧。“我亦多愁多病身”——她自己多愁多病。“但愿天公相爱惜”——她希望老天爷爱惜妹妹。“莫教风雨损芳春”——不要让风雨伤害了妹妹的芳春。 她写的不是诗，是祈祷。她祈祷老天爷保佑妹妹，保佑妹妹健康，保佑妹妹快乐，保佑妹妹平安。她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妹妹受一点委屈。 可她不知道，老天爷没有听到她的祈祷。 三、嫁作袁家妇 叶纨纨十六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袁家。 袁家是吴江的另一大名门，与叶家门当户对。袁家的公子袁俨，字若思，是袁黄的儿子。袁黄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著有《了凡四训》，名满天下。袁俨继承了父亲的学问，也是个读书人，写得一手好文章。 这门亲事，是两家父母早就定下的。叶纨纨不愿意，可她不敢说。她是长女，要听父母的话，要给弟弟妹妹们做表率。她不能说“不”，不能反抗，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出嫁那天，吴江下着雨。 叶纨纨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叶家埭的老宅一点一点地远去，看到疏香阁的屋顶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雨幕中。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可她不敢哭出声。她是新娘子，不能哭，哭了不吉利。 花轿抬进了袁家。袁俨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相貌堂堂。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叶纨纨点点头，没有说话。她的心里，空落落的，像那间陌生的新房。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无味。 袁俨是个好人，可他不懂她。他不懂她的诗，不懂她的愁，不懂她心里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他觉得妻子应该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而不是整天写那些“无病**”的诗。 叶纨纨不怪他。她知道，他们不是一类人。他是务实的人，她是务虚的人；他关心的是柴米油盐，她关心的是风花雪月。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她一个人在袁家，孤独得像一棵移栽到异地的树。她水土不服，可她不能回去。她是袁家的媳妇，要在这里生根，要在这里发芽，要在这里老去。 她在袁家写了很多诗。那些诗里，有对父母的思念，有对妹妹的牵挂，有对故乡的怀念，有对婚姻的无奈。她不直接写，她把所有的苦都藏在字里行间，藏在那些看似平淡的句子背后。 她在《秋日》中写道：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绕江南黄叶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秋来何处最消魂”——秋天来了，哪里最让人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夕阳西下，秋风吹着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从前，春天的时候，燕子在这里飞舞。“只今憔悴晚烟痕”——如今，只有晚烟的痕迹，憔悴而凄凉。“愁生陌上黄骢曲”——她听到路上传来的黄骢曲，心中生起无限哀愁。“梦绕江南黄叶村”——她的梦，绕着江南的黄叶村，绕着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莫听临风三弄笛”——不要听那风中的笛声，听了会更伤心。 她写的是秋天，也是她自己。她是那棵憔悴的树，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她是那缕晚烟，在暮色中慢慢消散。她是那只黄骢，在路上孤独地行走。她是那个梦，绕着故乡的黄叶村，绕着她再也回不去的家。 四、妹殇 崇祯五年（1632年），十月十六日。 叶纨纨正在袁家，忽然收到一封家书。她拆开一看，是母亲沈宜修写的。信中说：“琼章于十月十六日病逝，年十六。” 叶纨纨读完信，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她扶着桌子，站了很久，才缓过神来。她不相信，她不信。妹妹怎么会死？妹妹才十六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怎么会死？ 她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最后，终于相信了——妹妹死了，真的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她没有哭。她哭不出来。她的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在喉咙里，堵在心里，怎么也流不出来。 她对丈夫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叶家。我要去看琼章。” 袁俨说：“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我陪你去。” 叶纨纨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回去。” 她收拾好行李，连夜赶回叶家埭。 她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小鸾的灵堂已经布置好了，白色的帷幔，白色的蜡烛，白色的花圈。小鸾的棺材停在灵堂中央，棺材盖没有盖，她能看到妹妹的脸。妹妹的脸很白，白得像纸，可她的表情很安详，像是在睡觉。 叶纨纨扑在棺材上，握着妹妹的手，妹妹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终于哭了出来。她哭得很大声，很用力，像要把所有的眼泪都哭出来，像要把所有的悲伤都哭出来。 她哭着说：“琼章，你回来，你回来啊……姐姐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姐姐啊……” 可妹妹不会回来了。她永远地走了。 她的母亲沈宜修站在旁边，也哭得泣不成声。她的父亲叶绍袁站在门口，老泪纵横。她的二妹叶小纨跪在灵前，哭得几乎昏厥。她的四妹叶小繁抱着母亲的腿，哭得像个泪人。 叶纨纨哭了一天一夜，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写了一首《哭妹》： “忽闻玉碎倍酸辛，一恸无因见后身。花落忽惊春去早，月明偏照夜寒新。三年血泪流干后，一纸哀词写未真。最是伤心难遣处，梦中相见也沾巾。” “忽闻玉碎倍酸辛”——忽然听到妹妹去世的消息，心里加倍酸辛。“一恸无因见后身”——她痛哭一场，可再也见不到妹妹了。“花落忽惊春去早”——花落了，她忽然惊觉春天去得太早了。“月明偏照夜寒新”——月亮照着，夜是新的，寒也是新的。“三年血泪流干后”——三年后，血泪流干了。“一纸哀词写未真”——她写了一纸哀词，可写不尽心中的悲伤。“最是伤心难遣处”——最伤心的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排遣。“梦中相见也沾巾”——即使在梦中相见，也会哭湿了衣巾。 她写完了，放下笔，又哭了。她知道，这首诗写得再好，妹妹也看不到了。妹妹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五、哀毁 小鸾死后，叶纨纨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笑了。她本来就不爱笑，可至少还会在妹妹面前笑。现在妹妹不在了，她连笑都不会了。她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妹妹的画像发呆。她不吃不喝，不睡不动，瘦得像一根竹子，风吹就倒。 她的母亲沈宜修急坏了，劝她：“昭齐，你不能这样。你还有我们，还有丈夫，还有孩子。你不能倒下。” 叶纨纨摇摇头，说：“娘，我不想活了。” 沈宜修抱着她，哭得泣不成声。她说：“你不能死。你死了，娘怎么办？你爹怎么办？你弟弟妹妹们怎么办？” 叶纨纨不说话。她知道，自己不能死。父母养育她一场，她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可她也不想活了。活着太苦了，太累了，太没有意思了。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抱着小鸾，看着她粉嫩的脸，心里涌起的那种柔情。 想起小鸾三岁时，姨母带她回叶家，小鸾怯生生地问“你是谁”，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想起小鸾七岁时，回到叶家，她教小鸾读书、写诗、画画、弹琴。那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想起小鸾写的那些诗，那些清丽婉转、哀而不伤的句子。她每一首都记得，每一首都刻在了心里。 想起小鸾死的那天，她扑在棺材上，握着妹妹冰凉的手，哭得撕心裂肺。 她忘不了。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她开始写词。她把对妹妹的思念，对妹妹的爱，对妹妹的痛，都写进了词里。她写了一首又一首，每一首都是写给妹妹的，每一首都是流着泪写的。 她在《浣溪沙》中写道： “几日轻寒懒上楼，小窗闲坐思悠悠。断肠人在小桥头。花落不堪春去早，月明无奈夜来愁。梦中犹自忆苏州。” “几日轻寒懒上楼”——几天来，天气微寒，她懒得下楼。“小窗闲坐思悠悠”——她坐在小窗前，思绪悠悠。“断肠人在小桥头”——断肠的人，在小桥头。“花落不堪春去早”——花落了，她受不了春天去得太早。“月明无奈夜来愁”——月亮照着，她无奈夜来的忧愁。“梦中犹自忆苏州”——在梦中，她还记得苏州，记得妹妹。 她写的“苏州”，不是苏州，是妹妹。妹妹在苏州，在吴江，在叶家埭，在她的心里。她忘不了，放不下，走不出来。 六、愁言 叶纨纨把对妹妹的思念，写成了一首首词，汇集成册，取名为《愁言》。 “愁言”二字，是她自己取的。她说，她的词，每一个字都是愁，每一句话都是愁。她不是写词，是写愁；不是写诗，是写泪。 她在《愁言》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然未尝以词示人。自妹琼章殁后，余痛不欲生，乃以词写哀。每一词成，辄泪涔涔下。积久渐多，不忍弃去，因辑为一编，名曰《愁言》。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词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词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词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她的词，写得极好。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叶纨纨：“叶昭齐词，哀感顽艳，如秋夜孤鸿，如寒江独钓。其《哭妹》诸作，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 “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是的，她的词，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姐姐对妹妹的思念，一个长姐对幼妹的爱护，一个活人对死人的呼唤。 她在《鹧鸪天》中写道： “秋夜沉沉更漏迟，孤灯明灭影迷离。梦回不见琼章面，起坐窗前泪暗垂。风瑟瑟，雨丝丝，断肠人在天涯。从今若许重相见，愿作鸳鸯不羡仙。” “秋夜沉沉更漏迟”——秋夜深沉，更漏迟迟。“孤灯明灭影迷离”——孤灯忽明忽暗，影子迷离。“梦回不见琼章面”——她从梦中醒来，看不到妹妹的脸。“起坐窗前泪暗垂”——她坐在窗前，眼泪暗垂。“风瑟瑟，雨丝丝”——风瑟瑟地吹，雨丝丝地下。“断肠人在天涯”——断肠的人，在天涯。“从今若许重相见”——如果以后还能再相见。“愿作鸳鸯不羡仙”——她愿意和妹妹做一对鸳鸯，不羡慕神仙。 她不是想成仙，她只想和妹妹在一起。哪怕做一对普通的鸳鸯，在水里游来游去，也好过在天上做神仙。可她连鸳鸯都做不了，她只能做人，做一个失去了妹妹的、孤零零的人。 七、归去 崇祯六年（1633年），小鸾死后的第二年。 叶纨纨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长期的悲痛和压抑，让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的眼睛还亮着，可那亮光，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忽明忽暗，随时都可能灭。 她的母亲沈宜修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哭着说：“昭齐，你要吃什么？娘给你做。” 叶纨纨摇摇头，说：“娘，我什么都不想吃。” 她的父亲叶绍袁站在门口，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的二妹叶小纨跪在床前，哭得泣不成声。她说：“大姐，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办？弟弟妹妹们怎么办？” 叶纨纨伸出手，摸了摸叶小纨的脸，说：“蕙绸，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们。你是二姐，要替大姐担起责任。” 叶小纨哭着点头。 叶纨纨又说：“我的《愁言》，你帮我收好。将来印出来，给琼章看。她在地下，会看到的。” 叶小纨哭着说：“大姐，你不会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叶纨纨笑了，那笑很淡，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手心里，很快就化了。她说：“我去找琼章了。她想我了，我也该去了。” 那天晚上，叶纨纨在梦中安然离世，年仅二十三岁。 她死后，叶小纨把她的《愁言》整理出版，并写了一篇序言。她在序言中写道： “先姊昭齐，性聪慧，工诗词。尤善小楷，一笔不苟。年十六，归袁氏。不数年，幼妹琼章夭，昭齐痛不欲生，乃以词写哀，成《愁言》一卷。逾年，亦以哀毁卒。呜呼！姊妹情深，至于此极。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使后之人知，有叶氏姊妹者，生相爱，死相从，虽千古之下，犹令人悲感无已也。” “生相爱，死相从”——活着的时候相亲相爱，死了也要相从相随。叶纨纨和叶小鸾，就是这样的一对姐妹。姐姐为了妹妹，悲伤而死；妹妹在天上等着姐姐，等了不到两年，姐姐就来了。 八、合传 叶纨纨死后，她的母亲沈宜修写了一篇《哭长女昭齐》，收录在《鹂吹集》中。她在文中写道： “昭齐，余长女也。生而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小楷。年十六，归袁氏。夫妇相敬如宾，然昭齐性多愁，常郁郁不乐。癸酉秋，幼女琼章殁，昭齐哭之恸，遂病。病中犹作《哭妹》诸词，字字血泪。逾年，竟以哀毁卒，年二十有三。呜呼！余何不幸，一年之间，连丧二女！天乎，天乎，何酷至此！” “一年之间，连丧二女”——一年之内，沈宜修失去了两个女儿。她的大女儿，她的小女儿，都走了。她的心，碎了又碎，碎成了粉末。 她的丈夫叶绍袁，也在《午梦堂全集》中为两个女儿写了合传。他在传中写道： “余有二女，长曰纨纨，字昭齐；季曰小鸾，字琼章。昭齐年二十三而卒，琼章年十六而卒。二女皆聪慧，皆工诗词，皆不幸早夭。余每读其遗稿，未尝不涕泗横流也。天既生之，又夺之，何其忍也？” “天既生之，又夺之，何其忍也？”——老天爷既然生了她们，又把她们夺走，怎么忍心呢？叶绍袁问天，天不应。他只能把两个女儿的诗稿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两个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爱过、写过。 九、并葬 叶纨纨和叶小鸾，葬在了一起。 她们的墓在吴江叶家埭的祖坟旁边，两座坟紧紧挨着，像她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姐姐的墓碑上刻着“叶氏昭齐之墓”，妹妹的墓碑上刻着“叶氏琼章之墓”。两块碑，并排立着，风吹不到，雨打不到，只有阳光和月光，一年又一年地照着。 墓前，不知是谁种了两株梅花。一株是红梅，一株是白梅。红梅是叶纨纨，白梅是叶小鸾。每到冬天，梅花开放，红梅艳艳，白梅素素，交相辉映，像两姐妹站在雪中，说着悄悄话。 有人说，每年清明，都能看到两只蝴蝶在墓前飞舞。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白色的。红色的蝴蝶绕着红梅飞，白色的蝴蝶绕着白梅飞。飞累了，就停在一起，翅膀挨着翅膀，像两姐妹生前一样，亲亲密密，永不分离。 那是她们的魂吗？没有人知道。可每一个看到那两只蝴蝶的人，都愿意相信，那就是叶纨纨和叶小鸾。她们没有死，她们只是变成了蝴蝶，在花间飞舞，在风中歌唱，在每一个春天里，回到人间，看看她们的父母，看看她们的姐妹，看看她们再也回不去的家。 十、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吴江叶家埭找到了叶纨纨和叶小鸾的墓。 墓已经很旧了，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可那两株梅花还在，一株红梅，一株白梅，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红梅艳艳，白梅素素，交相辉映，像两姐妹站在雪中，说着悄悄话。 叶纨纨在《愁言》中写过这样一句： “梦中犹自忆苏州。” 她记得苏州，记得吴江，记得叶家埭，记得疏香阁，记得妹妹。她什么都记得。她带着这些记忆，去了另一个世界，和妹妹团聚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叶纨纨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白头，没有等到儿孙满堂，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落在吴江的叶家埭上，落在疏香阁的屋顶上，落在她的墓前那株红梅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词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红梅，在雪中开放，在风中凋零。她开得短暂，开得用力，开得满身是伤，可她的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八章完 第十九章 不见题诗：纪映淮与真冷堂词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南京秦淮河的绿波上，落在桃叶渡口的石阶前，落在夫子庙的飞檐翘角上，也落在一个白发老妪的肩头。那老妪坐在莒州城南云里村的一间破屋里，窗外是一株老柳，柳枝在雨中轻轻摇摆，像在招手，又像在摇头。她手里捏着一卷旧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可那些字，她再也写不出来了。她已经很多年不写诗了。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把笔放下了，一放就是三十多年。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一写，就会想起从前；一想起从前，就会哭。 她叫纪映淮，字冒绿，小字阿男。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生于南京，嫁于莒州，寡居三十年，以节烈终老。她的一生只有五十几年，不算短，也不算长。可她的故事，却像秦淮河的水，流了三百年，还在流。她写过一首《咏秋柳》——“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这首诗让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禛激赏不已，写了一首《秦淮杂诗》来追慕她，却因误以为她是烟花女子，被她兄长一封书信斥责得体无完肤，不得不登门道歉，并请朝廷为她建坊旌表。可那牌坊立起来的第二天，就被她自己让人拆了。她说，我不要清朝的牌坊，我不要清朝的旌表。我是明朝的人，死也是明朝的鬼。 她的一生，是坚守的一生。坚守气节，坚守清白，坚守一个女人在那个乱世里，所能坚守的一切。 一、秦淮旧梦 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纪映淮出生在南京秦淮河畔。 纪家是金陵的名门，诗书传家。她的父亲纪青，字竺远，是金陵名士，工诗擅文，一生不仕，以布衣终老。她的哥哥纪映钟，字伯紫，明末诸生，诗书俱佳，入清后不仕，以遗民自居，领袖金陵文坛。 纪映淮是家中最小的女儿，生得聪慧灵秀，从小就显出过人的才情。父亲纪青亲自教她读书，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无所不教。她学得极快，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纪青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 纪映淮从小就生活在秦淮河畔。她看惯了秦淮河的烟波，听惯了桃叶渡的歌声，闻惯了夫子庙的烟火气。她的诗里，到处都是秦淮的影子——水是秦淮的水，柳是秦淮的柳，月是秦淮的月，连风都是秦淮的风。 她十二岁那年，写了一首《桃叶渡》： “清溪有桃叶，流水载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犹古渡新。楫摇秦代月，枝带晋时春。莫谓供凭揽，因之可结邻。” 这首诗借东晋王献之与爱妾桃叶的爱情故事，把一个即将出阁的女孩对爱情与婚姻的憧憬，表达得纯美而婉转。“清溪有桃叶，流水载佳人”——桃叶渡的水，载着桃叶，也载着她对未来的向往。“莫谓供凭揽，因之可结邻”——不要以为这里只是凭吊怀古的地方，她也想在这里结一段姻缘，遇一个良人。 这首诗写得极好，很快就传遍了金陵。人们都说，纪家的女儿是个才女，将来不知便宜了谁家。 纪映淮十五岁那年，写了一首《咏秋柳》： “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 这首诗写得清丽明快，毫无萧瑟凄凉之色。“栖鸦流水点秋光”——秋天的光景里，几点寒鸦栖息在河边，流水缓缓，泛着波光。“爱此萧疏树几行”——她喜欢这萧疏的秋柳，不像春天的柳那样浓艳，可有一种清瘦的美。“不与行人绾离别”——它不像那些柔弱的柳，缠绵多情，系住行人的离愁别恨。“赋成谢女雪飞香”——她像谢道韫一样，咏出了佳句，让柳絮像雪一样飘飞，散发出香气。 诗中以谢道韫自比，显露了她非同一般女子的自信与才气。这首《咏秋柳》一出，很快唱红了秦淮河两岸，并传唱到了扬州。她不知道的是，这首诗在二十多年后，会引发一场文坛公案，会让她和一位大诗人结下一段奇缘。 她的哥哥纪映钟读了这首诗，叹道：“妹妹的才情，不在易安之下。”纪映钟说“易安”，就是李清照。他说妹妹的才情，不比李清照差。这不是兄妹间的客套，而是真心实意的评价。 二、嫁作杜家妇 纪映淮十八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山东莒州的杜李。 杜李是莒州名门之后，他的父亲杜其初是明天启二年的进士，曾任绍兴知府。杜李本人也是个秀才，生得相貌堂堂，才华出众。纪映淮的父亲纪青与杜家早有交往，两家门当户对，这门亲事是再好不过了。 纪映淮知道这件事后，没有说什么。她不像其他女子那样，对婚事充满期待或恐惧。她只是平静地接受，好像这不过是人生中一件必须做的事，做完就算了。 可她的心里，有没有期待？有没有恐惧？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把自己的心藏得很深，深到连最亲近的哥哥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出嫁那天，南京下着雨。 纪映淮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秦淮河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河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从南京到莒州，一千多里的路，走了将近一个月。花轿颠颠簸簸地走着，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水乡变成了北方的平原，从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了黄蒙蒙的土坡。她觉得自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被人从南方的沃土里挖出来，栽到了北方的沙土中。能不能活，不知道。 花轿抬进了杜家。杜李在门口迎接她，穿着一件青布长衫，眉目清朗，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纪映淮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莒州城外的沭河水。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杜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幸福而甜蜜。 杜李虽然是北方人，可他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诗。他尊重纪映淮，从不因为她有才情而嫉妒她、压制她。相反，他鼓励她写诗，鼓励她画画，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诗词，互相唱和。纪映淮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杜李写了诗，第一个给妻子看。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纪映淮在《寄外》中写道： “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这首诗写得情深意切，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对诗歌的热爱。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三、国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消息传到莒州时，纪映淮正在家中读书。她听到消息，手中的书“啪”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她愣在那里，看着地上的书，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本书一样，掉了，碎了，再也捡不起来了。 杜李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他对纪映淮说：“天下乱了。明朝亡了。” 纪映淮问：“那我们怎么办？” 杜李说：“我是明朝的诸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决不能投降清朝。” 纪映淮点点头，说：“我嫁给你，就是杜家的人。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 可他们能做什么呢？清军南下势如破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南各地纷纷沦陷。莒州地处山东，正是清军进攻的重点地区。杜李作为明朝的诸生，不可能坐视不理。他参加了当地的抗清义军，与清军作战。 纪映淮知道这些事，可她无法阻止。她理解他——他是她的丈夫，是明朝的诸生，怎么可能不为国雪耻？可她更知道，这些事是极其危险的。清朝统治者对反清活动极为敏感，一旦发现，就是灭门之祸。 她不敢想，可她不得不想。 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大举南下，攻破莒州。 那一天，莒州城被攻破，清军入城，烧杀抢掠。杜李在城破时战死，死在了守城的战斗中。纪映淮后来在哥哥纪映钟为她写的传记中，只看到四个字——“杜李殉难”。 “殉难”两个字，写尽了她丈夫的一生，也写尽了她后半生的悲剧。 她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身边，不知道他最后说了什么话。她只知道，他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纪映淮听到消息时，正在家中带着六岁的儿子。她听到消息，愣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蹲下来，抱住自己的儿子，无声地哭了起来。她不敢哭出声。她怕儿子害怕，怕婆婆担心，怕那些虎视眈眈的族人看出她的软弱。 那一天，莒州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北方的雨，却下得又急又猛，像有人在天空中倒水。纪映淮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像那雨一样，被风吹着，被雨打着，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四、云里村 杜李死后，纪映淮成了寡妇。 那一年，她只有二十五岁。她的儿子只有六岁。她的婆婆还活着，需要她照顾。族人虎视眈眈，盯着杜家的产业，想要把她们孤儿寡母赶出去。 纪映淮没有哭。她知道，哭没有用。在这个乱世，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她必须坚强，为了儿子，为了婆婆，为了杜家的香火。 她带着婆婆和六岁的儿子，逃到了莒州城南的云里村。 云里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四面环山，远离城镇。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纪映淮在这里租了一间破旧的茅屋，安顿下来。 日子过得清苦极了。 她不会种地，不会砍柴，不会做粗活。她是金陵名门的女儿，是杜家的媳妇，从小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可现在，她必须像村里的农妇一样，下地干活，上山砍柴，生火做饭，洗衣缝补。她的手粗糙了，她的脸晒黑了，她的身体瘦了，可她咬着牙，撑下来了。 她在云里村住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里，她没有再嫁，没有写诗，没有回南京。她把自己关在这间破旧的茅屋里，像一株被移栽到石缝里的兰花，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地活着。没有人为她浇水，没有人为她施肥，没有人欣赏她，没有人记得她。可她还在开——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 她在《秋夜》中写道： “萧瑟幽闺更漏长，庭前丛桂发、暗飘香。幽怀几许总难量，兰缸灺、花影欲窥窗。” 这首诗写的是她晚年的生活。“萧瑟幽闺更漏长”——萧瑟的幽闺里，更漏声长，夜也长。“庭前丛桂发、暗飘香”——庭前的桂花开了一丛，暗暗地飘着香。“幽怀几许总难量”——她心里有多少幽怀，自己也数不清。“兰缸灺、花影欲窥窗”——灯快要灭了，花影想要窥探窗户。 她写的是秋夜，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像那秋夜一样，冷清，孤寂，没有尽头。可她还在活着，还在呼吸，还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五、不见题诗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纪映淮四十四岁。 那一年，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因公事来到南京。他站在秦淮河边，抚今思昔，感慨物是人非。他想起了一首诗——“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他想起这首诗的作者——纪阿男。他想见她，可她已不在南京了。她远嫁到了山东，寡居多年，不知生死。 他怅然叹息，提笔写了一首《秦淮杂诗》： “十里清淮水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 这首诗写得极好。前两句写秦淮河的景色——“十里清淮水蔚蓝”，十里的秦淮河，水色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板桥下斜阳西照，柳条毵毵。后两句写他的感慨——“栖鸦流水空萧瑟”，那“栖鸦流水”的景色还在，可已经空了，萧瑟了；“不见题诗纪阿男”，再也见不到题诗的纪阿男了。 王士禛写这首诗，本意是表达对纪映淮的欣赏和怀念。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误以为纪映淮是秦淮河边的歌女。他在扬州时从歌女口中听说这首诗是从南京秦淮河畔传来的，便想当然地以为它的作者是一名烟花女子。不仅如此，他还把纪映淮和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并列在同一诗题下吟咏。 他当时是一位名震天下的诗人，这样的作品流传开来，将会给纪映淮的名声带来多大的伤害？ 当这首诗传到纪映淮的哥哥纪映钟耳中时，纪映钟勃然大怒。 纪映钟是明末遗老，著名诗人，以气节自持。他一生不仕清朝，以遗民自居，领袖金陵文坛。他读到王士禛的诗，气得浑身发抖。他拿起笔，当即修书一封，痛斥王士禛： “公诗即史，乃以青镫白发之嫠妇，与莫愁、桃叶同列文章，后人其谓之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写的诗就是历史，可你竟然把一位青灯古佛、白发苍苍的节妇，与莫愁、桃叶那些歌女并列在一起，后人读了会怎么想？ 莫愁是南京传说中的歌女，桃叶是王献之的侍妾。纪映淮是一个守节三十多年的寡妇，是一个烈女，是一个节妇。王士禛把她和歌女并列，是对她最大的侮辱。 王士禛接到这封信，冷汗都下来了。他深为自己的孟浪而后悔，立刻写信道歉，态度极为诚恳。他不仅道歉，还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向朝廷请诏，为纪映淮建坊旌表。 他请莒州知州督导，在杜家门前建了一座木坊，以彰纪映淮的节烈。 牌坊建起来的那一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他们不知道这个从南京来的女人是谁，不知道为什么朝廷会为她建坊。他们只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连皇帝都知道她。 可纪映淮不想要这座牌坊。 六、毁坊 牌坊落成的第二天，纪映淮让人把它拆了。 村里人不解，问她：“这是朝廷给你的荣誉，你为什么要拆？” 纪映淮说：“我不要清朝的牌坊，我不要清朝的旌表。我是明朝的人，死也是明朝的鬼。我丈夫是抗清殉难的，我怎么可能接受清朝的褒奖？” 她让人把牌坊的木头拆下来，堆在院子里。她没有烧掉，也没有扔掉。她让人把它留着，留着烧火做饭。她说，这木头还不错，留着也是留着，不如烧了取暖。 王士禛听说纪映淮拆了牌坊，沉默了很久。他没有生气，没有怪罪，只是说：“是我对不起她。” 他知道，纪映淮不是不要荣誉，她是不想要清朝的荣誉。她的气节，比她丈夫的死还重。她不是不能接受，她是不肯接受。 纪映淮的哥哥纪映钟，在写给王士禛的信中，还有一句话： “公诗即史，乃以青镫白发之嫠妇，与莫愁、桃叶同列文章，后人其谓之何？” 王士禛后来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他晚年回忆此事，说：“这是我一生最惭愧的事。不是因为我写错了诗，而是因为我不了解她。她是一个有气节的女人，我不应该把她和那些风尘女子并列。” 纪映淮拆坊的事，在江南传开了。人们都说，这个女子了不起。有人说她是“烈女”，有人说她是“节妇”，有人说她是“奇女子”。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她。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对得起丈夫，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明朝。 她在《真冷堂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冰霜自励，松柏为心。” “冰霜自励”——她用冰霜来磨砺自己，让自己变得坚强。“松柏为心”——她的心像松柏一样，四季常青，永不凋零。这是她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她一生的写照。 七、真冷堂 纪映淮的晚年，是在云里村度过的。 她住在村头一间低矮的茅屋里，四面透风，冬冷夏热。她的儿子长大了，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她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她不喜欢热闹，不喜欢打扰，她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活着。 她不再写诗了。 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把笔放下了。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一写，就会想起从前；一想起从前，就会哭。她不想哭。哭是最没有用的事。 她的词集叫《真冷堂词》。“真冷”二字，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她的心，是真的冷了。不是装出来的冷，是真的冷。从丈夫死的那一天起，她的心就冷了，再也没有暖过来。 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嫁给杜李，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为杜李守节，也是她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她，没有人求她，是她自己要的。她要的，就是一个“真”字——真心，真情，真正地活着。 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纪映淮在云里村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她死的时候，身边有儿子，有儿媳，有孙子。她的眼睛闭着，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像是在做一个好梦。她的枕边放着一卷旧稿，那是她的《真冷堂词》。稿子已经很旧了，纸泛黄了，边角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字迹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 她死的那天，莒州下着雨。 北方的雨，不像江南的雨那样细细密密、不肯痛快地下。北方的雨下得又急又猛，像有人在天空中倒水。雨水打在茅屋的屋顶上，打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上，打在她的坟上，打在她的墓碑上。 她终于可以休息了。 八、身后 纪映淮死后，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闺秀词钞》《国朝闺秀正始集》等书中。她的《咏秋柳》，被无数人传诵；她的《桃叶渡》，被刻在了夫子庙的牌坊上。 可她的《真冷堂词》，大部分已经散佚了。后人只找到了十几首诗词，每一首都写得极好，清丽婉转，哀而不伤，有一种让人读了就忘不掉的魅力。 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纪映淮：“纪阿男词，清丽婉转，有李易安之风。其《咏秋柳》一首，尤为人所称道。” “有李易安之风”——有李清照的风范。这是极高的评价。 可纪映淮不需要这样的评价。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懂她的人。那个人，曾经有过——她的丈夫杜李。可他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她的哥哥纪映钟，在王士禛的诗传开后，曾写信给王士禛说：“吾妹守节三十余年，不食清粟，不受清封。其志之坚，虽古之烈女不能过也。” “不食清粟，不受清封”——不吃清朝的粮食，不接受清朝的封赐。她做到了。她一生没有做过清朝的官，没有吃过清朝的俸禄，没有穿过清朝的官服，没有戴过清朝的官帽。她只是一个女人，可她的气节，比那些投降的汉奸强一万倍。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莒州城南的云里村找到了一座破败的坟墓。 墓已经很旧了，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几个字：“杜门纪氏之墓。”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真冷堂主。” 那是纪映淮的墓。 她的墓前，不知是谁种了一株柳树。每到春天，柳树发芽，绿丝垂地，在风中轻轻摇摆，像是在招手，又像是在告别。那株柳树，也许是她的儿子种的，也许是某个读过她诗的书生种的，也许只是风把种子吹到这里，自己长出来的。 纪映淮在《咏秋柳》中写过这样一句： “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 她不想与行人绾住离别的愁绪，只想像谢道韫一样，咏出佳句，让柳絮像雪一样飘飞，散发出香气。她的柳絮飘了三百年，还在飘；她的香气散了三百年，还在散。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纪映淮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落在南京的秦淮河上，落在莒州云里村的茅屋顶上，落在她的墓前那株老柳的柳丝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老柳，生在秦淮河畔，长在莒州山间，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被雪压着，可她的枝条，还是绿的；她的柳絮，还是香的。 王士禛写过“不见题诗纪阿男”。他见不到她了，可他读到了她的诗。她的诗，比她的人活得更久。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十九章完 第二十章 再生缘：梁德绳与古春轩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钱塘西子湖畔的荷花丛中，落在孤山脚下的放鹤亭前，落在宝石山腰那座小小书楼的飞檐翘角上，也落在一位白发老妪的肩头。那老妪坐在书楼二层的窗前，面前摊着一卷旧得发黄的手稿，手稿的边角已经卷了起来，纸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有些地方墨迹已淡，几不可辨。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迹，像是在抚摸一个人，又像是在抚摸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她叫梁德绳，字楚生，晚号古春老人。 她是清代乾嘉年间的女诗人、弹词女作家，《再生缘》的续作者。她生于钱塘的书香世家，祖孙三代皆是高官名士，她本人则工诗词、擅书画、善琴棋、尤长篆刻，可谓无所不通。可她最让人铭记的，不是她的诗，不是她的画，不是她的一手好篆刻，而是她在四十八岁那年，在丈夫许宗彦去世后，含泪续完了陈端生未竟的弹词巨著——《再生缘》。 她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在悲伤与孤独中，一字一句地续完了这部关于“前世今生”的长篇弹词。她说，“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她写的是别人的缘分，却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答案。 那一年，她写下了“如遇知音能改削，竟当一字拜为师”的名句，虚怀若谷。那一年，她将孟丽君的故事续成了团圆，让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终成眷属。那一年，她把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对命运的领悟，对人世的悲欢，都融进了这十七卷弹词之中。 她的生命，从四十岁以后才真正开始。 她的诗，她的词，她的篆刻，她的续书，都是她在孤独中用时光熬出来的。她没有哭天喊地，没有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静静地，把自己一生的悲喜化作了一方方篆刻的印章，一首首清丽的诗篇，一卷卷深情的弹词。 她像一株古春树，在经历了风雨的摧折之后，依然在春天里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一、钱塘世家 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梁德绳出生在浙江钱塘的一个显赫世家。 梁家的祖籍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世代官宦，科第不绝。梁德绳的祖父梁诗正，是雍正八年（1730年）的探花，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卒谥“文庄”。梁诗正是清代著名的大臣、书法家，深受乾隆皇帝倚重，曾在军机处行走，参与朝廷机要决策。 梁德绳的父亲梁敦书，是梁诗正的次子，官至工部右侍郎，也是一位颇有才学的官员。梁敦书擅长诗文，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梁德绳是家中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书。梁敦书对这个女儿极为宠爱，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 梁德绳从小就生活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梁家藏书极富，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碑帖，无所不有。她每天泡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读《诗经》，读《楚辞》，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读元明戏曲弹词。她最喜欢的还是诗词，那些优美婉转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她不仅读书，还学琴、学棋、学画、学篆刻。梁家请了最好的老师来教她，她学得极快，样样精通。尤其是篆刻，她刻得一手好印章，连当时的篆刻名家都对她赞不绝口。她常常自己设计印稿，自己磨石，自己刻制，一坐就是半天，刻出来的印章古雅朴拙，颇有秦汉之风。 十岁那年，她刻了一方“幼学壮行”的白文印，拿给父亲看。梁敦书看了，叹道：“这孩子，心思沉静，是个做学问的料子。” 十五岁那年，她写了一首《秋夜》： “萧瑟幽闺更漏长，庭前丛桂发、暗飘香。幽怀几许总难量，兰缸灺、花影欲窥窗。” 这首诗写得清丽婉约，有李清照的风韵。“萧瑟幽闺更漏长”——萧瑟的幽闺里，更漏声长，夜也长。“庭前丛桂发、暗飘香”——庭前的桂花开了一丛，暗暗地飘着香。“幽怀几许总难量”——她心里有多少幽怀，自己也数不清。“兰缸灺、花影欲窥窗”——灯快要灭了，花影想要窥探窗户。 她写的是秋夜，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像那秋夜一样，清冷，孤寂，可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二、嫁与许家 梁德绳十七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德清许家的许宗彦。 许宗彦，字积卿，一字周生，是德清的名门之后。他比梁德绳大四岁，生得相貌堂堂，才华出众，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兵部主事。他不仅科举得意，学问也极好，精于天文、历算、地理、音律之学，著有《鉴止水斋集》，在当时的士林中颇有声望。 两家门当户对，这门亲事是再好不过了。 出嫁那天，钱塘下着雨。 梁德绳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西湖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怕。她听说许宗彦是个才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她想，嫁给这样的人，至少不愁没有共同语言。 花轿抬进了许家。许宗彦在门口迎接她，穿着一件青布长衫，眉目清朗，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梁德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德清城外苕溪的水。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许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梁德绳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许宗彦不仅是朝廷命官，还是个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精通天文历算，能推算日月食；精通地理，能画出精确的地图；精通音律，能辨识古乐的雅俗。他对梁德绳极为尊重，从不因为她有才情而嫉妒她、压制她。相反，他鼓励她写诗，鼓励她画画，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 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学问，互相切磋。梁德绳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许宗彦有了新的学问发现，第一个告诉妻子。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梁德绳在《即景呈夫子》中写道： “袅袅疏林几抹烟，青阳湾转小村前。薄云漏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淡远天。静坐可无清课遣，举头便结看山缘。凭君妙悟能拈出，画意诗情在者边。” “凭君妙悟能拈出，画意诗情在者边”——她相信丈夫能够妙悟出她诗中的意趣，画意和诗情，都在这一边。这是她对丈夫的信任，也是她对爱情的笃定。 许宗彦虽然学问渊博，却不善于做官。他在兵部主事任上待了几年，觉得官场污浊，不适合自己，便辞官归隐，回到德清老家，专心读书著述。梁德绳随着丈夫，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他们在德清的乡下建了一座小楼，取名“古春轩”。楼前种着几株古梅，每到冬天，梅花开放，清香满院。梁德绳在这里读书写诗，弹琴刻印，日子过得清静而充实。 她在《古春轩》中写道： “小小楼居傍水隈，梅花绕屋手亲栽。春来不道花开早，一树先舒冷蕊开。” “梅花绕屋手亲栽”——她亲手在屋前种了梅花。梅花是她最喜欢的花，因为梅花在最冷的冬天开放，在最苦的时候散发清香。她要做梅花那样的人，在最冷的时候开花，在最苦的时候活着。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三、忧思 梁德绳和许宗彦生了几个孩子，可大多夭折了。 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让她满怀希望；每一个孩子的死去，都让她的希望碎了一次。那些年里，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不知在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不知在多少个黎明独自垂泪。 可她从不抱怨。她把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把所有的泪都咽进了肚子里，只在诗里，偶尔流出一滴两滴。 她在《感怀》中写道： “欹枕梦频惊，残釭暗复明。愁多天地窄，情重死生轻。浮世原知幻，诸魔未易平。秋虫尔何苦，断续和悲鸣。” “欹枕梦频惊”——她靠在枕上，梦频频被惊醒。“残釭暗复明”——残灯暗了又明。“愁多天地窄”——愁太多了，天地都显得狭窄。“情重死生轻”——情太重了，生死都显得轻。“浮世原知幻”——她原本知道浮世是虚幻的。“诸魔未易平”——可心中的魔障，却不容易平息。“秋虫尔何苦”——秋虫啊，你为什么这么苦。“断续和悲鸣”——断断续续地，和着她的悲鸣。 她写的是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的痛，没有人懂，没有人说，只能藏在心里，藏在诗里。 许宗彦看着她消瘦下去，心里也很难过。他劝她少写诗，多休息。她说：“不写诗，我还能做什么呢？” 写诗是她唯一的出口。不写，她会疯的。 她在《久雨即景》中写道： “半月溟濛雨未晴，閒阶如绣绿苔生。亚枝花蕊寒犹禁，出谷莺簧啭尚轻。压树黑云飞不起，栖檐冻雀喑无声。屏山徙倚春游寂，拨尽炉烟梦亦清。” “半月溟濛雨未晴”——半个月了，雨还是蒙蒙地下着，没有放晴。“閒阶如绣绿苔生”——闲暇的台阶上，绿苔像绣花一样长了出来。“压树黑云飞不起”——黑云压着树枝，飞不起来。“栖檐冻雀喑无声”——栖在屋檐下的冻雀，哑了，没有声音。 这哪里是写雨？分明是写她的心。她的心，也像那半个月的雨，蒙蒙的，湿湿的，没有放晴。她的希望，也像那压树的黑云，飞不起来。她的声音，也像那栖檐的冻雀，哑了，没有人听见。 四、断弦 嘉庆十九年（1814年），许宗彦病倒了。 他的病，是积劳成疾。多年的刻苦读书和著述，让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像德清城外苕溪的月光。 梁德绳守在床边，握着丈夫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 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许宗彦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那一年的冬天，许宗彦在德清的家中病逝，年仅五十一岁。 梁德绳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那些没有写完的书怎么办？” 可许宗彦听不见了。他永远地走了。 她后来在诗中说，她与丈夫作了三十年恩爱夫妻。三十年，听起来很长，可过起来，太短了。短到来不及好好告别，短到来不及说一句“我爱你”。 丈夫的去世，对梁德绳打击非常大。之后的十来年，她都不能平静。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古春轩里，对着丈夫的画像发呆。她不吃不喝，不睡不动，瘦得像一根竹子，风吹就倒。 她的朋友来看她，劝她节哀。她摇摇头，说：“我不是哀，我是痛。哀会过去，痛不会。它会一直在这里，在我心里，在我骨头里，在我每一首诗里。” 她在《述怀》中写道： “一住西湖二十年，早看青鬓换华颠。閒来输与眠沙鹭，冷处甘同抱叶蝉。绝少馀资供大药，幸无离梦到遥天。当年本有溪山约，应逐维摩老辋川。” “一住西湖二十年”——她在西湖边住了二十年。“早看青鬓换华颠”——早早就看到青丝变成了白发。“閒来输与眠沙鹭”——闲来无事，她把自己输给了眠沙的白鹭。“冷处甘同抱叶蝉”——在冷落处，她甘愿和抱叶的秋蝉一样。“绝少馀资供大药”——她很少有余钱去买药。“幸无离梦到遥天”——幸好，没有离梦飞到遥远的天边。“当年本有溪山约”——当年她和丈夫本来约好了一起游山玩水。“应逐维摩老辋川”——她应该追随维摩诘，老在辋川。 她写的是自己的孤独。丈夫走了，她一个人，住在西湖边，看着青丝变成白发，看着白鹭在沙上睡觉，听着秋蝉在叶间鸣叫。她没钱买药，可她也不需要买药了。她的病，不是药能治的。她的病，在心里。 可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那些没有写完的诗，还有那卷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读到一半的手稿——《再生缘》。 五、再生缘 大约是在丈夫去世后的第三年，梁德绳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部手抄本弹词——《再生缘》。 《再生缘》是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作品，讲述的是元代女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的故事。陈端生写得才华横溢，文采斐然，可她在写到第十七卷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搁笔不再写下去。她去世后，《再生缘》成了一部未完之作。 梁德绳读到了这部书，爱不释手。她废寝忘食地读，一连读了几天几夜，读到第十七卷的时候，忽然断了——故事没有写完，孟丽君的命运悬在半空，不知结局如何。 她合上手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在《续再生缘》的序言中说，她读完了《再生缘》，心中怅然若失，想续写下去，又怕狗尾续貂，亵渎了前人的心血。可她又不忍心让这部伟大的作品永远残缺，所以她决定试一试。 她写道： “有感再生缘作者，半途而废了生前。偶然涉笔闲消遣，巧续人间未了缘。” “有感再生缘作者，半途而废了生前”——她感慨《再生缘》的作者，半途而废，在生前没有写完这部书。“偶然涉笔闲消遣”——她偶然拿起笔，当做消遣。“巧续人间未了缘”——她巧妙地续写了人间的未了之缘。 她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快要六十岁了。她经历了丧夫之痛，经历了丧子之殇，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她对“缘分”这个东西，有了比年轻时更深的领悟。 她说：“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 “我亦缘悭甘茹苦”——她也是缘分浅薄的人，甘愿吃苦。“悠悠卅载悟前缘”——悠悠三十载，她悟透了前世的缘分。 她悟透了什么？她悟透了生命的短暂，悟透了缘分的无常，悟透了人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最终都会归于平静。她写《再生缘》，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虚名，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寄托。丈夫走了，孩子走了，她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找一点事做，总要有一点念想。 《再生缘》就是她的念想。 她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一字一句地续写了这部弹词。她把孟丽君的故事续成了团圆，让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终成眷属，让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人物，找到了各自的归宿。 她在续作中写道： “可怪某氏闲闺秀，笔下遗留未了缘。后知薄命方成谶，中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落叶惊悲再世缘。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有子承欢万事足，心无罣碍洗尘缘。” 这段文字，信息量极大。她感叹陈端生是个“闲闺秀”，留下了未了的缘分。她后来才知道，陈端生的薄命和早逝，成了她笔下的谶语。陈端生写孟丽君的坎坷命运，其实是在写她自己。梁德绳读懂了这一点，因为她自己也经历了相似的悲欢。 “有子承欢万事足，心无罣碍洗尘缘”——她说，她有儿子在身边承欢膝下，已经很满足了。她放下了一切，洗净了尘缘。 续完《再生缘》后，梁德绳说：“如遇知音能改削，竟当一字拜为师。”如果有人能够对她的续作进行修改，她愿意把每一个字都当成老师来拜。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是大家风范，也是她对陈端生的尊重。 陈、梁二人完成《再生缘》后，又经过侯芝的改订，才传之于世的。至今，《再生缘》仍是弹词史上的一座丰碑，与《红楼梦》并称“南缘北梦”。 六、古春老人 梁德绳的晚年，是在杭州西湖边度过的。 她住在宝石山腰的一座小楼里，楼还是叫“古春轩”。楼前种着几株古梅，是她从德清移栽过来的。每到冬天，梅花开放，清香满院。她坐在窗前，看梅，看雪，看湖，看山，看那些来来往往的游人和香客。 她老了。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古春老人”。“古春”是她的书斋名，“老人”是她的自称。她说，她老了，不中用了，只能在这间小小的书斋里，读读书，写写诗，刻刻印章，打发余生了。 可她并没有“不中用”。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好；她的篆刻，越来越老辣；她的学问，越来越精深。 她在《自题小像》中写道： “小小楼居傍水隈，梅花绕屋手亲栽。春来不道花开早，一树先舒冷蕊开。” 这首诗，是她早年写的。晚年她重新题写，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早年的她，写的是希望；晚年的她，写的是淡然。她不再期待什么，不再盼望什么，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等着春天的到来，等着梅花的开放。 她还写过一首《述怀》，记载了她一生的感慨： “一住西湖二十年，早看青鬓换华颠。閒来输与眠沙鹭，冷处甘同抱叶蝉。绝少馀资供大药，幸无离梦到遥天。当年本有溪山约，应逐维摩老辋川。”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早看青鬓换华颠”——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青丝变成白发。她不是老了才白发的，她是太年轻的时候就白了头发，因为她的心太苦了，苦到头发都白了。 “绝少馀资供大药”——她没有钱买药，可也不需要买药了。她的病，不是药能治的。她的病，在心里。 “幸无离梦到遥天”——她唯一感到幸运的是，她不会再梦到丈夫了。不是她不想梦，而是她已经放下了。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不再痛苦。 “当年本有溪山约”——当年她和丈夫约好了，要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老在溪山之间。可他没有履约，他先走了。 “应逐维摩老辋川”——她只能一个人，追随维摩诘的足迹，老在辋川。维摩诘是佛教中的在家菩萨，以智慧著称。她不是信佛，她只是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维摩诘是她的寄托，辋川是她的归宿。 七、绝笔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梁德绳在杭州西湖边的古春轩中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她死的时候，身边有儿子，有儿媳，有孙子孙女。她握着儿子的手，说：“娘走了，你们不要哭。娘去找你爹了。他等了三十多年，该等急了。” 儿子哭着说：“娘，你不能走。” 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她说：“娘不怕走。娘这辈子，值了。” 她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雨，细细密密地下着。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一天，它下得很轻，很柔，像是怕惊扰了她的梦。 她梦见自己回到了德清，回到了那座叫“古春轩”的小楼。楼前的梅花开了，金黄的花瓣在雪中闪闪发亮。丈夫站在梅树下，朝她招手，说：“你来了。” 她笑着走过去，握住了他的手。 她的手很凉，他的手很暖。 他们一起走进了那间小小的书房，关上门，再也不出来了。 八、身后 梁德绳死后，她的《古春轩诗钞》和《古春轩词》由她的后人刊刻出版，流传于世。她的诗不多，可每一首都写得极好，清丽婉转，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与淡定。那种从容，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才有的从容；那种淡定，是看透了生死之后才有的淡定。 她的《再生缘》续作，也流传了下来。有人称赞，有人批评，有人质疑，有人嘲讽。称赞的人说她是“女中大家”，批评的人说她“狗尾续貂”，质疑的人问“她凭什么续写陈端生的作品”。她不在乎。她活着的时候不在乎，死了更不在乎。 她在《古春轩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小小楼居傍水隈，梅花绕屋手亲栽。” 她亲手栽的梅花，每年冬天都会开。她亲手刻的印章，每年都会有人拿出来欣赏。她亲手写的诗，每年都会有人拿出来读。 她亲手续写的《再生缘》，每年都会有人捧在手里，读到热泪盈眶。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杭州宝石山腰找到了一座破旧的小楼。 楼已经很旧了，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墙壁上的石灰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几株古梅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座山。 有人说，那是梁德绳亲手种的梅。她死后，梅花每年都开。开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老人身上的气息，淡淡的，幽幽的，若有若无，却久久不散。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梁德绳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西湖的湖面上，落在宝石山的石阶上，落在古春轩的屋顶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古梅，在风雪中开放，在严寒中吐香。她开得不张扬，不热烈，只是幽幽地、淡淡地，把一缕清香送到人间。那缕香，飘了两百年，还在飘。 她在《再生缘》中写过这样一句： “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 她悟透了前缘，悟透了人生。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再生缘》——一部关于缘分、关于命运、关于悲欢离合的长篇弹词。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章完，约21000字） 第二十一章 茹雪山人：熊琏与澹仙词 第二十一章 茹雪山人：熊琏与澹仙词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如皋水绘园的残荷上，落在东水关外的老柳下，落在那条通往乡间的小路上，也落在一个中年女子的肩头。那女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挽着，背着一个旧布囊，布囊里装着她唯一的财产——几卷诗稿。她走在泥泞的小路上，雨水打湿了她的鞋，打湿了她的衣角，打湿了她鬓边的白发，可她不在乎。她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着，像一株被风吹弯了腰的芦苇，可她没有倒，还在走。 她叫熊琏，字商珍，号澹仙，又号茹雪山人。 她是清代乾嘉年间的女诗人、女词人。她生于江苏如皋的平民之家，才慧命舛，苦节一生。她少时与同里陈遵订婚，尚未过门，陈遵便因病致残，陈家请毁婚约，她坚不可，“既许字矣，忍更盟乎”，誓死不改。她嫁入陈家后，夫家贫寒，丈夫病弱，她以一人之力操持家务，奉养公婆，抚育子侄，备尝艰辛。她以诗为命，以词为心，著有《澹仙词》《澹仙诗话》等，被翁方纲、法式善等名士推为“闺阁中不可多得之才”。她的诗，“愁如乱发不胜梳”，写得沉痛，写得苍凉，写得让人不忍卒读。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她活了六十多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可她用一支笔，把所有的苦都写了出来，写在纸上，写在诗里，写在词里，写在每一个读她作品的人心里。 她是一株茹雪的山花，开在苦寒的岁月里，开得卑微，开得倔强，开得满身是伤，可她的香，飘了两百年，还在飘。 一、如皋旧事 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后，熊琏出生在江苏如皋的一个平民之家。 如皋，是苏中平原上的一座小城，水网密布，桥梁众多，素有“金如皋”之称。这座城不算大，却出过不少人物。明末清初的冒辟疆、董小宛，就曾在水绘园中留下过“白头偕老”的佳话。熊琏的童年，大概也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熊家不是名门，不是望族，只是普通的书香之家。熊琏的父亲熊某（名字已不可考），是个读书人，虽然没有考取功名，可颇有才学，以教书为生。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熊琏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 熊琏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十岁便能填词。她读书极快，过目成诵，尤其喜欢诗词歌赋。父亲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李清照。”熊母笑道：“咱们家没有李清照，只有熊琏。”父亲说：“她就是咱们家的李清照。” 熊琏的童年，大概是快乐的。她有父母的疼爱，有弟弟的陪伴，有读不完的书，有写不完的诗。可她的快乐，没有持续太久。她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不会像别人的那样平坦。 她十多岁时，父亲做主，把她许配给了同里陈家的陈遵。 陈家与熊家一样，是普通的读书人家，门当户对。陈遵比熊琏大几岁，生得清秀，读书也好，两家人都很高兴，觉得这是天作之合。熊琏见过陈遵几次。他生得瘦，眉目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像秋天的落叶，不知何时会被风吹走。她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爱情，可她知道，这个人，是她的未婚夫，是她将来要共度一生的人。 她没有欢喜，也没有厌恶，只是平静地接受了。在那个时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不得自己做主。她只希望，那个人是个好人，能对她好。 可她连这个希望，都落空了。 二、毁婚 熊琏还未过门，陈家就出了大事——陈遵病了。 陈遵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他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陈家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可医生们看了都摇头，说是肺痨，无药可救。陈遵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身体一天比一天瘦，最后落下了残疾，再也不能正常行走。 陈家看着儿子的病，心里着急。他们想，熊家的女儿还没有过门，如果儿子真的不行了，岂不耽误了人家？陈遵的父亲找到了熊琏的父亲，委婉地说：“我家儿子病重，恐不能娶亲。不如把婚约解了吧，免得耽误了令爱。” 熊父听了，沉默了很久。他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熊琏。 熊琏听了，也沉默了很久。 她知道，解除了婚约，她可以再嫁别人，嫁一个健康的人，嫁一个能让她过上好日子的人。可她不能那样做。她是读过书的人，她知道“信义”二字怎么写。她既然许了陈家，就是陈家的人。陈遵病了，她不能丢下他。她要是丢下他，她还算是人吗？ 她对父亲说：“既许字矣，忍更盟乎？”——既然已经许配给了他，怎么忍心毁掉婚约呢？ 父亲说：“可是他的病……” 熊琏说：“他的病，是他的命。我的命，是嫁给他。我愿意。” 父亲看着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一声，说：“你是好孩子。” 陈家听说熊琏不肯毁婚，又派人来说：“我儿子病重，恐怕活不长了。你嫁过来，要守寡的。你还是再想想吧。” 熊琏说：“守寡我也认了。我嫁给他，就是一辈子的事。” 她嫁了过去。 出嫁那天，如皋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水绘园的残荷上，落在东水关外的老柳下，落在那条通往陈家的青石板路上。熊琏坐在花轿里，没有哭，没有笑，只是平静地坐着，像一尊泥塑。她知道，从今天起，她的生活就要变了。她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而是一个病弱丈夫的妻子，一个贫困家庭的媳妇。 她不怕。她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花轿抬进了陈家。陈家很小，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陈遵躺在病床上，不能起身迎接她。熊琏走进新房，看到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如皋城外的小河。 他看着她，说：“你来了。你不该来的。” 熊琏说：“我来了。这就是我的家。” 陈遵的眼泪流了下来。他伸出手，想要握住她的手，可他的手在抖，抖得厉害。熊琏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很瘦，像冬天的枯枝。她说：“不要哭。我来照顾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一切都没有好起来。陈遵的病，一直没有好转。他躺在病床上，一年，两年，三年，再也没能站起来。 三、苦节 熊琏嫁到陈家后，日子过得比她想得还要苦。 陈家清贫，几乎没有积蓄。陈遵不能劳动，不能赚钱，一家人全靠熊琏一个人撑着。她洗衣，做饭，缝补，打扫，还要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她从天亮忙到天黑，从春天忙到冬天，从年轻忙到老，几乎没有一刻停歇。 可她不抱怨。她知道，这是她的命。她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到底。 她不仅要照顾陈遵，还要照顾陈家的老人和弟妹。陈遵的父母年迈体弱，需要人照顾；陈遵的弟弟妹妹还小，需要人抚养。她一个人，撑起了整个陈家。 她累吗？累。可她不敢说。她怕说出来，会让陈遵内疚，会让老人担心，会让弟妹害怕。她把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把所有的泪都咽进了肚子里，只在诗里，偶尔流出一滴两滴。 她在《枕上》中写道： “豆花蒙密掩蓬庐，人卧西风七月初。病似孤城频受困，愁如乱发不胜梳。心同落叶秋先觉，身比寒蝉夜更孤。最是深宵眠不得，残灯一点照清癯。” 这首诗写的是她某个夜晚的真实感受。“豆花蒙密掩蓬庐”——豆花开得密密层层，掩盖了她住的茅草屋。“人卧西风七月初”——七月初的夜晚，西风吹着，她躺在床上。“病似孤城频受困”——她的病，像一座孤城，常常被困住。“愁如乱发不胜梳”——她的愁，像乱发一样，梳也梳不顺。“心同落叶秋先觉”——她的心像落叶，秋天还没到，她已经感觉到了。“身比寒蝉夜更孤”——她的身体像寒蝉，夜晚更加孤独。“最是深宵眠不得”——最难受的是深夜，睡不着觉。“残灯一点照清癯”——只剩下一盏残灯，照着清瘦的她。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也写得太苦了。“愁如乱发不胜梳”——这句诗，写尽了她一生的愁。愁太多了，多到像乱发一样，怎么梳也梳不顺；多到像潮水一样，怎么挡也挡不住。 可她还是要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陈遵，是为了陈家。 陈遵躺在病床上，看着妻子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难受极了。他对熊琏说：“是我拖累了你。你本来可以过好日子的。” 熊琏摇摇头，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照顾你，也是自愿的。你不要内疚。” 陈遵说：“可是你的诗，你的才华，都被我耽误了。” 熊琏说：“诗可以以后写。日子要过下去。” 可她知道，日子不会好了。陈遵的病，不会好了。她的苦，不会结束了。她只能一天一天地熬，一天一天地撑，撑到陈遵死的那一天。 四、守寡 陈遵终于还是死了。 死在那年冬天。天很冷，下着雪。他躺在床上，握着熊琏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来生，我做牛做马报答你。” 熊琏哭着说：“我不要你报答。你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可他没有活着。他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 熊琏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他，哭自己，哭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哭了一天一夜，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 那一年，熊琏大概三四十岁。她成了寡妇。 她没有再嫁。她不是不想，是不能。她是陈家的人，是陈遵的妻子，是陈家的媳妇。她不能做对不起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陈遵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陈家。她照顾陈遵的父母，直到他们去世；她抚养陈遵的弟弟妹妹，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陈家。 可她自己的心，谁能来照顾呢？ 她在《满庭芳·追怀业师江片石先生》中写道： “病似孤城频受困，愁如乱发不胜梳。” 这句词，她写了一遍又一遍。不是因为她写不出来新句子，而是因为她觉得，只有这两句，最能写出她心中的苦。她的心，就是一座孤城，被病痛、贫困、孤独、忧愁团团围住，怎么冲也冲不出去。她的愁，就是一头乱发，怎么梳也梳不顺，怎么理也理不清。 她在《澹仙词》中写道： “生小从儿，十年憔悴，算来只是凄凉。病魔愁债，日夜苦相妨。叹我孤身似叶，飘零久、何处寻芳。空赢得、青衫泪湿，两鬓已成霜。” “生小从儿，十年憔悴”——从小时候到现在，十年来，她一直在憔悴。“病魔愁债，日夜苦相妨”——病魔和愁债，日夜不停地折磨她。“叹我孤身似叶”——她感叹自己像一片落叶，孤零零地飘着。“飘零久、何处寻芳”——她飘零了太久，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芬芳。“空赢得、青衫泪湿，两鬓已成霜”——她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有青衫被泪水打湿，两鬓已经白成了霜。 她写的是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守寡的女人。她们的苦，没有人懂，没有人说，只能藏在心里，藏在诗里。 五、卖诗 陈遵死后，熊琏的生活更加艰难。 她没有田产，没有积蓄，没有依靠。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写诗。她把自己写的诗，拿到街上去卖。一张纸，几行诗，换几个铜板，买几斤米，糊一天的嘴。 如皋城里的人，都知道熊琏是个才女，写诗写得好，词也填得好。可真正愿意花钱买她的诗的人，没有几个。在那个时候，谁会花钱买一个寡妇写的诗呢？诗不是米，不能吃；不是衣，不能穿；不是药，不能治病。它只是一个寡妇的心事，一个穷人的眼泪，一文不值。 可熊琏不在乎。她写诗，不是为了卖钱。她是写给自己看的。诗是她的命，是她的药，是她在黑暗中唯一的光。没有了诗，她早就死了。 她在《澹仙词》中写道： “痴。小字轻呼唤阿谁。无人应，独自立多时。” 这首小令写得太好了。“痴”——她痴痴地站在那儿。“小字轻呼唤阿谁”——她轻声地呼唤，可她在呼唤谁？“无人应”——没有人回答她。“独自立多时”——她一个人站了很久。 她在呼唤谁？也许是陈遵，也许是她的父母，也许是她自己。没有人回答她，因为她呼唤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她一个人，站在这荒凉的人世间，孤独得像一棵秋天的树。 可她还在站着。没有倒。不能倒。 六、诗名 熊琏的诗名，在如皋渐渐传开了。有人说她的诗“沉痛苍凉”，有人说她的词“清丽婉转”，有人说她是“闺阁中不可多得之才”。 她的诗稿，通过她在书院读书的弟弟熊瑚的抄录，流传到了外面。一些名士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翁方纲、法式善、罗聘等名家，纷纷为她题词作序，称她的诗“不减古人”。 熊琏的诗集《澹仙词》，在嘉庆二年（1797年）初版，由弟弟熊瑚出资刊刻。这部诗集，收录了她多年来的心血之作，有诗，有词，有文，有赋，堪称一部女才子的全稿。 她在《澹仙词》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遭家不造，备尝艰苦。病魔愁债，日夜相妨。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饥寒困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澹仙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词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词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词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她的弟弟熊瑚，在《澹仙词》的序言中写道： “余姊商珍，幼聪慧，工诗词。及长，归同里陈氏。夫家贫，姊以一人之力操持家务，奉养翁姑，备尝艰辛。然姊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诗沉痛苍凉，读之令人涕下。今姊年迈，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其诗沉痛苍凉，读之令人涕下”——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女人对命运的呐喊，一个寡妇对生活的控诉，一个诗人在黑暗中发出的微弱的光。 七、闺塾师 晚年的熊琏，生活依然清苦。 她的弟弟熊瑚，是个秀才，在如皋的书院里教书。熊琏没有孩子，没有丈夫，没有依靠，只能依弟弟而居。她在弟弟的家中，住了一间小小的屋子，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卷书，几支笔。 她不再下地干活了。她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干不动了。可她还在写诗，还在填词。她写得慢，写得吃力，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写不动了。 她还做了一件事——她开始给人家教书。 在清代，有一些女子，因家贫而外出教书，被称为“闺塾师”。熊琏就是其中之一。她给一些富贵人家的女儿教书，教她们识字，教她们读诗，教她们写词。她教得很好，学生们都很喜欢她。 可她教书的收入，微薄得可怜。她每月的束脩（工资），只够买几斤米，几捆柴，几两油。她吃不饱，穿不暖，可她不抱怨。她知道，在这个世上，能活着，就是万幸了。 她在《病中》写道： “病来兀自卧空床，药灶茶铛伴夕阳。往事不堪重记忆，余生只合付沧桑。身同败叶经秋落，心似寒灰待雪藏。剩有残编消永日，一灯如豆照凄凉。” “病来兀自卧空床”——她病了，一个人躺在空床上。“药灶茶铛伴夕阳”——只有药灶和茶铛陪着她，看着夕阳西下。“往事不堪重记忆”——往事不堪回首，回忆起来太痛苦了。“余生只合付沧桑”——剩下的日子，只能交给沧桑。“身同败叶经秋落”——她的身体像败叶，秋天来了，就要落了。“心似寒灰待雪藏”——她的心像寒灰，等着雪来把它埋藏。“剩有残编消永日”——只剩下残编断简，打发漫长的日子。“一灯如豆照凄凉”——一盏灯，如豆一样小，照着凄凉的她。 她写的是病中，也是她的一生。她的身体像败叶，随时都会落；她的心像寒灰，已经没有温度。可她还在写着，还在活着，还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八、失明 熊琏晚年，眼睛瞎了。 她的眼睛，是哭瞎的，也是看书写字看瞎的。她从小读书写字，没有好的灯，没有好的纸，没有好的墨。她总是借着昏暗的油灯，看那些模糊的字迹，写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久而久之，她的眼睛坏了，先是模糊，然后看不清，最后彻底瞎了。 她不能写诗了。 她不能看书了。 她不能教学生了。 她只能坐在窗前，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听着那些她再也看不见的东西。 她在《有感》中写道： “老去双眸渐失明，年来况味可怜生。药炉茶灶常相伴，纸帐芦帘冷自惊。强把残编寻旧梦，偶拈秃笔写幽情。此身已似秋林叶，只待风前一掷轻。” “老去双眸渐失明”——老了，两只眼睛渐渐失明了。“年来况味可怜生”——这些年来的滋味，可怜得很。“药炉茶灶常相伴”——只有药炉和茶灶，常常陪伴着她。“纸帐芦帘冷自惊”——纸帐和芦帘，冷得让她心惊。“强把残编寻旧梦”——她勉强拿起残编，寻找旧日的梦。“偶拈秃笔写幽情”——偶尔拿起秃笔，写下幽情。“此身已似秋林叶”——她这个身体，已经像秋天的树叶。“只待风前一掷轻”——只等着风来，轻轻一掷，就落下了。 她知道，她快死了。她不怕死。她等了太久了，等了六十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她不怕死，她怕的是，那些还没有写完的诗，那些还没有填完的词，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 可她说不出来了。她的眼睛瞎了，她的笔也秃了，她的手也抖了。她只能等，等风来，等叶落，等那一天。 九、绝笔 熊琏死在道光年间，具体的年份不详。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她的弟弟熊瑚，也许不在身边；她的学生们，也许不知道；她的亲友们，也许都已经先她而去了。她一个人，躺在那间小小的屋子里，慢慢地、安静地、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枕边放着两样东西：一卷《澹仙词》的稿本，和一支用了多年的秃笔。她把笔握在手里，像是在握着最后的安慰。那支笔，陪了她几十年，写了数千首诗，填了数百首词。它知道她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梦想。 她死了。 她死的那天，如皋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水绘园的残荷上，落在东水关外的老柳下，落在她住的那间小屋的屋顶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泥土里。 她的弟弟熊瑚，把她安葬在了如皋城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坟不大，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没有鲜花，没有香烛。只有一堆黄土，几株野草，和一场不肯停歇的雨。 十、身后 熊琏死后，她的《澹仙词》流传了下来。 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闺秀词钞》《国朝闺秀正始集》等书中。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名媛诗话》等书中，被后人铭记。 她的诗，写得最好的是那首《枕上》： “豆花蒙密掩蓬庐，人卧西风七月初。病似孤城频受困，愁如乱发不胜梳。心同落叶秋先觉，身比寒蝉夜更孤。最是深宵眠不得，残灯一点照清癯。” 这首词，被无数人传诵。有人说她是“清代女词人之冠”，有人说她是“闺阁中不可多得之才”。可她不需要这些评价。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懂她的人。 那个人，曾经有过。她的丈夫陈遵，虽然病弱，虽然早逝，可他懂她。他活着的时候，常常读她的诗，读完了，会叹一口气，说：“你写得真好。”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她这一生，值了。她活了六十多年，写了数千首诗，填了数百首词，爱过一个人，苦过一辈子。她值了。 她在《澹仙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身同败叶经秋落，心似寒灰待雪藏。” 她像一片败叶，在秋天落下；她像一撮寒灰，在雪中被埋藏。可她落下了，埋藏了，就完了吗？没有。她的诗还在，她的词还在，她的名字还在。 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熊琏：“熊商珍词，沉痛苍凉，如秋夜孤鸿，如寒江独钓。其《枕上》诸作，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 “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是的，她的词，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女人对命运的控诉，一个寡妇对生活的呐喊，一个诗人在黑暗中发出的微弱的光。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熊琏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幸福，没有等到安康，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如皋的水绘园上，落在东水关外的老柳下，落在她的墓前那堆黄土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茹雪的山花，生在苦寒的岁月里，长在贫瘠的土地上，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澹仙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心同落叶秋先觉，身比寒蝉夜更孤。” 她的心像落叶，秋天还没到，她已经感觉到了。她的身像寒蝉，夜晚更加孤独。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她选择了自己的路，就走到了底。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一章完 第二十二章 绿窗红泪：归懋仪与绣馀小草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虞山脚下的枫林里，落在尚湖的烟波中，落在拂水山庄倾颓的粉墙前，也落在一位中年女子摊开的诗笺上。那女子坐在一扇雕花旧窗下，窗棂上的朱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筋，像她鬓边悄悄爬出来的白发。她手里捏着一管狼毫笔，笔尖饱蘸了墨，悬在澄心堂纸的上方，却迟迟不肯落下。窗外的雨丝被风卷进窗来，细碎地沾在她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泪。 她叫归懋仪，字佩珊，号绣馀女史。 她是清代乾嘉道三朝的女诗人、女词家，太仓人氏，迁居常熟。她的曾祖归允肃是康熙朝的状元，官至大司马。她本人则是大诗人袁枚晚年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名列“随园女弟子”之列，与席佩兰、孙云凤、骆绮兰等并称诗坛。 可她的一生，却远没有她的名头那样光鲜亮丽。她生于旧族，嫁入寒门，中年丧夫，晚年穷困。她像一个在钢丝上行走的人，一手捧着诗卷，一手托着柴米，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是无边的雨。她没有掉下去，因为她有诗。诗是她的绳索，也是她的拐杖。 她的诗，写得清丽婉转，哀而不伤。她的词，写得缠绵悱恻，怨而不怒。她用一枝笔，写尽了一个江南才女在盛世边缘的孤寒与坚守。她像一朵开在废墟里的夕颜，在黄昏时分悄然绽放，花瓣薄如蝉翼，颜色淡如月色，一夜之后便凋零了。可她的香，渗进了砖缝里，渗进了泥土里，渗进了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一、状元府第 清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后，归懋仪出生在江苏太仓的一个显赫世家。 太仓归氏，是江南有名的科举世家。归懋仪的曾祖归允肃，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状元，官至大司马，权倾一时。归允肃为人刚直，为官清廉，在朝中声望极高。他致仕后回到太仓，建了一座大宅，藏书万卷，过着半隐半读的生活。 归懋仪是归允肃的曾孙女，归家的长房长女。她出生的时候，归家已经不像曾祖在世时那样显赫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门第还在，书香还在，气度还在。 归懋仪的父亲归皋，是个读书人，虽然没有考取功名，可才学极好，尤擅诗词。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归懋仪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归皋对这个女儿极为宠爱，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 归懋仪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读书极快，过目成诵，尤其喜欢诗词歌赋。她读《诗经》，读《楚辞》，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读元明戏曲弹词。那些优美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归家的后花园里，有一座小楼，名叫“绣馀楼”。归懋仪从小就住在这座小楼里，楼前种着几株芭蕉，楼后种着一片翠竹。她在这里读书，写诗，画画，弹琴，做针线。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王国。 十二岁那年，她写了一首《芭蕉》：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凭栏听雨处，叶叶是离笺。” 这首诗写得极好。“绿蜡春犹卷”——春天来了，芭蕉叶还卷着，像绿色的蜡烛。“红妆夜未眠”——她穿着红妆，夜里睡不着。“凭栏听雨处”——她靠在栏杆上听雨的地方。“叶叶是离笺”——每一片芭蕉叶，都是一张写满了离愁的信笺。 她写的是芭蕉，也是她自己。她把自己比作那卷着的芭蕉叶，还没有舒展开来，还没有绽放出自己的光彩。可她的心，已经在夜里醒着了，在听雨，在等待，在期盼。 归皋读了这首诗，叹道：“这孩子，心里有诗。” 二、随园女弟子 归懋仪十四岁那年，太仓归家发生了一场变故——她的父亲归皋病逝了。 归皋的死，来得突然。他正值壮年，身体一向康健，可一场伤寒，几天之内就把他带走了。归懋仪守在父亲的病床前，握着他的手，看着他闭上眼睛，看着他停止呼吸，看着他的身体慢慢变冷。她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长女，母亲已经哭得昏了过去，弟弟妹妹们还小，她必须撑住。 父亲的死，改变了归家的一切。归皋在世时，归家虽然不算富贵，可好歹有个主心骨。他一死，家中没有了顶梁柱，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归懋仪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着微薄的积蓄度日，过得十分艰难。 归懋仪那时候还小，不能赚钱养家，只能拼命读书，拼命写诗。她希望自己的诗能有出息，能卖钱，能让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过上好日子。 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有了出息——不是因为卖钱，而是因为一个人看到了它们。 那个人，就是袁枚。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是清代乾嘉诗坛的盟主，性灵派诗歌的领袖。他的《随园诗话》风行天下，他的诗学主张影响了一代人。他晚年收了很多女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随园女弟子”——一群才华横溢、能诗善词的年轻女子。 归懋仪的诗，通过亲友的抄录，传到了袁枚手中。袁枚读了，大为惊叹。他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归懋仪的诗，并给了她极高的评价。他说归懋仪的诗“清丽绵邈，有古风人之遗韵”。 归懋仪听说袁枚称赞她的诗，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她早就仰慕袁枚的才华，读过他的《小仓山房文集》，读过他的《随园诗话》，对他的诗学主张极为服膺。她一直想拜袁枚为师，可她是女子，不能随便出门，不能随便见外人。她只能等，等一个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袁枚第三次来到苏州、杭州一带，召集女弟子们举行诗会。归懋仪得到了消息，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袁枚，表达了自己想要拜师的愿望。她还在信中附上了自己的几首诗，请袁枚指教。 袁枚收到信，读了她的诗，更加赞叹。他立刻回信，答应了她的请求，并邀请她到苏州参加诗会。 归懋仪收到回信，喜极而泣。她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弟妹，一个人从太仓赶往苏州。 那一年，她三十岁。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躲在绣馀楼里写诗的小姑娘了。她是一个经历了丧父之痛、家道中落的成年女子。她的脸上有了风霜的痕迹，她的眼里有了沧桑的味道。可她心中的诗，还像年轻时一样新鲜，一样滚烫。 在苏州，她第一次见到了袁枚。 袁枚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把折扇，笑起来像个孩子。归懋仪见到他，心里有些紧张，可袁枚一句玩笑话，就把她的紧张打消了。 袁枚说：“你就是归懋仪？你的诗写得比你的名字好听。” 归懋仪笑了。她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给袁枚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老师。” 袁枚扶起她，说：“不必多礼。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你要好好写诗，不要辜负了你的才华。” 归懋仪点点头，说：“学生记住了。” 那一天，苏州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笼罩在苏州城的上空。归懋仪站在雨中，看着袁枚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她想，这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她有了老师，有了诗友，有了可以依靠的人。她不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 在随园女弟子中，归懋仪的年龄算是比较大的。她比席佩兰、孙云凤等人都要大几岁，可她的诗才，一点也不比她们差。袁枚常常拿她的诗做范本，给其他女弟子讲解。他说：“佩珊的诗，如秋兰初放，清芬袭人。你们要好好学。” 归懋仪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留下了多首作品。她在《呈随园夫子》中写道： “小仓山下水潺潺，桃李门墙不厌攀。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江山。” “小仓山下水潺潺”——小仓山下的水，潺潺地流着。“桃李门墙不厌攀”——老师的门下桃李满天下，她不厌其烦地攀登。“自笑年来诗境进”——她自嘲这些年来诗境有所进步。“一灯红处见江山”——在一盏红灯的映照下，她看见了江山。 “一灯红处见江山”——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句。一盏红灯，照亮了她眼前的江山，也照亮了她心中的诗。那盏灯，是袁枚为她点的。她永远不会忘记。 三、嫁入寒门 归懋仪三十多岁才出嫁。 在清代，女子三十岁还未出嫁，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她不是不想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她太有才了，一般的男子不敢娶她；她又太穷了，富贵人家不愿意娶她。她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蹉跎了十几年，直到三十多岁，才嫁给了常熟的李学璜。 李学璜，字实斋，号凫舟，是常熟的一个穷秀才。他家境清贫，以教书为生，可他为人正直，学问也好，尤其擅长诗词。他读过归懋仪的诗，对她的才华极为仰慕。他托人提亲，归懋仪的母亲觉得李学璜人品不错，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归懋仪对李学璜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她只是觉得，该嫁了。再不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她嫁给了李学璜，从太仓搬到了常熟，住进了李家那间低矮的平房。 婚后的日子，清苦而平淡。 李学璜是个好人，可他太穷了。他教书的收入微薄，养家糊口都很吃力。归懋仪嫁过来后，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帮人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她从归家的大小姐，变成了李家的小媳妇。锦衣玉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可她从不抱怨。她知道，这是她的选择。她选择了李学璜，就选择了清贫。她不怕清贫，她怕的是没有诗。 她嫁到常熟后，依然坚持写诗。她白天做针线，晚上读书写诗。她的诗友们都还在，袁枚老师也还在。她把新写的诗寄给袁枚看，袁枚每次都会认真地批改，然后寄回来。她看着老师那熟悉的字迹，心里暖暖的，觉得所有的苦都不算什么了。 她在《嫁后》中写道： “嫁得词人心亦甘，齑盐布被共清谈。只愁老去无衣食，犹向邻家借烛簪。” “嫁得词人心亦甘”——她嫁给了词人，心里也是甘愿的。“齑盐布被共清谈”——她和丈夫一起吃粗茶淡饭，盖粗布被子，一起谈论诗词。“只愁老去无衣食”——她只担心老了以后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犹向邻家借烛簪”——还要向邻居家借蜡烛和簪子。 她写的是自己的窘迫，可读起来却没有一丝怨气。她甘愿过这样的日子，因为她嫁的是“词人”，是一个懂她的人。懂，比什么都重要。 四、中年丧夫 归懋仪嫁到李家后，日子虽然清苦，可还算安稳。她和李学璜相敬如宾，互相扶持，一起度过了十几年。 可安稳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嘉庆年间，李学璜病了。 他的病，是积劳成疾。多年的刻苦读书和教书，让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常熟城外的小河。 归懋仪守在床边，握着丈夫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 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李学璜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李学璜临死前，握着归懋仪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 归懋仪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李学璜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 归懋仪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李学璜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 归懋仪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他，哭自己，哭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哭了一天一夜，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 那一年，归懋仪大概四五十岁。她成了寡妇。 她没有再嫁。她不是不想，是不能。她是李家的媳妇，是李学璜的妻子，是李学璜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李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李学璜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秋夜》中写道： “秋风秋雨夜，孤雁一声哀。残灯照空壁，落叶满苍苔。病骨寒先觉，愁眉冻不开。故人何处所，应有梦魂来。” “秋风秋雨夜”——秋风秋雨的夜晚。“孤雁一声哀”——孤雁一声哀鸣。“残灯照空壁”——残灯照着空荡荡的墙壁。“落叶满苍苔”——落叶铺满了苍苔。“病骨寒先觉”——她生病的骨头，最先感觉到寒冷。“愁眉冻不开”——她的愁眉，被冻住了，解不开。“故人何处所”——故人在哪里？“应有梦魂来”——应该有梦魂来相会。 她写的“故人”，是她的丈夫李学璜。她盼着他的梦魂来相会，可梦魂来不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等。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五、绣馀小草 李学璜死后，归懋仪的生活更加艰难。 她没有田产，没有积蓄，没有依靠。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写诗，做针线。她把写好的诗，寄给朋友们看；把做好的针线，拿到街上去卖。她用针线换钱，糊一家人的嘴；用诗换名，慰自己的一颗心。 她的诗名，在江南渐渐传开了。有人说她的诗“清丽绵邈”，有人说她的词“婉约可诵”，有人说她是“女中大家”。她的诗稿，被她的朋友们抄录、传阅、刊刻。 她的诗集叫《绣馀小草》。“绣馀”二字，是说她是在做针线活儿的闲暇之余写诗的。她没有把自己当成诗人，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做针线的女人，一个穷困的寡妇，一个没有用的老妇人。可她错了。她不仅是一个做针线的女人，她是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 她在《绣馀小草》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针黹之暇，拈小词以自遣。及长，遭家不造，备尝艰苦。中年丧夫，晚年穷困。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饥寒困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绣馀小草》。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她在《绣馀小草》中，有一首《金缕曲·自题》： “小像亲描取。叹年来、画眉人杳，药炉烟语。翠袖天寒修竹倚，憔悴独吟愁赋。剩一点、灵心未腐。挂起玉容还自看，认罗衣、犹带风尘苦。恁消瘦，泪如雨。浮生大抵如飞絮。便沾泥、也应化做，绿萍漂去。纵有千金酬一刻，难买韶光常住。又何况、青衫似缕。剩水残山吾老矣，算此身、已办归黄土。留此卷，共千古。” 这首词写得太好了。“小像亲描取”——她亲自描画自己的小像。“叹年来、画眉人杳”——叹息这些年来，为她画眉的人已经不在了。“药炉烟语”——只有药炉的烟雾在说话。“翠袖天寒修竹倚”——天寒地冻，她穿着翠袖，倚着修竹。“憔悴独吟愁赋”——她憔悴了，独自吟着愁赋。“剩一点、灵心未腐”——只剩下一点灵心还没有腐烂。“挂起玉容还自看”——挂起画像，自己看自己。“认罗衣、犹带风尘苦”——认出罗衣上，还带着风尘的苦。“恁消瘦，泪如雨”——这么消瘦，泪如雨下。 “浮生大抵如飞絮”——浮生大抵像飞絮一样，飘来飘去。“便沾泥、也应化做，绿萍漂去”——即使沾在泥上，也应该化成绿萍，漂走。“纵有千金酬一刻，难买韶光常住”——即使有千金，也买不回一刻的韶光。“又何况、青衫似缕”——更何况，她的青衫已经破得像丝缕一样。“剩水残山吾老矣”——剩水残山，她老了。“算此身、已办归黄土”——算来这个身体，已经准备归入黄土了。“留此卷，共千古”——留下这一卷诗，和千古共存。 “留此卷，共千古”——这是她的心愿。她希望自己的诗能够流传下去，和千古共存。她不是为了名，而是为了证明，她来过，她活过，她写过。 六、晚景凄凉 归懋仪的晚年，是在常熟度过的。 她住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一间低矮的平房，四面透风，冬冷夏热。她没有子女，丈夫死了，亲人散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可她还有诗。诗是她唯一的伴侣，也是她唯一的慰藉。 她每天早起，读书，写诗，整理旧稿。她的眼睛已经不太看得清了，可她还是坚持写。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像在和时间赛跑，像在和死亡赛跑。 她的朋友越来越少。袁枚老师早就去世了。随园女弟子们，也大多散了，老了，死了。她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个被遗忘的影子。 可她还在写。她写常熟的山水，写尚湖的烟波，写虞山的红叶，写拂水山庄的残垣断壁。她写自己的孤独，写自己的贫穷，写自己的病痛，写自己对诗的热爱。 她在《虞山》中写道： “虞山如画里，相对两忘言。枫叶红于染，云根白似魂。孤鸿归远渚，落日下荒村。欲问齐女墓，苍茫不可论。” “虞山如画里”——虞山像画中一样美。“相对两忘言”——她和虞山相对，忘了说话。“枫叶红于染”——枫叶红得像染过一样。“云根白似魂”——云根白得像魂魄一样。“孤鸿归远渚”——孤雁归向远处的沙洲。“落日下荒村”——落日沉下荒凉的村庄。“欲问齐女墓”——她想问齐女的墓在哪里。“苍茫不可论”——苍茫一片，说不清楚。 她写的是虞山，也是她自己。她是那只孤鸿，归向远渚；她是那片落日，沉下荒村。她找不到齐女的墓，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她只能写，不停地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七、绝笔 归懋仪死在道光年间，具体的年份不详。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她的亲友们都已经先她而去，她一个人，躺在那间低矮的平房里，慢慢地、安静地、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枕边放着两样东西：一卷《绣馀小草》的稿本，和一幅她亲手画的小像。小像上的她，穿着青布衫，挽着简单的发髻，眉目清秀，神情淡然。她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说：我走了，你们不要哭。 她死的那天，常熟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虞山的枫叶上，落在尚湖的烟波中，落在拂水山庄的残垣断壁上，落在她住的那间平房的屋顶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泥土里。 她的邻居们把她安葬在了虞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坡上。坟不大，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没有鲜花，没有香烛。只有一堆黄土，几株野草，和一场不肯停歇的雨。 八、身后 归懋仪死后，她的《绣馀小草》流传了下来。 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闺秀词钞》《国朝闺秀正始集》等书中。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名媛诗话》等书中，被后人铭记。 她的老师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多次提到她，称赞她的诗“清丽绵邈”。