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后第二十五天，千叶县岬町，“最后法庭”会议中心。
晨光从落地窗斜射进来，在会议室的长桌上切出明暗交界。桌上摊着十几份手写文件：人员登记表、物资分配记录、值勤排班表。妃英理坐在桌首，眼镜滑到鼻尖，正用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修改着《社区守则》草案。
会议室内坐着八个人，大多是原法院系统的人——两名法官、三名书记员、两名法警，还有佐藤。他们刚刚结束每日的晨间例会，议题有三个：西侧围墙加固进度、药品库存告急、以及如何处理新收留的两位幸存者中那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
“佐藤先生，”妃英理抬起头，“关于药品，你昨天外出搜索的结果是？”
佐藤摇头：“镇上的药房和诊所都被搬空了。只找到一些纱布和消毒水，抗生素一盒都没有。东边的永旺商场昨天有保护伞的无人机活动，我没敢靠近。”
会议室陷入沉默。二十三天前他们来到这里时有四十七人，现在增加到五十二人，但药品库存从够用三个月降到不足两周。最近一周已经有三个老人死于普通的伤口感染——在没有抗生素的世界里，一道抓伤可能就意味着死亡。
“那个男人的问题呢？”一位姓山下的老法官问，“他昨天又抢了孩子的配给面包。”
妃英理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按照《守则》第四条，抢夺他人生活物资，初犯警告，再犯剥夺部分配给，三犯……”
“驱逐。”山下法官接话，“现在是第二次了。”
“但他有战斗能力。”一名年轻法警说，“前天晚上东墙外的转化体，是他用自制长矛解决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遵守规则的人。”妃英理声音平静但坚定，“如果因为一个人有用就允许他破坏规则，那规则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法庭’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争论正要继续，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负责门口警戒的年轻女孩探进头来，表情有些奇怪：“妃律师，外面……有个人说要见您。他说他姓毛利。”
妃英理手中的笔掉在了桌上。
她没有立刻起身，而是先慢慢地、仔细地把眼镜戴好，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子——虽然那件白衬衫已经洗得发灰，袖口也磨破了。然后她看向佐藤，后者对她点了点头。
“会议暂停。”她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度，“山下法官，请您暂代主持，继续讨论药品问题。我……出去一下。”
她推开椅子，走向门口。脚步很稳，但手指在微微颤抖。
会议室外是度假村的大堂，现在被改造成公共活动区。二十几个幸存者在这里做些手工活——缝补衣服、修理工具、用野草编绳子。他们看到妃英理出来，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目光追随着她。
大门敞开着，晨光涌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个长长的、明亮的光斑。光斑中央站着一个人。
毛利小五郎。
他比二十五天前瘦了一圈，胡子拉碴，左臂缠着绷带，衣服上满是污渍和干涸的血迹。但他站得很直，右手拄着一根用树枝削成的手杖，眼睛盯着她，一眨不眨。
妃英理在距离他三米的地方停下。两人对视了大约五秒钟，时间长得足够大堂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然后小五郎先开口：“我来了。”
就三个字。没有解释为什么迟到，没有诉说自己一路上的艰辛，没有问她好不好。
妃英理点了点头：“进来吧。”
她转身走向侧面的一个房间——那是她的“办公室”，原本是度假村的经理室。小五郎跟进去，佐藤在门外停下，轻轻关上门。
办公室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用木板搭成的书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种文件和书籍。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最后法庭”区域地图，还有一张用相框装着的照片——那是多年前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小兰还是个孩子，三个人都在笑。
妃英理走到窗边，背对着他：“坐。”
小五郎没坐。他走到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肩膀比记忆中单薄了，白衬衫下的脊背挺得很直，但微微有些颤抖。
“你受伤了？”她问，依然没回头。
“被狗咬了。变异的那种。”小五郎说，“处理过了，没事。”
“你的车呢？”
“在法院外面，没油了。搭佐藤先生的车来的。”
“路上……”
“路上遇到了很多事。”小五郎打断她，“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你了。”
妃英理终于转过身。她的眼睛很红，但没有眼泪。她仔细地看着他，像是在确认这不是幻觉，不是在梦里，然后伸出手，手指轻轻碰了碰他脸上的擦伤。
“你迟到了二十五天。”她的声音很轻。
“路上不好走。”小五郎抓住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很凉，指关节处有茧——那是这些天干体力活留下的。
“我以为你死了。”
“我也以为你死了。”
两人同时沉默。然后妃英理突然笑了，很短促的一声，像是自嘲：“所以我们两个都猜错了。”
