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场接一场地下。
考完试后，时间突然慢了下来。
像一根绷紧的弦突然松开，反弹回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
天放晴时，陆怀民又重新扛起锄头下了地。
冬天田里的活不多，主要是积肥、整地，为来年春耕作准备。
他跟在父亲身后，一锹一锹将冻硬的粪土敲碎、拌匀，再一筐一筐挑到田头，堆成肥垛。
重新握上锄头，那股熟悉的踏实感又回来了，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悄悄变了。
以前是“陆建国家的儿子”“会修东西的那个娃”，如今成了“考大学的那个”。
走在路上，常有人问：“怀民，考得咋样？”“有把握吗？”“啥时候能知道信儿？”
陆怀民总是笑笑，答得含糊：“还说不准呢，得等。”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这年头的录取，分数是不公布的，尘埃落定之前，任何话传出去都可能变了味。
况且，希望这东西，揣在自己怀里是暖的，说出口却可能成了别人的刺。
父亲陆建国倒是稳得住。队里有人问起，他就说：“考完了，等信儿。”再多一句也没有。
母亲更直接：“考上考不上，都是自家孩子，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
晓梅倒是憋不住话。
每天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凑到哥哥跟前：“哥，今天有消息吗？。”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哥哥下一刻就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陆怀民总是摇摇头：
“哪有那么快，高考分数又不公布，等到有信儿了，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起码得过了年。”
“过了年……”晓梅掰着手指头算，“那还得两个多月呢。”
是啊，两个月。
在1977年的冬天，对570万个家庭来说，两个月长得像一个世纪。
……
仓库里的夜课没有停，人却不再像考前那样，挤得密不透风。
大家聚在一起，人越来越少了，话却多了起来。
题是不大做了，更多时候是闲谈——谈考试时某道题怎么想岔了，谈听来的各色小道消息，谈“要是考上了”和“要是没考上”。
李文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贴在墙上，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我家在这儿，HP区，离外滩不远。小时候，常去江边看船，汽笛声能传好远……”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说梦话。
“想家了？”有人问。
“想。”李文斌苦笑一声：
“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还以为躺在自家的木板床上，听见的是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顿了顿，转向陆怀民，声音更低了些：“怀民，你说……要是没考上，我还能回去吗？”
这个问题，陆怀民答不上来。
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知青返城潮会在几年后到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回去。
有些人会在农村扎根，有些人会去县城找工作，有些人会一直等，等到政策变化。
但具体到个人，谁知道呢？
“先别想那么多。”陆怀民只能说，“等通知。”
“等……”李文斌苦笑，“下乡这五年，好像就是在等。等回城的那天，等家里的消息，等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未来。现在，等来了一场考试，考完了，还得等。”
他摇摇头：“这心里头，悬着，落不到实处。”
这种心情，陆怀民懂。
希望有时候比绝望更折磨人。
绝望让人死心，希望却让人百爪挠心，把每一种可能都想遍，最后发现，现实可能和哪一种想象都不同。
“文斌哥，”陆怀民说，“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努力过了。这半年，我们没白过。”
李文斌怔了怔，随后点点头：
“是啊，没白过。至少……至少我重新拿起书了。至少我知道，我还没废。”
这话说得轻，落在安静的仓库里，却让几个人都沉默下来。
陆怀民不由得想，多年以后，历史书上会怎么写知青？
会写他们的数量，写他们的贡献，写他们的返城。
但不会写他们在无数个这样的冬夜，如何望着故乡的方向，如何计算着回家的日子，如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
赵援朝拍拍李文斌的肩，打破了沉寂：
“文斌，咱都考完了，就别讲这些伤感的话了，来，大伙儿都说说，往后有啥打算？甭管考上考不上。”
气氛这才活络了些。
李文斌先开口：“要是真能上医学院，我想回上海，在我们那边的医院工作。当然，”他赶紧补充，“组织分配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边疆也行。”