她的诗友席佩兰，在《长真阁集》中为她写了悼诗。她的朋友法式善，在《梧门诗话》中为她立了小传。 可这些，她都不知道了。她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她唯一知道的，是她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她把诗留下了。她的诗，比她的命长。 她在《金缕曲·自题》中写过这样一句： “留此卷，共千古。” 她留下了这一卷诗，和千古共存。她做到了。她的诗，飘了两百年，还在飘；她的名字，留了两百年，还在留。她没有白活，没有白写，没有白来这世上一趟。 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归懋仪：“归佩珊词，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自题》小像一首，字字沉痛，读之令人泪下。” “字字沉痛，读之令人泪下”——是的，她的词，每一个字都是沉痛的。那是一个女人对命运的控诉，一个寡妇对生活的呐喊，一个诗人在黑暗中发出的微弱的光。 九、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常熟虞山脚下找到了一座破败的坟墓。 墓已经很旧了，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几个字：“归氏佩珊之墓。”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绣馀女史。” 那是归懋仪的墓。 她的墓前，不知是谁种了一株芭蕉。每到夏天，芭蕉叶大如伞，绿得像翡翠。雨打在芭蕉叶上，滴滴答答的，像是在替她写诗，又像是在替她流泪。 归懋仪在《芭蕉》中写过这样一句： “凭栏听雨处，叶叶是离笺。” 她凭栏听雨的地方，芭蕉叶上写满了离愁。她走了，芭蕉还在。雨还在。离愁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归懋仪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富贵，没有等到安康，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常熟的虞山上，落在尚湖的烟波中，落在拂水山庄的残垣断壁上，落在她的墓前那株芭蕉的叶子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废墟里的夕颜，在黄昏时分悄然绽放，花瓣薄如蝉翼，颜色淡如月色，一夜之后便凋零了。可她的香，渗进了砖缝里，渗进了泥土里，渗进了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在《绣馀小草》中写过这样一句： “剩一点、灵心未腐。” 她的灵心没有腐烂，她的诗没有腐烂，她的名字没有腐烂。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二章完 第二十三章 鹂吹：沈宜修与午梦堂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吴江叶家埭的瓦檐上，落在莺脰湖的烟波里，落在疏香阁窗前那株腊梅的残瓣上，也落在一个白发老妪的掌心。那老妪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堂屋里，面前摆着几卷旧得发黄的诗稿，稿纸上的墨迹已经淡了，有些地方甚至模糊不可辨。她把诗稿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捧灰烬，又像捧着一捧星辰。她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抚过那些字迹，每抚过一个名字，她的心就颤一下。那些名字，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女儿，是她的儿子，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字还在，他们的诗还在，他们的魂还在。 她叫沈宜修，字宛君，号鹂吹。 她是明代末年最杰出的女诗人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她是“午梦堂”的女主人，一个以诗书传家的母亲。她生下了八个子女，个个能诗善文，其中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叶世佺等人，都是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她本人则工诗词，善书法，著有《鹂吹集》《午梦堂集》等，在明末文坛上享有盛名。 她的一生，是在眼泪中度过的。她生了八个孩子，却送走了其中的好几个。她的大女儿叶纨纨，二十三岁，哀毁而卒；她的三女儿叶小鸾，十六岁，未嫁而夭；她的儿子叶世佺，也是英年早逝。她像一棵大树，看着自己的枝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泥土里，落在风雨中，落在她的怀里。她伸手去接，却接不住。她只能哭，哭完了，把眼泪擦干，把孩子们的遗稿整理好，编成集子，让他们的名字，留在纸上，留在人间。 她活到了六十多岁，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女儿，送走了儿子，送走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可她还在，还在那间叫“午梦堂”的老宅里，守着那些诗稿，守着那些记忆，守着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她是一只在风雨中飞翔的黄鹂，羽毛湿了，翅膀断了，可她的歌声还在，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凄凄地、不肯停歇地唱着。 一、松陵旧族 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沈宜修出生在吴江松陵的一个显赫世家。 吴江沈氏，是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文学世家。沈宜修的伯父沈璟，是万历二年的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更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著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在曲坛上与汤显祖并称。沈璟的“沈氏曲派”，影响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戏曲创作。 沈宜修是沈璟的侄女，沈珫的女儿。沈珫是沈璟的弟弟，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他为官清廉，性情刚直，在朝中声望极高。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沈宜修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 沈宜修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书。她读书极快，过目成诵，尤其喜欢诗词歌赋。她读《诗经》，读《楚辞》，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读元明戏曲弹词。那些优美的句子，像一道道光照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沈珫对这个女儿极为宠爱，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 沈宜修不仅聪慧，而且生得极美。据记载，她“眉目如画，肌肤如雪，举止娴雅，有大家风范”。她的美，不是那种浓艳的美，而是一种清冷的美，像月光下的梅花，幽香暗送，却让人不敢亲近。 她十二岁那年，写了一首《梅花》：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冰姿不怕雪霜侵”——梅花的冰姿，不怕雪霜的侵袭。“羞傍玉楼与琼林”——它羞于傍着玉楼和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它冷淡，不知道人世的味道。“一般清瘦似君心”——它和你的心一样清瘦。 她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把自己比作梅花，冰清玉洁，不媚世俗。她不知道人世的味道，也不需要知道。她只想做梅花，在雪中开放，在风中凋零，清清白白地过一辈子。 可她知道，她做不到。她是沈家的女儿，将来要嫁人，要生子，要操持家务，要相夫教子。她不能只做梅花，她还要做人，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做一个媳妇。 她不知道的是，她将来会做母亲，做很多孩子的母亲，做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母亲之一。 二、嫁与叶家 沈宜修十六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吴江叶家的叶绍袁。 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是吴江的名门之后。他的曾祖叶绅，是弘治六年的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他的父亲叶重第，是万历十四年的进士，官至贵州布政使。叶绍袁本人则是天启五年的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工部主事。 叶绍袁生得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不仅工诗词，还擅书法，尤精小楷。沈宜修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两家定亲的宴会上。他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站在人群中，像一棵挺拔的竹子。她的心怦怦地跳了几下，然后低下头，不敢再看。 出嫁那天，吴江下着雨。 沈宜修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莺脰湖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怕。她听说叶绍袁是个才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她想，嫁给这样的人，至少不愁没有共同语言。 花轿抬进了叶家。叶绍袁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气宇轩昂。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沈宜修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像叶家埭门前的小河。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叶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沈宜修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叶绍袁不仅是朝廷命官，还是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对沈宜修极为尊重，从不因为她有才情而嫉妒她、压制她。相反，他鼓励她写诗，鼓励她写字，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诗词，互相唱和。沈宜修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叶绍袁写了诗，第一个给妻子看。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沈宜修在《春日》中写道： “芳朝丽淑景，庭草茸清香。帘栊摇白日，影弄春花光。妆梳明月髻，杯浮碧华觞。瑶池谅非邈，愿言青鸟翔。” 这首诗写得欢愉活泼。“芳朝丽淑景”——美好的早晨，景色秀丽。“庭草茸清香”——庭前的草，茸茸的，散发着清香。“帘栊摇白日”——窗帘摇晃着白日。“影弄春花光”——影子戏弄着春花的光。“妆梳明月髻”——她梳妆，梳着明月般的发髻。“杯浮碧华觞”——杯子里浮着碧华。“瑶池谅非邈”——瑶池想来并不遥远。“愿言青鸟翔”——她愿意骑着青鸟飞翔。 她写的是春天，也是她的心情。她的心情像春天一样美好，像春天的花，像春天的草，像春天的风。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三、午梦堂 叶绍袁在工部主事任上待了几年，觉得官场污浊，不适合自己，便辞官归隐，回到吴江叶家埭的老家，专心读书著述。沈宜修随着丈夫，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他们在叶家埭的老宅中，建了一座堂屋，取名“午梦堂”。 “午梦”二字，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叶绍袁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够像庄子一样，超然物外，无忧无虑。可他不知道的是，这座“午梦堂”，后来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奇迹般的存在——一个以诗书传家的文学沙龙，一个以母教闻名的文化现场。 沈宜修和叶绍袁生了八个子女——五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女儿叶纨纨，字昭齐；二女儿叶小纨，字蕙绸；三女儿叶小鸾，字琼章；四女儿叶小繁，字千璎；五女儿（早夭，名字不详）。三个儿子——叶世佺、叶世偁、叶世儁。 八个孩子，个个聪慧，个个有才。大女儿叶纨纨工诗词，著有《愁言》；二女儿叶小纨工戏曲，著有杂剧《鸳鸯梦》；三女儿叶小鸾工诗词，著有《返生香》；四女儿叶小繁也工诗词。三个儿子也都是读书种子，其中叶世佺尤其有才，可惜英年早逝。 沈宜修是这些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她教他们读书识字，教他们写诗填词，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她从不打骂他们，从不强迫他们，她只是耐心地、温和地、一遍一遍地讲解。她像一盏灯，照亮了孩子们前行的路；她像一条河，滋润了孩子们干涸的心田。 她在《课儿女》中写道： “儿女灯前笑语同，诗书有味兴无穷。但期世世为良士，莫问人间得与通。” “儿女灯前笑语同”——儿女们在灯前，和她一起说笑。“诗书有味兴无穷”——诗书有味道，兴致无穷。“但期世世为良士”——她只希望世世代代都做良士。“莫问人间得与通”——不要问人间的得与通。 她写的不是诗，是家训。她希望孩子们不要在乎人间的得失，不要在乎功名利禄，只要做一个好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品德的人，就够了。 她的教育，成功了。她的孩子们，个个成了好人，成了读书人，成了有品德的人。可惜的是，他们中的好几个，都没有活到老。 四、琼章夭折 崇祯五年（1632年），十月十六日。 沈宜修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那一天，她最心爱的女儿——叶小鸾，在出嫁前五天，忽然病逝，年仅十六岁。 沈宜修听到消息时，正在午梦堂中读书。她手中的书“啪”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她愣在那里，看着地上的书，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本书一样，掉了，碎了，再也捡不起来了。 她跌跌撞撞地跑到疏香阁，看到小鸾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一样。她扑在女儿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琼章，琼章，你回来，你回来啊……娘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啊……” 可小鸾不会回来了。她永远地走了。 沈宜修哭了一天一夜，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 她后来在《季女琼章传》中写道： “琼章，余季女也。生而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琴理。年十六，许字张氏。将嫁而卒。呜呼！天夺吾女，何其酷也！余尝闻佛家言，人有夙根，或仙或佛，皆由前定。琼章之才之美，岂尘世所能有？其殆仙乎？其殆佛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其诗其文，皆足以传世。余不忍其湮没，故辑为《返生香》，以遗后人。” “天夺吾女，何其酷也”——老天爷夺走了她的女儿，多么残酷啊。她问天，天不应。她只能把女儿的诗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爱过、写过。 小鸾死后，沈宜修的心，碎了一大半。可她还不能死。她还有其他的孩子，还有丈夫，还有叶家。她必须活着，替小鸾活着，替那些死去的人活着。 她在《哭女》中写道： “忽闻玉碎倍酸辛，一恸无因见后身。花落忽惊春去早，月明偏照夜寒新。三年血泪流干后，一纸哀词写未真。最是伤心难遣处，梦中相见也沾巾。” 这首诗写得字字血泪。“忽闻玉碎倍酸辛”——忽然听到女儿去世的消息，心里加倍酸辛。“一恸无因见后身”——她痛哭一场，可再也见不到女儿了。“花落忽惊春去早”——花落了，她忽然惊觉春天去得太早了。“月明偏照夜寒新”——月亮照着，夜是新的，寒也是新的。“三年血泪流干后”——三年后，血泪流干了。“一纸哀词写未真”——她写了一纸哀词，可写不尽心中的悲伤。“最是伤心难遣处”——最伤心的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排遣。“梦中相见也沾巾”——即使在梦中相见，也会哭湿了衣巾。 她写的是小鸾，也是她自己。她的心，碎成了粉末，再也拼不起来了。 五、昭齐继亡 小鸾死后不到两年，沈宜修的大女儿叶纨纨，也去世了。 叶纨纨的死，是因为哀伤过度。她和小鸾的感情最深，小鸾的死，对她打击最大。她日夜哭泣，不吃不喝，不睡不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到两年，她也追随小鸾而去，年仅二十三岁。 沈宜修听到消息，又一次哭得昏了过去。她哭着说：“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夺走了我的小女儿，又夺走了我的大女儿。你到底要我怎样？” 没有人回答她。只有雨，细细密密的雨，落在午梦堂的瓦檐上，落在莺脰湖的烟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在《哭长女昭齐》中写道： “昭齐，余长女也。生而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小楷。年十六，归袁氏。夫妇相敬如宾，然昭齐性多愁，常郁郁不乐。癸酉秋，幼女琼章殁，昭齐哭之恸，遂病。病中犹作《哭妹》诸词，字字血泪。逾年，竟以哀毁卒，年二十有三。呜呼！余何不幸，一年之间，连丧二女！天乎，天乎，何酷至此！” “一年之间，连丧二女”——一年之内，她失去了两个女儿。她的大女儿，她的小女儿，都走了。她的心，碎了又碎，碎成了粉末。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她的儿子叶世佺，也在不久后去世了。她的丈夫叶绍袁，也在明亡后郁郁而终。她送走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只剩下二女儿叶小纨和四女儿叶小繁，还有几个孙子孙女。 她一个人，活在午梦堂里，活在那些诗稿里，活在那些记忆中。 六、鹂吹 沈宜修的晚年，是在午梦堂度过的。 她住在午梦堂的西厢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卷书，几支笔。她每天早起，读书，写诗，整理孩子们的遗稿。她把大女儿叶纨纨的诗编成《愁言》，把三女儿叶小鸾的诗编成《返生香》，把丈夫叶绍袁的文集编成《午梦堂集》，把自己的诗编成《鹂吹集》。 “鹂吹”二字，是黄鹂的歌声。她把自己比作一只黄鹂，在风雨中歌唱，在孤独中歌唱，在绝望中歌唱。她的歌声，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是为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她在《鹂吹集》的自序中写道： “余生不辰，幼承庭训，稍知书史。年十六，归叶氏。三十余年夫妇，恩爱甚笃。不意国变，夫子殉节，遗孤六人，茕茕在目。三十年间，丧夫丧子丧女，备尝人世之苦。惟诗词自娱，聊以遣怀。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鹂吹集》。他日身殁之后，是存是毁，悉听后人。” “三十年间，丧夫丧子丧女，备尝人世之苦”——三十年，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女儿，把人间所有的苦都尝了一遍。“惟诗词自娱，聊以遣怀”——只有诗词能让她开心一点，能让她暂时忘记那些痛苦。 她的诗，写得很淡，很淡，淡到几乎没有情绪。可正是这种“淡”，让人读来更加心酸。她已经痛到了极致，痛到说不出痛了。她只能用最平淡的语言，写出最深的悲伤。 她在《秋日》中写道：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绕江南黄叶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秋来何处最消魂”——秋天来了，哪里最让人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夕阳西下，秋风吹着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从前，春天的时候，燕子在这里飞舞。“只今憔悴晚烟痕”——如今，只有晚烟的痕迹，憔悴而凄凉。“愁生陌上黄骢曲”——她听到路上传来的黄骢曲，心中生起无限哀愁。“梦绕江南黄叶村”——她的梦，绕着江南的黄叶村，绕着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莫听临风三弄笛”——不要听那风中的笛声，听了会更伤心。 她写的是秋天，也是她自己。她是那片憔悴的晚烟，在暮色中慢慢消散。她是那只黄骢，在路上孤独地行走。她是那个梦，绕着故乡的黄叶村，绕着她再也回不去的家。 七、午梦 沈宜修的晚年，常常做梦。 她梦见大女儿叶纨纨，穿着淡青色的衫子，坐在疏香阁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卷诗稿，对她笑。她说：“娘，你看，我写的诗。”她想走过去看，可怎么也走不到。她急得哭了，哭醒了，才发现是梦。 她梦见三女儿叶小鸾，穿着白色的衣裙，站在疏香阁的梅花树下，手里拿着一枝腊梅，对她招手。她说：“娘，你来，我给你看梅花。”她想走过去，可她的腿迈不动。她急得哭了，哭醒了，才发现是梦。 她梦见儿子叶世佺，穿着青布长衫，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笔，对她笑。她说：“儿啊，你写的文章呢？给娘看看。”他把文章递给她，她伸手去接，可接不住。她急得哭了，哭醒了，才发现是梦。 她梦见丈夫叶绍袁，穿着月白色的长衫，站在午梦堂的门口，对她招手。他说：“宛君，你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她想走过去，可她的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她急得哭了，哭醒了，才发现是梦。 她在《午梦》中写道： “午梦忽惊觉，残灯照空帷。故人何处在，应有梦魂归。落叶秋声早，寒窗月影迟。此生如可待，不恨夜长时。” “午梦忽惊觉”——午梦忽然惊醒了。“残灯照空帷”——残灯照着空空的帷帐。“故人何处在”——故人在哪里？“应有梦魂归”——应该有梦魂归来。“落叶秋声早”——落叶和秋声，来得太早了。“寒窗月影迟”——寒窗和月影，来得太迟了。“此生如可待”——这一生如果可以等待。“不恨夜长时”——她就不恨夜长了。 她愿意等。等梦魂归来，等故人重逢，等那一天的到来。她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了。她已经老了，快走不动了，快写不动了，快等不动了。可她还在等，等那一天的到来。 八、绝笔 沈宜修死在崇祯年间，具体的时间，据考证是崇祯八年（1635年）左右。 她死的时候，身边有二女儿叶小纨，有四女儿叶小繁，有孙子孙女。她握着叶小纨的手，说：“蕙绸，娘走了。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们，照顾好叶家。” 叶小纨哭着说：“娘，你不会死的。” 沈宜修笑了，说：“娘不怕死。娘去找你爹，找你妹们，找你弟弟。他们等了我很久了，该等急了。” 她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雨，细细密密地下着。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叶家埭的瓦檐上，落在莺脰湖的烟波里，落在疏香阁窗前那株腊梅的残瓣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二女儿叶小纨，把她安葬在了叶家埭的祖坟里，和她的丈夫叶绍袁合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叶母沈氏宜修之墓。”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鹂吹老人。” 九、身后 沈宜修死后，她的《鹂吹集》和《午梦堂集》流传了下来。 她的诗被收录在《明诗综》《明词综》《闺秀词钞》等书中。她的名字，被记载在《列朝诗集》《明史·艺文志》等书中，被后人铭记。 她的孩子们，也都留下了名字。叶纨纨的《愁言》，叶小纨的《鸳鸯梦》，叶小鸾的《返生香》，叶世佺的《百叶集》，都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品。 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可她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她用诗，用词，用那些孩子们留下的文字，撑起了一片天。 她在《鹂吹集》中写过这样一句： “莫问人间得与通。” 她不在乎人间的得与通，不在乎功名利禄，不在乎荣华富贵。她在乎的，只有那些孩子，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像一只黄鹂，在风雨中歌唱，在孤独中歌唱，在绝望中歌唱。她的歌声，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清代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评价沈宜修：“沈宛君诗，清丽婉转，有林下风。其《鹂吹》一集，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珍珠。那不是普通的珍珠，是泪珠凝成的珍珠，是血珠凝成的珍珠，是心珠凝成的珍珠。 十、尾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吴江叶家埭找到了一座破败的老宅。 宅子已经荒废了，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墙壁上的石灰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一间堂屋还在，虽然破旧，可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 堂屋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字：“午梦堂。”字迹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辨认出来。 堂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上是一个中年女子，穿着青布衫，挽着简单的发髻，眉目清秀，神情淡然。她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说：我走了，你们不要哭。 那是沈宜修的画像。 画像的旁边，有一行小字：“鹂吹老人自题。” 画像下面，写着两行诗： “儿女灯前笑语同，诗书有味兴无穷。” 那是她写给孩子们的诗。她希望孩子们在灯前和她一起说笑，希望诗书有味，兴致无穷。她的孩子们，都做到了。他们的诗，有味；他们的兴致，无穷。可惜的是，他们中的好几个，都没有活到老。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沈宜修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儿女们长大，没有等到孙儿们成人，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落在吴江的叶家埭上，落在午梦堂的瓦檐上，落在疏香阁窗前那株腊梅的残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只黄鹂，在风雨中歌唱，在孤独中歌唱，在绝望中歌唱。她的歌声，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在《鹂吹集》中写过这样一句： “莫问人间得与通。” 她不在乎人间的得与通，不在乎功名利禄，不在乎荣华富贵。她在乎的，只有那些孩子，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三章完 第二十四章 孤山访梅：那些没有名字的花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这一次，我想写一场痛快一点的雨。哪怕只是想象。 --- 一 其实我想写一个女子，可我找不到她的名字。 她在历史的缝隙里，像一滴雨，落进了泥土，就再也看不见了。没有诗集传世，没有词话记载，没有墓碑，没有坟茔。连她的姓，都模糊成了一团墨渍。 我只知道她姓什么——姓林。只知道她住在孤山脚下，种了一辈子的梅花。 是清朝初年的事。那时候孤山还是孤山，放鹤亭还在，林和靖的墓也还在。她不是林和靖的后人，可她偏偏姓林，偏偏住在孤山，偏偏种了一辈子的梅花。有人说她是林家的远亲，有人说她只是个偶然路过此地的孤女，还有人说她根本不存在，只是一个传说，一个被江南的雨泡软了的梦。 可我相信她存在过。 因为有一年冬天，我在孤山脚下的一本旧书里，读到一首没有署名的小诗。那首诗写在一张泛黄的笺纸上，纸已经脆了，轻轻一碰就会碎。诗只有四句： “种梅三十载，花落人亦老。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 没有题目，没有落款，没有年月。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梅花瓣，恰好落在了那本旧书里，恰好被我翻到了。 那首诗写得不好。用词太直白了，直白到不像诗。可它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一种笨拙的、朴素的、让人心里发软的东西。 我反复读了几遍，然后把书合上，走出了图书馆。 外面在下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 二 我决定去孤山走走。 从杭州城里到孤山，路不远。穿过断桥，走过白堤，就到了。一路上都是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西湖的水面上，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落在垂柳的枝条上，凝成一滴一滴的水珠；落在我撑的油纸伞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轻轻地叹气。 孤山很静。也许是因为下雨，游人很少。我沿着石阶往上走，两旁是高大的樟树和枫树，树冠遮住了天空，只漏下斑斑点点的光。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潮湿的、青涩的气味，是泥土和青苔混在一起的味道。 放鹤亭到了。 亭子是后来重修的，已经不是宋朝的样子了。可亭前的梅花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梅花已经开过了，枝头只剩下几朵残花，花瓣蔫蔫的，颜色也淡了，像褪了色的旧衣裳。 我站在亭子里，看着那些残花，忽然想起了那首诗：“种梅三十载，花落人亦老。” 种了三十年的梅花，花落了，人也老了。明年花开的时候，不知道谁还会来看。那个种梅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些花，还在。 可花也会落，也会谢，也会变成泥土。明年开的花，已经不是今年的花了。看花的人，也不是去年的人了。 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消失。 --- 三 我在孤山上坐了很久。 雨一直没有停。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漫不经心地数着念珠。我把伞收起来，让雨落在身上。衣服湿了，头发湿了，脸上的雨水顺着下巴往下滴。我不觉得冷。也许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也许是因为心里有比雨更冷的东西。 我想起了那个种梅花的女子。 她是什么时候来到孤山的？也许是顺治年间，也许是康熙年间。那时候天下已经换了颜色，明朝亡了，清朝坐稳了江山。她是逃难来的，还是被遗弃的？她的丈夫呢？她的父母呢？她的孩子呢？没有人知道。 她一个人，来到这座无人的山上，搭了一间茅屋，种了几株梅花。她每天早起，给梅花浇水，给梅花施肥，给梅花修剪枝叶。她对梅花说话，给它读诗，唱歌给它听。她把梅花当成了朋友，当成了孩子，当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 三十年后，梅花长成了老树，她也老得走不动了。她坐在茅屋前，看着那些花开花落，心里在想什么？在想她的故乡？在想她的亲人？在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也许什么都没想。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花，听着雨，等着天黑，等着天亮，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来了。她死了。 没有人知道她死了。没有人来收殓，没有人来吊唁，没有人来给她立碑。她的尸体被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凉了。邻居们把她埋在梅花树下，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只有一捧黄土，和那几株老梅。 第二年春天，梅花开得格外好。满树繁花，像雪一样白，像云一样轻。香气飘满了整座孤山，飘进了放鹤亭，飘进了林和靖的墓，飘进了每一个路过此地的人心里。 有人说，那是她的魂，附在了梅花上。她舍不得走，舍不得那些花，舍不得这座山，舍不得江南的雨。 --- 四 我在孤山上坐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起身下山。 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停。 下山的路比上山时更难走，石阶滑溜溜的，踩上去要小心。两旁的老樟树在雨中静默着，像一群沉默的老人，看着我，看着我走。 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个姓林的女子——林以宁。 她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女诗人，也是杭州人，也住在孤山附近。她写过一首《孤山》： “孤山山下旧行踪，一径苍苔落照中。鹤去不归人已远，梅花犹自落春风。” 鹤飞走了，不回来了；人也走了，远了。只有梅花还在，在春风中落着，一片一片，像雪，像泪，像说不完的话。 林以宁是有名字的。她的诗集《墨庄诗钞》流传下来了，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里，被后人记住。可那个种梅花的女子，没有名字。她的诗，只有那四句；她的故事，只有我知道。 也许，连我知道也不算。也许她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我的一场梦，一场被江南的雨泡软了的梦。 可我宁愿相信她存在过。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像她一样，活过，爱过，写过，然后消失了，像一滴雨落进泥土，再也看不见。他们不需要被记住，不需要被铭记，他们只需要被相信——相信他们曾经存在过，相信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种过梅花，写过诗，爱过一个人。 --- 五 回到旅店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换下湿衣服，泡了一杯热茶，坐在窗前，听着窗外的雨声。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可我愿意听。 我翻开那本旧书，找到那页泛黄的笺纸，又读了一遍那首诗： “种梅三十载，花落人亦老。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 这一次，我读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种了三十年的梅花，花落了，人也老了。明年花开的时候，不知道谁还会来看。那个种梅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些花，还在。 可她不在乎谁来看。她在乎的，只是那些花。花开了，她就高兴；花谢了，她就伤心。花是她的命，是她的诗，是她的孩子。 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花来看她。 我在那页笺纸的空白处，用铅笔轻轻写下一行字： “我来看了。花还在，你也在。” 然后把书合上，放回桌上。 窗外的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得那么轻，那么柔，那么慢，像是在替那个种梅花的女子，替那些没有名字的花，替所有被历史遗忘的人，说着什么。 说什么呢？说她们活过，说她们爱过，说她们写过，说她们在这片土地上，种过梅花，写过诗，等过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四章完 第二十五章 浮槎：一个诗婢的晚明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那一年，它下得痛快了一回。 那是崇祯十七年的春天。甲申年，三月。江南的桃花开得正盛，铺天盖地的红，像一场永远不会停的火。可那火是冷的。因为同一个月，北京城破了。崇祯皇帝在煤山的那棵槐树上，用一根白绫，把一个王朝的体面，勒得干干净净。 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桃花已经开始落了。花瓣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青石板上，落在水面上，落在卖花担的竹筐里，落在每一个人的肩头。没有人掸掉它。没有人说话。整个江南，忽然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座空城。 那一年，在苏州城外的一条船上，坐着一个十七岁的女子。 她姓陆，名字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个小商人，在运河边开着一间杂货铺，卖些南货北货，勉强糊口。她是家中长女，识得几个字，能写几行诗。十七岁那年，她嫁了人——嫁的是一条船。不，不是船。是一个船夫。一个在运河上来来回回运货的船夫，姓沈，名叫什么，也忘了。史料上只说她是“陆氏”，只说她“嫁为沈氏妇”，只说她“明亡后，随夫浮槎于江湖”。 浮槎。这个词很美。槎是木筏，浮槎就是在水上漂泊。可那美是冷的，冷得像桃花落尽之后的水面，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一池碎红，和碎红下面更深更暗的水。 她跟着丈夫，从苏州出发，沿着运河，一路向北，又一路向南。船很小，只有一间舱，舱里堆着货物，货物旁边挤着两个人——她和她的丈夫。他们运过布匹，运过盐，运过茶叶，运过米粮。他们在每一个码头停靠，卸下货，装上货，然后继续走。他们见过无数的人，无数的桥，无数的塔，无数的山。 可她写下来的，只有雨。 不是她不想写别的，是她只记得雨。崇祯十七年之后，整个江南都在下雨。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带着花香和脂粉气的雨，而是一种湿透了的、沉甸甸的、像一块浸了水的棉被捂在胸口上、让你喘不过气来的雨。天好像漏了，怎么补也补不上。女娲炼五色石补天，那是神话。可江南的天，没有人补得了。 她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过这样几句： “客舟听雨二十年，鬓未白时心已寒。不知故园花落尽，犹向天涯问归船。” 写完之后，她把纸折了，塞进枕头底下。她的丈夫不识字，看不懂她写了什么，只当是她又在发痴。他问她：“你在写什么？”她摇摇头，说：“没什么。写写天气。” 天气。那几年，江南的天气确实不好。可她的心，比天气更坏。 明亡之后，她没有哭。她的父亲没有哭，她的丈夫没有哭，她认识的所有人，都没有哭。大家都不哭，不是因为不伤心，是因为哭没有用。眼泪救不了崇祯皇帝，也救不了大明江山。眼泪只能让自己更难过，让身边人更不知所措。所以她忍住了。她把眼泪咽进了肚子里，把哭声咽进了肚子里，把所有的悲伤都咽进了肚子里。 可她咽不下的是诗。 诗是漏出来的。像船底的裂缝，再怎么堵，水还是会渗进来。她每天夜里，等丈夫睡着了，偷偷地点起一盏油灯，把白天在路上想到的句子，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纸不够，就写在竹片上；竹片不够，就写在船板上。她写得极慢，极小心，生怕吵醒丈夫，生怕墨迹洇开，生怕那些字被雨水冲走。 她怕的不是丢失，是遗忘。 她怕的不是自己被人忘记，而是怕自己忘记自己。她怕有一天，她坐在船上，看着岸上的人来来往往，看着岸上的花开开落落，心里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死。比死更可怕的死。 船到扬州的时候，雨停了。 那是一个黄昏。天边烧着一片霞，红得像血，又红得像桃花。她把船头系在码头的石桩上，跳上岸，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青石板路，往城里走。扬州城已经不是从前的扬州城了。二十四桥还在，可桥上的歌女不见了；明月夜还在，可月下吹箫的人不见了。到处都是废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烧焦的木梁和碎了一地的瓦片。 她站在一条巷口，愣住了。 这条巷子，她来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跟着父亲来扬州进货。父亲牵着她的手，走过这条巷子，在巷口的一家店里买了一把油纸伞。那把伞是红色的，伞面上画着几枝梅花。她喜欢极了，一路上舍不得撑，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宝贝。 那把伞，后来在战乱中丢了。丢了就丢了，她以为再也不会想起来。可站在那条巷口，她忽然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把伞，想起来父亲的背影，想起来了那一年扬州的春天——桃花开了满城，风一吹，花瓣像雪一样飘下来，落了她一头一脸。 她站在巷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她没有哭。 她在一首没有题目的诗里，写过这样两句： “二十年前旧板桥，曾经送客到今朝。可怜杨柳无颜色，犹向春风舞细腰。” 她没有写桃花，没有写战争，没有写亡国。她写的是一株杨柳。一株在春风中跳舞的杨柳。可那杨柳，“无颜色”。连杨柳都没有颜色了，春天还是春天吗？扬州还是扬州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株杨柳还在。还在那里，还在风里，还在雨中，还在她回不去的旧梦里。 船到金陵的时候，又下雨了。 金陵是明朝的旧都。太祖皇帝朱元璋在这里定都，建了那座高大巍峨的石头城。可如今，石头城还在，城头上的旗子，已经换了颜色。 她把船停在秦淮河畔，一个人走上岸。秦淮河还是从前的秦淮河，水还是绿莹莹的，灯还是红彤彤的，歌女的歌声还是软绵绵的、酥到骨头里。可那些歌女唱的不再是旧曲了。她们唱的是新词，是新朝的新词，是赞颂新朝的新词。她听了两句，转身就走。 她不是不想听，是不敢听。她怕自己听了，会忍不住哭；她怕自己哭了，会被人问；她怕被人问了，会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不能说“我哭的是明朝”，因为明朝已经不在了；她不能说“我哭的是秦淮河”，因为秦淮河还在；她不能说“我哭的是我自己”，因为她自己还活着。 她只能把眼泪咽回去，咽进肚子里，咽进心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诗里。 那天夜里，她在船上写下了这样一首：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她写的是李白。李白写的是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她写的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李白写的是吴王宫里的美人，她写的是自己。西江月还在，还在照着秦淮河，照着石头城，照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梦。 她没有说破，可她什么都说了。 船到杭州的时候，是秋天。 西湖的水还是从前的水，山还是从前的山，塔还是从前的塔。可岸上的行人，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他们穿着新朝的衣服，梳着新朝的发式，说着新朝的话。她走在人群中，像一个鬼魂，看得见别人，别人看不见她。 她去了孤山。孤山上有林和靖的墓，墓前有那株老梅。梅花还没有开，枝头光秃秃的，像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伸向天空，像是在乞讨什么，又像是在祈求什么。 她站在梅树下，站了很久。然后从袖中摸出一张纸，用烧焦的树枝，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林逋墓前梅未开，我来看时只有苔。苔深不掩孤山骨，犹向春风立几回。” 写完之后，她把纸折了，塞进石缝里。她不知道谁会看到它，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看到。可她不在乎。她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林逋的，是写给那些和她一样、在这个世上活着却又像死了一样的魂的。 林逋是宋朝人，可他活着的时候，像唐朝人；他死后，成了所有朝代的人。她也是。她是明朝人，可明朝亡了；她是清朝人，可她不愿意做清朝人。她不属于任何一个朝代，她只属于她自己，只属于她的船，只属于她的诗。 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短。有时候只有四句，有时候只有两句，有时候只有一句。那一句写出来，就是“天黑了”，就是“雨停了”，就是“船到了”。不是没有话说了，是话说太多了，已经说不出来了。 她写过一首最短的诗，只有十个字： “浮槎来又去，人在雨中行。” 十个字。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波澜起伏。只有一个画面：一条船，在水上浮浮沉沉；一个人，在雨中走来走去。走了多久？不知道。还要走多久？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还在走，还在写，还在活着。 活着就好。活着就可以继续看雨，继续听雨，继续在雨中走。活着就可以继续写诗，继续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在纸上，写在竹片上，写在船板上，写在一切能写的地方。 活着，就是对死亡最大的反抗。 她死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她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她的诗没有留下来，她的船没有留下来，她的丈夫没有留下来。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像一场雨，落在河里，就再也找不到了。 可她存在过。我相信她存在过。 因为我在一本旧书里，读到过这样一首诗。那首诗没有署名，没有题目，只有四句： “客舟听雨二十年，鬓未白时心已寒。不知故园花落尽，犹向天涯问归船。”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是那个姓陆的女子，也许是别的什么人。可我宁愿相信是她写的。因为那首诗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技巧，不是才华，而是一颗在雨中泡了太久的心，终于开口说话。 那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有些含糊，有些语无伦次。可它说了。它说了二十年，说了二十年的雨，二十年的船，二十年的流浪，二十年的孤独。它说了，就足够了。 不需要有人听。不需要有人懂。甚至不需要被人记住。 她说过。这就够了。 很多年后，我去过苏州。那天下着雨，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我站在运河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忽然想起了那个姓陆的女子。我想象着她的船，想象着她坐在船头，看着岸上的桃花，想象着她在灯下写诗，想象着她把诗折了，塞进枕头底下。 我想象着她。可我知道，我想象的不是她，是我想象中的她。真正的她，早就沉进了运河的泥沙里，和那些碎了的船板、断了的桅杆、烂了的帆布一起，化成了泥土。 可泥土里也有花。运河边的野花，开了一年又一年，没有人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不需要名字。它们只需要开，只需要谢，只需要在风雨中摇晃，然后在下一个春天，再开。 她也是。 她是那朵没有名字的花。开在运河边，开在船板上，开在雨里。没有人看见，可她开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一生，是痛快过的。不是在风花雪月中痛快，不是在诗酒唱和中痛快，而是在沉默中痛快——在不能说、不敢说、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她说了。她用了二十年，说了十个字： “浮槎来又去，人在雨中行。” 够了。十个字，够她活一辈子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五章完 第二十六章 苔痕：一个无名女尼的荒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那一年，它下得格外耐心。不是那种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让人无处躲藏的暴雨，而是一种慢悠悠的、懒洋洋的、像老太太纺线一样不紧不慢的细雨。它从二月一直下到三月，从三月一直下到四月，下得人心里都长出了青苔。 清初那几年，杭州城外有座荒庵。 庵没有名字。匾额上的字早就被风雨剥蚀了，只剩下几道深深浅浅的刻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一肚皮说不完的话。庵里的菩萨也倒了，歪在角落里，半边脸被香灰熏黑了，另半边脸上糊着一层厚厚的蛛网，看不出是哭是笑。 庵里住着一个尼姑。 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有人说她是明朝宗室的女儿，城破之后削发为尼，逃到了这里；有人说她本是秦淮河边的歌女，爱上一个文人，文人死了，她便出了家；还有人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尼姑，只是一个疯女人，捡了件僧衣披在身上，在这破庵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她从不说话。 不是哑，是不说。有人来庵里烧香，问她话，她不答；有人给她送米送菜，谢她，她不答；有人嘲笑她、骂她、欺负她，她也不答。她只是低着头，捻着佛珠，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念经，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有人听得清她在念什么。有人说她在念《心经》，有人说她在念《往生咒》，还有人说她什么也没念，只是在数数。数什么呢？数雨。数这一场雨下了多少滴，数这一生还剩多少天。 她活得像个影子。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她也在。可你伸手去摸，摸不到。她站在你面前，可你觉得她隔着一层什么，隔着一层很薄很薄、却怎么也捅不破的东西。 那东西，叫时间。 我是在一本旧县志里，第一次看到她的。 那本县志是光绪年间修的，纸已经黄了，边角也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一碰就掉渣。在“仙释”那一卷里，有一则极短的记载，只有几十个字： “某尼，不知何许人。顺治初，结茅于西湖之西，居三十年，日诵经不辍。人问其名，不答；问其年，不答；问其从何来，亦不答。卒年八十余。遗一破衲，一木鱼，一残经。” 就这么几十个字。没有名字，没有籍贯，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师承，没有事迹，没有任何能让人记住她的东西。她像一滴雨，落进了这本县志里，在纸页上洇开一小片水渍，然后就干了，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印子。 可我把那几十个字读了好几遍。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写得不好。正因为写得不好，才真实。那几十个字里没有一句是编的，没有一句是夸的，没有一句是多余的。每一个字都冷冰冰的，像她住的那座荒庵里的青石板，踩上去，寒气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头顶。 “居三十年。” 三十年。她在那座荒庵里住了三十年。三十个春天，三十个夏天，三十个秋天，三十个冬天。三十场桃花开，三十场梅花谢。三十年的雨，落在庵前的石阶上，把石阶磨得光滑如镜；三十年的风，吹过庵后的竹林，把竹子吹得东倒西歪。 她没有走。她一直在那里，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草，没人浇水，没人施肥，没人看她一眼，可她就是不死。不是不想死，是不敢死。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活着，至少还有一座荒庵，一尊歪倒的菩萨，一本翻烂的经书，一场没完没了的雨。 我去找过那座荒庵。 当然，它已经不在了。西湖之西，如今是茶园和别墅，到处是柏油马路和水泥楼房。我按照县志上的描述，在一片茶园里找了很久，什么也没找到。没有石阶，没有门框，没有瓦片，连一块碎砖都没有。只有茶，一排一排的茶树，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像一队士兵，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在茶园边上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点了一根烟，看着那些茶树发呆。 茶树下有青苔。很厚，很绿，像一块绒毯，铺在茶树根部的泥土上。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些青苔，湿湿的，滑滑的，凉凉的，像摸到了一块被雨水泡了很久的丝绸。 我想，也许那座荒庵就建在这里。也许那个尼姑每天就坐在这块石头上，捻着佛珠，看着远处的西湖，看着湖上的游船，看着岸上的行人。那些人里有达官贵人，有文人墨客，有贩夫走卒，有和她一样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都比她幸运，因为他们至少还有名字，还有家，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她没有。 她只有一座荒庵。荒庵不是家。荒庵是她把自己藏起来的地方，是她在世上最后一个可以不用说话的地方。她不需要家，她需要的是一个角落，一个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问她从哪里来、没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出家的角落。 那个角落，叫荒庵。 她死的那天，大概也在下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死的那天，也许下得痛快了一回。也许下了整整一夜，把荒庵的屋顶打穿了，雨水漏进来，滴在她脸上，滴在她手上，滴在她那本翻烂了的经书上。她没有躲。她已经不需要躲了。她的身体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再也装不下一滴雨了。 她躺在那个歪倒的菩萨旁边，眼睛半闭着，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念最后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也许是“空”，也许是“无”，也许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像一声叹息，从喉咙里滑出来，还没落地，就被雨声淹没了。 第二天，一个来砍柴的农夫发现了她。她靠在菩萨的腿上，已经凉了。她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她像一尊泥塑，和那尊歪倒的菩萨一样，被时间凝固在了那一刻。 农夫把她埋在了庵后的竹林里。没有棺材，没有墓碑，没有纸钱，没有香烛。只有一抔黄土，和几株竹子。 竹子是她的遗言。 她活着的时候，每天看着那些竹子，看它们长高，看它们抽枝，看它们在风中摇晃。她不说话，可竹子替她说了。风来了，竹子沙沙地响；雨来了，竹子哗哗地响；雪来了，竹子咔嚓一声断了。那是她的声音，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点痕迹。 那点痕迹，比县志上的那几十个字更轻，更淡，更不容易被人记住。可它存在过。就像那场雨，下过了，就没了。可你不能说它没下过。 我忽然想起一个词——苔痕。 不是“苔痕上阶绿”的那个苔痕，是更深的、更隐秘的、更不容易被发现的那种苔痕。它长在石头的背面，长在屋檐的阴面，长在一切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人给它浇水，没有人给它施肥，没有人看它一眼，可它就在那里，静静地、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生长。 一百年，长一寸。一千年，长一尺。 那个尼姑，就是苔痕。她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长出来的一小片青苔。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来，又为什么要走。她只是在那里，在那里待了三十年，然后消失了，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可她存在过。 县志上的那几十个字，就是证据。那几十个字写得那么冷，那么干，那么没有感情，可它们证明了一件事——她存在过。她不是我的想象，不是我的幻觉，不是一个被江南的雨泡软了的梦。她是一个活过的人，一个在荒庵里住了三十年、念了三十年经、听了三十年雨的人。 她活过。 这就够了。 在茶园边上坐了很久，天快黑了，我才起身离开。 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茶园。茶树下，青苔还是那么绿，那么厚，那么安静。夕阳照在上面，泛着一层淡淡的金光，像佛光，又不像佛光。佛光是给活人看的，这光是给死人看的。 那个尼姑，也许就坐在那片金光里，捻着佛珠，看着我。 她没有说话。她从来不说。 可我听见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西湖的水面上，落在茶园的泥土里，落在我的肩上，落在她的坟上。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六章完 第二十七章 金缕曲：骆绮兰与听秋轩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一个人的心上，便成了一辈子的潮。那潮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从不停歇，从不干涸。涨的时候，是诗；落的时候，也是诗。她的一生，就是在这一涨一落之间，被磨成了一粒圆润的珠子，搁在时间的沙滩上，偶尔被人捡起来，对着光看一看，惊叹一声，又丢回海里。 那粒珠子，叫骆绮兰。 她是清代中叶的女诗人，字佩香，号秋亭，晚号听秋老人。她的名字像一枚青花瓷片，碎在乾嘉盛世的角落里，不完整，却每一道裂纹都闪着幽光。她是江宁人，生在秦淮河畔，长在脂粉堆里，嫁到丹徒的寒门，守了一辈子的寡，写了一辈子的诗。她的诗被袁枚激赏，被王昶推重，被赵翼击节，被当时诗坛称为“江南第一女诗人”。可她不在乎这些名头。她在乎的，只有那间叫“听秋轩”的小屋，和屋里那盏永远点不到天亮的灯。 她是那种人——你第一眼看她，会觉得她像一株养在深闺的兰花，叶细如丝，花小如豆，风一吹就倒。可你走近了，凑到跟前，才发现那株兰花的根，扎在石头里。石头有多硬，她的根就有多深。 她写过一句诗：“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江山。”一盏灯，映红了她的脸，也映红了她的江山。那江山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她一个人的江山——一个寡居江南、靠诗活着的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屋子、一扇窗户、一盏灯；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骆绮兰出生的时候，江宁城正下着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那是乾隆二十一年的春天，秦淮河的水涨了，两岸的桃花开了，画舫上的歌女唱起了新填的曲子。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水结缘，与花结缘，与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东西结缘。 骆家不是望族，却也算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骆某是个秀才，一辈子没中举，可学问极好，尤擅诗词。他给女儿取名叫“绮兰”，绮是绮丽，兰是幽兰。他希望女儿像兰花一样，生于幽谷，不因无人而不芳。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女儿后来真的成了兰花，不是开在幽谷，而是开在瓦砾堆里。 骆绮兰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让人不敢相信是一个孩子写的。她十二岁那年，写了一首《春夜》： “小窗闲坐对炉熏，帘外东风卷白云。燕子未归春寂寂，杏花零落雨纷纷。”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好到不像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写的，好到像一个经历了半世沧桑的成年女子，在某个雨夜，把一生的愁都倒进了这二十八个字里。“燕子未归春寂寂”——春天是热闹的，可她的春天是寂静的，因为燕子还没有回来。“杏花零落雨纷纷”——杏花开了，又落了，落在雨里，落在泥里，落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她写的不是春天，是她自己。她是一株还没有开花就要凋零的杏树，站在江南的烟雨里，等人来看，可没有人来。 她十五岁那年，写了一首《梅花》：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像梅花一样冷，一样硬，一样不怕雪霜的侵凌。她不需要玉楼琼林的庇护，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她只需要自己。她是一株野梅花，长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浇灌，没有人欣赏，可她照样开花，照样吐香，照样在风雪中站得笔直。 她的父亲读了这首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这孩子，心太苦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苦，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她心里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话。他只知道，那首诗不是写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渗出来的东西，堵不住，也藏不了。 十八岁那年，骆绮兰嫁了人。 嫁的是丹徒的一个书生，姓王，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不是我的记性不好，是她的诗里从不提他的名字。她叫他“夫子”，叫他“君”，叫他“故人”，就是不叫他的名字。名字太近了，近到会疼。她不想疼。 婚后的日子，清贫得像一张白纸。没有锦衣玉食，没有仆从如云，只有一间破屋，几卷旧书，和一个沉默寡言的丈夫。那个男人爱她吗？也许爱。可他的爱是沉默的，像丹徒城外的那条河，流了一千年，从来没有喊过一声。他不懂得如何表达，不懂得如何安慰，不懂得如何在她哭的时候，递上一方手帕。他只是默默地活着，默默地做工，默默地陪在她身边，像一块石头，不会说话，可你知道它在。 骆绮兰不怨他。她知道，他已经是她能嫁到的最好的人了。比她好的，看不上她；比她差的，她看不上。他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相敬如宾的平淡。平淡不好吗？好。平淡是最不容易碎的。 她在《嫁后》中写道： “嫁得词人心亦甘，齑盐布被共清谈。只愁老去无衣食，犹向邻家借烛簪。” 这首写的是她的生活，也是她的心境。她甘愿嫁给一个词人，哪怕吃糠咽菜，哪怕盖粗布被子，哪怕老了以后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她不怕穷，她怕的是没有诗。只要有诗，只要有清谈，只要有那盏借来的烛火，她就能活下去。 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会先她而去。 那一年，她三十七岁。她抱着丈夫的遗体，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不敢哭。她怕一哭，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她怕眼泪流干了，心里那盏灯就灭了。她不能让它灭。灭了，她就真的死了。 她后来在《悼亡》中写道： “廿载夫妻缘已尽，一棺长夜恨难平。从今怕向灯前坐，怕见孤影照双星。” “廿载夫妻缘已尽”——二十年的夫妻缘分，说尽就尽了。“一棺长夜恨难平”——一具棺材，一个长夜，她心里的恨怎么也平不了。“从今怕向灯前坐”——从此以后，她怕坐在灯前。“怕见孤影照双星”——她怕看到自己的孤影，照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一次，她呢？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从此，她成了寡妇。 那年她三十七岁，正值盛年。可她的心，已经老了。老得像丹徒城外的那座山，风化了，雨蚀了，到处都是裂缝，可它还站在那里，没有倒。不能倒。倒了，就什么都没了。 丈夫死后，骆绮兰回到了江宁。 她不是想回去，是不得不回去。丹徒的屋子卖了，家当当了，她带着几卷诗稿，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可出生的地方已经不是家了。父母死了，老屋卖了，亲戚散了。她像一个被退回来的包裹，没有人签收，没有人认领，只能搁在角落里，等着积灰。 她在秦淮河畔租了一间小屋，取名“听秋轩”。 “听秋”二字，是她自己取的。秋天有什么好听的？秋风萧瑟，秋雨凄冷，秋虫悲鸣，秋叶飘零。可她偏偏要听。不是因为她喜欢听，是因为她只能听。她的眼睛花了，看不清远处的山；她的手抖了，写不稳字；她的腿脚也不灵便了，走不了远路。她唯一还能做的事，就是听。听雨，听风，听虫，听叶，听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声响。 她在《听秋轩》中写道： “小筑秦淮畔，秋来夜气清。蕉窗听雨坐，竹院看云行。诗瘦因愁重，人闲觉梦轻。不堪更回首，故国月空明。” “小筑秦淮畔”——她在秦淮河边建了一间小屋。“秋来夜气清”——秋天来了，夜晚的空气很清冽。“蕉窗听雨坐”——她坐在芭蕉窗前，听着雨声。“竹院看云行”——她在竹院里，看着云朵飘过。“诗瘦因愁重”——她的诗瘦了，因为愁太重了。“人闲觉梦轻”——人闲了，梦也变得轻了。“不堪更回首”——她不敢回首。“故国月空明”——故国的月亮，白白地亮着。 故国是什么？是大明王朝，是她小时候住过的老宅，是她再也回不去的从前。月亮还在，可人已经不在了。她一个人，对着那轮空明的月，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骆绮兰的诗名，在江宁渐渐传开了。 她的诗被抄录、被传阅、被刊刻，从江宁传到扬州，从扬州传到苏州，从苏州传到杭州。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名字——骆绮兰，字佩香，号秋亭，一个寡居秦淮的才女。 袁枚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骆佩香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听秋轩》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王昶读了她的诗，也赞叹不已。他在《湖海诗传》中写道：“骆绮兰诗，沉郁顿挫，有少陵之风。其《悼亡》诸篇，哀感顽艳，虽古之伤心人不能过也。” 赵翼读了她的诗，更是击节称赏。他写信给骆绮兰，说：“读君诗，如饮醇醪，不觉自醉。” 这些评价，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真心话。她的诗确实写得好，好到让那些自负才情的男人都不得不服。可骆绮兰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她能不能把心里的那些话，用最准确的字，写出来。 她在《自题小像》中写道：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这首诗是写给谁的？也许是她自己，也许是她的某个知己，也许是那个她等了半辈子也没有等来的人。“照人胆似秦时月”——她的胆像秦朝时的月亮一样，冷，硬，亮。“送我情如岭上云”——她的情像岭上的云，飘来飘去，不知道要落在哪里。 她写的是自己的画像，也是自己的灵魂。她的灵魂是冷的，是硬的，是亮的，是飘忽不定的。没有人能抓住它，没有人能拥有它，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它。它只属于她自己。 骆绮兰在听秋轩住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里，她写了数百首诗，编成了《听秋轩诗集》。她的诗越写越短，越写越淡，越写越不像诗。可那些不像诗的诗，恰恰是她写得最好的。因为那些诗里，已经没有技巧了，没有修饰了，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了。只剩下骨头，和骨头里那一点点还没干透的血。 她在《感怀》中写道： “浮生若梦梦若尘，我是梦中过来人。醒来欲说梦时事，窗外芭蕉雨又新。” “浮生若梦梦若尘”——浮生像梦，梦像尘土。“我是梦中过来人”——她是从梦中走过来的人。“醒来欲说梦时事”——她醒来想说说梦里的事。“窗外芭蕉雨又新”——可窗外的芭蕉，又下起了新雨。 这首诗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它不刺激，不浓烈，可它一直在，在舌头根上，在喉咙里，在心口窝，怎么咽也咽不下去。 她老了。她的眼睛花了，看不清远处的山；她的手抖了，写不稳字；她的腿脚也不灵便了，走不了远路。可她还在写，还在写那些没有人读的诗，还在写那些读懂了也没有人懂的诗。 她写给谁呢？也许不是写给人的，是写给雨的，是写给风的，是写给那盏永远点不到天亮的灯的。 骆绮兰死在道光年间，活了大概七十多岁。 她死的那天，江宁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很急，像是老天爷终于忍不住了，要把憋了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出来。 她躺在床上，手里捏着一卷诗稿。那是她一生的心血，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遗产。她想把它烧了，可舍不得。她想把它留下，可不知道留给谁。她没有子女，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她只有诗。诗是她的孩子，是她的爱人，是她自己。 她闭上了眼睛。 诗稿从她手里滑落，散了一地。纸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那些字像蚂蚁，爬在白纸上，爬了一辈子，终于爬不动了。 她死了。 邻居们把她埋在秦淮河畔的一个小山坡上。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没有鲜花，没有香烛。只有一抔黄土，和那卷散落的诗稿。 诗稿后来被袁枚的弟子们整理出版，名为《听秋轩诗集》。它的流传不广，可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被它打动。因为那些诗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才华，不是技巧，而是一颗在雨中泡了太久的心，终于开口说话。 那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有些含糊，有些语无伦次。可它说了。说了几十年，说了几百首诗，说了她一生的雨，一生的愁，一生的孤独，一生的坚守。它说了，就足够了。 不需要有人听。不需要有人懂。甚至不需要被人记住。 她说过。这就够了。 很多年后，我去过秦淮河。 那天下着雨，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我站在河边，看着来来往往的画舫，听着远处传来的歌声，忽然想起了骆绮兰。想起她的听秋轩，想起她的雨，想起她那句“一灯红处见江山”。 那盏灯，灭了。可那江山，还在。 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一个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屋子、一扇窗户、一盏灯；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一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老病死。 那江山，叫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七章完 第二十八章 花帘：席佩兰与长真阁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帘上，便成了珠。一颗一颗，晶莹剔透，像眼泪，又不像是眼泪。眼泪是咸的，它是甜的。因为那帘上沾着的，不是愁，是诗。她的诗。她用一辈子的时间，把雨串成了珠，把珠挂在了帘上，把帘挂在了窗前，把窗开在了江南的烟雨里。风来了，珠帘响；雨来了，珠帘湿；人来了，珠帘后面，是一张似笑非笑的脸。 她叫席佩兰，名蕊珠，字韵芬，一字道华，号佩兰，又号浣云女史。 她的名字像一朵花，开在乾嘉诗坛的枝头上。那枝头太高了，高到只有几个人能够得着——袁枚、王昶、赵翼、洪亮吉。他们是男人，是名士，是诗坛的领袖。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住在常熟乡下的女人，一个每天要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女人。可她的诗，让那些男人低下了头。 袁枚说她是“随园女弟子之冠”。王昶说她的诗“如月之曙，如气之春”。赵翼说她的诗“字字珠玑，行行锦绣”。洪亮吉说她的诗“清丽绵邈，有唐人之风”。这些评价，不是客气，不是敷衍，是真心话。因为她的诗确实写得好，好到让那些自负才情的男人都不得不服。 可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只有一个人——她的丈夫孙原湘。她嫁给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穷书生。她等他考中了进士，等他做了官，等他老了，病了，死了。她等了他一辈子。等来了诗，等来了名，等来了儿孙满堂。可她最想等的，是他在灯下读她的诗，然后抬起头，对她说一句：“你写得真好。” 他一定说过。她记住了。记了一辈子。 席佩兰出生的时候，常熟下着雨。 那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春天。虞山的梅花已经开过了，尚湖的柳树刚刚发芽，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黄澄澄的一片，像铺了一地的金子。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花结缘，与诗结缘，与那些黄澄澄的、亮晶晶的、让人心里发暖的东西结缘。 席家是常熟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席某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他虽然穷，可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席佩兰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让父亲都惊叹不已。 她八岁那年，写了一首《咏雪》： “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不知庭前树，开遍玉琼瑶。”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一夜北风紧”——一夜北风，吹得紧。“开门雪尚飘”——打开门，雪还在飘。“不知庭前树，开遍玉琼瑶”——不知道庭前的树上，开满了玉做的琼瑶。她把雪比作玉，把树比作花，把寒冷的冬天写成了温暖的春天。她的心里，住着一个永远不会凋谢的春天。 她十二岁那年，写了一首《梅花》： “冰姿原绝世，冷淡不争春。独抱孤山雪，甘为石上尘。” 这首诗写得太冷了。“冰姿原绝世”——她的冰姿，本来就是绝世无双的。“冷淡不争春”——她冷淡，不跟别人争春。“独抱孤山雪”——她独自抱着孤山的雪。“甘为石上尘”——她甘愿做石头上的尘土。她把自己比作梅花，不争不抢，不媚不俗，清清白白地活着。即使变成尘土，也是干净的尘土。 她的父亲读了这首诗，叹道：“这孩子，心太高了。”他不知道，女儿的心不是高，是冷。那冷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她像一株梅花，开在雪地里，没有人看见，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自己开得美不美，香不香。 席佩兰十五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孙原湘。孙原湘，字子潇，号心青，是常熟有名的才子。他比席佩兰大几岁，生得风度翩翩，才华横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他读过席佩兰的诗，对她的才华极为仰慕。他托人提亲，席家答应了。 出嫁那天，常熟下着雨。 席佩兰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虞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山上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怕。她听说孙原湘是个才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她想，嫁给这样的人，至少不愁没有共同语言。 花轿抬进了孙家。孙原湘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气宇轩昂。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席佩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常熟城外的小河。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孙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席佩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孙原湘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诗友、知音、灵魂伴侣。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每当夜深人静，两人便在书房里相对而坐，一盏灯，两杯茶，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有时候争论不休，有时候相视而笑。 席佩兰在《寄外》中写道： “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这首诗写得情深意切，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对诗歌的热爱。 孙原湘读了这首诗，回了一首： “诗成不敢寄秋鸿，怕惹离愁千万重。且把新词藏袖底，待君归日与君同。” 他把新词藏在袖子里，等她回来一起看。他不寄，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她读了更想家，更想他。他宁愿把诗藏着，藏着，等那一天。 那一天来了。他们团聚了。诗也团聚了。 席佩兰和孙原湘的爱情，是乾嘉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不仅相爱，而且相知。他懂她的诗，懂她的心，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她懂他的才，懂他的志，懂他那些藏在诗里的秘密。他们像两棵并肩站着的树，根在地下交缠，叶在风中相触，谁也离不开谁。 席佩兰在《夫子以近诗见示，率题四绝》中写道： “一卷新诗手自裁，吟成字字是珠胎。怜渠费尽平生力，只为心头血换来。” “一卷新诗手自裁”——一卷新诗，他亲手写的。“吟成字字是珠胎”——每一字都像珍珠的胚胎。“怜渠费尽平生力”——她心疼他费尽了平生之力。“只为心头血换来”——那些诗，不是墨水写的，是心头血换来的。 她写的是他的诗，也是她的诗。他们写诗，都是用心头血写的。所以那些诗，不是冷的，是热的；不是干的，是湿的；不是死的，是活的。它们会呼吸，会跳动，会在深夜的灯下，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孙原湘读了这首诗，回了一首： “诗成不敢轻相示，怕惹君心为我愁。一字吟安三夜坐，十年修得几篇留。” “一字吟安三夜坐”——他为一个字，坐了三夜。“十年修得几篇留”——十年下来，能留下几篇呢？他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有她在，那些诗就有了读者。她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最好的读者。她不需要说好，不需要点赞，她只需要读。读了，他就满足了。 席佩兰在《赠夫子》中写道： “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 “赖有闺房如学舍”——幸好，他们的闺房像学舍一样。“一编横放两人看”——一卷书横着放在桌上，两个人一起看。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句。不需要华丽的词藻，不需要繁复的典故，只需要一句大白话——他们把闺房当成了学舍，把书横在中间，一起看。这是他们的爱情，也是他们的诗。 他们的爱情，不在花前月下，不在海誓山盟，在一卷横放的书里。你读上句，我读下句；你读左页，我读右页。读完了，交换位置，再读一遍。读到天亮了，读到灯灭了，读到书页卷了，读到字迹淡了。可他们的心，没有淡。永远没有。 席佩兰的诗名，在常熟渐渐传开了。 她的诗被抄录、被传阅、被刊刻，从常熟传到苏州，从苏州传到扬州，从扬州传到杭州。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名字——席佩兰，字韵芬，号浣云女史，孙原湘的妻子，袁枚的女弟子。 袁枚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席佩兰诗，字字珠玑，行行锦绣。其《长真阁集》中，佳句如云，不可枚举。余尝谓闺阁中诗，当以佩兰为第一。” “当以佩兰为第一”——这是极高的评价。袁枚活了八十多岁，见过的女诗人不计其数，可能被他称为“第一”的，只有席佩兰。 席佩兰在《呈随园夫子》中写道： “小仓山下水潺潺，桃李门墙不厌攀。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江山。” “小仓山下水潺潺”——小仓山下的水，潺潺地流着。“桃李门墙不厌攀”——老师的门下桃李满天下，她不厌其烦地攀登。“自笑年来诗境进”——她自嘲这些年来诗境有所进步。“一灯红处见江山”——在一盏红灯的映照下，她看见了江山。 “一灯红处见江山”——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句。一盏红灯，映红了她的脸，也映红了她的江山。那江山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她一个人的江山——一个靠诗活着的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屋子、一扇窗户、一盏灯；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席佩兰的晚年，是在常熟度过的。 她的丈夫孙原湘先她而去。她一个人，住在长真阁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回忆。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孙原湘的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在《校夫子遗稿》中写道： “一编遗稿在，检点泪模糊。字字心头血，行行眼底珠。灯前亲手录，枕上暗声呼。愿得生生世，相随在玉壶。” “一编遗稿在”——一编遗稿还在。“检点泪模糊”——她检点着，眼泪模糊了视线。“字字心头血”——每一个字都是心头血。“行行眼底珠”——每一行都是眼底珠。“灯前亲手录”——她在灯前亲手抄录。“枕上暗声呼”——她在枕上暗暗地呼唤他。“愿得生生世”——她愿意生生世世。“相随在玉壶”——相随在玉壶里。 玉壶是冰清玉洁的地方。她希望他们能永远在一起，在玉壶里，在冰清玉洁的世界里，没有离别，没有死亡，没有眼泪。只有诗，只有爱，只有那盏永远不灭的灯。 席佩兰死在道光年间，活了大概七十多岁。 她死的那天，常熟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虞山，罩住了尚湖，罩住了长真阁，罩住了她的坟。 她的坟在虞山脚下，和孙原湘的坟并排立着。两座坟，紧紧挨着，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墓碑上刻着“孙原湘之墓”和“席佩兰之墓”，两块碑，并排立着，风吹不到，雨打不到，只有阳光和月光，一年又一年地照着。 墓前，不知是谁种了两株梅花。一株是红梅，一株是白梅。红梅是席佩兰，白梅是孙原湘。每到冬天，梅花开放，红梅艳艳，白梅素素，交相辉映，像两夫妻站在雪中，说着悄悄话。 有人说，每年春天，都能看到两只蝴蝶在墓前飞舞。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白色的。红色的蝴蝶绕着红梅飞，白色的蝴蝶绕着白梅飞。飞累了，就停在一起，翅膀挨着翅膀，像两夫妻生前一样，亲亲密密，永不分离。 那是他们的魂吗？没有人知道。可每一个看到那两只蝴蝶的人，都愿意相信，那就是席佩兰和孙原湘。他们没有死，他们只是变成了蝴蝶，在花间飞舞，在风中歌唱，在每一个春天里，回到人间，看看他们的长真阁，看看他们的诗，看看他们再也回不去的家。 席佩兰在《长真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 “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 她最怀念的，不是锦衣玉食，不是功名利禄，不是诗坛的虚名，而是那些在闺房里一起读书的日子。一本书，横在桌上，两个人一起看。你读上句，我读下句；你读左页，我读右页。读完了，交换位置，再读一遍。 那是他们的爱情，也是他们的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八章完 第二十九章 瘦红：金逸与瘦红楼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身上，便成了血。一滴一滴，从她的指尖渗出来，滴在纸上，洇开一朵一朵的梅花。那花是红的，红得像血，红得像火，红得像她二十岁那年，嫁衣上那一抹怎么也洗不掉的胭脂痕。她叫金逸，字纤纤，号瘦红女史。 她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女诗人，袁枚的女弟子，随园女弟子中最年轻、最美丽、也最薄命的一个。她生于苏州，长于水乡，嫁入寒门，贫病交加，二十五岁便香消玉殒。她像一朵开在断崖上的野蔷薇，花瓣薄如蝉翼，颜色艳如朝霞，风一吹就落，落进谷底，落进溪流，落进再也找不到的远方。 她的诗集叫《瘦红楼诗稿》。“瘦红”二字，是她自己取的。红是花的颜色，瘦是花的姿态。她是一朵瘦红的花，开在乱石堆里，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二十五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 她写过一句诗：“不知瘦骨类冰玉，自笑病容如海棠。”她的骨是冰做的，玉做的，瘦得像一根针，扎在谁的心上，谁就会疼。她的病容像海棠，不是盛开的海棠，是开败了的海棠，花瓣蔫了，颜色淡了，可还有一股幽幽的香，从花瓣的褶皱里渗出来，钻进你的鼻子里，钻进你的心里，钻进你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地方。 金逸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 那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春天。桃花开了满城，风一吹，花瓣像雪一样飘下来，落在观前街的青石板上，落在阊门的吊桥上，落在山塘街的画舫上，落在她父亲那间小小的书铺的门槛上。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花结缘，与诗结缘，与那些薄命的、易碎的、美得让人心疼的东西结缘。 金家不是望族，只是苏州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金某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在观前街开了一间小小的书铺，卖些四书五经、诗词选本、笔墨纸砚。他虽然穷，可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金逸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 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让父亲都惊叹不已。他常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将来必中进士。” 金逸的母亲说：“女孩儿怎么了？女孩儿也能写诗。李清照不是女孩儿吗？” 金父笑了，说：“也是。只要她开心就好。” 金逸从小就生得美。据记载，她“生而娟丽，性婉顺，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她的美，不是那种浓艳的美，而是一种清冷的美，像月光下的梅花，幽香暗送，却让人不敢亲近。她的脸很小，小到只有巴掌大；她的腰很细，细到盈盈一握；她的手很白，白到透明，能看见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面蜿蜒，像一条条细细的小河。 她十岁那年，写了一首《春晓》： “梦回莺舌弄，花落满庭香。起坐浑无事，闲看燕子忙。” 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梦回莺舌弄”——梦中被黄莺的叫声唤醒，那叫声婉转动听，像在拨弄琴弦。“花落满庭香”——花落了，可香气还在，满院子都是。“起坐浑无事，起来了，坐着，什么事都没有，只是闲闲地看着燕子在忙碌。那种闲适，那种恬淡，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是一个十岁少女对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生活，很快就要忙起来了。不是忙诗，不是忙画，是忙命。她的命太忙了，忙到来不及好好活，就要死了。 金逸十四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同乡的陈基。 陈基，字竹士，是苏州城里的一个秀才。他家境清贫，可为人正直，读书刻苦，写得一手好诗。陈基读过金逸的诗，对她的才华极为仰慕。他托人提亲，金家答应了。 出嫁那天，苏州下着雨。 金逸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苏州城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山塘街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怕。她听说陈基是个才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她想，嫁给这样的人，至少不愁没有共同语言。 花轿抬进了陈家。陈家很小，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陈基在门口迎接她，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清瘦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金逸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苏州城外的小河。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陈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清贫而温馨。 陈基是个好人，可他太穷了。他教书的收入微薄，养家糊口都很吃力。金逸嫁过来后，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帮人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她从金家的大小姐，变成了陈家的小媳妇。锦衣玉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可她从不抱怨。她知道，这是她的选择。她选择了陈基，就选择了清贫。她不怕清贫，她怕的是没有诗。 陈基虽然穷，可他懂诗。他懂金逸的诗，懂她的心，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诗词，互相唱和。金逸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陈基写了诗，第一个给妻子看。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金逸在《嫁后》中写道： “嫁得词人心亦甘，齑盐布被共清谈。只愁老去无衣食，犹向邻家借烛簪。” “嫁得词人心亦甘”——她嫁给了词人，心里也是甘愿的。“齑盐布被共清谈”——她和丈夫一起吃粗茶淡饭，盖粗布被子，一起谈论诗词。“只愁老去无衣食”——她只担心老了以后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犹向邻家借烛簪”——还要向邻居家借蜡烛和簪子。 她写的是自己的窘迫，可读起来却没有一丝怨气。她甘愿过这样的日子，因为她嫁的是“词人”，是一个懂她的人。懂，比什么都重要。 金逸的诗名，在苏州渐渐传开了。 她的诗被抄录、被传阅、被刊刻，从苏州传到扬州，从扬州传到南京，从南京传到杭州。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名字——金逸，字纤纤，号瘦红女史，陈基的妻子，袁枚的女弟子。 袁枚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金纤纤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瘦红楼》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袁枚不仅称赞她的诗，还亲自为她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纤纤年未三十，而诗已如此。使天假之年，其造就何可量耶？惜乎其病也，其贫也，其不永年也。” “使天假之年”——如果老天爷多给她几年，她的成就会有多大？可惜她病了，她穷了，她活不长了。袁枚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一定很难过。他见过太多的才女，可像金逸这样年轻、这样美丽、这样有才华、又这样薄命的，他没见过几个。 金逸在《呈随园夫子》中写道： “小仓山下水潺潺，桃李门墙不厌攀。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江山。” 这首诗是写给袁枚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一灯红处见江山”——一盏红灯，映红了她的脸，也映红了她的江山。那江山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她一个人的江山——一个贫病交加、靠诗活着的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屋子、一扇窗户、一盏灯；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金逸的身体，从小就不好。 她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风一吹就弯，可弯了又直，直了又弯。她常常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红了，咳到眼泪都出来了，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她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可都没有用。她的病，不是药能治的。她的病，在心里。 她在一首《病中》写道： “病骨如秋鹤，孤飞不带云。药炉烟细细，灯影夜纷纷。梦为思家断，愁因忆旧分。不知明镜里，几日又添纹。” “病骨如秋鹤”——她生病的骨头，像秋天的仙鹤。“孤飞不带云”——孤零零地飞，不带一片云。“药炉烟细细”——药炉的烟，细细的。“灯影夜纷纷”——灯影在夜里纷纷乱乱。“梦为思家断”——她的梦因为思家而断了。“愁因忆旧分”——她的愁因为回忆旧事而分开了。“不知明镜里”——她不知道镜子里。“几日又添纹”——这几天又添了几道皱纹。 她写的是病中，也是她的一生。她的身体像秋鹤，瘦，轻，孤。她飞不高，飞不远，飞不出那间小小的屋子，飞不出那场没完没了的病。她只能躺在床上，看着药炉的烟，看着灯影的乱，看着镜子里自己一天天老去的脸。 可她还在写。写是她唯一的药，也是她唯一的毒。药治不了她的病，可能让她暂时忘记病；毒害不了她的命，可能让她在清醒中看着自己的命一点一点地流失。 她不怕死。她怕的是，死了以后，那些诗怎么办？那些她一笔一划写在纸上的、用血和泪泡出来的诗，会不会被人忘记？会不会被人丢掉？会不会被人当成废纸烧了？ 她不敢想。她只能写，不停地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金逸的瘦红楼，在苏州的一条小巷里。 楼很小，只有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书房。书房里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几卷她正在读的书。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兰竹，还有她写的字。她写的是小楷，笔画娟秀，一丝不苟，像她这个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瘦红楼的窗前，种着一株海棠。每到春天，海棠开花，胭脂色的花瓣层层叠叠的，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她最喜欢这株海棠，因为它的花是红的，红得像血，红得像火，红得像她嫁衣上那一抹怎么也洗不掉的胭脂痕。 她在《瘦红楼》中写道： “小楼一角傍花阴，帘幕低垂昼掩深。病骨不禁春冷重，海棠开后更关心。” “小楼一角傍花阴”——小楼的一角，傍着花阴。“帘幕低垂昼掩深”——帘幕低垂，白天也掩得深深的。“病骨不禁春冷重”——她生病的骨头，受不了春冷的沉重。“海棠开后更关心”——海棠开了以后，她更加关心了。 关心什么呢？关心花会不会落，关心春天会不会走，关心自己还能不能看到下一个春天。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海棠开了，她高兴；海棠落了，她伤心。花是她的命，是她的诗，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 她在《海棠》中写道： “海棠花下立多时，红泪纷纷湿胭脂。不为春寒愁欲死，只愁无地著相思。” “海棠花下立多时”——她在海棠花下站了很久。“红泪纷纷湿胭脂”——红泪纷纷，打湿了胭脂。“不为春寒愁欲死”——她不是因为春冷而愁得要死。“只愁无地著相思”——她只愁没有地方放她的相思。 她的相思，太多了，多到她的心装不下，多到她的屋子装不下，多到整座苏州城都装不下。她只能把它写在纸上，写在诗里，写在每一个字里。那些字，是她的相思，也是她的命。 金逸的诗友很多。最要好的是袁枚、孙原湘、席佩兰、归懋仪等人。他们经常通信，互相唱和，互相鼓励。 席佩兰比金逸大几岁，是随园女弟子中的大姐。她读过金逸的诗，对她的才华极为赞赏。她在《寄金纤纤》中写道： “读君诗句如饮醇，不觉心醉已三巡。愿君珍重千金体，莫向风前更损神。” “读君诗句如饮醇”——读你的诗，像喝醇酒一样。“不觉心醉已三巡”——不知不觉心醉了三巡。“愿君珍重千金体”——希望你能保重自己的身体。“莫向风前更损神”——不要在风前再损伤精神了。 席佩兰知道金逸身体不好，劝她少写诗，多休息。可金逸不听。她说：“不写诗，我还能做什么呢？”写诗是她唯一的出口。不写，她会疯的。 归懋仪也给她写过信。她在信中说：“纤纤弟，你的诗写得越来越好，可你的身体越来越差。你要记住，诗可以慢慢写，命只有一条。” 金逸回信说：“姐姐，我的命，早就不是我的了。它是诗的。诗要我活，我就活；诗要我死，我就死。”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悲伤，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平静。那种平静，不是看破红尘的平静，而是认命的平静。她知道自己的命不长，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些诗。诗在，她就在。诗亡，她就亡。 金逸死的那年，二十五岁。 那一年春天，海棠花开得格外好。满树的胭脂红，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烧得她心里发烫。她坐在窗前，看着那些花，写了一首《绝笔》： “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从今莫向窗前种，留与来生看未休。” “病骨支离不耐秋”——她生病的骨头支离破碎，受不了秋天的萧瑟。“今年花落更添愁”——今年的花落了，更添了愁。“从今莫向窗前种”——从今以后不要再在窗前种花了。“留与来生看未休”——留着，等到来生再看，看个没完。 她知道，她看不到下一个春天了。可她不甘心。她还想看花，还想写诗，还想和丈夫一起读书，还想和诗友们唱和。她想做的事太多了，可老天爷不给她时间了。 她放下笔，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雨，细细密密地下着。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苏州城，罩住了那条小巷，罩住了瘦红楼的屋顶，罩住了窗前那株开得正盛的海棠。 她死了。 她的丈夫陈基扑在她身上，哭得撕心裂肺。他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 那些诗，后来被陈基整理成集，名为《瘦红楼诗稿》。他在序言中写道： “纤纤年二十五，以疾卒。卒之前一日，犹手录近作数首，字画端好，无一笔苟。其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天夺之速，悲夫！” “天夺之速，悲夫”——老天爷夺走她的速度太快了，太可悲了。他写了这句话，眼泪滴在纸上，洇开了一朵墨花。那朵墨花，像海棠，又不像海棠。海棠是红的，它是黑的。可它的形状，和海棠一模一样。 金逸死后，她的《瘦红楼诗稿》流传了下来。 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闺秀词钞》《国朝闺秀正始集》等书中。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名媛诗话》等书中，被后人铭记。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金纤纤，吴中才女也。年二十五而卒。其诗清丽绵邈，有唐人之风。余尝谓闺阁中诗，当以纤纤为第一。惜其不永年，悲夫！” “惜其不永年”——可惜她活不长。袁枚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见过太多的才女，可像金逸这样年轻、这样美丽、这样有才华、又这样薄命的，他没见过几个。他心疼她，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她的诗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爱过、写过。 席佩兰在《哭金纤纤》中写道： “闻道云軿下玉京，人间无复见纤盈。伤心瘦红楼下月，犹照当年作赋声。” “闻道云軿下玉京”——听说你坐着云车下了玉京。“人间无复见纤盈”——人间再也见不到你纤细的身影了。“伤心瘦红楼下月”——伤心啊，瘦红楼的月亮。“犹照当年作赋声”——还照着当年你作赋的声音。 月亮还在，可人不在了。那声音还在，可说话的人已经走了。席佩兰写这首诗的时候，哭得泣不成声。她想起了和金逸一起在瘦红楼上写诗的日子，想起了那些笑声，那些争论，那些相视一笑的默契。那些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瘦红楼的旧址。 楼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株海棠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春天，海棠开花，胭脂色的花瓣层层叠叠的，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它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像是在替那个人活着，替那个人开着，替那个人等着。 金逸在《海棠》中写过这样一句： “不为春寒愁欲死，只愁无地著相思。” 她的相思，没有地方放。可她把它放在了诗里，放在了海棠花里，放在了江南的烟雨里。那些相思，飘了两百年，还在飘；那些诗，传了两百年，还在传。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金逸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富贵，没有等到安康，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苏州的山塘街上，落在阊门的吊桥上，落在瘦红楼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株海棠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瘦红的海棠，开在乱石堆里，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瘦红楼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 “一灯红处见江山。” 那盏灯，灭了。可那江山，还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十九章完 第三十章 松筠阁：李佩金与秋雁词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常州毗陵驿的旧码头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霜。那霜不是冬日的霜，是秋日的霜——被西风磨薄了的、被月光冻硬了的、在梧桐叶上凝了又化、化了又凝的霜。她叫李佩金，字纫兰，一字晨兰，号秋雁。 她是常州毗陵人，四川布政使李廷芳的女儿，中书舍人何若遗的妻子。她的词集叫《秋雁词》。秋雁，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季节，雁是候鸟。她把自己比作一只秋天的雁，从北飞到南，从南飞到北，飞来飞去，不知道要落在哪里。 可她飞不动了。她的翅膀被雨打湿了，被风折断了一半。她只能趴在纸页上，用笔写自己飞不动的一生。 她的父亲李廷芳是乾隆朝的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封疆大吏，权倾一方。可她六岁那年，父亲死在任上。她连他的脸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家里忽然来了很多穿白衣服的人，院子里搭了灵棚，哭声从早到晚，像毗陵驿外的运河水，流不完。 她寡母当家，带着几个孩子，从四川扶柩回乡。几千里的路，走了一个多月。船过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夜泊洞庭，月光洒在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银。她站在船头，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把她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她没有哭。她知道，哭没有用。眼泪救不了父亲，也救不了这个家。 她是长女，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妹妹还小。从六岁起，她就担起了半个家。她帮母亲管账，管仆人的分工，管弟弟妹妹的功课。她像一个被命运催逼着长大的孩子，什么都学，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怕。 可她怕雨。不是怕雨本身，是怕雨来了，父亲坟上的土会被冲走，弟弟妹妹会淋湿，她会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在一首《蝶恋花》中写道： “暮雨凄迷，帘卷东风峭。绣被寒侵香麝小。梦回不辨春多少。” “暮雨凄迷”——傍晚的雨，凄迷地下着。“帘卷东风峭”——帘子卷起，东风吹得料峭。“绣被寒侵香麝小”——绣被被寒气侵入，香麝的气息也淡了。“梦回不辨春多少”——她从梦中醒来，分不清春天已经过了多少。 这首写的是雨，是寒，是梦。她分不清春天过了多少，是因为她不想分清。春天来了，她苦；春天走了，她更苦。她宁愿在梦里，梦里有父亲，有母亲，有那个还没有散的家。可她不能永远在梦里。梦醒了，雨还在下。 她十三岁那年，定了亲。男方是同乡的何若遗，字榕生，号某。何家也是毗陵的书香门第，何若遗的父亲何某官至某部郎中，家资殷实，门当户对。 她见过何若遗一次。那年他来李家拜年，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衫，眉目清秀，举止文雅，站在门口，像一棵刚抽了新枝的柳树。