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苏州拙政园的荷花池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梦。那梦不是春梦，是秋梦——被西风吹散了的、被冷雨打湿了的、在碧桃仙馆的旧墙上挂了七十年、还没有褪尽颜色的梦。她叫沈绮，字素君，号秋梦楼主。她是苏州吴县人，诗人沈某的女儿，诗人顾某的妻子。她的诗集叫《碧桃仙馆诗稿》，她的词集叫《秋梦楼词》。秋梦，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季节，梦是幻。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秋梦，在碧桃仙馆的窗前做了七十年，做到梦醒了，天亮了，雨停了，可她还活着。活着，就得继续做梦。不做梦，她会死的。
她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康熙爷留下的基业还算稳固，雍正爷的新政雷厉风行，乾隆爷的武功文治达到了顶峰。江南的繁华，已经超过了明末的水平。拙政园的亭台楼阁修葺一新，狮子林的假山叠石名动天下，虎丘的庙会人山人海。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沈家是苏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沈某，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沈绮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素君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沈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苏州的拙政园边度过的。拙政园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拙政园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水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拙政园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水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拙政园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拙政园》中写道：“拙政园中雨似丝，荷花开遍绿杨池。当年曾共诗人醉，今日重来只自知。”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沈家的长女，是顾家的媳妇，是苏州城里人人称道的“沈素君”。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顾某。顾某，字某，号某，是苏州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素君，你又瘦了”。她的诗里，常常出现“梦”“秋”“雨”“荷”“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
顾某在苏州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碧桃仙馆”。碧桃，是她最喜欢的花。仙馆，是她给自己造的梦。她把自己关在那个梦里，关了七十年，关到头发白了，关到牙齿落了，关到眼睛花了，关到梦都碎了。可她不肯出来。她怕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在《碧桃仙馆》中写道：“碧桃仙馆日初长，帘卷东风燕子忙。一树碧桃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这首写的是她的馆，也是她的命。她的馆，是碧桃仙馆；她的命，是碧桃。碧桃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他乡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是她的父亲，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知道他乡在哪里，只知道她到不了。她到不了，只能写。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碧桃会一直开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顾某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顾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顾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顾某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顾某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顾家的媳妇，是顾某的妻子，是顾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顾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顾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秋梦楼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顾某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她晚年，是在碧桃仙馆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苏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顾某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苏州的碧桃仙馆上，落在拙政园的荷花池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碧桃仙馆诗稿》和《秋梦楼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顾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碧桃仙馆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秋梦楼词》中写过这样一句：“一树碧桃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碧桃，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她到不了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春色在不在，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碧桃仙馆里，下在她的秋梦楼词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