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进了九月，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
陆家湾有个老习俗：这天夜里得祭月、吃月饼。
可在1977年，月饼还是个稀罕物。
多数人家，能煮上一锅白米饭，就算把节过了。
陆怀民家煮了一锅南瓜粥，蒸了几个掺了白面的窝头。
母亲周桂兰还破例炒了一盘鸡蛋，金黄金黄的，盛在粗瓷盘里，相当地诱人。
吃饭前，父亲陆建国在院子里摆了个小桌，放上一碗清水，三个窝头，算是简单的祭月仪式。
月光真好，清清亮亮地铺了满院。枣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斑斑驳驳。
一家四口围坐在小桌旁，安静地吃饭。
“怀民，”父亲忽然开口，“仓库那边，怎么样了？”
陆怀民一愣：“挺好的。昨晚有十几个人，修好了两台旧风车。”
“嗯。”父亲点点头，夹了一筷子鸡蛋，放到儿子碗里，“注意身体。”
“爹，您不反对了？”
陆建国慢慢喝了口粥，看着天上的月亮，半晌才说：
“我从来没反对你读书。我只是……怕你摔跟头。”
他看着儿子：“但现在看来，你走的路，虽然弯，但稳。”
饭后，一家四口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月亮。
晚风带着凉意，吹得人很舒坦。
“爹，”晓梅轻声说，“您说，要是哥真考上了，去大城市读书，会是什么样？”
陆建国闻言沉默了很久。
“我十六岁那年，跟你爷爷去过一次县城。”他忽然说，“头一回看见电灯，亮得晃眼；头一回看见汽车，跑得飞快……我当时就想，这世上，还有这么多没见过的景儿。”
他顿了顿，声音里像蒙了一层薄雾：“你爷爷那时候跟我说：‘建国啊，咱们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你们这代人，得走出去，替我们看看。’”
月光下，父亲的脸笼在阴影里，看不真切。
“所以你们去吧。”陆建国站起身，拍拍裤子，“能走多远走多远。家里的事，有我。”
他进屋了，留下剩下几人坐在月光里。
院子里静悄悄的。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更远处是稻田，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像一片沉默的海。
陆怀民想起前世的中秋节。他在城里的家中，吃着精致的月饼，看着电视里的晚会，却总觉得少了什么。
陆怀民抬起头。
月亮很圆，很亮。
……
九月底的夜晚，风里终于有了一丝凉意。
仓库里的聚会，已经成了陆家湾半公开的秘密。
煤油灯从一盏增加到三盏，围坐的人也从最初那几个，慢慢扩散到二十来个年轻人。
年纪最小的十六，最大的已近三十；有插队的知青，有本村的毕业生，甚至还有两个已经成了家、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父亲。
起初，明面上还只是修农具、看图纸，渐渐地，仓库一角垒起了两摞书，都是皱巴巴、缺页少封的，但每本都被摩挲得发亮。
陆怀民成了这个“夜校”里自然而然的核心，但他很少站在前面讲。
更多时候，他穿梭在人群里，蹲在这个人旁边讲一道力学题，趴在那个人的草纸上看几何证明，或者捏着炭笔在旧木板上画示意图。
“怀民，这个浮力公式，为啥要乘g？”一个叫春生的年轻人问。他十九岁，是队里的记分员，初中只读了一年。
“因为g是重力加速度。”陆怀民用麻绳系着块石头，悬空晃了晃：
“你看，石头在水里是不是觉得轻了些？那是水把它往上托的力。这个力的大小，跟石头的体积、水的密度有关，也跟地球拽着它的那股劲儿——就是重力，密不可分。”
春生皱着眉想了一会儿，忽然一拍大腿：“我懂了！就像挑水！桶在水里提着轻，出了水就重！”
“对，就是这个理。”陆怀民笑了。
另一个角落，李文斌正在给几个知青讲政治。
他父亲是历史老师，比村里这些青年还是懂得多得多，在这方面，甚至陆怀民都不如他。
“《实践论》的核心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李文斌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就是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空想。就像咱们现在复习——咱们的实际是什么？是时间紧，底子薄，但咱们想改变命运。那怎么办？就得实事求是，抓重点，抓能拿分的……”
赵援朝在旁边补充：“对！我听说城里有人总结出‘三突出’复习法：突出基础题，突出常考题，突出自己会的题。不会的，先放放。”
这些从各种渠道打探来的消息，在仓库里汇集、过滤、消化，变成每个人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
陆怀民偶尔会停下来，看着这一幕。
昏黄的灯光下，二十几张年轻的脸，有的还带着白天下地晒出的红印，有的眼窝深陷，但眼睛都是亮的。
翻书声、低语声、炭笔划过草纸的沙沙声，混着仓库外隐约的虫鸣，像一首奇特的夜曲。
这景象让他想起前世看过的一张老照片——1977年，某个山村知青点，一群年轻人挤在土炕上挑灯夜读。
照片是黑白的，但那些眼睛里的光，隔着几十年依然灼人。
“怀民。”陆建国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陆怀民走过去。父亲递过来一个布包，沉甸甸的。
“你妈烙的饼，给大家垫垫肚子。”
布包里是十几个玉米面掺野菜的饼子，还温着。陆怀民掰开一个，分给最近的人。
饼子很快传了一圈，每个人掰一小块，细细地嚼。
“谢谢陆叔！”有人小声说。
陆建国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只是点了点头，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但陆怀民知道，父亲每个晚上都会“路过”仓库两三次。
有时候送点吃的，有时候只是远远站着看一会儿。
这是这个沉默的庄稼人，用他的方式在守护。
……
十月初的一天，陈卫东终于又来了。
公路修通了，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的帆布包鼓鼓囊囊。
一进村，就直奔仓库。
“陈老师！”所有人都站起来。
陈卫东的脸晒黑了些，眼镜片后眼睛布满血丝，但精神极好。
他顾不上寒暄，把帆布包往旧木箱上一倒——哗啦啦，倒出一堆资料。
有油印的复习提纲，纸张粗糙，墨迹浓淡不均；有手抄的笔记，字迹各异；还有几本崭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封面的红色在煤油灯下格外醒目。