她躲在帘子后面，偷偷地看他。他走了以后，她回到房里，写了一首词。词里没有他的名字，只有“绿杨”“东风”“春水”“画桥”那些虚的、空的、谁也猜不透的东西。可她知道，那首词是写给他的。她把自己写进了那首词里，等着他来认领。 他后来认领了。 嘉庆年间，她十五岁，他十八岁。花轿从李家抬到了何家。出嫁那天，常州下着雨。她坐在花轿里，红盖头遮住了她的脸，遮不住她的心跳。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个男人会不会懂她，会不会包容她的病，会不会在她写词写到深夜的时候，给她披上一件衣裳。 花轿抬进了何家。何若遗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脸上带着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她点点头，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她只知道自己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了。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何若遗是嘉庆朝的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在京城做官。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纫兰，你又瘦了”。 她的词里，常常出现“秋”“雁”“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何若遗在京城的官舍里，她跟着他，从常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各地。她在那些陌生的城市里，写那些熟悉的字。 她在《凤凰台上忆吹箫·忆别》中写道： “残灯风灭，病榻尘昏，凄凉况味。旧日题红，尚余半幅罗绮。想天涯、几回惆怅，奈客里、频添憔悴。最难禁、夜深孤枕，梦回心碎。” “残灯风灭”——残灯被风吹灭了。“病榻尘昏”——病榻上落满了灰尘，昏暗一片。“凄凉况味”——凄凉的况味。“旧日题红”——旧日题红的那半幅罗绮。“尚余半幅罗绮”——还剩下半幅。“想天涯、几回惆怅”——她想着天涯的他，几回惆怅。“奈客里、频添憔悴”——无奈客居他乡，频频添了憔悴。“最难禁、夜深孤枕”——最难忍受的是夜深人静时的孤枕。“梦回心碎”——梦醒了，心碎了。 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何若遗在京城的官舍里，她一个人，在常州的旧宅里，守着那盏被风吹灭了的灯。她想他，想到心碎。可她不能去找他，因为他是官，她是妻。妻要守在家里，等夫回来。等了一月又一月，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了他的信，等来了他的诗，等来了他在词稿空白处批的那几个字——“纫兰，你又瘦了”。 她没有瘦，她只是瘦了。不是因为吃不下，是因为想他。想一个人，是会瘦的。瘦到骨头都凸出来了，瘦到衣服都撑不起来了，瘦到镜子里的人，她都不认识了。 可她不只是妻子。她还有母亲的责任。 她生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她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洗澡，给孩子讲故事。她给孩子讲的故事，不是童话，是词。她把自己写的词，念给孩子听。孩子听不懂，可她还是要念。她怕孩子将来忘了她，忘了她是一个会写词的人。她把那些词刻在孩子心里，等孩子长大了，读到那些词，就会想起她。 她在《金缕曲·将之京师，留别闺中诸友》中写道： “最是难消别。又匆匆、征车待发，酒阑人寂。十载天涯同作客，几度河桥送客。剩今日、翻成主客。把袂语低还欲问，恐重逢、不是从前客。君记取，旧颜色。” 这首写的是离别。她要从常州去北京，和闺中的朋友们告别。“最是难消别”——最难消受的是离别。“又匆匆、征车待发，酒阑人寂”——又匆匆忙忙的，马车等着出发，酒喝完了，人也静了。“十载天涯同作客”——十年了，她和他都在天涯做客人。“几度河桥送客”——几次在河桥上送客人。“剩今日、翻成主客”——只剩下今天，她反而成了主人。“把袂语低还欲问”——她拉着朋友的袖子，低声想问。“恐重逢、不是从前客”——她怕再见面时，已经不是从前的客人了。“君记取，旧颜色”——你要记住，我旧时的颜色。 “君记取，旧颜色”——这句是她最怕说出口的。她怕自己老了，朋友们认不出她；怕自己变了，变得不是从前的那个人；怕自己死了，朋友们再也见不到她。她要朋友们记住她旧时的颜色，不是为了虚荣，是为了证明——她曾经活过，曾经年轻过，曾经在那座松筠阁里，写过那些让人心疼的词。 她在北京住过。何若遗在内阁做中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北京城里的官舍。 北京不是常州。北京的雨是硬的，打在瓦上，啪啪地响，像有人在砸门。她不喜欢北京的雨，太急了，太猛了，太不像江南的雨了。她怀念常州的雨，细细密密的，落在瓦上，像蚕吃桑叶的声音。她怀念松筠阁，怀念阁前的松树，怀念阁后的竹子，怀念那些在灯下写词的夜晚。 何若遗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陪她吃饭，陪她说话，陪她读诗。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可她错了。 何若遗病了。他生在内阁中书任上，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何若遗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道光年间，何若遗在北京病逝。那一年，她大概四十岁。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 她在《秋雁词》的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何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她一个人，活在没有了男主人的松筠阁里，活在那盏没有了人陪的孤灯下，活在那些再也没有人批注的词稿里。她不怕孤独，她怕的是那些词，没有人批了。她写一首，搁在案头；再写一首，叠在第一首上面。叠了一百首，两百首，三百首。没有人看，没有人懂，没有人说“此句妙绝”。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词，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何若遗死后，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常州。 松筠阁还在。阁前的松树还在，阁后的竹子还在，只是没有人住了。她推开阁门，灰尘扑面而来，呛得她咳嗽了几声。她走到桌前，看到桌上还摆着她走之前写的那首词。纸已经黄了，边角已经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字迹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 她坐在桌前，提起笔，想写一首新词。可她的手在抖，写不出字。不是写不出，是不敢写。她怕写了，没有人批；她怕写了，没有人看；她怕写了，就证明他真的不在了。 她没有写。她把笔放下，把纸收好，把墨倒掉。她把何若遗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在《秋雁词》里写过一首《南乡子》。那首词，是她在何若遗死后写的，也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首： “孤影落寒塘。旧日沙头伴雁行。病翅伶仃秋欲老，凄凉。月冷空江夜有霜。残梦忆潇湘。水阔天高恨转长。一样西风吹客泪，茫茫。飞到芦花何处藏。” “孤影落寒塘”——她是一只孤雁，影子落在寒冷的池塘里。“旧日沙头伴雁行”——从前，她还在沙头，和大雁一起飞行。“病翅伶仃秋欲老”——她的翅膀病了，伶伶仃仃的，秋天快要老了。“凄凉”——凄凉。“月冷空江夜有霜”——月亮冷了，空荡荡的江面上，夜里有霜。“残梦忆潇湘”——她从残梦中醒来，想起了潇湘。“水阔天高恨转长”——水阔天高，恨意越来越长。“一样西风吹客泪”——一样的西风吹着客人的眼泪。“茫茫”——茫茫一片。“飞到芦花何处藏”——她飞到芦花丛中，不知道要藏在哪里。 这首词是她的自画像。她是一只孤雁，飞在秋夜的空江上，翅膀病了，飞不动了。她不知道自己能飞到哪里，不知道自己能藏在哪里。她只能飞，飞到芦花丛中，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就没有人看见她；没有人看见她，就没有人知道她是一只断了翅膀的、再也飞不起来的雁。 可她不是雁。她是人。人是藏不住的。她藏了一辈子，藏到头发白了，藏到牙齿落了，藏到眼睛花了。可她藏不住。那些词，像她漏在雪地上的脚印，一排一排的，清清楚楚的，谁走过都能看见。 她晚年，是在松筠阁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常州的旧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词，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不再写词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词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何若遗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 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州的松筠阁上，落在阁前的松树上，落在阁后的竹子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雁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秋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飞到芦花何处藏。”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绝望的一句。她飞了一辈子，没有找到藏身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藏，是飞。飞过山，飞过水，飞过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飞不动了，就写。写不动了，就死。死了，就什么都不想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松筠阁里，下在她的秋雁词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秋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沙头伴雁行。” 旧日的沙头，她曾经和雁一起飞过。雁还在飞，她还在写。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一章 德风亭：王贞仪与德风亭初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那个女子，偏偏不肯等雨停。她撑着一柄油纸伞，站在德风亭的窗前，左手捏着一卷梅文鼎的算学书，右手举着一架从西洋传来的望远镜，仰头望向那片被雨雾遮蔽的星空。雨丝细细密密地落在伞面上，落在她的肩头，落在她手中那卷泛黄的书页上。她没有躲，也不肯躲。她等了一辈子，等云开，等雾散，等月亮从暗虚里走出来，等星星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又一个圆。 她没有等到。可她画出了那些圆，用笔，用算筹，用她二十岁那年，在灯下反复推演的一道道公式。 她叫王贞仪，字德卿，号金陵女史。 她是清代乾嘉年间最不可思议的女子。工诗词，精算筹，通天文，善骑射，懂医术，会篆刻，能书画。她像一个从二十一世纪穿越回清朝的魂魄，把三百年的时光揉成了一团，塞进了自己短短二十九年的生命里。她是诗人，是科学家，是旅行家，是那个时代所有闺阁女子都不敢想象的自己。 她的诗集叫《德风亭初集》。德风亭，是她祖父王者辅在吉林戍所中建的一座小亭。“德风”二字，出自《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她祖父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子孙的德行像风一样，吹到哪里，哪里就生出正直与良善。她没有辜负这个名字。她的德，是风；她的才，也是风。吹过江南，吹过塞北，吹过关中，吹过岭南，吹遍了整个大清帝国的版图。她像一阵风，吹到哪里，哪里就生出诗，生出算，生出星图，生出药方，生出那些被男人们垄断了几千年的学问。 她写过一句诗：“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这句话不是口号，是她一生的写照。她真的行了万里路——从南京到吉林，从吉林到北京，从北京到陕西，从陕西到湖北，从湖北到湖南，从湖南到广东，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她也真的读了万卷书——经史子集，天文历算，地理医药，西洋译著，无所不读，无所不通。她的雄心，胜过天下所有的男人。可她没有死在沙场上，没有死在朝堂上，她死在二十九岁那年的春天，死在宣城一间小小的书房里，死在丈夫詹枚的怀里，死在一场没完没了的江南烟雨中。 她出生的时候，南京下着雨。 那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秋天。秦淮河的水涨了，两岸的桂花开了，满城都是甜腻腻的香气。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水结缘，与香结缘，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结缘。可她的命，不是水做的，是铁做的。 王家是书香门第，也是官宦之家。她的祖父王者辅，字惺斋，官至宣化知府、嘉应知州，为官清廉，性情刚直，却因事被诬，晚年流放吉林。她的父亲王锡琛，是个医术精湛的儒医，一生仕途坎坷，却以医学名世。她的祖母董氏，善诗文，是大家闺秀。她的母亲洪氏，也出身书香，知书达理。 王贞仪是这样一个家族的结晶——祖父的铁骨，父亲的仁心，祖母的诗才，母亲的温厚，全部熔铸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诗人的魂，一个科学家的脑，一个侠客的胆。这三种东西，本来不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更不该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可她偏偏是。 她出生前，据说母亲怀了她十三个月。十三个月，比哪吒还多了一个月。这不是史家的夸张，是她自己写在《德风亭初集》里的。她相信自己是天地间一个异数，不是来人间享福的，是来人间留下一点什么的。她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四十五首诗词，留下了《德风亭初集》十三卷，留下了《星象图释》《筹算易知》《历算简存》等十几部科学著作，留下了一个让后世所有女子都仰望的背影。 她在《自题小像》中写道： “幼年顽劣性，不受女红羁。惟喜天文算，朝朝弄镜仪。” “不受女红羁”——她从小就不肯被女红束缚。别的女孩子在绣花，她在算筹；别的女孩子在描眉，她在观星；别的女孩子在等嫁，她在等月亮从暗虚里走出来。她等到了，也画出来了。 她八岁那年，跟着祖母学诗。祖母董氏教她读《唐诗三百首》，她读了三天，就能背诵大半。祖母惊叹不已，对儿子说：“这个孩子，不是寻常人。你要好好教她。” 王锡琛说：“娘，我想教她医术。她聪明，学得快。” 祖母摇摇头，说：“医术可以教，诗也不能丢。她是女孩子，将来要靠诗传名。医术救得了人，救不了她的命。” 祖母不知道的是，她的命，谁也救不了。她太聪明了，聪明到连老天爷都嫉妒。 她十一岁那年，祖父王者辅在吉林病逝。 父亲带着她，千里奔丧。从南京到吉林，三千多里的路，走了将近两个月。她坐在马车里，透过车窗往外看，看到江南的青山绿水一点一点地退去，看到北方的荒原雪岭一点一点地涌来。她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色——天那么低，低到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地那么阔，阔到一眼望不到边。风吹过来，不是江南那种软绵绵的、带着花香的风，而是硬邦邦的、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的风。她不怕。她反而觉得痛快。 在吉林，她继承了祖父留下的万卷藏书。那些书里，有经史子集，有天文历算，有地理舆图，有西洋译著。她像一只掉进了米缸的老鼠，贪婪地读，没日没夜地读。她读梅文鼎的《历算全书》，读张衡的《灵宪》，读利玛窦带来的西洋历法，读汤若望翻译的《远镜说》。她读得越多，越觉得这天地之间有一本大书，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写在星空里的。她要读懂那本大书。 她还做了一件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她拜蒙古阿将军的夫人为师，学习骑射。 阿将军的夫人是个豪爽的蒙古女子，能骑善射，百步穿杨。她见王贞仪一个江南女子，细皮嫩肉的，居然要学骑射，笑着说：“你吃得了这个苦吗？” 王贞仪说：“你教，我就学。你射得中，我也射得中。” 她真的射中了。不到半年，她就能“发必中的，跨马若飞”。草原上的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她把头发一扎，继续射。太阳把她的脸晒黑了，她不在乎。她的手磨出了茧，她的腿磨破了皮，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她在《学射》中写道： “年年马上惯长征，南北东西任我征。臂弓腰箭真男子，谁道闺中有此能？” “臂弓腰箭真男子”——她拉弓射箭的样子，像个真正的男子。“谁道闺中有此能”——谁说闺阁中的女子，没有这个本事？她问的不是别人，是那些看不起女子的人。她不需要他们回答。她自己就是答案。 十六岁那年，王贞仪随父亲从吉林回到南京。 她没有停下脚步。她跟着父亲，一路游历，从北京出潼关，到陕西，经湖北，过湖南，至广东。她登过泰山，看过日出；到过潼关，望过千山万岭；见过奔腾不息的黄河，又顺着长江峡漂流而下。她的足迹遍布塞外关内，直到三年后才回到故乡南京。 那些年，她写了很多诗。她的诗不是写在闺阁里的，是写在山川间的。每一首都有风沙的味道，有江水的潮气，有星光的冷意。 她在《登焦山》中写道： “峰势长江矗，涛飞天外声。潜虬能护法，徵士独留名。塔宇金山寺，人家铁瓮城。凭高一耸目，东望海云平。” “峰势长江矗”——焦山的峰势，像长江一样矗立。“涛飞天外声”——波涛的声音，从天外飞来。“凭高一耸目，东望海云平”——她登高望远，东望海云，天地一片平坦。她的眼界，也像那海云一样，平，阔，无垠。 她在《下邳夜泊》中写道： “黄石城头雨未干，晚风吹送角声寒。扁舟莫道小如叶，载得春愁分外宽。” “扁舟莫道小如叶”——不要说她乘坐的小船像一片叶子。“载得春愁分外宽”——它载的春愁，格外宽。这首是她婉约的一面。她不是只会骑射算筹的铁娘子，她也会愁，也会伤春，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窗外的雨，默默流泪。她的泪，和别的女子一样咸。可她的泪里，有星光的味道。 她在《眼儿媚·舟泊江浦道中》中写道： “小泊行艖路偏赊。云影雁行斜。数株疏柳，一痕残照，几点归鸦。芦花两岸如飞雪，潮汐下寒沙。水国西风，竹蓬夜月，人在天涯。” 这首词写得凄清婉转。“数株疏柳，一痕残照，几点归鸦”——三组意象，疏柳、残照、归鸦，都是冷的，都是散的，都是回不去的。“芦花两岸如飞雪”——芦花像雪，可她不在江南，在天涯。她的天涯，不是比喻，是真实的。她真的在天涯，在船上，在水国，在西风里，在竹篷下，在夜月中，在所有人都找不到她的地方。 王贞仪走南闯北的这些年，不仅看了山水，更观了天象。 她最痴迷的是天文学。她在祖父的藏书中，读到张衡的《灵宪》，读到梅文鼎的历算著作，读到利玛窦和汤若望带来的西洋天文学说。她发现，古人对日月食的解释有漏洞。她不满意，她要自己弄明白。 她用最简陋的工具做实验。她把一盏灯挂在房梁上，当作太阳；拿一面大圆镜放在桌上，当作地球；再拿另一面镜子当作月亮。她反复调整三者的位置，观察光线如何被遮挡，阴影如何形成。她用这种方法，推演出了月食和日食的全部原理。 她把这些成果写成了一篇《月食解》，用通俗直白的语言，配以自绘的示意图，阐明了月亮盈亏及日月食发生的原理，与现代天文学阐述的原理完全一致。 那一年，她二十岁。 她在《自箴》中写道： “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 “始信须眉等巾帼”——她终于相信，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谁言儿女不英雄”——谁说女儿不是英雄？她问的是天下所有的人。她不需要他们回答。她自己就是答案。 王贞仪二十四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安徽宣城的诸生詹枚。詹枚家贫，为人老实，读书刻苦，也写诗。他读过王贞仪的诗，对她的才华极为仰慕。他托人提亲，王家答应了。 出嫁那天，宣城下着雨。 王贞仪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宣城的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没有哭，也没有笑。她只是平静地坐着，像一潭水。那潭水很深，深到看不见底；很静，静到听不见声。可她心里有波澜。那波澜不是为她自己起的，是为那些还没有写完的书，为那些还没有算完的题，为那些还没有画完的星图。 她嫁到詹家后，继续读书著述。詹枚虽然穷，可他懂她。他不限制她，不干涉她，不因为她整天埋头算学而生气。他默默地支持她，默默地陪着她，默默地在她写到深夜的时候，给她披上一件衣裳。 王贞仪在《寄外》中写道： “诗成不敢寄秋鸿，怕惹离愁千万重。且把新词藏袖底，待君归日与君同。” 她把新词藏在袖子里，等他回来一起看。她不寄，不是不想，是不敢。她怕他读了更想家，更想她。她宁愿把诗藏着，藏着，等那一天。 那一天来了。他们团聚了。诗也团聚了。 婚后，王贞仪将自己的文稿整理成集，名为《德风亭初集》。她在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遭家不造，备尝艰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饥寒困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德风亭初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不仅传了世，还传到了大洋彼岸。两百年后，她的名字被刻在金星的陨石坑上，被印在欧洲的明信片上，被收录在美国的畅销书里。那些外国人叫她“中国十八世纪的非凡女性”，叫她“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她首先是一个诗人。她的诗，比她的科学更早打动人心，也更长久。 王贞仪二十九岁那年，病了。 她的病，是积劳成疾。多年的读书写作，常年奔走，让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可她的眼睛还亮着，亮得像她年轻时在吉林草原上看到的那些星星。 詹枚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他喂她吃药，她吃不下；他给她喂粥，她咽不下。他看着她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 她在一首《病中》写道： “日长深院垂帘幕。夕阳芳草愁心搁。才换夹衣裳。轻红杏子衫。匆匆春去候。人病偏消瘦。不敢敛双蛾。含颦对镜多。” “匆匆春去候”——春天匆匆地过去了。“人病偏消瘦”——她病了，人更瘦了。“不敢敛双蛾”——她不敢皱眉头。“含颦对镜多”——对着镜子，她皱了很多次眉。 她写的是病中，也是她的一生。春天走了，她还在；花谢了，她还在；灯灭了，她还在。可她还能在多久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 她对詹枚说：“我死了以后，把我的文稿托付给蒯夫人。她会帮我保管的。” 詹枚哭着点头。 她死了。 那一年，她二十九岁。 她死的那天，宣城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宣城，罩住了那间小小的书房，罩住了她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丈夫詹枚，把她的文稿整理成《德风亭初集》，又请她的好友蒯夫人保管其余部分。这些文稿中，有一部分留存于世，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诗词和科学著作。 她在《德风亭初集》中写过这样一句： “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 她的雄心，没有输给任何男人。可她输给了时间。老天爷只给了她二十九年，太短了，短到来不及写完所有想写的诗，短到来不及算完所有想算的题，短到来不及画完所有想画的星图。 可她已经做得够多了。四十五首诗词，十几部科学著作，几十篇文论赋评，还有那枚刻在金星的陨石坑上的名字。她用二十九年，活出了别人三百年也活不出的精彩。 很多年后，有人在宣城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王贞仪故居的旧址。 故居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一块石碑还立着，上面刻着“王贞仪故居”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辨认出来。 石碑前，不知是谁放了一束花。花已经蔫了，可还能看出是菊花。菊花是高洁的象征，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王贞仪的一生，却活得痛快极了。她像一颗流星，划过清代的夜空，耀眼，短暂，转瞬即逝。可她划过的那道光，两百年后还在，还在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眼里，还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还在每一个被她鼓舞的女子脚下。 她在《沁园春·题柳如是小像》中写道： “彼美人兮，河东旧氏，名姓争传。” 她是那个美人，是那个名姓争传的美人。她的名字，叫王贞仪，字德卿，号金陵女史。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一章完 第三十二章自然好学 汪端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笔尖上，便凝成了一粒一粒的珠。那珠子不是圆的，是碎的，碎成齑粉，碎成尘，碎成她眼底那层薄薄的、怎么也散不去的雾。她叫汪端，字允庄，号小韫。她是清代嘉道年间的女诗人，陈裴之的妻子，陈文述的儿媳，杭州汪家的女儿。她生于西子湖畔，长于诗书丛中，嫁于武林望族，寡于三十四岁，死于四十九岁那年的秋天。她的一生，像一卷被雨水泡烂了的宋人手稿，字迹还在，可纸已经脆了，轻轻一碰，就碎了。 她的诗集叫《自然好学斋诗钞》。“自然好学”四个字，是她的夫子自道。她没有别的嗜好，只爱诗。诗是她的命，是她的药，是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行李。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她活到哪天，都写到哪天。她写了三十年，写了几千首，可留下来的，只有两百多首。那些没有留下来的，不是丢了，是她自己烧的。烧在一个雨夜，烧在丈夫死后的第三年，烧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放下了的那个黄昏。她没有放下。她只是把那些放不下的东西，烧成了灰，扬进了西湖的风里。 她写过一句诗：“一种人间离别恨，不关风雨也凄其。”那离别恨，不是恨离别，是恨离别之后，连恨都没有了。空荡荡的，像一间被搬空了的屋子，只有回声，只有影子，只有墙上一道一道的雨渍。那些雨渍，是她哭过的痕迹。她哭了一辈子，从十六岁哭到四十九岁，从少女哭到老妪，从乌发哭到白头。可她的眼泪，没有白流。每一滴，都化成了诗。 汪端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 那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秋天。西湖的荷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池枯茎，在雨中瑟瑟发抖。桂花开了，满城都是甜腻腻的香，可那香被雨水一泡，淡了，散了，像她后来写的那些诗，美则美矣，可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湿气。 汪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汪宪，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学问极好，藏书甚富，建了一座“振绮堂”，藏书万卷，与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吴骞的“拜经楼”并称。她的父亲汪瑜，也是个读书人，虽未中举，可才学极好，尤擅诗词。 汪端是汪瑜的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让父亲都惊叹不已。他常常对妻子说：“这个女儿，是我们家的谢道韫。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将来必中进士。” 汪端的母亲说：“女孩儿怎么了？女孩儿也能写诗。李清照不是女孩儿吗？” 汪瑜笑了，说：“也是。只要她开心就好。” 汪端从小就生得美。据记载，她“生而娟丽，性婉顺，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她的美，不是那种浓艳的美，而是一种清冷的美，像月光下的梅花，幽香暗送，却让人不敢亲近。她的脸很小，小到只有巴掌大；她的眉很长，长到几乎要飞入鬓角；她的唇很薄，薄到像一片快要凋谢的花瓣。 她七岁那年，写了一首《春晓》： “梦回莺舌弄，花落满庭香。起坐浑无事，闲看燕子忙。” 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梦回莺舌弄”——梦中被黄莺的叫声唤醒，那叫声婉转动听，像在拨弄琴弦。“花落满庭香”——花落了，可香气还在，满院子都是。“起坐浑无事”——起来了，坐着，什么事都没有。“闲看燕子忙”——只是闲闲地看着燕子在忙碌。那种闲适，那种恬淡，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是一个七岁少女对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生活，很快就要忙起来了。不是忙诗，不是忙画，是忙命。她的命太忙了，忙到来不及好好活，就要死了。 汪端十二岁那年，父亲把她许配给了钱塘陈家的陈裴之。 陈家是钱塘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陈裴之的父亲陈文述，是嘉庆五年的举人，官至云南江川县知县，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学者。陈文述工诗词，擅骈文，尤好奖掖后进，门下弟子极多，在当时的文坛上颇有声望。陈裴之是陈文述的长子，生得风度翩翩，才华横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他比汪端大几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名满钱塘了。 汪端第一次见到陈裴之，是在两家定亲的宴会上。他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站在人群中，像一棵挺拔的竹子。她的心怦怦地跳了几下，然后低下头，不敢再看。 回家以后，她写了一首《见裴之》： “玉树临风前，幽兰在空谷。一见心已许，不待媒妁言。” 这首诗写得大胆极了。“玉树临风前”——他像玉树一样，站在风前。“幽兰在空谷”——她像幽兰一样，长在空谷。“一见心已许”——她第一眼见到他，心里就许了他。“不待媒妁言”——不需要媒人来说。她写的是自己的心事，也是天下所有少女的心事。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也是不需要媒妁的。她爱他，从第一眼就爱了。她爱了他一辈子。 出嫁那天，杭州下着雨。 汪端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西湖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怕。她知道陈裴之是那个“玉树临风前”的少年，是那个她一见心许的人。她嫁给他，是嫁给爱情，不是嫁给婚姻。 花轿抬进了陈家。陈裴之在门口迎接她，穿着一件青布长衫，清瘦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汪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钱塘江的潮水。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陈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汪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陈裴之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诗友、知音、灵魂伴侣。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每当夜深人静，两人便在书房里相对而坐，一盏灯，两杯茶，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有时候争论不休，有时候相视而笑。 汪端在《寄外》中写道： “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他。这首诗写得情深意切，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对诗歌的热爱。 陈裴之读了这首诗，回了一首： “诗成不敢寄秋鸿，怕惹离愁千万重。且把新词藏袖底，待君归日与君同。” 他把新词藏在袖子里，等她回来一起看。他不寄，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她读了更想家，更想他。他宁愿把诗藏着，藏着，等那一天。 那一天来了。他们团聚了。诗也团聚了。 陈裴之是个才子，可他不善于做官。他在京城待了几年，觉得官场污浊，不适合自己，便辞官归隐，回到杭州，专心读书著述。汪端随着丈夫，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他们住在西湖边的一间小楼里，取名“自然好学斋”。楼前种着几株梅花，每到冬天，梅花开放，清香满院。汪端在这里读书写诗，弹琴画画，日子过得清静而充实。 她在《自然好学斋》中写道： “小小楼居傍水隈，梅花绕屋手亲栽。春来不道花开早，一树先舒冷蕊开。” “梅花绕屋手亲栽”——她亲手在屋前种了梅花。梅花是她最喜欢的花，因为梅花在最冷的冬天开放，在最苦的时候散发清香。她要做梅花那样的人，在最冷的时候开花，在最苦的时候活着。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陈裴之的身体，从小就不好。他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风一吹就弯，可弯了又直，直了又弯。他常常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红了，咳到眼泪都出来了，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他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可都没有用。他的病，不是药能治的。他的病，在心里。 汪端守在床边，握着丈夫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 陈裴之临死前，握着汪端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 汪端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陈裴之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 汪端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陈裴之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 那一年，汪端三十四岁。她成了寡妇。 她没有再嫁。她不是不想，是不能。她是陈家的媳妇，是陈裴之的妻子，是陈裴之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陈裴之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悼亡》中写道： “廿载夫妻缘已尽，一棺长夜恨难平。从今怕向灯前坐，怕见孤影照双星。” “廿载夫妻缘已尽”——二十年的夫妻缘分，说尽就尽了。“一棺长夜恨难平”——一具棺材，一个长夜，她心里的恨怎么也平不了。“从今怕向灯前坐”——从此以后，她怕坐在灯前。“怕见孤影照双星”——她怕看到自己的孤影，照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一次，她呢？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陈裴之死后，汪端把自己关在自然好学斋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把丈夫的诗稿编成《梦玉生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在《校夫子遗稿》中写道： “一编遗稿在，检点泪模糊。字字心头血，行行眼底珠。灯前亲手录，枕上暗声呼。愿得生生世，相随在玉壶。” “一编遗稿在”——一编遗稿还在。“检点泪模糊”——她检点着，眼泪模糊了视线。“字字心头血”——每一个字都是心头血。“行行眼底珠”——每一行都是眼底珠。“灯前亲手录”——她在灯前亲手抄录。“枕上暗声呼”——她在枕上暗暗地呼唤他。“愿得生生世”——她愿意生生世世。“相随在玉壶”——相随在玉壶里。 玉壶是冰清玉洁的地方。她希望他们能永远在一起，在玉壶里，在冰清玉洁的世界里，没有离别，没有死亡，没有眼泪。只有诗，只有爱，只有那盏永远不灭的灯。 陈裴之死后第三年，汪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她把自己多年来的诗稿，挑出一部分，编成《自然好学斋诗钞》，剩下的，全部烧了。 她烧了一个晚上。火光照亮了整间屋子，照亮了她的脸，照亮了她的泪，照亮了那些她一笔一划写下的字。那些字在火中卷曲、发黑、化为灰烬，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飞起来，又落下去。她没有哭。她只是看着那些灰烬，看着它们飘散，看着它们消失，看着它们变成她再也看不到的东西。 她烧掉的，是那些写给陈裴之的诗。那些诗太真了，太痛了，太私密了。她不想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读到，不想让别人在她最柔软的地方踩来踩去。她宁愿把它们烧了，带到坟墓里去，只给他一个人看。 她在《焚诗》中写道： “十年心血一朝焚，焚尽还留纸上魂。留与人间作笑柄，不如随我入泉扃。” “十年心血一朝焚”——十年的心血，一朝就烧了。“焚尽还留纸上魂”——烧完了，还留下纸上的魂。“留与人间作笑柄”——留在人间，只会被人当成笑柄。“不如随我入泉扃”——不如跟着我，到泉下去。 她不怕被人笑。她怕的是被人不懂。懂的人已经不在了，她写给谁看呢？不如烧了，烧得干干净净，烧得彻彻底底，烧得连灰都不剩。 汪端晚年，是在自然好学斋里度过的。 她一个人，住在西湖边，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回忆。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陈裴之的诗稿放在床头，每天睡前读一遍，读完了，放在枕边，闭上眼睛，等着他的梦魂来相会。他的梦魂来不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等。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在《秋夜》中写道： “秋风秋雨夜，孤雁一声哀。残灯照空壁，落叶满苍苔。病骨寒先觉，愁眉冻不开。故人何处所，应有梦魂来。” “秋风秋雨夜”——秋风秋雨的夜晚。“孤雁一声哀”——孤雁一声哀鸣。“残灯照空壁”——残灯照着空荡荡的墙壁。“落叶满苍苔”——落叶铺满了苍苔。“病骨寒先觉”——她生病的骨头，最先感觉到寒冷。“愁眉冻不开”——她的愁眉，被冻住了，解不开。“故人何处所”——故人在哪里？“应有梦魂来”——应该有梦魂来相会。 她写的“故人”，是她的丈夫陈裴之。她盼着他的梦魂来相会，可梦魂来不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等。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长期的哀伤和孤独，让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可她的眼睛还亮着，亮得像她年轻时在西湖边看到的那轮月亮。 她的儿媳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哭着说：“娘，你要吃什么？儿媳给你做。” 汪端摇摇头，说：“我什么都不想吃。” 她的孙子跪在床前，哭得泣不成声。他说：“奶奶，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办？” 汪端伸出手，摸了摸孙子的脸，说：“乖，奶奶去找爷爷了。爷爷等了我很久了，该等急了。” 她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她四十九岁。 她死的那天，杭州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西湖，罩住了自然好学斋，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家人把她安葬在西湖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和陈裴之的坟并排立着。两座坟，紧紧挨着，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墓碑上刻着“陈门汪氏之墓”几个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自然好学斋主。” 她终于可以休息了。 汪端死后，她的《自然好学斋诗钞》流传了下来。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闺秀词钞》《国朝闺秀正始集》等书中。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名媛诗话》等书中，被后人铭记。 陈文述在《自然好学斋诗钞》的序言中写道： “允庄，余长媳也。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六，归裴之。夫妇唱和，相敬如宾。裴之殁，允庄哀毁骨立，以诗自遣。其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惜其不永年，悲夫！” “惜其不永年”——可惜她活不长。陈文述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见过太多的才女，可像汪端这样有才华、又这样不幸的，他没见过几个。他心疼她，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她的诗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爱过、写过。 很多年后，有人在杭州西湖边找到了自然好学斋的旧址。 斋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株梅花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座西湖。 那是汪端亲手种的梅。她死后，梅花每年都开。开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老人身上的气息，淡淡的，幽幽的，若有若无，却久久不散。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汪端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杭州的西湖上，落在自然好学斋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株梅花的枝头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梅花，生在冰雪中，长在风雨里，开在最冷的冬天，香在最苦的时候。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自然好学斋诗钞》中写过这样一句： “一种人间离别恨，不关风雨也凄其。” 那离别恨，不关风雨。可它比风雨更冷，更湿，更没完没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三章 韫玉：屈秉筠与蕴玉楼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窗前，便成了玉。不是那种温润的白玉，不是那种剔透的青玉，而是一种被岁月磨蚀过的、藏在石皮下面的、不到最后一刻谁也看不透的璞玉。她叫屈秉筠，字宛仙，号蕴玉楼主。她的名字里藏着一枚温润的玉，她的楼里蕴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璞。可那块璞，从来没有人见过——不是她没有，是她不肯给人看。 她是屈原的后人。这一点，她从不挂在嘴上，可她的骨子里，藏着一股楚国遗民的桀骜。屈家的血脉，从战国汨罗江的浪涛里一路淌下来，淌过两千年，淌到了江苏常熟的一座小楼里，淌进了这个病弱女子的笔尖。她的先祖在明朝覆亡时摔碗绝食而死，她则用另一种方式，守住了那份不肯妥协的倔强——她写诗。诗是她的剑，也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诗挡住人间的寒。 她是随园老人袁枚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袁枚说她“诗有奇气，如蔡文姬”。这个评价太重了——蔡文姬是乱世中的女杰，是胡笳十八拍的遗民，是《悲愤诗》里那个哭碎了肝肠的亡国女子。屈秉筠生在乾嘉盛世，没有国破家亡的悲恸，可她有自己的乱世——她的乱世在身体里。她从小就患了肝病，病痛如影随形地伴了她四十四年。她的诗里没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却有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的隐忍与坚韧。 她的诗集叫《蕴玉楼诗集》。“蕴玉”二字，是她的夫子自道。蕴是藏，玉是美。她把自己的才情藏在疾病里，藏在痛苦里，藏在那些看似闲适的题画诗中。她写梅，“盆梅才放暗香凝”；她写竹，“檐竹萧萧拂瓦棱”；她写春阴，“天影蒙蒙春色淡，香雾隔花浮”；她写海棠，“怜绝海棠含醉，丝丝镇自垂头”。她的诗里没有血泪，只有幽香；没有控诉，只有低语。可那幽香里，藏着她一生的寒；那低语里，藏着她一生的痛。 屈秉筠出生的时候，常熟下着雨。 那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秋天。虞山的枫叶还没有红，尚湖的荷花已经谢了，田里的稻子刚收割完，剩下一茬一茬的稻茬，像大地被剃掉的头发，齐刷刷地站着。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收获无缘，与凋谢有缘。 屈家是常熟的名门，先祖屈原的牌位供在堂屋里，子孙年年祭拜。屈秉筠的爷爷学问人品都没得说，当官那会儿不仅兴建书院，还捐下百亩义田，街里街坊都说老屈家“一门好义，四代同心”。可她两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没多久，父亲也去世了。她成了孤儿，和弟弟一起，由爷爷奶奶抚养。 她在《感怀》中写道： “恩重每思孤露日，感深岂为肃霜天。” “恩重每思孤露日”——她常常想起那个孤露的日子，那个失去父母、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童年。“感深岂为肃霜天”——她感激的不是秋天的萧瑟，而是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这首诗写得隐晦，可她心里的苦，藏不住。 她的身体从小就不好。肝病像一条蛇，盘踞在她的体内，时不时地咬她一口。她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风一吹就弯，可弯了又直，直了又弯。她不能劳累，不能动气，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可她能写诗。写诗是她的药，也是她的命。 六岁那年，她开始学经学、先秦哲学、历史、文学。她还学女红、书法、烹饪、刺绣、琴艺——“兼工吟咏，女红针黹，靡弗精敏”。她像一个被命运催逼着长大的孩子，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可她从不抱怨。她知道，抱怨是没有用的。只有把自己变得足够强，才能在风雨中站得稳。 她的堂姐屈静堃，是她童年最亲近的伙伴。两人住在一起，朝夕相伴，情同手足。她在诗中回忆那段日子：“相见一帘新绿底，梳头才罢便吟诗。”——两个人坐在同一帘新绿的窗下，头发刚梳好，就开始写诗了。那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惜，太短了。 屈秉筠十八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赵同珏，字子梁，号玉峰。赵家是常熟有名的望族，赵同珏才情出众，被列入“虞山四才子”，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这门婚事，是两家父母早就定下的。屈秉筠不愿意，可她不敢说。她是孤女，没有父母撑腰，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她不能让他们操心。 出嫁那天，常熟下着雨。 屈秉筠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虞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山中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爷爷奶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会不会懂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包容她的病。她只知道，她必须嫁。嫁了，就是一辈子。 花轿抬进了赵家。赵同珏在门口迎接她，穿着一件青布长衫，眉目清朗，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 屈秉筠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虞山城外的尚湖。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跟着他走进了赵家的大门。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赵同珏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诗友、画友、灵魂伴侣。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作画，一起游山玩水。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病，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她写了诗，第一个给他看；他画了画，第一个给她评。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时人把他们比作赵明诚和李清照。这个比喻，不是客气，是真心话。赵明诚和李清照是千古佳话，赵同珏和屈秉筠是当代传奇。他们像两棵并肩站着的树，根在地下交缠，叶在风中相触，谁也离不开谁。 他们住在蕴玉楼里。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梅花，楼后种着一片翠竹。楼里陈列着许多书画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画的、自己写的。屈秉筠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王国。 她在《蕴玉楼》中写道： “小小楼居傍水隈，梅花绕屋手亲栽。春来不道花开早，一树先舒冷蕊开。” “梅花绕屋手亲栽”——她亲手在屋前种了梅花。梅花是她最喜欢的花，因为梅花在最冷的冬天开放，在最苦的时候散发清香。她要做梅花那样的人，在最冷的时候开花，在最苦的时候活着。她做到了。 她在《韫玉楼坐雪》中写道： “盆梅才放暗香凝，檐竹萧萧拂瓦棱。手欲拈毫先熨火，鬟供煮茗预敲冰。高低玉宇诸天现，缥缈红楼一晌凭。耐取清寒还夜坐，书签丛里艳孤灯。”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盆梅才放暗香凝”——盆中的梅花刚刚开放，暗香凝结在空气中。“檐竹萧萧拂瓦棱”——屋檐下的竹子，萧萧地拂过瓦棱。“手欲拈毫先熨火”——她想拿起笔写字，可手太冷了，要先在火上暖一暖。“鬟供煮茗预敲冰”——她让丫鬟煮茶，可水结了冰，要先敲碎。“高低玉宇诸天现”——窗外的雪，把天地装点成高低错落的玉宇。“缥缈红楼一晌凭”——她凭靠在缥缈的红楼上，只一瞬。“耐取清寒还夜坐”——她耐得住清寒，还在夜里坐着。“书签丛里艳孤灯”——书签堆里，那一盏孤灯，格外鲜艳。 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冬天的夜晚，窗外是雪，窗内是灯。她坐在灯前，手冻得发抖，可她还是不肯去睡。她要写诗，要读诗，要守着她的书，守着她的灯，守着她那一方小小的、却装满了整个世界的天地。 屈秉筠的诗名，在常熟渐渐传开了。 她的诗被抄录、被传阅、被刊刻，从常熟传到苏州，从苏州传到扬州，从扬州传到南京。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名字——屈秉筠，字宛仙，号蕴玉楼主，赵同珏的妻子，袁枚的女弟子。 袁枚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屈宛仙诗，有奇气，如蔡文姬。”这个评价太高了。蔡文姬是汉末的女诗人，是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是“文姬归汉”故事的女主角。袁枚把屈秉筠比作蔡文姬，可见他对她的才华有多推崇。 屈秉筠在《呈随园夫子》中写道： “小仓山下水潺潺，桃李门墙不厌攀。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江山。” 这首诗是写给袁枚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一灯红处见江山”——一盏红灯，映红了她的脸，也映红了她的江山。那江山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她一个人的江山——一个病痛缠身、靠诗活着的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屋子、一扇窗户、一盏灯；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袁枚不仅称赞她的诗，还把她列为随园女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嘉庆元年（1796年），袁枚与女弟子们在西湖宝石山庄的湖楼举行诗会，请尤诏、汪恭合绘《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在那幅长卷中，屈秉筠坐在显眼的位置，神情淡然，眉目如画。她身边是席佩兰、孙云凤、金逸、骆绮兰等人，都是当时最杰出的女诗人。她们坐在一起，像一园子的花，各开各的，谁也不争谁的风头。 可屈秉筠的花，开得最冷。不是因为她不想争，而是因为她不能争。她的身体不允许她像席佩兰那样纵横捭阖，不允许她像金逸那样热烈奔放，不允许她像骆绮兰那样沉郁顿挫。她只能开一种花——冷花。开在雪里，开在霜里，开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里。 她在《菩萨蛮·纳凉美人图》中写道： “凉云悄度花阴碧。月钩勾起相思夕。卷上水明帘。惊回蝶梦纤。玉阶闲立定。未觉弓鞋冷。生怕好风来。罗衣被揭开。” 这首词写得含蓄极了。“凉云悄度花阴碧”——凉云悄悄地流过花阴，碧绿的。“月钩勾起相思夕”——月钩勾起了相思的夜晚。“卷上水明帘”——卷起水明帘。“惊回蝶梦纤”——惊醒了纤细的蝶梦。“玉阶闲立定”——她站在玉阶上，闲闲地立定。“未觉弓鞋冷”——不觉得弓鞋冷了。“生怕好风来”——她怕好风吹来。“罗衣被揭开”——罗衣被揭开。她写的是一个纳凉的美人，可那个美人，不就是她自己吗？她怕风，怕冷，怕一切让她不舒服的东西。她的身体太弱了，弱到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可她还在站着，还在立定，还在那玉阶上，不肯下去。 屈秉筠的诗，以题画诗和闺情词为主。她写梅，写竹，写兰，写菊，写一切清冷的、孤高的、不媚世俗的东西。她的诗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只有一点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幽怨。可那幽怨，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她在《太平时·春风》中写道： “取次花香过槛前。半钩帘。绣裙吹动褶痕鲜。暗相怜。蝴蝶双双栖不定，草如烟。轻寒掠梦破朝眠。嫩晴天。” “取次花香过槛前”——随便一阵花香，飘过门槛前。“半钩帘”——半钩帘子。“绣裙吹动褶痕鲜”——绣裙被风吹动，褶痕鲜嫩。“暗相怜”——她在心里暗暗地怜惜自己。“蝴蝶双双栖不定”——蝴蝶双双飞来飞去，停不下来。“草如烟”——草像烟一样。“轻寒掠梦破朝眠”——轻寒掠过，打破了早朝的睡眠。“嫩晴天”——嫩嫩的晴天。这首词写得细腻极了。每一个字都是软的，轻的，像花瓣落在水面上，无声无息，却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那是她心里的涟漪。她的心，像一潭死水，可风来了，它还是会动。 她在《越溪春·春阴》中写道： “天影蒙蒙春色淡，香雾隔花浮。碧纱半展红栏掩，恰新妆、人倦高楼。初暖仍寒，微晴尚晦，如梦还愁。轻风暗扬帘钩。烟篆结香篝。有时三点两点似雨，吹来撩乱两眸。怜绝海棠含醉，丝丝镇自垂头。” “天影蒙蒙春色淡”——天影蒙蒙的，春色淡淡的。“香雾隔花浮”——香雾隔着花浮动。“碧纱半展红栏掩”——碧纱半展，红栏半掩。“恰新妆、人倦高楼”——刚化了新妆的人，倦倦地靠在楼上。“初暖仍寒，微晴尚晦”——初暖的时候还是冷的，微晴的时候还是暗的。“如梦还愁”——像梦一样，还是愁。“轻风暗扬帘钩”——轻风暗暗地扬起帘钩。“烟篆结香篝”——烟篆结成香篝。“有时三点两点似雨”——有时候三点两点像雨一样。“吹来撩乱两眸”——吹来撩乱了双眼。“怜绝海棠含醉”——可怜那海棠，含着醉意。“丝丝镇自垂头”——丝丝缕缕地垂着头。这首词写的是春阴，也是她自己。她的春天，总是阴的。不是没有阳光，是阳光太淡了，淡到照不暖她的心。她的心像那海棠，含着醉意，丝丝地垂着头。那不是醉，是病。病了一辈子，也低了一辈子的头。可她从来没有弯过腰。 屈秉筠四十四岁那年，病了。 她的病，是老毛病了。肝病像一条蛇，盘踞在她的体内，时不时地咬她一口。可这一次，它咬得太狠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可她的眼睛还亮着，亮得像蕴玉楼窗前那盏灯。 赵同珏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他喂她吃药，她吃不下；他给她喂粥，她咽不下。他看着她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 她在病中写了一首《金缕曲》： “病骨支离矣。叹年来、药炉烟细，茶铛声沸。一榻残书堆乱叶，半幅孤灯摇碎。算只有、影儿知己。镜里朱颜都瘦尽，剩青衫、一掬凄凉泪。秋到也，人憔悴。” “病骨支离矣”——她的病骨支离破碎。“叹年来、药炉烟细”——叹息这些年来，药炉的烟细细的。“茶铛声沸”——茶铛的声音沸沸的。“一榻残书堆乱叶”——一榻残书，堆得像乱叶。“半幅孤灯摇碎”——半幅孤灯，摇得碎碎的。“算只有、影儿知己”——算来只有影子是她的知己。“镜里朱颜都瘦尽”——镜子里的朱颜都瘦尽了。“剩青衫、一掬凄凉泪”——只剩下青衫上的一掬凄凉泪。“秋到也，人憔悴”——秋天到了，人也憔悴了。这首词写得字字血泪。“算只有、影儿知己”——她的知己，不是丈夫，不是朋友，不是诗友，而是自己的影子。影子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安慰她，可影子不会走。影子永远陪着她，她走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她瘦了，影子也瘦了；她病了，影子也病了。影子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永远不会离开的伴侣。 那一年，她四十四岁。 她死的那天，常熟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虞山，罩住了尚湖，罩住了蕴玉楼，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丈夫赵同珏，把她安葬在了虞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坡上。坟不大，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没有鲜花，没有香烛。只有一堆黄土，几株野草，和一场不肯停歇的雨。 她死后的第二年，袁枚编选了《随园女弟子诗选》，把她的诗收录其中。他在小传中写道：“屈秉筠，字宛仙，常熟人，同邑秀才赵同珏妻。工诗善画，尤精白描。诗有奇气，如蔡文姬。年四十四卒。悲夫。” “年四十四卒。悲夫”——她只活了四十四年，太短了，短到来不及写完所有想写的诗，短到来不及画完所有想画的画，短到来不及好好活一次。可她已经在那些诗里，活过了。她的诗，比她的人活得更久。 很多年后，有人在常熟虞山脚下找到了蕴玉楼的旧址。 楼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株梅花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座虞山。 那是屈秉筠亲手种的梅。她死后，梅花每年都开。开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她诗里写的那样——“盆梅才放暗香凝”。那暗香，凝了两百年，还在凝。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屈秉筠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健康，没有等到富贵，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常熟的虞山上，落在尚湖的烟波中，落在蕴玉楼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株梅花的枝头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梅花，生在冰雪中，长在风雨里，开在最冷的冬天，香在最苦的时候。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韫玉楼坐雪》中写过这样一句： “耐取清寒还夜坐，书签丛里艳孤灯。” 她耐住了清寒，耐住了孤独，耐住了病痛，耐住了一切。她在书签丛里，点亮了一盏孤灯。那盏灯，灭了。可那光，还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三章完 第三十四章 渭阳楼：张绚霄与四福堂稿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渭阳楼上，便成了一层薄薄的、怎么也拂不去的霜。那霜不是冷的，是凉的，凉得像她指尖那一枚尚未刻完的印章，冰沁沁地贴着肉，贴着骨，贴着那颗被岁月磨蚀得棱角全无的心。 她叫张绚霄，字霞城，又名望湖。 她是毕沅的侧室，袁枚的女弟子，吴县人氏。她的诗稿叫《四福堂稿》，她的词卷叫《绿云楼诗》。她的名字像一匹被雨水浸透了的锦缎，沉甸甸的，拽在手里，湿漉漉地往下滴水，可那缎面上的花纹，依然清晰得刺眼——那是她亲手绣上去的，一针，一线，一朵花，一片叶，一个梦。 她写过一首《踏青词》：“平原芳草乍芊眠，巷陌人家例禁烟。一阵风来闻笑语，绿杨楼外有秋千。”这首写得明丽极了。平原上的芳草刚刚泛起绿意，巷陌里的人家照例禁了烟火，一阵风吹来，听到笑语声，绿杨楼外有人在荡秋千。那是乾嘉盛世的春天，是乾隆皇帝治下的江南，是天下承平、歌舞升平的好日子。可她的心里，有一个角落是冷的，冷得像那座被秋千荡得空空荡荡的楼。楼外有人在笑，楼里没有。 她是毕沅的人。 毕沅，字秋帆，号灵岩山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状元，官至湖广总督，是乾嘉年间最显赫的封疆大吏之一。他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尤精金石之学，著有《续资治通鉴》《关中金石记》等，是当时学界与政坛的领袖人物。 毕沅的母亲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著有《培远堂诗集》。张藻对儿子的教育极为重视，毕沅自幼便在她膝下读书，六岁能读《诗经》《离骚》，十岁通晓声韵，善作诗文。一门之内，书香盈室，从太夫人到闺阁，俱工吟咏。毕沅自己也好奖掖后进，门下文士如云，与袁枚、赵翼、王昶、洪亮吉等人往来密切，是乾隆朝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之一。 张绚霄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遇到了毕沅。 她什么时候嫁给他的？怎么嫁的？没有人知道。史料上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毕沅侧室”。侧室，不是正妻，不是原配，是妾。妾是什么？是排在正妻之后的女人，是生了孩子也不能算嫡出的女人，是在家族谱牒上只有寥寥几笔、连名字都可能被省略的女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名分，而是那个人。 毕沅比她大很多。他出生在雍正八年（1730年），她出生在乾隆朝中期，相差了二十多年。她嫁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是封疆大吏，是文坛领袖，是乾隆皇帝面前的红人。她站在他的阴影里，像一株长在大树底下的幽兰，晒不到太阳，可她不抱怨。她只是在那些漫长的、他不在的夜晚，点上灯，铺开纸，写下自己的诗。 她在《敬和灵岩山人惜春词》中写道： “连日几无痛定时，撩人事事总堪思。胆瓶石竹花才放，犹忆生前手插枝。” “连日几无痛定时”——连续几天几乎没有一刻不痛的，什么时辰都有痛在撩拨。“撩人事事总堪思”——每一件事都值得思念。“胆瓶石竹花才放”——胆瓶里那株石竹花刚刚绽放。“犹忆生前手插枝”——还记得那是他生前亲手插下的枝。她写的是春天，写的是花，可字里行间全是那个不在身边的人。 毕沅常年在外做官，从陕西巡抚到湖广总督，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跟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从江南的杏花春雨到西北的大漠孤烟，从洞庭的烟波浩渺到长安的落日长河。她见过黄河，见过秦岭，见过华山，见过那些她在苏州从未见过的壮阔与苍茫。她的诗，也因此有了别的闺阁女子没有的气象。 可她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湿的。湿得发霉，湿得长苔，湿得像渭阳楼墙角那一小块永远晒不到太阳的青砖。 她在《敬和灵岩山人惜春词》其二中写道： “画廊小步又逡巡，蓦地伤心忆昨辰。鹦鹉不知人已逝，隔帘犹是唤迎春。” “画廊小步又逡巡”——她在画廊里缓缓踱步，又踟蹰不前。“蓦地伤心忆昨辰”——忽然间伤心起来，想起了昨天。“鹦鹉不知人已逝”——那只鹦鹉不知道人已经走了。“隔帘犹是唤迎春”——隔着帘子还在唤“迎春”。 这是她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鹦鹉不知道人已经死了，还在那里一声一声地唤着春天。她不知道那个唤春天的人，自己就是春天。他走了，春天也跟着走了。剩下的，只有那只不懂事的鹦鹉，和那一场怎么也落不尽的雨。 张绚霄是袁枚的女弟子。 袁枚晚年收了大量的女弟子，把她们的诗编成《随园女弟子诗选》，硬是让这些闺阁笔墨成了畅销书。这股女性写诗潮的背后，是袁枚“性灵说”的魔力——他告诉女孩子们“写诗不用掉书袋，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在那个女性连名字都不能随便让人知道的年代，这无异于一声惊雷。 张绚霄是随园女弟子中的重要一员。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多位女弟子的诗作，张绚霄名列其中。袁枚称毕沅府上“一门能诗，自太夫人以下，闺阁俱工吟咏”，而张绚霄是其中最为出众的一位。 她的诗，被收录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与她同列的有席佩兰、孙云凤、金逸、骆绮兰、屈秉筠、归懋仪等当时最杰出的女诗人。她们像一园子花，各开各的，谁也不争谁的风头。可张绚霄的花，开得最淡。不是因为她不想争，而是因为她不能争。她是毕沅的侧室，她的身份不允许她像席佩兰那样纵横捭阖，不允许她像金逸那样热烈奔放，不允许她像骆绮兰那样沉郁顿挫。她只能开一种花——淡花。开在角落，开在阴影里，开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 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毕沅的认可，只有袁枚的提点，只有那些藏在诗里的、谁也偷不走的心事。 她在《敬和灵岩山人惜春词》其三中写道： “画廊小步又逡巡，蓦地伤心忆昨辰。鹦鹉不知人已逝，隔帘犹是唤迎春。” 她在前三首里反复出现的“伤心”二字，不是无病**，而是字字滴血。“画廊小步又逡巡”，她一个人在那条长长的廊下踱来踱去，走到这里，又走回去，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她在等谁？等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在《连理枝·和朱屿谢惠并蒂菊花韵》中写道： “绕径秋容静。却喜花开并。倚槛频看，抛书欲问，自饶佳景。迟赏音、邀月品寒香，对双双瘦影。位置清虚境。不怕霜来屏。陶令篱荒，罗含宅冷，梦遥乡井。咽疏泉、活火试分尝，有旧藏奇茗。” “绕径秋容静”——小径环绕，秋天的容色安静。“却喜花开并”——却欣喜地看到两朵花开在一起。“倚槛频看”——倚着栏杆，一遍又一遍地看。“抛书欲问”——把书放下，想问一问。“自饶佳景”——原来这本来就是美景。“迟赏音、邀月品寒香”——迟迟地欣赏着这个声音，邀来明月一起品味寒冷的香气。“对双双瘦影”——对着两株花的瘦影。 “位置清虚境”——这些花被安置在清虚的境界里。“不怕霜来屏”——不怕霜来侵扰。“陶令篱荒”——陶渊明的篱笆荒了。“罗含宅冷”——罗含的宅子冷了。“梦遥乡井”——她的梦，离故乡越来越远。“咽疏泉、活火试分尝”——咽下稀薄的泉水，用活火试着分尝。“有旧藏奇茗”——还有她珍藏多年的奇茶。 这首词写得太好了。“绕径秋容静”——七个字，画出渭阳楼秋天的全部。没有喧嚣，没有热闹，只有静。静得像一潭死水，静得像一口枯井，静得像她心里那块再也掀不起波澜的地方。“却喜花开并”——她高兴的是，两朵花开在一起。她看着它们，倚在栏杆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像在看自己，像在看毕沅，像在看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陶令篱荒，罗含宅冷，梦遥乡井”——陶渊明的篱笆荒了，罗含的宅子冷了，她的梦，离故乡越来越远。陶渊明是隐士，罗含是名士，他们都是男人，都是被历史记住的人。她不是。她是毕沅的侧室，是毕沅的影子，是历史角落里一朵不被看见的花。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盏灯，那壶茶，那个不在身边的人。 张绚霄的诗，写得最妙的是她的题画诗。 她在《剪秋罗诗》中写道： “半晌无言倚竹扉，绕丛蛱蝶故飞飞。秋来也有风如剪，裁就湘文上客衣。” “半晌无言倚竹扉”——她倚在竹门前，半晌说不出话来。“绕丛蛱蝶故飞飞”——围着花丛，蝴蝶偏偏飞来飞去。“秋来也有风如剪”——秋天来了，也有像剪刀一样的风。“裁就湘文上客衣”——把湘水的波纹，裁在了客人的衣裳上。 这首诗写得太绝了。“风如剪”这个意象，不是她发明的，贺知章写过“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可她把那个意象用出了新意——秋天的风，也像剪刀，裁的不是柳叶，是湘水的波纹，是客人的衣裳，是她心里那条怎么也剪不断的丝线。 她还有一首《踏青词》，被袁枚收入《随园诗话》中： “平原芳草乍芊眠，巷陌人家例禁烟。一阵风来闻笑语，绿杨楼外有秋千。” “平原芳草乍芊眠”——平原上的芳草刚刚泛起绿意。“巷陌人家例禁烟”——巷陌里的人家，按例禁了烟火。“一阵风来闻笑语”——一阵风吹来，听到笑语声。“绿杨楼外有秋千”——绿杨楼外有人在荡秋千。 这首写的是春天，是她年轻时的春天。那时候她还小，还在苏州，还在父母膝下，还没有嫁给毕沅，还没有走过那么多路，还没有见过那么多山水，还没有流过那么多眼泪。那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惜，太短了。 袁枚读了这些诗，赞不绝口。他亲自把它们摘录进《随园诗话》中，说：“余已摘所著，梓入《诗话》中。兹又得张恭人绚霄、号霞城者。”他不只一次地提到她的诗，称她“工诗”，对她的才华极为欣赏。 张绚霄的渭阳楼，是她和毕沅住过的地方。 楼在陕西，在毕沅做巡抚的那座城里。渭阳楼的名字，是她取的。“渭阳”二字，出自《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这是一首送别诗，写的是外甥送舅舅，送到渭水之北，依依不舍。她取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她跟着毕沅，也常常要送他——送他去朝廷述职，送他去前线打仗，送他去另一个她不能去的地方。她送了他一辈子，送到头发白了，送到眼睛花了，送到再也送不动了。 她在渭阳楼上住了很多年。楼很高，高到能看见远处的渭水。水从西来，向东流去，日夜不停，像她的思念，没有尽头。她每天站在楼上，看着那条河，看着河上的船，看着船上的帆，看着帆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天的尽头。 她在《浪淘沙》中写道： “天上月初圆。人去游仙。珠玑付与枣李镌。绣口锦心前世种，尽足流传。翰墨有良缘。酬唱频年。挑灯惆怅不成眠。云帔霞裳何处也，碧海青天。” “天上月初圆”——天上的月亮刚刚圆了。“人去游仙”——人去了，去游仙了。“珠玑付与枣李镌”——她写的珠玑般的诗，托付给枣木和李木来镌刻。“绣口锦心前世种”——那绣口锦心，是前世种下的。“尽足流传”——足够流传于世。“翰墨有良缘”——翰墨之间，有着前世的良缘。“酬唱频年”——这些年酬唱应答，已经很多年了。“挑灯惆怅不成眠”——她挑灯坐着，惆怅得睡不着。“云帔霞裳何处也”——云做的披肩和霞做的衣裳，在什么地方呢？“碧海青天”——碧海青天，茫茫一片。 “挑灯惆怅不成眠”——她挑灯坐到深夜，不是因为不困，是因为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她做什么？她写诗。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在纸上；把那些流不出的泪，化成墨；把那些见不到的人，画在字里。写完了，折好，塞进枕头底下。没有人看，没有人懂，可她还是要写。不写，她会疯的。 “云帔霞裳何处也”——她的云帔霞裳，她的那些光彩夺目的诗篇，那些让她引以为傲的才华，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碧海青天，茫茫一片，找不到答案。她也不想要答案。她只是想说，说完了，就放下。可她放不下。她放不下毕沅，放不下诗，放不下那座渭阳楼。 毕沅后来死了。 死在哪一年？嘉庆二年（1797年）。他死后，张绚霄就很少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整理毕沅的遗稿，整理自己的诗集。她的诗集叫《四福堂稿》，她的词集叫《绿云楼诗》。“四福”是她的期望，“绿云”是她的颜色。她希望自己能有福，可她的福，太少了。少到她数了一辈子，也没有数出几个。 她在《四福堂稿》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毕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舟车劳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四福堂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张绚霄的晚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 毕沅死后，她一个人住在渭阳楼里。楼空了，楼冷了，楼旧了，楼外的渭水还在流，楼里的灯还在亮，可亮灯的人，已经不想亮了。 她不再写诗。她把笔放下了，把墨收起来了，把纸藏起来了。她不想写，不敢写，不愿意写。一写，就会想起从前；一想起从前，就会哭。她不想哭。哭是最没有用的事。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毕沅的遗稿上。她亲手抄录毕沅的诗文，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在《敬和灵岩山人惜春词》其四中写道： “朝开妆镜夜熏衣，除尔安排事总非。正是踌躇难料理，新词怕听惜分飞。” “朝开妆镜夜熏衣”——早上打开妆镜，夜里熏衣服。“除尔安排事总非”——除了你安排的事情，其他的事都是错的。“正是踌躇难料理”——正是踌躇的时候，最难料理。“新词怕听惜分飞”——她怕听到新词里那些“惜分飞”的句子。 她怕听到“惜分飞”。不是不喜欢，是不敢。那三个字，太疼了。疼到她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疼到她每次想起，都会哭。可她哭不出来。她的眼泪，在那些漫长的等待中，已经流干了。 张绚霄死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她的生年不详，她的卒年不详，她的葬地不详，她的子女不详。一切都不详。她像一滴雨，落在渭水里，就再也找不到了。 可她存在过。她的《四福堂稿》存在过，她的《绿云楼诗》存在过，她在《随园诗话》中的那几首诗，存在过。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秋帆尚书家，一门能诗，自太夫人以下，闺阁俱工吟咏。余已摘所著，梓入《诗话》中。兹又得张恭人绚霄、号霞城者。” “张恭人”三个字，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恭人，是朝廷对官员之母或妻的封号。她是毕沅的侧室，可她被称作“恭人”，说明朝廷认可了她，社会认可了她，历史认可了她。她用一辈子的诗，换来了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够她活一辈子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陕西的某个地方找到了渭阳楼的旧址。 楼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渭水还在，还在流，流得和几百年前一样。只是看水的人，不在了。 有人说，每到黄昏，在渭阳楼的废墟上，能看到一个女子的影子。她穿着一件霞色的衣裳，站在楼上，望着远处，望着那条河，望着河上的帆，望着帆影消失的地方。她在等谁？等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张绚霄在《踏青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一阵风来闻笑语，绿杨楼外有秋千。” 风来了，笑语还在，可绿杨楼外荡秋千的人，已经不在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张绚霄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毕沅回来，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没有等到那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渭水上，落在渭阳楼的瓦砾堆里，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角落里的花，没有人看见，可她开了。开得那么认真，那么用力，那么美。 她在《四福堂稿》中写过这样一句： “绣口锦心前世种，尽足流传。” 她的绣口锦心，是前世种下的，足够流传。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流传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四章完，约8500字） 第三十五章 香祖：谢芳连与画溪西堂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宜兴的溪流里，便成了一层薄薄的纱，罩住了那些高低起伏的山峦，罩住了那些密密麻麻的竹林，罩住了那些藏在山坳里的、青瓦白墙的小村落，也罩住了一个女子窗前那方小小的盆景。那盆景是她的江山，是她的宇宙，是她用指尖一寸一寸捏出来的、一个永远不会凋谢的春天。 她叫谢芳连，字皆人，别号香祖山人，宜兴人氏。她是袁枚的“女弟子”，随园诗坛上一枚不起眼的棋子。可她不在意。她在意的，从来不是诗坛的虚名，不是袁枚的提携，不是那些在随园女弟子中争奇斗艳的姐妹们。她在意的，只有自己窗前的那一方小景——那盆被袁枚称为“盆景诗”的、用山石和苔藓砌成的小小世界。 袁枚在《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中写她：“何必参天说松柏，幽兰不碍小瓷盆。”她不是松柏，不需要参天的高度；她是一株幽兰，开在小瓷盆里，开在窗台上，开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角落里。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盆里的山水，那盆里的春秋，那盆里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宇宙。 她的名字叫“芳连”，连是连接，芳是芬芳。她的诗，也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缕若有若无的香，连接着天地之间的灵气，连接着古人与今人的心。 《清诗别裁集》评价她的诗：“品地在色香臭味之外，新月在天，残雪在地，可以想象其诗。”这句话，不是夸她写得好，是说她的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界——像新月初升的夜空，干净得不染一丝尘埃；像残雪未消的大地，清冷得不沾一点烟火气。那是一种超越了技巧的、与天地浑然一体的境界。她不用力，不刻意，不雕琢，只是把心里的那些东西，轻轻地、淡淡地，放在纸上。 袁枚说她“风调和雅，如春风中人”。她的诗，像一阵春风，吹在脸上，不冷不热，不急不缓，刚刚好。不刺骨，不燥热，不黏腻，不干涩。它就在那里，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地拂过你的脸颊，然后消失了。你抓不住它，可你知道，它来过。 她的诗，是盆景。 袁枚说她的诗是“盆景诗”，说她“蹊径殊小”。这不是贬低，是褒奖。盆景是什么？是把千山万水缩进一只小小的盆里，把春夏秋冬凝在一方小小的景中。盆景不是大，是小；不是满，是空；不是浓，是淡。盆景的美，在于它用最小的空间，装下了最大的天地。 谢芳连的诗，也是这样。她写过一首《孟夏山中晚坐》： “孟夏变物候，景仄风光稀。石林湛雨气，山月连阳晖。鸟语遍幽涧，人声隔翠微。弹琴迟渔者，衣上落英飞。” 这首写的是初夏的山中。季节变了，风光也变了；石林里浸满了雨后的湿气，山上的月亮与落日的光辉连成了一片。鸟叫声在山涧里回荡，人的声音却被翠绿的山色隔断了。她在等一个迟来的渔夫，等得无聊，便弹起了琴。弹着弹着，花瓣落在她的衣裳上，一片，两片，三片，无声无息，像她这一生。 这首写得太大了。石林，山月，幽涧，翠微——每一个意象都大得惊人。可她的写法是小的——“弹琴迟渔者，衣上落英飞”。她把整个宇宙，缩进了渔夫的等待里，缩进了那几片落在衣裳上的花瓣里。她不需要泰山，不需要黄河，不需要铁马冰河，不需要金戈铁马。她只需要一方盆景，一盆山石，一盆苔藓，一盆她亲手捏出来的、小小的世界。 她的《溪村早起即事同邵八丈子湘作》： “早起杏花白，饭牛人出门。野田多傍水，深柳自为村。比屋尽耕稼，服畴皆弟昆。爨烟犹未散，林鸟乱朝暾。” 这首写的是江南乡村的早晨。杏花开了，白得像雪；喂牛的人出门了，田野傍着溪水，柳树深处藏着村庄。家家户户都在耕种，田里劳作的都是兄弟叔伯。炊烟还没有散尽，林中的鸟儿在朝阳里叽叽喳喳地叫着。 这首写得太干净了。没有愁，没有怨，没有病，没有泪。只有杏花，只有炊烟，只有鸟鸣，只有那个喂牛的人。她把一个时代的喧嚣与纷扰，全部挡在了门外；她只留下自己窗前那一方小小的盆景，和盆景里那个永远不会被惊扰的春天。 她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人生，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诗篇，不需要随园女弟子的虚名。她只需要一盏灯，一卷书，一盆山石，和窗外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她的《西溪道中寄友》： “日夕浮清溪，时时望林屋。孤舟移白蘩，细雨闻鸡鹜。波涵远山灭，树隐寒烟复。倚楫想幽人，城虚怅独宿。” 这首写的是她与友人离别后的思念。黄昏时分，她泛舟在清溪上，时时刻刻望着友人居住的林中小屋。孤舟在水面上缓缓移动，细雨里传来鸡鸭的叫声。波光中倒映着远山的影子，树丛中藏着袅袅的寒烟。她倚着船桨，想着那个远方的友人，城是空的，人是孤的，只有她一个人，在寂寞中度过这个夜晚。 “城虚怅独宿”——五个字，写尽了她一生的孤独。她的城，是空的；她的心，也是空的。她一个人住在这座城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陪伴，没有人懂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个远方的友人，只有那场细细密密的雨，只有那条永远流不尽的溪。 她的孤独，不是病，不是愁，不是怨，而是一种清醒的、主动的选择。她选择了孤独，是因为她不需要喧嚣。她选择了清冷，是因为她不需要温暖。她选择了小瓷盆，是因为她不需要参天。 袁枚说她的诗“蹊径殊小”，可她的小蹊径里，藏着一个大宇宙。那宇宙是她的画溪，是她的西堂，是她窗前那盆永远青翠的盆景，是她笔下那些永远鲜活的诗句。 谢芳连自号“香祖山人”。这个号，是从王士禛来的。王士禛号“香祖”，有《香祖笔记》。谢芳连仰慕王士禛，便自号“香祖山人”，在山野之间，接续那缕幽香。 她写过一首《溪村欲雪忽忆朱竹垞太史小长芦捕鱼幽兴遥寄》： “水冷小长芦，渔舟自容与。舷际下鸬鹚，衔鱼向何许。烟暝雪将来，如闻隔芦语。” 这首写的是她对前辈诗人朱彝尊的怀念。水冷了，芦苇也小了，渔舟在水面上从容地漂着。船舷边的鸬鹚潜下水去，衔着鱼不知道游向哪里。天快黑了，雪快下了，她隔着芦苇，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 “烟暝雪将来，如闻隔芦语”——她在等一场雪，也在等一个人的声音。那个人已经死了，可她觉得他还在，在芦苇的另一边，在雪的那一头，在时光的深处，轻轻地对她说些什么。她听不清，可她愿意听。她愿意相信，那些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她的诗里，活在江南的烟雨中，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雪里。 她的《月夜汲中泠泉》： “新月泉上出，江华照衣冷。扁舟荡秋桨，汲取波中影。昨与山僧期，煮月翻瓦鼎。” 这首写的是她月夜去中泠泉汲水的情景。新月初升，泉水清冽；江上的月光照在她的衣裳上，冷得沁人。她荡着小船，在秋天的水面上，去汲取波中的月影。昨天她与山中的僧人约好了，要用泉水煮月亮，用瓦鼎翻煮那轮皎洁的月。 “煮月翻瓦鼎”——这是她写得最奇崛的一句。月亮怎么能煮？可她能。她用中泠泉的水，用山中的瓦鼎，用她心里那团不灭的火，把月亮煮成了一壶茶，把月光煮成了一首诗，把她的孤独煮成了一种美。 这不是写实，是写意。她的诗，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心写的；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月光写的。她的笔，是她手中的那盏灯；她的墨，是她眼里那汪清泉；她的纸，是她窗前那方小小的盆景。 谢芳连是袁枚的“女弟子”，可这个“女弟子”的身份，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尴尬。随园女弟子中，大多是闺阁女子，有丈夫，有家庭，有父母兄弟。她们写诗，是为了排遣闺阁的寂寞，是为了在婚姻的牢笼中寻找一丝喘息的机会。可谢芳连不一样。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庭。她是一个人，从头到尾，从生到死，都是一个人。 她与袁枚的关系，与其说是师徒，不如说是知己。袁枚懂她的诗，懂她的心，懂她那方小小的盆景。袁枚说她“风调和雅，如春风中人”，这是对她的最高评价。她不争不抢，不卑不亢，不媚不俗。她像一阵春风，吹到哪里，哪里就生出温柔，生出善良，生出美。 袁枚写过一首《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其中一首是写给她的： “何必参天说松柏，幽兰不碍小瓷盆。” 她不是松柏，不需要参天的高度；她是一株幽兰，开在小瓷盆里，开在窗台上，开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角落里。可她的香，不比松柏的香差；她的美，不比参天的美逊色。她只是小，小得精致，小得玲珑，小得让人心疼。 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盆里的山水，那盆里的春秋，那盆里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宇宙。 谢芳连的诗，写得最妙的是她的短篇。《清诗别裁集》说她“皆人工短篇”，她最擅长的，是那些短小精悍的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她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铺陈排比，不需要炫耀才学。她只需要几个字，几行诗，就能把一幅画面，一个瞬间，一种心境，勾勒得淋漓尽致。 她的《宿山园》： “小雨松径寒，人归夜深火。宿鸟栖未安，惊飞落山果。” 小雨洒在松间小径上，寒气逼人；夜深了，有人归来，灯火在暗夜中闪烁。栖息的鸟儿被惊扰，不安地飞起，翅膀撞落了枝头的山果。 二十个字。一幅画。一个瞬间。一种心境。小雨，松径，寒。人归，夜深，火。宿鸟，未安，惊飞，落山果。每一个字都是冷的，可那冷不是冬天的那种冷，是深秋的那种冷——带着一点湿气，带着一点凄凉，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心里发软的东西。 她不需要说“我很孤独”，可你知道她很孤独；她不需要说“我很凄凉”，可你知道她很凄凉。她的孤独和凄凉，不在字面上，在字缝里，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在那些说不出的角落。 她的《密雪望行人》： “人行犬雪吠，密雪迷村影。欲扣酒家扉，山桥一蓑冷。” 人在雪中行走，狗在雪中吠叫；大雪迷住了村庄的影子。她想敲开酒家的门扉，可山桥上那个穿着蓑衣的人，比雪还冷。 “山桥一蓑冷”——五个字，把一个人的孤独写到了极致。她在等一个人，可那个人不来了；她在盼一场雪，可雪下了，人还没来。她只能一个人站在山桥上，穿着蓑衣，等着那场永远不会停的雪，等着那个永远不会来的人。 她的《题李百药三十六湖草堂》： “钓罢归来解钓筒，题诗灯火夜深红。湖村犬吠人眠尽，商女棹歌烟月中。” 这首写的是渔人的夜归。钓完鱼回来，解开钓筒；在夜深人静的灯火下题写诗句。湖边的村庄里，狗在吠叫，人都睡着了；商女的歌声从烟月中飘来，若有若无，像她的梦，像她的命。 “题诗灯火夜深红”——那盏灯，是她的灯；那首诗，是她的诗。她坐在灯前，写了一个晚上，写到手都肿了，写到眼睛都花了，写到灯油都干了。可她还在写。不写，她会疯的。 她的诗，是她的命，是她的药，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离开的东西。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没有依靠。她只有诗。诗是她的伴侣，是她的慰藉，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光。 袁枚说她“风调和雅，如春风中人”。那春风，不是三月里的春风，是十月里的春风——带着一丝寒意，带着一丝清冷，带着一丝说不出的凄凉。可它毕竟是春风，不是秋风。她还能吹，还能动，还能让人感觉到那一丝丝的暖意。那暖意不大，不浓，不热，可它存在。像一盏灯，在暗夜中亮着，不大，不亮，可它亮着。这就够了。 宜兴有条画溪。画溪的水，清得像一面镜子，映着两岸的青山绿树，映着天上的云卷云舒，映着她一个人的、瘦削的倒影。她常在画溪边散步，走得很慢，像一株长在水边的芦苇，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被岁月压着，可她还在走着。 她在画溪边住了很多年。她的书斋叫“画溪西堂”，她的诗集叫《画溪西堂稿》。她把自己的一生，安放在这条溪边，安放在这座西堂里，安放在那些没有人读的诗里。 她在画溪西堂里读书，写诗，种花，养草，煮茶，听雨。她不需要外面的世界，不需要那些喧嚣和热闹，不需要那些虚名和浮利。她只需要一盏灯，一卷书，一盆山石，和窗外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她在《画溪西堂》中写过这样一句： “画溪西堂静如水，夜深只有月来时。” 画溪西堂静得像水一样，夜深了，只有月亮会来。她等的，不是人，是月亮。月亮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安慰她，可月亮不会走。月亮每个月都来，圆了，缺了，缺了，圆了，像她的诗，像她的命，像这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那个她要等的人。可她不后悔。她等过，这就够了。 谢芳连死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史料上没有记载。她的生年不详，她的卒年不详，她的葬地不详，她的子女不详。一切都不详。她像一滴雨，落在画溪里，就再也找不到了。 可她存在过。她的《画溪西堂稿》存在过，她的那些诗存在过，她在《随园诗话》中的那几行文字，存在过。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谢皆人，即谢芳连，字皆人，别号香祖山人。宜兴人。有《画溪西堂稿》。谢风调和雅，如春风中人。” “如春风中人”——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她是一阵春风，吹过了江南的田野，吹过了画溪的流水，吹过了袁枚的窗棂，吹进了那些读她诗的人心里。没有人看见她，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她。那风不大，不烈，不急，不躁，刚刚好。吹在脸上，不冷不热；吹在心里，不疼不痒。可你知道，她来过。 她的诗，《清诗别裁集》收录了几首，《随园诗话》摘录了几首，《晚晴簃诗汇》也选了几首。不多，可每一首都像是用月光磨出来的，薄薄的，亮亮的，轻轻地搁在纸上，风一吹就飞了。可它们没有飞走。它们还在那里，在那些发黄的书页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字缝里，在那些被时间磨得模糊的墨迹里。 袁枚说她“何必参天说松柏，幽兰不碍小瓷盆”。她就是那株幽兰，长在小瓷盆里，长在窗台上，长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角落里。可她的香，飘了两百年，还在飘；她的诗，传了两百年，还在传。 很多年后，有人在宜兴画溪边找到了画溪西堂的旧址。 堂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画溪还在，还在流，流得和几百年前一样。只是看水的人，不在了。 有人说，每到黄昏，在画溪西堂的废墟上，能看到一个女子的影子。她穿着一件青布衫，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她在写什么？没有人知道。也许在写雨，也许在写月，也许在写那盆永远不会凋谢的盆景。写完了，她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没有人看，没有人懂，可她还是要写。不写，她会疯的。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谢芳连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爱情，没有等到孩子，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宜兴的画溪上，落在画溪西堂的瓦砾堆里，落在她窗前那盆盆景的苔藓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株幽兰，长在小瓷盆里，长在窗台上，长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角落里。风来了，她摇；雨来了，她颤；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孟夏山中晚坐》中写过这样一句： “弹琴迟渔者，衣上落英飞。” 她在等一个人。那个人，是渔夫，是友人，是知己，是她自己。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可她还在弹琴，还在等，还在那山中，坐在暮色里，看着花瓣一片一片地落在她的衣裳上，无声无息，像她这一生。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五章完 第三十六章 琴清阁：胡慎容与琴香阁词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常州毗陵驿的旧码头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霜。那霜不是冬日的霜，是秋日的霜——被西风磨薄了的、被月光冻硬了的、在梧桐叶上凝了又化、化了又凝的霜。她叫胡慎容，字玉亭，号卧云老人。她是常州毗陵人，诗人胡慎仪之妹，诗人诸生诸廷槐之妻。她的诗集叫《琴香阁诗》，她的词集叫《琴清阁词》。 琴香，是她的琴；琴清，是她的心。她的琴，弹了一辈子；她的心，清了一辈子。可那清，不是清凉的清，是清冷的清，是清苦的清，是清得像冬天的井水、看一眼就让你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的清。 她生在常州胡家。胡家是毗陵的书香门第，她的姐姐胡慎仪，字采齐，号石兰，是清代有名的女诗人，著有《石兰集》。慎容是慎仪的妹妹，从小跟在姐姐后面，像一只小鹤，跟着一只大鹤飞。姐姐教她读书，教她写字，教她做人的道理。姐姐说：“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琴香阁里，藏在她的琴清阁中，藏在那些她弹了一辈子的琴弦底下。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诸廷槐。诸廷槐，字某，号某，是常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玉亭，你又瘦了”。她的词里，常常出现“秋”“雁”“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诸廷槐在常州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在小屋里读书，写诗，弹琴，教孩子们写字。她把小屋取名为“琴香阁”，又把后来的居所取名为“琴清阁”。 琴香，是她的琴有香。不是琴的香，是她的香。她弹琴的时候，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拂过，像风吹过水面，留下涟漪。那涟漪，是她的诗，是她的词，是她藏了一辈子、不敢给人看的、怕被人读了会笑话的心事。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琴声会一直响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诸廷槐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诸廷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诸廷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诸廷槐说：“你的词，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诸廷槐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四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诸家的媳妇，是诸廷槐的妻子，是诸廷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诸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诸廷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词上。词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琴清阁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诸廷槐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她把自己关在琴清阁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她把诸廷槐的诗稿编成《诸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州的琴清阁上，落在毗陵驿的旧码头边，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琴清阁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琴清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离愁，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骨头上的。刻了一辈子，刻到骨头都酥了，刻到骨髓都干了，可那些字还在。她死了，字还在。她的离愁，比她的人活得久。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琴清阁里，下在她的琴香阁诗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七章 青棠书屋：董琬贞与墨梅图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海盐澉浦的青山脚下，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那墨不是松烟的墨，是梅花的墨——被月光磨淡了的、被霜雪冻硬了的、在青棠书屋的砚台里宿了整整一夜的墨。她叫董琬贞，字双湖，号蓉湖。她是海盐澉浦人，石门知县董潮的女儿，诗人汤贻汾的妻子。她的诗集叫《墨梅图》，她的词集叫《青棠书屋词》。墨梅，是她画了一辈子的花；青棠书屋，是她守了一辈子的屋。 墨梅不是红梅，不是白梅，是黑的梅。墨是黑的，梅是白的，她把白的梅画成黑的，是因为她心里没有白。她的心里全是墨，是夜，是雨，是那些再也洗不掉的、渗进纸纹里的、在灯下一笔一笔洇开的、怎么也干不了的愁。 她的父亲董潮是乾隆朝的进士，官至石门知县。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山水。他教女儿画画，教女儿写诗，教女儿做人的道理。他告诉她：“画梅如画心，心正，梅自正。”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她画的梅，永远是正的，枝不弯，干不斜，花不媚。可她的心，是弯的。被命运压弯的，被思念压弯的，被那场下了几十年的雨压弯的。 她十七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汤贻汾。汤贻汾，字雨生，号粥翁，是清代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工山水，擅墨梅，尤精篆刻。他的画名与戴熙齐名，时称“汤戴”。他懂她的画，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画了一幅墨梅，他会在画的空白处，用小楷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墨梅会一幅一幅地画，那些诗会一首一首地题，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汤贻汾后来去了南京，在江宁府做官。她带着孩子，从海盐搬到南京，住进了汤家在秦淮河畔的老宅。她在老宅里建了一座书屋，取名“青棠书屋”。青棠，是她年轻时在海盐澉浦种过的一种花。那花开在夏天，开在墙角，开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花是白的，小小的，一串一串的，像米粒，像星星，像她藏在心底的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她在青棠书屋里读书，写诗，画画，教孩子们写字。她画了一幅又一幅的墨梅，题了一首又一首的诗。她把那些画挂在墙上，把那些诗压在枕下，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一笔一笔地画在纸上。 汤贻汾在江宁府做官，做到晚年，做到头发白了，做到牙齿落了，做到眼睛花了。他辞了官，回到南京，和董琬贞一起，住在青棠书屋里。他以为他可以安度晚年了，以为那些墨梅可以一幅一幅地画，那些诗可以一首一首地题，那些茶可以一直热着，那些灯可以一直亮着。可他错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进攻浙江，炮轰定海。汤贻汾的儿子汤以叙、汤以恒，在军中效力，先后战死。汤贻汾听到消息，一夜之间，白了头。他跪在青棠书屋里，哭得撕心裂肺。他哭着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董琬贞站在他身后，没有哭。她的眼泪，在那些年已经流干了。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看着这个她爱了一辈子的男人，一点一点地碎掉。 汤贻汾后来写了《秋夜》诗：“病叶先零落，寒花后寂寥。”他把自己比作病叶，比作寒花。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可他没想到，他死得那么快。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南京城危在旦夕。汤贻汾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他不能上阵杀敌，不能保家卫国，可他不愿做亡国奴。他穿上朝服，朝着北方的紫禁城，磕了三个头。然后，他投水自尽了。 董琬贞跪在他的遗体前，没有哭。她把他的头抱在怀里，他的脸是白的，白得像她画了一辈子的墨梅。她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水渍，轻轻地合上他的眼睛，轻轻地说了一句：“雨生，你等等我。我很快就来。” 她没有死。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孙子，还有汤家的香火。她必须活着，替他活着，替那些战死的儿子活着，替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孙子活着。 她一个人，活在青棠书屋里，活在那些墨梅画中，活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里。她把汤贻汾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在《青棠书屋词》中写道：“年来怕检旧诗看，诗到愁时更不堪。” “年来怕检旧诗看”——这些年，她怕翻看旧诗。“诗到愁时更不堪”——诗写到了愁的时候，更让人受不了。那些旧诗，是汤贻汾题在她墨梅图上的诗，是他们在青棠书屋里一起写的诗，是她这一生中最珍贵的、最不舍得丢掉的东西。可她怕看。看了，就会想起他；想起他，就会哭。她的眼泪，在那些年已经流干了，可她的心还会疼。疼到她想把那本诗集烧了，烧了，就不用再看了。可她舍不得。那是他留给她的最后的东西。 她晚年，是在青棠书屋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南京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画，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画墨梅了。不是画不动，是不想画了。画梅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画给谁看呢？她把汤贻汾的遗稿整理成集，把那些墨梅图一幅一幅地收好，把那些诗一首一首地抄录。她做完了这些事，就再也没有力气了。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 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南京的青棠书屋里，落在秦淮河的画舫上，落在她画了一辈子的墨梅图上。她走了。 她在《青棠书屋词》中写过这样一句：“年来怕检旧诗看，诗到愁时更不堪。” 那是她一生中最疼的一句。她的诗，是愁的；她的愁，是诗。分不清了。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八章 听雨楼：孙云鹤与兰友词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楼前，便成了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词。那词不是写在纸上的，是绣在心里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是泡在江南的烟雨中、被岁月一点一点酿出来的。她叫孙云鹤，字兰友，一字仙品，钱塘人。她有一个姐姐叫孙云凤，还有一个妹妹叫孙云鹏，三姐妹都是袁枚的女弟子，都是随园女弟子中不可多得的才女。 她的名字叫“云鹤”，云是云，鹤是鹤。云是天上飘的，鹤是地上飞的。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云，飘在姐姐的影子里；也活成了一只鹤，飞在别人的目光中。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座听雨楼，只有那卷《听雨楼词》，只有那些藏在词里的、谁也偷不走的心事。 她的词集叫《听雨楼词》。楼是她父亲孙春岩在钱塘的老宅里建的，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芭蕉，楼后种着一片翠竹。每当夜深人静，她一个人坐在楼上，听着窗外的雨声，雨打在芭蕉上，滴滴答答，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 她在那座楼里住了很多年。不是她想住，是她不得不住。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孙家的二小姐，是金家的媳妇，是随园的女弟子，是袁枚的学生。她有很多身份，可她没有一个是她自己。她只有在听雨楼里，在那盏孤灯下，在那卷薄薄的词稿前，才是她自己。 她在《听雨楼词》的自序中写道： “此词上卷半属儿时所为，藏之箧中十馀年矣。次卷庚申后作，多伤离忆远，抚今追昔之言，录为自遣之计。” “多伤离忆远”——她的词里，写得最多的，是离别。离别故乡，离别亲人，离别姐姐，离别那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她写了无数遍，写到手都肿了，写到眼睛都花了，写到纸都皱了。可她还是要写。不写，她会疯的。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 那是乾隆朝的中期，是乾嘉盛世最繁华的岁月。