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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比麦好保存，糜子比粟更好保存。
粟带坚硬稃壳（密封的谷壳），胚芽小，油脂少，水分低，干燥快。耐潮耐虫蛀耐储藏。粟是朝廷的税粮。
糜子稃壳更硬更厚更紧密，更能隔绝水分，堆在仓里很少烧仓。糜子是边军的主粮。
只是比起活着的麦，微死的粟，糜子吃起来有点像粮食的尸体。
物资充足的情况下，士卒更喜欢四成糜子四成粟加两成豆的干粮。卡在必要储存时限里最好吃的状态。张辽这辈子专门做来储存的大饼也只有七成糜子两成粟一成豆。
而吕布说的那种纯糜子饼，简直噩梦一般的存在。
糯米做的砖干了以后韧性还在，泡泡就能吃。大黄米做的砖干了以后刀斫有声，落地有坑，手掰不动，不蒸不煮人咬上去只能伤其皮毛。但水泼不进，在潮湿环境下也只是微微变软，甚少发霉（密度大空隙小，水进不去空气也进不去）。
霉了把表面洗干净，表皮刮掉还能吃（所以过年做年糕其实就是储备春荒。白色糯米年糕叫糍；北方黄色那种就是黏糜子做的叫饵）。
价格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百姓不会和边军抢糜子。但今夏的糜子还是悄悄涨了些。
没什么是无迹可寻的。在多灾多难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华夏，只要你还识字，只要你家里还有记性好的老人，你就会自动获得名为经验的传承。
于是，五月二十一，夏至。
当夏收基本结束，看到新被任命的河南尹带着洛阳令，约了河内太守一起巡查同一条黄河，巡到温县。叫了温县令，又叫了羽林卫羽林骑都尉丁原驻河内大营的主薄作陪。几个人顶着大太阳一边巡视黄河，一边商量如果雨真要久下，怎么抗洪救灾……也是件非常正常的事。
黄河看起来离距离洛阳还远（东汉黄河在现黄河东北，武涉一线，更靠近焦作），就算黄河泛滥也很难冲到洛阳。但洛阳是个盆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北边是邙山，南边是万安山，东边是嵩山余脉，西边是崤山。若降雨过多，意味着黄河及其支流伊水洛水一起暴涨。伊水流进洛水，洛水、黄河在洛阳东北交汇，流进黄河。黄河水位一旦比洛河高，那洛阳就不会好。
哦，新上任的河南尹叫王允。
王允，字子师。
生于顺帝永和二年（137年），今年五十三岁。
并州太原郡祁县（晋中祁县）人。“世仕州郡为冠盖”的太原王氏，是太原郡头号望族。周灵王太子晋后裔，切切实实的秦将王翦、王贲、王离一脉。
王允和所有世家子弟一样，本该举孝廉，去洛阳为郎，或者被谁征召。但年轻的王允放弃了“三公征召”，选择留在晋阳做郡吏。因为当时全并州都在打檀石槐。
直到延熹九年（166年），二十九岁的王允奉太守刘瓆zhì命令，抓了个在晋阳横行霸道的小黄门（赵津，晋阳本地人）。最后虽然导致太守下狱死（桓帝大赦赵津后刘瓆仍执行死刑，蔑视皇权）。
但王允也为死太守扶灵归乡，守丧三年，博得士林盛名。
这也让王允失去了和他的同乡好友郭泰在洛阳搅风搅雨的机会。
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郡介休人（晋中市介休）。是党人“八顾”之首（顾：以德行引人。党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是当时清流士人的核心圈层）。
其出身寒门（疑似太原郭氏出五服亲族，和丁原、丁氏差不多）。但才德出众，被李膺盛赞“今之华夏，鲜见其俦。”
就是那个领着三万太学生针砭时弊，操纵舆论，在桓帝末期，第一次党锢案前，搅风搅雨的太学生总领袖。
郭泰死后，王允守孝三年回来被继任的太守王瓆举孝廉。不过“宦官怒，诬瓆以罪，输作左校（匠作大将麾下工程队）。允独送瓆至成皋（别称虎牢），慷慨流涕”，回去继续做郡吏。
奈何新太守王球任用无能私党，王允当堂顶撞，被以毁谤长官、干乱选官，以下犯上，下狱当死。
后被并州刺史邓盛救出（邓盛后入朝为太仆，184年中平元年四月任太尉，185年5月免官），聘为别驾从事。
等第二次党锢案结束，再次被三公府征召，以司徒高第（考试优等），任侍御史（共15人的编制，六百石，皇帝的耳目官，可纠察三公，将军，二千石）。
王允不在党锢名单内，但他毫无疑问是个党人。
直到黄巾起义。
朝廷急需干练官员平叛，遇赦不赦的党人们重新回到朝堂，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征辟党人系的孔融、荀爽做从事。第二件事是配合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jun平定豫州黄巾。
结果不省事的王允发现了张让门下宾客与黄巾的往来的书信。
王允也是神人。他如实上奏灵帝，信誓旦旦指控张让通黄巾。他都不如说灵帝通黄巾。黄巾起义前，杨赐劝过灵帝张角要出事，刘陶也劝过张角要出事，灵帝两次都护着张角（《后汉书·杨赐传》《后汉书·刘陶传》）。
总之灵帝痛斥了张让。张让给王允罗织罪名，逮捕下狱，再次判死。
也是赶上党人重回朝堂人数众多，何进、袁隗等重臣也联名上书求情，王允才被改为“减死一等，免官禁锢、遇赦不赦”。
党人回来了，他开始流亡。至于“流亡”期间？
去年，正是何进派丁原解决南匈奴之乱，调五原边军入京。从后往前看，你真的很难说，王允在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做。
“辛苦了，奉先，后面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疏浚河道而已。”
