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华伟亲自定下基调：“格物致用”。天工院不仅是顶级工匠的殿堂，也吸引了大量对自然之理有兴趣的学者。在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农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改良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使得书籍成本大降，知识传播加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火药虽未大规模军事化，但其开山掘矿的用途已被重视。对于各种“奇技淫巧”，只要证明有实用价值，便能得到赏识甚至封赏，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持续近二十年的总体和平、生产发展、医疗改善（惠民药局体系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导致人口呈爆炸式增长。
定鼎初年，帝国人口约在五千万左右（经过战乱恢复），至定鼎二十年，经过多次普查统计，在籍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并且仍在以每年数百万的净增数迅速攀升。巨大的人口既是压力，也提供了无尽的劳动力与市场，更支撑起庞大的常备军与官僚体系。
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神都洛阳、西京长安居民皆逾百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巨城。市民阶层壮大，文化生活丰富，戏曲、说书、杂技等娱乐行业兴盛。虽然土地兼并随着经济发展已有苗头，但均田令的底线、活跃的工商业以及不断向边疆移民的政策（朝廷鼓励百姓前往辽东、河套、西域等地垦殖，给与土地、免税等优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部人口压力。
至定鼎二十年，华帝国已步入其第一个鼎盛期。这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中央集权高效、经济充满活力、文化自信开放、科技稳步前行、人口繁庶无比的超级帝国。
易华伟凭借其穿越者的先知与铁腕，成功地将一个古典帝国拔升到了接近其自然条件与社会结构所能承载的效能极限。帝国的官僚机器在精心设计的制度下有条不紊地运转，四方的贡赋与商税如同血液般源源不断汇入中枢，支撑着庞大的开支与建设。
当然，盛世之下亦有隐忧。庞大的官僚体系难免滋生腐败与惰政，尽管监察院权力巨大，但猫鼠游戏从未停止。
边疆地区的统治成本高昂，民族融合过程中偶有摩擦。人口爆炸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压力开始初步显现。帝国与西邻萨珊波斯的关系在边境稳定后，随着商路竞争与势力范围的微妙重叠，也逐渐变得复杂。
但无论如何，在定鼎二十年的这个节点上，华帝国犹如一轮正当午时的烈日，其光芒普照之处，万物竞发，气象万千。
……………
定鼎二十一年，春。
岭南道，邕州（今南宁）西南，左江之畔。
岭南的春天来得早，却并不总是意味着明媚。时值三月，淫雨霏霏已连绵半月，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河谷盆地浸泡得如同巨大的、潮湿的苔藓毯子。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混杂着腐叶、淤泥、瘴气，以及某种挥之不去的颓败气息。
远处，喀斯特地貌特有的青灰色石峰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如同沉默的巨兽脊背，冷漠地俯瞰着这片被遗忘的角落。
这里没有确切的地名，官方文书上称之为“思过里”，当地俚僚（壮族先民）则因其聚居着一群特殊的“北边来的贵人囚徒”，称之为“鬼哭峒”——并非真有鬼哭，而是指这些外来者常年面色凄惶，低声啜泣如鬼魅。
一片低矮、杂乱、显然缺乏统一规划的屋舍，紧挨着左江一条浑浊的支流散布开来。房屋多是就地取材，以竹木为骨，糊上黄泥，顶上覆着厚厚的茅草或捡来的破碎陶瓦，勉强遮风挡雨。
不少屋舍因连日阴雨，墙壁洇出深色的水渍，茅草顶棚耷拉着，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屋舍之间是泥泞不堪的土路，被无数双沾满泥浆的脚踩踏得坑坑洼洼，积着一汪汪浑浊的泥水，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