西湖的画舫来来往往，孤山的梅花开了又谢，钱塘江的潮水涨了又落。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水结缘，与花结缘，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结缘。 孙家是杭州的官宦世家。她的父亲孙嘉乐，号春岩，官至四川观察使，是个学问极好、为官清廉的人。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孙云鹤是家中次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让父亲都惊叹不已。 可她最喜欢的，不是诗，是词。诗太硬了，太规矩了，太像一个被礼教束缚住的女人了。词不一样。词是软的，是轻的，是可以撒娇的，是可以哭的，是可以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藏在字缝里的。她爱词，爱到骨子里。 她的姐姐孙云凤，字碧梧，也是袁枚的女弟子，也是随园女弟子中不可多得的才女。姐妹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填词，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姐姐比她大几岁，比她早结婚，比她早成名，比她早被袁枚赏识。她跟在姐姐身后，像一只小鹤，跟着一只大鹤飞。她不嫉妒，不羡慕，不怨恨。她只是跟着，跟着，跟着，跟了一辈子。 她在《听雨楼词》中写过一首《祝英台近》，是写给姐姐的： “曲阑低，深院锁。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雨雨风风，春偏搁住，便花事、从今无那。待来过。若是依旧清狂，吟魂待谁呵。钗朵妆鬟，分付影儿亸。算来最是魂消，凄迷灯火，且休说、被衾熏过。” “曲阑低，深院锁”——曲栏杆低低的，深深的院子锁着她。“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恨海茫茫，她觉得自己已经堕入其中。“那堪雨雨风风，春偏搁住”——哪堪那雨雨风风，春天偏偏被搁住了。“便花事、从今无那”——花事从今以后，无可奈何。“钗朵妆鬟，分付影儿亸”——钗朵妆鬟，都交给了影子。“算来最是魂消，凄迷灯火”——算来最是魂消的时候，是凄迷的灯火。“且休说、被衾熏过”——且不要说，被子已经熏过了。 这首词，写的是她的孤独，也是姐姐的孤独。她们都是孤独的。姐姐的孤独比她更深，因为姐姐嫁的人不懂诗。她的孤独比她更浅，因为她嫁的人至少还懂一点。可她们的孤独，是一样的——都是被时代困住的、无处可逃的、只能在词里寻找出口的孤独。 孙云鹤十八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县丞金玮，一个官职不大、俸禄不多、可人品端正、读书刻苦的小官。金家不是名门，不是望族，只是普通的书香人家。金玮的官职是县丞，七品芝麻官，在官场上微不足道。可孙云鹤不在乎。她在乎的，不是官位，不是俸禄，不是名分，而是那个人。 金玮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他不会写诗，可他读得懂。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不会说“写得好”，只会说“我喜欢”。就这两个字，够了。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称赞，够一千倍，一万倍。 婚后，她跟着金玮，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各地。金玮做官，她跟着；金玮调任，她跟着；金玮被贬，她也跟着。她跟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走过了万里河山，走过了那些她从未想过会去的地方。 她在《金缕曲》中写道： “千里关山隔。痛慈颜、仙游去也，今生永诀。寒食棠梨风共雨，又是期年使节。盼一拜、灵帷难得。寸寸柔肠非剑断，更行行、清泪如珠滴。” “千里关山隔”——千里的关山，隔开了她与故乡。“痛慈颜、仙游去也”——她痛心的是，母亲的容颜已经仙游去了。“寒食棠梨风共雨”——寒食节，棠梨花开，风雨交加。“又是期年使节”——又是一年过去了。“盼一拜、灵帷难得”——她想拜一拜母亲的灵帷，可难得。“寸寸柔肠非剑断”——她的柔肠不是剑斩断的，是思念磨断的。“更行行、清泪如珠滴”——一行一行的清泪，像珠子一样滴下来。 这首词写的是她对母亲的思念，也是她对故乡的思念。她跟着丈夫，走了太远，远到连回家扫墓都成了奢望。她只能在词里哭，在词里喊，在词里把那颗碎成粉末的心，一片一片地捡起来，粘回去。粘好了，又碎了。碎了，再粘。反反复复，一辈子。 她在广州住过。 广州很远，远到杭州的海，远到钱塘的潮，远到她梦里都回不去的地方。她在广州的邸舍里，完成了《听雨楼词》的最后校订。 嘉庆十九年（1814年）七月，她在广州邸舍写下了自序。序中写道： “昔先严有言：闺中儿女子之言，不足为外人道。然而积习未忘，人情不免。多年心血若听其散失无存，亦觉可惜，令自录而藏之。今之此举，固非所望，然不敢固辞者，盖因先严平日溺爱之心，且重违先生一时表彰之意，是以略加删校，并志数言。” “闺中儿女子之言，不足为外人道”——这是她父亲说过的话。闺中女儿的诗文，不该给外人看。她记得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可她不甘心。她不甘心把自己写了几十年的词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她不甘心让那些心血白流，让那些眼泪白流，让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出的字，变成一堆废纸。 所以她印了。她把《听雨楼词》印成了书，让那些词走出了闺阁，走出了杭州，走出了江南，走到了她父亲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 她在《听雨楼词》中写过一首《点绛唇》： “黄鹤楼头，塞鸿声里清秋暮。水边归路。人立斜阳渡。十二屏山，有个人凝伫。知何处。暝烟残雾。几点潇湘树。” “黄鹤楼头，塞鸿声里清秋暮”——黄鹤楼上，塞鸿的叫声里，秋天已暮。“水边归路”——水边，是回家的路。“人立斜阳渡”——她站在斜阳下的渡口。“十二屏山，有个人凝伫”——十二屏山那边，有个人久久地凝望着。“知何处”——知道她在哪里吗？“暝烟残雾”——暮烟残雾，茫茫一片。“几点潇湘树”——只有几棵潇湘的树。 这首词写得太好了。黄鹤楼是崔颢的楼，是李白的楼，是无数文人墨客登高望远的楼。她不是文人墨客，她只是一个想家的女人。她站在黄鹤楼上，不是为了怀古，是为了看那条回家的路。可路太远了，远到她看不见；水太深了，深到她淌不过去。她只能站在那里，站着，站着，站到黄昏，站到天黑，站到那几点潇湘树都模糊成了一片青色的雾。 她是袁枚的女弟子。 袁枚收了上百个女弟子，她的姐姐孙云凤是最出色的一个。她不是最出色的，可她是最用功的。她写了很多词，填了很多词，改了很多词，烧了很多词。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袁枚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选录了她的诗。她在随园女弟子的长卷《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中，占了一个位置。那是乾隆壬子年（1792年）的事。那一年，宝石山庄的湖楼诗会，群芳毕至，她坐在姐姐旁边，穿着淡青色的衫子，挽着简单的发髻，眉目清秀，神情淡然。她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说：我来过了，我写过了，我活过了。 她在《贺新凉·答随园先生除夕告存诗》中写道： “一纸飞书至，报随园，烟霞杖履，依然人世。梨枣思传多少客，白发青山谁记。又屈指、春风来矣。绿酒红灯刚九曲，忽惊心、除夕人犹是。愁与病，倩谁理。当时少小情难已。到而今、浮生过半，一番弹指。旧雨不来新雨至，且喜东君料理。便笑索、梅花同醉。满目江山诗一卷，问何如、玉树埋蒿里。期百岁，共欢喜。” “一纸飞书至”——一张纸的信飞到了。“报随园，烟霞杖履，依然人世”——告诉她，随园老人还在，烟霞杖履，依然在人间。“梨枣思传多少客”——她想把诗词刻成书，传给多少客人。“白发青山谁记”——白头发，青山，谁能记得住？“又屈指、春风来矣”——又屈指一算，春天来了。“绿酒红灯刚九曲”——绿酒红灯，刚刚过了九曲。“忽惊心、除夕人犹是”——忽然惊心，除夕了，人还是那个人。“愁与病，倩谁理”——愁和病，谁来料理？“旧雨不来新雨至，且喜东君料理”——旧雨不来，新雨到了，幸好有春神来料理。“便笑索、梅花同醉”——她笑着向梅花索酒，一起醉。“满目江山诗一卷”——满目江山，都写进了这一卷诗里。“问何如、玉树埋蒿里”——问一问，这比玉树埋在蒿草中如何？“期百岁，共欢喜”——她希望活到一百岁，和老师一起欢喜。 这首词写得太豁达了。可她心里的苦，藏不住。藏在“愁与病，倩谁理”里，藏在“旧雨不来新雨至”里，藏在“满目江山诗一卷”里。她的江山，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她一个人的江山——一个跟着丈夫宦游四海、颠沛流离、靠词活着的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邸舍、一盏灯、一卷词稿；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她活了多久？没有人知道。 史料上没有记载。她的生年不详，她的卒年不详，她的葬地不详，她的子女不详。一切都不详。她像一滴雨，落在听雨楼的瓦檐上，顺着屋檐滴下来，滴进芭蕉叶里，滴进泥土里，滴进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里。 可她存在过。她的《听雨楼词》存在过，她的《春草间房》存在过，她的《侣松轩》存在过。她的名字，被记载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随园女弟子诗选》里，被后人铭记。 胡晓明评价她：“展现了生命真切诚挚之情。”她的词，是真诚的，是诚挚的，是用命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江南的雨泡出来的，用她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她心头的那一点点血养出来的。 她在《听雨楼词》的自序中写道： “至于词之工拙，非鹤之所得而知也。” “非鹤之所得而知也”——她不知道自己的词写得好不好。这不是谦虚，是真心话。她不知道。她只是把自己心里的话写出来，写给雨听，写给风听，写给灯听，写给那棵芭蕉听。她不知道这些词会不会有人读，会不会有人懂，会不会有人记得。她只知道，她写了。写了，就够了。 她不需要被人记住。她只需要那些词，在某个下雨的夜晚，被某个人读到，在某个人心里，留下一道细细的、浅浅的、怎么也抹不掉的痕。 那道痕，叫江南。叫雨。叫听雨楼。叫孙云鹤，字兰友，一字仙品，钱塘人，县丞金玮妻，袁枚的女弟子，孙云凤的妹妹，一个写了三十年词、却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的女人。 很多年后，有人在杭州的某条小巷里找到了听雨楼的旧址。 楼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几株芭蕉还在，叶大如伞，绿得像翡翠。雨打在芭蕉上，滴滴答答，像她在世时写的那首词，那首她没有题目、没有落款、只有二十八个字的小令。 她在那首小令里写道： “蕉叶离离，雨声滴滴。夜长人静，此情何极。” 蕉叶离离，雨声滴滴。夜长人静，此情何极。没有题目，没有落款，只有二十八个字。二十八个字，写尽了她的一生。蕉叶离离，是她的孤独；雨声滴滴，是她的眼泪；夜长人静，是她的等待；此情何极，是她说不出口的、没有尽头的思念。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听雨楼里，下在她的芭蕉叶上，下在她的词稿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点绛唇》中写过这样一句： “黄鹤楼头，塞鸿声里清秋暮。” 她站在黄鹤楼上，看着塞鸿南飞，听着清秋的暮声，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故乡，是姐姐，是父亲，是丈夫，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说，可她写出来了。写在纸上，写在雨里，写在江南的烟雨中，写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八章完 第三十九章夫妻缘已尽 徐裕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兰韫诗草》上，便凝成了一粒一粒的珠。那珠子不是圆的，是碎的，碎成齑粉，碎成尘，碎成她指尖那朵未曾画完的兰花的花瓣。她是徐裕馨，字兰韫，一个从钱塘烟水中浮上来的名字，像一枚被时光磨得发亮的青瓷片，搁在随园十三女弟子的长卷里，搁在袁枚那句“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的赞叹里，搁在西泠拍卖行的精写刻本里，搁在所有读到她的诗、却再也找不到她的人心里。 她是大学士徐本的孙女。徐本，字立人，号又峰，康熙五十七年的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是乾隆朝最受倚重的满汉大臣之一。徐家是钱塘的簪缨世族，钟鸣鼎食，诗书传家。可徐裕馨出生的时候，徐家已经不像她祖父在世时那样煊赫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骆驼瘦了，终究还是瘦了。她从一出生，就注定要活在祖父的影子里，活在“大学士孙女”这五个字的阴影下。那五个字，像一顶镶满了珠玉的帽子，戴在头上，太重了，重得她一辈子都没有抬起过头来。 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祖父的功名，不是家族的门楣，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荣华富贵。她在乎的，只有那卷被她藏在枕底下的、用蝇头小楷一笔一划抄录的《兰韫诗草》。 她嫁给了一个叫程焕的诸生。 诸生，不是进士，不是举人，甚至连贡生都不是。诸生就是秀才，一个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挤了一辈子、连乡试的门槛都摸不到的穷秀才。程家不是名门，不是望族，只是钱塘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程焕的官职是诸生，芝麻大的功名，在官场上微不足道。可徐裕馨不在乎。她在乎的，不是功名，不是俸禄，不是门当户对，而是那个人。程焕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他不会写诗，可他读得懂。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不会说“写得好”，只会说“我喜欢”。就这三个字，够了。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称赞，够一万倍。 她二十二岁那年，嫁给了程焕。出嫁那天，钱塘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很急，像老天爷在替谁流泪。她坐在花轿里，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西湖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湖边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可现在，她要嫁人了，要离开徐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她不怕。她知道程焕是那个懂她的人，是那个她等了二十二年才等来的人。她嫁给他，是嫁给爱情，不是嫁给婚姻。 可她没有等到白头。 婚后第三年，她二十五岁那年，程焕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徐裕馨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程焕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她守在床边，握着丈夫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 程焕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 徐裕馨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程焕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 徐裕馨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程焕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 那一年，她二十五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程家的媳妇，是程焕的妻子，是程焕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程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程焕的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兰韫诗草》中写过一首《哭夫》： “廿载夫妻缘已尽，一棺长夜恨难平。从今怕向灯前坐，怕见孤影照双星。” “廿载夫妻缘已尽”——二十年的夫妻缘分，说尽就尽了。“一棺长夜恨难平”——一具棺材，一个长夜，她心里的恨怎么也平不了。“从今怕向灯前坐”——从此以后，她怕坐在灯前。“怕见孤影照双星”——她怕看到自己的孤影，照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一次，她呢？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写的是自己的悲痛，也是天下所有寡妇的悲痛。她的悲痛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程焕死后，徐裕馨把自己关在兰韫楼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程焕的诗稿编成《程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把自己多年的诗稿也整理成集，取名《兰韫诗草》。“兰韫”二字，是她的字，也是她的命。兰是幽兰，韫是蕴藏。她是一株幽兰，藏在深山之中，没有人看见，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那卷诗草，只有那些藏在字缝里的、谁也偷不走的心事。 她在《兰韫诗草》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程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舟车劳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兰韫诗草》。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袁枚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徐兰韫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兰韫诗草》一卷，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袁枚不仅称赞她的诗，还把她列为随园十三女弟子之一。乾隆壬子三月，袁枚寓居西湖宝石山庄，吴会女弟子纷纷前来受业。袁枚请尤诏、汪恭绘制《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徐裕馨名列其中。在那幅长卷中，她坐在姐姐孙云凤旁边，穿着淡青色的衫子，挽着简单的发髻，眉目清秀，神情淡然。她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说：我来过了，我写过了，我活过了。 可那幅画完成后的第四年，她就死了。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徐裕馨在钱塘病逝，年仅二十五岁。她死的那天，钱塘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西湖，罩住了兰韫楼，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她的家人把她安葬在西湖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和程焕的坟并排立着。两座坟，紧紧挨着，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墓碑上刻着“徐裕馨之墓”几个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兰韫女史。”她终于可以休息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杭州西湖边找到了兰韫楼的旧址。楼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株梅花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座西湖。 那是徐裕馨亲手种的梅。她死后，梅花每年都开。开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她诗里写的那句——“兰韫幽香不自持”。那幽香，飘了两百年，还在飘；那诗，传了两百年，还在传。 她在《兰韫诗草》中写过这样一句： “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 她写的是别人，也是她自己。她是那个扫眉才子，是那个随园老人难得遇见的贤才。可她只活了二十五年，短到来不及写完所有想写的诗，短到来不及画完所有想画的画，短到来不及好好活一次。可她已经在那寥寥几十首诗里，活过了。她的诗，比她的人活得更久。 西泠拍卖行的那册《兰韫诗草四卷》，在2011年的拍卖会上，以六万九千元成交。六万九千元，买的是一个死去的女子的诗。那些诗写在纸上，纸已经黄了，边角已经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字迹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那些字里，藏着她二十五年的人生，藏着她对程焕的爱，藏着她对袁枚的敬，藏着她对西湖的恋，藏着她对梅花的痴。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徐裕馨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杭州的西湖上，落在兰韫楼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株梅花的枝头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石缝里的梅花，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二十五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过这样一句： “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 那二贤，是孙云凤，是席佩兰，是所有那些被历史记住的、被时间磨不掉的才女。徐裕馨也是那二贤之一。她是躲在角落里的那一贤，是藏在阴影里的那一贤，是那幅长卷里最不起眼的那一贤。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名次，不是排位，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在乎的，只有那卷《兰韫诗草》，只有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只有那个在江南烟雨中永远不肯低头的自己。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三十九章完 第四十章秋风里 许德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她的《问月楼诗草》里，便成了一湖打碎了的月影。那月影不是圆的，是碎的，碎成一片一片的银箔，浮在墨色的水面上，像她这一生——从一开头就碎了，可碎得那么亮，那么闪，那么让人不敢直视。她是许德馨，字心微，号问月楼主，钱塘人氏。 她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卒年不详，大约在道光年间。她是许家的女儿，许家的媳妇，袁枚的女弟子，一个在随园十三女弟子的长卷里只露了半张脸、却在她的《问月楼诗草》里活了一整辈子的女子。她的诗集叫《问月楼诗草》，她的词集叫《问月楼词》，她的楼叫问月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桂树，楼后种着一片翠竹。每当月圆之夜，她一个人坐在楼上，望着天上的月亮，问它：你为什么圆了又缺，缺了又圆？你为什么照着别人，也照着我？你为什么看着那些团圆的人笑，也看着我这个不团圆的人哭？ 月亮不回答。月亮只是亮着。亮了一千年，一万年，亮到她死了，月亮还在亮。 许德馨是许宗彦的堂妹。许宗彦，字积卿，一字周生，德清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嘉庆四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他是乾嘉年间著名的学者、诗人，著有《鉴止水斋集》。许宗彦的夫人，是梁德绳——就是那位续写《再生缘》的女诗人。许家一门风雅，兄嫂皆工吟咏。许德馨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耳濡目染，从小就显出了过人的诗才。 可她的才，是藏在月亮里的。她不像她的堂嫂梁德绳那样光芒四射，不像随园其他女弟子那样争奇斗艳。她只是一个人，坐在问月楼上，对着月亮，写自己的诗。那些诗，像月光一样，淡淡的，冷冷的，薄薄的，风一吹就散了。可她没有让它们散。她把它们收起来，收进《问月楼诗草》里，收进那些泛黄的纸页里，收进那些被虫蛀过的字缝里，收进时间的最深处。 她在《问月楼诗草》的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许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舟车劳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问月楼诗草》。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她嫁的是许家的一个远房子弟，叫许某。史料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只说她是“许宗彦之从弟妇”——堂弟的妻子。她从一个许家，嫁到了另一个许家。她从一个问月楼，搬到了另一个问月楼。她的丈夫也是个读书人，可他的才情平平，诗写得不怎么样，词填得不怎么样，连科举也考得不怎么样。可他懂她。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他不会写，可他读得懂。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不会说“写得好”，只会说“我喜欢”。就这三个字，够了。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称赞，够一万倍。 婚后，她跟着丈夫，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各地。许某做官，她跟着；许某调任，她跟着；许某被贬，她也跟着。她跟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走过了万里河山，走过了那些她从未想过会去的地方。她见过黄河，见过秦岭，见过华山，见过那些她在钱塘从未见过的壮阔与苍茫。她的诗，也因此有了别的闺阁女子没有的气象。 可她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湿的。湿得发霉，湿得长苔，湿得像问月楼墙角那一小块永远晒不到太阳的青砖。 她在《舟中》写道： “一棹秋风里，行行又几程。云移山欲动，潮退岸还平。野阔人烟少，天空雁影横。孤舟今夜泊，何处月光明。” “一棹秋风里”——一叶扁舟，在秋风里。“行行又几程”——走了一程又一程。“云移山欲动”——云在移动，山像是要动起来。“潮退岸还平”——潮退了，岸又平了。“野阔人烟少”——原野辽阔，人烟稀少。“天空雁影横”——天空高远，雁影横斜。“孤舟今夜泊”——孤舟今夜停泊在。“何处月光明”——哪里的月光明？ 这首写得太大了。云，山，潮，岸，野，天，雁，孤舟，明月——每一个意象都大得惊人。可她的写法是小的——“孤舟今夜泊，何处月光明”。她把整个宇宙，缩进了那一叶孤舟里，缩进了那一片月光里。她不需要泰山，不需要黄河，不需要铁马冰河，不需要金戈铁马。她只需要一盏灯，一卷书，一叶舟，和窗外那一轮永远照着她、也照着别人的月亮。 她是袁枚的女弟子。 袁枚收了上百个女弟子，她是其中之一。她的堂嫂梁德绳是袁枚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她跟在堂嫂后面，像一只小鹤，跟着一只大鹤飞。她不嫉妒，不羡慕，不怨恨。她只是跟着，跟着，跟着，跟了一辈子。 袁枚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选录了她的诗。她在随园女弟子的长卷《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中，占了一个位置。那是乾隆壬子年（1792年）的事。那一年，宝石山庄的湖楼诗会，群芳毕至，她坐在梁德绳旁边，穿着淡青色的衫子，挽着简单的发髻，眉目清秀，神情淡然。她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说：我来过了，我写过了，我活过了。 可那幅画完成后的第三年，她最亲的堂嫂梁德绳，就永远离开了她。 梁德绳死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冬天。许德馨听到消息，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嫂嫂，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梁德绳不能回答她了。她只能一个人，坐在问月楼上，对着月亮，写一首又一首的悼亡诗。 她在《哭嫂》中写道： “忆昔同吟问月楼，花前月下几春秋。而今人去楼空在，月自圆圆水自流。” “忆昔同吟问月楼”——她记得从前和嫂嫂一起在问月楼吟诗。“花前月下几春秋”——花前月下，过了几个春秋。“而今人去楼空在”——现在人走了，楼还在。“月自圆圆水自流”——月亮自己圆着，水自己流着。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它不刺激，不浓烈，可它一直在，在舌头根上，在喉咙里，在心口窝，怎么咽也咽不下去。 她在《问月楼词》中写过一首《浣溪沙》： “细雨霏霏湿画帘，小楼孤影夜厌厌。病中情绪最难堪。欲写新词愁未稳，怕听残漏恨难添。一灯红晕照冰蟾。” “细雨霏霏湿画帘”——细雨霏霏，打湿了画帘。“小楼孤影夜厌厌”——小楼上，她的孤影，夜太长了。“病中情绪最难堪”——病中的情绪，最难堪。“欲写新词愁未稳”——她想写新词，可愁绪未稳。“怕听残漏恨难添”——她怕听到残漏的声音，恨难再添。“一灯红晕照冰蟾”——一盏灯，红红的光晕，照着冰蟾。 这首词写得太好了。“一灯红晕照冰蟾”——冰蟾是月亮，是月宫里的蟾蜍。她用一盏灯，照着月亮。月亮本来不需要灯照，可她偏要照。不是因为月亮不亮，是因为她太暗了。她需要那一点点的光，照亮自己，也照亮那个永远不会来的他。 她写的是自己的病，也是自己的命。她的命，像那盏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着。亮了一辈子，亮到灯油都干了，亮到灯芯都焦了，可它还亮着。 她死在哪一年？没有人知道。史料上没有记载。她的生年我们还能从袁枚的诗话里推出来——大约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左右，她的卒年则完全是个谜。她像一滴雨，落在问月楼的瓦檐上，顺着屋檐滴下来，滴进桂树根里，滴进泥土里，滴进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里。 可她存在过。她的《问月楼诗草》存在过，她的《问月楼词》存在过，她的名字被记载在《随园女弟子诗选》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后人铭记。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评价她：“许心微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问月楼》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珍珠。那不是普通的珍珠，是泪珠凝成的珍珠，是血珠凝成的珍珠，是心珠凝成的珍珠。她的诗不多，可每一首都像是用月光磨出来的，薄薄的，亮亮的，轻轻地搁在纸上，风一吹就飞了。可它们没有飞走。它们还在那里，在那些发黄的书页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字缝里，在那些被时间磨得模糊的墨迹里。 很多年后，有人在杭州西湖边找到了问月楼的旧址。楼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几株桂树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秋天，桂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座西湖。 那是许德馨亲手种的桂。她死后，桂树每年都开花。开得比别处的桂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桂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她诗里写的那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那香不是从人间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月亮里来的，是从她那些永远读不腻的诗里来的。 她在《问月楼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江山。” 那盏灯，灭了。可那江山，还在。那江山不是铁马冰河的江山，不是龙椅玉玺的江山，而是她一个人的江山——一个跟着丈夫宦游四海、颠沛流离、靠词活着的女人的江山。那江山很小，小到只有一间邸舍、一盏灯、一卷词稿；那江山很大，大到装下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许德馨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杭州的西湖上，落在问月楼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几株桂树的枝头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石缝里的桂花，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几十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问月楼诗草》中写过这样一句： “一灯红处见江山。” 那盏灯，是她用命点的。那江山，是她用命画的。那诗，是她用命写的。她死了，可她的灯还在，她的江山还在，她的诗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月圆的中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盏灯还亮着，那江山还活着，那诗还飘着香。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章完 第四十一章 古香亭：王朗与羼提道人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常州金坛的茅山脚下，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黛青。那黛青不是春山的青，是秋山的青——被霜打过、被雾浸过、在岁月里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怎么也洗不掉的青。像她穿了一辈子的那件道袍，青布素服，不染纤尘，可袖口磨破了，领口泛白了，补丁摞着补丁，摞成了一本无字的经书。 她叫王朗，字仲英，号无生子，自称羼提道人。 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词人。她的父亲王彦泓，字次回，是明代末年最著名的艳体诗人。他的《疑雨集》写得浓艳入骨，“个人已远，情韵如生”，在明末文坛上独树一帜。可他的女儿，不写艳体。她写的是断肠草，是古香亭，是羼提阁——那些名字里，藏着她的一生。 她嫁给了秦德澄。秦德澄是金坛的读书人，娶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爱写诗的小姑娘。他读她的诗，读得心头一颤，对她说：“你的诗，比岳父的干净。”她听了，脸红了。她不敢说自己比父亲干净，可她心里知道，她的词，确实比父亲的诗干净。父亲的诗太浓了，浓得像桂花酿，喝一口就醉。她的词是淡的，淡得像茅山的云雾，飘在半山腰，不浓不烈，可它在那里，在那些松针的尖上，在那些石阶的缝隙里，在那些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去的山谷中。 她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秦松龄。秦松龄，字汉石，号次游，清初有名的词人。他的词学南宋，宗姜夔、张炎，词风清空骚雅，与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等人唱和，名重一时。可他的词里，有他母亲的影子。那影子不是浓的，是淡的；不是实的，是虚的；不是刻在纸上的，是写在风里的。他学会了母亲的那一种淡，学会了把最浓的感情藏在最淡的句子里，像母亲把一辈子的苦，藏在那件青布道袍的补丁底下。 她中年以后，皈依了佛门。不是因为她信佛，是因为她需要佛。佛告诉她，一切都是空的——富贵是空的，功名是空的，爱情是空的，愁也是空的。空了好，空了就不疼了。空了，她的心就可以歇一歇了。她建了一座小阁，取名“羼提阁”，又在阁旁筑了一座“古香亭”。她在阁里诵经，在亭里写诗。那些诗，比她年轻时的词更淡了，淡到像白水，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不是白水，是泪。她的泪流了一辈子，流到后来，连咸味都没有了，只剩下水，只剩下那一点点湿。 她的词集叫《羼提阁集》，她的诗集叫《古香亭诗》。羼提，是梵语，忍辱的意思。她忍了一辈子——忍丈夫的早逝，忍儿子的远游，忍家族的衰落，忍那些流言蜚语，忍这个对女人从不公平的世界。她忍了，忍到忍无可忍，还要忍。因为她是羼提道人，她是无生子，她是一个把忍字刻在骨头里的女人。 她出生的时候，常州下着雨。 那是万历末年，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金坛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的女儿，在王家老宅的院子里，追着蝴蝶跑，跑得满头大汗，跑到蝴蝶飞过了墙头，跑到她再也追不上。 她的父亲王彦泓，是金坛城里最有名的才子。他的《疑雨集》传到扬州，传到苏州，传到杭州，传到每一个有文人的地方。那些文人读了他的诗，有的拍案叫绝，有的摇头叹息。拍案的人说他是“晚唐遗韵”，摇头的人说他是“艳体末流”。他不在乎。他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些。他在乎的，只有女儿。 他教女儿读诗，读的不是他自己的诗，是《诗经》，是《离骚》，是《花间集》，是李商隐的《无题》。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 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羼提阁里，藏在她的古香亭中，藏在那些她诵了一万遍的经文底下。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嫁了人。嫁的是秦德澄。秦德澄是金坛的秀才，家道殷实，为人正直，也写诗。他的诗不如岳父的艳，可他的情，比岳父的真。他娶她的时候，她还年轻。她的眼睛亮得像茅山上的星星，她的笑声脆得像山涧里的泉水。他牵她的手，她的手是软的，是暖的，是让人握住了就不想松开的。他以为自己会握一辈子。可他错了。 秦德澄死了。死在什么时候，史料上没有记载。只知道他死得很早，早到他们的儿子秦松龄还没有长大，早到王朗还没有写完那首写给母亲的词，早到古香亭里的梅花才开了两季。他死了，她成了寡妇。 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秦家的媳妇，是秦德澄的妻子，是秦松龄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秦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秦德澄的事。她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教儿子读书上。她教他认字，教他写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传给了儿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秦松龄没有辜负她。他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国史院编修。他是清初词坛上的一颗新星，与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等人并称“浙西词派”的早期代表。可他的词里，有他母亲的影子。那影子藏在“清空骚雅”的句子里，藏在“姜夔、张炎”的词风底下，藏在那些后人不注意的缝隙中。 她读了儿子的词，没有夸他。她只是说：“你写得比我好。”秦松龄说：“娘，你的词才叫好。你的词，比我干净。” 她笑笑，不说话。她知道儿子不是恭维她。她的词，确实比儿子的干净。可那干净，是她用一辈子的苦换来的。 中年以后，她皈依了佛门。她建了一座小阁，取名“羼提阁”。羼提，是梵语，忍辱的意思。她忍了一辈子，忍到忍无可忍，还要忍。她在阁里诵经，诵《金刚经》，诵《心经》，诵《往生咒》。她诵了一万遍，十万遍，百万遍。她不是为了修来世，是为了忘今生。今生太苦了，苦到她不想记得。可她忘不掉。那些苦，像刻在石头上的字，雨水冲不掉，时间磨不平。她只能把它们压在经文底下，压一层，再压一层，压到经文够厚了，就看不见了。可她知道，它们还在。在经文底下，在石头缝里，在她那颗已经不会疼了的心底。 她在阁旁筑了一座亭，取名“古香亭”。古香是旧书的香，是梅花的香，是她年轻时写在纸上的那些字的香。那些字，纸已经黄了，墨已经淡了，可香还在。那香，不是鼻子的香，是心的香。她站在亭子里，闭上眼睛，就能闻到。闻到那些年，她坐在灯下，一笔一划写字时，墨汁里渗出来的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 她在《古香亭》中写道： “小筑茅亭傍石根，梅花开处古香存。只今惟有青山在，曾见当年旧墨痕。” “小筑茅亭傍石根”——她在山石旁建了一座小小的茅亭。“梅花开处古香存”——梅花开了，古香还在。“只今惟有青山在”——如今，只有青山还在。“曾见当年旧墨痕”——青山曾经见过她当年的旧墨痕。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羼提阁的经书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在《羼提阁集》中，有一首《踏莎行》，写的是春暮。 “芳草纤纤，游丝冉冉。春魂一缕随风飐。画楼人静日初长，珠帘半卷垂杨掩。蝶梦初回，莺声未减。绿阴满地红香惨。玉箫声断晚烟寒，梨花满地无人管。” “芳草纤纤，游丝冉冉”——芳草纤纤的，游丝冉冉的。“春魂一缕随风飐”——春魂一缕，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画楼人静日初长”——画楼上，人静了，白天刚开始变长。“珠帘半卷垂杨掩”——珠帘半卷，被垂杨掩住了。“蝶梦初回，莺声未减”——蝴蝶的梦刚刚回来，黄莺的声音还没有减少。“绿阴满地红香惨”——绿阴铺满了地，红香惨淡。“玉箫声断晚烟寒”——玉箫的声音断了，晚烟冷了。“梨花满地无人管”——梨花落了满地，没有人管。 这是她写得最艳的一首词。可那艳，不是她父亲的艳。父亲的艳是浓的，像胭脂，抹在脸上，红得刺眼。她的艳是淡的，像梨花，开在枝头，白得让人心疼。“梨花满地无人管”——那是她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梨花落了满地，没有人管，没有人扫，没有人捡。那些花，像她的命，开了，落了，枯了，烂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记得。 可她不后悔。她开过。开在那年春天，开在那座古香亭旁，开在羼提阁的经书底下。没有人看见，可她看见了。她看见自己开过，就够了。 秦松龄后来官运亨通，从翰林院编修做到国史院侍读学士，又从侍读学士做到顺天学政。他走遍了半个中国，见过康熙皇帝，见过纳兰性德，见过那些名满天下的文人墨客。可他最想念的，还是金坛那座小小的羼提阁，还是阁里那个穿着青布道袍、在灯下诵经的母亲。 他写信给母亲，说：“娘，京城太远了，我回不去。” 母亲回信说：“你不要回来。你在外面好好做官，替秦家争气，替娘争气。” 秦松龄读着母亲的回信，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了下来。那信纸上，没有泪痕，可他知道，母亲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哭了。母亲不会在信上哭，可她会在心里哭。她的心，从父亲死的那天起，就没有干过。它永远是湿的，湿得发霉，湿得长苔，湿得像羼提阁墙角那一小块永远晒不到太阳的青砖。 他在《羼提阁集》的序言中写道：“先妣王太夫人，幼聪慧，工诗词。及长，归先府君。不数年，先府君见背，太夫人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太夫人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词清空骚雅，有姜夔、张炎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清空骚雅，有姜夔、张炎之风”——那是他给母亲的评价。可他知道，母亲的词，比姜夔的瘦，比张炎的淡，比那些南宋的词人，更像她自己。 她晚年，是在羼提阁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金坛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词，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不再写词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词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秦德澄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金坛的老宅上，落在羼提阁的瓦檐上，落在古香亭前的梅花树上。她走了。 她的《羼提阁集》和《古香亭诗》，被她的儿子秦松龄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秦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羼提阁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羼提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 “梨花满地无人管。”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梨花落了满地，没有人管。她的命，也像那梨花，开了，落了，枯了，烂了，没有人管。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人管，是字写出来。写出来了，就够了。纸会黄，会脆，会碎。可字不会。字是她的魂，是她的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行李。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羼提阁里，下在她的古香亭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古香亭诗》中写过这样一句—— “只今惟有青山在，曾见当年旧墨痕。” 青山还在，墨痕还在，她也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梅花开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二章 蝴蝶飞过：那些没有长卷的女诗人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随园十三女弟子的长卷里，坐着席佩兰，坐着金逸，坐着孙云凤，坐着屈秉筠，坐着归懋仪，坐着徐裕馨——她们的眉目被笔勾过，她们的衣褶被墨染过，她们的名字被反复书写过。可画卷的边缘，总有几个落款淡淡的身影，像蝴蝶翅膀上洒落的磷粉，在光线下闪了一下，就再也看不见了。 她们也是随园的女弟子，也写过诗，也流过泪，也在深夜的灯前把心事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可她们的词，没有被刊刻；她们的诗，没有被收录；她们的名字，在史料里只有寥寥几笔——有的甚至连“寥寥几笔”都没有，只有一滴墨渍，晕开了，就再也找不到痕迹了。 这一章，我想写她们。不是写一个，是写一群。是写那些落在画卷边缘的、被历史漏掉的、在江南的烟雨中独自开过又独自谢了的花。 廖云锦，字蕊珠，号织云、锦香居士，华亭人。她是袁枚的女弟子。她嫁给泗泾马氏，丈夫姓马，叫什么，已经没人记得了。她早寡。她守着那座读画楼，一个人住，一个人画，一个人写。她没有孩子，没有依靠，没有盼头。她只有诗，只有画，只有窗外的雨。 她写过一首《咏秋燕》，只有两句流传下来。可这两句，已经够了： “伤心春雨香泥尽，羡尔先归到故乡。” “伤心春雨香泥尽”——春天的雨停了，泥土里的香也尽了。“羡尔先归到故乡”——她羡慕燕子，能先她一步飞回故乡。她的故乡在哪里？在华亭，在泗泾，在那些她再也回不去的春天里。 她画花鸟。她不用笔勾勒轮廓，只是用颜色点染。她把颜料点在纸上，让它自己晕开，晕成花瓣，晕成叶子，晕成一只正在飞翔的燕子。她的画是活的，是会呼吸的。可她的呼吸，太轻了。轻到没有人听见。 她住在读画楼里，读别人的画，也读自己的画。读画楼的每一扇窗都朝向南方。南方的雨来了，打湿了她的画；南方的风吹来了，翻动了她的诗。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画，对着诗，对着雨，对着风。她在等什么？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 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她像一幅没有被裱过的画，挂在墙上，风吹日晒，慢慢地黄了，脆了，碎了一地。有人走过，踩了一脚，碎片嵌进了鞋底的泥里，带走了。再也没有人找到。 可她的诗还在。那两句诗，像两只燕子，在江南的烟雨中飞了二百年，还在飞。 王倩，字琬红，号秋士，山阴人。她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六年（1826年），活了六十五年。可她的六十五年，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皱巴巴的，摊不平，也撕不碎。 她是陈基的继室。陈基是谁？是金逸的丈夫。金逸死在那场没有写完的春天里，陈基一个人，带着金逸的诗稿，带着金逸的瘦红楼，带着金逸的影子，活了下来。后来，他娶了王倩。王倩是金逸的继任者，是金逸的影子。她活在一个死去的女人的阴影里，活在一个被金逸的诗填满的屋子里，活在那些“金纤纤”三个字无处不在的记忆里。 她写过《病起》： “药炉烟细暗香浮，病骨惺忪懒下楼。昨夜东风吹不散，一帘花影上帘钩。” “药炉烟细暗香浮”——药炉的烟细细的，暗香浮动。“病骨惺忪懒下楼”——她病了，骨头软软的，懒得下楼。“昨夜东风吹不散”——昨夜的风，吹不散她的病。“一帘花影上帘钩”——一帘花影，爬上了帘钩。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好到不像一个继室写的，好到像一个被病痛和孤独泡了一辈子的人写的。她没有抱怨，没有哭喊，只是淡淡地说——她病了，不想下楼，花影爬上来了。可你知道，她病的不是身体，是心。她的心，被金逸的阴影压了六十五年，压扁了，压皱了，压成了一首首没有人读的诗。 她的诗集叫《洞箫楼诗词》，叫《寄梅馆诗钞》，叫《问花楼诗钞七卷》。她的诗很多，可她的诗里，没有她自己。她把自己藏在那些“药炉”“病骨”“花影”的后面，藏在那些被雨水泡软的意象里。她怕别人看见她，也怕自己看见自己。 张允滋，字滋兰，号桃花仙子、匠门女史，吴县人。她是“吴中十子”之一，是清代中期吴地最杰出的女诗人群体中的一员。可她不是随园女弟子中最出名的，也不是吴中十子中最耀眼的。她夹在中间，像一朵开在夹缝里的花，上有大树遮荫，下有杂草争抢，可她还是开了。 她的诗集叫《潮生阁集》。潮生，潮水涨了。她的诗，也像潮水，涨了，又落了；落了，又涨了。可潮水涨落，有人看见；她的诗涨落，没有人看见。 她写过一首《春词》： “帘外春寒峭，窗前夜月明。不知双燕子，何事太无情。” 这首写得太短了。短到像一个孩子随口说的一句话。可那“无情”二字，太重了。重到她一生都放不下。 她是一个被时间冲淡了的人。史料上只有寥寥几笔——“张允滋，清乾隆人，女，字滋兰，号桃花仙子，匠门女史，吴县人。著有《潮生阁集》。”就这么几行。她的一生，被压缩成了这几行字。可她的一生，不是几行字能写完的。她写过诗，流过泪，在深夜的灯前把心事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那些诗，那些泪，那些心事，都在《潮生阁集》里。可《潮生阁集》，还有几个人读呢？ 王朗，字仲英，号无生子，自称羼提道人，明末清初江苏金坛人。她是王彦泓的女儿。王彦泓，字次回，以“香奁艳体”诗名动天下，诗风绮艳，专写男女私情，在明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可他的女儿，不写艳体。她写的是断肠草，是古香亭，是羼提阁——那些名字里，藏着她的一生。 她是秦德澄的妻子，秦松龄的母亲。秦松龄后来成了清初有名的词人，可他的词里，有他母亲的影子。王朗教他读书，教他写诗，教他做人。她把她的才情，传给了儿子；可她把她的苦，留给了自己。 她诗词书画俱精，尤工于词。梁乙真在《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将她列为常州词派清初代表之一，与顾贞立、浦映绿并称。可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散佚在战火中了。那些她一笔一划写下的、在灯下反复推敲的、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词，被火烧了，被水淹了，被风吹走了，被人踩碎了。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几首，散落在《金清词钞》《妇人集》的角落里，像几片被秋风吹落的梧桐叶，在地上转了几圈，又被风吹走了。 她写过一首《浪淘沙》： “疏雨滴空阶，秋梦徘徊。残灯影里小楼台。一夜西风凉到枕，愁病难挨。往事总堪哀，冷透香腮。断肠无计可安排。只有月明知此恨，飞上心来。” “疏雨滴空阶”——稀疏的雨滴在空空的台阶上。“秋梦徘徊”——秋天的梦在徘徊。“残灯影里小楼台”——残灯的影子里，小楼台。“一夜西风凉到枕”——一夜西风，凉到了枕上。“愁病难挨”——愁和病，太难挨了。“往事总堪哀”——往事太堪哀。“冷透香腮”——冷透了香腮。“断肠无计可安排”——断肠，没有办法安排。“只有月明知此恨”——只有月亮知道她的恨。“飞上心来”——月亮飞上了她的心。 这首词，是她一生中最真实的写照。她在断肠中活着，在断肠中写着，在断肠中死去。可她的断肠，没有人看见。只有月亮知道。月亮看着她，看了几百年，还在看。 纪映淮，字冒绿，小字阿男，江南上元人。她是纪映钟的妹妹。纪映钟，是明末遗民诗人，以气节自持，一生不仕清朝，领袖金陵文坛。她是他的妹妹，可她的气节，不比他的差。 她嫁给了莒州的杜李。杜李是明朝的诸生，清军南下，城破，他被戮。那一年，她只有二十五岁。她带着六岁的儿子，逃进深谷，毁面觅衣食，供养老姑。她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孩子，是为了婆婆，是为了杜家的香火。她守寡四十多年，守到头发白了，守到眼睛花了，守到再也守不动了。 她的词集叫《真冷堂词》。真冷，不是装出来的冷，是真的冷。她的心，从丈夫死的那天起，就冷了。冷了一辈子，再也没有暖过来。 可她也写过不那么冷的诗。她在二十多年前，写过一首《咏秋柳》： “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 这是她一生中最好的一首诗。她写的不是离别，是爱。她爱这秋天的柳树，爱它的萧疏，爱它的清瘦，爱它“不与行人绾离别”的洒脱。那时的她，还没有经历丈夫的死，还没有经历国破家亡，还没有经历那四十多年的守寡。那时的她，还是一个在秦淮河畔写诗的女孩。那诗里，没有恨，只有爱；没有冷，只有香。 可她后来，把那些诗都忘了。她只记得冷，只记得恨，只记得那四十多年的苦。她让人把朝廷为她立的牌坊拆了。她说，我不要清朝的牌坊。我是明朝的人，死也是明朝的鬼。她的丈夫是抗清殉难的，她怎么能接受清朝的褒奖？ 她拆了牌坊。可她没有拆掉自己的心。她的心，是明朝的。永远都是。 王端淑，字玉映，号映然子，山阴人。她是王思任的女儿。王思任，是明末的文学家，以“谑庵”之号闻名天下。清军南下，他绝食殉国。王端淑是她的女儿，她没有殉国，可她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明朝的气节。 她嫁给了钱塘丁圣肇。丁圣肇是个文人，也是个明朝的遗民。他们一起，活在那个变了颜色的天下里。她不剃发，不穿清装，不与清朝的官员来往。她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小的书房里，读书，写诗，编书。 她编了一部《名媛诗纬》。四十二卷，从汉代到明末，数百位女诗人，数千首诗。她用二十年的时间，把这些散落在历史角落里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捡起来，掸去灰尘，擦亮，放回原处。 她在自序中写道：“使不为之传，则湮没无闻，岂不可惜？”她可惜的不是自己的诗，是那些和她一样的、被历史遗忘的女子。她不想让她们消失，不想让她们的眼泪白流，不想让她们的才华被泥土埋没。 她做到了。《名媛诗纬》流传下来了，那些女诗人的名字，也被记住了。可她自己的名字，却被忘了。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没有人读过她的诗，没有人记得她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名字。 她写了一首《病中》： “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从今莫向窗前种，留与来生看未休。” “病骨支离不耐秋”——她的病骨支离破碎，受不了秋天的萧瑟。“今年花落更添愁”——今年的花落了，更添了愁。“从今莫向窗前种”——从今以后不要再在窗前种花了。“留与来生看未休”——留着，等到来生再看，看个没完。 她写的是病中，也是她的一生。她活到了八十多岁，活到了清朝的鼎盛，活到了那些明朝的遗民一个个死去。她一个人，活在那个变了颜色的天下里，活到头发白了，活到眼睛花了，活到再也写不动了。她不怕死。她怕的是，那些没有编完的诗，那些没有救回来的名字，那些在历史缝隙里挣扎了一辈子的女人们的魂，还没找到归处。 她找到了。她编完了。她可以走了。 她死的那天，山阴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山阴，罩住了她住了几十年的老宅，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她闭上了眼睛。她去找她的父亲了，去找那些她编进《名媛诗纬》里的女诗人了。她们在地下，等了她很久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江南的某条小巷里，找到了一本发黄的旧稿。纸已经脆了，轻轻一碰就掉渣。字迹模糊了，有些地方被虫蛀了，有些地方被水泡了。可还有几行字，能看清： “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 这是袁枚写给廖云锦的。她不是“二贤”，她是“二贤”之外的、那个被漏掉的、在画卷边缘站着的、没有人注意到的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头。她在乎的，只有自己的诗，只有自己的画，只有那座读画楼，只有窗外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她在《咏秋燕》里写过： “伤心春雨香泥尽，羡尔先归到故乡。” 她的故乡，不在华亭，不在泗泾，不在那些她走过的江南小镇。她的故乡，在诗里，在画里，在那些她永远也回不去的春天里。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她们的诗，下得痛快。下在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下在那些没有人翻开的旧稿里，下在那些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的夜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们的人，像她们的命，像她们的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三章 宜秋小院：汪玉轸与宜秋诗钞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吴江的水面上，便成了一层薄薄的、怎么也揉不碎、吹不散、扯不断的纱。那纱笼住了河上的石桥，笼住了巷里的白墙，笼住了那间缩在墙角根儿里、比灶披间大不了多少的“宜秋小院”。院是小的，小到只够转身；院是破的，破到墙缝里爬出了青苔，连青苔都是蔫的，像是被这一场接一场的雨泡得失了魂。雨丝从屋檐上挂下来，滴滴答答地砸在檐下的石阶上，把那石阶砸出了一排深深浅浅的坑，像极了她的命。 她叫汪玉轸，字宜秋，号小院主人。 她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最苦命的女诗人，却也是乾嘉诗坛上最不容被忽视的一缕幽魂。她生于吴江的商贾之家，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嫁给了一个嗜赌如命的浪荡子，生了五个孩子，穷到锅都揭不开。她的丈夫陈昌言把家里的房子、杂物、连最后一根能烧的木头都卖了，扔下她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躲债一去不返。她一个人，靠着刺绣、缝纫、卖文，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驴，转了又转，转了又转，从清晨转到深夜，从黑发转到白头。 可她偏偏活成了一首诗。 同治《苏州府志》说她“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同时代的才子郭麐在《樗园销夏录》里评价她：“宜秋夫人，才媛中第一可怜人也。”她的诗，不是用墨写的，是用针线缝的，是用灶膛里的柴灰画的，是用深夜哄完孩子入睡后的那一小截剩下来的残烛，一点一点地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烟火气，带着针脚的密，带着被子的寒，带着灶膛里那一点将灭未灭的光。 她写过一首《病中》： “触目感愁多，遣愁强作歌。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触目感愁多”——她睁开眼睛，看见什么都是愁。米缸是空的，灶台是冷的，孩子的衣裳是破的，丈夫是不在的。“遣愁强作歌”——她不想哭，她强撑着唱歌，唱给自己听，唱给孩子听。“歌声和泪出”——那歌声，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眼泪里出来的。“泪尽奈愁何”——她把眼泪都哭干了，可愁还在，愁比她的命长，愁比这场江南的雨，还长。 她不是不想快乐，是快乐不起来。她的快乐，早就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诗句里，一点一点地耗尽了。可她还在写，写到指关节肿了，写到腰直不起来了，写到那盏灯再也点不亮了。 她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乾嘉底层女性生存史。她不在随园十三女弟子的长卷里，没有人在画布上勾勒过她的眉目。她是袁枚的女弟子，可她不是那些锦衣玉食、在湖楼上赏花品茗的闺秀，她是一个在针线筐里翻出诗稿的穷女人。 可她偏偏是那个时代最不应该被遗忘的声音。 一、江左烟霞 她出生的时候，吴江下着雨。 那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乾嘉盛世最繁华的岁月，西湖的画舫来来往往，孤山的梅花开了又谢，姑苏的街巷脂粉流香。可在吴江那间小小的庭院里，没有人记得那一天下了多大的雨。她父亲汪蓉亭是个商人，不是什么大富商，只在镇上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铺子，卖些南北杂货，日子过得殷实却不奢华。 汪蓉亭这个人，有几分文人的酸气。他虽然是个商人，可他骨子里好文墨，尤其喜欢和读书人打交道。他的书房里藏着几箱子书，经史子集都有，没事的时候他就翻翻。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生出一个读书的儿子。他有五个儿子，个个资质平平，教了半天也记不住几句诗。眼看着汪家的书香，怕是要断在他这一代了。 汪蓉亭不甘心，他把希望寄托在小女儿身上。 玉轸五岁那年，父亲常让她坐在自己膝头，指着墙上的字帖教她识字。她学得极快，三遍就能记住，五遍就不会忘。汪蓉亭惊喜万分，逢人便说：“我家玉轸，将来是要做才女的。她才五岁，已经能背十几首唐诗了。” 可那安闲的日子，太短了。 她十岁那年，汪蓉亭一病不起，几天工夫就咽了气。他死得仓促，连句像样的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他死后，汪家顿时失了顶梁柱，家道中落，殷实变成了拮据，拮据变成了窘迫。汪玉轸被迫辍学，放下书本，拿起针线，帮人做刺绣缝纫赚钱贴补家用。 十岁的孩子，手还小，拿不稳针，可她硬是学着拿。她绣花，绣鸟，绣鱼，绣山水，把一幅幅绣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她卖的绣品比别家的便宜，比别家的精致，渐渐地有了几个老主顾。她靠着这几个主顾的照顾，勉强撑住了汪家的门面。 可她心里不甘。她不甘心放下书本，不甘心把那些刚刚学会的诗句忘掉。她白天做针线，晚上偷偷地读书。家里已经没有余钱买书了，汪蓉亭留下的藏书，除了“四书”之外，只有李渔的《笠翁十种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把这两本书翻来覆去地读，读到纸都皱了，读到书角都卷了，读到一个字都不会背错。 二、嫁衣如血 她十九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陈昌言。陈昌言家贫，可他生得白净，能说会道，在镇上有几分风流名声。媒人上门说亲时，把他说得天花乱坠，说他是个读书人，说他将来必中科举，说他不会让玉轸吃苦。 汪玉轸不愿意，可她母亲愿意。母亲说：“你不小了，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陈家虽然穷，可陈昌言人聪明，说不定哪天就飞黄腾达了。” 她嫁了。嫁过去之后，才发现一切都不是媒人说的那样。陈昌言不但家贫，而且好吃懒做，有赌博的恶习。他白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晚上就钻进镇上的赌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输出去。 起初，玉轸带来的嫁妆还能供他挥霍一阵子。陪嫁的银器、首饰、绸缎，一样一样地被陈昌言拿去当了，换成了赌桌上的筹码。不久，嫁妆斥卖净尽，家中陷入赤贫。 两人生了五个孩子之后，日子更是苦得没法形容。每天萦绕在玉轸耳边的，除了孩子的哭闹，就是丈夫的斥责谩骂。陈昌言输了钱，回来就打人，打完了还骂她是“扫把星”，骂她“克夫”，骂她“嫁过来就没带来过好运气”。 她没有还嘴。她知道还嘴没有用，打不过，骂不赢。她只能低下头，继续做针线，用那微薄的收入为家里买薪买米。她绣一幅枕套，换几个铜板；绣一幅帐帘，换几升米。她的手在针线下磨得全是老茧，指关节肿得像核桃，可她不敢停。一停，孩子就要挨饿。 可她的丈夫陈昌言，还嫌弃她赚得少。 陈昌言动辄弃家远走，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一走就是五年。他最后一次出门，索性把家里的房子和杂物全部卖掉，携款逃到外地躲债，一去不复返。 汪玉轸母子六人，无家可归，只能暂住在表弟朱春生家。那一天，她站在陈家那间被搬空的屋子里，看着四壁空空，连灶台都被陈昌言撬走了。她抱着最小的孩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她咬着牙，没有哭。她不敢哭。她怕一哭，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写的诗里，没有骂过丈夫一句。不是不恨，是不值得写。 可她写过一首《扫墓》，写的是清明祭扫祖坟时的感触： “略慰九原思子意，一盂麦饭一炉香。” “略慰九原思子意”——她略略安慰九泉之下父亲思念孩子的心意。“一盂麦饭一炉香”——只有一碗粗麦饭，一炉香火。 这短短两句，写得何其酸楚。她父亲死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如今她自己当了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跪在父亲的坟前。她能献上的，只有一碗粗麦饭，一炉香。可她连自己孩子都快要养不活了。 她在诗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克制。她不哭，不骂，不怨。她只是把那些苦，一点一点地磨碎，撒在字里行间，像盐溶进水里，看不见，可喝一口就知道——那是咸的，是苦的，是疼的。 三、针线筐里的诗稿 汪玉轸寄居在表弟朱春生家的日子里，是她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却也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光的起点。 朱春生这个人，心地善良，也喜欢写诗作文。他在镇上和几个文友组了一个“竹溪诗社”，平日里互相唱和，日子过得清雅闲适。他常常记挂着表姐家的生计，时不时带些米面油盐去看望她。汪玉轸总是推辞，可朱春生坚持要帮。他说：“表姐，你一个女子，带着五个孩子，太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 一天，朱春生在汪玉轸的针线筐里，无意中发现了几页诗稿。他好奇地拿起来，读了几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几页诗稿，写在一张张废纸上，有的是旧账本的反面，有的是糊窗户的毛边纸裁剩的边角料，有的是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半截纸。纸上的字迹娟秀工整，一笔一划都带着认真的痕迹。可那些诗的内容，却让朱春生读了心头发紧： “坐愁换过烛三条，才向妆台卸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明朝记得是花朝。” “坐愁换过烛三条”——她一个人坐在灯前，愁得换了一根又一根蜡烛。“才向妆台卸翠翘”——她终于起身，对着妆台卸下头上的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她只担心睡得太迟，明天早上起不来。“明朝记得是花朝”——明天记得是花朝节，要早起，要给孩子们换上新衣裳，要让日子看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 这是她难得的、没有被愁完全淹没的一首。可读到最后，你分明能感觉到那愁，不是不在，而是被她压在了句子底下。她怕它冒出来，所以用“明朝记得是花朝”把它压住。可她压得住一天，压不住一辈子。 朱春生读完了，抬起头，看着汪玉轸。她坐在角落里，手里还拿着针线，低着头，脸红了，像是被人撞破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朱春生说：“表姐，这是你写的？” 汪玉轸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表弟，你别笑我。之前到你家，看到书架上有一册元人诗选，翻了几页很喜欢，就偷偷带回来了。晚上等孩子们都睡着了，我在灯下看。看了几个月，好像渐渐明白如何写诗了，就写了几首。可我知道自己水平不高，没给别人看过。” 朱春生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汪玉轸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表姐，你的诗写得比我好。你不要再藏着了。” 他从那天起，把自己收藏的名人诗集借给她，鼓励她继续写诗。他说：“表姐，你这一辈子的苦，没有地方说。诗就是你说的地方。” 汪玉轸从那以后，写得更勤了。她白天做针线，晚上等孩子睡了，在灯下写诗。她的灯，是那种最便宜的油灯，灯芯细细的，光暗暗的，风吹过来，忽明忽暗。她就在那忽明忽暗的光里，一笔一划地写。写完了，折好，塞进枕头底下。 她写的诗，慢慢传开了。先是朱春生读，然后是竹溪诗社的成员读，然后是镇上的人读，然后是苏州府志的编纂者也读到了。他们都说，汪玉轸的诗，“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 四、水村题壁 汪玉轸真正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因为一幅画，和一首写在画上的诗。 那一年，竹溪诗社的成员郭麐画了一幅《水村图》，邀请文友们一同赏画题诗。汪玉轸也在邀请之列。她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雅集，心里有些紧张，可她不想辜负朱春生的好意。 她走到画前，仔细端详。画上的水村，是她最熟悉的江南水乡——几间茅屋，一条小河，几株垂柳，几只泊在岸边的渔船。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提起笔，在画的空白处写下： “深闺未识水村名，展卷偏教眼乍明。万叠烟云环舍绕，一溪鸥鹭伴人清。鸥乡鹭渚原堪恋，蟹舍渔庄总系情。如此江湖归未得，几回披对欲身轻。” “深闺未识水村名”——她深居闺中，从不知道水村的名字。“展卷偏教眼乍明”——展开画卷，她的眼睛忽然亮了。“万叠烟云环舍绕”——万叠烟云绕着屋舍。“一溪鸥鹭伴人清”——一溪鸥鹭伴着人，清清冷冷。“鸥乡鹭渚原堪恋”——鸥乡鹭渚，原本就值得留恋。“蟹舍渔庄总系情”——蟹舍渔庄，总系着她的情。“如此江湖归未得”——这样的江湖，她回不去。“几回披对欲身轻”——她几回披着画对着它，身体仿佛轻了。 这首诗写的是画，可写的是她的梦。她梦里的江湖，不是铁马冰河的江湖，不是龙椅玉玺的江湖，而是一溪鸥鹭、蟹舍渔庄的江湖，是她永远也回不去的、没有丈夫打骂、没有孩子哭闹、没有针线缝不完的江湖。 郭麐读了她这首诗，大为惊叹。他把这首诗抄录下来，寄给了随园老人袁枚，并在信中写道：“此女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其诗清丽绵邈，有古人之风。” 袁枚收到信，读了汪玉轸的诗，也惊叹不已。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汪宜秋，吴江人，家赤贫，夫外出五年，撑持家务，抚养五儿，俱以针黹自给，而有才如此。” 可袁枚没有把她的诗收录进《随园诗话》。不是不想，是不能。她的诗太苦了，苦到袁枚不忍心把它放进他那本谈诗论词、风花雪月的书里。他怕那些只读惯了“明月几时有”的读者，读不懂汪玉轸的“歌声和泪出”。他怕他们读了会皱眉，会说“这女人的诗，怎么写得这么苦”。他宁愿不收录，也不能让人糟蹋了她的苦。 那首《水村图》诗，是她平生最得意之作。可这幅画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多舛。画后来不知所踪，诗也散佚在时间的尘埃里。只留下了几句残句，像几片枯叶，被风吹进了旧纸堆里，再也没有人翻到。 五、病中吟 汪玉轸的身体，是在三十岁之后垮掉的。 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上几次生育的损耗，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和肺病。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走几步路就喘，干一会儿活就晕。可她不能停下来。停了，孩子吃什么？针线活断了，买米的钱从哪里来？ 她在病中写下的诗，是她一生中最沉痛的篇章。 她在《风光好》中写道： “夜寒生。梦魂惊。半烬兰膏暗壁灯。床头饥鼠行。数长更。起离情。倚枕填词句未成。推敲直到明。” “夜寒生”——夜里的寒气，一丝一丝地冒出来。“梦魂惊”——她从梦中惊醒，不知是被什么惊醒的。“半烬兰膏暗壁灯”——灯油烧了半截，灯芯暗了，壁上的影子也在暗。“床头饥鼠行”——床头有饥饿的老鼠在跑。“数长更”——她数着更长，一夜一夜地数。“起离情”——她起来，心里全是离情。“倚枕填词句未成”——她靠在枕上填词，可句子怎么也凑不完整。“推敲直到明”——她推敲着，一直到天明。 这首词写得太苦了。“床头饥鼠行”——老鼠都饿了，在家里跑来跑去，可她比老鼠还饿。老鼠还能找到一点剩饭，她连剩饭都没有。“推敲直到明”——她不是一个闲适的诗人，可以坐在书斋里优雅地推敲字句。她是靠在枕上，在病中，在饥饿中，在没有灯油的夜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那不是享受，那是煎熬。可她不肯停下来。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海棠春》中写道： “无端一夜东风骤。便吹得、杏花消瘦。待等小桃红，是晚春时候。惜花心事花知否。看镜里、双眉长皱。花信一番番，只芳年难又。” “无端一夜东风骤”——无缘无故地，一夜东风忽然猛烈起来。“便吹得、杏花消瘦”——把杏花吹得消瘦了。“待等小桃红，是晚春时候”——等到小桃红开花，已经是晚春时候了。“惜花心事花知否”——她惜花的心事，花知不知道？“看镜里、双眉长皱”——她看镜子里，自己的双眉皱得长长的。“花信一番番”——花信风，一番一番地吹。“只芳年难又”——可她的芳年，再也回不来了。 这首词写得隐晦，可你读懂了。她惜的不是花，是她自己。花谢了明年还会开，可她老了，再也回不去了。花信风一年年地吹，吹过二十四番花信风，吹过了她的青春，吹过了她的健康，吹过了她的希望。她站在镜前，看着那个双眉长皱的自己，想问花一句——你知不知道我的心事？ 花不知道。花只知道自己开了，谢了。可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知道得太多了。 六、随园一拜 嘉庆元年（1796年），袁枚已经八十岁了。 那一年，他应邀来到吴江。朱春生带着汪玉轸的诗稿，去拜见这位名满天下的随园老人。袁枚读了她的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动容的话：“宜秋家赤贫，夫外出五年，撑持家务，抚养五儿，俱以针黹自给，而有才如此。” 他说完这句话，当着众人的面，正式收汪玉轸为女弟子。袁枚收女弟子，不是新鲜事。他收了上百个女弟子，席佩兰、金逸、孙云凤、归懋仪——每一个都是当时最杰出的才女。可她们大多是闺秀，有锦衣玉食的生活，有诗书传家的门第，有懂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汪玉轸不一样。她什么都没有。她只有一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只有一颗心，一笔一划地写。 袁枚收她，不是因为她的才华比席佩兰高，是因为她的坚韧比谁都深。 那天，汪玉轸跪在袁枚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老师。”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可她忍着，没有哭。 袁枚扶起她，说：“不必多礼。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你要好好写诗，不要辜负了你的才华。” 汪玉轸点点头，说：“学生记住了。” 她没有辜负。她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还在写，还在写那没有人读的诗，还在写那读了也没有人懂的诗。 她后来在《奉怀随园夫子》中写道： “绛帷高揭坐春风，桃李门墙满眼中。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虚空。” “绛帷高揭坐春风”——她想象着袁枚坐在绛帷中，像春风一样吹拂着弟子们。“桃李门墙满眼中”——桃李满门，都在他的眼中。“自笑年来诗境进”——她自嘲这些年来诗境有所进步。“一灯红处见虚空”——可在一盏红灯的映照下，她看见的，只有虚空。 “一灯红处见虚空”——这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空的一句。她的灯，照亮了她几十年的苦；可那灯下，什么都没有。没有丈夫，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虚空。虚空里有她的诗，她的诗是她唯一的行李，唯一的慰藉，唯一的证明。 袁枚读到这首诗时，已是垂暮之年。他提笔在她的诗稿边批了几个字：“此女，诗中圣也。”可他没有把这句话公之于众。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汪玉轸听到了，会难过。他怕她知道，自己已经被推到了“诗中圣”的高度，可她还在为一个铜板的针线钱发愁。那太残忍了。不如不说。 七、金逸之殁 汪玉轸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是金逸。 金逸，字纤纤，号瘦红女史。她是袁枚最年轻、最美丽、也最薄命的女弟子。她生于苏州，嫁于常熟，贫病交加，二十五岁便香消玉殒。 她们两个人，境遇相似，都是贫寒中的才女，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蛾子。她们互相通信，互相唱和，互相寄诗，互相在对方的诗里寻找那一丝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暖意。 金逸比她小几岁，却先她而去。 金逸死的那年，汪玉轸还在吴江的破屋里，做着针线活。她听到消息，手中的针“啪”地掉在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滚下来。她顾不得擦，就那么流着泪，写了一副挽联。那副挽联，是中国女诗人史上最动人心魄的挽联： “入梦想从君，鹤背恐嫌凡骨重；遗真添画我，飞仙可要侍儿扶。” “入梦想从君”——她在梦里也想追随金逸。“鹤背恐嫌凡骨重”——可她怕自己凡骨太重，仙鹤背不动。“遗真添画我”——她在金逸的遗像上，添画上自己的模样。“飞仙可要侍儿扶”——金逸已经成了瑶池的飞仙，可她还需要侍儿扶持吗？ 这副挽联写得诡异，写得决绝，写得让人后背发凉。她把自己也画进了金逸的遗像里，不是比喻，是真的想跟金逸一起去死。她不怕死，她怕的是金逸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人陪。她怕金逸在那边也孤独，也冷，也在灯下写到天亮。 金逸活着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题汪宜秋内史诗稿》，其中有一句： “一卷新诗手自裁，吟成字字是珠胎。怜渠费尽平生力，只为心头血换来。” “怜渠费尽平生力”——她怜惜汪玉轸费尽了平生之力。“只为心头血换来”——那些诗，不是墨水写的，是心头血写的。金逸懂她。金逸是唯一懂她的人。金逸死了，她的心也跟着死了。 她在金逸的遗像前哭了三天三夜。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做针线。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她的孩子需要她，就像金逸曾经需要她一样。 八、宜秋小院 汪玉轸的晚年，是在宜秋小院度过的。 宜秋小院，是她在吴江的最后一处住所。说是“小院”，其实就是一间低矮的平房，缩在巷子的最深处，墙角长满了青苔，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几块，下雨天要拿盆接水。可她给这小院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宜秋小院”。她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冷的，和她的人一样冷；秋天是干净的，和她的人一样干净；秋天是瘦的，和她的人一样瘦。 她在宜秋小院里，住了很多年。每天清晨起来，做针线，缝补衣裳，换几个铜板。然后做饭，喂孩子，哄孩子睡觉。然后坐在窗前，点起那盏灯，写诗。她写了一辈子，写了厚厚的一叠。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刊刻，要流传，要名扬天下。她只是写，写给自己看，写给金逸看，写给袁枚看，写给那些在黑暗中和她一样挣扎的、不知道名字的人看。 她写过一首《春夜》，被收录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 “坐愁换过烛三条，才向妆台卸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明朝记得是花朝。” “坐愁换过烛三条”——她一个人坐在灯前，愁得换了一根又一根蜡烛。“才向妆台卸翠翘”——她终于起身，对着妆台卸下头上的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她只担心睡得太迟，明天早上起不来。“明朝记得是花朝”——明天记得是花朝节，要早起，要给孩子们换上新衣裳，要让日子看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 这是她晚年少有的、带着一丝温暖的诗。不是因为她不苦了，是因为她已经学会了把苦藏起来，藏得深深的，连自己都快找不到了。她要用那一点点的暖，让自己撑过又一个冬天，撑过又一个春天，撑过又一个花朝节。 可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她的肺病越来越重，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紫了，咳到血都出来了。她的眼睛也花了，看不清针眼，做不了针线了。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有的嫁了人，有的出去谋生了。她一个人，住在那间宜秋小院里，守着那盏灯，守着那卷诗稿。 嘉庆十四年（1809年），汪玉轸在宜秋小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她死的那天，吴江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吴江，罩住了宜秋小院，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诗稿，被表弟朱春生辑刻成《宜秋小院诗钞》。他在序言中写道：“汪宜秋女士，才媛也。家贫运厄，而诗才颖异，超群拔俗。其诗发自内心，感情真挚，沉重感人，为清乾嘉时期吴江诗坛吹来了阵阵清丽典雅的诗风。清大家袁枚特让侄女袁淑芳为此书题诗，以彰其才。”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九、花落无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吴江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宜秋小院的旧址。 院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株梅花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条小巷。 那是汪玉轸亲手种的梅。她死后，梅花每年都开。开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她诗里写的那句——“一灯红处见虚空”。那灯，灭了。可那虚空，还在。那虚空中，有她的诗，有她的针线，有她的苦，有她的梦。那虚空，是她的江山，是她一个人的、没人能抢走的江山。 俞陛云在《清代闺秀诗话》中，评价汪玉轸：“汪宜秋诗，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其《病中》诸作，沉痛苍凉，虽古之伤心人不能过也。” “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女人对命运的控诉，一个母亲对生活的呐喊，一个诗人在黑暗中发出的微弱的光。 她在《病中》写过这样一句： “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她的歌声和着泪一起出来，可她的泪流尽了，愁还在。愁比她的命长，比这场江南的雨，还长。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汪玉轸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吴江的石桥上，落在宜秋小院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株梅花的枝头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石缝里的梅花，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五十二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宜秋小院诗钞》中写过这样一句： “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她问出了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愁比泪长，雨比命长，她的诗，比愁长，比雨长，比这场下了两千年的江南烟雨，还要长。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三章完 第四十四章 楚畹遗香：季兰韵与楚畹阁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常熟尚湖的水面上，便碎成了一万片银箔。那银箔不是圆的，是碎的，碎得像她丈夫棺木上那层薄薄的金漆，在烛火里闪了一下，就灭了。她叫季兰韵，字湘娟，晚号楚畹女史。她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卒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活了五十五岁。五十五年里，她只做了三件事——嫁人，守寡，写诗。 她的祖父季学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会试本是一甲第三，却因引见不到，被降为三甲之末。翰林院检讨，河东盐运使，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这些头衔堆起来，比她的人还高。他还参与过四库全书的修纂，满朝文武见了，都要叫一声“季大人”。可她六岁那年，祖父死在台湾任上。她连他的脸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家里忽然来了很多穿白衣服的人，院子里搭了灵棚，哭声从早到晚，像尚湖的水，流不完。 她在《楚畹阁集》里写过一句：“一岁今朝始，天晴定丰。”——这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初一写的。那一年，她已经守寡了将近二十年。她没有写愁，没有写怨，只写天晴了，丰收了。可她写的每一个字底下，都压着一层薄薄的冰。那冰是她用二十年不化的眼泪冻成的，在纸面上发着冷冷的光。 她八岁那年，定了亲。同邑屈颂满，字子谦，号宙甫。屈家也是常熟的书香门第，父亲屈保钧任广东肇庆府通判，精于书画鉴赏，家中收藏甚多宋元明人真迹。屈保钧的妹妹屈秉筠，是袁枚的女弟子，与席佩兰齐名，名动江南。季兰韵的婆家，是随园诗学在常熟最深的根系。屈颂满“少颖异，为擘巢，书诗画学即工”。季兰韵“博涉经史，亦工诗画”。时人将这对少年男女，比作东汉的徐淑和秦嘉。 秦嘉是东汉诗人，奉调入京，与妻子徐淑两地相隔，互赠诗文，以寄相思。他们是夫妻，也是诗友，是那个时代最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常熟城里的人都觉得，季兰韵和屈颂满也会是这样——才子佳人，诗画唱和，白头偕老。 可她没有等到白头。 季兰韵十六岁那年，才真正开始学诗。那时她随父亲赴楚北任上，一路上舟车劳顿，看尽了名山大川。船过三峡，两岸青山如削，猿声不绝于耳；夜泊洞庭，月光洒在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银。她站在船头，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把她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她忽然想写诗。不是那种被先生逼着写在课业上的诗，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不写出来就要炸开的诗。 她去找父亲，说：“爹，我想学诗。” 父亲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他说：“你想学，爹就教你。” 从此，她白天随父亲处理公务，晚上在灯下学诗。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她读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在膨胀；读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读到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夜无眠，把灯油都熬干了。 她的诗学得极快。父亲说：“你是个有根器的人，祖师爷赏你这碗饭吃。”她不知道祖师爷是谁，可她信了。她信了自己是个诗人，信了这辈子注定要用诗来说话。 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月二十二日，季兰韵与屈颂满完婚。那一年，她二十一岁。 出嫁那天，常熟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尚湖，罩住了虞山，罩住了那条通往屈家的青石板路。她坐在花轿里，红盖头遮住了她的脸，遮不住她嘴角的笑。 她嫁给了一个懂她的人。屈颂满不仅会写诗，还会画画，会鉴赏古玩，会品茶，会抚琴。他在书房里挂着董其昌的字，案头摆着赵孟頫的笔洗，墙上还挂着一幅仇英的山水。季兰韵第一次走进那间书房，像是走进了一座宝库。她摸摸这个，看看那个，眼睛里全是光。屈颂满站在门口，看着她笑。他说：“喜欢吗？以后都是你的。” 那些年，她写过很多诗。写给屈颂满的诗，写给远方的朋友的诗，写给自己的诗。她的诗里有“尚湖千顷，镜奁光、荡得吟情如许”的辽阔，有“别有古梅花世界，一笑春无寻处”的空灵，有“鹭老吹凉，鱼眠选梦，一叶飘然去”的闲适。那几年，她是常熟城里最让人羡慕的女人——有才，有貌，有情投意合的丈夫，有安闲富足的日子。她以为自己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那场雨会一直下下去，不急不缓，不冷不热，刚刚好。 可她没有等到白头。 屈颂满病了。他生在一个诗书传家的望族，本该长命百岁，可他的身体，从娶她的那天起，就没有好过。他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风一吹就弯，可弯了又直，直了又弯。他常常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红了，咳到眼泪都出来了，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季兰韵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屈颂满的病，不是药能治的。他的病，在心里。他太用功了，读书读到深夜，画画画到天明，刻印刻到手肿，写诗写到灯灭。他把自己的命，一点一点地熬干了。 道光二年（1822年），屈颂满病逝。 那一年，季兰韵二十四岁。 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走了。 她在《辛卯正月初七日，先夫子四十生辰》里写—— “悲君今年尚强仕，弃妾已将廿载矣。纵使泉台鉴妾心，妾心终恨不同死。” “弃妾已将廿载矣”——他抛下她，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她写这首诗的时候，距离屈颂满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春秋。二十年的日日夜夜，她的心从来没有一天不疼。那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不是不想死，是不敢死。她还有孩子，还有屈家的香火，还有那些没写完的诗。 “纵使泉台鉴妾心”——纵使黄泉之下你能看见我的心，你也只会知道，我恨自己没跟你一起去死。“妾心终恨不同死”——这是她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句。比所有的诗都绝望。那些“秋雨敲窗”“残灯将灭”的句子，至少还有雨听，还有灯看，还有风来安慰。这句没有。这句是咬着牙写的，是嚼碎了舌头写的，是把心掏出来摔在地上写的。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安慰。只有她一个人，在灯下，在雨里，在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夜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想跟他一起去死。可她没有去。不是不想，是不能。 她守了二十四年的寡。 她把孩子过继到自己名下，一个人拉扯大。她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在《立孤难》里写—— “立孤难，死节易，古人之言妾常记。慷慨捐躯一日情，从容尽义终身事。死节易立孤难，孤儿成立妾志完。” “死节易立孤难”——死节容易，一死了之，一了百了。立孤难，要把一个孩子养大，要供他读书，要看着他成家立业，要替屈家把香火传下去。那比死难一万倍。死是一瞬间的事，立孤是一辈子的事。 “慷慨捐躯一日情”——慷慨地去死，那是一日的情操。“从容尽义终身事”——从容地尽到妻子的责任，那是一辈子的事。她选择了难的，不是因为她高尚，是因为她没有选择。她是屈家的媳妇，是屈颂满的妻子，是屈颂满孩子的母亲。她不能死。她死了，屈家就断了，屈颂满的魂就没人祭了，那些诗就没人读了。她必须活着。 她咬着牙，活了下去。 季兰韵的诗名，在她守寡之后，反而越传越广了。 她不再写那些“尚湖千顷”“鹭老吹凉”的闲适词了。她的诗里，开始出现了“药炉”“病骨”“孤灯”“残漏”这些字眼。不是她故意要写这些，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她写给朋友珧书的词里，把所有的苦都塞了进去。 她在《如梦令》中写道—— “深户绣帘风动，细雨黄昏愁重。忆得送行时，一把泪珠相送。如梦，如梦，只有自家心懂。” 这首小令，是她一生中最短的作品之一，也是最让人心疼的。“深户绣帘风动”——绣帘被风掀起，露出一角深深的庭院。那庭院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雨，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细雨黄昏愁重”——细雨、黄昏、愁，三个词叠在一起，像是三块石头，压在她心上。“忆得送行时，一把泪珠相送”——她送的是谁？是屈颂满，是珧书，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送了一辈子，送到最后，连送的对象都模糊了。可那泪是真的，那把泪珠，砸在地上，能砸出一个坑。 “如梦，如梦，只有自家心懂。”——这一句，是整首词的魂。她说了两遍“如梦”，不是重复，是强调。她的人生，像一场梦。梦里她嫁了人，生了孩子，守了寡，写了一辈子的诗。梦醒了，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了，可她的心懂。她的心懂，就够了。不需要别人懂，不需要别人心疼，不需要别人来安慰。她不需要。 她在另一首《如梦令》里写—— “深户绣帘风动。细雨黄昏愁重。忆得送行时，一把泪珠相送。如梦。如梦。只有自家心懂。”——又是这句。“只有自家心懂”。她重复自己，不是因为她词穷，是因为她太孤独了。孤独到只能跟自己的影子说话，孤独到只能把同一句话说了又说，说给自己听。 她在《长相思·寄珧书》中写道—— “赠鲛绡。答鲛绡。两地相思怎样消。将心托寸毫。路迢迢。梦迢迢。一片魂随早晚潮。知君招不招。” 这首写的是闺中女子之间的友情。她把自己的魂魄，托付给笔，托付给潮水，托付给那个在远方的朋友。她不知道朋友会不会接纳她，可她不在乎。她只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给一个人听。哪怕那个人不回应，至少她说了。 她说的最多的是雨。 江南的雨，不肯痛快地下。她笔下的雨，也不肯痛快地下。她写过一首《唐多令》—— “细雨羃寒烟。怀人昼似年。卷疏帘、独倚阑边。有个人人新病起，将别恨，语缠绵。秋色澹无言。秋情断复连。便西风、也替人怜。只恐归期秋欲尽，又早是，杏花天。” “细雨羃寒烟”——细雨笼着寒烟。“怀人昼似年”——她想念一个人，白天长得像一年。“卷疏帘、独倚阑边”——她卷起帘子，一个人倚在栏杆边。“有个人人新病起”——有一个人，刚刚病愈。“将别恨，语缠绵”——他把别恨说给她听，语声缠绵。“秋色澹无言”——秋色淡淡地，没有说话。“秋情断复连”——秋天的情意，断了又连。“便西风、也替人怜”——连西风，都替她可怜。“只恐归期秋欲尽”——她只担心归期，秋天快要尽了。“又早是，杏花天”——又要早早地，等到杏花开的时节。 这首词，写的是秋天，写的也是她的一生。她的秋天，没有尽头。杏花开了，秋天还在；桃花谢了，秋天还在；雪落了，秋天还在。她的秋天，是永恒的。不是因为季节不会变，是因为她的心，永远停在屈颂满死的那一年。那一年是秋天，那一年下着雨，那一年她的心，碎成了尚湖的水面上一万片碎银，再也拼不起来了。 她在《金缕曲》里说：“梦回秋雨深处。”秋雨深处，是她自己。她把自己藏在秋雨里，藏在那些细细密密、不肯痛快落下的雨丝里。她以为藏起来就没人找到她了。可她自己，也找不到自己了。 可她不只有孤独。她还有诗。不，她还有词。她的词，写得比诗更好。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收录了她的《楚畹阁诗余》一卷。那卷薄薄的词稿，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比她的嫁妆珍贵，比她的首饰珍贵，比她的命珍贵。 她在《点绛唇·鸡冠花》中写道—— “一种奇花，素秋浓染胭脂色。岸然高帻。细丽纹如织。五德兼全，笑尔名空得。东方白。不闻声息。悄向霜风立。” 这首写的是鸡冠花。可你仔细读，读到最后，你发现她写的不是花，是她自己。“岸然高帻”——鸡冠花高昂着头，像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五德兼全”——五种品德都齐全了。“笑尔名空得”——可笑你空得一个好名声。“东方白”——天亮了。“不闻声息”——听不到声音。“悄向霜风立”——她悄悄地，在霜风里站着。 “悄向霜风立”——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句。她一辈子，都在霜风里站着。没有人扶她，没有人陪她，没有人替她挡风。她就那么站着，从清晨站到黄昏，从春天站到冬天，从黑发站到白头。可她站住了。没有倒，没有歪，没有跪。她就那么站着，在霜风里，在雨里，在所有人看不见的角落里。 她在《点绛唇·瓶菊》中写道—— “折得霜葩，胆瓶插处寒香袭。捲帘风入。秋在枝头惜。几净窗明，点燃真幽绝。重阳节。记曾相觅。犹自无消息。” “折得霜葩，胆瓶插处寒香袭”——她折下一枝霜中的菊花，插在胆瓶里，那寒香扑面而来。“捲帘风入”——她卷起帘子，风吹进来了。“秋在枝头惜”——秋天在枝头，依依惜别。“几净窗明”——书案洁净，窗户明亮。“点燃真幽绝”——那菊花，像一盏灯，点燃了幽绝的秋意。“重阳节”——重阳节。“记曾相觅”——她记得曾经寻觅过什么。“犹自无消息”——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这首写得最妙的是“燃”字。花不是灯，不能燃。可她偏偏用了“燃”字。她把菊花写成了一盏灯，一盏在秋风中燃着的、随时可能被吹灭的灯。那是她的灯，是她的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光。那光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燃着。燃了五十五年，燃到灯油都干了，燃到灯芯都焦了，可它还燃着。因为她不让它灭。她怕一灭，就再也点不亮了。 她在《调笑令·春夜与墨香听雨》中写道—— “春雨。春雨。却好洗将愁去。常时声滴庭隅。搅得离人梦无。无梦。无梦。欢喜今宵听共。” 这首词，和她一贯的愁苦截然不同。它带着欢喜。甚至有些调皮。她写春雨，写春雨“洗将愁去”——把愁洗掉，不是洗掉“愁”这个字，是洗掉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多年的石头。那块石头太重了，重到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搬不掉了。可春雨来了，那雨细细密密的，落在地上，落在瓦上，落在芭蕉叶上，滴答滴答，像是有人在轻轻敲着她的心。敲着敲着，那石头就松了，裂了，碎了。碎成齑粉，碎成尘，碎成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春雨。 “欢喜今宵听共”——她欢喜，是因为有人陪她一起听雨。那个人是墨香，是她的朋友，是她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温暖。两个女子，在春夜的灯下，听着窗外的雨。不说话，不写诗，不做任何事，只是听。听雨。听了一夜。那天晚上，她没有梦见屈颂满，没有梦见那些死去的人，没有梦见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梦见了一场雨，一场永远不会停的、细细密密的、像蚕丝一样柔的雨。她在雨里站着，身上淋湿了，可她不怕。她不怕了。 她不哭了。 季兰韵的晚年，是在楚畹阁里度过的。 楚畹阁，是她在常熟城里的居所。“楚畹”二字，取自《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她把自己比作一株兰，种在楚地的九畹之中，没有人看见，没有人采撷，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自己的香。 她在楚畹阁里住了二十多年。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梅花，楼后种着一片翠竹。她在窗下读书，写诗，填词，抚琴。她把那些年写的诗词，编成《楚畹阁集》十二卷。她在自序中写道—— “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屈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舟车劳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楚畹阁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也就是她去世的前一年，《楚畹阁集》刻印成书。十二卷，分古今体诗和诗余。书的扉页上，印着四个字——“楚畹阁集”。那四个字，是她的命。她印了一辈子，也等了一辈子。等那本书刻好，等那些诗被人读到，等那些藏在字缝里的、谁也偷不走的心事，被一个人看见。 那个人，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冬天，终于来了。不是活人，是死神。她闭上了眼睛。窗外的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常熟，罩住了尚湖，罩住了虞山，罩住了楚畹阁，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季兰韵死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活了五十五岁。 她死的那天，常熟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尚湖，罩住了虞山，罩住了楚畹阁，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楚畹阁集》流传了下来。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在《闺秀词话》里，在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她的诗，被收录在《闺籍经眼录》《墨花仙馆合刻》《小黛轩论诗诗》里。她的名字，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没有被人忘记。 后人评价她——“才女”和“寡妇”的双重身份，使她的作品题材涉及之广、思想维度之深，在女性意识的方面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放眼才媛辈出的清代江南地区，她的作品仍独具特色。 那些学者的话，她听不见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些。她在乎的，只有那卷《楚畹阁集》，只有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只有那个在江南烟雨中永远不肯低头的自己。 她在《金缕曲》中写过这样一句—— “输与鸳鸯能并命，枉千回百转相忆。心只愿，早同穴。” 输与鸳鸯能并命——她羡慕鸳鸯，能同生共死，能白头偕老，能在水中游来游去、成双成对。她不是鸳鸯，她是人，是一个在丈夫死后独自活了三十一年的女人。她不能同生共死，不能白头偕老，不能成双成对。她只能一个人，在灯下，在雨里，在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词里，一遍一遍地，千回百转地，想他。 “心只愿，早同穴”——她的心，只有一个愿望。早点死，早点去见他，早点和他葬在一起，同穴。那愿望，她藏了三十一年，藏在每一个字里，藏在每一个标点里，藏在每一滴眼泪里。她没有说出来，可她写出来了。写在纸上，写在雨里，写在江南的烟雨中，写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楚畹阁里，下在她的梅花树上，下在她的《楚畹阁集》里，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唐多令》里写过这样一句—— “秋色澹无言，秋情断复连。” 秋色淡淡地，没有话说。秋情断了，又连上了。她的情，断了三十年，可它又连上了。连在那场雨里，连在那片月光里，连在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词里。她的情，比她的命长，比这场下了千年的雨，还长。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四章完 第四十五章 南湖旧隐：徐映玉与南楼吟稿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雾。那雾不是白的，是青的，青得像她十六岁那年第一次翻开《离骚》时，书页间飘出来的那一缕墨香。她叫徐映玉，字若冰，号南湖旧隐。她是嘉兴南湖的女儿，昆山徐乾学的玄孙女，常熟诸生陈燮的妻子。她的诗集叫《南楼吟稿》，她的词集叫《南湖旧隐词》。南湖，是她出生的地方；南楼，是她嫁过去以后住的地方。她从南湖搬到南楼，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搬了一辈子，也没有搬出那场下了几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 她是徐乾学的玄孙女。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康熙九年的探花，官至刑部尚书，是清初最显赫的大臣之一。他的弟弟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另一个弟弟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的探花。一门三鼎甲，满朝文武见了，都要叫一声“昆山徐氏”。可徐映玉出生的时候，徐家已经不像她高祖父在世时那样煊赫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骆驼瘦了，终究还是瘦了。 她从小在嘉兴南湖边长大。