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友德抬眼，目光锐利地扫过两位副手。
达里麻非是等闲之辈。
此人深谙兵法，陈兵江岸，不主动出击，摆明了是要将明军耗死在这瘴疠之地。
若用常理推断，达里麻的防线可谓固若金汤。
但用兵之道，存乎一心。
敌军的固若金汤，往往建立在对其主将心理的精准把控之上。
傅友德转身，下达军令。
他命蓝玉率领三万精锐，大张旗鼓地在白水江正面打造舟筏。
伐木声、号子声，震天动地。
数十面白虎大旗沿江树立，摆出一副强行渡江、与敌决一死战的架势。
这是一种极度张扬的心理暗示。
对岸的达里麻得报，自然将全部主力调集至正面江岸。
十万大军弓弩上弦，刀枪出鞘，死死盯着蓝玉这支声势浩大的水上兵马。
在达里麻看来，明军远道而来，急于求成，正面强突是最符合逻辑的选择。
这正是傅友德布下的障眼法。
暗地里，傅友德点齐数千敢死之士，交由西平侯沐英统领。
沐英未着重甲，只穿轻便皮裘，率领这支奇兵，借着江面上升腾的浓重雾气，悄无声息地向下游潜行。
他们避开了达里麻正面的严密防线，寻得一处水流相对平缓、敌军防守极其薄弱的浅滩。
没有战鼓，没有呐喊。
数千将士衔枚疾走，推着临时扎就的简易竹筏，借着浓雾的掩护，没入冰冷的江水中。
白水江的江水刺骨，却冻不住大明将士胸中那股平定天下的炽热杀机。
沐英挺立在最前方的竹筏上，双目紧盯对岸逐渐清晰的轮廓。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
这数千人乃是大军的尖刀，只要能在那片泥泞的河滩上撕开一道口子，建立起稳固的滩头阵地，傅友德的主力便能源源不断地跨江而过。
正面江岸，蓝玉的佯攻部队已将数十艘巨大的舟筏推入江中。
战鼓擂动，声震百里。
达里麻的全部注意力皆被这震天的鼓声吸引。
就在元军的箭雨即将覆盖正面江面之际，下游方向，突然升起一道凄厉的响箭。
响箭划破长空，带着尖锐的鸣啸。
沐英的奇兵，已然成功登岸。
大明火铳的轰鸣声在敌军侧翼骤然炸响，铅弹如暴雨般倾泻进毫无防备的元军阵列。
阵型一旦被从侧翼撕裂，溃败便如决堤之水，再难遏制。
元人残部退守滇南，看似拥众十万，实则乃是各路土司与散兵游勇的拼凑之物。
顺风之时，尚能凭血勇一战，一旦侧翼受敌，首尾不能相顾，这等缺乏军法约束的联军，崩溃便成了定局。
达里麻纵然深谙兵法，亲自督战连斩数名后退的千户，却也拦不住那如山崩地裂般的溃败狂潮。
对岸佯攻的蓝玉窥见战机，当即下令全军强渡。
木筏蔽江而下，明军重甲步卒踏上滩头，刀阵层层推进，将元军彻底分割包围。
这场仗，从奇兵突袭到全线溃败，不过半日光景。
达里麻被生擒，十万元军或降或死。
曲靖这座扼守滇南咽喉的雄城，自此洞开。
曲靖既破，远在昆明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便成了釜底游鱼。
兵家大忌，在于凭险据守却失了险要。
大理的山川再如何险恶，没了曲靖这道门户，明军铁骑便可长驱直入，直捣中枢。
捷报由六百里加急递入金陵，满朝文武皆惊叹于傅友德之稳、沐英之奇、蓝玉之锐。
然则，在这煊赫的武功背后，唯有极少数谙熟政务之人方能看透，这场大捷的真正根基，实则埋在商廉司那堆积如山的账册之中。
大军深入蛮荒，每日人吃马嚼，消耗乃是海量。
若依前朝旧例，官府强征民夫转运，粮草未至白水江，便已在途中损耗大半。
军无粮则散，达里麻原本盘算的，正是拖垮明军的后勤。
但他算漏了徐景曜在江南布下的那张商业大网。
江南商贾为求盐茶堪合，不惜血本打通水陆粮道，硬生生将数百万石军粮，按期堆在了曲靖城外。
商廉司衙署内，徐景曜展读兵部抄送的捷报，面容平静。
他未曾去前线观览那尸山血海的惨烈，但在他眼中，曲靖之战的胜利，早在他迫使扬州盐商低头、打通漕运的那一刻，便已得出了定论。
战争，归根结底拼的是国力运转之效能。
大明的战争机器一旦挂上了民间资本的齿轮，前元那等落后的封建部族武装，便绝无幸理。
捷报不过是武将的功劳簿，徐景曜心之所向，乃是曲靖背后的版图。
滇南平定，意味着那片大地上埋藏的无尽铜矿，即将归入大明版图。这才是商廉司费尽心机供应军粮、强夺商税的终极所求。
洪武朝的钱法，已然病入膏肓。
朝廷滥发大明通行宝钞，不设本金准备，全凭皇权强制推行。此等违背商道常理之举，致使物价腾贵，宝钞贬值。
市井百姓宁肯私下以布帛粟米易物，也不愿持有那轻飘飘的纸片。
长此以往，朝廷信誉尽丧，国本必将动摇。
徐景曜要做的，是重塑这帝国的经济血脉。
无铜则无法铸钱，无钱则无法收兑宝钞。
户部把持着天下田赋，却对这钱法之弊束手无策，只知一味向民间摊派。
商廉司若要真正凌驾于六部之上，成为掌控帝国命脉的中枢，便必须握住铸币权。
他提笔蘸墨，在纸上起草奏疏。
这份奏疏，不谈边功，只谈收揽滇铜、设立昆明宝源局之事。
其逻辑严密至极。
以商廉司名义，招募江南精通冶炼之工匠，随后续大军入滇。
接管所有前元遗留之矿坑，严禁地方土司私采。
所产粗铜，就地开炉铸钱。
新铸铜钱，依旧定名“洪武通宝”，成色分量皆须严苛规制。
待新钱充盈，便以极高比率，强制收兑民间滥发之宝钞。
这一招，乃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户部尚且还在为江南秋粮的定额争论不休，徐景曜已然将手伸向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
一旦这道奏疏获准，商廉司便不再是一个单纯替皇帝敛财的衙门，而是化作了大明的中央钱庄。
将天下的财富流转，尽数纳入这一套崭新的钱法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