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3 月中旬，我终于下定决心离职。
在此之前，关于这个决定，我反复权衡过很多现实层面的代价——爸妈的失望、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再次陷入长期失业的恐慌。这些顾虑，让我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
我原以为，对父母的交代会是最难面对的一关。却没想到，真正无法接受我离职的，竟然是公司领导。在他们看来，我的离职并不像一个人的选择，更像是一件不该发生、也不被允许发生的事。
1
离职并非一时冲动。
来公司第一年，我独自负责了三个百万级文旅项目。项目落地后，公司在业内积累了不错的口碑，也实实在在赚到了钱。只是，当初承诺过的奖金一次也没有兑现。我被提拔为经理，职责扩大了，工资却没有任何变化。
第二年，公司以“降本增效”为由，单方面停发了每月两千元的绩效工资。我拿着一份固定的基本工资，承担着整个部门的工作——因为这个部门，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
第三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项目拓展上。到第四年，我同时承担着两个千万级文旅项目的推进工作，而真正负责对接、协调和落地的，依旧只有我一人。其中一个项目落定后，倪总以我手上还有项目、担心我忙不过来为由，直接将项目转给了人事总监姚总。
那一刻我并不是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
可想到另一个项目已经辛苦推进了两年，正是临门一脚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毕竟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也想等一个结果。
直到后来，倪总为我空降了一位总监，并开始逐步将我手上的工作交接给她时，我才意识到——
事情已经不是“我想不想走”的问题了。他显然已经为我的离开，提前做好了准备。
事已至此，继续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带着最后一点体面，主动向倪总提出了离职。
他的反应出乎意料。
他显得难以理解，甚至有些气愤。
“你在这个时候提离职，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反问。
“为什么？我不理解！”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说，“我觉得我在这里已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他沉默了一下，又问：“是因为慕雅琴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不是。”
是，也不是。
作为项目经理，我独自跟进了整整两年的项目，好不容易走到即将落地的阶段，他却为我空降了一位运营渠道总监，并开始让她逐步承接我的工作。这种安排，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所以我针对的，从来不是慕雅琴这个人。而是倪总做出的这个决定。
2
倪总这个人，谈话很有一套。
他从不正面拒绝，也很少直接答应，而是始终带着明确的目的推进对话——
只要你没有点头，这场谈话就不会结束。
那是一种极其消耗人的沟通方式。
你很难从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却会在反复拉扯中逐渐失去耐心。我很清楚，只要不顺着他的逻辑往下走，这场谈话就会被无限拉长，直到我先疲惫到妥协为止。
于是，我干脆把问题摊开，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倪总，我的绩效已经停了十个月了，什么时候能恢复？”
他几乎没有思考，语气里带着不耐烦：“怎么又提这个事？不是说了等项目合同签了就恢复吗？我说了，你先把绩效考核表做出来，这个也是要过会才能生效的。”
“绩效考核表不是应该由人事部门负责制定吗？”我问。
“你是要她们给你定 KPI 吗？”
“那我也不能自己给自己定 KPI 吧？”
“你做好了我来定啊！”他说。
我一时无话可说。
“让你自己定又不好？”他反问。
“那之前停发的绩效，什么时候补？”我还是问了一句。
他的语气明显冷了下来：“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不会不认，说了在项目提成里面给你补，怎么总是问？有这个时间，不如先把你们部门的提成方案做出来。”
他并不是不回答，而是在不断把问题推回到我身上。
所有需要他拍板的事，都会被转换成“你先把材料准备好”。
“行，我再想想。”我说。
这是我能抓住的、唯一一个结束对话的机会。我顺势起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其实不管是绩效考核表，还是部门提成方案，我已经反复做过很多次。每次交上去又会被打回来，然后不断地修改，问题总是层出不穷，仿佛永远也得不到他的确定。
我一直觉得，只要他真心想定，把人事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相关同事拉到一起，当场就能定，根本不需要拖延几个月之久。所以很明显就是有人不想这么快解决问题。
所以我根本不想再浪费时间。当时妥协并不是退让，只是为了尽快结束注定没有答案的博弈。
3
我有时会讨厌自己的优柔寡断。
如果我真的铁了心要离职，这件事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应该是可以很快离开的。
可一想到离职后，我很可能再次陷入一段漫长而不可控的失业期，心里就会泛起强烈的不安。这份工作，是我当年的第八份工作，也是我在反复更换、反复受挫之后，好不容易才等来的机会。
如果从这里离开，我甚至不确定，在这座城市里，我还能不能再找到一份比这更合适的工作。
更让我迟疑的，是爸妈那一关。
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份可遇不可求的好工作：稳定、体面、有背景。如果我告诉他们我要离职，他们根本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我已经过了可以随意折腾的年纪，再做出这样的选择，只会让他们徒增担忧。
可让我真正下不了决心的，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我不仅想从这家公司离职，我还想离开这座城市。
这几年来，让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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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某一份工作的失败，也不是某一次项目的不顺，而是一种长期累积下来的疲惫感。总觉得在这里，无论我多么努力，始终得不偿失；无论我再怎么坚持，都看不到希望。
如可一旦牵扯到离开这座城市，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那意味着要再次远离爸妈，意味着他们会失望、会担心，也意味着在他们最需要依靠我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他们会怎么想，我甚至不敢细想。
可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迟早会被榨干。到那时，我可能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又何谈照顾他们。
4
慕雅琴的出现，给了我一丝喘息的机会。
在她来之前，项目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推进。与项目相关的各个部门，也都由我独自对接。每天要和倪总通好几个电话，汇报进度、解释问题、确认细节，几乎没有停歇的空间。她来了以后，至少在事务层面，替我分担了一部分压力。
她和我很不一样。
她是舞蹈出身，身材窈窕，举止张扬，身上带着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我早已被倪总的管理方式磨得小心翼翼。用旁人的话说，我身上有种淡淡的“死人感”。我曾以为，她应该不会像我这样容易被拿捏。以她的性格，或许是能反 PUA 倪总的那种人。
说实话，我对她是抱有期待的。
我期待她去倪总面前据理力争，尽快推动部门的绩效考核制度和项目提成机制。那些我反复争取却始终没有结果的事，我希望她能做到。我甚至设想过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她作为部门总监，负责对接倪总，而我只需要对接她。如果真是那样，这份工作或许还能继续。
毕竟，对我来说，这些业务早已驾轻就熟，说不上热爱，但至少熟悉，甚至可以说“好混”。
可理智也很快提醒我，她的到来并不只是“分担”，而是替代。所以一开始，我对她是有种防备心理的。
我带着她逐步参与项目推进，也并非一开始就和谐。我们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她有她的判断，我也有我的坚持，一旦涉及原则问题，矛盾便不可避免。我们有过几次正面冲突，争执激烈，甚至红过脸。
每一次冲突过后，我都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强势？是不是因为知道她可能会取代我，而对她存有偏见？冷静下来之后，我会把这些真实的想法坦诚地告诉她。
她没有回避，也没有敷衍。她的回应，让我感到意外，也让我逐渐放下戒备。我们就在这样的反复磨合中，慢慢找到了彼此的边界。
后来，倪总交代下来的工作，我们都会一起完成，互相配合。
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在一次次并肩应付中发生了变化。
我像个旁观者，目睹了她来时的风采和来之后的无奈。
不管一个人最初是什么样子，只要进入到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都会被慢慢改造。她并没有成为我期待中的“例外”，也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结构性的东西。她和我一样，被卷入漩涡，被消耗，被迫学会妥协。
我们的友谊，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扭曲处境中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