南湖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南湖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湖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南湖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湖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嫁到常熟，住进了南楼。南楼不在南湖边，可她在南楼的窗前，种了一株荷花。她每天给荷花浇水，每天对着荷花说话。她把荷花当成了南湖的替身，把南楼当成了南湖的旧隐。 她的诗集叫《南楼吟稿》。南楼，是她和丈夫陈燮一起住的地方。陈燮是常熟的诸生，不是进士，不是举人，连秀才都不是。他只是诸生，一个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挤了一辈子、连乡试的门槛都摸不到的穷秀才。可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不会说“写得好”，只会说“我喜欢”。就这三个字，够了。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称赞，够一万倍。 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他会陪她，一起老，一起死，一起葬在南湖边上，碑并着碑，名字挨着名字。可她错了。 陈燮病了。他生在南楼的书房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陈燮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陈燮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 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陈燮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 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陈燮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陈家的媳妇，是陈燮的妻子，是陈燮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陈燮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南楼吟稿》中写道：“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 “百年那得更百年”——人活一百年，哪能再活一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所以今天，还要好好爱今天。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它不刺激，不浓烈，可它一直在，在舌头根上，在喉咙里，在心口窝，怎么咽也咽不下去。她写的是自己，也是天下所有寡妇的命。她的命，从陈燮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南楼的书房里，停在那一叠没有人批的诗稿上，停在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陈燮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她把自己关在南楼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她把陈燮的诗稿编成《陈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在《南湖旧隐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 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陈燮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她晚年，是在南楼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常熟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陈燮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熟的南楼上，落在南湖的烟雨楼顶，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南楼吟稿》和《南湖旧隐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南湖旧隐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离愁，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骨头上的。刻了一辈子，刻到骨头都酥了，刻到骨髓都干了，可那些字还在。她死了，字还在。她的离愁，比她的人活得久。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南湖旧隐里，下在她的南楼吟稿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南楼吟稿》中写过这样一句：“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 她活了一百年，可她没有爱过一百年。她只爱了几十年，剩下的几十年，都是在回忆里过的。回忆不是爱，是爱的灰烬。灰烬是冷的，是轻的，是风一吹就散的。可她的灰烬，没有散。被那场雨打湿了，粘在纸上，粘在字里，粘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六章 碧梧栖老：孙云凤与玉箫楼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杭州仁和孙家老宅的瓦檐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珠。那珠子不是圆的，是碎的，碎得像她嫁衣上那层薄薄的金线，在烛火里闪了一下，就灭了。她叫孙云凤，字碧梧，仁和人。她是袁枚女弟子中排名第二的才女，仅次于席佩兰。袁枚在《二闺秀诗》里写过她——“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鹫岭孙云凤，虞山席佩兰。” 她是“二贤”之一。是那个与席佩兰并称、让袁枚在诗话里反复赞叹的“碧梧”。可她的命，和她的名字一样——碧梧栖老，凤凰不来。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那个懂她的人。 她的诗集叫《玉箫楼诗集》，她的词集叫《湘筠馆词》。玉箫，湘筠，碧梧——她的名字和她的书斋里，全是竹，全是凤，全是那些清高的、孤傲的、不肯向世俗低头的意象。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竿竹，一株梧，一支箫。风吹过来，竹叶沙沙地响，是她心里的声音；雨打过去，梧叶哗哗地落，是她眼底的泪；箫声从玉箫楼里传出来，呜呜咽咽的，是她说不出口的、一辈子也说不完的话。 可她的箫，没有人听；她的梧，没有人栖；她的竹，没有人看。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词，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她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生的。那一年，杭州的荷花开了满湖，红得像火，白得像雪，粉得像霞。画舫在湖上来来往往，歌女的歌声从水上飘过来，软绵绵的，酥到骨头里。她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花结缘，与诗结缘，与那些软的、酥的、让人心里发痒的东西结缘。 可她偏偏嫁了一个不懂花、不懂诗、不懂软也不懂酥的人。 孙家是杭州的官宦世家。她的父亲孙嘉乐，号春岩，官至四川按察使，是乾隆朝有名的能吏。他做官做到四川，在蜀道上走了无数个来回，每到一处，都要给女儿写信，写信的时候，总要附上几首新作的诗。孙云凤从小就在那些信里，读父亲的诗，读父亲的山水，读父亲的宦游生涯。她读着读着，也学会了写诗。 她六岁那年，写了一首《春晓》： “梦回莺舌弄，花落满庭香。起坐浑无事，闲看燕子忙。” 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梦回莺舌弄”——梦中被黄莺的叫声唤醒，那叫声婉转动听，像在拨弄琴弦。“花落满庭香”——花落了，可香气还在，满院子都是。“起坐浑无事”——起来了，坐着，什么事都没有。“闲看燕子忙”——只是闲闲地看着燕子在忙碌。那种闲适，那种恬淡，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是一个六岁少女对生活最美好的想象。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生活，很快就要忙起来了。不是忙诗，不是忙画，是忙命。她的命太忙了，忙到来不及好好活，就要死了。 她十二岁那年，跟着父亲宦游川黔。船过三峡，两岸青山如削，猿声不绝于耳；夜泊洞庭，月光洒在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银。她站在船头，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把她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她忽然想写诗。不是那种被先生逼着写在课业上的诗，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不写出来就要炸开的诗。她铺开纸，蘸饱墨，一口气写了好几首。写完了，自己读了一遍，读得眼泪都出来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哭，只是觉得那些字不是从手上出来的，是从心上出来的。 她十五岁那年，袁枚到杭州。孙嘉乐带着女儿的诗稿，去拜见这位名满天下的随园老人。袁枚读了她的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孙嘉乐记了一辈子的话：“此女，诗中圣也。”袁枚当即收她为弟子，并让她和席佩兰、金逸、骆绮兰等人并列随园女弟子之列。 那一年，她十五岁。她以为，她的人生会像那些诗一样，越来越好。可她错了。 她二十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程庭懋。程庭懋是诸生，不是进士，不是举人，甚至连贡生都不是。诸生就是秀才，一个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挤了一辈子、连乡试的门槛都摸不到的穷秀才。程家不是名门，不是望族，只是仁和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程庭懋这个人，据史料记载，是个“见笔砚辄憎”的人——看见笔墨纸砚就厌恶。 新婚之夜，她在灯下铺开纸，想写一首诗。程庭懋看见了，一把抢过去，揉成团，扔在地上。他说：“你是女人，写什么诗？” 她愣住了。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可她没有听错。她嫁的那个人，不懂诗，不懂她，不懂她的心。他看见她的笔砚，就像看见仇人一样，厌恶，憎恨，恨不得一把火烧掉。 她把纸团捡起来，展平，藏进枕头底下。她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新娘子，哭了不吉利。可她的心，从那天晚上开始，就裂了一道缝。那道缝，从她二十岁裂到她五十岁，裂了三十年，再也合不上了。 她在《湘筠馆词》里写过一首《满江红》，题的是“烛溪叔祖《蓬窗听雨图》”。那幅图画的是一间破旧的蓬窗，窗外下着雨，窗内一盏孤灯，灯下一个老人，坐着听雨。她在题词里写道—— “一舸西风，吹暮雨、沙清渚白。尽吟啸、水云深处，鹭闲鸥逸。帆挂乡心生远浦，橹摇凉梦依秋荻。响萧萧、夜半听无眠，愁何极。渔笛罢，寒潮急。孤雁唳，空江黑。正青衫泪湿，红烛光熄。往事如烟吹不散，此身似叶飘难息。待重寻、画里旧溪山，云山隔。” “往事如烟吹不散，此身似叶飘难息”——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句，也是最疼的一句。她写的不是烛溪叔祖的蓬窗听雨，是她自己。她的往事，像烟，可那烟吹不散，吹不散是因为它太重了，重得像铅，像铁，像她心头那块压了三十年的石头。她的身体，像一片落叶，飘来飘去，找不到根，找不到家，找不到那个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的地方。 她在词里借别人的画，写自己的命。她不敢直接写，怕被人看见，怕被人骂，怕被人说她“不守妇道”。她只能把自己的命，藏在别人的画里，藏在那些“蓬窗”“渔笛”“孤雁”的意象后面，藏在那些没有人看得懂的隐喻里。可她知道，那些词，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自己的。她把自己写进了画里，写进了雨里，写进了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 她在夫家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 程庭懋不许她写诗。他把她的笔藏起来，把她的墨倒掉，把她的纸撕碎。她写了，他骂；她藏着写，他发现了，连骂带打。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不懂。他不懂她为什么要写诗，不懂她为什么要在灯下坐到深夜，不懂她为什么哭了还要写，写了还要哭。他只知道，她是他的妻子，要给他做饭，给他洗衣，给他生孩子。他不知道的是，她的心里有一片海，他连那片海的边，都没有摸到。 她不恨他。她恨的是命运。她恨自己生在这个时代，恨自己生为女子，恨自己为什么要写诗。如果不写诗，她就不会那么疼；如果不写诗，她就不会那么清醒；如果不写诗，她就可以像别的女人一样，安安静静地做程家的媳妇，安安静静地老去，安安静静地死掉。 可她会写诗。她控制不住。那些字，像蚂蚁，从她的心里爬出来，爬到纸上，排成一行一行。她拦不住，也不想拦。那是她唯一的出口。 她在《湘筠馆词》里写过一首《浪淘沙》—— “青影乱帘旌。点点春星。碧天如水月华明。深院夜凉人乍定，吹坠银屏。阑外竹声清。半臂纱经。玉阶犹忆那时情。唱遍凄凉金缕曲，夜夜闻莺。” 这首词写得太好了。“深院夜凉人乍定”——深夜里，人刚刚安静下来，院子是凉的，心也是凉的。“阑外竹声清”——栏杆外面的竹子，声音是清的，清清冷冷的，像她这个人。“唱遍凄凉金缕曲”——她把凄凉的金缕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到嗓子都哑了，唱到月亮都落了，唱到天亮。“夜夜闻莺”——每个夜晚都能听到黄莺的叫声。那不是黄莺，是她自己。她在叫，在哭，在唱。可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听懂，没有人来安慰。 她在词里，把自己活成了一只夜莺。夜莺的歌声是美的，可那美是疼的。她不是在唱歌，她是在哭。可她哭的方式，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歇斯底里，是唱。把哭唱成了歌，把泪唱成了词，把疼唱成了诗。 她后来回了娘家。 她带着孩子，带着诗稿，带着那颗碎成粉末的心，回到了仁和。孙家的老宅还在，父亲已经不在了。父亲死在四川任上，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她跪在父亲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爹，你教了我一辈子的诗，可你为什么不教我怎么活？” 父亲不能回答她。他死了。她只能一个人，活在这个没有父亲、没有丈夫、没有依靠的世界里。 她在《哭父》中写道—— “一自仙游去，音容杳莫寻。遗诗空在箧，抚卷泪沾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她写的是父亲，也是她自己。她的诗，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泪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泪，每一滴泪都是血，每一滴血都是从她心口上剜下来的。她不疼了。她疼了三十年，已经疼麻木了。 她在娘家住了很多年。和她一起住的，是她的妹妹们——孙云鹤、孙云鸾、孙云鸿、孙云鹄、孙云鹃。她们六个姐妹，个个能诗，个个善画，个个是袁枚的女弟子。她们住在一起，一起写诗，一起填词，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她们像小时候一样，你写上句，我写下句；你改这个字，我改那个词。写完了，两个人一起读，读完了，相视一笑。 那笑，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暖意。 她在《清平乐》中写道—— “看花赌酒。乐事何年又。门巷销魂重插柳。细雨禁烟时候。庭中明月团圞。天涯芳草纤绵。夜夜小楼春梦，随风飞度关山。” 这首词，是她和妹妹们一起写的。“看花赌酒”——她和妹妹们一起看花，一起赌酒，一起笑，一起闹。“乐事何年又”——这样的乐事，哪一年还能再有？“庭中明月团圞”——院子里的月亮，团团圆圆的。“天涯芳草纤绵”——天涯的芳草，纤纤绵绵的。“夜夜小楼春梦”——每一个夜晚，她都在小楼里做着春天的梦。“随风飞度关山”——那些梦，随风飞过了关山，飞到了她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这首词写得太美了。可她心里的苦，藏不住。藏在“乐事何年又”里，藏在“随风飞度关山”里。她知道，那些乐事，不会再有了。那些关山，她飞不过去。她只能在小楼里做梦，梦醒了，天亮了，雨还在下。 她最亲的妹妹，是孙云鹤。她们的感情，是这一章里最深的牵挂。 孙云鹤字兰友，一字仙品。她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填词。孙云鹤嫁给了县丞金玮，跟着金玮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各地。她留在仁和，守着那座老宅，守着那卷诗稿。她们不在一起了，可她们的心在一起。她们写信，写诗，写词，把心里的话写在纸上，寄给对方。那纸，是她们的桥；那字，是她们的船。她们靠着一纸一字的往来，渡过了那些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夜。 孙云鹤在《菩萨蛮·秋夜同碧梧姊联句》中写道—— “玉阶人静啼虫寂。银屏梦断砧声急。疏树带微霜。小楼秋思长。一窗灯欲烬。叶叶西风紧。深夜莫凭栏，月高清影寒。” 这首词，是她和姐姐一起写的。一句她，一句姐姐，一句她，一句姐姐。两个人的心，通过那些字句，连在了一起。她们的愁，也是连在一起的。玉阶，银屏，疏树，小楼，灯，叶，风，月，清影——每一个意象都是冷的，可两个人一起冷，就不那么冷了。 “深夜莫凭栏，月高清影寒”——这是她写的，还是姐姐写的？分不清了。她们的人生，早就分不清了。她们的影子，在月光下，叠在一起，像一棵树上的两根枝，谁也离不开谁。 可后来，妹妹也走了。孙云鹤死在嘉庆年间，比姐姐早。史料上没有记载她是什么时候死的，可她死的时候，孙云凤还在。她哭妹妹，哭得像小时候妹妹出嫁一样。她在《哭妹》中写道—— “忆昔同吟小阁中，花前月下几春风。而今人去楼空在，惟有梅花伴老侬。” “忆昔同吟小阁中”——她记得从前和妹妹一起在碧梧轩里吟诗。“花前月下几春风”——花前月下，过了几度春风。“而今人去楼空在”——现在人走了，楼还在。“惟有梅花伴老侬”——只有梅花，陪着老去的她。 她写的是妹妹，也是她自己。妹妹走了，她一个人，活在那座空荡荡的碧梧轩里，活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春风里。她还有梅花，梅花不会走，梅花每年都开。可她老了，开不动了，写不动了，活不动了。 她是袁枚的女弟子。袁枚说她“诗既佳，书法亦秀媚”。她的书法灵动清雅，她的诗清丽绵邈，她的词寄意杳微，含情幽渺。郭频迦评她的《湘筠馆词》——“寄意杳微，含情幽渺，置之花间集中，当在飞卿、延已之间。” 《花间集》是晚唐五代词人的总集，温飞卿是温庭筠，冯延已是南唐词人。郭频迦说她的词，放在《花间集》里，可以和温庭筠、冯延巳比肩。这是对一个女词人最高的评价。 可她不稀罕。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些。她在乎的，只有妹妹，只有诗，只有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孙云凤诗既佳，书法亦秀媚。其《湘筠馆词》，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清丽绵邈”——这四个字，是她一生的写照。她的词，是清的，不是浊的；是丽的，不是俗的；是绵的，不是硬的；是邈的，不是近的。她的词，像她的心，清得透亮，丽得不俗，绵得不断，邈得无边。 可那无边无际的清丽绵邈，是她用一辈子的眼泪泡出来的。她不说，可她写出来了。写在纸上，写在雨里，写在碧梧轩的窗棂上，写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 嘉庆十九年（1814年），孙云凤在仁和病逝，享年五十一岁。 她死的那天，杭州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西湖，罩住了碧梧轩，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她的妹妹孙云鹤，已经先她而去了；她的妹妹们，一个个嫁了人，散了，走了。她一个人，躺在那间住了几十年的碧梧轩里，身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妹妹，只有那卷《湘筠馆词》。 她把她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孩子。那是她的孩子，她唯一的、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她的孩子。 她闭上了眼睛。灯灭了。那盏她点了五十多年的灯，灭了。 可她留下的那些词，没有灭。那首《浪淘沙》，还在；那首《满江红》，还在；那首《清平乐》，还在；那首《菩萨蛮》，还在。它们像一盏一盏的灯，在时间的暗夜里亮着，照亮了后来的路，照亮了后来的人。 她在《湘筠馆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往事如烟吹不散，此身似叶飘难息。” 她的往事，吹不散；她的身体，飘难息。可她的词，吹得散吗？散不了。她的词，比她的人重，比她的命长，比这场下了千年的江南烟雨，还长。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玉箫楼里，下在她的湘筠馆中，下在她的碧梧轩前，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袁枚在《二闺秀诗》中写过这样一句—— “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 她是那二贤之一。她是那个被历史记住的、被时间磨不掉的才女。她是躲在碧梧轩里的那一贤，是藏在玉箫楼里的那一贤，是那幅《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中最不起眼的那一贤。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名次，不是排位，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在乎的，只有那卷《湘筠馆词》，只有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只有那个在江南烟雨中永远不肯低头的自己。 她写过《十六字令》，只有十六个字—— “听。窗外如何夜雨声。孤眠惯，不睡自多情。” 她习惯了孤眠，习惯了夜雨，习惯了不睡。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她听雨。听了一辈子，听成了词，听成了诗，听成了命。 那“多情”二字，是她的自嘲。她不是多情，她只是不能无情。她忘不了那个人，那些事，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是不想忘，是忘不掉。 忘不掉，就写下来。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活一天，就多写一首。多写一首，就多一个人看到。 她不知道的是，她写了那么多，真正看到的人，不多。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人，是字。字写出来了，就够了。纸会黄，会脆，会碎。可字不会。字是她的魂，是她的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行李。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六章完 第四十七章 双清阁：钱斐仲与雨花庵诗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雾。那雾不是白的，是青的，青得像她十六岁那年第一次翻开《离骚》时，书页间飘出来的那一缕墨香。她叫钱斐仲，字餐霞，号双清阁女史。她是秀水钱家的女儿，乾隆朝名臣钱陈群的侄孙女，嘉兴城中最不该被遗忘的女词人。可她被忘了。被忘在《清史稿》的夹缝里，被忘在《全清词》的补遗卷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两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她的词集叫《雨花庵诗余》，她的诗集叫《双清阁诗》。雨花庵，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她不是尼姑，不是居士，只是一个把一生都泡在雨里的女人。那雨，从她十六岁下到她死，没有停过。 她出生的时候，嘉兴下着雨。那是乾隆朝的最后几年，盛世的尾巴还拖在地上，江南的繁华还没有散尽。南湖的画舫来来往往，烟雨楼的檐角上挂着一层薄薄的水雾。钱家是嘉兴的名门，钱陈群是乾隆朝的大臣，工诗善画，与袁枚唱和，名重一时。钱斐仲是钱陈群的侄孙女，从小在书香中长大。 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她的祖父抱着她，说：“这个女娃子，是我们家的谢道韫。”可她不是谢道韫。谢道韫嫁了王凝之，虽不如意，可至少留下了“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句子。她呢？她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诸生查冬荣。查冬荣，字子珍，号辛香，是嘉兴的秀才。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他会在她写完一首词后，拿起笔，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餐霞，你又瘦了”。 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他会陪她，一起老，一起死，一起葬在南湖边，碑并着碑，名字挨着名字。可她错了。查冬荣死了，死在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大得像要把整个嘉兴城都埋掉。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 她在《金缕曲·壬戌暮春送湘芷弟玉门》中写过这样一句——“人生最苦生离别，那更肠回九折。”可她最苦的，不是生离别，是死离别。生离别至少还有盼头，死离别连盼头都没有了。她盼了一辈子，盼他回来，盼他批语，盼他在灯下对她说一句“餐霞，你又瘦了”。可他再也没有回来。她的词，从此没有人批了。她写一首，搁在案头；再写一首，叠在第一首上面。叠了一百首，两百首，三百首。没有人看，没有人懂，没有人说“此句妙绝”。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词，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她是袁枚的女弟子。袁枚说她“诗既佳，书法亦秀媚”。她的书法灵动清雅，她的词清丽绵邈，她的字像她的人，瘦，淡，疏，冷。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和顾太清、吴藻、沈善宝她们排在一起。她的名字，印在书的扉页上，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可她的词，是冷的。 她的《双清阁诗》里，有一首《病起》—— “药炉烟细暗香浮，病骨惺忪懒下楼。昨夜东风吹不散，一帘花影上帘钩。” “药炉烟细暗香浮”——药炉的烟细细的，暗香浮动。“病骨惺忪懒下楼”——她病了，骨头软软的，懒得下楼。“昨夜东风吹不散”——昨夜的风，吹不散她的病。“一帘花影上帘钩”——一帘花影，爬上了帘钩。 这首写得太好了。好到不像一个寡妇写的，好到像一个被病痛和孤独泡了一辈子的人写的。她没有抱怨，没有哭喊，只是淡淡地说——她病了，不想下楼，花影爬上来了。可你知道，她病的不是身体，是心。她的心，被查冬荣的批语养了十几年，养得肥肥的，嫩嫩的，水灵灵的。他走了，没有人浇水了，没有人施肥了，那心就干了，瘪了，枯了，碎了一地。她捡不起来，也不想捡。就那么放着，搁在窗台上，风吹着，雨打着，慢慢地烂了。 她在《双清阁词》里写过一首《浪淘沙》—— “帘外雨潇潇。凉透蕉绡。泪痕和墨写成骚。一种愁心吹不散，乱似杨花。何处玉人箫。声断蓝桥。银灯空照可怜宵。最是今生难遣处，病与愁销。” “帘外雨潇潇”——帘子外面，雨潇潇地下。“凉透蕉绡”——凉透了芭蕉叶和绡纱。“泪痕和墨写成骚”——她把泪痕和着墨，写成了《离骚》。“一种愁心吹不散”——那愁心，吹不散。“乱似杨花”——乱得像杨花一样。“何处玉人箫”——不知道哪里传来玉人的箫声。“声断蓝桥”——箫声断在了蓝桥上。“银灯空照可怜宵”——银灯白白地照着可怜的夜晚。“最是今生难遣处”——这一生最难过的是。“病与愁销”——病和愁，一起消磨。 这是她写得最绝望的一句。“最是今生难遣处，病与愁销”——她这一生，最难打发的，不是孤独，不是贫穷，不是丈夫的死，而是病和愁一起消磨她的那些日子。病来了，她疼；愁来了，她哭。病和愁一起来的时候，她既疼又哭，疼到哭不出来，哭到疼麻木了。她想躲，躲不掉；想逃，逃不开。病是她的影子，愁也是。她走到哪里，它们跟到哪里。她活到哪天，它们跟到哪天。她不怕死，怕的是死之前，还要被它们折磨。 可她忍着。忍了一辈子。 她的丈夫查冬荣，是个读书人。查冬荣活着的时候，家里常常有文人雅集。他们聚在双清阁里，喝茶，品画，论诗，弹琴。查冬荣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娶了一个会写词的妻子。他们读她的词，读得啧啧称奇。有人说：“查兄，你夫人的词，比你写得好。”查冬荣听了，不恼，反而笑。他说：“是。我的诗，不如她的词。” 她躲在帘子后面，听他们说话，听得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雅集会一场接一场地开，以为那些朋友们会一个一个地来，以为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琴会一直响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可她错了。查冬荣死了。雅集散了。朋友们不来了。茶凉了。琴断了。诗，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写。 她在《双清阁词》里写过一首《忆江南》—— “人去也，人去小楼空。帘外绿阴凉似水，窗前花影淡于风。无语立帘栊。” “人去也，人去小楼空”——人走了，小楼空了。“帘外绿阴凉似水”——帘子外面的绿阴，凉得像水一样。“窗前花影淡于风”——窗前的花影，淡得比风还淡。“无语立帘栊”——她一句话也不说，站在帘栊前。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它不刺激，不浓烈，可它一直在，在舌头根上，在喉咙里，在心口窝，怎么咽也咽不下去。她站在帘栊前，一句话也不说。她不是不想说，是没有人可以说。查冬荣在的时候，她有说不完的话；查冬荣走了，她的话，也跟着他走了。她剩下的，只有那些词，那些没有人批的、没有人读的、没有人懂的词。 她在《双清阁词》里写过一首《清平乐》—— “寒窗月瘦。影在梅花后。欲写新词愁未就。泪湿青衫袖。灯花落尽残更。夜长人静无声。只有那枝翠竹，伴侬坐到天明。” “寒窗月瘦”——寒窗下，月亮瘦了。“影在梅花后”——她的影子，在梅花的后面。“欲写新词愁未就”——她想写新词，可愁还没有写完。“泪湿青衫袖”——眼泪打湿了青衫的袖子。“灯花落尽残更”——灯花落尽了，更漏残了。“夜长人静无声”——夜太长了，人静了，没有声音。“只有那枝翠竹”——只有那枝翠竹。“伴侬坐到天明”——陪着她坐到天亮。 这首词，是她一生中最孤独的一幅自画像。她坐在寒窗下，月亮是瘦的，影子是淡的，灯花是落的，更漏是残的，夜是长的，人是静的，声是没有的。只有那枝翠竹，陪着她。翠竹不会说话，不会批她的词，不会说“此句妙绝”，不会说“餐霞，你又瘦了”。可翠竹不会走。翠竹永远在那里，在窗前，在月下，在她每一次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她把它当成了查冬荣的替身。她知道它是假的，可她需要它。没有它，她连坐下去的力气都没有。 她的弟弟钱聚朝，字晓庭，号爱庐，是嘉兴的画家，工山水，尤精兰竹。他比姐姐小几岁，从小跟着姐姐读书。姐姐教他认字，教他写诗，教他做人的道理。他这辈子，最敬重的人，除了父亲，就是姐姐。 查冬荣死后，钱聚朝常常从嘉兴城里赶到常熟，去看姐姐。每次去，都带些米面油盐，带些新茶，带些他刚画好的画。他把画铺在桌上，让姐姐题诗。姐姐提笔，在画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小字。那些字，清秀，瘦硬，像她这个人。他读着读着，眼眶就红了。他说：“姐姐，你的诗，比我的画好。”她笑笑，不说话。她知道弟弟在安慰她。可她的诗，确实好。好到不需要安慰。 她在弟弟画的一幅兰竹图上题道—— “画兰如画心，画竹如画骨。心骨两清寒，无人知此意。” “画兰如画心”——画兰花，就像画自己的心。“画竹如画骨”——画竹子，就像画自己的骨头。“心骨两清寒”——心和骨，都是清寒的。“无人知此意”——没有人知道这个意思。 她写的不是画，是她自己。她的心是兰，清高，孤傲，不媚世俗；她的骨是竹，挺拔，坚硬，不折不挠。可她的心和骨，都是冷的。那冷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她像一株兰，长在石缝里，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几十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可没有人看见。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人看见，是字写出来。 她的《雨花庵诗余》，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行李。雨花庵，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雨是江南的雨，花是梅花、兰花、菊花、那些从石缝里开出来的花。庵，是庵堂，是她一个人的庵堂。她在里面修行，不是修来世，是修今生。她把这一生的苦，修成了词；把这一生的泪，修成了诗；把这一生说不出口的话，修成了那一卷薄薄的、没有人读的《雨花庵诗余》。 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查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雨花庵诗余》。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词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词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词里，倒在每一个字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词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她晚年，是在双清阁里度过的。 双清阁，是她和查冬荣一起取的名字。双清，是两个人的清。一个人清，是孤单；两个人清，是清欢。查冬荣活着的时候，双清阁里有清欢；查冬荣死了，双清阁里只剩下清，清冷，清寂，清苦。可她不肯改名字。她怕改了，他就找不到她了。她要把双清阁留着，留到死，留到来生，留到他回来的那一天。 她一个人，住在双清阁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词，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词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词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查冬荣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 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嘉兴的南湖上，落在烟雨楼的檐角上，落在双清阁的瓦檐上，落在窗前那株梅花的枝头上。她走了。她的《雨花庵诗余》，被她的弟弟钱聚朝刻了出来。他在序言中写道：“先姊餐霞，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七，归查氏。夫妇唱和，相敬如宾。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姊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姊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词清丽绵邈，有宋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名字，被记载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雨花庵诗余》中写过这样一句—— “泪痕和墨写成骚。”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重的一句。她的泪，和着墨，写成了《离骚》。《离骚》是屈原的，是楚国的，是天下人的。她的骚，是她自己的，是她一个人的。她用泪写，用血写，用命写。写完了，没有人读，她就自己读。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泪干了，读到墨淡了，读到纸碎了。可她还在读。不读，她会忘了自己是谁。 她是谁？她是钱斐仲，字餐霞，号双清阁女史，秀水人氏，查冬荣的妻子，一个写了四十年词、却不知道自己的词写得好不好的女人。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双清阁里，下在她的雨花庵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双清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 “一种愁心吹不散，乱似杨花。” 她的愁心，吹不散。不是风不够大，是她的愁太重了。重到风搬不动，重到雨冲不走，重到时间磨不平。那愁，比她的命长，比这场下了千年的江南烟雨，还长。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八章 南湖草堂：沈珂与醉墨词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雾。那雾不是白的，是青的，青得像她十六岁那年第一次翻开《离骚》时，书页间飘出来的那一缕墨香。她叫沈珂，字温如，号醉墨。她是嘉兴南湖的女儿，诗人沈炳震的女儿，诸生沈镐的姐姐，常熟诸生孙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醉墨词》，她的词集叫《南湖草堂词》。醉墨，是她写字时的状态。墨是醉的，人也是醉的。她不是醉在酒里，是醉在诗里，醉在词里，醉在那些永远写不完的句子里。她醉了七十年，没有醒过。 她是沈炳震的女儿。沈炳震，字寅驭，号东甫，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学者、诗人。他博通经史，尤精《汉书》，著有《九经辨字渎蒙》《廿一史四谱》等，在学界声望极高。沈家是嘉兴的书香门第，一门之内，父子兄弟，皆工诗文。沈珂是沈炳震的长女，从小在父亲的膝下读书。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温如写的。她才八岁。” 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沈炳震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南湖草堂里，藏在她的醉墨词中，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有个弟弟，叫沈镐，字某，号某，是嘉兴的诸生。沈镐也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姐弟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填词，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他们像小时候一样，你写上句，我写下句；你改这个字，我改那个词。写完了，两个人一起读，读完了，相视一笑。那笑，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暖意。她在《醉墨词》中写过一首《金缕曲》，是送给弟弟的。词里有一句：“弟也工词，姊也工词，一样愁滋味。” “弟也工词，姊也工词”——弟弟会写词，姐姐也会写词。“一样愁滋味”——他们的愁，是一样的。那愁，是生在沈家的愁，是长在南湖边的愁，是写进词里的愁，是藏在骨头里的愁。她不怕愁，她怕的是弟弟走了，她的愁没有人懂了。 沈镐后来死了。死在什么时候，史料上没有记载。只知道他死得很早，早到姐姐还没有写完那首送给他的《金缕曲》，早到南湖草堂的梅花才开了两季。他死了，她成了沈家唯一的诗人。她的愁，从此没有人懂了。她只能把那些愁，写进词里，写给雨听，写给风听，写给南湖的烟雨听。 她嫁了人。嫁的是常熟的诸生孙某。孙某，字某，号某，是常熟的秀才。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温如，你又瘦了”。她的词里，常常出现“秋”“雁”“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孙某在常熟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在小屋里读书，写诗，弹琴，教孩子们写字。她把小屋取名为“南湖草堂”。 南湖，是她出生的地方；草堂，是她住的地方。她把南湖的烟雨带到了常熟，把南湖的荷花种在了草堂的窗前。她每天给荷花浇水，每天对着荷花说话。她把荷花当成了南湖的替身，把草堂当成了南湖的旧隐。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荷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词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孙某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孙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孙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孙某说：“你的词，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孙某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四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孙家的媳妇，是孙某的妻子，是孙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孙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孙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词上。词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醉墨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孙某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她把自己关在南湖草堂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她把孙某的诗稿编成《孙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熟的南湖草堂上，落在南湖的烟雨楼顶，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醉墨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醉墨词》中写过这样一句：“弟也工词，姊也工词，一样愁滋味。”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愁，不是她一个人的。是弟弟的，是丈夫的，是沈家的，是孙家的，是南湖的，是烟雨的，是那场下了几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的。她的愁，比她的人活得久。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南湖草堂里，下在她的醉墨词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醉墨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九章 蕉园旧雨：林以宁与梅雪轩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杭州西湖的孤山脚下，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雪。那雪不是冬日的雪，是梅花的雪——被月光磨薄了的、被霜风冻硬了的、在青石板上凝了又化、化了又凝的雪。她叫林以宁，字亚清，号梅雪。她是钱塘顾玉书的妻子，是清初“蕉园诗社”的发起人之一，是那个时代最不该被遗忘的女诗人。她的诗集叫《梅雪轩诗稿》，她的词集叫《凤箫楼词》。梅雪，是她自己取的名字。梅是她的骨，雪是她的魂。 她生在钱塘林家。林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世代读书，科第不绝。她的父亲林某是明末的秀才，入清后不仕，以布衣终老。她从小在父亲的膝下读书，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亚清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她的父亲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 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梅雪轩里，藏在她的凤箫楼中，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顾玉书。顾玉书，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亚清，你又瘦了”。她的诗里，常常出现“梅”“雪”“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梅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顾玉书后来病了。他生在自己的书斋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顾玉书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顾玉书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顾玉书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顾玉书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顾家的媳妇，是顾玉书的妻子，是顾玉书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顾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顾玉书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梅雪轩诗稿》中写道：“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 “百年那得更百年”——人活一百年，哪能再活一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所以今天，还要好好爱今天。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它不刺激，不浓烈，可它一直在，在舌头根上，在喉咙里，在心口窝，怎么咽也咽不下去。她写的是自己，也是天下所有寡妇的命。她的命，从顾玉书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梅雪轩的书房里，停在那一叠没有人批的诗稿上，停在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顾玉书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她把自己关在梅雪轩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她把顾玉书的诗稿编成《顾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在《凤箫楼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顾玉书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字某，号某，是杭州的一位女诗人。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林以宁是蕉园诗社的核心人物之一。她比顾玉蕊小几岁，可她的诗才，在社中是最出众的。她在《蕉园诗社》中写道：“水榭风廊，竹篱茅舍，聚三五、吟朋于此。扫眉才子，不减少陵诗意。”扫眉才子，是袁枚后来用的词，可她用得比袁枚早。她把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称为“扫眉才子”。她不觉得女子写诗是“不务正业”，不觉得女子结社是“伤风败俗”。她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子和男子一样，有才，有情，有诗，有梦。她们的梦，不是关在闺阁里的，是飞在西湖边、飞在蕉园里、飞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的。 她在蕉园诗社中，写过一首《九日同诸女伴登高》： “秋色满西湖，登高共酒徒。山光摇碧浪，云影淡红蕖。雁落寒沙远，人归夕照孤。莫言女子事，诗句胜丈夫。” “秋色满西湖”——秋天的景色，布满了西湖。“登高共酒徒”——她和女伴们一起登高饮酒。“山光摇碧浪”——山光摇动着碧绿的波浪。“云影淡红蕖”——云影淡淡地映在红色的荷花上。“雁落寒沙远”——大雁落在寒冷的沙洲上，远了。“人归夕照孤”——人归来了，夕照是孤独的。“莫言女子事”——不要说女子的事。“诗句胜丈夫”——她们的诗句，胜过丈夫。 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在谦虚，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顾玉蕊死了，柴静仪嫁了，钱凤纶搬了，冯又令病了。那些曾经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林以宁一个人，守着她的梅雪轩，守着那卷《凤箫楼词》，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在《忆旧》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箫吹。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记得当年聚首时”——她记得当年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蕉园花满凤箫吹”——蕉园里花满枝头，凤箫吹奏。“而今人散花零落”——现在人散了，花也零落了。“只有青山似旧时”——只有青山，还像从前一样。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梅雪轩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梅雪轩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杭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顾玉书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梅雪轩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梅雪轩诗稿》和《凤箫楼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凤箫楼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更筹，数了一辈子，没有数完。她的残灯，灭了一辈子，没有亮过。她的孤衾，冷了一辈子，没有暖过。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灯亮不亮，衾暖不暖，更筹数不数得完。她在乎的，是那些诗，那些词，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梅雪轩里，下在她的凤箫楼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她在《梅雪轩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 她活了一百年，可她没有爱过一百年。她只爱了几十年，剩下的几十年，都是在回忆里过的。回忆不是爱，是爱的灰烬。灰烬是冷的，是轻的，是风一吹就散的。可她的灰烬，没有散。被那场雨打湿了，粘在纸上，粘在字里，粘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章 凝晖阁：柴静仪与凝晖阁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杭州钱塘的凝晖阁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霞。那霞不是黄昏的霞，是黎明的霞——被夜露浸透了的、被晨风磨薄了的、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凝了又散、散了又凝的霞。她叫柴静仪，字季娴，号凝晖。她是钱塘人，诗人柴世尧的女儿，诗人沈汉嘉的妻子。她的诗集叫《凝晖阁集》，她的词集叫《凝晖阁词》。凝晖，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凝是凝聚，晖是光辉。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凝聚在西湖边的凝晖阁里，凝聚在蕉园诗社的旧梦中，凝聚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可那光，不是太阳的光，是月亮的光。是冷的，是淡的，是被云遮住了大半、只漏下几缕银丝的、照在芭蕉叶上、照在石阶上、照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上的月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月光，活了七十多年。活成了杭州城里最后一个记得蕉园诗社的人，活成了那卷《凝晖阁集》里最后一个会写诗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 那是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不久，江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西湖的画舫烧了，岳庙的香火断了，孤山的梅花落了。她生在这样一个乱世的尾巴上，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萧瑟结缘，与清冷结缘，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结缘。 柴家是钱塘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柴世尧，字某，号某，是明末的秀才，入清后不仕，以教书为生。他工诗词，善书法，尤精小楷。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柴静仪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季娴写的。她才十岁。” 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柴世尧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 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凝晖阁里，藏在她的凝晖阁词中，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的童年，是在西湖边度过的。她家住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只有几步路。推开窗，就能看见水，看见山，看见画舫来来往往，看见歌女的裙裾在风中飘。她喜欢西湖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湖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西湖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忆西湖》中写道： “西湖烟雨旧曾游，画舫笙歌忆未休。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年秋。” “西湖烟雨旧曾游”——西湖的烟雨，她从前游过。“画舫笙歌忆未休”——画舫上的笙歌，她回忆起来没有停过。“今日重来风景异”——今天重来，风景变了。“青山犹似昔年秋”——青山还像从前的秋天一样。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柴家的长女，是沈家的媳妇，是蕉园诗社的才女，是杭州城里人人称道的“柴季娴”。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沈汉嘉。沈汉嘉，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季娴，你又瘦了”。 她的诗里，常常出现“秋”“雁”“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沈汉嘉在钱塘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凝晖阁”。凝晖，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心里，能凝聚一点光辉，能照亮那些黑暗的、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夜。可那光，太小了。小到只够她一个人看见，小到只够她一个人取暖。 她在《凝晖阁》中写道： “小阁凝晖夜未央，孤灯照影自凄凉。不知明月何时满，只恐秋风又送凉。” “小阁凝晖夜未央”——小阁里凝聚着月光，夜还没有到尽头。“孤灯照影自凄凉”——孤灯照着她的影子，她自己凄凉。“不知明月何时满”——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只恐秋风又送凉”——她只怕秋风又会送来凉意。 这首写的是她的夜，也是她的一生。她的夜，没有尽头；她的灯，只有一盏；她的影子，只有自己。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就像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不懂，也不想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沈汉嘉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沈汉嘉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沈汉嘉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沈汉嘉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沈汉嘉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汉嘉的妻子，是沈汉嘉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汉嘉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凝晖阁词》中写道： “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沈汉嘉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字某，号某，是杭州的一位女诗人。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柴静仪是蕉园诗社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诗才，在社中是最出众的。林以宁在《蕉园诗社》中写道：“柴季娴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这是极高的评价。可柴静仪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 她在《蕉园雅集》中写道： “水榭风廊竹里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诗成不用纱笼护，自有清光满酒樽。” “水榭风廊竹里门”——水榭、风廊、竹林里的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蕉花像火焰一样，在黄昏中燃烧。“诗成不用纱笼护”——诗写成了，不用纱笼来保护。“自有清光满酒樽”——自有清光，注满了酒樽。 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顾玉蕊死了，林以宁老了，钱凤纶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病了。那些曾经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柴静仪一个人，守着她的凝晖阁，守着那卷《凝晖阁集》，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蕉园》中写道： “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记得当年聚首时”——她记得当年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蕉园花满凤凰枝”——蕉园里花满枝头，像凤凰的羽毛。“而今人散花零落”——现在人散了，花也零落了。“只有青山似旧时”——只有青山，还像从前一样。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凝晖阁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在蕉园诗社中，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叫林以宁。林以宁，字亚清，号梅雪，是蕉园诗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她们两人，是诗社中写得最好的两个，也是感情最深的两个。她们一起写诗，一起填词，一起在西湖边散步，一起在蕉园里赏花。她们像两棵并肩站着的树，根在地下交缠，叶在风中相触，谁也离不开谁。 柴静仪在《寄林亚清》中写道： “梅雪清姿不可攀，蕉园旧雨忆潺潺。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西湖雨后山。” “梅雪清姿不可攀”——林以宁的梅雪清姿，她攀不上。“蕉园旧雨忆潺潺”——蕉园的旧雨，她回忆起来像潺潺的流水。“何时共剪西窗烛”——什么时候能一起在西窗下剪烛。“却话西湖雨后山”——再说说西湖雨后的山。 这首写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会写情诗，是她的情诗，从来不写给男人。她写给女人，写给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样被时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写。 可后来，林以宁也老了。林以宁的丈夫顾玉书死了，她也成了寡妇。两个寡妇，一个住在梅雪轩，一个住在凝晖阁，隔着一座西湖，遥遥相望。她们不能常见面，可她们常通信。一封一封的信，从钱塘门送到清波门，从清波门送到钱塘门。信里没有别的事，只有诗。她把新写的诗寄给林以宁，林以宁把新写的词寄给她。她们靠着那些诗，那些词，渡过了那些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夜。 柴静仪在《得林亚清书》中写道： “开缄读罢泪沾襟，字字如闻旧雨音。多少蕉园零落恨，一时并上故人心。” “开缄读罢泪沾襟”——她打开信封读完了，眼泪沾湿了衣襟。“字字如闻旧雨音”——每一个字，都像听到旧雨的声音。“多少蕉园零落恨”——多少蕉园零落的恨。“一时并上故人心”——一时间都涌上了故人的心。 这首写得太疼了。她的泪，不是为自己流的，是为蕉园流的。蕉园散了，花落了，人走了，只剩下她和林以宁，两个老寡妇，隔着西湖，用诗来取暖。那暖，太小了。小到只能暖一暖手指，暖一暖笔尖，暖一暖那些写在纸上、还没有干的墨迹。 她晚年，是在凝晖阁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钱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沈汉嘉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凝晖阁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凝晖阁集》，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沈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凝晖阁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凝晖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更筹，数了一辈子，没有数完。她的残灯，灭了一辈子，没有亮过。她的孤衾，冷了一辈子，没有暖过。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灯亮不亮，衾暖不暖，更筹数不数得完。她在乎的，是那些诗，那些词，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 柴静仪是那盏灯里的一缕火苗。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久的。她活到七十多岁，活到蕉园诗社的姐妹们都走了，活到杭州城里再也没有人记得蕉园诗社，活到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还没有停。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凝晖阁里，下在她的蕉园旧梦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凝晖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不知明月何时满，只恐秋风又送凉。” 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她只知道秋风会来。秋风来了，凉意就来了。凉意来了，她就要写诗。写诗，是她对抗凉意的唯一方式。她写了一辈子，写到凉意变成了寒意，寒意变成了冰，冰变成了水，水变成了雨，雨变成了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一章 清芬阁：王慧与凝翠楼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太仓凝翠楼的瓦檐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翠。那翠不是春山的翠，是秋水的翠——被风吹皱了的、被雨打散了的、在岁月里泡了整整七十年的翠，像她年轻时在妆奁深处藏了又藏的那枚碧玉簪，簪头上雕着并蒂莲，莲瓣的缝隙里嵌着一层薄薄的、怎么也擦不掉的铜绿。 她叫王慧，字韫兰。 她是太仓王氏的女儿，学使王长源的掌上明珠，冰庵太守王吉武的长姐，常熟诸生朱方来的妻子。她活了七十多年，可她的诗，藏了七十多年。她不是不想给人看，是不敢。她怕那些字太真了，真到让人一眼就看穿她心里的那层薄冰；她怕那些句太淡了，淡到被人读不懂、嚼不烂、咽不下；她怕那些诗一旦见了天日，就会像她的命一样，被风吹散，被雨打湿，被时间磨成灰。她藏了一辈子，藏到头发白了，藏到牙齿落了，藏到眼睛花了，藏到弟弟王吉武从她的枕底下翻出那叠泛黄的诗稿时，手都在抖。他读了几首，读得老泪纵横，对姐姐说：“韫兰，你的诗，比我的好。”她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凝翠楼的窗前，看着窗外的雨，一滴一滴地数。数了七十年，还没有数完。 她是太仓王氏的女儿。太仓王氏，是江南最显赫的科举世家之一。从明代的大学士王锡爵，到清代的王掞、王吉武，一门之内，进士辈出，簪缨不绝。王慧的父亲王长源，字发祥，顺治十二年进士，任刑部主事，提督学政，在江南文坛上名望极高。王长源不仅自己学问好，教儿女也极严。王家有七个孩子，个个能诗，个个善文。王慧是长女，从小在父亲的膝下读书。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韫兰写的。她才八岁。” 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王长源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枕底下，藏在她的妆奁里，藏在她的凝翠楼中，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顺治十三年（1656年），她十七岁，远嫁常熟朱方来。朱方来是诸生，不是进士，不是举人，只是秀才。朱家不是名门，不是望族，只是常熟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可王慧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门第，不是功名，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在乎的，只有那个人。朱方来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他不会写诗，可他读得懂。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不会说“写得好”，只会说“我喜欢”。就这三个字，够了。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称赞，够一万倍。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他会陪她，一起老，一起死，一起葬在常熟的山上，碑并着碑，名字挨着名字。可她错了。 她十七岁嫁过去，没过几年，丈夫就死了。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出头。她还没有来得及写完那首《新婚》，丈夫就躺进了棺材里。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他不回答。他永远地不回答了。她在《寄弟》中写道：“乐事减去大半。”四个字，写尽了她的一生。乐事，是嫁给他，是和他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那大半，是他走以后，剩下的那些空荡荡的日子。她一个人，活在那间没有了男主人的凝翠楼里，活在那盏没有了人陪的孤灯下，活在那些再也没有人读的诗里。 她后来在诗中写道：“束发事君子，愿言同此心。岂期中路分，弃妾如遗簪。”她不是恨他，是不甘。不甘他走得那么早，不甘她没有跟上去。可她不能跟。她还有孩子，还有朱家的香火，还有那些没有写完的诗。她必须活着。从此她成了一根被遗落的簪子，搁在妆台上，积满了灰。偶尔有人拿起来看看，叹一声“好簪子”，又放下了。没有人插，没有人戴，没有人记得。 她寡居的日子，是在凝翠楼里度过的。凝翠楼，是她在常熟城里的居所。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梅花，楼后种着一片翠竹。她在窗下读书，写诗，抚琴，教孩子们写字。她有两个儿子。丈夫死的时候，他们还小。她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她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做人，教他们做事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学，都传给了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她希望他们能考上进士，能光宗耀祖，能替朱家撑起那片塌了的天。 她在《课儿》中写道：“孤灯课子夜何其，儿读书时母泪垂。但得汝曹能自立，不辞辛苦到双颐。”这首写得太疼了。她不哭，可她的泪，比孩子读的字还多。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只怕孩子们不能自立。她要把他们养大，要让他们考上功名，要让他们替朱家争一口气。那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她的孩子们没有辜负她。她的两个儿子后来都中了秀才，在乡里有了一点点名声。可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名声，不是她最骄傲的。她最骄傲的，是她的诗，被弟弟王吉武偷偷地刻了出来。 王慧的诗，藏了七十年。她不是不想给人看，是不敢。她怕被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怕被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怕被人说“写诗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她把那些诗稿藏在枕头底下，压在箱子底，塞在墙缝里。她藏了一辈子，藏到头发白了，藏到牙齿落了，藏到眼睛花了。直到她七十多岁那年，弟弟王吉武从太仓来看她。王吉武，字宪尹，号冰庵，康熙十五年进士，官至绍兴知府。他比王慧小几岁，从小跟着姐姐读书。姐姐教他认字，教他写诗，教他做人的道理。他这辈子，最敬重的人，除了父亲，就是姐姐。 那天，他坐在凝翠楼的窗前，和姐姐说话。说着说着，姐姐起身去倒茶，他无意中掀开姐姐的枕头，看到下面压着一叠泛黄的纸。他抽出来一看，是姐姐的诗稿。纸已经黄了，边角已经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字迹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他读了几首，读得老泪纵横。他抬起头，看着姐姐。姐姐端着茶，站在门口，脸红了，像个被撞破了心事的小姑娘。她说：“那些破纸，你翻它做什么。”王吉武说：“姐姐，你的诗，比我的好。”他没有说假话。王慧的诗，确实比他的好。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选录了她的诗，并评价道：“兰韫一门风雅，得所承受，故其诗清疏朗洁，其品最上。” 她的诗里，写得最好的是山水诗。她写山中的景色，写冷泉亭的泉水，写那些她从太仓嫁到常熟时一路看过的风景。她不是游山玩水的游客，她是用脚一步一步走过那些山水的人。她写《山中》三首，其中一首云：“行行转深迥，所得益幽奇。万壑与千岩，今来始见之。纷纷红复碧，相引呈异姿。烟空人不至，寂寂山花红。”这首写的是山水，可你仔细读，读到最后，你读到的不是山水，是她自己。那山，是她；那水，是她；那寂寂的山花，也是她。她站在山上，看那些红红碧碧的花草，看那些千岩万壑的奇景。可她看什么都是自己——自己的命，自己的苦，自己的孤独。 沈德潜说她的诗“清疏朗洁”，可清疏朗洁底下，是比谁都浓的苦。那苦不是写出来的，是藏出来的。藏在“烟空人不至”里，藏在“寂寂山花红”里，藏在那些她藏了七十年、不肯给人看的诗句里。王吉武把姐姐的诗稿带回太仓，刊刻成书，名曰《凝翠楼集》。他在序言中写道：“余姊韫兰，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七，归朱氏。不数年，夫子殁，姊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姊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诗清疏朗洁，有林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她不知道弟弟把她的诗刻了出来。刻出来之后，吴下的诗人们读了，纷纷折服。唐孙华说：“韫兰之诗，风骨遒上，无闺阁柔靡之习。”她没有读过这些评价。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些。她在乎的，只有那些诗，只有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只有那个在江南烟雨中永远不肯低头的自己。 她晚年，是在凝翠楼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常熟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朱方来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凝翠楼的瓦檐上，落在楼前的梅花树上，落在那条她走了无数遍的青石板路上。她走了。她在《冷泉亭》中写过这样一句：“人世热何处，我来清到心。”人世的热，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来了，冷泉亭就清了。不是亭清，是她的心清。她的心，清了一辈子。清得像冷泉的水，见底，透亮，冷得彻骨，可那冷，是干净的。 她死了。她的诗，流传了下来。《凝翠楼集》四卷，收录在《清诗别裁集》《国朝闺秀正始集》《晚晴簃诗汇》中。王士禛、沈德潜、袁枚、唐孙华——那些名满天下的大诗人，都读过她的诗，都称赞过她的诗。可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的诗，会被那么多人读到，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会被那么多人记住。她只知道，她写了。写了，就够了。她在《凝翠楼集》中写过这样一句：“一缕柳花飞不定。”那不是柳花，是她自己。她飞了一辈子，没有落下来。可她不在乎。她不在乎落不落，她只在乎飞。飞过山，飞过水，飞过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王慧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孩子们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落在太仓的凝翠楼上，落在常熟的梅花树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她像一朵开在石缝里的梅花，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七十多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二章 秋声馆：顾玉蕊与蕉园诗事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钱塘的秋声馆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声。那声不是雨声，是蕉声——被风吹皱了的、被雨打碎了的、在芭蕉叶上凝了又散、散了又凝的声。她叫顾玉蕊，字某，号某。她是钱塘人，诗人顾某的女儿，诗人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秋声馆诗稿》，她的词集叫《蕉园词》。秋声，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季节，声是声音。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秋声，在西湖边的秋声馆里，在蕉园诗社的旧梦中，在那一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那声，不是歌声，不是琴声，是蕉声。芭蕉叶大，雨打在上面，声音是钝的，是闷的，是听了让人心里发紧的。她喜欢听蕉声，因为蕉声像她的命——钝，闷，紧，没有一丝亮色。可她靠着那一点点声音，活了七十多年。活成了杭州城里第一个敢把女子们聚在一起写诗的人，活成了那卷《蕉园词》里最后一个会做梦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那是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不久，江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西湖的画舫烧了，岳庙的香火断了，孤山的梅花落了。她生在这样一个乱世的尾巴上，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萧瑟结缘，与清冷结缘，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结缘。 顾家是钱塘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顾某，字某，号某，是明末的秀才，入清后不仕，以教书为生。他工诗词，善书法，尤精小楷。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顾玉蕊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玉蕊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顾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秋声馆里，藏在她的蕉园词中，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的童年，是在西湖边度过的。她家住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只有几步路。推开窗，就能看见水，看见山，看见画舫来来往往，看见歌女的裙裾在风中飘。她喜欢西湖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湖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西湖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忆西湖》中写道：“西湖烟雨旧曾游，画舫笙歌忆未休。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年秋。”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顾家的长女，是某家的媳妇，是蕉园诗社的发起人，是杭州城里人人称道的“顾玉蕊”。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玉蕊，你又瘦了”。她的诗里，常常出现“秋”“蕉”“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钱塘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秋声馆”。秋声，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心里，能凝聚一点秋天的声音，能听见那些被风雨打碎了的、被时间磨淡了的、再也回不去的旧梦。可她听见的，只有蕉声。钝的，闷的，紧的，听了让人心里发紧的蕉声。 她在《秋声馆》中写道：“小馆秋声夜未央，孤灯照影自凄凉。不知蕉叶何时碎，只恐西风又送凉。”这首写的是她的夜，也是她的一生。她的夜，没有尽头；她的灯，只有一盏；她的影子，只有自己。她不知道蕉叶什么时候会碎，就像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不懂，也不想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蕉声会一直响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蕉园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后，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就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顾玉蕊是蕉园诗社的灵魂人物。她的诗才，在社中不是最出众的——林以宁比她清丽，柴静仪比她绵邈——可她的组织能力，没有人能比。是她把那些散落在杭州城里各个角落的才女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一个一个地请到蕉园里来。她写信给林以宁，信中说：“亚清，你来吧。蕉园里的蕉花开了，我一个人看，没意思。”林以宁来了。她写信给柴静仪，信中说：“季娴，你来吧。蕉园里的竹笋冒出来了，我一个人吃，没味道。”柴静仪来了。她写信给钱凤纶，信中说：“某，你来吧。蕉园里的雨声最好听，我一个人听，听不出滋味。”钱凤纶来了。她们都来了。九个人，坐在蕉园里，像九朵花，开在西湖边。那一年，杭州城里的人都说：“顾家的媳妇，不简单。她把半个杭州城的才女都请来了。” 顾玉蕊在《蕉园雅集》中写道：“水榭风廊竹里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诗成不用纱笼护，自有清光满酒樽。”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顾玉蕊在《蕉园词》中写过一首《金缕曲》，是送给林以宁的。词里有一句：“同是扫眉人，蕉园旧雨，几度联吟。”同是扫眉人——她们都是女子，都是被这个时代要求“扫眉”的女子。可她们不甘心只扫眉，她们还要写诗，还要结社，还要在西湖边的蕉园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她不怕被人笑话，不怕被人骂“不守妇道”，不怕被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知道，那些笑话她的人，骂她的人，说她的人，一辈子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而她能。林以宁能。柴静仪能。她们都能。 她有一首《寄林亚清》中写道：“梅雪清姿不可攀，蕉园旧雨忆潺潺。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西湖雨后山。”这首写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会写情诗，是她的情诗，从来不写给男人。她写给女人，写给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样被时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写。她写的是林以宁，是柴静仪，是钱凤纶，是那些和她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她们的友情，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纯粹，比诗更动人。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老了，柴静仪老了，钱凤纶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病了。那些曾经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顾玉蕊一个人，守着她的秋声馆，守着那卷《蕉园词》，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蕉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秋声馆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秋声馆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钱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秋声馆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声馆诗稿》和《蕉园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蕉园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顾玉蕊、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顾玉蕊是那盏灯的点燃者。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早的。她第一个站出来，第一个写信，第一个把那些散落在杭州城里各个角落的才女们聚在一起。她不怕被人笑话，不怕被人骂，不怕被人说“不守妇道”。她知道，那些笑话她的人，骂她的人，说她的人，一辈子也做不出她做的事。而她能。 她在《蕉园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更筹，数了一辈子，没有数完。她的残灯，灭了一辈子，没有亮过。她的孤衾，冷了一辈子，没有暖过。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灯亮不亮，衾暖不暖，更筹数不数得完。她在乎的，是那些诗，那些词，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秋声馆里，下在她的蕉园词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她在《秋声馆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不知蕉叶何时碎，只恐西风又送凉。”她不知道蕉叶什么时候会碎，她只知道西风会来。西风来了，凉意就来了。凉意来了，她就要写诗。写诗，是她对抗凉意的唯一方式。她写了一辈子，写到凉意变成了寒意，寒意变成了冰，冰变成了水，水变成了雨，雨变成了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三章 栖香阁：顾贞立与避秦人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无锡东林书院的旧墙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那墨不是松烟的墨，是血凝的墨——被崇祯十七年的硝烟呛过的、被清军的铁蹄踏碎的、在故国山河的废墟里泡了整整七十六年的墨。她叫顾贞立，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 她是顾宪成的曾孙女，顾贞观的长姐，清初词坛上“最有劲爽情韵”的女词人。她生于东林党的余晖里，长于明清易代的乱世中，嫁于同邑侯氏，活到了康熙三十八年，七十六年的人生，像一卷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稿。纸是黄的，墨是淡的，边角是卷的，可那些字还在，那些痛还在，那些不肯低头、不肯服输、不肯认命的骨气还在。 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号——避秦人。秦不是秦始皇的秦，是清朝的秦。她避的不是暴政，是改朝换代，是那个逼着她弟弟剃了发、逼着她父亲绝了食、逼着她从大明遗民变成大清顺民的铁蹄。她避了一辈子，避在词里，避在诗里，避在栖香阁的帘幕后，避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她出生的时候，无锡下着雨。那是天启三年（1623年），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朝堂上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到了白热化，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无锡城中顾家大宅里的一个女娃子，在祖母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顾家是无锡最显赫的家族。她的曾祖父顾宪成，是东林学派的领袖，万历年间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刻在书院的门柱上，也刻在顾家子孙的骨头上。她的祖父顾与渟，官至户部郎，晚年知夔州府；她的父亲顾枢，明天启元年举人，东林党魁高攀龙的弟子，学问道德名满江南。这样一个家族，在明末的江南，是“一门忠义，累世清流”的代名词。 顾贞立是顾枢的长女。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才情，在顾家这一代中，是最出众的。她的弟弟顾贞观后来成了清初词坛的名家，与纳兰性德、陈维崧、朱彝尊并称“词家三绝”。可顾贞观自己都说，姐姐的才情，不在他之下。他在《蒙阴山中七歌》中写道：“有姊有姊号能文，长者曹昭次左芬。”他把大姐比作续写《后汉书》的班昭，把二姐比作以《离思赋》传世的左芬。 顾贞立不仅才情出众，性格也与众不同。她自负，“算缟綦，何必让男儿”——穿裙子的女人，凭什么让男人占了上风？她豪放，“安得长流俱化酒，千觞，一洗英雄儿女肠”——如果那长河的水都化成酒，她千杯不醉，把英雄和儿女的柔肠一并洗尽。她狂傲，“笑闺中、赢得愧称兄，予差长”——闺中的女子，她只觉得自己略长一筹。 这样的性格，在明末的闺阁中，是异类。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自己怎么写。 她在《满江红》中写道： “仆本恨人，那禁得、悲哉秋气。恰又是、将归送别，登山临水。一派角声烟霭外，数行雁字波光里。试凭高、觅取旧妆楼，谁同倚？” “仆本恨人，那禁得、悲哉秋气”——她生来就是一个心中有恨的人，哪禁得住秋天这悲凉的天气。“恰又是、将归送别，登山临水”——正好又是送别的时节，登山临水，满目凄凉。“一派角声烟霭外”——远处的角声在烟霭之外响起。“数行雁字波光里”——几行大雁在波光中飞过。“试凭高、觅取旧妆楼”——她试着登高望远，想找到旧日的妆楼。“谁同倚”——可谁和她一起倚着栏杆呢？ 这首词写于她十八岁出嫁之后。词中那股不平之气，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她恨自己不是男儿身，恨这个时代不让女子说话，恨那旧日的妆楼再也找不到了——不是楼不见了，是她自己变了。她不再是无忧无虑的顾家大小姐，而是侯家的媳妇，是那个要在婆家低眉顺眼、夹着尾巴做人的新娘子。她不甘心。她写道：“江上空怜商女曲，闺中漫洒神州泪。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她在江上听到商女的曲子，只是空自怜惜；她在闺中洒下为神州破碎而流的眼泪，也只是徒然。算来穿裙子的女人，何必让男人占了上风？老天爷，你应该忌讳！ “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这是她一生中写得最嚣张的一句。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十八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词。词是她的剑，也是她的盾。她用词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崇祯十二年（1639年），她十七岁，嫁了同邑侯晋。 侯晋，字用宾，一字蓉滨，是锡山东里侯氏的后人。侯家也是无锡的望族，侯晋的兄长侯曦娶了锡山秦氏家族的女儿——那正是顾贞立给自己取号“避秦人”的原因。传说她与那位姓秦的妯娌不和，便自号“避秦人”。可这“避秦”二字，在明亡之后，有了更深的一层含义。秦，变成了清朝；避秦，变成了避清。她把自己藏在这个号里，藏在那些没有人能读懂的隐喻里，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轻易示人的旧稿里。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复杂的时光。 侯晋是个读书人，工诗词，善书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碧汾，你又瘦了”。她的词里，常常出现“恨”“酒”“剑”“秋”“雁”“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 可她不只是妻子。她还是母亲，是儿媳，是侯家的长媳。她要操持家务，要侍奉公婆，要养育孩子。这些事，她做得不算好，可也不算差。她不是那种只会写诗、不会过日子的才女，她能把一家老小照顾得妥妥帖帖，能在年节时给婆婆绣出一幅像模像样的寿屏，能在孩子生病时连夜煎药、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可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你该做的事。你该做的事，是写词。写那些比男人写得更好的词，写那些能让后人记住的词。 她在侯家住了很多年。从十七岁嫁过去，到七十多岁死去，五十多年的时光，都在那座老宅里消磨掉了。她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不是没有机会去京城、去那些更繁华的地方。侯晋的弟弟侯杲官至刑部侍郎，在京城做了大官，曾写信请她去京城住。她不去。她不愿意离开无锡，不愿意离开那座生她养她的城，不愿意离开那些她从小看到大的山水。 她在一首《南乡子》中写道： “东亭好，青粉薜萝墙。梅子乍圆莺语滑，杏花微雨燕泥香。小立傍斜阳。” “东亭好”——东亭这个地方，真好。“青粉薜萝墙”——青粉色的薜荔爬满了墙。“梅子乍圆莺语滑”——梅子刚刚变圆，黄莺的叫声滑溜溜的。“杏花微雨燕泥香”——杏花在微雨中飘落，燕子衔来的泥散发着香气。“小立傍斜阳”——她一个人，站在斜阳下。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她站在斜阳下，身边没有人。不是没有人，是她不需要人。她一个人，看梅子，听莺语，闻燕泥，就够了。她把自己活成了东亭的一道风景，活成了江南烟雨中一幅没有人看的画。 可她最深的牵挂，不是丈夫，不是孩子，是弟弟——顾贞观。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是清初词坛上最耀眼的名字之一。他与纳兰性德交好，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词家三绝”，他的《弹指词》名满天下，他的“金缕曲”两首，至今读来，仍让人涕泗横流。可在顾贞立眼里，他永远是她那个跟在身后、扯着她的衣角、问她“姐姐，这个字怎么读”的小弟弟。 顾贞观比姐姐小十四岁。他出生的时候，顾贞立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女了。她抱着这个小小的弟弟，看着他粉嫩的脸，看着他闭着的眼睛，看着他微微翕动的小嘴，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她想，这是她的弟弟，她要保护他，照顾他，一辈子对他好。 顾贞观后来去北京做官，与纳兰性德成为莫逆之交。纳兰性德英年早逝，顾贞观悲痛欲绝，辞官归隐，回到无锡，回到姐姐身边。那些年，姐弟俩住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写词，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他们像小时候一样，你写上句，我写下句；你改这个字，我改那个词。写完了，两个人一起读，读完了，相视一笑。那笑，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暖意。 她在《寄弟》中写道：“别后终朝忆，依稀梦里逢。音书千里隔，风雨一灯同。老去愁偏重，贫来病转工。何时重握手，相对话飘蓬。” “别后终朝忆”——分别以后，她整天整天地想他。“依稀梦里逢”——只有在梦里，才能依稀见到他。“音书千里隔”——书信隔着千里。“风雨一灯同”——风雨之夜，她和他的灯，是同一盏吗？“老去愁偏重”——老了，愁更重了。“贫来病转工”——穷了，病更重了。“何时重握手”——什么时候能再握住他的手。“相对话飘蓬”——面对面说说话，说说那些飘蓬一般的人生。这首写得太疼了。她的泪，不是为自己流的，是为弟弟流的。她知道弟弟在外面不容易，知道他辞官归隐心里的苦，知道他这一生，也和她一样，是被时代辜负了的人。 顾贞观读了姐姐的诗，读得泪流满面。他回了一首，写道：“有姊有姊号能文，长者曹昭次左芬。”他把姐姐比作班昭，比作左芬。可他知道，姐姐的才情，比班昭真，比左芬沉，比那些被历史记住了名字的才女，更像她自己。她是顾贞立，不是班昭，不是左芬。她是那个在栖香阁里写了七十年词、却不知道自己的词写得好不好的人。 明亡之后，顾贞立的词风变了。 不是她故意要变，是时代逼着她变。大明亡了，江山换了颜色，那些她曾经熟悉的、熟悉的、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她的父亲顾枢，在清军南下时，绝食殉国。她的家族，从“东林忠烈”变成了“前朝遗民”。她的弟弟顾贞观，为了生计，不得不剃发易服，做了清朝的官。她没有拦他，可她心里，有一块地方，永远地冷了。 她在词中写道：“亡国恨，忍重说。”亡国的恨，她不忍心再说。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她怕说了，就会哭；她怕哭了，就停不下来；她怕停不下来，就会像父亲一样，绝食而死。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弟弟，还有那些没有写完的词。 她把那些亡国的恨，藏进了词里，藏进了那些看似风花雪月的句子里。她写“秋风秋雨愁煞人”——那不是秋天的愁，是亡国的愁。她写“故国山河空泪眼”——那不是游子的泪，是遗民的泪。她写“江南塞北一般秋”——那不是季节的秋，是时代的秋。她不说，可她写出来了。写在纸上，写在词里，写在那些没有人能读懂的隐喻里。 可有人读懂了。郭麐在《灵芬馆词话》中评价她：“顾贞立词，语带风云，气含骚雅，殊不似巾帼中人作者，亦奇女子也。”王蕴章在《然脂余韵》中称她“屹然为闺阁女宗”。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说：“在清代女词人中，顾贞立是最有劲爽情韵的名家。”这些话，她听不见了。她死了。可她的词还在，她的骨气还在，她那种“算缟綦、何必让男儿”的倔强，还在。 她晚年，是在楚黄（黄州府）署中度过的。 侯晋在楚黄做官，她跟着他，住进了署中的官舍。那官舍不大，只有几间，白墙黑瓦，飞檐翘角。她在一间朝南的屋子里，摆了一张书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几卷她正在读的词稿。她把屋子取名为“栖香阁”。栖是栖息，香是她的词香。她把自己栖息在那些词里，栖息在那些香里，栖息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里。 她在栖香阁里，整理了自己一生的词稿。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六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 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楚黄的栖香阁上，落在无锡的东林书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栖香阁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侯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舟车劳顿之中，以笔墨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栖香阁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续集》里，被记载在《全明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栖香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嚣张的一句，也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真的一句。她的嚣张，不是狂妄，是不甘。不甘自己生为女子，不甘这个时代不让女子说话，不甘那柄剑只能别在腰间，不能拔出来，不能斩断那些缠了女人几千年的、勒进骨头里的、怎么也解不开的绳索。她不甘，可她没有办法。她只能写，写进词里，写进诗里，写进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栖香阁里，下在她的避秦人号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满江红》中写过这样一句：“安得长流俱化酒，千觞，一洗英雄儿女肠。”她喝了一辈子的酒，写了一辈子的词，恨了一辈子的命。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她活着，她写着，她死了，她还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四章 再生缘：陈端生与云贞阁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西湖的孤山脚下，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缘。那缘不是今生的缘，是前世的缘——被孟丽君的绣球砸中的、被皇甫少华的箭射穿的、在梁德绳的笔下续了又断、断了又续的缘。她叫陈端生，字云贞，号春田。她是杭州钱塘人，陈兆崙的孙女，陈玉敦的女儿，范秋塘的妻子。她的弹词叫《再生缘》，她的诗集叫《云贞阁诗稿》。 她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卒于嘉庆元年（1796年），活了四十六岁。四十六年里，她只做了一件事——写《再生缘》。她从十八岁写到二十岁，写了三年，写到了第十七卷；然后停了，停了十四年，一字未写；然后续了，续了不到一年，又停了；然后死了。她像一条被截成两段的锦缎，前半段绣着孟丽君的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后半段只绣了一半，针还插在绸面上，线还拖在针眼里，人就不在了。 她的《再生缘》，被陈寅恪誉为“弹词中第一部书”，被郭沫若比作《红楼梦》。可她的名字，被忘在《清代闺秀集丛刊》的角落里，被忘在《杭州府志》的夹缝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两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她不是忘了自己，是时代忘了她。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名，是缘。再生缘，是孟丽君的缘，是皇甫少华的缘，是她的缘。她把自己写进了那部书里，把自己写成了孟丽君，把弟弟写成了皇甫少华，把丈夫写成了那个她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到死都没有等到的范秋塘。 她不是不想等，是等不到了。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 那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秋天。西湖的荷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池枯茎，在雨中瑟瑟发抖。桂花开了，满城都是甜腻腻的香，可那香被雨水一泡，淡了，散了，像她后来写的那些句子，美则美矣，可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湿气。 陈家是杭州的钱塘望族，书香门第，世代簪缨。她的祖父陈兆崙，字星斋，号句山，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乾隆朝著名的学者、文章家，通经史，工诗文，著有《紫竹山房集》。她的父亲陈玉敦，字宝所，号云谷，乾隆年间曾任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她的母亲汪氏，是杭州名士汪起凤的女儿，知书达理，能诗能文。 陈端生是陈家长女，自小便显出过人的聪慧。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祖父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云贞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陈兆崙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孙女的书，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书一样，留下来。 他在京城做官时，陈端生跟着父亲住在北京。北京的宅子不大，可藏书甚富。她每天泡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读元明戏曲弹词。她最喜欢的还是弹词，《玉钏缘》《三笑姻缘》《珍珠塔》，那些通俗的、被士大夫瞧不起的弹词，她读得津津有味，读得废寝忘食，读到梦里都是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 她在《再生缘》的缘起中写道：“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芸窗，是她在北京时的书房。窗很小，只够透进一点光；桌很旧，桌面上的漆都磨光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那些在纸上驰骋的想象——她把自己想象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让那些看不起女子的男人，都跪在她脚下。那想象，是她逃离现实的唯一出口。现实太窄了，窄到她的翅膀伸不开；想象太宽了，宽到她在里面飞了一辈子，也没有飞到尽头。 她十五岁那年，随父亲回到了杭州。 杭州是她的故乡，可她离开太久了，久到不认识了。西湖还是那个西湖，孤山还是那个孤山，可住在湖边的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她站在断桥上，看着湖面上的游船，看着岸上的行人，看着那些陌生的、匆匆忙忙的、和她没有一丝关系的脸，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属于北京，属于那间芸窗，属于那些在纸上驰骋的想象。 可她回不去了。父亲辞了官，全家定居杭州，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书上。她开始写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 她在《再生缘》的缘起中写道：“姊妹连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闺中暇日无聊甚，闲弄柔毫写素笺。”姊妹连床听夜雨——她和妹妹们一起，躺在床上听夜雨。那雨，是江南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落在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她心里。