陈志强挠挠头：
“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但我跟队长说了，开春想去公社农机站学开车。怀民哥不是常说嘛，技术也是本事。”
陆小军坐在角落里，小声说：
“我爹说了，考不上，就让我跟他学瓦匠。他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门技术傍身，走到哪儿心里都不慌。”
赵援朝用力点头，他本是首都来的知青，此刻脸上却有种落地生根的踏实：
“我刚下乡时，觉得回城是唯一的出路。待了这些年，汗水洒在这片地里，感情也埋在这儿了。现在觉得，要是能留下来，用学到的知识让田里多打几斤粮，让村里人碗里多几颗米，也挺实在。”
他笑了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当然，能考上农学院最好，那样我能做的就更多了。”
“就是！”陈志强接话，嘿嘿笑着，“在村里开拖拉机也挺好，突突突开过去，多威风！怀民哥，你说是吧？”
陆怀民笑着点头，随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
腊月二十四，祭灶。
按老辈传下的规矩，这天得送灶王爷上天，请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陆家湾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都摆上了用麦芽糖熬的糖瓜，黏糊糊、甜丝丝的，指望着堵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多在玉帝跟前说几句好话。
陆怀民正在灶间帮母亲周桂兰烧火，院门外忽然传来熟悉的自行车铃响——叮铃铃，清脆又急促。
“怀民，快去开门，像是陈老师！”周桂兰在围裙上擦擦手。
陆怀民拉开院门，果然是陈卫东。
他推着那辆二八大杠，额发被风吹得有些乱，眼镜片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雾，可脸上却带着一种压不住的笑意。
“陈老师！快进来，外头冷！”
陈卫东支好车，跟着陆怀民进了堂屋。
炭盆烧得旺旺的，屋里暖烘烘的。
“叔，婶。怀民，”陈卫东压低声音，但掩不住兴奋：“有好消息。”
他说着，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看看这个。”
陆怀民接过信封，上面印着“青阳县教育局”的字样。
拆开，里面是一份手抄的文件，标题是：“关于上报1977年高考优秀考生材料的通知”。
文件下面附着一份名单，只有五个名字。陆怀民的名字在第一个，后面四个名字陈卫东只抄了姓。
“这是……”他抬头看向陈卫东。
“成绩都出来了，分数虽然不对外公布，但录取工作已经启动。”陈卫东解释道：
“县里挑了几个分数拔尖、平时表现也突出的，作为优秀考生材料，往地区报。你的名字在第一个。刘局长私下透了点风，说你的成绩……在省里都挂上号了。”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意思很明白。
“那……录取的可能？”父亲陆建国急切地问。
“很大。”陈卫东肯定地说，“科大虽然是重点中的重点，但听刘局长的意思，怀民分数很高，估计在全省前几。”
堂屋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母亲周桂兰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她赶紧用围裙擦，却越擦越多。
父亲陆建国也深吸一口气，手有些抖。
“陈老师，”陆建国开口，声音也有些抖，“这……这算是准信了吗？”
“算内部消息，但八九不离十。”陈卫东语气笃定，“正式的录取通知书，还得等学校发。但县里上报优秀考生，就是为了确保这些好苗子能被好学校录取。这是惯例。”
陆怀民明白了。
他前世也看过相关一些材料，1977年高考志愿填报很混乱，为确保一些重点大学的生源，会出现“截胡”现象。
比如后世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当年第一志愿就是福建师范学院，但最后却被厦门大学历史系截胡录取。
而县里上报的优秀学生，陆怀民猜测，大概就是县里确保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名单。
“还有这个，”陈卫东又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扁平的木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套绘图工具：圆规、三角板、直尺、量角器，还有一本笔记本，虽然旧了，但保存完好。
“这个，”陈卫东把木盒推到陆怀民面前：
“是我父亲留下的。他是个教授，也是个工程师，这套工具跟了他大半辈子。他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学生们考上大学。现在，他终于能看到了。这套工具……给你吧。”
陆怀民愣住了：“陈老师，这太珍贵了……”
“工具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收藏的。”陈卫东拍拍他的肩，“我父亲如果知道，他这套工具能在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手里继续发挥作用，一定会高兴的。”