小五郎也笑了。他把她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妃英理的脸埋在他肩膀上，双手环住他的腰。她闻到他身上的汗味、血味、灰尘味，还有一丝熟悉的、属于小五郎的味道——那是即使世界末日也无法完全抹去的印记。
他们没有说话，只是这样抱着。窗外传来远处海浪的声音，还有大堂里隐约的说话声。
五分钟后，妃英理轻轻推开他：“我得继续开会。你在这里休息，或者……”
“我跟你一起去。”小五郎说，“你的‘法庭’，我也该出份力。”
妃英理看着他，眼神复杂：“小五郎，这里……不太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规则。”
“我看到了墙上的《守则》。”小五郎指向外面大堂贴着的一张手写海报，“第一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在末日。第二条：生存权利不可剥夺，但必须履行相应义务。第三条……写得很好，像是你的风格。”
“你真的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妃英理盯着他的眼睛，“这里不是避难所，是‘法庭’。我们真的会审判人，会做出裁决，甚至会……驱逐。昨天我们驱逐了一个强奸未遂的男人，没收了他的所有物资，让他自己离开。他活不过三天。”
小五郎沉默了几秒：“为什么是‘法庭’，而不是‘营地’或者‘社区’？”
“因为营地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社区会变成拉帮结派的巢穴。”妃英理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边角卷起的《日本国宪法》，“但法庭，法庭必须讲证据、讲程序、讲公平。即使最后的结果可能残酷，但过程必须是公正的。这是文明和野蛮最后的区别。”
小五郎看着她。这个女人，他的妻子，在东京塔倒塌、政府崩溃、世界变成地狱的二十五天后，依然坚持着法律人的理想，在一座海边度假村里建立法庭，审判末日里的罪行。
愚蠢吗？也许。
但正是这种愚蠢，让她在他眼中如此耀眼。
“好吧。”他说，“告诉我现在要审判什么案子。我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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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会议重新开始。小五郎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佐藤给他倒了杯热水。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好奇地打量他，但没人说什么——妃英理的权威在这里是绝对的。
现在讨论的是那个抢面包的男人，名叫健二，三十五岁，前建筑工人。他已经被带到了会议室，站在长桌的另一头，双手被布条绑在身前，脸上有淤青——那是昨天他抢面包时，被孩子的父亲打的。
山下法官宣读“指控”：“被告健二，于昨日十七时三十分，在公共分配处，抢夺未成年人佐藤美雪（七岁）的面包配额一块。此为第二次同类行为。根据《守则》第四条，你有什么需要陈述的吗？”
健二低着头，声音沙哑：“我饿。”
“每个人都有配给定额。”妃英理说，“你的定额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两片面包、一碗粥、一份罐头或蔬菜。为什么不够？”
“我干的是重活！”健二突然抬头，眼睛通红，“我加固围墙，搬运建材，晚上还要站岗！那点东西根本不够！那个小丫头，她什么都不干，凭什么跟我吃一样多？！”
会议室里有人皱眉。小五郎注意到，那个叫美雪的小女孩的父亲——一个瘦弱的眼镜男——握紧了拳头。
妃英理平静地翻开面前的文件：“根据记录，过去一周，你完成了三次围墙加固任务，累计工时十二小时；参与两次外出搜索，工时八小时；夜间站岗两次，共八小时。对吗？”
健二愣了一下：“差、差不多。”
“而佐藤美雪，虽然年幼，但负责每日清洗绷带和纱布，帮助厨房择菜，工作记录良好。”妃英理看向那个眼镜男，“佐藤先生，您除了照顾女儿，还负责记录全员的工时和贡献，对吗？”
眼镜男点头：“是的，妃律师。健二的工作量确实比较大，但美雪也在尽力……”
“贡献不同，配给相同，这确实不公平。”妃英理说，“所以《守则》第五条的修订草案已经提出了‘贡献积分制’——多劳多得，特殊工种有额外补贴。这个草案昨天已经公示了，健二，你没看吗？”
健二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显然没看。
“所以你的不满，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妃英理合上文件，“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抢夺孩子的食物，而是提出建议，参与讨论。你的暴力行为依然违反了《守则》第四条。”
“那……那要怎么办？”健二声音小了。
妃英理看向其他与会者：“诸位，表决吧。根据《守则》，二次抢夺行为，处罚选项有二：一，剥夺三天全部食物配给；二，驱逐。请举手表决，支持选项一的请举手。”
有六个人举手，包括佐藤。
“支持选项二的。”
另外五人举手，包括山下法官。
平票。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妃英理。作为“首席法官”，她有最终决定权。
妃英理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选择选项一，但有附加条件。”
健二抬起头。
“剥夺三天食物配给，但允许你用劳动换取基础生存物资——比如，完成危险的外出搜索任务，可以获得额外的食物作为‘报酬’。这三天，你的基础配给由集体提供，但额外热量需要自己争取。”妃英理看着他，“同时，你必须向佐藤美雪和她的父亲道歉，并承诺不再犯。接受吗？”