此地便是李氏家族，前唐皇室及其核心宗室、部分死忠重臣后代的流放聚居地。自定鼎元年李唐覆灭，他们被分批迁徙至此，已整整二十一个春秋。
晨，卯时初刻。
天色依然昏暗，雨势稍歇，转为恼人的牛毛细雨。湿冷的空气如同无形的冰针，穿透单薄的麻布衣衫，刺入骨髓。聚居地东头，一座相对“规整”些的竹木屋里，透出一点昏黄如豆的油灯光。
屋内陈设简陋到了极点。一张粗糙的原木桌，几张吱呀作响的竹凳，一个陶土垒砌的简易灶台，角落里堆着些农具和柴火。墙壁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衣物。空气中弥漫着霉味、草药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衰败气息。
李渊，这位曾经开创大唐基业、君临天下的高祖皇帝，如今正蜷缩在一张铺着干草的旧竹榻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而硬、早已失去原本颜色的旧棉被。他须发尽白，稀疏杂乱，如同深秋的枯草贴在布满深壑皱纹的脸上。曾经锐利有神的眼睛，如今浑浊不堪，眼窝深陷，时常失神地望着漏雨的屋顶，或是墙角爬过的壁虎。
他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加苍老，腰背佝偻得厉害，瘦骨嶙峋的手背上青筋与老人斑交错，微微颤抖着。
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不仅摧垮了他的身体，更彻底磨灭了他最后一丝属于帝王的精气神。最初的愤怒、不甘、屈辱，早已被无尽的恐惧、忧虑、悔恨所取代。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唐国公、唐王、大唐皇帝，只是一个在瘴疠之地苟延残喘、日日惶恐不安的囚徒老头。他害怕岭南每年夏秋肆虐的时疫（瘴气），害怕当地偶尔不怀好意的俚僚山民，更害怕的，是那远在数千里之外、神都洛阳深宫中，那位高深莫测的华帝！
他总觉得，那位轻易击败了佛道魔所有顶尖高手、一统天下的年轻皇帝，之所以留他们性命，绝非仁慈，而是某种更可怕的，如猫捉老鼠般的戏弄与折磨。他生怕哪一天，一道冰冷的圣旨突然降临，宣布李氏“谋逆”、“结党”、“怨望”，然后便是……满门抄斩，鸡犬不留！
这种悬在头顶、不知何时落下的利剑，比直接处死更令人煎熬。他常常在深夜惊醒，冷汗涔涔，梦见玄甲军士破门而入，刀光闪烁，儿孙哭喊……
“咳咳咳……”
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绪，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李渊费力地用手帕捂住嘴，帕子上赫然带着暗红色的血丝。
“父亲！”
一个同样苍老、但身形尚算挺拔的身影急忙从外间走进，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黑乎乎的草药汤。正是李世民。
李世民也已年过五旬，鬓角染霜，面容饱经风霜，昔日秦王、天策上将的英武之气被生活磨砺得只剩下一股沉郁的坚忍。身上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褐，裤腿卷起，沾着泥点，脚上是一双磨破了的草鞋。
“药熬好了，快趁热喝了吧。”
李世民小心翼翼地扶起父亲，将药碗递到他嘴边。药味苦涩刺鼻，混杂着岭南特有的、李渊始终无法适应的草药气息。
李渊皱着眉头，勉强喝了几口，便推开了，喘息着问：“世民……今日……今日可有……洛阳的消息？或者……邕州刺史府那边……有什么风声？”
他几乎每天都要问一遍，尽管明知希望渺茫。
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低声安慰：“父亲，暂无消息。昨日去峒口市集换盐的承乾回来说，一切如常。刺史府的差役……也并未格外关注我们。”
他隐瞒了差役的呵斥与勒索，以及市集上其他流民或本地俚僚投来的、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
“如常……如常……”
李渊喃喃重复，眼神更加空洞：“如常才是最可怕的……他到底想怎样？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啊！”
他忽然激动起来，枯瘦的手抓住李世民的衣袖：“世民，你说，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等我们自己熬不住，死绝在这鬼地方？！或者……等我们哪个不肖子孙，行差踏错，给他一个斩草除根的借口？！”
“父亲！慎言！”
