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队出发时，天还没亮透。
三十多辆骡马大车，满载着粮食、布匹和弹药箱，在蜿蜒的山路上排成长长的队列。护送的是一个加强排，四十多人，装备比林晏在连队时见过的都要好些——除了步枪，还有两挺轻机枪，甚至有一门迫击炮拆开用骡子驮着。
“这是往延安送的年货。”运输队的负责人，一个姓刘的连长笑着说，“快过年了，总部机关和学校好几千人要吃饭穿衣，还得准备开春反攻的物资。咱们这一趟，可是系着半边天呢。”
林晏三人被安排在队列中间，这是相对安全的位置。老孙和小马一左一右护着他，像两个沉默的哨兵。
路不好走。雪虽然停了，但路面结了冰，骡马蹄子打滑，车轮经常陷进冰坑里。每当这时，整个队伍就得停下来，战士们和老乡们一起推车、垫石头、吆喝着牲口。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成雾，很快又在寒风中消散。
林晏也下车帮忙。他力气小，但能帮着递工具、扶车辕。推车时，手掌很快磨破了皮，渗出血，混着泥和冰碴，火辣辣地疼。但他没停——既然是这个队伍的一员，就不能只是被保护的对象。
“林干事，您歇着，我们来。”一个战士看他手流血了，想接过他手里的木杠。
“没事。”林晏摇摇头，把木杠握得更紧了些。
沈擎苍说过，一线战士最看不起的就是光说不练的“文化人”。想要赢得尊重，就得和他们一起流汗，一起吃苦。
推完车，队伍继续前进。林晏坐在车辕上，用布条简单包扎了手。小马递过来一块干粮，是掺了糖精的窝窝头，硬得像石头，但很顶饿。
“林干事，您说延安过年……会发饺子吗？”小马啃着窝窝头，含糊地问。
“应该会吧。”林晏说。其实他也不知道。1937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端艰苦，饺子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奢侈品。
“要是能吃到猪肉白菜馅儿的就好了。”小马憧憬地说，“我娘以前过年包饺子，总会多放点猪油，咬一口满嘴香……”
他没说完，但林晏听出了后面的意思——小马的娘，可能已经不在了。这个年代，太多人失去了家人。
“等打跑了鬼子，天天都能吃饺子。”老孙在旁边说，语气平静，但透着坚定。
“嗯！”小马用力点头。
林晏看着这两个战士，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平凡日子里的一口热饭，一个团圆。但为了这么简单的愿望，他们却要拿起枪，走上战场，面对死亡。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重量。
运输队走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李家坳的村子宿营。村子不大，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但乡亲们很热情，腾出最好的窑洞给部队住，还烧了热水，煮了小米粥。
林晏被安排和秦科长住一个窑洞。窑洞很简陋，土炕占了半边，炕上铺着麦秸，再上面是粗布褥子。墙上贴着泛黄的报纸，一张破旧的小木桌，两把凳子，就是全部家当。
但窑洞很暖和——炕烧热了，热气透过麦秸传上来，驱散了整天的寒气。
“条件艰苦，将就一下。”秦科长说，却不见丝毫嫌弃。他点亮油灯，从行李里拿出几本书和笔记本，在桌上摊开。
林晏注意到，那些书里有《论持久战》的单行本——纸张粗糙，油墨印得有些模糊，但书页翻得很旧，显然是反复阅读过的。还有几本马列著作，以及一些手写的笔记。
“秦科长一直在学习？”林晏问。
“活到老，学到老嘛。”秦科长笑道，“尤其是现在，新情况新问题这么多，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了。来，坐，咱们再聊聊。”
两人在炕沿坐下。油灯的光晕很小，只能照亮桌面一隅，但在这昏暗的窑洞里，却像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世界中心。
“你的教材里，提到‘群众工作’要避免形式主义，要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和顾虑。”秦科长翻开笔记本，“这个观点很好。能具体说说吗？”
林晏想了想：“我在连队时发现，有些战士做群众工作，就是开大会、喊口号、发传单。这当然需要，但不够。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今年的收成能不能保住，是鬼子来了往哪儿躲，是家里的病人能不能治好。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光讲大道理，老百姓可能表面应承，心里却不信服。”
“所以要从小事做起。”秦科长记着笔记，“帮老乡挑水、修房、看病，建立信任，然后再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对。而且群众工作不只是‘我们去做工作’，更是‘向群众学习’。”林晏继续说，“老百姓有最朴素的智慧，知道哪条小路鬼子不知道，知道什么季节山里有野果能充饥，知道怎么用土法治伤。这些知识，很多时候能救命。”
秦科长停下笔，看着他：“你这思路……很接地气。不像有些知识分子，总想着‘教育群众’，却忘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老师。”
林晏心里一动。这正是他这半年最大的体会——在这个时代，他来自未来的知识固然有用，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向沈擎苍、向老猫、向那些普通战士和老乡学习的。如何在这个残酷的环境里生存、战斗、保持希望，这些智慧不是书本里能学到的。
“对了，你听说过‘自然科学院’吗？”秦科长忽然问。
林晏摇头。
“是延安最近筹备的一个学校，主要培养科技人才。”秦科长说，“现在抗战需要武器、需要药品、需要通讯设备，光靠缴获和购买不够，得自己搞生产。但缺人才，尤其是懂科学懂技术的人才。”