“这……这是……”李文斌拿起一本自学丛书，手微微发颤。
“新华书店刚到的，我排了三个钟头队。”陈卫东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压不住的激动：
“一套五本，我买回三套。咱们轮着看。”
他又拿起一份油印提纲：
“这是地区重点中学老师整理的考点预测，我托了好几个人才弄到。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全有。”
仓库里安静得能听见灯芯燃烧的噼啪声。所有人都看着那些资料，像看着稀世珍宝。
“还有这个。”陈卫东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
“我之前去省城，今年恢复高考的事儿应该八九不离十了，你们好好复习，省里有人估测，若真恢复高考，今年咱们省预计报考人数可能在……二十万以上。”
“二十万？”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对。但录取名额，乐观估计，不到一万。”陈卫东推了推眼镜，“也就是说，二十个人里头，只有一个能考上。”
空气凝固了。
陆怀民心里清楚，陈卫东的数据基本准确。
1977年高考，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录取率不到5%。有些省份的竞争，激烈到百里挑一。
“怕了？”陈卫东轻声问。
没人应声。但有些人的目光开始游移，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衣角。
“我也怕。”陈卫东忽然说，“我父亲当年是大学教授，教出来的学生成百上千。但我现在站在这里，看着你们，我怕我帮不了你们更多。”
他拿起一份油印提纲，纸张很薄，能透出背面的字。
“这些资料，是我求爷爷告奶奶弄来的。每一页背后，都欠着人情。”他的声音低下去：
“但我必须弄来。因为我知道，对你们中的有些人来说，这是唯一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一辈子在田里了。”
“陈老师……”陆怀民想说点什么。
陈卫东摆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
“我父亲去世前，还在写公式，写定理，写他未完成的论文。他说，只要这些字被一个人看见，这知识就没断。”
他抬起头，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有泪光：
“现在，我把这些字，这些纸，交给你们。不是要给你们压力，是要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考。你们背后，是无数像你们一样渴望知识的人，是无数把知识看得比命还重的前辈。”
他顿了顿，声音哽咽：“所以，别怕竞争。二十个人里取一个又怎样？你们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你们还有书看，还有这么一群人，能彼此搀扶着，一起拼命。”
仓库里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春生第一个站起来，这个平时腼腆的年轻人，声音不大但清晰：
“陈老师，我不怕。我初中都没读完，本来这辈子就这样了。现在有机会，哪怕考不上，我也要把这些书看完。”
“对！”赵援朝拍桌子，“背井离乡插队这些年，什么苦没吃过？还怕考试？”
“我爹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信儿……”李文斌摘下眼镜，用力抹了把眼睛，“我不能……不能让他们白等。”
一个，两个，三个……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二十几个身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站成一片，像秋夜里倔强生长的林子。
陈卫东看着他们，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
那天晚上，仓库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
陈卫东给大家梳理了各科的复习重点，划出了“必考题”和“可能题”。
陆怀民则把那些油印资料按科目分类，制定了轮流传阅的时间表——每套资料在每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两天，必须按时往下传。
“大家记住，”陆怀民说，“这些资料是流动的。你看完了，要尽快给下一个人。咱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人落下，就是整个集体落下。”
没有人有异议。在这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刻，共享成了最本能的生存智慧。
凌晨两点，陈卫东要骑车回县城。陆怀民送他到村口。
月光很淡，星星却格外密。土路两边的稻田里，晚稻正在抽穗，空气里弥漫着青涩的稻香。
“怀民，”陈卫东推着车，忽然停下脚步，“有件事，我得让你心里有个数。”
“您说。”
他从怀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劣质烟草的气味在夜风里散开，有些呛人。
“我去省里时，听说……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这几周应该就要下来了。”他吸了一口烟，声音压得很低：
“有风声说，可能会对‘婚否’和‘年龄’设些限制，另外……或许还有别的条条框框。”
陆怀民心里微微一紧。
具体细节他已记不清，但既然最终有五百七十万人报名，想来门槛不会太高。
因此，他从未真正担心过自己会报不上名。
可此刻听陈卫东这么一说，一丝隐隐的不安还是浮了上来。
“具体会怎么样？”
“还不确定。”陈卫东摇头，“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咱们这里，二十七八岁、成了家还想考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如果真卡得严……”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
仓库里那些已经成家的年轻人，可能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