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研发中心变成了“作战指挥部”。白板上贴满了四路出击的进度图，每天早晚两次站会，会议室里永远有人在讨论。
第一路：代工谈判组（何庭波带队）
三星半导体的回复很快来了：“可以代工，但有条件。”
视频会议上，三星的商务代表——一位表情严肃的韩国人，用流利但带口音的英语说：“我们可以提供40纳米工艺产能，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预付50%流片费用，约五百万美元；
第二，签署排他性协议——三年内不得使用台积电同等工艺；
第三，技术共享——我们需要了解麒麟M1架构的部分细节，用于‘代工优化’。”
“第三条不可能，”何庭波斩钉截铁，“架构是我们的核心知识产权。”
“那很遗憾，”韩国人摊手，“三星的产能很紧张。”
谈判陷入僵局。何庭波尝试联系联电（UMC）、格芯（GlobalFoundries），但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要么价格极高，要么条件苛刻。
第三天晚上，何庭波疲惫地回到办公室，对林辰说：“林总，代工这条路……很难走通。大厂都在观望，小厂工艺不成熟。”
林辰盯着世界地图，突然说：“台湾呢？”
“台积电不是已经……”
“不是台积电，”林辰指着台湾的位置，“是力晶、世界先进这些二线代工厂。他们的40纳米工艺可能没那么成熟，但如果我们提供技术指导，也许能一起提升。”
“但这需要时间，而且风险很大。”
“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时间，最不怕的是风险，”林辰说，“联系他们，就说海思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适用于手机芯片的40纳米工艺。我们出设计能力，他们出产线。”
何庭波眼睛亮了：“捆绑合作？这可能会打动他们——二线厂最缺的就是先进设计经验。”
“试试。”
第二路：架构优化组（陈志远、让-吕克、李维带队）
实验室里摆满了测试板和仿真服务器。团队开始了一场“性能压榨游戏”——如何在落后的工艺上榨出先进工艺的性能。
“传统思路是提升时钟频率，”陈志远在白板上画着，“但65纳米工艺下，频率提升会导致功耗爆炸。我们必须换思路：不追求单核高频，做多核协同。”
“像交响乐团？”李维问。
“对，”陈志远说，“一个指挥（主控核心）带领多个乐手（专用加速器）。图像处理交给GPU，音频处理交给DSP，传感器融合交给FPGA，通信交给基带处理器……每个模块用最适合的工艺和架构。”
让-吕克提出了更激进的想法：“我们能不能做‘异构多核’？不是简单的CPU+GPU，而是根据不同任务动态组合计算单元。比如拍照时，图像处理器主导；打电话时，基带处理器主导；玩游戏时，GPU主导……”
“需要全新的总线架构，”弗里德里希指出，“传统总线是共享带宽，会成瓶颈。”
“那就设计新总线，”林辰拍板，“基于Network-on-Chip（片上网络）思想，像互联网一样，数据包交换，动态路由。”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意味着要重新设计芯片的通信基础架构。团队连续奋战一周，每天工作到深夜，但没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为生存而战。
仿真结果出来了：新的异构多核架构，在65纳米工艺下，整体性能达到预设计目标（40纳米工艺）的92%！
“奇迹！”张薇看着数据报告，“但功耗呢？”
“比预想的好，”陈志远调出功耗曲线，“因为每个模块只在需要时工作，而且运行在最优频率。待机功耗降低了40%。”
第三路：自主IP组（扬·德弗里斯带队）
扬联系上了他在TI时的老同事——汤姆·詹森，那位OpenRISC项目的首席架构师。汤姆现在在荷兰埃因霍温的一家小公司，过着半退休生活。
视频接通时，屏幕上出现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格子衬衫的老人，背后是堆满书籍和电路板的车库工作室。
“扬！好久不见！”汤姆声音洪亮，“听说你去了中国公司？胆子不小！”
“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扬开门见山，“我们想基于OpenRISC开发自主CPU核，用于手机芯片。”
汤姆沉默了足足十秒：“你们知道这有多难吗？ARM积累了二十年，有几千人团队。OpenRISC……只是个学术玩具。”
“所以我们来找你，把它变成商用玩具，”扬说，“还记得你在TI做的那个秘密项目吗？‘凤凰计划’——你说过，如果给你足够资源，你能做出达到ARM 80%性能的自主核。”
“那是酒后的胡话，”汤姆笑了，但眼睛里闪着光，“而且TI砍掉了项目，说我‘不切实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们现在就‘不切实际’，”林辰出现在镜头里，“汤姆先生，我是林辰。我们有一支来自五个国家的团队，有顶尖的架构师、算法专家、射频工程师。我们缺的，是一个像你这样的CPU架构师，带我们绕过ARM的专利墙。”
汤姆盯着林辰看了很久：“年轻人，你知道绕开ARM的专利有多麻烦吗？他们的律师团队像鲨鱼。”
“所以我们更需要懂专利的人，”林辰说，“你在TI干了二十年，你知道他们的专利布局弱点在哪里。而且，我们不是为了复制ARM，是为了创造不同的东西——更适合移动设备、更开放、更可定制的架构。”
汤姆又沉默了，这次他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了一口：“你们预算是多少？”
“你需要多少？”林辰反问。
“我要一个十人团队，至少工作六个月，”汤姆说，“而且我要完全自主权——不能有不懂技术的经理指手画脚。”
“可以，”林辰说，“薪资按市场最高标准，外加项目成功后的利润分成。”
汤姆笑了：“你很会谈判。但我还有个条件：如果做成了，这个架构要开源。不是全部，但核心部分开放。我不想再看到技术被垄断。”
林辰和扬对视一眼。开源？这意味着可能培养竞争对手。
但林辰想到了任正非的话：“技术垄断最终会窒息创新。”
“可以，”林辰说，“我们共同制定开源协议。”
“成交，”汤姆举起啤酒瓶，“下周我到鹿特丹。准备好咖啡，要最浓的。”
第四路：材料本地化组（苏晚晴带队）
鹿特丹大学材料学院实验室里，苏晚晴和三位教授、五个博士生围在试验台前。台上摆放着各种材料样品和测试设备。
“问题是光刻胶，”苏晚晴指着电子显微镜图像，“日本信越的high-k材料，在40纳米工艺下表现优异。我们想找替代品，但欧洲本土的材料要么性能不足，要么成本太高。”
材料学院院长——范德贝格教授，一位六十多岁的荷兰人，扶了扶眼镜：“我有个想法，但很冒险。”
“什么想法？”
“不用传统high-k材料，用纳米复合材料，”范德贝格在白板上画分子结构，“把几种现有材料按特定比例和结构复合，可能产生‘1+1＞2’的效果。我们在实验室里观察到过类似现象，但从未产业化。”
“需要多长时间验证？”
“如果全力以赴，三个月，”范德贝格说，“但需要经费——至少一百万欧元。”
苏晚晴看向林辰。一百万欧元，对于现在预算紧张的研发中心，不是小数目。
“批了，”林辰毫不犹豫，“但我要每周看到进展报告。”
“你不怕打水漂？”范德贝格惊讶。
“怕，”林辰说，“但更怕什么都不做。”
四路出击，每一条路都充满不确定性。但团队像一支分散作战的特种部队，在各自的战线上寻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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