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12月，寒意裹着细碎的雪粒，铺满了莫斯科的红场与克里姆林宫的红墙。
街头的标语早已换下了“誓死保卫祖国”的战时口号，取而代之的是“恢复生产，建设家园”的朴素文字；有轨电车上不再挤满奔赴前线的红军战士，而是穿着工装的工人、抱着布匹的妇女、放学归家的孩子；工厂的机器依旧轰鸣，却从坦克、火炮、弹药的军工生产，转向了拖拉机、布匹、面粉、住房建材的民用制造。战争结束了，这个事实像融化的积雪，渗进了苏联每一寸土地，也让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们，不得不直面战争掩盖下的所有体制沉疴。
克里姆林宫的顶层办公室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独坐窗前，指尖夹着未点燃的烟斗，目光落在窗外伏尔加河方向的天际线。桌案上摊开的，不是战时铺满桌面的作战地图，而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草拟的1944年元旦贺词初稿、战后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党内风气调查报告，以及一份标注着党政军高层任职年龄的机密名册。
过去数年，为了凝聚举国意志抗击法西斯，个人崇拜的浪潮在苏联境内愈演愈烈。他的肖像悬挂在每一座机关、工厂、学校、军营，报纸、广播、文学作品无休无止地颂扬，集体领导原则被弱化，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定地位，在战时紧急状态下被虚置，党政军高层老龄化、权力固化、老人政治拖滞发展的问题，随着战争结束愈发凸显。
而战后的苏联人民，早已厌倦了战时的集权与管控，他们渴望的不是领袖的神化，而是充足的面包、温暖的住房、稳定的工作，以及真正参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权利。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依靠个人崇拜维系的政权，无法支撑战后的长期建设，更无法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他要做的，不是巩固个人威权，而是亲手打破自己亲手塑造的权力格局，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触及根本的自我革新。
1944年1月1日，莫斯科时间上午十时整，全苏广播电台、各加盟共和国广播站同步响起庄严的《牢不可破的联盟》，随后，斯大林沉稳而略带沙哑的声音，穿过电波，传遍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向了世界各国的监听电台：
“全体苏维埃公民们，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红军复员将士、知识分子、各民族同胞们：
战争已经结束，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覆灭，是全体苏联人民用鲜血与汗水铸就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清醒，赢得战争只是第一步，如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幸福的苏维埃国家，才是我们面临的更严峻考验。
在此，我代表联盟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向全体人民宣告1944年的核心国策：第一，举全国之力全面恢复与发展生产力，彻底完成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型，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每一位为国家奉献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和平与发展的果实；第二，也是苏维埃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启动全面、真正的民主化运动，恢复并强化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核心地位，一切国家事务、政策法令、重大决策，均由最高苏维埃审议、表决、领导，回归列宁同志确立的苏维埃民主与集体领导原则，杜绝一切个人专断、权力越位的行为。”
广播前的苏联民众陷入了短暂的惊愕，工厂里的机器暂停运转，集体农庄的田间停下了劳作，机关单位的职员围在收音机旁，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的领袖，没有沉浸在胜利的颂歌中，没有宣扬个人的功绩，反而将最高苏维埃的权力置于一切之上，将民主化定为国家核心方向。
而更让全世界震动的话语，紧随其后，没有丝毫停顿：
“同时，我必须以联盟中央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全体苏联人民、向全党做出最深刻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检讨。过去的工作中，我本人犯下了严重的、不可推卸的失误：我默许甚至在客观上纵容了党内、军内、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风气，让对个人的颂扬取代了集体领导，让神化的宣传掩盖了人民的声音，这违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核心精神，给苏维埃的民主建设造成了巨大伤害。此外，在战时决策、经济统筹、干部任用等工作中，我存在主观臆断、忽视集体意见的问题，造成了诸多本可避免的损失。
个人崇拜，是苏维埃政权的毒瘤，是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从1944年1月1日起，全党、全军、全国必须开展一场彻底、坚决、持久的斗争，肃清一切个人崇拜的思想、言论、符号与行为，让集体领导、人民民主成为苏维埃的唯一准则。”
话音落下，克里姆林宫大会议厅内，出席最高苏维埃紧急联席会议的数百名代表、政治局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各部门负责人，全场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主席台中央的斯大林身上，惊愕、疑惑、震撼、钦佩，种种情绪交织在眼底。他们习惯了斯大林的强硬与威严，习惯了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从未想过这位领袖，会当众批判自己，会主动向个人崇拜宣战。
斯大林站起身，目光坚定地扫过全场，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直接抛出两项足以改写苏联历史的决议：
“为彻底割裂个人崇拜的象征符号，回归城市命名的地理本质与人民属性，我正式提议：将斯大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的荣耀，属于伏尔加河的人民，属于当年在察里津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绝不属于任何个人。这一更名，即刻提交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后立即生效。”
“为破除老人政治、权力固化与思想僵化，保障国家机关的活力与革新性，我提议：全苏各级党、政、军、地方、企事业单位所有任职领导人，任职最高年龄不得超过七十周岁。超龄者必须依规卸任，让位给更年轻、更具活力、更贴近群众、更适应战后建设的干部，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干部更替与退休机制，永葆苏维埃政权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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