他顿了顿，看着林晏：“你的教材里，有些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很科学，很系统。我觉得，你除了军事教育，可能还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
林晏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知识能用在军事之外。
“我只是个文科生。”他诚实地说，“物理化学那些，懂得不多。”
“不需要你懂具体的制造工艺。”秦科长说，“但你那种把复杂问题分解、系统思考、寻找规律的能力，正是我们现在最缺的。很多同志有热情，有实践经验，但缺乏科学的工作方法。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思考问题，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林晏陷入了沉思。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如果他的知识和方法，不仅能帮助战士们打胜仗，还能帮助建设根据地、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当然，这只是个初步想法。”秦科长说，“到了延安，你可以多看看，多了解，再决定自己的方向。延安虽然艰苦，但思想很自由，只要你有想法，愿意做事，总能找到发挥的地方。”
这话让林晏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半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个时代，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秦科长的话让他意识到，也许他不需要完全改变自己，也许他那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另一种养分。
“谢谢秦科长。”他真诚地说。
“谢什么。”秦科长摆摆手，“是国家需要人才，是时代需要新思想。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赶路。”
油灯被吹灭，窑洞陷入黑暗。但林晏久久不能入睡。
他想起2026年的自己，那个为毕业论文焦虑、为找工作发愁的普通毕业生。如果那时的他知道，自己会穿越到1937年，会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会有人对他的“思想”如此重视，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用”……
他会怎么想？
会害怕，会抗拒，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在忐忑中隐约感到一种使命？
不知道。
但此刻，躺在1937年陕北一个陌生窑洞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林晏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他来这里，不只是为了生存。
他有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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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天，运输队继续向延安前进。
越靠近延安，路上的景象越让林晏震撼。
他看到了蜿蜒数十里的挑粮队伍——成千上万的农民，用扁担挑着粮食，从各个方向汇集到延安。他们穿着破旧的棉袄，脚上是草鞋甚至光脚，在冰天雪地里一步一滑地走着，但脸上没有怨言，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坚定。
“这是‘运粮大会战’。”秦科长解释说，“为了保证延安的粮食供应，边区发动了十万群众，从几百里外运粮。很多人要走半个月，路上只能吃自己带的干粮，睡在野地里。”
林晏看着那些佝偻却坚韧的背影，喉咙发紧。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最朴素、最原始，也最磅礴的力量。
他还看到了正在修建的学校——一片山坡上，上百人在挖窑洞。没有机械，只有镐头、铁锹和筐。人们喊着号子，把土一筐一筐运出来。已经挖好的窑洞一排排整齐排列，像大地的眼睛，注视着这片正在新生的土地。
“那是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秦科长指着说，“将来要培养成千上万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现在条件差，只能挖窑洞当教室，但以后会有真正的校舍。”
抗大。林晏知道这个名字。在2026年的历史书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学校，走出了无数共和国将领和建设者。而现在，它就在眼前，正在一镐一锹地诞生。
第三天傍晚，运输队终于抵达延安。
没有林晏想象中的城门或界碑，只有一条宽阔的河谷，两岸层层叠叠的窑洞，像蜂巢一样布满山坡。延河已经封冻，冰面上有孩子在滑冰玩耍。炊烟从无数窑洞升起，在空中交织成一片温柔的雾霭。
这就是延安。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但这里有一种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像早春的种子在冻土下积蓄力量，随时准备破土而出。
运输队在兵站卸货。林晏三人被安排到总政治部的招待所——也是窑洞，但条件好些，有通铺，有热水，食堂还提供了一顿热腾腾的面条。
“你们先休息两天，适应一下。”秦科长交代，“后天我带你去见几位同志，聊聊教材和后续工作。这几天可以在延安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老孙和小马的任务完成了。他们明天就要返回山西，向团部复命。