李世民脸色一变，急忙压低声音，警惕地看了看屋外。尽管聚居地都是自家人，但谁又能保证没有华朝安排的耳目？长期的囚禁与恐惧，早已让猜疑如同藤蔓，在每个人心中滋生蔓延。
李世民将父亲重新安顿好，盖好被子，看着老人如同惊弓之鸟般的脆弱模样，心中如同刀绞。他何尝不恐惧？不煎熬？但他是一家之主（至少是实际上的），是父亲和数百族人的主心骨，他不能像父亲一样彻底崩溃。他必须强撑着，带领族人在这绝境中……活下去。
天色渐亮，雨丝依旧。
聚居地开始有了活动的人气，但这份人气也带着挥之不去的暮气与麻木。
女眷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裙，挽着竹篮或木盆，到河边捶洗衣物，或是去屋后小块的自留地里，冒雨采摘一些勉强生长的野菜。她们大多面色菜黄，眼神黯淡，手上布满劳作留下的茧子和裂口，早已不复当年长安、洛阳宫中或府邸里的雍容华贵。许多人低声交谈着，话题无非是今日的餐食、阴雨带来的关节痛、某个孩子又发热了，以及……对洛阳模糊而恐惧的揣测。
青壮男丁则三三两两，扛着简陋的锄头、柴刀，走向聚居地外围那一片贫瘠的山坡地。那是他们被允许开垦的“份地”，土地贫瘠，多砂石，且位于山坡，水土流失严重。他们需要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出养活数百口人的粮食，尽管收成往往连糊口都勉强。更多人被组织起来，在李世民的带领下，进行一些公共劳动——修补被雨水冲垮的田埂、疏通淤塞的排水沟、加固摇摇欲坠的房屋。这些活计繁重而卑微，但对于这些曾经锦衣玉食、手掌大权的王孙贵胄而言，却已是生存的必需。
李建成佝偻着背，正在自家屋后费力地劈着湿柴。他比李世民更显苍老，早年与李世民争斗的锋芒早已被流放生涯磨平，只剩下被生活重压和常年郁郁寡欢摧残出的病弱与颓唐。他咳了几声，动作迟缓，劈几下便要停下来喘息。他的儿子、曾经的大唐皇孙们，大多沉默寡言，眼神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疏离与迷茫。
李元吉早已在数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瘴疠”（恶性疟疾）中病逝，留下孤儿寡母，日子更加艰难。他的遗孀杨氏，一个同样憔悴的中年妇人，正带着两个半大的儿子，在泥泞的菜地里试图扶正被雨水打歪的菜苗，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从她麻木的脸上滑落。
年轻一代，情况更加复杂。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大唐”、“长安”、“皇宫”的记忆极其模糊，甚至根本没有。他们出生或成长于这瘴疠之地，“皇帝”、“王爷”、“国公”对他们而言，只是父辈口中遥远而苍白的词汇，以及身上那无法摆脱的“前朝余孽”的枷锁。
他们一方面承受着家族的沉重历史包袱，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触犯禁忌；另一方面，青春的躁动、对外界的好奇、对现状的不满，又如同暗流，在年轻的心灵中涌动。
李承乾（李世民长子，已过而立）算是年轻一代中较有威望的。他继承了父亲的部分坚毅，也多了几分长期底层生活磨砺出的实际。他负责与外界（主要是峒口市集、偶尔来访的差役）打交道，用家族女眷编织的简陋竹器、采集的草药、或是偶尔猎到的山鸡野兔，去换取食盐、铁器、布匹等必需品。他见识了外界的些许变化，知道华朝日益强盛，新政推行，百姓生活似乎远比他们这些“罪囚”要好。这让他心中充满了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滋味。
既有对华朝统治事实上的承认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又有对家族命运的深深不甘与无力。
更年轻的，如李泰（李世民四子）、李恪（李世民三子，已故，其子在此）等人的后代，则分化更明显。有的心灰意冷，只求苟活，早早学会了俚僚的语言和生存技能，几乎与本地人无异；有的则偷偷藏起父辈留下的、早已残破不堪的书籍。多是些经史子集的残本，或是李渊、李世民凭借记忆默写的一些治国方略、兵法心得，纸张早已发黄脆裂。
在夜深人静时，就着微弱的油灯，贪婪地，仿佛能从那些模糊的字句中，触摸到一个他们从未拥有、却注定要背负的辉煌过去，并从中汲取一丝虚幻的慰藉与不甘的火种。
但这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一旦被发现私藏“前朝禁书”，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些年轻人的“学习”，如同地下活动，充满了紧张。(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