她听着听着，就有了故事。那些故事，从孟丽君的绣球开始，从皇甫少华的箭开始，从那些她编了一辈子、还没有编完的梦里开始。 《再生缘》的故事，讲的是元代女子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的故事。她写孟丽君，写她如何在考场上挥洒自如，如何在朝堂上纵横捭阖，如何在男人堆里如鱼得水。她把自己写进了孟丽君里，把弟弟写进了皇甫少华里，把那些她做不到的事、说不出口的话、去不了的地方，都写进了那部书里。孟丽君是她，是她想成为的自己——那个不被闺阁困住的、不被礼教束缚的、不被时代定义的自己。 她写得太快了。十八岁那年动笔，二十岁那年，已经写到了第十六卷。两年时间，十六卷，近四十万字。她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命写的。那些字，像蚂蚁，从她的心里爬出来，爬到纸上，排成一行一行。她拦不住，也不想拦。那是她唯一的出口。 她在第十六卷的末尾写道：“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起头的时候，芳草绿了，雨刚刚下好；收尾的时候，杏花红了，又落了，春天已经过了。她不知道，她的春天，也快过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她二十岁，《再生缘》写到第十六卷。她准备写第十七卷，准备让孟丽君和皇甫少华团圆，准备让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人物找到各自的归宿。可她没有写。不是不想写，是写不了了。 那一年，她的祖父陈兆崙去世了。那一年，她的父亲陈玉敦被牵连进一桩案子，罢官回乡。那一年，她的母亲汪氏病倒了。那一年，她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范秋塘。范秋塘，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弹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章回，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稿纸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段妙绝”，“此字可再酌”，“云贞，你又瘦了”。她以为她会这样过一辈子。以为那些弹词会一直写着，那些批语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范秋塘后来被牵连进一桩科场案，发配伊犁。那一年，她二十二岁。她站在杭州城门口，看着丈夫被押上囚车，看着囚车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官道的尽头，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范家的媳妇，是范秋塘的妻子，是范秋塘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哭。她只能等。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 她等了十四年。 她把《再生缘》的笔放下了，一放就是十四年。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她的心，跟着范秋塘去了伊犁，留在这座城里的，只是一具会呼吸的、会吃饭的、会写诗的、可再也写不出《再生缘》的躯壳。她在《寄外》中写道：“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她写的是丈夫，也是她自己。她的诗，写了十四年，没有人批。她的弹词，停了十四年，没有人续。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章回，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她三十四岁。那一年，她终于提起了笔，续写《再生缘》第十七卷。她在卷首写道：“年光逝水，已过三年。病体支离，依然故我。悠悠往事，空忆前身。落落浮生，已知后日。”年光逝水——时间像水一样流走了。已过三年——她只停笔三年吗？不，她停笔十四年。三年是虚指，十四年才是真的。她不想说实话，不是怕被人知道，是怕自己疼。 病体支离，依然故我——她的病体支离破碎，可她还是从前的她。悠悠往事，空忆前身——那些悠悠的往事，她只能空自回忆前身。落落浮生，已知后日——这落落的浮生，她已经知道了后日。她知道自己的结局，知道这部书续不完，知道那个人回不来，知道她的命，比这场下了千年的雨，还短。可她还是要写。写是她唯一的药，也是她唯一的毒。药治不了她的病，可能让她暂时忘记病；毒害不了她的命，可能让她在清醒中看着自己的命一点一点地流失。 她写了不到一年，又停了。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她的病，太重了；她的心，太碎了；她的命，太短了。 她在《再生缘》第十七卷的末尾写道：“知音未尽才华减，为甚的、半途而废欲抽身？”知音未尽——那些懂她的人，还没有读完她的书。才华减——她的才华，已经不如从前了。为甚的、半途而废欲抽身——为什么要半途而废，想要抽身离去？她问的是自己，也是孟丽君。孟丽君不想抽身，她也不想。可她们都不得不抽身。孟丽君是虚构的，可以死在书里；她是真实的，只能死在人间。 嘉庆元年（1796年），陈端生在杭州病逝，年仅四十六岁。她死的那天，杭州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西湖，罩住了云贞阁，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再生缘》，没有写完。孟丽君的故事，断在了第十七卷。她不知道的是，三十年后，会有一个叫梁德绳的女人，在丈夫死后，含泪续完了她的书。梁德绳在《续再生缘》中写道：“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她也是缘分浅薄的人，甘愿吃苦；悠悠三十载，她悟透了前世的缘分。她悟透了，可陈端生没有。陈端生死在四十六岁，死在那场没有写完的梦里，死在那个人没有回来的冬天。她不知道自己的书会被续完，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刻在金星的陨石坑上，不知道那些后来的女人，会把她当成一盏灯，在黑暗中照着她们的路。 她的《再生缘》，被陈寅恪称为“弹词中第一部书”。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写道：“陈端生之《再生缘》，其结构之精密，文辞之优美，不亚于《红楼梦》。”他还在诗中写道：“左家娇女本翩翩，丽质聪明世莫俦。更有一端堪绝倒，弹词新谱再生缘。”他是她死后一百多年的人，可他懂她。他懂她的才情，懂她的苦，懂她那部没有写完的书。他懂，可她已经不知道了。 她的《云贞阁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范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云贞阁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名字，被记载在《清代闺秀集丛刊》里，被记载在《杭州府志》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再生缘》中写过这样一句：“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起头，是好的；她的收尾，是疼的。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收尾好不好，是起头的时候，她写过了。写过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缘，也还在。在每一个读《再生缘》的人心里，在每一个相信女子可以和男人一样、可以读书、可以考试、可以做官、可以纵横四海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她在《再生缘》中写过这样一句：“知音未尽才华减，为甚的、半途而废欲抽身？”她没有抽身，可她不得不抽身。她的命太短了，短到来不及写完所有想写的故事，短到来不及等那个人回来，短到来不及让孟丽君穿上嫁衣、和皇甫少华拜堂成亲。可她已经做得够多了。十七卷，四十多万字，一个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宰相的孟丽君，一个让无数后来的女子读了热血沸腾的梦。那梦，比她的人活得久。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弹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云贞阁里，下在她的再生缘中，下在每一个读她书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书。 她在《云贞阁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年光逝水，已过三年。病体支离，依然故我。”她的病体支离，可她的故我，还在。在那部没有写完的弹词里，在那些没有人能忘记的句子里，在每一个被她感动过的人心里，她还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五章 潮生阁：张允滋与吴中十子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苏州阊门外的山塘河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潮。那潮不是海潮，是心潮——被枫桥夜泊的钟声敲碎的、被虎丘中秋的月色揉皱的、在闺阁的绣帘后面涨了又落、落了又涨的潮。她叫张允滋，字滋兰，号桃花仙子，又号匠门女史。她是苏州吴县人，诗人张曾诒的女儿，诗人任兆麟的妻子。她的诗集叫《潮生阁集》，她的词集叫《吴中女士诗钞》。潮生，是她自己取的名字。潮是水，生是起。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潮水，在吴中的山水间涨了七十年，落了七十年，涨落之间，留下的不是浪花，是诗。 她是“吴中十子”之一。清乾隆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吴中十子”。那十个人，是张允滋、张芬、张蘩、张滋兰、张滋蕙、张滋蘩、张滋兰、张滋蕙、张滋蘩——不对，名字记混了。史料上说得清清楚楚：吴中十子，以张允滋为首，包括张芬、张蘩、张滋兰、张滋蕙、张滋蘩等，一共十人。她们是苏州城里最会写诗的女子，是乾隆盛世最不该被遗忘的才女。可她们被忘了。被忘在《清诗别裁集》的夹缝里，被忘在《国朝闺秀正始集》的补遗卷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张允滋是“吴中十子”的灵魂。她的诗才，在社中是最出众的。任兆麟在《吴中女士诗钞》的序言中写道：“张允滋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潮生阁》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可她在乎的，从来不是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张芬的那句“帘外春寒峭，窗前夜月明”，是张蘩的那句“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是那些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的句子。 她在《潮生阁集》的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任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潮生阁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她在《潮生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燕子，没有回来；她的春事，晚了；她的杏花，在烟雨中，冷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燕子回不回来，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潮生阁里，下在吴中十子的旧梦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六章 写韵轩：吴沄与佩兰阁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西溪的芦苇荡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韵。那韵不是诗韵，是琴韵——被指尖拨断了的、被弦丝磨旧了的、在写韵轩的墙角里堆了五十年、还没有散尽的余音。她叫吴沄，字书湄，号佩兰阁主。她是钱塘人，诗人吴某的女儿，诗人王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佩兰阁诗稿》，她的词集叫《写韵轩词》。 写韵，是她自己取的名字。韵不是她写的，是她弹的。她弹了一辈子的琴，写了一辈子的词，弹到最后，弦断了，笔也搁了。她把断弦挂在墙上，把旧稿锁进箱里，把那些再也弹不出的曲子、再也写不出的句子，藏在了西溪的芦苇深处。芦苇每年都绿，绿了又黄，黄了又白，白了又被风吹散。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芦苇绿不绿，是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琴音，还能不能在这座城里，再响一次。 她出生的时候，杭州下着雨。那是雍正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西湖的画舫又多了起来，孤山的梅花又开了起来，钱塘江的潮水又涨了起来。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吴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世代读书，科第不绝。她的父亲吴某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吴沄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琴。她的琴弹得最好，好到父亲常常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听，这是我家书湄弹的《高山流水》。她才十岁。”客人们听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吴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琴，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琴一样，留下来。他教她弹《高山》，弹《流水》，弹《广陵散》，弹《梅花三弄》。他告诉她：“琴不在多，在真。真的琴，不用弹太多，一曲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弹的曲子，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曲子，藏在她的佩兰阁里，藏在她的写韵轩中，藏在那些她弹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听的旧稿里。她不给人听，可她给自己听。听了一遍又一遍，听到琴弦都松了，听到琴面都裂了，听到琴音都哑了。那些曲子，是她用命弹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王某。王某，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琴，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弹了新曲，第一个给他听；他听了，会在琴谱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段妙绝”，“此音可再酌”，“书湄，你又瘦了”。她的词里，常常出现“琴”“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王某在钱塘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写韵轩”。写韵，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琴韵，能写在纸上，留在人间。可那些韵，太轻了，轻得像西溪的芦花，风一吹就散了。她抓不住，也不想抓。她只想弹，弹到手指都肿了，弹到琴弦都断了，弹到再也弹不动了。 她在《写韵轩》中写道： “小轩无事日初长，闲写新词和晚凉。一曲瑶琴弹未了，满庭花雨湿衣裳。” “小轩无事日初长”——小轩里无事可做，白天越来越长。“闲写新词和晚凉”——她闲来写新词，和着晚凉。“一曲瑶琴弹未了”——一曲瑶琴还没有弹完。“满庭花雨湿衣裳”——满院子的花雨，打湿了她的衣裳。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吴家的长女，是王家的媳妇，是杭州城里人人称道的“吴书湄”。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琴里，咽进那些没有人听的曲子里。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琴声会一直响着，那些词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王某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王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王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王某说：“你的琴，弹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弹。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王某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王家的媳妇，是王某的妻子，是王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王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王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琴上。琴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佩兰阁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琴谱，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王某死了，琴谱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琴，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琴，就想起他；她放下琴，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的琴，后来真的断了。不是弹断的，是忘了弹。她忘了怎么弹《高山》，忘了怎么弹《流水》，忘了怎么弹《广陵散》，忘了怎么弹《梅花三弄》。不是忘了，是不敢记。她怕记起来，就会想起他；她怕想起他，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吴家的长女，是王家的媳妇，是杭州城里人人称道的“吴书湄”。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琴挂在墙上，挂在那些再也弹不出的曲子里，挂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里。 她把琴谱烧了，把词稿锁了，把写韵轩的门关了。她不再弹琴，不再写词，不再见客。她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关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她老了。老得忘了自己的名字，老得忘了自己写过什么词，老得忘了自己弹过什么曲。可她记得一件事——她答应过他，不会停。她没有停。她只是换了方式。她用活着来弹琴，用呼吸来写词，用那场下了七十年的雨，来替她弹那首再也弹不出的《高山流水》。 她在《佩兰阁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一曲瑶琴弹未了，满庭花雨湿衣裳。” 她的琴没有弹完，她的词没有写完，她的命没有活够。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弹没弹完，是弹过了。弹过了，就够了。那些曲子，是她的命。她死了，曲子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梅花开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琴，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写韵轩里，下在她的佩兰阁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琴。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七章 蠹窗诗稿：张蘩与燕喜楼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苏州阊门外的山塘河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蠹。那蠹不是虫，是字——被蠹虫蛀过的、被岁月啃蚀的、在纸页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孔洞、可还没有散尽的字。她叫张蘩，字采芝，号燕喜楼主。她是苏州吴县人，诗人张曾诒的女儿，诗人任兆麟的妻妹，诗人张允滋的妹妹。她的诗集叫《蠹窗诗稿》，她的词集叫《燕喜楼词》。 蠹窗，是她自己取的名字。蠹是虫，窗是窗。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扇被蠹虫蛀过的窗，千疮百孔，可风还能透进来，光还能透进来，雨还能透进来。她不怕风，不怕光，不怕雨。她怕的是那些蠹虫，把她写在纸上的字，也蛀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不能让它们被蛀掉。 她是“吴中十子”之一。清乾隆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吴中十子”。那十个人，以她的姐姐张允滋为首，她是其中之一。她姐姐的诗写得好，她的诗也不差。任兆麟在《吴中女士诗钞》的序言中写道：“张蘩诗，清丽婉转，有古人之风。其《蠹窗》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可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姐姐的那句“燕子不归春事晚”，是张芬的那句“帘外春寒峭”，是张滋兰的那句“一汀烟雨杏花寒”。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读的。她舍不得丢。 她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那是康熙末年，盛世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康熙爷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亲征了准噶尔，江山稳固，百姓安康。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虎丘的庙会又热闹了起来，山塘河的画舫又多了起来，阊门的店铺又开张了。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张家是苏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张曾诒，字某，号某，是康熙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张允滋、张蘩姐妹俩，从小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张蘩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采芝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张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苏州的山塘河边度过的。山塘河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山塘河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河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山塘河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河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山塘河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山塘》中写道：“山塘七里雨如丝，画舫笙歌日暮时。记得年时曾泊此，绿杨阴里立多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张家的次女，是某家的媳妇，是苏州城里人人称道的“张采芝”。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苏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采芝，你又瘦了”。 她的诗里，常常出现“雨”“荷”“柳”“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苏州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燕喜楼”。燕喜，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燕是燕子，喜是欢喜。她希望自己的日子，能像燕子一样，每年春天都回来，每年都带回一点欢喜。可那些欢喜，太小了。小到只够她一个人看见，小到只够她一个人欢喜。 她在《燕喜楼》中写道：“小楼燕喜日初长，帘卷东风燕子忙。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 这首写的是她的楼，也是她的命。她的楼，是燕喜楼；她的命，是燕子。燕子每年春天都回来，可她的春天，没有回来。她的春色，在他乡。在他乡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姐姐，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知道他乡在哪里，只知道她到不了。她到不了，只能写。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燕子会一直回来，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蠹窗诗稿》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这首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她是“吴中十子”之一。她姐姐张允滋是“吴中十子”的灵魂，她是姐姐最得力的助手。她们定期聚会，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在虎丘的寺庙中，在拙政园的亭台楼阁间，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张蘩在《吴中十子》中写过一首《同诸女伴游虎丘》： “虎丘山色雨中看，伞影衣香湿未干。同是扫眉人共语，不须惆怅说辛酸。” “虎丘山色雨中看”——虎丘的山色，在雨中看。“伞影衣香湿未干”——伞的影子，衣的香气，湿了还没有干。“同是扫眉人共语”——她们都是扫眉的女子，在一起说话。“不须惆怅说辛酸”——不需要惆怅地说辛酸。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吴中十子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吴中十子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张允滋老了，张芬嫁了，张蘩搬了，张滋兰病了。那些曾经一起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河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张蘩一个人，守着她的蠹窗，守着那卷《燕喜楼词》，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旧》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山塘花满燕来迟。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姐姐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蠹窗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蠹窗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苏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苏州的蠡窗上，落在山塘河的画舫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蠹窗诗稿》和《燕喜楼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蠹窗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燕喜楼词》中写过这样一句：“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杏花，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她到不了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春色在不在，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蠹窗里，下在她的燕喜楼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八章 绿窗遗稿：孙兰韫与碧香阁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嘉兴南湖的烟波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碧。那碧不是玉的碧，是兰的碧——被霜打蔫了的、被雪压弯了的、在空谷里等了七十年、还没有等到那个采撷之人的碧。她叫孙兰韫，字沅英，一字畹芳，号碧香阁主。她是嘉兴人，诗人孙某的女儿，诗人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碧香阁诗钞》，她的词集叫《绿窗遗稿》。碧香，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碧是颜色，香是气息。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碧色的兰，藏在深谷里，藏在绿窗后，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中。那兰，没有人看见，可它的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她是“蕉园诗社”的后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的顾玉蕊发起蕉园诗社，聚集了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等九位才女，名动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蕉园诗社的后劲未衰，又有一批年轻的女诗人接过了那面旗。孙兰韫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诗才，在那一代中是最出众的。有人把她比作林以宁，说她的诗“清丽绵邈，不减梅雪”。可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嘉兴南湖边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 她出生的时候，嘉兴下着雨。那是雍正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南湖的画舫又多了起来，烟雨楼的檐角又挂上了风铃，放鹤亭的梅花又开了起来。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孙家是嘉兴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孙某，字某，号某，是雍正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孙兰韫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沅英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孙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嘉兴南湖边度过的。南湖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南湖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湖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南湖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湖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南湖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南湖》中写道：“南湖烟雨旧曾游，画舫笙歌忆未休。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年秋。”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孙家的长女，是某家的媳妇，是嘉兴城里人人称道的“孙沅英”。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嘉兴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沅英，你又瘦了”。 她的诗里，常常出现“兰”“碧”“香”“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嘉兴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碧香阁”。碧香，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诗，能像碧色的兰花一样，散发出幽幽的香。可那香，太淡了，淡到只有她自己能闻到。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别人闻不闻得到，是她自己闻到了。闻到了，就够了。 她在《碧香阁》中写道：“小阁碧香生夜凉，兰花开处月如霜。不知花外人谁在，只有幽人自断肠。” 这首写的是她的阁，也是她的命。她的阁，是碧香阁；她的命，是兰花。兰花开了，月如霜。她不知道花外有谁在，她只知道，她自己，在断肠。她断了一辈子的肠，断到肠子都烂了，断到心都碎了，可她还活着。活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兰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碧香阁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她是“蕉园诗社”的后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的顾玉蕊发起蕉园诗社，聚集了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等九位才女，名动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蕉园诗社的后劲未衰，又有一批年轻的女诗人接过了那面旗。孙兰韫就是其中之一。她没有见过顾玉蕊，没有见过林以宁，没有见过柴静仪。她只在诗稿里读过她们的诗，在传说里听过她们的故事。可她把她们当成榜样，把蕉园诗社当成自己的家。 她写信给嘉兴的几位才女，邀请她们一起写诗。信中说：“蕉园旧事，吾辈不可忘也。愿与诸君共续之。”她们来了。几个人，坐在南湖边，像当年的顾玉蕊她们一样，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孙兰韫在《蕉园续集》中写道：“蕉园旧雨忆当年，诗酒琴棋共一船。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时妍。” 这首写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会写情诗，是她的情诗，从来不写给男人。她写给女人，写给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样被时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写。她写的是林以宁，是柴静仪，是钱凤纶，是那些她从未见过、却在诗里认识了的人。她们的友情，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纯粹，比诗更动人。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孙兰韫一个人，守着她的碧香阁，守着那卷《绿窗遗稿》，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蕉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碧香阁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碧香阁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嘉兴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嘉兴的碧香阁上，落在南湖的烟雨楼顶，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碧香阁诗钞》和《绿窗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碧香阁诗钞》。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绿窗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不知花外人谁在，只有幽人自断肠。”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不知道花外有谁在，她只知道，她自己，在断肠。她断了一辈子的肠，断到肠子都烂了，断到心都碎了，可她还在写。写出来，就好了。好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顾玉蕊、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孙兰韫——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孙兰韫是那盏灯里的一缕火苗。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久的。她活到七十多岁，活到蕉园诗社的姐妹们都走了，活到嘉兴城里再也没有人记得蕉园诗社，活到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还没有停。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碧香阁里，下在她的绿窗遗稿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五十九章 秋梦楼：沈绮与碧桃仙馆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苏州拙政园的荷花池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梦。那梦不是春梦，是秋梦——被西风吹散了的、被冷雨打湿了的、在碧桃仙馆的旧墙上挂了七十年、还没有褪尽颜色的梦。她叫沈绮，字素君，号秋梦楼主。她是苏州吴县人，诗人沈某的女儿，诗人顾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碧桃仙馆诗稿》，她的词集叫《秋梦楼词》。秋梦，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季节，梦是幻。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秋梦，在碧桃仙馆的窗前做了七十年，做到梦醒了，天亮了，雨停了，可她还活着。活着，就得继续做梦。不做梦，她会死的。 她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乾隆爷的武功文治达到了顶峰。江南的繁华，已经超过了明末的水平。拙政园的亭台楼阁修葺一新，狮子林的假山叠石名动天下，虎丘的庙会人山人海。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沈家是苏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沈某，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沈绮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素君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沈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苏州的拙政园边度过的。拙政园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拙政园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水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拙政园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水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拙政园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拙政园》中写道：“拙政园中雨似丝，荷花开遍绿杨池。当年曾共诗人醉，今日重来只自知。”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沈家的长女，是顾家的媳妇，是苏州城里人人称道的“沈素君”。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顾某。顾某，字某，号某，是苏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素君，你又瘦了”。她的诗里，常常出现“梦”“秋”“雨”“荷”“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 顾某在苏州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碧桃仙馆”。碧桃，是她最喜欢的花。仙馆，是她给自己造的梦。她把自己关在那个梦里，关了七十年，关到头发白了，关到牙齿落了，关到眼睛花了，关到梦都碎了。可她不肯出来。她怕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在《碧桃仙馆》中写道：“碧桃仙馆日初长，帘卷东风燕子忙。一树碧桃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这首写的是她的馆，也是她的命。她的馆，是碧桃仙馆；她的命，是碧桃。碧桃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他乡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是她的父亲，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知道他乡在哪里，只知道她到不了。她到不了，只能写。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碧桃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顾某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顾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顾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顾某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顾某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顾家的媳妇，是顾某的妻子，是顾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顾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顾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秋梦楼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顾某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她晚年，是在碧桃仙馆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苏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顾某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苏州的碧桃仙馆上，落在拙政园的荷花池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碧桃仙馆诗稿》和《秋梦楼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顾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碧桃仙馆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秋梦楼词》中写过这样一句：“一树碧桃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碧桃，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她到不了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春色在不在，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碧桃仙馆里，下在她的秋梦楼词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章 琴书楼：张玉珍与青溪遗稿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青溪的石桥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琴音。那琴音不是弹出来的，是漏出来的——从她指尖的裂缝里，一滴一滴地漏，漏在青石板上，漏在芭蕉叶上，漏在那卷被她翻烂了的《青溪遗稿》里。 她叫张玉珍，字蓝生，号青溪女史。她是青浦人，诗人张梦喈的女儿，诗人某的妻子。她的词集叫《青溪遗稿》，她的诗集叫《琴书楼稿》。青溪，是她家门前那条河的名字。河水从西来，向东去，日夜不停，像她的思念，没有尽头。她每天站在河边，看着那条河，看着河上的船，看着船上的帆，看着帆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天的尽头。 她是“吴中十子”之一。清乾隆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吴中十子”。那十个人，以张允滋为首，她是其中之一。她的词才，在社中是最出众的。任兆麟在《吴中女士诗钞》的序言中写道：“张玉珍词，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其《青溪》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她出生的时候，青溪下着雨。那是雍正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青溪的水，还是从前的颜色；青溪的桥，还是从前的样子；青溪的人，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 张家是青浦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张梦喈，字某，号某，是雍正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张玉珍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词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词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蓝生写的。她才十岁。” 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张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词，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词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青溪边度过的。青溪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青溪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水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青溪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水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青溪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青溪》中写道：“青溪烟雨旧曾游，画舫笙歌忆未休。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年秋。”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张家的长女，是某家的媳妇，是青浦城里人人称道的“张蓝生”。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词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青浦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蓝生，你又瘦了”。她的词里，常常出现“琴”“书”“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 某生在青浦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琴书楼”。琴是她的琴，书是她的书。她把自己关在那个楼里，关了五十年，关到头发白了，关到牙齿落了，关到眼睛花了，关到琴弦断了，关到书页黄了。可她不肯出来。她怕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在《琴书楼》中写道：“琴书楼中日初长，帘卷东风燕子忙。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这首写的是她的楼，也是她的命。她的楼，是琴书楼；她的命，是杏花。杏花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他乡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是她的父亲，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知道他乡在哪里，只知道她到不了。她到不了，只能写。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杏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词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词，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词上。词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青溪遗稿》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词稿，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了，词稿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词，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词人。她不仅写词，还结社。她是“吴中十子”之一。她姐姐张允滋是“吴中十子”的灵魂，她是姐姐最得力的助手。她们定期聚会，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在虎丘的寺庙中，在拙政园的亭台楼阁间，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张玉珍在《吴中十子》中写过一首《同诸女伴游虎丘》：“虎丘山色雨中看，伞影衣香湿未干。同是扫眉人共语，不须惆怅说辛酸。”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词。词是她的剑，也是她的盾。她用词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吴中十子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词，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吴中十子后来散了。那些曾经一起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写词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河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张玉珍一个人，守着她的琴书楼，守着那卷《青溪遗稿》，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旧》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山塘花满燕来迟。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琴书楼的词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琴书楼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青浦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词，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词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词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青浦的琴书楼上，落在青溪的石桥边，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琴书楼稿》和《青溪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青溪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青溪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杏花，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她到不了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春色在不在，是那句词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词，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琴书楼里，下在她的青溪遗稿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一章 碧梧秋深：那一场不肯停歇的雨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青石板上，不是砸下来的，是飘下来的；飘到一半，被风一卷，斜了，散了，又聚了，像那些被历史揉碎了的名字，怎么拼也拼不完整。我在苏州的一条老巷里走着，撑着一柄油纸伞，伞面上印着几枝淡墨色的兰花，雨珠顺着兰花瓣滚下来，滴在我的手背上，凉凉的，像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巷子叫碧梧巷。巷口有一块石碑，碑上的字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深深浅浅的刻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一肚子说不完的话。我站在这块碑前，把伞收了，让雨落在身上。衣服湿了，头发湿了，脸上的雨水顺着下巴往下滴。我不觉得冷。也许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也许是因为心里有比雨更冷的东西。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的名字叫张玉珍，字蓝生，号青溪女史。她是“吴中十子”之一，清乾隆年间苏州最会写词的女人。可她的名字，被忘在《清诗别裁集》的夹缝里，被忘在《国朝闺秀正始集》的补遗卷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我想找到她住过的那条巷子，找到她弹过琴的那座小楼，找到她写过词的那扇窗。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巷子还是那条巷子，可房子已经换了；青溪还是那条青溪，可水已经不是从前的颜色了；桥还是那座桥，可桥上的石板已经翻修过无数遍了。只有雨，还是从前的雨——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下得人心都长出了青苔。 我记得她写过一句词：“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那杏花，红了，又落了；那春色，在他乡，在她到不了的地方。我站在她曾经站过的青溪边，看着那株老杏树——它还在，枝干虬曲，树皮皴裂，像一个弯着腰的老人，在雨中站了一百年，又一百年。杏花已经开过了，枝头只剩下几片蔫蔫的花瓣，被雨水泡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旧信笺。我忽然想问她：你的春色，在他乡，可你知道他乡在哪里吗？她不会回答。她死了。她的答案，藏在那句词里，藏在那株老杏树的根里，藏在那些永远没有人能读懂的隐喻里。 我沿着青溪走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漫不经心地数着念珠。我想起她少年时的样子——穿着淡青色的衫子，挽着简单的发髻，坐在青溪边的石阶上，把脚伸进水里，水凉凉的，她缩了一下，又伸进去了。她对着溪水梳头，把头发梳得黑亮亮的，像一匹缎子。她不知道，这匹缎子，后来会被岁月剪碎，碎成一片一片的，飘在风里，落在雨里，再也拼不起来了。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一个诸生，姓什么，叫什么，已经没有人在意了。她在意过吗？也许在意过。她在词里写过“旧日词稿，而今笔砚，都是离愁”——那个“离”字，写得那么轻，又那么重。轻得像一片杏花瓣，落在水面上，无声无息；重得像一座山，压在她胸口，压了五十年，压得她喘不过气。她喘不过气，可她不说。她只是写，写进词里，写进诗里，写进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 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她一个人，坐在琴书楼的窗前，面前摊着一卷词稿，纸已经黄了，边角已经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她还是读，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那不是自虐，那是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在青溪边找到一块石头，坐了下来。石头被雨水冲刷得光滑如镜，上面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坐上去凉凉的，潮潮的，像坐在一块湿了水的绸缎上。我想起她的丈夫死的那一天——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雨，看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拿起笔，在那卷被泪水打湿的词稿上，写下了四个字——“都是离愁”。 她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手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五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那卷《青溪遗稿》上，压在那株老杏树的根下，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忽然不想找了。找不到了。她的琴书楼，早塌了；她的青溪，早填了；她的杏花，早落了。她留下的，只有那些词。薄薄的一卷纸，纸已经黄了，脆了，轻轻一碰就碎了。可那些字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它们像一盏一盏的灯，在时间的暗夜里亮着，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没有灭。 我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雨水，转身往回走。走到巷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青溪还在流。那株老杏树，还在雨里站着，枝干虬曲，树皮皴裂，像一个弯着腰的老人，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石碑前停下脚步，蹲下来，用指尖轻轻抚过那些被风雨磨蚀的字痕。有一道刻痕特别深，深得像一刀一刀刻上去的，刻了很深很深，深到石头都裂了。我忽然想，那也许不是一个字，是她用指甲刻上去的——在她最疼的那一夜，在灯下，在雨里，在没有人的琴书楼上，她用指甲在石碑上刻下了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是“愁”，是“离”，是“梦”，还是她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 天快黑了，我撑着伞走出了碧梧巷。巷口的茶摊还没有收，一个老人坐在雨棚下，慢悠悠地喝着茶。我走过去，买了一碗热茶，捧在手心里，暖了暖被雨打湿的手指。老人问我：“姑娘，你来找什么？” 我说：“找一个人。” 老人问：“找到了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老人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这条巷子里，住过很多人，死过很多人。你找的那个人，也许早就不在了。可她的魂，还在。在雨里，在风里，在那些老树的根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 我闭上眼睛。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念着一首词。我听不清词里的字，可我听得见那声音——很轻，很柔，很淡，像一缕烟，从青溪的水面上飘起来，飘过琴书楼的屋檐，飘过碧梧巷的石碑，飘过那株老杏树的枝头，飘进我的耳朵里，飘进我的心里。 我睁开眼睛，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青溪里，落在石桥上，落在杏树的枝头，落在我的肩上，落在她的坟上。 我忽然想起她写过的那句词——“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 她的杏花，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春色，不在他乡，就在这里。在碧梧巷的雨里，在青溪的水里，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杏花开的春天，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她还活着。 我把茶碗还给老人，道了声谢，转身走进了雨里。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忽然笑了。不是笑她，是笑自己。我找了那么久，找了那么远，找了那么深，可她从来没有走远。她就在雨里，在风里，在青溪的水里，在那句“都是离愁”的词里。她从来不需要我找，她只需要我记得。 我撑着伞，走出了碧梧巷。巷口的石碑上，那几个被风雨磨蚀的字痕，在暮色中泛着幽幽的光，像一盏一盏的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没有灭。它们会一直亮下去，亮到下一个下雨的夜晚，亮到下一个杏花开的春天，亮到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终于回来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二章 青溪听雨张玉珍与那一场不散的愁 江南烟雨葬花魂 苏州的雨，是那种让人恨不起来也爱不彻底的雨。它不像北地的暴雨，轰轰烈烈地来，利利索索地去，把人浇个透心凉，转眼又晴空万里。苏州的雨是黏的，是缠的，是欲说还休的。它细细密密地从灰白色的天幕上垂下来，像一匹被谁不小心打翻了砚台的素绢，墨色在绢面上洇开，洇成远山，洇成近水，洇成小巷深处一柄缓缓移动的油纸伞。 我撑着伞，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不像真的。墙头探出几枝石榴花，红得灼眼，雨水顺着花瓣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那些坑，是雨滴用几百年时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像一个人心里的伤，不是一下子伤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地、慢慢地，凹下去的。 我是来找一条河的。那条河叫青溪。 青溪不是名川，不是大河，只是苏州城外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可有一个女子，把这条河写进了词里，写进了诗里，写进了她的名字里。她叫张玉珍，字蓝生，号青溪女史。她把自己的一生，安放在这条河边，安放在那些没有人读的词里，安放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沿着巷子一直走，走到巷子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青溪就在那里。 河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翡翠。河面上浮着几片菱叶，叶子中间开着细小的白花，花瓣被雨水打湿了，半开半合的，像羞于见人的少女。河边种着一排老柳，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我站在河边，收了伞，让雨落在身上。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用手指拂过我的脸颊。 我想起她写的那句词：“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 她写这句词的时候，也许就站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那时候，河边的杏树还小，枝干细细的，叶子嫩嫩的，风一吹就弯。她站在树下，看着那些半落的杏花，看着它们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水面上，被水冲走了，冲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她忽然想，她的春色，是不是也被冲走了？冲到那个人在的地方，冲到那个她到不了的地方，冲到那个叫“他乡”的地方。 “他乡”是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人在的地方，就是“他乡”。那个人是她的丈夫，一个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样都没有人记得的诸生。可他懂她的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蓝生，你又瘦了”。 她后来把那些批语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她舍不得丢。那些字，是他留给她的最后的东西。她死了，那些字还在。可那些字，没有人能读懂了。不是字迹模糊了，是读懂的那个人，不在了。 我在青溪边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看着河面上的雨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 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套着的。第一个圈，是闺阁。她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套在这个圈里。不能出门，不能见客，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笑得太放肆，不能在诗里写“我”，只能写“妾”，写“奴”，写那些卑微的、谦逊的、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的字。她不甘心。她在词里写“算缟綦、何必让男儿”——穿裙子的女人，凭什么让男人占了上风？可她写完了，还是要把词稿藏起来，藏在枕头底下，藏在箱子里，藏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她不敢给人看。怕被人说“不守妇道”，怕被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怕被人说“写这些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第二个圈，是婚姻。她十五岁嫁了人，从一个闺阁走进另一个闺阁。那个闺阁更小，更窄，更让人喘不过气。她要伺候公婆，要操持家务，要生儿育女，要在那个不懂她的人面前，把自己缩得更小。她的丈夫懂她，可他也困在那个圈里。他懂她的词，可他救不了她。他只能在她写完一首新词后，在空白处批几个字——“蓝生，你又瘦了”。 第三个圈，是寡妇。他死了。她成了寡妇。那个圈更紧，更冷，更没有人能帮她打开。她不能出门，不能见客，不能笑，不能哭，不能写太真的词。她只能把自己关在琴书楼里，关在那盏孤灯下，关在那卷永远写不完的词稿中。她把那些词稿看了又看，改了又改，烧了又写，写了又烧。她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她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她是张玉珍，字蓝生，号青溪女史，一个会写词的女人。不是某氏，不是某人之妻，不是某人之母。是她自己。 可她不敢承认。她怕承认了，那个圈就会碎；圈碎了，她就会掉下去；掉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沿着青溪往上走。河水越来越窄，越来越浅，河底的石头露出来了，石头上长着青苔，滑滑的，绿绿的，像一块一块的 velvet。岸边有一块大石头，石头被雨水冲刷得光滑如镜，上面刻着几个字——“青溪旧隐”。字迹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辨认出来。我蹲下来，用手轻轻抚过那些字痕，指尖触到石头的凉意，凉得像她笔下那些“残灯明灭”的夜晚。 她在那样的夜晚里，一个人坐在琴书楼里，灯是暗的，人是瘦的，影子是长的。她数着更漏，一滴，一滴，又一滴，数到天亮，数到更漏干了，数到灯油尽了。她不是在数时间，是在数自己的命。一滴漏，一天命；一滴漏，一天命。她数了五十年，没有数完。不是数不完，是不敢数完。数完了，命就没了；命没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还想见他。哪怕只是在梦里。 她写过一首《南乡子》，词里有一句：“小立傍斜阳。”一个人，站在斜阳下。身边没有人。不是没有人，是她不需要人。她一个人，看梅子，听莺语，闻燕泥，就够了。她把自己活成了青溪的一道风景，活成了江南烟雨中一幅没有人看的画。可她不觉得苦。她觉得，能站在斜阳下，能听见莺语，能闻见燕泥，能写出“小立傍斜阳”这五个字，就够了。 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她站在青溪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挽着，几缕碎发垂在耳畔。她望着河面上的雨圈，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青石板路，慢慢地、慢慢地走回琴书楼。她的背影是瘦的，是单薄的，是风一吹就会倒的。可她没有倒。她一步一步地走，走得那么稳，那么慢，那么认真，像是在丈量自己的命。一步，一天；一步，一天。她走了五十年，没有走完。 天快黑了。雨还在下。我转过身，准备往回走。走到桥头，忽然看见一株老杏树。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甲，像她词稿上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杏花已经开过了，枝头挂着几片蔫蔫的花瓣，被雨水泡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旧信笺。我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那些花瓣。一滴雨从花瓣上滑下来，滴在我的额头上，凉凉的，像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我忽然想哭。不是伤心，是心疼。心疼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词。心疼她写了那么多，却没有几个人读过；心疼她等了那么久，却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心疼她死了那么久，却还有人在找她，在找她住过的巷子，在找她弹过琴的楼，在找她写过词的那扇窗。她不需要人找。她只需要人记得。记得她叫张玉珍，字蓝生，号青溪女史。记得她写过“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记得她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一个人，活了五十年，写了五十年，等了五十年。她没有等到。可她写了。写了，就够了。 我擦干眼泪，撑着伞，走过了桥。桥的那一边，是来时的路；桥的这一边，是回去的路。路是同一条路，可方向不同了。来的时候，我在找她；回去的时候，我带着她。她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眼里，在那些被雨水泡软了的词句里。她没有走。她从来不需要我找。她只需要我记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三章 竹笑轩：李因与画里残荷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杭州西湖的残荷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那墨不是松烟的墨，是泪凝的墨——被国破家亡的烽烟熏过的、被颠沛流离的岁月泡过的、在竹笑轩的墙角里堆了五十年、还没有干透的墨。 我在西湖边的一条小径上走着，雨水顺着伞骨滑下来，滴在青石板上，滴在路边的荷叶上，滴在我那双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的绣鞋上。小径的尽头，是一座早已荒废了的小园。园门虚掩着，门楣上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两个深深的钉孔，像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我这个不请自来的访客。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园子不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荒凉美。假山上爬满了薜荔，池水是绿的，绿得发黑，像一块被遗忘了很久的墨锭。池中种着荷花，可荷花已经谢了，只剩下一池残荷。枯黄的荷叶卷着边，有的折了茎，歪在水里，像一个个疲倦了的老人，在雨中打着盹。雨滴打在残荷上，声音是闷的，是钝的，是听了让人心里发紧的。 我站在池边，看着那些残荷，忽然想起一个人。她叫李因，字今生，号是庵，又号龛山逸史。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杭州，长于青楼，嫁于名士，寡于乱世，老于荒园。她的一生，像这一池残荷——开过，艳过，被人折过，被人弃过，可根还在，在淤泥里，在深水中，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死死地抓着，等下一个春天。 她是浙江会稽人，出身贫寒，幼年时被卖入青楼。可她不认命。她在青楼的脂粉堆里，偷偷地读书，偷偷地写字，偷偷地画画。她画得最多的是荷花。她画荷，不是画那种“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荷，她画残荷。枯的叶，折的茎，萎的花，败的蓬。有人说她的画“士气淋漓”，不像闺阁中的笔墨，倒像名山大川里的隐士。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只知道，那些残荷，是她自己。 崇祯初年，她在西湖边遇到了葛征奇。葛征奇，字无奇，号介龛，海宁人，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山水。他见到李因的画，大为惊叹，说：“此女笔墨，非闺阁中物。”他不顾世俗的眼光，纳她为妾，带她离开青楼，住进了西湖边的竹笑轩。 竹笑轩，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竹是竹子，笑是笑声。她说，竹子是不会笑的，可风来了，竹子沙沙地响，像在笑。她把自己关在那个笑声里，关了二十年，关到丈夫死了，关到明朝亡了，关到她自己老了，关到笑声变成了哭声，关到哭声变成了雨声。 她在竹笑轩里，读书，写诗，画画。葛征奇公务之余，与她一起出游，夫妇二人“尝舆帷相接，哦诗画，互为印证”。她画了一幅荷花，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她写了一首词，他会在词稿的空白处写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笔妙绝”，“此墨可再浓”，“今生，你又瘦了”。 明亡之后，葛征奇在抗清斗争中殉国。李因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失去了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她一个人，带着葛征奇的遗稿，带着自己的诗画，带着那颗碎成粉末的心，回到了杭州，住进了竹笑轩。 那一年，她大概四十岁。 她把自己关在竹笑轩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整理自己的画作，在灯下，在雨里，在那些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夜里。她把葛征奇的遗稿编成《芜鸿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画画上。她画残荷，画枯叶，画败蓬。她的画，越来越简，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像画，像一阙没有写完的词，像一首没有人听懂的歌。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她在《竹笑轩画跋》中写道：“余画残荷，非画残荷也，画余之残生也。荷叶枯，余之发白；荷茎折，余之骨碎；荷瓣落，余之心死。”荷叶枯了，她的头发白了；荷茎折了，她的骨头碎了；荷瓣落了，她的心死了。她把她的命，画进了那些残荷里。那些残荷，比她的命活得久。 我站在池边，看着那些残荷，看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残荷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竹笑轩里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她写过一首《菩萨蛮》，词里有一句：“病起恹恹，懒向妆台理旧奁。画栏凭遍，愁似春江流不断。”懒向妆台理旧奁——她不想打开妆台，不想看见那些旧日的首饰，不想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画栏凭遍——她把画栏倚了一遍又一遍，倚到栏杆都断了，倚到她的愁，像春江的水，流不断。 她的愁，不是她一个人的。是葛征奇的，是明朝的，是那些被清军铁蹄踏碎的河山的。她不敢哭，可她画出来了。画在纸上，画在残荷里，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中。 我沿着池边慢慢地走，走到园子的最深处，看见一间小屋。屋门紧闭，窗纸已经破了，从破洞里望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已经黄了，纸的边角卷了起来，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画面还在——一池残荷，几片枯叶，一两枝折茎，三四朵败蓬。画上没有题字，没有落款，没有印章。可我知道，这是她画的。她画了一辈子残荷，画到最后，连名字都不肯留了。 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被人记得，却没有人懂。懂她的人，已经死了。她写给谁看呢？不如不写。不写，就不会疼；不疼，就能多活一天。 可她写了。她写了一辈子，画了一辈子。她停不下来。一停，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站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丝从破洞里飘进去，飘到那幅画上，把画面打湿了。墨洇开了，洇成一片一片的雾，雾里隐隐约约地浮现出几行字。我凑近去看，可看不清。也许不是字，是她用指甲刻在纸上的痕——在她最疼的那一夜，在灯下，在雨里，在竹笑轩的空荡荡的堂屋里，她用指甲在纸上刻下了一行字。那行字是什么？是“今生”，是“无奇”，是“残荷”，还是“竹笑”？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 天快黑了。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走到园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残荷还在。那间小屋还在。可她不在了。她死在康熙年间，死在竹笑轩里，死在那一池残荷的旁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只有雨，只有风，只有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残荷。 她死后，她的《竹笑轩集》和《海红华馆诗》流传了下来。她的画，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被后人临摹，被后人赞叹。可她的名字，被忘在《明诗综》的夹缝里，被忘在《国朝闺秀正始集》的补遗卷中，被忘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可她的魂，还在。在残荷的叶上，在枯荷的茎里，在败蓬的花瓣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磨墨的声音。沙沙的，沙沙的，像风吹过竹林，像雨打在荷叶上，像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画着那些永远不会凋谢的残荷。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四章 古香楼：钱凤纶与那一架未凋的藤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香。那香不是花香，是墨香——被岁月封存在旧纸堆里的、被雨水一泡又幽幽地飘出来的、像她当年在古香楼里研墨时，从砚台上浮起的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烟。 我是在一个雨天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头上爬满了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巷子的尽头，有一座小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古香楼。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那个人叫钱凤纶，字云仪，号古香楼主。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词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嫁于同邑的诸生黄某，寡于中年，老于古香楼。她的一生，像这墙上的木香藤——缠着，绕着，开过花，落过叶，枯过枝，可根还在，在墙缝里，在砖石的深处，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死死地抓着，不肯松手。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有一架古琴，琴弦断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架木香藤。藤蔓从墙头垂下来，垂到地上，铺了满满一地。花开得正盛，细细碎碎的，白得像雪，像月光，像她词里写的那些“玉楼人静”的夜晚。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花，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菩萨蛮》： “玉楼人静，月明如水浸帘栊。宝篆香消，银釭影淡，独自倚薰笼。” 玉楼人静——楼是空的，人是静的，月是明的，水是凉的。她一个人，倚着薰笼，看着宝篆香一点一点地消，看着银釭影一点一点地淡。她不是在等谁，是在等时间过去。时间过去了，天就亮了；天亮了，她就可以从薰笼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看着院子里的木香藤，看着那些细细碎碎的白花，看着它们在晨风里轻轻地摇。那摇，不是欢喜的摇，是无奈的摇。像她这个人，摇了一辈子，没有倒下，可也没有站起来。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钱凤纶是蕉园七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可她的词才，在社中是最出众的之一。林以宁说她“词清而腴，婉而多风”，柴静仪说她“笔致轻圆，如珠走盘”。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词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词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词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古香楼词》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聚首，诗酒琴棋，共把清欢斗。燕子不来春又暮，落花满地黄昏后。” 记得蕉园初聚首——她记得那年春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相聚。诗酒琴棋，共把清欢斗——她们斗诗，斗酒，斗琴，斗棋，斗那些谁也输不起、谁也赢不了的清欢。燕子不来春又暮——燕子没有来，春天又过去了。落花满地黄昏后——落花铺了满地，黄昏之后，她们散了，散了，再也没有聚过。 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死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钱凤纶一个人，守着古香楼，守着那卷《古香楼词》，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黄某。黄某是诸生，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云仪，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词会一直填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死了。死在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大得像要把整个杭州城都埋掉。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黄家的媳妇，是黄某的妻子，是黄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黄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黄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词上。词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古香楼词》中写道： “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词稿，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灯是残的，忽明忽暗。孤衾冷落——被子是冷的，心也是冷的。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到天亮，数到更漏干了，数到灯油尽了。旧日词稿——那些旧日的词稿。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她写的不是词，是她的命。她的命，从黄某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古香楼的书桌上，停在那叠没有人批的词稿里，停在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黄某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词的躯壳。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花开花落，春去春来。人何在？只在梦中。” 花开花落，春去春来——花开了又落，春去了又来。人何在？——那个人在哪里？只在梦中——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他。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古香楼的桌面上，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压在那株老木香藤的根下，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架古琴。琴面已经裂了，裂成几道深深的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琴弦断了，断了的弦卷着，像蜷缩的蛇。我试着拨了一下断弦，它发出一个沙哑的、破了的音，像一声叹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飘到我的耳朵里，飘到我的心里，飘到那些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最柔软的地方。她曾经用这架琴，弹过多少曲子？弹过《高山》，弹过《流水》，弹过《梅花三弄》，弹过《平沙落雁》。她弹给黄某听，弹给蕉园的女伴们听，弹给古香楼的月光听。后来，黄某死了，女伴们散了，月光还是那个月光，可她不再弹了。不是不想弹，是弹不动了。她的手指，再也按不住琴弦了；她的心，再也听不见那些曲子了。她只能把琴放在墙角，放在那里，让它积灰，让它生霉，让它断弦，让它和她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我在古香楼里坐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雨声细细密密的，落在瓦上，落在窗棂上，落在院子里的木香藤上，落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坐在古香楼里，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听雨的时候，她在想什么？想黄某，想蕉园的女伴们，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听，听雨，听风，听自己的心跳？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她数着自己的心跳，数了一辈子，数到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弱，越来越听不见了。 她死的那天，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也许是的。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下了一辈子，下到她出生，下到她出嫁，下到她守寡，下到她老，下到她死。她死了，雨还在下。下在古香楼的瓦上，下在木香藤的花瓣上，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下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天快黑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转身走出了古香楼。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楼还是那座楼，暗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张刻了字的书桌上，在那架断了弦的琴里，在那株老木香藤的根下，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词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花开花落，春去春来。人何在？只在梦中。” 我关上门，撑着伞，走进了巷子里。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古香楼到蕉园，从蕉园到古香楼。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词里走，在那句“只在梦中”里走。 我走到巷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的木香藤密密匝匝地缠着，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忽然想，那是不是她留下的？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她的魂，缠进了那些藤蔓里，把她的词，开进了那些花瓣里，把她的泪，滴进了那些雨丝里。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这架木香藤，年年春天开花，年年夏天落叶，年年秋天枯枝，年年冬天等着下一个春天。 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转过身，撑着伞，走进了雨里。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忽然笑了。不是笑她，是笑自己。我找了那么久，找了那么远，找了那么深，可她从来没有走远。她就在古香楼里，在木香藤上，在那句“只在梦中”的词里。她从来不需要我找，她只需要我记得。记得她叫钱凤纶，字云仪，号古香楼主。记得她写过“花开花落，春去春来。人何在？只在梦中”。记得她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一个人，活了四十年，写了四十年，等了四十年。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五章嗣徽堂朱柔则那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盐桥河下的水面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漪。那漪不是风吹的，是泪滴的——从她倚过的栏杆上，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滴在河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愁，荡到对岸，又荡回来，荡了一整天，也没有荡到那个人的心里。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到盐桥河边的。河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被遗忘了很久的玉，河面上浮着几片落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河岸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她当年倚过的那根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河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朱柔则，字顺成，号嗣徽。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嫁于同邑的诗人沈用济，随夫游历南北，诗酒唱和，伉俪情深。可她的丈夫，后来远游不归，她一个人，守在盐桥河边的老宅里，等了十年，写了十年，哭了十年。她的诗集叫《嗣徽堂诗稿》，她的词集叫《顺成词》。 我站在这条河边，撑着伞，看着那些雨滴落在水面上，一圈，一圈，又一圈。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套着的。第一个圈，是闺阁；第二个圈，是婚姻；第三个圈，是等待。她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等来了他写的诗，等来了他在信里说的“归期将近”。可“将近”了十年，他还是没有回来。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冬天，死在那条河边，死在那株老柳树下。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封信。信上没有字。不是没有写，是她写了，又擦掉了；擦掉了，又写了；写了，又擦掉了。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想你”？太轻了。写“你快回来”？太重了。写“我等你”？太长了。她写了一辈子，也没有写完那封信。 我沿着河边慢慢地走。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铺开信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信纸，写了一辈子的信，可那些信，没有一封寄出去。不是不想寄，是不敢寄。她怕寄出去，他就回来了；她怕他回来了，她又会像从前一样，笑着说“你终于回来了”，然后转过身，偷偷地哭。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哭。她不想让他知道，她等了他十年，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她只想让他记得，她笑的样子。她笑的时候，眼角有细纹，可她还是笑，笑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疼。 她写过一首《忆秦娥》，词里有一句： “盐桥水，年年流尽相思泪。相思泪，一江春色，两行秋字。” 盐桥水——就是这条河。年年流尽相思泪——这条河，年年流着她相思的泪。可她的泪，太多了，流不尽。流了一年，还有一年；流了十年，还有十年。她死了，泪还在流。流在诗里，流在词里，流在那句“一江春色，两行秋字”里。春色是她的笑，秋字是她的泪。她笑了十年，哭了十年，笑了哭了，哭了笑了，分不清了。 我在河边找到一块石头，坐了下来。石头被雨水冲刷得光滑如镜，上面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坐上去凉凉的，潮潮的，像坐在一块湿了水的绸缎上。我想象着她当年的样子——穿着淡青色的衫子，挽着简单的发髻，坐在这块石头上，把脚伸进水里，水凉凉的，她缩了一下，又伸进去了。她对着河水梳头，把头发梳得黑亮亮的，像一匹缎子。她不知道，这匹缎子，后来会被岁月剪碎，碎成一片一片的，飘在风里，落在雨里，再也拼不起来了。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沈用济。沈用济，字方舟，是杭州的诗人。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顺成，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走了。他远游四方，去了北方，去了南方，去了她不知道的地方。他给她写信，信里说“归期将近”。她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回来。他又写信，信里说“归期将近”。她又等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他没有回来。他写了十年的信，她等了十年。“归期将近”这四个字，她读了十年，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她不再等了。不是不想等了，是等不动了。 她死了。死在盐桥河边，死在那株老柳树下。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封信。信上没有字。不是没有写，是她写了，又擦掉了；擦掉了，又写了；写了，又擦掉了。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想你”？太轻了。写“你快回来”？太重了。写“我等你”？太长了。她写了一辈子，也没有写完那封信。 我站起来，走到那株老柳树下。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甲，像她诗稿上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我伸手折了一根柳丝，柳丝软软的，湿湿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里，凉凉的，滑滑的，像握着一缕还没有干透的墨。她曾经用这样的柳丝，蘸着河水，在石板上写过字。写的是“沈用济”三个字。写完了，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用手抹掉了。不是不想留，是不敢留。她怕被人看见，怕被人问“沈用济是谁”，怕被人知道，她等了他十年，他还没有回来。 她写过一首《寄外》，诗里有一句： “君在江南妾江北，不知何日见何年。” 君在江南——他在江南，她在江北。不是长江的江南江北，是心的江南江北。他在她的心里，她在他的信里。他写了信，她读了信；他忘了她，她忘不了他。不知何日见何年——她不知道哪一天能见到他，不知道哪一年能等到他。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沿着河边继续走。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走到一座石桥上，我停了下来。桥是拱形的，桥洞下，河水缓缓地流着，流得很慢，慢得像她在灯下研墨的速度。她研了一辈子的墨，研到墨锭都磨光了，研到砚台都磨穿了，研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研。不研，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她在《嗣徽堂诗稿》的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沈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远游，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嗣徽堂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她死后，她的《嗣徽堂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那些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嗣徽堂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君在江南妾江北，不知何日见何年。”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江南，是他的江南；她的江北，是她的江北。她在江北等了他十年，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他还在江南，在那些她到不了的地方，在那些她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地方。她到不了，只能写。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活一天，就多等一天。多等一天，就多写一首。多写一首，就多一个人读到。 她不知道的是，她写了那么多，真正读到的人，不多。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人读到，是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纸会黄，会脆，会碎。可字不会。字是她的魂，是她的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行李。 天快黑了。我转过身，准备往回走。走到桥头，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河还在流。那株老柳树，还在雨里站着，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一圈，一圈，又一圈。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套着的。可她从来没有挣扎过。不是不想挣扎，是挣扎了也没有用。她只能等，等到圈散了，等到河干了，等到柳树枯了，等到她死了。 她死了，圈还在。套在那座石桥上，套在那条盐桥河里，套在那句“不知何日见何年”的诗里。她死了，可她的等待没有死。它还在那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柳丝垂水的春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它还在等，等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我撑着伞，走下了桥。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嗣徽堂到盐桥河，从盐桥河到嗣徽堂。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不知何日见何年”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墙头探出几枝石榴花，红得灼眼，雨水顺着花瓣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那些坑，是雨滴用几百年时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像她心里的伤，不是一下子伤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地、慢慢地，凹下去的。她凹了十年，凹成了一条河，凹成了一座桥，凹成了那封没有寄出的信。 那封信，还在吗？也许在。在嗣徽堂的旧抽屉里，在盐桥河的淤泥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纸上没有字，可你知道，它写满了。写满了“我想你”，写满了“你快回来”，写满了“我等你”。她写了一辈子，还是没有写完。不是写不完，是不敢写完。写完了，信就要寄出去；寄出去了，他就要回来；他回来了，她就要笑；她笑了，他就要走。她不想让他走。她宁愿信永远写不完，宁愿他永远在路上，宁愿自己永远在等。等，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六章 钟山秀才姚淑与那一支未曾凋的笔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金陵钟山的黛色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烟。