“林干事，我们就送到这儿了。”晚饭后，老孙说，“您一个人在延安，多保重。”
“谢谢你们一路护送。”林晏和他们一一握手，“路上小心。”
“您也是。”小马眼圈有点红，“等教材印出来，一定给我们连寄几本。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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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学更多。”
“一定。”林晏郑重承诺。
第二天早晨，林晏送老孙和小马到兵站。运输队有返程的队伍，他们可以跟着回去。分别时没有太多话，只是用力握了握手，然后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
现在，他真的是一个人了。
在1937年的延安，一个来自2026年的穿越者，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街，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林晏并不感到孤独。
他回到招待所，拿出笔记本，开始规划这两天要做的事：
第一，了解延安的布局和主要机构。
第二，去图书馆看看——如果真的有的话。
第三，整理教材修订稿，准备后续的讨论。
第四，思考秦科长提到的“更广阔领域”的可能性。
他一条一条写下来，字迹工整。这个习惯是沈擎苍教的——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把想法写下来，能让思路清晰，也能缓解焦虑。
写完，他收起笔记本，走出窑洞。
延安的冬天很冷，干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脸。但阳光很好，照在黄土坡上，反射出金灿灿的光。街上人来人往，有穿军装的军人，有穿长衫的知识分子，有包头巾的老乡，还有一群群穿着灰色制服的学生——他们唱着歌，步伐整齐，脸上洋溢着这个年代罕见的、明亮的朝气。
林晏沿着一条土路慢慢走。路两边有简陋的商铺——卖日用品的合作社，修鞋补锅的小摊，甚至有一个小小的书店，橱窗里摆着《解放日报》和一些油印的小册子。
他走进书店。店面很小，只有两排书架，书不多，大多是政治理论和军事著作，也有一些文学书籍——鲁迅、茅盾、高尔基。纸张粗糙，印刷简陋，但每一本都被翻阅得很旧。
“同志，想找什么书？”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店员问。
“随便看看。”林晏说。他的目光扫过书架，忽然停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
《时间战法初探（讨论稿）》。
是他的那篇稿子。已经被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封面上还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的字样。旁边还摆着几本，显然不是孤本。
林晏拿起一本，翻开。内容和他写的一样，但增加了一些批注和讨论问题，是用红笔手写的：
“如何将时间理论与具体战术结合？”
“随机时间系统的实战检验效果如何？”
“对文化程度低的战士，如何简化教学？”
这些批注很认真，是真正在思考、在质疑、在试图把理论转化为实践。
“这本小册子最近很受欢迎。”店员走过来，“好多同志来买，特别是抗大的□□和学生。听说作者是个前线的同志，结合实际经验写的，不像那些空谈理论的东西。”
林晏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思考，正在被传播，被讨论，甚至可能被应用。
“能买一本吗？”他问。
“当然，两毛钱。”店员说。
林晏付了钱——用的是边区发行的纸币。他拿着那本小册子走出书店，站在街边，翻看着那些陌生的批注。
有人认真读了他的东西，有人认真思考了他的想法，有人试图把他的理论变得更完善、更实用。
这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个时代，留下了痕迹。
不是作为“先知”，不是作为“未来人”，而是作为一个叫林晏的八路军文化干事，用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试图为这场战争、为这些人、为这个国家，做一点微小但真实的贡献。
这就够了。
他收起小册子，继续往前走。前方是一个广场，一群学生正在排练活报剧，内容是揭露岛国军暴行、鼓舞抗岛国士气。虽然道具简陋，表演青涩，但情感真挚，围观的群众不时爆发出掌声和呐喊。
更远处，几个战士在教老乡认字，用木棍在沙地上写字：“华夏”、“抗岛国”、“胜利”。老乡们蹲在地上，跟着念，一笔一画地学。
再远处，一队民兵在操练，口号声在河谷里回荡。
这就是延安。一个在战火中诞生的希望之城，一个用最简陋的条件创造未来的奇迹之地。
林晏站在广场边缘，看着这一切。
阳光照在他脸上，很暖。
他想起了沈擎苍。如果沈擎苍在这里，会怎么说？大概会点点头，说一句：“好好干。”
他会好好干的。
不仅是为了生存，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这些在苦难中依然坚持希望的人，为了这个在废墟中努力新生的国家，为了那个他来自的、由这些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未来。
林晏深吸一口气，转身往回走。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教材需要进一步完善，新的领域需要探索，延安需要了解，战争还在继续。
但此刻，他心里很踏实。
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是在过去，不是在将来，就是在现在，在1937年冬天的延安，在这个窑洞遍布的山坡上，在这片微光初现的土地上。
他来了。
他要做事。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