身为新任河南尹，王允除了防汛还有一大堆事，匆匆露面匆匆交代就匆匆离去。但很明显，吕布和王允实在不像陌生人。
司马防知道吕布和王允都是并州人，两个人在并州都多少有点名号，不至于互相不知道。所以王允对吕布态度好点，吕布对王允态度好点，这没不正常。
但他就是觉得这两人应该八竿子打不着：“奉先和王使君挺熟（东汉对州牧、太守、河南尹这种二千石长官，统一尊称使君。自己州郡的叫府君）。”
“认识，不熟。”吕布对司马防态度也很好的。张辽他们和司马家固然各取所需，但真闹出事来总归是司马家吃亏。那他就有点理亏：“县里还有什么需要我这配合？没什么补充我就安排士卒开始干了。趁着雨还没下。”
其实这话该和后面跟着的温县令说。但温县令也需要温县大地主司马家的配合。
“好。”被噎回去的司马防只能如此回答。他是想和吕布正常交流的，可完全不知道该和吕布怎么正常交流。
吕布得到司马防的答复也就真的一声再会，自顾自领着温县令和乡老去安排。
潮湿的土地，早出的蝉蛹，对比往年记录得出的异常数据，他看到的星象，司天监的预测，百姓嘴里的农谚。当这些全部一一对应，今夏恐怕真要成灾，那就还是黄河最重要。
正好给割完麦的小混蛋们再找点事，省得他们成天胡思乱想，又给他捅出篓子来。
吕布走了，后面的张辽赶紧上前为吕布狡辩。
在并州，大家都知道吕布从小就这德行，不是真要怠慢谁？赶巧内郡士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怠慢：“吕主薄久居边塞，性直务实，还望海涵。”
司马防嫌弃没礼貌的臭老革。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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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斯文人，他大度，不与那等比他高出一头，宽出一个的粗鄙武夫计较。
尤其是，当何进和袁隗同时保举并提拔的并州士林领袖，对这个并州老革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无妨。河务事大，吕主薄一心为公，我等岂会以虚礼见怪。”
确定他没生气？张辽目送去追王允的司马防，捅捅司马朗。
“不用放在心上，家父只是没见过吕主薄这样的人，一时不习惯。”司马朗也没见过。但说干就干之于军人，恐怕是个好品质？
接着开始加宽河口，清理河道，巡查河堤，发现危险河段，标记危险河段。
黄河疏于管理归疏于管理。但一百二十年前“王景治河”的老底子还在。
明帝永平十二年，王景主持修筑千里黄河金堤。分流黄河、汴河，十里设一水门，固定河道、根治水患。是用卒五十余万，花费百亿钱，（直到八百年后唐中后期都还好用）的超级水利工程。
修惯了长城的边军们也知道怎么修理河堤。
“都是分层夯土，都要对抗外力冲击，都是分段施工全线推进，都是军吏带着民夫干。一样的工具、一样的技术，一样的流程，长城上的规矩都不用改，搬过来直接用就行。”至于一贯对抗风沙侵蚀的长城守军懂不懂河？
吕布很疑惑，为什么内郡人提起阴山，提起草原，脑袋里就全是胡人放羊。明明三岁小儿都知道那里是河套，黄河的河套。
同时，围绕在洛阳周边的其他部队也不可能闲着。
张辽上辈子给何进去冀州招兵，带着他的冀州兵在冀州被冀州官吏使唤得团团转。
西边的董卓在河东更是压力巨大，他那是洛阳的上游。幸亏凉州军同样修惯了长城，同样很懂黄河。哪怕湟中义从。人家羌、小月氏住河湟谷地，依河而生，是河谷农业。
中原人也总是很容易忘记，黄河还有上游。
在还没有三分天下，一州一郡皆为私产的汉末，帝国军人被用来修堤救灾理所应当。没有士卒会抱怨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
当一场下在黄河流域、连下八十天的稀罕雨灾被记录在案，却没写垮坝多少处、淹没多少城镇村庄。那就充分证明，确实有足够的人手在有组织、有计划、有效率、有技术地伺候那条奔腾着黄色泥沙的母亲河：“谁还不是黄河边上长大的来着。”
“这边地高，那边地低，水从高处往低流，眼睛会骗人，测量会不准，水自遵循天道。本来清的河水突然浊，上游在下雨可能有滑坡。本来浊的水突然清，上游可能被截留，或者改道，溃坝。水面斜，要漫堤，水打旋冒泡，底下不是暗坎就是洞，那就是容易导致翻船和游不出去的暗流。”吕布也不管张辽知不知道，反正看见了他就提一嘴，万一不知道呢。
“嗯嗯。”张辽不可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有呢？”
“看河看的就是水从哪来，要到哪去。你都提前看到水要走哪了，你就不要把走水的路规划给人。你看见堵哪水不流，你就提前堵。看见守哪能守住，就提前守。守不住赶紧撒丫子跑。”吕布眯眼看张辽，“你下雨知道往家跑吧。”
张辽：“……”
吕布不等张辽，继续向前巡查。
他被安排驻守黄河北岸，河洛交汇处的北岸（就在温县-武涉一带）。如果河水洛水打架，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军帐。作为孟津渡口的北岸，这一带也是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如果洛阳被淹，那肯定是伊水洛水溢出。伊洛河谷是洛阳的南大门，重要的漕运通道。当漕运不畅，就只能靠北边的孟津运送物资去救灾。
不然朝廷当初何必让他们在此驻军，他也不用一到温县就让魏越翻县志：“走快点，跟上来，不要磨磨蹭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