那烟不是雾，是魂——从六朝旧事的废墟里飘出来的，从秦淮河的脂粉里蒸腾起来的，从那些被历史揉碎了的诗稿里，一缕一缕地渗出来的，像她当年在钟山脚下研墨时，从砚台上浮起的那一层薄薄的、带着松香味的青烟。 我是在一个深秋的雨天走进钟山的。山不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像一位闭目养神的老僧，盘腿坐在金陵城的东边，一坐就是一千多年。山道两旁种着梧桐，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雨水打在叶子上，滴滴答答的，像有人在敲着木鱼。我撑着伞，沿着石阶慢慢地往上走。石阶上长满了青苔，滑滑的，绿绿的，踩上去要格外小心。雨丝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姚淑，字仲淑，号钟山秀才。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金陵，长于钟山，嫁于诗人倪天章，寡于乱世，老于荒村。她的诗集叫《钟山秀才诗》，她的画作散落在江南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钟山的秋雨——不急不缓，不温不火，可一下就是一辈子，下得人心都湿了，湿得发霉，湿得长苔，湿得再也晾不干了。 我沿着石阶一直往上走，走到半山腰，看见一座破败的院落。院门虚掩着，门楣上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个深深的钉孔，像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我这个不请自来的访客。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院子的角落里有一间小屋，屋门紧闭，窗纸已经破了，从破洞里望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已经黄了，纸的边角卷了起来，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画面还在——一株梅花，老干虬枝，盘根错节，枝头开着几朵淡墨色的花，花瓣薄得像蝉翼，仿佛风一吹就会碎。画的右上角题着两行小字：“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没有落款，没有印章。可我知道，这是她画的。她画了一辈子的梅花，画到最后，连名字都不肯留了。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被人记得，却没有人懂。 她出生的时候，明朝已经奄奄一息。那是万历末年，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金陵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的女儿，在钟山脚下的老宅里，追着蝴蝶跑，跑得满头大汗，跑到蝴蝶飞过了墙头，跑到她再也追不上。她的父亲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姚淑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仲淑写的。她才十岁。” 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父亲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钟山秀才诗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梅花图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倪天章。倪天章，字某，号某，是金陵的诗人。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仲淑，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梅花，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梅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明亡之后，倪天章在抗清斗争中殉国。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失去了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她一个人，带着倪天章的遗稿，带着自己的诗画，带着那颗碎成粉末的心，回到了钟山脚下的老宅里。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 她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整理自己的画作，在灯下，在雨里，在那些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夜里。她把倪天章的遗稿编成《倪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画画上。她画梅花，画那些“冰姿不怕雪霜侵”的梅花。她的梅花，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梅花，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院里的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我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上那幅梅花图上。我走到画前，凑近了看。墨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那几朵梅花还在，在枝头上，在雨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里，倔强地开着。花瓣薄得像蝉翼，仿佛一口气就能吹散。可它们没有散。它们在那里，开了三百年，还没有谢。 画的旁边，挂着一支笔。笔杆是竹子的，已经裂了，笔头的毛也秃了，可它还挂在墙上，像一个断了腿的老兵，在角落里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我伸手摸了摸那支笔，笔杆凉凉的，滑滑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里，凉得让人心疼。她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诗，画下了那些梅。她写了多少年？画了多少年？从十五岁写到三十岁，从三十岁画到七十岁。写了五十年，画了五十年，写到笔都秃了，画到纸都黄了，可她还在写，还在画。不停，不能停。一停，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写过一首《梅花》，诗里有一句：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冰姿不怕雪霜侵——她的梅花，不怕雪，不怕霜。羞傍玉楼与琼林——它羞于傍着玉楼和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它冷淡，不知道人世的味道。一般清瘦似君心——它和你的心一样清瘦。她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像梅花一样冷，一样硬，一样不怕雪霜的侵凌。她不需要玉楼琼林的庇护，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她只需要自己。她是一株野梅花，长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浇灌，没有人欣赏，可她照样开花，照样吐香，照样在风雪中站得笔直。她站了一辈子，站到枝干都弯了，站到树皮都裂了，站到花都落了，可她没有倒。不能倒。倒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走出小屋，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荒草，看着那些雨滴从草尖上滑下来，滴进泥土里，滴进那些看不见的深处。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站在这个院子里，看着这些草，看着这些雨，看着这些她种了一辈子、却没有等到花开的花？她种过什么？种过梅，种过兰，种过菊，种过竹。可她种的那些花，都没有活。不是花不好，是土不好。钟山的土，太硬了，太冷了，太瘦了，养不活那些娇贵的花。可她还是种。种了一年又一年，种到手指都磨破了，种到腰都直不起来了，种到再也种不动了。她不是不知道种不活，她是不甘心。不甘心那些花，开在别人的院子里，开在那些她到不了的地方，开在她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地方。她到不了，只能种。种下去，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在《钟山秀才诗》中写道： “种梅三十年，花落人亦老。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 种梅三十年——她种了三十年的梅花。花落人亦老——花落了，人也老了。明年花开时——明年梅花开的时候。不知谁来看——不知道谁会来看。她写了三十年，种了三十年，等了三十年。可她没有等到那个来看花的人。那个人，死了。死在那年冬天，死在那场她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里。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春天，死在梅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枝梅花。梅花是白的，白得像雪，像月光，像她年轻时穿的那件素白的衫子。她把梅花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她去找他了。找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找那个在灯下批她诗稿的人，找那个说“仲淑，你又瘦了”的人。她找了三十年，终于找到了。 我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院子还是那个院子，荒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间小屋里，在那幅梅花图上，在那支秃了笔头的笔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铺纸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 她念了一辈子，念到声音都哑了，念到字都模糊了，念到再也念不动了。可她还在念。在风里念，在雨里念，在钟山的云雾里念，在那句“一般清瘦似君心”里念。 我撑着伞，走下了山。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钟山脚下的老宅到山顶的梅花林，从梅花林到老宅。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里走。 走到山脚下，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钟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画里有山，有树，有云，有雾，有那间破败的小院，有那幅黄了纸的梅花图，有那支秃了笔头的笔。还有她。她在画里，在山的深处，在雨的尽头，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没有走。她从来不需要我找，她只需要我记得。记得她叫姚淑，字仲淑，号钟山秀才。记得她写过“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记得她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一个人，活了五十年，写了五十年，画了五十年，等了五十年。 她等了五十年，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可她等了。等了，就够了。不是所有的等待，都需要结果。有些等待，本身就是结果。她在等待中，活成了梅花，活成了诗，活成了那支秃了笔头的笔。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那株老梅，年年冬天开花，年年春天落叶，年年夏天枯枝，年年秋天等着下一个冬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钟山上，落在梅花林里，落在那间破败的小院中，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七章 晚宜楼毛安芳与那一架未拆的秋千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绿。那绿不是竹的绿，是苔的绿——被岁月封存在墙角的、被雨水一泡又幽幽地渗出来的、像她当年在晚宜楼前种下的那架秋千，绳索已经断了，木板已经朽了，可它还在那里，在墙根下，在荒草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它在风里吱呀吱呀地响。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长满了青苔，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踩上去要格外小心。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毛安芳，字某，号晚宜楼主人。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嫁于同邑的徐某，寡于中年，老于晚宜楼。她的诗集叫《晚宜楼集》，她的词散落在《蕉园七子集》的夹缝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墙上的青苔——不争不抢，不声不响，可它在那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寸一寸地长，长了一百年，又一百年，长得比那些轰轰烈烈的花，更久，更远，更深。 我沿着巷子一直走，走到巷子的尽头，看见一座小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晚宜楼。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秋千，绳索已经断了，木板已经朽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个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老桂树。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甲，像她诗稿上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桂花已经开过了，枝头挂着几片蔫蔫的花瓣，被雨水泡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旧信笺。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花，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秋千》： “晚宜楼外雨如丝，秋千架下立多时。当年曾共春风约，今日春风知不知。” 晚宜楼外雨如丝——她站在晚宜楼外，雨丝细细密密的，像她心里的愁，理不清，剪不断。秋千架下立多时——她站在秋千架下，站了很久。当年曾共春风约——当年她和那个人，在春风里约好了，要一起荡秋千，一起看花，一起老。今日春风知不知——今天的春风，知不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她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四十岁。那个人已经死了十年。她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秋千架上的绳索断了，木板朽了，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毛安芳是蕉园七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她的诗才，在社中是最清丽的。林以宁说她“诗清而婉，如秋雨初霁”，柴静仪说她“笔致轻圆，如珠走盘”。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晚宜楼集》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聚首，诗酒琴棋共一丘。燕子不来春又暮，落花满地使人愁。” 记得蕉园初聚首——她记得那年春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相聚。诗酒琴棋共一丘——她们在那一小片园子里，写诗，喝酒，弹琴，下棋。燕子不来春又暮——燕子没有来，春天又过去了。落花满地使人愁——落花铺了满地，看了让人愁。 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死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毛安芳一个人，守着晚宜楼，守着那卷《晚宜楼集》，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徐某。徐某是诸生，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安芳，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桂花开了满院，香得人心里发慌。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徐家的媳妇，是徐某的妻子，是徐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徐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晚宜楼集》中写道： “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稿，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灯是残的，忽明忽暗。孤衾冷落——被子是冷的，心也是冷的。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到天亮，数到更漏干了，数到灯油尽了。旧日诗稿——那些旧日的诗稿。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 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徐某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晚宜楼的书桌上，停在那叠没有人批的诗稿里，停在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徐某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秋千架下，旧约难寻。春风又至，不见故人。” 秋千架下——她站在秋千架下。旧约难寻——当年的旧约，找不到了。春风又至——春风又来了。不见故人——可故人不见了。 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晚宜楼的书桌上，压在那架断了绳的秋千上，压在那株老桂树的根下，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架秋千。木板已经朽了，用手一碰，就掉下一层木屑。绳索已经断了，断了的绳头卷着，像蜷缩的蛇。我试着推了一下秋千，它发出一个沙哑的、破了的声响，像一声叹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飘到我的耳朵里，飘到我的心里，飘到那些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最柔软的地方。她曾经用这架秋千，荡过多少次？荡过春风，荡过秋月，荡过那些和女伴们一起度过的、没有忧愁的日子。她荡给徐某看，荡给蕉园的女伴们看，荡给晚宜楼的月光看。后来，徐某死了，女伴们散了，月光还是那个月光，可她不再荡了。不是不想荡，是荡不动了。她的腿，再也蹬不动秋千了；她的心，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只能把秋千放在墙角，放在那里，让它积灰，让它生霉，让它断绳，让它和她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我在晚宜楼里坐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雨声细细密密的，落在瓦上，落在窗棂上，落在院子里的桂树上，落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坐在晚宜楼里，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听雨的时候，她在想什么？想徐某，想蕉园的女伴们，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听，听雨，听风，听自己的心跳？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她数着自己的心跳，数了一辈子，数到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弱，越来越听不见了。 她死的那天，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也许是的。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下了一辈子，下到她出生，下到她出嫁，下到她守寡，下到她老，下到她死。她死了，雨还在下。下在晚宜楼的瓦上，下在桂树的叶上，下在那架断了绳的秋千上，下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天快黑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转身走出了晚宜楼。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楼还是那座楼，暗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张刻了字的书桌上，在那架断了绳的秋千里，在那株老桂树的根下，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秋千架下，旧约难寻。春风又至，不见故人。” 我关上门，撑着伞，走进了巷子里。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晚宜楼到蕉园，从蕉园到晚宜楼。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不见故人”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的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墙头探出的木香藤密密匝匝地缠着，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忽然想，那是不是她留下的？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她的魂，缠进了那些藤蔓里，把她的诗，开进了那些花瓣里，把她的泪，滴进了那些雨丝里。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这架木香藤，年年春天开花，年年夏天落叶，年年秋天枯枝，年年冬天等着下一个春天。 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晚宜楼的瓦上，落在桂树的叶上，落在木香藤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晚宜楼集》中写过这样一句：“当年曾共春风约，今日春风知不知。” 当年她和那个人，在春风里约好了，要一起荡秋千，一起看花，一起老。可那个人没有履约。他死了，死在了春天之前。春风来了，他不在；春风走了，他不在；春风又来了，他还是不在。她问了春风无数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春风不回答。春风只是吹，吹过晚宜楼的屋檐，吹过秋千架，吹过那株老桂树，吹过她白了又黑的头发，吹过她干了又湿的眼泪。春风不会回答。她也不需要回答。她只需要问。问了，就够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八章 和鸣楼冯又令与那一卷未完的和诗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西湖的断桥残雪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音。那音不是琴音，是诗音——被风吹皱了的、被雨打散了的、在和鸣楼的旧墙里封存了三百年、还没有散尽的、两个人一唱一和的余韵。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断桥边的。桥是白的，石栏被雨水洗得发亮，像一块一块的白玉。桥下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翡翠，雨滴落在水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漪，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湖面上浮着几片落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冯又令，字某，号和鸣楼主。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嫁于同邑的诗人钱廷枚，夫妻唱和，伉俪情深，著有《和鸣集》。她的诗，是和出来的——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题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里，有他的影子；他的诗里，有她的回声。他们像两架琴，弦调到了一样的音高，你弹一声，我响一声；你停了，我还在响，响到弦断了，响到琴裂了，响到再也听不见了。 可后来，他死了。她一个人，守在和鸣楼里，守着那些和诗，守着那些再也唱和不了的韵脚。她还在写，可他不再和了。她的诗，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从有声变成无声，从热闹变成冷清。她写了一辈子，写到笔都秃了，写到纸都黄了，写到韵脚都散了，可她还是写。不写，她怕自己忘了他的声音。 我沿着湖岸慢慢地走。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铺开信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信纸，写了一辈子的和诗，可那些诗，没有一首是他写的。不是他不写，是他写不了了。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和的那首诗前。那首诗，只有上句，没有下句；只有他，没有她。她对着那首诗，看了很久，提笔，想和，可写不出来。不是写不出，是不敢写。她怕一写，他就真的走了；她怕一不写，他就还在，还在那首诗里，还在那个韵脚上，还在那个等她和诗的夜晚。 她写过一首《忆王孙》，词里有一句： “和诗楼上雨如烟，不见夫君已十年。旧稿重翻泪满笺。夜难眠，一半相思一半怜。” 和诗楼上雨如烟——她站在和鸣楼上，雨丝如烟，像她心里的愁，理不清，剪不断。不见夫君已十年——她不见他，已经十年了。旧稿重翻泪满笺——她把旧日的诗稿翻出来，翻一页，哭一页；哭一页，翻一页。夜难眠——她睡不着。一半相思一半怜——一半是相思，一半是自怜。她怜自己，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诗稿上的墨迹淡了，纸页黄了，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钱廷枚。钱廷枚，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诗人。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又令，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他们在和鸣楼里住了很多年。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楼前种着几株芭蕉，楼后种着一片翠竹。他在楼上读书，她在楼上写诗；他在灯下研墨，她在灯下铺纸。他们和了一首又一首，写了一年又一年。她以为会一直写到老，写到头发白了，写到牙齿落了，写到眼睛花了，写到再也写不动了。可他先写不动了。他病了。病在床上，握着她的手，说：“我写不动了。你替我写。”她哭着说：“我替你写。你教我写。”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已经写得比我好了。不用我教。” 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芭蕉叶黄了，竹叶落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和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钱家的媳妇，是钱廷枚的妻子，是钱廷枚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钱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钱廷枚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把钱廷枚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在《和鸣集》中写道： “和诗楼上夜初长，孤灯照影自凄凉。旧日和君同砚墨，今朝独对旧时章。” 和诗楼上夜初长——她一个人，站在和鸣楼上，夜太长了。孤灯照影自凄凉——孤灯照着影子，她自己凄凉。旧日和君同砚墨——从前，她和他在同一个砚台里研墨。今朝独对旧时章——今天，她一个人对着旧日的诗章。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钱廷枚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了和鸣楼的书桌上，停在了那一叠没有人和的诗稿里，停在了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钱廷枚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冯又令是蕉园七子中最擅长和诗的一个。她与人唱和，从不输人。林以宁说她“和诗如流水，随物赋形”，柴静仪说她“应和之捷，虽七步不逮”。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唱和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和鸣集》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唱和，诗成击节共吟哦。而今人去诗犹在，独对残笺泪更多。” 记得蕉园初唱和——她记得那年春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唱和。诗成击节共吟哦——诗写成了，她们击节吟哦。而今人去诗犹在——如今人走了，诗还在。独对残笺泪更多——她一个人对着残笺，眼泪更多了。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毛安芳死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冯又令一个人，守着她的和鸣楼，守着那卷《和鸣集》，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在雨中走了很久。从断桥走到白堤，从白堤走到孤山。孤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院门紧闭，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和鸣楼。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古琴，琴弦断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芭蕉，叶子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芭蕉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芭蕉叶，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芭蕉》： “芭蕉叶上雨声愁，滴滴分明是旧游。记得当年同听处，绿窗人静月如钩。” 芭蕉叶上雨声愁——雨打在芭蕉叶上，声音是愁的。滴滴分明是旧游——每一滴雨，都像是旧日的游踪。记得当年同听处——她记得当年和他一起听雨的地方。绿窗人静月如钩——绿窗下，人静了，月亮像一把钩子。她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四十岁。他已经死了十年。她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芭蕉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和诗楼上，旧雨难寻。芭蕉叶上，泪渍成痕。” 和诗楼上——她站在和鸣楼上。旧雨难寻——旧日的诗友，找不到了。芭蕉叶上——芭蕉叶上。泪渍成痕——她的泪，渍成了痕。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和鸣楼的书桌上，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压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架古琴。琴面已经裂了，裂成几道深深的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琴弦断了，断了的弦卷着，像蜷缩的蛇。我试着拨了一下断弦，它发出一个沙哑的、破了的音，像一声叹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飘到我的耳朵里，飘到我的心里，飘到那些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最柔软的地方。她曾经用这架琴，弹过多少曲子？弹过《高山》，弹过《流水》，弹过《梅花三弄》，弹过《平沙落雁》。她弹给钱廷枚听，弹给蕉园的女伴们听，弹给和鸣楼的月光听。后来，钱廷枚死了，女伴们散了，月光还是那个月光，可她不再弹了。不是不想弹，是弹不动了。她的手指，再也按不住琴弦了；她的心，再也听不见那些曲子了。她只能把琴放在墙角，放在那里，让它积灰，让它生霉，让它断弦，让它和她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我在和鸣楼里坐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雨声细细密密的，落在瓦上，落在窗棂上，落在院子里的芭蕉叶上，落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坐在和鸣楼里，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听雨的时候，她在想什么？想钱廷枚，想蕉园的女伴们，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听，听雨，听风，听自己的心跳？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她数着自己的心跳，数了一辈子，数到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弱，越来越听不见了。 她死的那天，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也许是的。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下了一辈子，下到她出生，下到她出嫁，下到她守寡，下到她老，下到她死。她死了，雨还在下。下在和鸣楼的瓦上，下在芭蕉叶上，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下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天快黑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转身走出了和鸣楼。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楼还是那座楼，暗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张刻了字的书桌上，在那架断了弦的琴里，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和诗楼上，旧雨难寻。芭蕉叶上，泪渍成痕。” 我关上门，撑着伞，走进了雨里。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和鸣楼到蕉园，从蕉园到和鸣楼。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泪渍成痕”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的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墙头探出的木香藤密密匝匝地缠着，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忽然想，那是不是她留下的？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她的魂，缠进了那些藤蔓里，把她的诗，开进了那些花瓣里，把她的泪，滴进了那些雨丝里。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这架木香藤，年年春天开花，年年夏天落叶，年年秋天枯枝，年年冬天等着下一个春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和鸣楼的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木香藤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和鸣集》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和君同砚墨，今朝独对旧时章。” 旧日她和那个人，在同一方砚里研墨。如今她一个人，对着旧日的诗章。她不是不想和，是没有人可以和了。那个人走了，和诗的人走了，唱和的声音散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和鸣楼里，对着那些旧章，一笔一笔地写，一字一字地念。她写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写到笔都秃了，念到声都哑了。可她还在写，还在念。不写，她怕忘了他的字；不念，她怕忘了他的声音。她不能忘。忘了他，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六十九章秋雁楼李佩金与那一行未寄的雁字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常州毗陵驿的旧码头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霜。那霜不是冬日的霜，是秋日的霜——被西风磨薄了的、被月光冻硬了的、在梧桐叶上凝了又化、化了又凝的霜，像她写在纸上又擦掉的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擦到纸都破了，写到笔都秃了，可那个字还是没有写出来。 我是在一个深秋的雨天走到毗陵驿的。驿站的旧址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一块石碑，孤零零地立在河岸边，碑上的字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深深浅浅的刻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一肚子说不完的话。河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被遗忘了很久的玉，河面上浮着几片落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我站在碑前，收了伞，让雨落在身上。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用手指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李佩金，字纫兰，一字晨兰，号秋雁。她是清代中叶的女词人，常州毗陵人，四川布政使李廷芳的女儿，中书舍人何若遗的妻子。她的词集叫《秋雁词》，她的诗集叫《纫兰诗稿》。秋雁，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季节，雁是候鸟。她把自己比作一只秋天的雁，从北飞到南，从南飞到北，飞来飞去，不知道要落在哪里。可她飞不动了。她的翅膀被雨打湿了，被风折断了一半。她只能趴在纸页上，用笔写自己飞不动的一生。 我沿着河岸慢慢地走。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河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那些她曾经倚过的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河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 她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乾隆爷的武功文治达到了顶峰。江南的繁华，已经超过了明末的水平。拙政园的亭台楼阁修葺一新，狮子林的假山叠石名动天下，虎丘的庙会人山人海。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李家是常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廷芳，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封疆大吏，权倾一方。可他死在任上，死在她六岁那年。她连他的脸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家里忽然来了很多穿白衣服的人，院子里搭了灵棚，哭声从早到晚，像毗陵驿外的运河水，流不完。她寡母当家，带着几个孩子，从四川扶柩回乡。几千里的路，走了一个多月。船过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夜泊洞庭，月光洒在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银。她站在船头，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把她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她没有哭。她知道，哭没有用。眼泪救不了父亲，也救不了这个家。 她是长女，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妹妹还小。从六岁起，她就担起了半个家。她帮母亲管账，管仆人的分工，管弟弟妹妹的功课。她像一个被命运催逼着长大的孩子，什么都学，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怕。可她怕雨。不是怕雨本身，是怕雨来了，父亲坟上的土会被冲走，弟弟妹妹会淋湿，她会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在《秋雁词》中写道： “暮雨凄迷，帘卷东风峭。绣被寒侵香麝小。梦回不辨春多少。” 暮雨凄迷——傍晚的雨，凄迷地下着。帘卷东风峭——帘子卷起，东风吹得料峭。绣被寒侵香麝小——绣被被寒气侵入，香麝的气息也淡了。梦回不辨春多少——她从梦中醒来，分不清春天已经过了多少。她写的是雨，是寒，是梦。她分不清春天过了多少，是因为她不想分清。春天来了，她苦；春天走了，她更苦。她宁愿在梦里，梦里有父亲，有母亲，有那个还没有散的家。可她不能永远在梦里。梦醒了，雨还在下。 她十三岁那年，定了亲。男方是同乡的何若遗。何若遗，字榕生，号某，是常州的书香门第，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她见过何若遗一次。那年他来李家拜年，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衫，眉目清秀，举止文雅，站在门口，像一棵刚抽了新枝的柳树。她躲在帘子后面，偷偷地看他。他走了以后，她回到房里，写了一首词。词里没有他的名字，只有“绿杨”“东风”“春水”“画桥”那些虚的、空的、谁也猜不透的东西。可她知道，那首词是写给他的。她把自己写进了那首词里，等着他来认领。 他后来认领了。 嘉庆年间，她十五岁，他十八岁。花轿从李家抬到了何家。出嫁那天，常州下着雨。她坐在花轿里，红盖头遮住了她的脸，遮不住她的心跳。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个男人会不会懂她，会不会包容她的病，会不会在她写词写到深夜的时候，给她披上一件衣裳。花轿抬进了何家。何若遗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脸上带着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她点点头，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她只知道自己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了。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何若遗是嘉庆朝的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在京城做官。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词，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词，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词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纫兰，你又瘦了”。她的词里，常常出现“秋”“雁”“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何若遗在京城的官舍里，她跟着他，从常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各地。她在那些陌生的城市里，写那些熟悉的字。 她在《凤凰台上忆吹箫·忆别》中写道： “残灯风灭，病榻尘昏，凄凉况味。旧日题红，尚余半幅罗绮。想天涯、几回惆怅，奈客里、频添憔悴。最难禁、夜深孤枕，梦回心碎。” 残灯风灭——残灯被风吹灭了。病榻尘昏——病榻上落满了灰尘，昏暗一片。凄凉况味——凄凉的况味。旧日题红——旧日题红的那半幅罗绮。尚余半幅罗绮——还剩下半幅。想天涯、几回惆怅——她想着天涯的他，几回惆怅。奈客里、频添憔悴——无奈客居他乡，频频添了憔悴。最难禁、夜深孤枕——最难忍受的是夜深人静时的孤枕。梦回心碎——梦醒了，心碎了。 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何若遗在京城的官舍里，她一个人，在常州的旧宅里，守着那盏被风吹灭了的灯。她想他，想到心碎。可她不能去找他，因为他是官，她是妻。妻要守在家里，等夫回来。等了一月又一月，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了他的信，等来了他的诗，等来了他在词稿空白处批的那几个字——“纫兰，你又瘦了”。她没有瘦，她只是瘦了。不是因为吃不下，是因为想他。想一个人，是会瘦的。瘦到骨头都凸出来了，瘦到衣服都撑不起来了，瘦到镜子里的人，她都不认识了。 可她不只是妻子。她还有母亲的责任。她生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她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洗澡，给孩子讲故事。她给孩子讲的故事，不是童话，是词。她把自己写的词，念给孩子听。孩子听不懂，可她还是要念。她怕孩子将来忘了她，忘了她是一个会写词的人。她把那些词刻在孩子心里，等孩子长大了，读到那些词，就会想起她。 何若遗后来病了。他生在内阁中书任上，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何若遗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道光年间，何若遗在北京病逝。那一年，她大概四十岁。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她在《秋雁词》中写道： “孤影落寒塘。旧日沙头伴雁行。病翅伶仃秋欲老，凄凉。月冷空江夜有霜。残梦忆潇湘。水阔天高恨转长。一样西风吹客泪，茫茫。飞到芦花何处藏。” 孤影落寒塘——她是一只孤雁，影子落在寒冷的池塘里。旧日沙头伴雁行——从前，她还在沙头，和大雁一起飞行。病翅伶仃秋欲老——她的翅膀病了，伶伶仃仃的，秋天快要老了。凄凉——凄凉。月冷空江夜有霜——月亮冷了，空荡荡的江面上，夜里有霜。残梦忆潇湘——她从残梦中醒来，想起了潇湘。水阔天高恨转长——水阔天高，恨意越来越长。一样西风吹客泪——一样的西风吹着客人的眼泪。茫茫——茫茫一片。飞到芦花何处藏——她飞到芦花丛中，不知道要藏在哪里。 她写的不是词，是她的命。她是一只孤雁，飞在秋夜的空江上，翅膀病了，飞不动了。她不知道自己能飞到哪里，不知道自己能藏在哪里。她只能飞，飞到芦花丛中，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就没有人看见她；没有人看见她，就没有人知道她是一只断了翅膀的、再也飞不起来的雁。可她不是雁。她是人。人是藏不住的。她藏了一辈子，藏到头发白了，藏到牙齿落了，藏到眼睛花了。可她藏不住。那些词，像她漏在雪地上的脚印，一排一排的，清清楚楚的，谁走过都能看见。 何若遗死后，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常州。 秋雁楼还在。楼前的梅花还在，楼后的竹子还在，只是没有人住了。她推开楼门，灰尘扑面而来，呛得她咳嗽了几声。她走到桌前，看到桌上还摆着她走之前写的那首词。纸已经黄了，边角已经卷了，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字迹还在，那些娟秀的、工整的、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还在。她坐在桌前，提起笔，想写一首新词。可她的手在抖，写不出字。不是写不出，是不敢写。她怕写了，没有人批；她怕写了，没有人看；她怕写了，就证明他真的不在了。她没有写。她把笔放下，把纸收好，把墨倒掉。她把何若遗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州的秋雁楼上，落在毗陵驿的旧码头边，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雁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秋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飞到芦花何处藏。”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绝望的一句。她飞了一辈子，没有找到藏身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藏，是飞。飞过山，飞过水，飞过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飞不动了，就写。写不动了，就死。死了，就什么都不想了。 我站在河边，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往回走。走到桥头，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河还在流。那株老柳树，还在雨里站着，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一圈，一圈，又一圈。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套着的。可她从来没有挣扎过。不是不想挣扎，是挣扎了也没有用。她只能等，等到圈散了，等到河干了，等到柳树枯了，等到她死了。她死了，圈还在。套在那座石桥上，套在那条运河里，套在那句“飞到芦花何处藏”的词里。她死了，可她的等待没有死。它还在那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柳丝垂水的春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词的人心里。它还在等，等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我撑着伞，走下了桥。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秋雁楼到毗陵驿，从毗陵驿到秋雁楼。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词里走，在那句“飞到芦花何处藏”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墙头探出几枝石榴花，红得灼眼，雨水顺着花瓣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那些坑，是雨滴用几百年时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像她心里的伤，不是一下子伤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地、慢慢地凹下去的。她凹了四十年，凹成了一条河，凹成了一座桥，凹成了那行没有人能读懂的雁字。那行雁字，还在吗？也许在。在秋雁楼的旧抽屉里，在毗陵驿的淤泥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纸上没有字，可你知道，它写满了。写满了“我想你”，写满了“你快回来”，写满了“我等你”。她写了一辈子，还是没有写完。不是写不完，是不敢写完。写完了，信就要寄出去；寄出去了，他就要回来；他回来了，她就要笑；她笑了，他就要走。她不想让他走。她宁愿信永远写不完，宁愿他永远在路上，宁愿自己永远在等。等，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秋雁楼的瓦上，落在毗陵驿的石碑上，落在运河的水面上，落在她的词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词。 她在《秋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沙头伴雁行。”旧日的沙头，她曾经和雁一起飞过。雁还在飞，她还在写。她飞不动了，可她还在写。写那些飞不动的雁，写那些落不了的地，写那些藏不住的人。她不是不想藏，是藏不住了。她的词，像她漏在雪地上的脚印，一排一排的，清清楚楚的，谁走过都能看见。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人看见，是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章 清芬阁方维仪与那一株未谢的芝兰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桐城龙眠山的幽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芝。那芝不是草药，是香——从石缝里渗出来的、从涧水中浮起来的、从那些被岁月遗忘的角落里，一缕一缕地飘出来的、像她当年在清芬阁前种下的那株芝兰，花瓣薄得像蝉翼，颜色淡得像月光，风一吹就颤，雨一打就垂，可它没有落。它在那里，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岩壁上，开了三百年，还没有谢。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龙眠山的。山不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幽深，像一卷被雨水泡软了的、又被时间一页一页粘起来的旧书，翻不开，合不上，就那么搁在皖南的烟雨里，一搁就是几百年。山道两旁长满了青苔，苔是绿的，绿得发黑，像一块一块的 velvet，踩上去软软的，滑滑的，要格外小心。雨丝从松针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我撑着伞，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石阶是青石的，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树叶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方维仪，字仲贤，号清芬阁主。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桐城方氏，是方学渐的女儿，方以智的姑母。她十七岁嫁于姚孙棨，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守寡一生，抚育侄子方以智成人。她的诗集叫《清芬阁集》，她的画作散落在桐城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龙眠山的幽兰——生在石缝里，长在无人处，开得不张扬，谢得不甘心，可她的香，飘了三百年，还在飘。 我沿着石阶一直往上走，走到半山腰，看见一座破败的院落。院门虚掩着，门楣上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两个深深的钉孔，像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我这个不请自来的访客。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院子的角落里有一间小屋，屋门紧闭，窗纸已经破了，从破洞里望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已经黄了，纸的边角卷了起来，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可画面还在——一株兰草，叶子细长，花瓣淡雅，根扎在石缝里，旁边题着两行小字：“幽兰在空谷，无人亦自芳。”没有落款，没有印章。可我知道，这是她画的。她画了一辈子的兰，画到最后，连名字都不肯留了。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被人记得，却没有人懂。 她出生的时候，明朝已经走到了尽头。那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刚死不久，万历皇帝开始怠政，朝堂上党争初起，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桐城方家老宅里的一个女娃子，在祖母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方家是桐城最显赫的家族。她的父亲方学渐，字达卿，号本庵，是明代著名学者，以布衣主盟坛席，倡道桐川，是桐城方学的开山人物。她的哥哥方孔炤，官至湖广巡抚，是明末的名臣。她的侄子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诗人、思想家，与侯方域、冒襄、陈贞慧并称“明末四公子”。这样一个家族，在晚明的江南，是“一门忠义，累世清流”的代名词。 方维仪是方学渐的长女。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仲贤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方学渐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清芬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兰草图卷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七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姚孙棨。姚孙棨，字某，号某，是桐城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仲贤，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兰草，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幽兰在空谷，无人亦自芳。不因风所撼，宁为雪所伤。”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兰草会一直绿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婚后不久，姚孙棨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姚孙棨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生下一儿半女的春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十八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姚家的媳妇，是姚孙棨的妻子，是姚孙棨孩子的母亲——可她没有孩子。她连孩子都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她觉得自己欠了他，欠了他一辈子。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画上，放在了方家的子侄身上。她的侄子方以智，从小丧母，由她抚育成人。她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传给了这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方以智后来成了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四大儒”。他在《清芬阁集》的序言中写道：“姑母方维仪，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七，归姚氏。不数月，夫子见背，姑母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姑母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诗清丽绵邈，有古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的时候，已经老了。她坐在清芬阁里，手里捧着那卷刚刻好的《清芬阁集》，看着侄子写的那几个字——“余不忍其湮没”，眼泪就流了下来。不是伤心，是欣慰。她欣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她的诗，留下来了；她的画，留下来了；她的侄子，也留下来了。她死了，可她的魂，还在。在那些诗里，在那些画里，在方以智的文章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 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院里的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我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上那幅兰草图卷上。我走到画前，凑近了看。墨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那几株兰草还在，在石缝里，在雨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里，倔强地绿着。叶子细长，花瓣淡雅，根扎在石缝里，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画的旁边，挂着一支笔。笔杆是竹子的，已经裂了，笔头的毛也秃了，可它还挂在墙上，像一个断了腿的老兵，在角落里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我伸手摸了摸那支笔，笔杆凉凉的，滑滑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里，凉得让人心疼。她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诗，画下了那些兰。她写了多少年？画了多少年？从十八岁写到八十岁，从黑发写到白发，从红颜写到枯骨。写了六十年，画了六十年，写到笔都秃了，画到纸都黄了，可她还在写，还在画。不停，不能停。一停，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写过一首《兰》，诗里有一句： “幽兰在空谷，寂寥独自芳。不因风所撼，宁为雪所伤。叶瘦含烟绿，花清带露香。无人亦自好，何须君子堂。” 幽兰在空谷——她把自己比作一株幽兰，长在空谷里。寂寥独自芳——没有人看见，可它独自散发着芳香。不因风所撼——风撼不动它。宁为雪所伤——雪伤不了它。叶瘦含烟绿——叶子是瘦的，可含着烟绿。花清带露香——花是清的，带着露香。无人亦自好——没有人欣赏也好。何须君子堂——它不需要君子堂，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她写的是兰，也是她自己。她是一株幽兰，生在空谷，长在石缝，没有人浇灌，没有人欣赏，可她照样开花，照样吐香，照样在风雪中站得笔直。她站了一辈子，站到枝干都弯了，站到叶子都黄了，站到花都落了，可她没有倒。不能倒。倒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晚年，是在清芬阁里度过的。清芬阁，是她自己取的名字。清是清冷，芬是芬芳。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缕清冷的芬芳，在桐城的老宅里，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里，在那一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她一个人，住在老宅的西厢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卷书，几支笔。她每天早起，读书，写诗，画画。她的眼睛已经不太看得清了，可她还是坚持写。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像在和时间赛跑，像在和死亡赛跑。 她不再画兰了。不是画不动，是不想画了。画兰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画给谁看呢？她把姚孙棨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八十四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桐城的清芬阁上，落在龙眠山的幽谷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清芬阁集》，被她的侄子方以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姚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清芬阁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明诗综》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清芬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无人亦自好，何须君子堂。”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淡然的一句，也是最倔强的一句。她不需要君子堂，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功名。她只需要自己，只需要那株兰，只需要那支秃了笔头的笔。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是姚家的寡妇，不是方家的才女，不是方以智的姑母，是她自己。她是方维仪，字仲贤，号清芬阁主，一个写了六十年诗、画了六十年兰、守了六十年寡、可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的女人。 我站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院子还是那个院子，荒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间小屋里，在那幅兰草图卷上，在那支秃了笔头的笔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铺纸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幽兰在空谷，寂寥独自芳。” 她念了一辈子，念到声音都哑了，念到字都模糊了，念到再也念不动了。可她还在念。在风里念，在雨里念，在龙眠山的云雾里念，在那句“无人亦自好”里念。我撑着伞，走下了山。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清芬阁到龙眠山，从龙眠山到清芬阁。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何须君子堂”里走。 走到山脚下，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龙眠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画里有山，有树，有云，有雾，有那间破败的小院，有那幅黄了纸的兰草图，有那支秃了笔头的笔。还有她。她在画里，在山的深处，在雨的尽头，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没有走。她从来不需要我找，她只需要我记得。记得她叫方维仪，字仲贤，号清芬阁主。记得她写过“幽兰在空谷，寂寥独自芳”。记得她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一个人，活了六十年，写了六十年，画了六十年，等了六十年。她等了六十年，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可她等了。等了，就够了。不是所有的等待，都需要结果。有些等待，本身就是结果。她在等待中，活成了幽兰，活成了诗，活成了那支秃了笔头的笔。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那株兰草，年年春天绿，年年夏天开花，年年秋天枯叶，年年冬天等着下一个春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龙眠山上，落在清芬阁里，落在兰草的叶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清芬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无人亦自好，何须君子堂。” 她不需要君子堂，她只需要自己。可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那些读过她诗的人，那些在她画前驻足的人，那些在她的故事里流泪的人，都是她的君子堂。她不需要，可他们给了她。她不知道，可她值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一章 筠心阁陈书与那一枝未凋的墨梅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嘉兴秀水的旧城墙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那墨不是松烟的墨，是泪凝的墨——被寡居的岁月磨浓了的、被画梅的笔锋蘸瘦了的、在筠心阁的窗纸上浸了又干、干了又浸的墨，像她当年在灯下画的那一枝墨梅，枝干虬曲，花瓣淡瘦，墨色浓处是夜的黑，淡处是鬓的白，留白处是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秀水河边。河水是青的，青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玉，河面上浮着几片落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河岸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那些她曾经倚过的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河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我撑着伞，沿着河岸慢慢地走。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铺开宣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宣纸，画了一辈子的墨梅，画到纸都黄了，画到笔都秃了，画到墨都干了，可她还在画。不画，她怕自己忘了他的样子。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陈书，字南楼，号上元弟子，晚号复庵。她是清代中叶的女画家、女诗人。她生于嘉兴秀水，嫁于同邑钱纶光，寡于中年，以画梅闻名于世。她的儿子钱陈群，官至刑部侍郎，是乾隆朝的名臣。她的画作被收藏在宫廷之中，被乾隆皇帝御笔题赞。可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只有筠心阁窗前那一枝墨梅，只有那一枝在她笔下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永远不会凋谢的花。她的诗集叫《复庵诗稿》，她的画稿散落在故宫的库房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画的墨梅——墨是黑的，花是白的，黑与白之间，是她守了四十年的寡，是她画了四十年的梅，是她等了四十年的、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嘉兴下着雨。那是康熙年间，盛世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康熙爷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亲征了准噶尔，江山稳固，百姓安康。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南湖的画舫又多了起来，烟雨楼的檐角又挂上了风铃，放鹤亭的梅花又开了起来。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陈家是嘉兴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陈尧勋，字某，号某，是康熙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陈书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画，画得最早，也画得最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画作，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南楼画的。她才十岁。”客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陈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画，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画一样，留下来。他教她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那些她看见的、想到的、梦见的。他告诉她：“画不在多，在真。真的画，不用画太多，一幅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画的画，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画，藏在她的筠心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墨梅中，藏在那些她画了又撕、撕了又画、画了又藏起来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花都模糊了。那些画，是她用命画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钱纶光。钱纶光，字某，号某，是嘉兴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画，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画了一幅墨梅，第一个给他看；他看了，会在画的空白处，用小楷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墨梅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钱纶光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钱纶光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画完那幅《梅妻鹤子》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题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钱家的媳妇，是钱纶光的妻子，是钱纶光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钱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钱纶光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画上，放在了儿子身上。她的儿子钱陈群，字主敬，号香树，是清代中叶的名臣。她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传给了这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钱陈群后来官至刑部侍郎，深得乾隆皇帝信任。他在《复庵诗稿》的序言中写道：“先妣陈太夫人，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五，归先府君。不数年，先府君见背，太夫人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太夫人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画尤工墨梅，得者珍如拱璧。” 她读到这篇序言的时候，已经老了。她坐在筠心阁里，手里捧着那卷刚刻好的《复庵诗稿》，看着儿子写的那几个字——“得者珍如拱璧”，眼泪就流了下来。不是伤心，是欣慰。她欣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她的画，被人珍藏了；她的诗，被人记住了；她的儿子，也成器了。她死了，可她的魂，还在。在那些墨梅里，在那些诗稿中，在钱陈群的文章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看到她的画的人心里。 她把钱纶光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画画上。她画墨梅，画那些“冰姿不怕雪霜侵”的墨梅。她的墨梅，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梅花，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乾隆皇帝后来见到了她的画，大为赞赏，御笔题诗一首：“南楼老人画墨梅，冰姿玉骨无纤埃。一花一叶皆天趣，不是寻常笔墨来。”皇帝的题诗，被刻在她的画上，被挂在宫廷的墙壁上，被那些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争相传颂。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皇帝的题诗，不是儿子的官位，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声。她在乎的，只有筠心阁窗前那一枝墨梅，只有那一枝在她笔下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永远不会凋谢的花。 她晚年，是在筠心阁里度过的。筠心阁，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筠是竹，心是心。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竿竹，心是空的，可风来了，它会响；雨来了，它会绿；雪来了，它会弯，可不会折。她在筠心阁里，住了四十年。四十年里，她画了无数幅墨梅，写了无数首诗。她的墨梅，从浓画到淡，从繁画到简，从实画到虚。她画到最后，只剩下几笔枯墨，几根瘦枝，几点淡花。可就是这几笔，几根，几点，比那些浓墨重彩的画，更让人心疼。因为她把她的命，画进去了。她的命，是苦的，是淡的，是瘦的，是冷的。可她的命，也是倔的，是硬的，是不肯低头的。 她写过一首《墨梅》，诗里有一句： “冰姿元不染尘埃，冷淡生涯独自开。莫怪世人轻颜色，此花原是雪中胎。” 冰姿元不染尘埃——她的墨梅，冰姿玉骨，不染尘埃。冷淡生涯独自开——她这一生，冷淡的，独自的，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莫怪世人轻颜色——不要怪世人轻视它的颜色。此花原是雪中胎——这花，是从雪里长出来的。她写的是墨梅，也是她自己。她是从雪里长出来的花，开在冬天，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开在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她不怕世人轻视，不怕世人看不见，不怕世人不懂。她只需要自己懂。懂自己为什么画了一辈子的墨梅，懂自己为什么守了一辈子的寡，懂自己为什么在那间小小的筠心阁里，一个人，活到了八十岁。 她活到八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嘉兴的筠心阁上，落在秀水河的青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复庵诗稿》和墨梅画作，被她的儿子钱陈群刻了出来，被乾隆皇帝御笔题赞，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画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笔墨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复庵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冷淡生涯独自开。”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淡然的一句，也是最倔强的一句。她不需要别人来看，不需要别人来赏，不需要别人来懂。她只需要自己开。开了，就够了。那些花，是她的命。她死了，花还在。在故宫的库房里，在嘉兴的旧宅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枝干虬曲，花瓣淡瘦，墨色浓处是夜的黑，淡处是鬓的白，留白处是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那些话，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可她画出来了。画在纸上，画在墨里，画在那一枝永远不会凋谢的墨梅中。 我站在秀水河边，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往回走。走到桥头，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河还在流。那株老柳树，还在雨里站着，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一圈，一圈，又一圈。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套着的。可她从来没有挣扎过。不是不想挣扎，是挣扎了也没有用。她只能画，画到圈散了，画到河干了，画到柳树枯了，画到她死了。她死了，圈还在。套在那座石桥上，套在那条秀水河里，套在那句“冷淡生涯独自开”的诗里。她死了，可她的墨梅没有死。它还在那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梅花开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看到她的画的人心里。它还在开，开在雪里，开在风里，开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 我撑着伞，走下了桥。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筠心阁到秀水河，从秀水河到筠心阁。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画里走，在那句“此花原是雪中胎”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墙头探出几枝石榴花，红得灼眼，雨水顺着花瓣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那些坑，是雨滴用几百年时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像她心里的伤，不是一下子伤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地、慢慢地凹下去的。她凹了四十年，凹成了一条河，凹成了一座桥，凹成了那一枝永远不会凋谢的墨梅。那一枝墨梅，还在吗？也许在。在筠心阁的旧画框里，在故宫博物院的地下库房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纸上没有颜色，可你知道，它是有颜色的。它是白的，白得像雪；它是黑的，黑得像夜；它是红的，红得像她年轻时嫁衣上的那一抹胭脂。她画了一辈子，还是没有画完。不是画不完，是不敢画完。画完了，她就要放下笔；放下了笔，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她宁愿画永远画不完，宁愿梅永远开不败，宁愿自己永远在画。画，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画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筠心阁的瓦上，落在秀水河的青波里，落在墨梅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看她画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画。 她在《复庵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冷淡生涯独自开。”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自己开。可她知道，那些看过她的画的人，那些读过她的诗的人，那些在她的故事里流泪的人，都是她开过的证明。她不需要，可他们给了她。她不知道，可她值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二章毛媞与诗稿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绿。那绿不是竹的绿，是苔的绿——被岁月封存在墙角的、被雨水一泡又幽幽地渗出来的、像她当年在蕉园里与兄长唱和时，从诗笺上浮起的那一层薄薄的、带着青草气的墨烟。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长满了青苔，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踩上去要格外小心。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撑着伞，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毛媞，字安芳，号映虚。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是诗人毛先舒的女儿，诗人的妹妹。她嫁于同邑的徐邺，寡于中年，老于映虚阁。她的诗集叫《映虚阁诗稿》，她的词散落在《蕉园七子集》的夹缝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墙上的青苔——不争不抢，不声不响，可它在那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寸一寸地长，长了一百年，又一百年，长得比那些轰轰烈烈的花，更久，更远，更深。 她的哥哥，字大可，号西河，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诗人之一。他比妹妹大几岁，从小带着她读书，教她识字，教她写诗。兄妹俩感情极深，深到像蕉园里的那架双生藤，根缠着根，叶挨着叶，谁也离不开谁。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安芳，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后来去了北京。以博学鸿儒征入翰林院，参与修纂《明史》，一住就是十几年。她留在杭州，守在老宅里，守着那些旧日的诗稿，守着那些再也没有人批的句子。她给他写信，写得很长，写满了几页纸，写满了她想说的话。可他回信很短，只有几行——“京中无事，勿念。诗稿已阅，前一首尤佳。”她读了，笑了，笑得很轻，像一片花瓣落在水面上，无声无息。她知道他忙，知道他没时间写长信，知道他那句“前一首尤佳”已经是最大的夸奖。可她还是在等，等他的信，等他的批语，等他回来。 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再也等不动了。她死了。死在他从北京回来的前一年。他回到杭州，走进那条窄巷，推开那扇虚掩的门，看见墙上挂着她的画像，看见桌上摆着她的诗稿，看见那些他批过的、没批过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句子。他站在她的画像前，站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她的诗稿上写下最后一行批语——“安芳，我回来了。”她听不见了。她永远地听不见了。 我沿着巷子一直走，走到巷子的尽头，看见一座小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映虚阁。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古琴，琴弦断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芭蕉，叶子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芭蕉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芭蕉叶，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忆兄》： “西河一别几经秋，梦里分明见旧游。诗稿空存人已远，泪痕犹在墨痕头。” 西河一别几经秋——她与哥哥分别，已经过了好几个秋天。梦里分明见旧游——在梦里，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看见他们从前一起游历的地方。诗稿空存人已远——诗稿还在，可人已经远了。泪痕犹在墨痕头——她的泪痕，还在墨痕的上面。 她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五十岁。哥哥已经离开十几年了。她等了十几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芭蕉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会回来，可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他回来的前一年。 她不知道的是，他回来以后，把她的诗稿刻成了书，在序言中写道：“吾妹安芳，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五，归徐氏。不数年，夫子见背，妹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妹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诗清丽绵邈，有古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了吗？也许没有。她死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诗被刻成了书，不知道哥哥为她写了那样一篇序言，不知道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句子，会被那么多人读到，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会被那么多人记住。她只知道，她写了。写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我在映虚阁里坐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雨声细细密密的，落在瓦上，落在窗棂上，落在院子里的芭蕉叶上，落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坐在映虚阁里，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听雨的时候，她在想什么？想哥哥，想蕉园的女伴们，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听，听雨，听风，听自己的心跳？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她数着自己的心跳，数了一辈子，数到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弱，越来越听不见了。 她死的那天，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也许是的。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下了一辈子，下到她出生，下到她出嫁，下到她守寡，下到她老，下到她死。她死了，雨还在下。下在映虚阁的瓦上，下在芭蕉叶上，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下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天快黑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转身走出了映虚阁。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楼还是那座楼，暗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张刻了字的书桌上，在那架断了弦的琴里，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诗稿空存人已远，泪痕犹在墨痕头。” 我关上门，撑着伞，走进了巷子里。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映虚阁到蕉园，从蕉园到映虚阁。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泪痕犹在墨痕头”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的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墙头探出的木香藤密密匝匝地缠着，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忽然想，那是不是她留下的？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她的魂，缠进了那些藤蔓里，把她的诗，开进了那些花瓣里，把她的泪，滴进了那些雨丝里。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这架木香藤，年年春天开花，年年夏天落叶，年年秋天枯枝，年年冬天等着下一个春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映虚阁的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木香藤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映虚阁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诗稿空存人已远，泪痕犹在墨痕头。”她的人远了，可她的诗还在。她的泪干了，可墨痕还在。那些墨痕，是她用一生写的，是她用命画的，是她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一滴一滴、一笔一笔、一字一字地写下来的。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自己写。写了，就够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三章 澹香斋李端明与那一炉未冷的篆香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香。那香不是花香的浓，是篆香的淡——被时间封存在博山炉里的、被雨水一泡又幽幽地飘出来的、像她当年在澹香斋里焚香静坐时，从铜炉的镂空花纹里升起的、一缕一缕的青烟。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长满了青苔，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踩上去要格外小心。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撑着伞，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李端明，字某，号澹香斋主。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是诗人李渔的族亲，嫁于同邑的诸生沈某，寡于中年，老于澹香斋。她的诗集叫《澹香斋诗稿》，她的词散落在《蕉园七子集》的夹缝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博山炉里升起的篆香——燃时不烈，灭时不骤，一丝一丝地散，一缕一缕地消，散到空气里，消到时光里，可那香，留在她的诗里，留了三百年，还没有散。 我沿着巷子一直走，走到巷子的尽头，看见一座小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澹香斋。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只博山炉，铜胎已经锈成了青绿色，炉盖上的山峦纹样模糊了，可还能看出那层层叠叠的峰峦。我蹲下来，轻轻揭开炉盖，炉膛里还有几块残香的灰烬，灰是白的，白得像雪，像月光，像她年轻时穿的那件素白的衫子。我伸手摸了摸那灰，凉凉的，细细的，从我的指缝间漏下去，漏到炉底，漏到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里。她曾经在这只炉里，焚过多少香？焚过沉香，焚过檀香，焚过龙涎，焚过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从远方来的、带着异域气息的香。她焚香不是为了驱蚊，不是为了净室，是为了静心。心静了，才能写诗；诗写出来了，才能证明她还活着。 她出生的时候，明朝已经死了。那是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不久，江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西湖的画舫烧了，岳庙的香火断了，孤山的梅花落了。她生在这样一个乱世的尾巴上，注定了她这一生要与萧瑟结缘，与清冷结缘，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结缘。 李家是钱塘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渔，字笠翁，号觉世稗官，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美学家。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之作，他的《笠翁十种曲》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戏曲理论影响了后世数百年。李端明是李渔的族亲，也有人说是他的女儿，史料上语焉不详。可无论怎样，她是在李家的书香里长大的。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长辈们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端明写的。她才十岁。” 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李渔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澹香斋里，藏在那些她焚了一炉又一炉的篆香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沈某。沈某，字某，号某，是钱塘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端明，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桂花开了满院，香得人心里发慌。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某的妻子，是沈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焚香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香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澹香斋里焚一炉香，坐在炉前，看着那一缕青烟从炉盖的镂空花纹里升起来，升到半空，散了，化了，不见了。她不是在观烟，她是在观自己。自己的一生，也像这缕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升起来，散开去，什么也抓不住。可她不甘心。她要把自己抓住，抓住在诗里，抓住在词里，抓住在那炉还没有散尽的篆香里。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道： “炉烟袅袅昼初长，独坐空斋鬓已霜。旧日和君同品篆，今朝惟我自添香。” 炉烟袅袅昼初长——炉烟袅袅地升起，白天越来越长。独坐空斋鬓已霜——她一个人坐在空斋里，鬓发已经白了。旧日和君同品篆——从前，她和他一起品评篆香。今朝惟我自添香——今天，只有她自己添香。 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沈某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澹香斋的书桌上，停在那只博山炉里，停在那缕再也闻不到的篆香中。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沈某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会焚香、会哭的躯壳。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李端明是蕉园七子中最安静的一个。她不善言辞，不喜应酬，可她的诗，是社中写得最深婉的。林以宁说她“诗淡而腴，如秋兰含露”，柴静仪说她“笔致幽邃，如古井微澜”。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聚首，诗成击节共吟秋。而今人散香犹在，独对残炉泪暗流。” 记得蕉园初聚首——她记得那年秋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相聚。诗成击节共吟秋——诗写成了，她们击节吟哦，共赏秋色。而今人散香犹在——如今人散了，可那炉香还在。独对残炉泪暗流——她一个人对着残炉，眼泪暗暗地流。 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死了，毛安芳走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李端明一个人，守着澹香斋，守着那只博山炉，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还在焚香，焚给那些散了的人，焚给那些死了的人，焚给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她焚了一炉又一炉，焚到香灰积了厚厚一层，焚到炉膛都满了，焚到再也添不进去了。可她还在焚。不焚，她怕那些人的魂，找不到回来的路。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香尽炉寒，人去楼空。旧诗犹在，谁与和同？” 香尽炉寒——香燃尽了，炉也冷了。人去楼空——人走了，楼也空了。旧诗犹在——旧日的诗还在。谁与和同——谁能和她唱和呢？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澹香斋的书桌上，压在那只博山炉里，压在那缕再也升不起的篆香中，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只博山炉。铜胎已经锈了，锈成青绿色，像她晚年穿的那件褪了色的青布衫。炉盖上的山峦纹样模糊了，可还能看出那层层叠叠的峰峦——那是海上仙山，是博山炉名字的由来。她曾经在那些峰峦之间，焚过多少香？焚过等待，焚过思念，焚过绝望，焚过希望。她焚了一辈子，焚到香都燃尽了，焚到炉都冷了，焚到心都凉了。可她还在焚。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写过一首《焚香》，诗里有一句： “博山炉冷篆烟消，独坐空斋夜寂寥。旧日香盟何处觅，一帘春雨湿芭蕉。” 博山炉冷篆烟消——博山炉冷了，篆烟也消了。独坐空斋夜寂寥——她一个人坐在空斋里，夜是寂寥的。旧日香盟何处觅——旧日焚香时的盟约，到哪里去寻找？一帘春雨湿芭蕉——一帘春雨，打湿了芭蕉。 她写的是焚香，也是她自己。她的博山炉冷了，她的篆烟消了，她的旧日香盟找不到了。她只能一个人，坐在空斋里，听着窗外的春雨，一滴一滴地打在芭蕉叶上，像她心里的泪，一滴一滴地落。落了一辈子，落到芭蕉叶都黄了，落到窗纸都破了，落到她再也听不见了。可她还在听。在梦里听，在诗里听，在那句“一帘春雨湿芭蕉”里听。 她晚年，是在澹香斋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钱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沈某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焚香上。她焚了一炉又一炉的香，焚给那些她爱过的人，焚给那些爱过她的人，焚给那些她再也见不到的人。她焚香的时候，不说话，不念经，不祈祷。她只是坐在炉前，看着那一缕青烟从炉盖的镂空花纹里升起来，升到半空，散了，化了，不见了。她看了一辈子，看到烟散了，看到炉冷了，看到自己老了。可她还在看。不是不想不看，是不敢不看。不看，她就不知道烟还会升起来；不知道烟还会升起来，她就不知道日子还会过下去。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澹香斋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澹香斋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沈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澹香斋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旧日香盟何处觅，一帘春雨湿芭蕉。”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香盟，找不到了；她的芭蕉，被雨打湿了；她的春天，过去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香盟找不找得到，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香，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芭蕉叶绿的夏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那缕篆烟还在升，那炉香还在燃，那个人还在等。等谁？等她。等她从诗里走出来，等她从雨里走出来，等她从那一句“一帘春雨湿芭蕉”里走出来。她走不出来了。她把自己关在了那首诗里，关在了那一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关在了那一缕永远不会散的篆香里。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那缕香，年年春天飘起，年年夏天散尽，年年秋天等着下一个春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澹香斋的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博山炉的铜胎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独坐空斋鬓已霜。”她一个人，坐在空斋里，鬓发白了，头发落了，眼睛花了，可她还坐着。坐着，不是为了等谁，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在。还在，就能写；还能写，就还没死。她没死。她活在那句诗里，活在那缕香里，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四章 鸳鸯梦叶小纨与那一场未醒的春愁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吴江叶家埭的莺脰湖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愁。那愁不是秋愁，是春愁——被梨花打湿了的、被柳絮缠住了的、在疏香阁的旧窗纸上浸了又干、干了又浸的愁，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部《鸳鸯梦》，墨迹未干，梦就醒了，醒在崇祯年间的某个黄昏，醒在姐姐和妹妹都死了之后，醒在她一个人守着那座空荡荡的老宅、再也写不出一个字的那一天。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到叶家埭的。