陆怀民接过木盒子，郑重地说：“谢谢陈老师。”
“别谢我。”陈卫东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还有这个。我之前替你给我父亲的老同学，省教育厅的张明远同志写了信，这是他的回信，正好一起捎过来。”
陆怀民接过信，展开，信不长，但字字恳切。
张明远在信中说，他已经了解了陆怀民的情况，对这个立足农村、自学成才、还能将知识用于生产实践的年轻人印象深刻。
他特意去查了科学技术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和培养方向，在信中做了简要介绍，并附上了一些他个人整理的、关于近代力学系课程设置和未来发展的笔记，虽篇幅有限，却干货十足。
“明远同志也给我写了一封信，”陈卫东说：
“他让我转告你，‘恢复高考，是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举措。像陆怀民同志这样的青年，正是国家急需的、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种子。请转告他，让他安心等待，继续积累。无论结果如何，这条路，值得坚定地走下去。’”
顿了顿，陈卫东补充道：
“明远同志还说，未来如果你能去科大读书，在省城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拿着信去找他。”
“陈老师，”陆怀民有些感动，他将信仔细折好，“替我谢谢张老师。”
“我会的。”陈卫东坐了一会儿，又交代了几句：
“录取通知书估计要到年后，正月底二月初了。这期间，该准备的东西可以慢慢准备起来了。”
送走陈卫东，陆家小院的气氛彻底变了。
母亲开始在灯下翻箱倒柜，找出攒了多年的布票、棉花票，算计着能给儿子做几件新衣裳。
父亲则开始修整家里那口旧木箱，说“出门得有个像样的箱子”。
晓梅围着哥哥转，问大学是什么样，省城远不远。
陆怀民看着家人忙碌的身影，心里那块悬了几个月的石头，终于轻轻落了地。
……
小年过后，日子一天天向大年三十靠近。
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孩子们放鞭炮，大人们置办年货，家家户户终于飘出了点炖肉的香味。
这是一年中最悠闲、最温暖的时候。
但对那些参加高考的人来说，这个年过得并不轻松。
期待像一根细线，悬在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也不知道会断在哪里。
陆怀民尽量让自己忙起来。
帮父亲劈柴，帮母亲磨豆腐，教晓梅学习。他想用这些日常的劳作，冲淡心里的波澜。
但有些夜晚，他还是会失眠。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他会想：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会寄到哪里？什么时候能收到？如果收到了，他该带什么去学校？如果没收到……不，不会没收到。
这种反复的、无意义的思考，消耗着他的精力。
他这才明白，等待有时候比行动更累。因为行动有方向，有反馈，而等待只有空白。
腊月二十八，李文斌来找他。
“怀民，有空吗？陪我走走。”他站在院门口，肩上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两个人走在村外的田埂上。雪已经化了，露出褐色的土地。田里空荡荡的，只有稻茬和积雪混杂在一起。
“我要走了。”李文斌忽然说。
“走？去哪儿？”
“回上海。”李文斌看着远方，“不管考没考上，我都要回去一趟。五年了，我想回家看看。”
“那你……”
“我知道。”李文斌苦笑，“如果没有录取通知书，我可能还得回来。但……我还是想回去。哪怕只看一眼。”
陆怀民没说话。他能理解这种心情。
乡愁是一种病，时间越长，病得越重。唯一的解药，就是回家。
“什么时候走？”
“下午就走，赶最后一班去县城的车。”李文斌从怀里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递给陆怀民，“这是我家的地址。如果……如果你的通知书先到，一定给我写信。”
陆怀民接过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上海的一个地址，字迹工整。
“好。”
“怀民，”李文斌看着他，“谢谢你。这半年，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别这么说。”
“是真的。”李文斌摇摇头，眼睛红了，“你不知道，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想：算了，不考了，这辈子就这样了。但第二天看见你，看见你那么认真，那么坚持，我就觉得……我还能再试试。”
陆怀民喉头一哽，竟不知该说什么。
他没想到，自己的存在，对别人有这样的意义。
“文斌哥，”陆怀民郑重地说，“你一定能考上。”
“借你吉言。”李文斌笑了，“如果……如果我们都考上了，还能见面吗？”
“当然能。大学有寒暑假，我们约好，到时写信，见面。”
“那说好了。”
“说好了。”
两个年轻人，在冬日空旷的田野边，用力地握了握手。
风吹过，带着冬天的寒意，但也带着春天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