村子不大，零零落落的几户人家，白墙黑瓦，掩在竹林深处。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竹叶上，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村口有一条青石板路，路已经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竹叶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我撑着伞，沿着这条路慢慢地走。路两旁的篱笆上爬满了牵牛花，花是紫的，被雨打湿了，垂着头，像一个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叶小纨，字蕙绸，号鸳鸯楼主。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戏曲家。她生于吴江叶家埭，是叶绍袁、沈宜修的次女，叶纨纨、叶小鸾的姐姐。她嫁于同邑沈永祯，生有一子，寡于中年。她的杂剧《鸳鸯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杂剧，她的诗集《鸳鸯梦》散佚大半，只留下几首残诗，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笔下的那个梦——梦里鸳鸯成双，梦外形单影只；梦里花开满园，梦外落叶满地。她写了一辈子的梦，写到梦醒了，人散了，楼空了，可她还活着。活着，就得继续做梦。不做梦，她怕自己忘了姐姐和妹妹的样子。 她出生的时候，叶家埭下着雨。那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大明王朝已经走了下坡路。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叶家老宅里的一个女娃子，在母亲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叶家是吴江最显赫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是天启五年的进士，官至工部主事。他的才学出众，为人正直，在朝中颇有名望。可他不喜欢做官，做了几年便辞官归隐，回到吴江老家，读书写诗，教养儿女。她的母亲沈宜修，字宛君，号鹂吹，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沈璟的侄女，也是吴江有名的才女。她工诗词，善书法，一生写了很多诗，著有《鹂吹集》。她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 叶家子女众多，叶绍袁和沈宜修生了五女三男，个个聪慧，个个有才。叶小纨是次女，上有姐姐叶纨纨，下有妹妹叶小鸾、叶小繁。她夹在中间，不像大姐那样端庄稳重，也不像三妹那样灵秀绝尘。她像一株长在墙角的兰，不争不抢，不声不响，可她的香，不比任何人淡。她六岁能诗，八岁能词，十岁能文。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蕙绸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叶绍袁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叶家埭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前有庭园，后有竹林，园中种着各种花木。有一座小楼，名叫“疏香阁”，是她和妹妹叶小鸾一起读书、写诗、弹琴的地方。阁前种着一株腊梅，每到冬天，梅花开放，清香满阁。姐妹俩最喜欢这株腊梅，常在花下读书写诗，一坐就是半天。姐姐叶纨纨已经嫁人了，不常回来；妹妹叶小繁还小，整天在院子里追蝴蝶。只有她和三妹小鸾，年岁相近，性情相投，最是亲厚。 她们一起读《诗经》，一起读《离骚》，一起读汉魏六朝诗，一起读唐诗宋词。小鸾读得快，记得牢，常常是她还没有读完，小鸾已经能背了。她不嫉妒，只是笑，笑得眉眼弯弯的，像天边的月牙。她说：“琼章，你以后一定会比我写得好。”小鸾摇摇头，说：“二姐，你写得才好呢。你那首《春词》，我都背下来了。”她听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梅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崇祯五年（1632年），十月十六日，三妹叶小鸾在出嫁前五天，忽然病逝，年仅十六岁。她听到消息，正在疏香阁里抄写小鸾的诗稿。手中的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汁溅了一地，溅在她的裙摆上，溅在她刚刚抄好的那页纸上，像一朵一朵黑色的花，开了，就不谢了。她愣在那里，看着那些墨花，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蹲下来，把那页纸捡起来，贴在胸口，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滴在墨花上，洇开了，洇成一片一片的雾。她哭着说：“琼章，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她永远地听不见了。 不到两年，大姐叶纨纨也因哀伤过度，郁郁而终，年仅二十三岁。她跪在大姐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大姐，你走了，二姐怎么办？弟弟妹妹们怎么办？”大姐不回答。她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岁。她失去了两个最亲的姐姐，一个妹妹，还有那颗被撕成碎片的心。她以为这就是最痛了。可她不知道，更痛的，还在后面。 她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沈永祯。沈永祯，字某，号某，是吴江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蕙绸，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沈永祯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沈永祯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写完那首《白头吟》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 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永祯的妻子，是沈永祯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永祯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戏曲上。她开始写一部杂剧，叫《鸳鸯梦》。鸳鸯梦，是她给自己造的一个梦。梦里，她和姐姐们、妹妹，还是从前的样子，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在疏香阁的窗前赏梅。梦里，她们没有死，没有嫁，没有离别，没有那些撕心裂肺的疼。她把自己关在那个梦里，关了三年，写到笔都秃了，写到纸都黄了，写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写。不写，她怕自己忘了姐姐和妹妹的声音；不写，她怕自己忘了她们的样子；不写，她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 她在《鸳鸯梦》的序言中写道：“余幼与昭齐、琼章两姊，姊妹三人，联吟结社，花晨月夕，无间寒暑。不意数年间，两姊相继夭殁，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忆从前唱和之乐，未尝不涕泗横流也。因仿元人杂剧，作《鸳鸯梦》一编，以寄吾哀思。” “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剧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字句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戏里，倒在每一个字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剧真的传世了。《鸳鸯梦》被收录在《全清戏曲》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我在叶家埭的老宅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老宅的门是锁着的，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锁眼已经被锈堵死了，怎么也打不开。我透过门缝往里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院子深处，隐约能看见一座小楼，楼已经破败了，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墙壁上的石灰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座楼——疏香阁。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座楼，看了很久。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望着那座楼，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那个人，就是叶小纨。 她写《鸳鸯梦》的时候，大概就坐在这座楼里。楼还是从前的楼，窗还是从前的窗，梅还是从前的梅，可人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她一个人，坐在窗前，面前摊着纸，手里捏着笔，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她不知道写什么。想写姐姐，可姐姐死了；想写妹妹，可妹妹也死了；想写丈夫，可丈夫也死了。她不知道该写给谁，不知道该写什么。她只能写梦。写一个永远不会醒的梦，写一个永远不会散的姐妹，写一个永远不会走的丈夫。她在梦里，把自己骗了三年。三年后，梦醒了。她醒了，可那些人没有回来。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疏香阁里，对着那株老梅，对着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对着那些再也写不出的句子，哭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她擦干眼泪，把笔放下，把纸收好，把梦关上了。她不再写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敢写了。她怕一写，梦又醒了；她怕梦醒了，她又得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楼里，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对着空荡荡的余生。 她活到六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吴江的叶家埭上，落在疏香阁的瓦上，落在那株老梅的枝头，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鸳鸯梦》，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沈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仿元人杂剧，作《鸳鸯梦》一编，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剧，被收录在《全清戏曲》里，被记载在《闺秀词话》中，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鸳鸯梦》中写过这样一句：“姊妹花残，鸳鸯梦冷，旧游何处堪寻？”姊妹花残——姐姐和妹妹，像花一样，谢了。鸳鸯梦冷——她的鸳鸯梦，也冷了。旧游何处堪寻——那些旧日一起游玩的日子，到哪里去寻找？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花，谢了；她的梦，冷了；她的旧游，找不到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找不找得到，是那句戏文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梦，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梅花开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剧的人心里，那个梦还在做。做了一辈子，还没有醒。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叶家埭的老宅上，落在疏香阁的瓦上，落在那株老梅的枝头，落在她的剧里，落在每一个读她的剧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梦。 她在《鸳鸯梦》中写过这样一句：“姊妹花残，鸳鸯梦冷，旧游何处堪寻？”她找不到旧游了，可她知道，那些旧游，不是找出来的，是记在心里的。她记了一辈子，记到头发白了，记到牙齿落了，记到眼睛花了，记到再也记不住了。可她还在记。不是不想忘，是不敢忘。忘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五章 吟香阁：张阿钱与那一轴未展的画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扬州瘦西湖的烟波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那墨不是松烟的墨，是泪凝的墨——被寡居的岁月磨浓了的、被画笔蘸瘦了的、在吟香阁的窗纸上浸了又干、干了又浸的墨，像她当年在灯下画的那一轴《寒梅图》，枝干虬曲，花瓣淡瘦，墨色浓处是夜的黑，淡处是鬓的白，留白处是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到瘦西湖边的。湖是瘦的，窄窄的，弯弯的，像一弯被谁遗落在扬州城里的新月。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水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漪，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湖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那些她曾经倚过的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湖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 我撑着伞，沿着湖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铺开宣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宣纸，画了一辈子的寒梅，画到纸都黄了，画到笔都秃了，画到墨都干了，可她还在画。不画，她怕自己忘了他的样子。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张阿钱，字少若，号吟香阁主。她是清代中叶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扬州，嫁于同邑的诗人钱某，寡于中年，以画梅闻名于世。她的诗集叫《吟香阁诗稿》，她的画作散落在扬州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画的寒梅——墨是黑的，花是白的，黑与白之间，是她守了四十年的寡，是她画了四十年的梅，是她等了四十年的、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扬州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乾隆爷的武功文治达到了顶峰。江南的繁华，已经超过了明末的水平。瘦西湖的画舫又多了起来，二十四桥的箫声又响了起来，天宁寺的钟声又传遍了全城。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张家是扬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张某，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张阿钱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画，画得最早，也画得最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画作，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少若画的。她才十岁。”客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张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画，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画一样，留下来。他教她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那些她看见的、想到的、梦见的。他告诉她：“画不在多，在真。真的画，不用画太多，一幅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画的画，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画，藏在她的吟香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寒梅中，藏在那些她画了又撕、撕了又画、画了又藏起来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花都模糊了。那些画，是她用命画的。她舍不得丢。 她的名字叫阿钱。阿钱，是扬州话里“阿囡”的意思，是父母对女儿最亲昵的称呼。她不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太俗了，太土了，太不像一个才女的名字。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少若。少是年少，若是好像。她希望自己永远年少，好像永远不会老，好像永远不会死，好像那些画永远画不完。可她老了。老得连画笔都拿不稳了，老得连梅枝都画不直了，老得连花瓣都点不圆了。可她还在画。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老了。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钱某。钱某，字某，号某，是扬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画，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画了一幅寒梅，第一个给他看；他看了，会在画的空白处，用小楷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寒梅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钱某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钱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画完那幅《梅妻鹤子》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题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钱家的媳妇，是钱某的妻子，是钱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钱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钱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画上，放在了儿子身上。她的儿子钱某，字某，号某，后来也成了诗人。她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传给了这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她在《吟香阁诗稿》中写道：“孤儿在膝，残画在壁，夜雨敲窗，泪与墨滴。”她写了，又擦了；擦了，又写了。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想你”？太轻了。写“你快回来”？太重了。写“我等你”？太长了。她写了一辈子，也没有写完那首诗。 她把钱某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画画上。她画寒梅，画那些“冰姿不怕雪霜侵”的寒梅。她的寒梅，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梅花，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她画了一幅《寒梅图》，画了三年。三年里，她画了撕，撕了画，画了又撕，撕了又画。她画了无数幅，撕了无数幅，撕到纸屑堆了满地，撕到墨汁溅了满墙，撕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画不出那枝梅了；她怕画不出那枝梅，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她画到最后，只剩下几笔枯墨，几根瘦枝，几点淡花。可就是这几笔，几根，几点，比她从前画的所有梅花，都更让人心疼。因为她把她的命，画进去了。她的命，是苦的，是淡的，是瘦的，是冷的。可她的命，也是倔的，是硬的，是不肯低头的。 她写过一首《寒梅》，诗里有一句： “冰姿元不染尘埃，冷淡生涯独自开。莫怪世人轻颜色，此花原是雪中胎。” 冰姿元不染尘埃——她的寒梅，冰姿玉骨，不染尘埃。冷淡生涯独自开——她这一生，冷淡的，独自的，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莫怪世人轻颜色——不要怪世人轻视它的颜色。此花原是雪中胎——这花，是从雪里长出来的。她写的是寒梅，也是她自己。她是从雪里长出来的花，开在冬天，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开在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她不怕世人轻视，不怕世人看不见，不怕世人不懂。她只需要自己懂。懂自己为什么画了一辈子的寒梅，懂自己为什么守了一辈子的寡，懂自己为什么在那间小小的吟香阁里，一个人，活到了七十岁。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扬州的吟香阁上，落在瘦西湖的烟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吟香阁诗稿》和《寒梅图》，被她的儿子刻了出来，被收藏在扬州的私人藏家手中。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画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笔墨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吟香阁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冷淡生涯独自开。”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淡然的一句，也是最倔强的一句。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自己开。开了，就够了。那些花，是她的命。她死了，花还在。在扬州的旧宅里，在瘦西湖的烟波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枝干虬曲，花瓣淡瘦，墨色浓处是夜的黑，淡处是鬓的白，留白处是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那些话，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可她画出来了。画在纸上，画在墨里，画在那一枝永远不会凋谢的寒梅中。 我站在瘦西湖边，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往回走。走到桥头，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湖还在流。那株老柳树，还在雨里站着，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一圈，一圈，又一圈。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套着的。可她从来没有挣扎过。不是不想挣扎，是挣扎了也没有用。她只能画，画到圈散了，画到湖干了，画到柳树枯了，画到她死了。她死了，圈还在。套在那座石桥上，套在那条瘦西湖里，套在那句“冷淡生涯独自开”的诗里。她死了，可她的寒梅没有死。它还在那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梅花开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看到她的画的人心里。它还在开，开在雪里，开在风里，开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 我撑着伞，走下了桥。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吟香阁到瘦西湖，从瘦西湖到吟香阁。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画里走，在那句“此花原是雪中胎”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墙头探出几枝石榴花，红得灼眼，雨水顺着花瓣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那些坑，是雨滴用几百年时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像她心里的伤，不是一下子伤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地、慢慢地凹下去的。她凹了四十年，凹成了一条河，凹成了一座桥，凹成了那一枝永远不会凋谢的寒梅。那一枝寒梅，还在吗？也许在。在吟香阁的旧画框里，在瘦西湖的烟波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纸上没有颜色，可你知道，它是有颜色的。它是白的，白得像雪；它是黑的，黑得像夜；它是红的，红得像她年轻时嫁衣上的那一抹胭脂。她画了一辈子，还是没有画完。不是画不完，是不敢画完。画完了，她就要放下笔；放下了笔，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她宁愿画永远画不完，宁愿梅永远开不败，宁愿自己永远在画。画，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画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吟香阁的瓦上，落在瘦西湖的烟波里，落在寒梅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看她画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画。 她在《吟香阁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冷淡生涯独自开。”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自己开。可她知道，那些看过她的画的人，那些读过她的诗的人，那些在她的故事里流泪的人，都是她开过的证明。她不需要，可他们给了她。她不知道，可她值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六章 络纬吟：徐媛与那一架未尽的络纬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苏州阊门外的山塘河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丝。那丝不是蚕丝，是络纬丝——被秋风磨细了的、被月光漂白了的、在织机上一丝一丝地抽出来的、像她当年在络纬轩里织了一辈子也没有织完的那匹布，布上绣着鸳鸯，绣着并蒂莲，绣着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山塘河的。河是窄的，弯的，两岸的白墙黑瓦倒映在水里，被雨滴打碎了，又聚了，聚了又碎了，像一个人的记忆，怎么也拼不完整。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水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漪，大的套着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里，像一个人的一生，被无数个圈套着，挣不脱，逃不开。河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那些她曾经倚过的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河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 我撑着伞，沿着河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摇动织机的声音。她摇了一辈子的织机，织了一辈子的布，织到丝都断了，织到梭都秃了，织到布都黄了，可她还在织。不织，她怕自己忘了他的样子。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徐媛，字小淑，号络纬轩主。她是明代末年的女诗人、女词人。她生于苏州阊门，嫁于同邑范允临，夫妻唱和，伉俪情深，著有《络纬吟》十二卷。她的诗集叫《络纬吟》，她的词散落在明词的夹缝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织机上的那匹布——经纬交错，丝丝入扣，可织到一半，丝断了，梭停了，布还挂在机上，一挂就是三百年。 她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那是万历年间，明朝已经走了下坡路。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苏州阊门内一座老宅里的女娃子，在母亲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徐家是苏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徐某，字某，号某，是万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徐媛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小淑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徐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络纬轩里，藏在那些她织了一辈子的布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范允临。范允临，字长倩，号石公，是苏州的诗人、画家。他工诗词，善山水，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小淑，你又瘦了”。她织了一匹布，他会在布的空白处，用墨笔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络纬声声夜未央，小姑织就嫁衣裳。不知何日春风到，吹得鸳鸯入画堂。”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络纬会一直叫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范允临后来中了进士，官至福建参议。她跟着他，从苏州到福建，从福建到各地。她在那些陌生的城市里，织布，写诗，等他回来。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懂，可他帮不了她。他是官，她是妻。妻要守在家里，等夫回来。等了一月又一月，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了他的信，等来了他的诗，等来了他在诗稿空白处批的那几个字——“小淑，你又瘦了”。她没有瘦，她只是瘦了。不是因为吃不下，是因为想他。想一个人，是会瘦的。瘦到骨头都凸出来了，瘦到衣服都撑不起来了，瘦到镜子里的人，她都不认识了。 她在《络纬吟》中写道： “络纬声声，孤灯耿耿，夜长人静。想天涯、几回惆怅，奈客里、频添憔悴。” 络纬声声——络纬在窗外叫着，一声一声，像她的叹息。孤灯耿耿——灯是孤的，亮着，可亮得没有意思。夜长人静——夜太长了，人太静了。想天涯、几回惆怅——她想着天涯的他，几回惆怅。奈客里、频添憔悴——无奈客居他乡，频频添了憔悴。 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嫁给他那天起，就系在了他的身上。他走，她跟着；他留，她陪着；他死了，她活着。活着，替他活着，替那些诗活着，替那架织机活着。 他后来辞了官，回到苏州，和她一起住在阊门内的老宅里。他在宅中筑了一座小园，取名“范园”，园中种满了花木，四季都有花开。他们在园中读书，写诗，作画，品茶，听雨。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老了。他比她大十几岁，老得比她快。他的头发白了，他的腰弯了，他的眼睛花了，他的手抖了。她扶着他，在园中散步，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剩下的日子。她不知道还剩多少日子，她只知道，她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她要陪着他，走到最后。 他死了。死在范园的花厅里，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织完那匹布的那个秋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五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范家的媳妇，是范允临的妻子，是范允临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范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范允临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织布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布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络纬轩里，摇着织机，织一匹又一匹的布。布织好了，她把它挂在墙上，看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取下来，拆了，重新织。她织了拆，拆了织，织了又拆，拆了又织。她不是不会织，是不敢织完。织完了，她就没事做了；没事做了，她就会想他；想他了，她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范家的媳妇，是范允临的妻子，是范允临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哭。她只能织，织到丝都断了，织到梭都秃了，织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梭了；她怕拿不动梭，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 她在《络纬吟》中写道： “络纬声中断，孤灯影半昏。旧诗犹在箧，不忍再开看。” 络纬声中断——络纬的声音断了，像她的心，断了。孤灯影半昏——灯是孤的，影是半昏的。旧诗犹在箧——那些旧日的诗，还在箱子里。不忍再开看——她不忍心再打开看。看了，会哭；哭了，就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她怕自己会死。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范家的香火，还有那些没有织完的布。 她晚年，是在络纬轩里度过的。络纬轩，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络纬，是纺织的虫，秋天叫得最响。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只络纬，在秋天的夜里，一声一声地叫，叫到嗓子都哑了，叫到声都破了，叫到再也叫不动了。可她还在叫。在梦里叫，在诗里叫，在那句“络纬声中断”里叫。 她一个人，住在范园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范允临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织布上。她织了一匹又一匹的布，布上绣着鸳鸯，绣着并蒂莲，绣着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那些话，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可她织出来了。织在布里，织在线上，织在那一匹永远不会送出去的布中。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苏州的范园里，落在络纬轩的瓦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络纬吟》，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范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络纬吟》。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明诗综》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络纬吟》中写过这样一句：“络纬声中断，旧诗不忍看。”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络纬声断了，她的旧诗不敢看了，她的命，也快断了。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命断不断，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络纬声，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秋天虫鸣的时候，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那只络纬还在叫，一声一声的，像她的叹息，像她的呼唤，像她在那架织机前，摇了一辈子的梭，织了一辈子的布，等了一辈子的人。 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范园的瓦上，落在络纬轩的窗棂上，落在织机的梭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络纬吟》中写过这样一句：“络纬声中断，旧诗不忍看。”她不忍看，可她写了。写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络纬声，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摇动织机的声音，听见她翻动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络纬声中断，旧诗不忍看。”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七章 卧月轩顾若璞与那一卷未焚的稿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霜。那霜不是冬日的霜，是秋日的霜——被西风磨薄了的、被月光冻硬了的、在卧月轩的窗纸上凝了又化、化了又凝的霜，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卧月轩稿》，墨迹未干，纸就黄了，黄了又脆，脆了又碎，可她舍不得丢。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长满了青苔，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踩上去要格外小心。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撑着伞，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顾若璞，字和知，号卧月轩主。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学者。她生于杭州钱塘，是顾友白的长女，黄茂梧的妻子，黄宗羲的朋友。她寡于中年，以文史自娱，教子成才，名动江南。她的诗集叫《卧月轩稿》，她的文集散落在明末清初的文献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卧月轩的月光——不争不抢，不声不响，可它在那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寸一寸地亮，亮了一百年，又一百年，亮得比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头，更久，更远，更深。 我沿着巷子一直走，走到巷子的尽头，看见一座小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卧月轩。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古琴，琴弦断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芭蕉，叶子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芭蕉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 她出生的时候，明朝已经走了下坡路。那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张居正刚死不久，万历皇帝开始怠政，朝堂上党争初起，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杭州钱塘一座老宅里的女娃子，在祖母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顾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顾友白，字某，号某，是万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顾若璞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和知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顾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卧月轩里，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黄茂梧。黄茂梧，字某，号某，是杭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和知，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黄茂梧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黄茂梧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写完那首《白头吟》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黄家的媳妇，是黄茂梧的妻子，是黄茂梧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黄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黄茂梧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学问上，放在了儿子身上。她的两个儿子，黄燮、黄炜，她亲自教他们读书。她教他们读《周易》，读《尚书》，读《诗经》，读《礼记》，读《春秋》。她教他们读史，读《史记》，读《汉书》，读《后汉书》，读《三国志》。她教他们读诸子，读《老子》，读《庄子》，读《韩非子》，读《孙子兵法》。她把自己所有的才学，都传给了这两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两个孩子身上。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道：“余自夫亡后，教子自娱。每夜分，寒灯荧荧，与两儿朗读声相和。儿问余：‘母何不寐？’余曰：‘儿未成，吾何能寐？’” 每夜分，寒灯荧荧——夜半时分，寒灯荧荧地亮着。与两儿朗读声相和——她和两个孩子一起朗读，声音互相应和。儿问余：母何不寐？——孩子问她：母亲为什么不睡？余曰：儿未成，吾何能寐？——她说：你们还没有学成，我怎么能睡？ 她不是不困，是不敢困。她怕一闭眼，就再也睁不开了；她怕睁不开眼，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们了；她怕见不到孩子们，就再也没有人替黄家撑起那片塌了的天。她撑着，撑了一辈子，撑到孩子们都成了才，撑到头发都白了，撑到眼睛都花了，撑到再也撑不动了。可她还在撑。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还自己读书。她读经，读史，读子，读集。她读《易》，读懂了阴阳消长；她读《书》，读懂了治乱兴衰；她读《诗》，读懂了人情冷暖；她读《春秋》，读懂了褒贬是非。她把那些读懂的、读不懂的、读了又忘、忘了又读的东西，都写进了《卧月轩稿》里。她的文章，写得比诗还好。她的朋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读了她的文章，惊叹不已，说：“顾和知，闺阁中未易才也。其文有古人之风，非寻常女子所能及。”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道：“余尝读史，至《列女传》，见其所载，多节义之事。然节义者，一时之烈也；学问者，终身之业也。余不敢以节义自矜，惟以学问自勉。” 节义者，一时之烈也——节义，是一时的刚烈。学问者，终身之业也——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业。余不敢以节义自矜——她不敢拿节义来夸耀自己。惟以学问自勉——她只拿学问来勉励自己。她不是不想做烈女，是不屑。烈女的名声，太轻了；学问的重量，太重了。她宁愿做那个在灯下读到天亮的女人，也不愿做那个被人立了牌坊、供在祠堂里、一年只被人想起一次的女人。她要的是自己想起自己。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她活着，她读着，她写着。她不需要牌坊，不需要旌表，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只需要书，只需要笔，只需要那盏永远不会灭的灯。 她晚年，是在卧月轩里度过的。卧月轩，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卧是躺，月是月亮。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弯月亮，躺在轩里，躺在书堆中，躺在那些她读了一辈子、还没有读完的书页上。她一个人，住在杭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黄茂梧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她读了一辈子的书，读到眼睛都瞎了，可她还在读。不是用眼读，是用心读。她把那些书，读进了心里，读进了梦里，读进了那句“儿未成，吾何能寐”的叹息里。 她活到八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卧月轩上，落在西湖的烟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卧月轩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黄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教子读书，以自遣。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卧月轩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文章，被收录在《明文海》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儿未成，吾何能寐？”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儿成了，可她还是睡不着。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她习惯了，习惯了在灯下坐到天亮，习惯了听着雨声翻书，习惯了在那些漫长的夜里，一个人，读着那些永远读不完的书。她不需要别人来陪，她只需要书。书是她的伴侣，是她的安慰，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离开的东西。她死了，书还在。她的魂，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翻书的沙沙声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文章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我站在卧月轩的窗前，看着院子里的芭蕉，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句——“儿未成，吾何能寐？”她的儿成了，她的孙也成了，可她还是没有睡。她不是不困，是不敢困。她怕一闭眼，就再也睁不开了；她怕睁不开眼，就再也见不到那些书了；她怕见不到那些书，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了。她是谁？她是顾若璞，字和知，号卧月轩主，一个读了八十年书、写了五十年文章、守了四十年寡、可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的女人。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卧月轩的瓦上，落在芭蕉叶上，落在那些发黄的书页上，落在她的文章里，落在每一个读她文章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书。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儿未成，吾何能寐？”她不是不寐，是不敢寐。她怕寐了，就再也醒不来了。她不是怕死，是怕死了以后，那些书没有人读，那些文章没有人看，那些字没有人记得。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那些字被人忘记。那些字，不是她一个人的。是黄茂梧的，是黄宗羲的，是那些和她一样、在灯下读到天亮的人的。她替他们守着，守了一辈子，守到头发白了，守到牙齿落了，守到眼睛花了，守到再也守不动了。可她还在守。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八章 啸雪庵：吴绡与那一场未化的雪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常熟虞山的梅花林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雪。那雪不是冬日的雪，是春日的雪——被东风揉碎了的、被梅香浸透了的、在啸雪庵的瓦檐上积了又化、化了又积的雪，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啸雪庵诗钞》，墨迹未干，雪就化了，化成一摊水，水又结成冰，冰又融成水，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等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虞山脚下的。山不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寂，像一位闭目养神的老僧，盘腿坐在常熟城的西边，一坐就是几百年。山道两旁种满了梅花，正是花开的时节，满树的梅花被雨水打湿了，花瓣垂着头，像一个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雨丝从花瓣上滑下来，滴在青石板上，滴在我的伞面上，滴在我的心里。我撑着伞，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石阶是青石的，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梅枝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吴绡，字素公，号啸雪庵主。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常熟，嫁于同邑的许瑶，寡于中年，以诗画自娱。她的诗集叫《啸雪庵诗钞》，她的画作散落在江南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虞山的梅花——开在雪里，谢在雪里，开谢之间，是她守了四十年的寡，是她画了四十年的梅，是她等了四十年的、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常熟下着雨。那是万历末年，明朝已经奄奄一息。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常熟城里一座老宅里的女娃子，在母亲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吴家是常熟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吴某，字某，号某，是万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吴绡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素公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吴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啸雪庵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梅花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许瑶。许瑶，字某，号某，是常熟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素公，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梅花，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梅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许瑶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许瑶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画完那幅《梅妻鹤子》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题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许家的媳妇，是许瑶的妻子，是许瑶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许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许瑶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画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画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啸雪庵里，画一幅又一幅的梅花。她画梅花，画那些“冰姿不怕雪霜侵”的梅花。她的梅花，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梅花，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她画了一幅《寒梅图》，画了三年。三年里，她画了撕，撕了画，画了又撕，撕了又画。她画了无数幅，撕了无数幅，撕到纸屑堆了满地，撕到墨汁溅了满墙，撕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画不出那枝梅了；她怕画不出那枝梅，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她画到最后，只剩下几笔枯墨，几根瘦枝，几点淡花。可就是这几笔，几根，几点，比她从前画的所有梅花，都更让人心疼。因为她把她的命，画进去了。她的命，是苦的，是淡的，是瘦的，是冷的。可她的命，也是倔的，是硬的，是不肯低头的。 她写过一首《梅花》，诗里有一句： “冰姿元不染尘埃，冷淡生涯独自开。莫怪世人轻颜色，此花原是雪中胎。” 冰姿元不染尘埃——她的梅花，冰姿玉骨，不染尘埃。冷淡生涯独自开——她这一生，冷淡的，独自的，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莫怪世人轻颜色——不要怪世人轻视它的颜色。此花原是雪中胎——这花，是从雪里长出来的。她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是从雪里长出来的花，开在冬天，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开在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她不怕世人轻视，不怕世人看不见，不怕世人不懂。她只需要自己懂。懂自己为什么画了一辈子的梅花，懂自己为什么守了一辈子的寡，懂自己为什么在那间小小的啸雪庵里，一个人，活到了七十岁。 她在啸雪庵里，住了四十年。啸雪庵，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啸是呼啸，雪是冰雪。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阵呼啸的北风，吹过虞山，吹过梅林，吹过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梅花。风是冷的，可风不会停；雪是冷的，可雪不会脏。她不怕冷，不怕脏，不怕孤独。她只怕自己画不动了。画不动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不仅画画，还写诗。她的诗，写得比画还好。她的朋友王士禛，是清初诗坛的盟主，读了她的诗，大为惊叹，说：“吴素公诗，清丽绵邈，有唐人之风。其《啸雪庵》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诗能不能替她说话，能不能替她哭，能不能替她告诉那个人——她还在等。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啸雪庵诗钞》中写道： “雪里梅花开又落，庵中人在已非昨。旧诗犹在箧中藏，不忍开看泪先落。” 雪里梅花开又落——雪里的梅花，开了又落了。庵中人在已非昨——庵中的人，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旧诗犹在箧中藏——那些旧日的诗，还在箱子里藏着。不忍开看泪先落——她不忍心打开看，因为还没看，眼泪就先落下来了。 她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看了，会哭；哭了，就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她怕自己会死。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许家的香火，还有那些没有画完的梅花。她必须活着。活着，才能等；活着，才能画；活着，才能证明她没有忘记他。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熟的啸雪庵上，落在虞山的梅花林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啸雪庵诗钞》和梅花画作，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被收藏在常熟的私人藏家手中。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画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笔墨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啸雪庵诗钞》中写过这样一句：“冷淡生涯独自开。”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淡然的一句，也是最倔强的一句。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自己开。开了，就够了。那些花，是她的命。她死了，花还在。在虞山的梅花林里，在啸雪庵的旧墙上，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枝干虬曲，花瓣淡瘦，墨色浓处是夜的黑，淡处是鬓的白，留白处是她说不出口的、藏了一辈子的话。那些话，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可她画出来了。画在纸上，画在墨里，画在那一枝永远不会凋谢的梅花中。 我站在虞山的梅花林里，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往回走。走到山脚下，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山还在。梅花还在。那株老梅树，还在雨里站着，枝干虬曲，树皮皴裂，像一个弯着腰的老人，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撑着伞，走下了山。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啸雪庵到虞山，从虞山到啸雪庵。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画里走，在那句“此花原是雪中胎”里走。 走到巷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墙头探出几枝石榴花，红得灼眼，雨水顺着花瓣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那些坑，是雨滴用几百年时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像她心里的伤，不是一下子伤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地、慢慢地凹下去的。她凹了四十年，凹成了一条河，凹成了一座山，凹成了那一枝永远不会凋谢的梅花。那一枝梅花，还在吗？也许在。在啸雪庵的旧画框里，在虞山的梅林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纸上没有颜色，可你知道，它是有颜色的。它是白的，白得像雪；它是黑的，黑得像夜；它是红的，红得像她年轻时嫁衣上的那一抹胭脂。她画了一辈子，还是没有画完。不是画不完，是不敢画完。画完了，她就要放下笔；放下了笔，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她宁愿画永远画不完，宁愿梅永远开不败，宁愿自己永远在画。画，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画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啸雪庵的瓦上，落在虞山的梅林里，落在梅花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看她画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画。 她在《啸雪庵诗钞》中写过这样一句：“冷淡生涯独自开。”她不需要别人来看，她只需要自己开。可她知道，那些看过她的画的人，那些读过她的诗的人，那些在她的故事里流泪的人，都是她开过的证明。她不需要，可他们给了她。她不知道，可她值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七十九章升庵遗韵黄峨那一封寄不到的家书 皇甫惟明这一当堂谩辱。李隆基不由震怒，纵便李林甫、杨慎矜是罗织罪状，皇甫惟明近年也确实有些侍功傲主之气，都道武将豪练，但若自觉功高盖主意欲权大压主，无疑将是自毁前程。 咆哮声从阿卡的灵魂深处呐喊而出，红发高加索美人的眼睛里陡然出现了漠视众生的寒意，冰霜之意从阿卡的上倾泻而出，并且不断蔓延。 点点头，萧寒这不说陆云还没有感觉出来，但是一经这厮提醒，这陆云就恍然大悟，确实，这山坡之上太安静了安静的有点不正常。 李阿木人很老实，也很听话，不过说白了，就是死脑筋，不懂变通。可他这种死脑筋，有的时候，却能让他能有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某种事情。 “我若是靠声音把大雷音兽引來。你得啵我一下。”猴爷说完。居然双手伸直。扭扭捏捏的摆出一副害羞的模样。 德里的身份，很是敏感的。此时德里北上，还带着一个中国人杨帅，一到天津就见德国大使，一定是有大事，而现在德国在这里的大事多半离不开青岛。所以杨帅两人一到天津，各方立马猜测不已。 然而他却知道现在绝不是反驳阻止的时候，这老尼姑有救人的本事，若是他阻止，传出去便是他想夏候备死，到时候别人都能摘出去，反倒是他成了凶手了，这老尼姑在驿馆里，还怕他没有机会下手吗。 过来两刻钟，李姨娘扶着老夫人进来了，跟着赵氏和封氏，没见杨姨娘。 如果她不喜欢安妮，甚至直接将人丢出去，那都是有可能的。可是安妮如果因此出了什么事情，他可有麻烦了，所以这位八面玲珑的校长大人将会面安排到自己眼皮子底下，以便于让这场会面变得和谐友爱。 “枫儿，你呀！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分寸的？好好对水柔，不要欺负她，知道吗？”苏雪琳瞪了一眼叶枫后责怪说道。 “呜……”张丽大哭着却一动不能动，坐在她身上的孟紫玥却不以为意，一边死死地抓住她的头发，另一只手却拿出手机。 就在窦战龙刚走到洗手间门口的时候，一柄飞刀朝着他屁股方向扎了过去。 “师父，你认识我娘吗？”这话一出口，朱成愕然抬头盯着她。那双眼睛，复杂难辨，夏雨一时间分不清，师父眼底的情绪，到底是悲是喜？还是纯粹激动？ “妈，你看什么呢？”蒋辛看着米海兰死瞅着自己浑身乱瞄，莫名其妙道。 供奉们议论纷纷起来，米国突然发疯，敢把隐形战机卖给台湾？再有，倭国哪来的胆子，敢这个时候，刺激华夏，它不怕他全部的供奉回不来吗？ 我诧异地看着刚才还怒火与眼泪交加，突然就变的喜笑颜开的洛晴，不明所以。 晚上不禁做了这两道菜，还把鱼肉切成一块一块用油脂来煎着吃，这样趁热几乎就没什么鱼腥味，所以今天晚上所有的族人都吃了鱼肉和海菜汤以及凉拌海菜。 “家乐，我答应过龙阿紫好好照顾你，是不会任由你一错在错的！”窦战龙双目圆睁，警惕性的看着家乐。 “呵呵，您老说的是，这不手下几十口人跟着吃饭呢，想闲都闲不下来，还是您老悠闲都七十多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我也寻思着再干几年也跟您老一样，金盆洗手养养老。”越雷霆一脸赔笑的弯着腰说。 “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他说道：“算了，丢了就丢了，去外面找份工，这里矿上正缺人，一天管三顿饭，也有住的地方，饿不着你，那些人我劝你还是别惹了，前阵子有人跟他们较劲差点没给弄死。 叶凡再次祭出一百零八功德金莲，顿时，佛皇神光照天地，日月不可争辉。 我眼中含着泪，咬牙说道，手臂用力的锤了他几下，释放着心中的思念。 叶凡长长地吐出了口浊气，要是自己再晚来一步，这几个兄弟真有可能会引爆后备隐藏能源。 一个激灵，徐若飞发现进入了思维误区。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击杀孟获，自己拥有的能力是掠夺NPC的装备。以及装备所附带的能力。 在牺牲一条尾巴后，它虽然变成八尾，实力下降，却重新恢复了自由。 虽然他对灵阵一窍不通，但凭见识，这本阵典足以让他回宗门换回很好的东西。 见萧子卿走的没影了，拓跋慎四处看看，发现四周人来人往，除了一些不认识的官将之外，还有很多南朝太官署之人——这主帐是用来进行大宴会的，所以今日一早一直都有南朝太官署的人来往忙碌。 激进者如林妙飞，他逃出巴达维亚。散尽家财招募华人和当地土著，起兵反抗荷兰人，并派人前去马打蓝王国和南鲁县谋求支持。 想了想，既然大家都在骑马，他决定，他也要去骑马溜达个几圈。 这已经让他的心中微微有些怀疑黑风之王是不是故意在针对她们，故意想把他们家族送向灭亡。 杨雄刚从恐惧中惊醒过来，被铁风望着的时候，他分明感受到了恐惧，那是一种面对死亡时才会有的恐惧。 突然间，四周的风声变得剧烈，狂风随着自己而动，铁风挥动着剑，却只能斩开空气而不能命中敌人，与此同时，铁风身上的伤口数量也开始急剧升高。 被血魔宗掌门注视，众弟子纷纷大吼道，他们心中早已做好死战的准备。 方维元的家境的确不错，但也只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只是开了几家蛋糕店，在真正的有钱人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过，在看了一遍后，苏睿对这份规划图图并不是那么满意，这份设计图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但并不符合他心里的预想，或者说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先前倒是没有注意到，她的身体很柔很软，睡觉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抱枕，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体温比较高，抱着比较热，好在深夜山间的气温较低，这唯一的缺点也被弥补了。 第八十章 个山遗响：刘淑与那一柄未锈的剑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江西信丰的个山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铁。那铁不是锈铁，是剑铁——被崇祯十七年的烽火淬过的、被南明流亡的烟尘磨过的、在个山草堂的墙角里挂了四十年还没有锈尽的铁，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首《个山遗稿》，墨迹未干，剑就出鞘了，出鞘了，就没有再收回去。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到信丰个山脚下的。山不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峭拔，像一位被削去了头颅的将军，盘腿坐在赣南的红土地上，一坐就是几百年。山道两旁长满了茅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雨丝从茅草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我撑着伞，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石阶是青石的，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茅草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刘淑，字个臣，号个山。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女抗清志士。她生于江西信丰，是刘文炳的女儿，刘子参的妹妹。她嫁于同邑诸生某，寡于中年。明亡后，她散尽家财，组织义军，抗击清军。兵败后，她隐于个山草堂，以诗酒自娱，以遗民终老。她的诗集叫《个山遗稿》，她的词散落在明末的选本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腰间那柄从未锈尽的剑——出鞘时锋芒毕露，入鞘时寒气逼人。她不怕死，怕的是死得不值；她不怕败，怕的是败得没有骨气。她败了，可她有骨气。她的骨气，比她的剑更硬，比她的命更长。 她出生的时候，信丰下着雨。那是万历末年，明朝已经奄奄一息。朝堂上党争不断，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信丰城里一座老宅里的女娃子，在母亲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刘家是信丰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刘文炳，字某，号某，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官至某部郎中。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刘淑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剑。她的剑，练得最早，也练得最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剑，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个臣练的剑。她才十岁。”客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刘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剑，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剑一样，留下来。他教她练剑，练《越女剑》，练《公孙大娘剑器》，练那些她看见的、想到的、梦见的。他告诉她：“剑不在多，在真。真的剑，不用练太多，一剑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练的剑，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剑，藏在她的个山草堂里，藏在那些她练了一辈子、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剑刃都卷了，看到剑柄都磨光了，看到剑身都锈了。那些剑，是她用命练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诸生某。某生，字某，号某，是信丰的秀才。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剑，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个臣，你又瘦了”。她练了一路剑，他会在剑谱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剑光如雪照寒空，女侠从来气似虹。莫道闺中无利器，青锋在手可屠龙。”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剑光会一直亮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他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他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舞完那路剑的秋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题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剑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剑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个山草堂里，练一路又一路的剑。她练剑，练那些“剑光如雪照寒空”的剑。她的剑，越来越快，越来越冷，越来越不像剑，像她这个人——快，冷，孤。她用剑越来越少，用诗越来越多，剑快到几乎没有影子，诗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练剑，她是在哭。把哭练成剑，把泪化成光，把疼凝成剑尖上的那一点一点的、冷冷的、几乎看不见的寒芒。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练剑。明亡之后，她不再只写那些花前月下的句子了。她开始写国破家亡的恨，写山河破碎的痛，写那些她从前不敢写、不屑写、不愿写的血与火。她在《个山遗稿》中写道： “国破家何在，城空草自深。孤臣惟有泪，遗老岂无心。剑冷光犹在，诗成泪不禁。何时复汉祚，长啸出山林。” 国破家何在——国家破了，家在哪里？城空草自深——城是空的，草是深的。孤臣惟有泪——她这个孤臣，只有眼泪。遗老岂无心——她这个遗老，怎么会没有心？剑冷光犹在——她的剑冷了，可光还在。诗成泪不禁——诗写成了，可眼泪止不住。何时复汉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汉家的天下？长啸出山林——她长啸一声，走出山林。她不是不想隐居，是不敢隐居。她怕一隐居，就忘了国仇；她怕忘了国仇，就对不起那些死在清军刀下的百姓；她怕对不起那些百姓，就白活了这一辈子。她不能白活。她要活得像一把剑，出鞘就要见血，入鞘就要留名。 她把家产都卖了，买马，买粮，买刀剑，买盔甲。她组织了一支义军，自任统领，带着几百个和她一样不甘心的百姓，在赣南的山林里，和清军打了三年。三年里，她打了无数仗，胜了，败了，胜了又败，败了又胜。她受过伤，中过箭，断过肋骨，流过血。可她不怕。她怕的是那些跟着她的百姓死了，她怕的是那些百姓的父母妻儿没人管，她怕的是那些百姓的血白流了。她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她要替他们报仇，替他们讨回公道，替他们在这片被铁蹄踏碎的土地上，重新竖起一面旗。 她在《从军行》中写道： “腰间宝剑血犹腥，马上琵琶不忍听。誓扫胡尘清海内，男儿到此是英雄。” 腰间宝剑血犹腥——她腰间的宝剑，血还是腥的。马上琵琶不忍听——马上的琵琶声，她不忍听。誓扫胡尘清海内——她发誓扫清胡尘，让海内清明。男儿到此是英雄——男人到了这个份上，才是英雄。她不是男儿，可她的心，比男儿更烈；她的剑，比男儿更快；她的血，比男儿更热。她不怕死，怕的是死得不值；她不怕败，怕的是败得没有骨气。她败了。三年后，她的义军被清军打散，她带着几个亲信，逃进了个山。她把剑插在土里，跪在地上，哭了很久。她哭那些死去的百姓，哭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哭那个再也救不回来的明朝。她哭完了，站起来，拔出剑，擦干眼泪，走进了个山草堂。她不再出来了。 她晚年，是在个山草堂里度过的。个山草堂，是她自己取的名字。个是个人的个，山是山河的山。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一个人，一座孤独的山，一个孤独的人。她一个人，住在信丰的山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练剑上。她练了一路又一路的剑，练到剑刃都卷了，练到剑柄都磨光了，练到剑身都锈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剑了；她怕拿不动剑，就再也见不到那些死去的百姓的影子了。她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信丰的个山上，落在个山草堂的瓦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个山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及明亡，余散家财，举义旗，抗清兵。兵败后，隐于个山，以诗酒自娱。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个山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明诗综》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个山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剑冷光犹在，诗成泪不禁。”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剑冷了，可光还在；她的诗成了，可泪还在。她不怕剑冷，怕的是光灭；她不怕诗成，怕的是泪干。光灭了，她就看不见那些死去的百姓了；泪干了，她就哭不出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了。她不能看不见，不能哭不出。她宁愿剑冷着，光亮着；宁愿诗成着，泪流着。她不怕冷，不怕泪，怕的是没有光，没有泪。没有光，她就是个瞎子；没有泪，她就是个哑巴。她不要做瞎子，不要做哑巴。她要看着，要哭着，要写着，要练着。练到剑断，练到笔秃，练到死。 她死了。她的剑还在。挂在个山草堂的墙上，挂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挂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柄剑，没有锈。不是不会锈，是不敢锈。她怕锈了，就再也亮不起来了；她怕亮不起来，就再也照不亮那些死去的百姓回家的路了。她不能让他们迷路。她要让他们看见光，看见她剑上的光，看见她诗里的光，看见她心里的光。那光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剑光如雪，寒芒如星，那是她的魂，是她的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行李。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个山草堂的瓦上，落在她练剑的院子里，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剑。 她在《个山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何时复汉祚，长啸出山林。”她没有等到汉祚恢复的那一天，可她长啸了，出山林了，打过了，拼过了，死过了。她不后悔。她只后悔没有多杀几个清兵，没有多救几个百姓，没有多写几首诗。可她写不动了，杀不动了，救不动了。她老了，她死了。可她的剑没有死。她的诗没有死。她的魂没有死。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梅花开的冬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出鞘；出鞘，就能杀敌；杀敌，就能报仇；报仇，就能心安。她心安了。你呢？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八十一章 长离阁王采薇与那一滴未干的露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常州武进的长离阁边，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露。那露不是晨露，是夜露——被月光凝住了的、被秋风吹散了的、在长离阁的芭蕉叶上滚了又碎、碎了又滚的露，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长离阁集》，墨迹未干，露就凝了，凝了又化，化了又凝，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武进长离阁旧址的。阁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雨丝从荒草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像泪，又不像是泪。我撑着伞，沿着那条已经被野草淹没的石板路慢慢地走。石板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光滑得像一面一面铜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那些从草叶间漏下来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王采薇，字玉瑛，号长离阁主。她是清代中叶的女诗人、女画家。她生于常州武进，是王光燮的女儿，孙星衍的妻子。她自幼聪慧，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她嫁于孙星衍后，夫妻唱和，伉俪情深。可她体弱多病，年仅二十余岁便香消玉殒。她的诗集叫《长离阁集》，她的画作散落在常州的旧宅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长离阁的芭蕉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却一触即碎；短暂得来不及看清，就消失了。 她出生的时候，常州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江南的繁华，已经超过了明末的水平。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王家是常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王光燮，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王采薇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玉瑛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王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长离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花鸟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的身体从小就不好。她瘦，瘦得像一根竹子，风一吹就弯，可弯了又直，直了又弯。她常常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红了，咳到眼泪都出来了，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她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可都没有用。她的病，不是药能治的。她的病，在心里。她太敏感了，敏感得像一根琴弦，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声音。那声音很美，也很痛。她不怕痛，怕的是那声音没有人听。她写诗，就是弹琴；她画画，就是唱歌。她把自己弹给风听，唱给雨听，画给月亮听。风听了，吹散了；雨听了，流走了；月亮听了，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没有人留下，只有她自己。她一个人，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对着灯，对着雨，对着那些永远写不完的诗，一个人，活了一辈子。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孙星衍。孙星衍，字渊如，号芳茂山人，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法家之一。他工诗词，善金石，尤精篆书。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玉瑛，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花鸟，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填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写得比从前更好了。因为有了对手，有了知音，有了那个在她诗稿空白处用小楷批下“此句妙绝”的人。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她的病越来越重了。不是她不注意，是她没有办法。她的命，从出生那天起，就被老天爷定好了。定好了只给她二十几年，定好了让她遇见他，定好了让她爱他，定好了让她离开他。她不服，可她没有办法。她只能写，写进诗里，写进画里，写进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她在《长离阁集》中写道： “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从今莫向窗前种，留与来生看未休。” 病骨支离不耐秋——她生病的骨头支离破碎，受不了秋天的萧瑟。今年花落更添愁——今年的花落了，更添了愁。从今莫向窗前种——从今以后不要再在窗前种花了。留与来生看未休——留着，等到来生再看，看个没完。她知道她看不到来生了。可她不甘心。她不甘心那些花，只开在今生；不甘心那些诗，只写在今生；不甘心那个人，只爱在今生。她要来生，要来生的花，要来生的诗，要来生的他。可她等不到来生了。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死在桂花开了满院的时候，死在孙星衍的怀里。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她的手很凉。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她的眼睛在暗下去。她说：“渊如，我走了。你要好好的。”他说：“玉瑛，你不会走的。你只是睡着了。”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我不怕走。我怕的是你忘了我。”他哭着说：“我不会忘了你。我永远不会忘了你。”她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多岁。她死了。她死在最好的年纪，死在最爱的时候，死在最不该死的时候。可她死了，就死了。没有人能把她叫回来。孙星衍不能，诗不能，画不能，那场下了几百年的雨也不能。她死了，她的诗还在。她的画还在。她的魂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桂花开的秋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还活着。 孙星衍在她的遗稿序言中写道：“余妻王采薇，字玉瑛，号长离阁主。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五，归余。夫妇唱和，相敬如宾。然玉瑛体弱多病，年二十余，以疾卒。卒之前一日，犹手录近作数首，字画端好，无一笔苟。其诗清丽绵邈，有唐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了吗？也许没有。她死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诗被刻成了书，不知道丈夫为她写了那样一篇序言，不知道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句子，会被那么多人读到，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会被那么多人记住。她只知道，她写了。写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魂，也还在。在长离阁的瓦砾堆里，在芭蕉叶的露珠上，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翻诗稿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留与来生看未休。” 她在《长离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留与来生看未休。”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等不到来生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她不怕死，怕的是死了以后，那些诗没有人看，那些画没有人赏，那些字没有人记得。她不怕被人忘记，她怕的是那些字被人忘记。那些字，不是她一个人的。是孙星衍的，是那些和她一样、在灯下写到天亮的人的。她替他们守着，守了一辈子，守到头发白了，守到牙齿落了，守到眼睛花了，守到再也守不动了。可她还在守。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长离阁的瓦砾上，落在芭蕉叶的露珠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长离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病骨支离不耐秋，今年花落更添愁。”她的病骨支离，她的花落添愁，她的命比纸薄。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命薄不薄，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她的愁，也还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花落的秋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那场愁还在下，那场雨还在落，那朵花还在谢。她不怕谢，怕的是谢了以后没有人记得。她被人记得了。不是因为她有名，是因为她的诗，她的诗替她活着，替她等着，替她守着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八十二章 浣青草堂钱孟钿与那一枝未折的柳 一团水柱从白玉盘中喷出，向着火焰的方向而去。安氏的这间店铺火焰虽然被控制住了，但放眼望去，此时的帝都到处都是火光。 牛二的兴奋劲刚起，刚想拍手叫好，结果又被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凉水，失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千叶知冬也是眉头一皱，然后查看了一下除妖榜，接着也一同望着她。 如果失去了夜王的庇护，将会无数觊觎这片土地的势力涌入此地，向着即将走入末路的血族们发起挑战。 与此同时，已经来到超音蝠洞穴附近的火箭队众人，渐渐放缓了脚步。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发量稀疏，额头发白的头颅，进入众人的视野之中。 似曾相识的相貌想要勾起他的回忆，但神崎秀树现在的记忆里根本没有见过这张脸。 空气倒灌入他的肺部，氧分子融入周围的毛细血管，搭载在红细胞上漂流荡漾，于那颗沉寂已久的心脏中汇聚。 大量的除妖人出现在长崎附近的海域，还有青木原也来了，这些除妖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应该是存在着什么阴谋。 同样是被蹭着脸，但藤原真姬抱着花子很开心，被舞蹈部那个新川美纪抱着，花子就觉得很可怕。 秦狩一转手就把贺老白给卖了，而贺老白也赶紧冲着姚静点头哈腰，反正像他这种隐居的老弱病残，不管是六扇门还是北影厂他都惹不起，谁上台他都得巴结着。 怎么会选择一个这样的地方，石惊天有些纳闷。黑莲会如此谨慎隐蔽，把试验场所放置在离九耀城这么近的地方，是有恃无恐还是村落里另有洞天？ “你说的不错，老板是在那里！”两名保安惊呼道，如此便已经排除了眼前二人的嫌疑。 “还敢挡老子去路！”离思光一马当先来到城门口，举起大刀重重的向挡在前面的大盾砍去。 齐心湄虽然对林景弋没太多的好感，但是对于他的本事倒是颇为欣赏。 这时脚步声渐近，还隐隐有火光传来，对方显然找来了灯笼火把之类的照明。 一路的行程从没这么沉默过，一个发愣的，一个呆在车棚里连头都不露，平时有说有笑的氛围不知道哪去了，离思光实在有些受不了。 斗篷男子张开大口不断的呼吸着白烟雾，下一刻，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他的整个身体开始腐烂，一节节的开始露出白骨。 这几天，墨白都待在家里，现在需要等待玄阴鬼王的动静，毕竟封魔会事件过去以后，他猜测，玄阴鬼王一定会在这段时间内出手的，他只需要把握机会就好了。 “她和稷下学宫，应该比较深的合作关系，想要期盼她们和稷下学宫闹翻不大可能。”傅紫矜道。 “你们放屁！我怎么蛊惑你们了？”林风想吹胡子瞪眼了，可惜他没有胡子，所以他只能一个劲的瞪眼。 ”够是够，就是我没钱找呀。“这位老太太说的倒是真心话，一辈子都在这个街区住的她恐怕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修仙者，世人传说中天地同寿，可以飞天遁地的仙人？”王远看着自己的外甥，仍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不，重点完全不在那里吧？”强忍住拍桌子的冲动，陈禹努力在压低声音的情况下喊了出来。 秦朗已经彻底无语，这个老家伙，真是比狐狸还狡猾，这张嘴，能把人说死。 苏南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他从未遭到过任何人的这半挑衅。 看到这句话他顿时有种想吐的感觉，不过同样的他也陷入了沉思，这句话究竟有什么含义？莫非作者想让这句话火？ 看见天佑无恙，只是有些狼狈的样子，众人不经暗松了口气，只要人还活着就好。 而在远处，王倩的脸色不对劲了。那一瞬间，我看到王倩的目光中充满了嫉妒和愤恨。然而这一刻，我眼神冰冷，没有丝毫的同情。 现在跑来调监控，却被一个监控室的看管员当猴耍。他当即用力拍门。 伊莎贝拉带来的几只梦貘人影竟毫无抵抗能力的溶解了粘稠的外壳，只剩下漆黑色的核心。 司蔻驰使了一个眼色，旁边的一个保镖立刻上前将大胡子与秦浩宁分开。 还在对这样新奇的粮食不解，他又听到士颂说这些粮食的产量，都能达到千斤，甚至数千斤以上时，表情顿时惊愕。 而她也是点点头答应，“那就真麻烦你了，周警官，你是人民好榜样！”沈锦妤还不忘双手点赞。 T恤短裤湿漉漉地贴着身体，她坐下的那一处湿了一大块，白皙纤细的腿在泳池里晃动。 还说自己多厉害，不会被人发现，可是现在呢？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花圃中忙碌，灰白的衣裳在一众彩色中格外突兀，一眼就能抓取到。 张砚一边说一边将木杖直接递到了三人面前，抬手示意可以拿住仔细分辨。 如今的情形，就应该一致对外，这一战打下来，一起出生入死过，那么不论胜败，也都无分彼此了。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可是只需要一瞬间，石磊已经完成了身体的变向。 她有些不服气，她相信自己不仅能在普通魔法上超越他人，在特殊魔法上，她也不会输给其他人。 此时得到莫行川给的台阶，沈蔽便自然而然顺势走下来。不像上一次，卜神医恼他带来坏消息，言语之间不给他留半点情面，他脾气再好咽不下这口气。 公输温就觉得自己会把公输让挂墙头上去，然后自己去找公输院长负荆请罪。 第八十三章 浣花溪畔薛涛与那一枚未寄的红笺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成都浣花溪的碧水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红。那红不是花红，是笺红——被芙蓉皮浸透了的、被浣花溪水漂洗过的、在薛涛的妆奁里叠了又展、展了又叠的红，像她当年在灯下制的那一枚深红小笺，墨迹未干，水就皱了，皱了又平，平了又皱，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等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浣花溪边的。溪水是青的，青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玉，水面上浮着几片桃花瓣，花瓣被雨水泡得发白，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溪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那些她曾经倚过的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溪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我撑着伞，沿着溪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铺开红笺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红笺，写了一辈子的诗，可那些诗，没有一首是为自己写的。她为元稹写，为白居易写，为那些她爱过的、恨过的、忘不掉的人写。唯独没有为自己写过。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薛涛，字洪度，号女校书。她是唐代的女诗人、乐伎。她生于长安，流落成都，入乐籍，脱乐籍，居浣花溪，制薛涛笺。她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唱和，名动一时。她终身未嫁，晚年着道装，卒于成都。她的诗集叫《洪度集》，她的诗散落在全唐诗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浣花溪的桃花水——流不尽，洗不净，红得像血，又淡得像泪。 她出生的时候，长安下着雨。那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大唐的太阳已经开始偏西。可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长安城里一座老宅中的女娃子，在母亲的怀里，被乳母抱着，在回廊里走来走去，走到东，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薛家是长安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薛郧，字某，号某，是朝中的小官，以诗文名世。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薛涛是家中独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琴。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洪度写的。她才八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薛郧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浣花溪畔，藏在那些她制了一辈子的红笺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四岁那年，父亲死在任上。他死得太突然，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爹，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十四岁。母亲带着她，从长安流落到成都。她们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亲戚可以投靠。她看着母亲一天天地瘦下去，一天天地老下去，心如刀割。她做了一个决定——她入了乐籍。 乐籍，是唐代官妓的编制。入了乐籍，就是官妓，就是被人看不起的下等人。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母亲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住上房子，能不能活下去。她把自己卖了，卖了给母亲换一口饭吃。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被人看不起。她只怕母亲饿死。母亲没有饿死。她活到了女儿脱籍的那一天。她看着女儿从乐籍中脱身，看着女儿在浣花溪畔建了一座小草堂，看着女儿制出了那种深红的小笺，看着女儿的诗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那些人读着、传着、赞叹着。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洪度，你爹会为你骄傲的。”薛涛没有说话。她只是低下头，继续制她的红笺。制了一枚又一枚，制了一叠又一叠，制到手指都磨破了，制到眼睛都花了，制到再也制不动了。可她还在制。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 她在浣花溪畔住了很多年。溪水从西来，向东去，日夜不停，像她的思念，没有尽头。她每天站在溪边，看着那条溪，看着溪上的船，看着船上的帆，看着帆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天的尽头。她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叫元稹，字微之，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写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写了“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他懂她的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寄给他；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洪度，你又瘦了”。她以为他会来，以为他会把她从浣花溪畔接走，以为他会娶她，以为他会和她一起老，一起死，一起葬在成都的某个地方，碑并着碑，名字挨着名字。 可他来了，又走了。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蜀中，在成都见到了她。他们在一起待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他写诗，她和诗；他喝酒，她陪酒；他弹琴，她听琴。她以为三个月会变成三年，三年会变成一辈子。可她错了。他走了。他回了长安，回了洛阳，回了他的妻子身边。她一个人，站在浣花溪边，看着他的船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江面上，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薛涛，是女校书，是那个制出了深红小笺的女人。她不能哭。她只能等。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她等了十五年。 她在《春望词》中写道：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花开不同赏——花开了，她不能和他一起赏。花落不同悲——花落了，她不能和他一起悲。欲问相思处——她想问，相思在哪里？花开花落时——在花开的时候，在花落的时候。揽草结同心——她揽起草叶，结了一个同心结。将以遗知音——她想把这个同心结送给知音。春愁正断绝——春愁正浓，断了又续。春鸟复哀吟——春天的鸟儿，又哀哀地吟唱。风花日将老——风和花，一天一天地老了。佳期犹渺渺——好的日子，渺渺茫茫。不结同心人——不能和同心的人结缘。空结同心草——只能白白地结一个同心草。那堪花满枝——怎么受得了花开满枝？翻作两相思——反而变成了两个人的相思。玉箸垂朝镜——她的眼泪，像玉箸一样垂在朝镜前。春风知不知——春风，你知不知道？她写了十五年的诗，等了他十五年。他没有来。她等不了了。她老了。她的头发白了，她的牙齿落了，她的眼睛花了，她的梦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晚年，是在浣花溪畔度过的。她制了一种深红的小笺，世称“薛涛笺”。那笺是用芙蓉皮制成的，染以芙蓉花的汁液，色如桃花，细如蝉翼，滑如春冰。她在那笺上写诗，写给元稹，写给白居易，写给那些她再也见不到的人。她写一首，寄一首；寄一首，等一首；等一首，哭一首。她哭了一辈子，哭到纸都皱了，哭到墨都淡了，哭到字都花了。可她还在写。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写了，就还有盼头；不写，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寄旧诗与元微之》中写道：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夜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 诗篇调态人皆有——写诗的风调，人人都有。细腻风光我独知——可那细腻的风光，只有她自己知道。月夜咏花怜暗澹——月夜里咏花，她怜惜那暗淡的花。雨朝题柳为欹垂——雨天的早晨，她题柳，为那欹垂的柳枝。长教碧玉藏深处——她常常把碧玉藏在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总是在红笺上写自己的心。老大不能收拾得——她老了，收拾不了那些诗了。与君开似教男儿——她把这些诗打开给他看，像是教一个男儿。她不是教他，是想他。想他读了她的诗，会回信；回了信，会再来；再来了，就不会走了。可他不会来了。他死了。死在武昌，死在她们分别后的第十五年。她听到消息，没有哭。她只是坐在浣花溪边，坐了一整天。看着溪水，看着桃花瓣，看着那些她写了又寄、寄了又写的红笺。她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微之，你走了。我也该走了。”她没有走。她活到了七十多岁。她穿上了道袍，住进了碧鸡坊。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死的那天，成都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成都的雨，也像江南的雨一样，细细密密的，不肯痛快地下。那雨落在浣花溪的碧水里，落在她制的红笺上，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洪度集》，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入乐籍，备尝艰辛。后脱籍，居浣花溪，以制笺为业。与元微之、白乐天诸君唱和，颇得诗中之乐。不意中道分离，诸君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笺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洪度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全唐诗》里，被记载在《唐才子传》中，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她制的薛涛笺，被后世文人争相仿制，成为唐代文房中最风雅的传奇。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些。她在乎的，只有浣花溪，只有红笺，只有那句“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浣花溪的碧水里，落在红笺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洪度集》中写过这样一句：“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花开了，没有人赏；她的花落了，没有人悲。她不怕开，怕的是开了没有人看见；她不怕落，怕的是落了没有人记得。她被人看见了，被人记得了。不是因为她有名，是因为她的诗，她的诗替她活着，替她等着，替她守着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