健二愣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头：“接、接受！”
“那么，本次裁决结束。”妃英理敲了敲桌子——没有法槌，她用的是一个贝壳，“散会。佐藤先生，请带健二去处理伤口，然后安排他下午参与西墙加固。今天的工作量可以兑换额外的食物配给。”
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小五郎坐在角落，看着妃英理收拾文件。她的动作一丝不苟，把每一份文件按编号放回文件夹，笔迹端正得像是还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
所有人都离开后，小五郎才开口：“那个判决，你是故意的吧。”
妃英理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知道会平票，然后你可以提出那个‘附加条件’。”小五郎走到桌边，“既维持了规则的严肃性，又给了那个人活下去的机会，还顺便推广了你的‘贡献积分制’。一石三鸟。”
妃英理没有否认。她抬起头，看着他：“末日需要规则，但规则也需要人情。如果完全按字面执行，我们和红后那个机器有什么区别？”
“红后？”
“保护伞的人工智能。”妃英理低声说，“佐藤他们外出时监听到的只言片语。那东西在管理整个新东京，用绝对的算法，没有例外，没有酌情。”
小五郎想起海面上那个黑色的平台：“所以他们真的在重建？”
“不是在重建，是在替换。”妃英理站起来，走到窗边，“用他们的新人类，他们的新秩序，替换掉旧世界的一切。我们这些人，要么被‘筛选’进去当劳动力，要么被清除。”
她转身，看着小五郎：“所以我坚持要有个‘法庭’。即使我们最终都会被清除，至少在消失之前，我们要证明人类曾经创造过一种东西，叫‘公平的审判’。而不是弱肉强食，或者绝对服从。”
小五郎看着她，这个固执的、理想主义的、在末日里还要坚持程序正义的女人。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法学院相遇时，她也是这样，为了一个模拟法庭的判决细节和他争论到深夜。
那时他觉得她太较真。
现在他觉得，正是这种较真，让她成为了黑暗中最不该熄灭的那盏灯。
“英理，”他说，“小兰……你听到过她的消息吗？”
妃英理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她摇头，声音低了下去：“没有。东京那边的通讯完全断了。但我在广播里呼吁过，如果有在东京的幸存者听到，请帮忙寻找毛利兰，十七岁，帝丹高中二年级……”
她没说完。小五郎走过去，再次抱住她。
“她还活着。”他说，“我能感觉到。我们的女儿很坚强，像你。”
“也像你。”妃英理把脸埋在他胸口，“固执，莽撞，总以为自己是侦探能解决一切问题……”
两人都笑了，笑声里带着哽咽。
“等这里稳定一点，”小五郎说，“我们去找她。去东京。”
妃英理抬起头：“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小五郎点头，“可能死在路上，可能根本找不到，可能找到了她也已经……但不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不可能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当法官，而不知道女儿是死是活。”
妃英理看了他很久，然后点头：“好。等围墙加固完成，药品问题缓解，我们就组织一个小队，去东京。佐藤说他知道一些小路，可以绕开主要的沦陷区。”
“在这之前，”小五郎松开她，指了指自己手臂上的绷带，“给我安排点活儿干。我不能白吃你们的配给。”
妃英理终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微笑：“你会什么？”
“柔道黑带，会点木工，会开车，还会……”他顿了顿，“还会当侦探。虽然现在可能没多少案子可查了。”
“有。”妃英理走回桌边，抽出一份文件，“昨天北边来的两个幸存者，说他们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奇怪的痕迹——不是转化体，也不是野兽。像是……有组织的队伍活动，但没看到人。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调查一下。佐藤可以带路。”
小五郎接过文件：“这是正式委托吗，妃律师？”
“是。”妃英理重新戴上眼镜，恢复了法庭上的冷静表情，“委托费是三餐和一张床。接受吗，毛利侦探？”
小五郎看着她，看着这个在末日里依然一丝不苟、依然相信规则、依然试图用法律守护人心的女人。
他想起了来时的路上，他压过尸体，绕过抢劫，对求救的人视而不见。他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新世界的规则：生存至上，其他都是奢侈。
但现在他站在这里，在这个可笑的、脆弱的、在海边度假村里建立的“法庭”上，他突然觉得，也许奢侈的不是理想，而是放弃理想。
“接受。”他说，声音很坚定。
他走出会议室，佐藤在外面等他。远处，几个幸存者正在加固围墙，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晨风中传得很远。更远的海面上，那个黑色的保护伞平台依然矗立，机械臂在晨光中缓缓移动。
两个世界，在同一天空下，各自生长。
小五郎握紧了手杖。他选择站在有敲打声的这一边。
即使这声音很微弱，即使这围墙可能明天就被推倒。
至少此刻，它还在响。
至少此刻，还有人相信，在末日里，除了生存，还应该有些别的东西。
比如公正。
比如誓言。
比如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承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守护，一群人对文明的最后致敬。
他深吸一口气，走向佐藤。
“走吧，”他说，“让我们去看看，那些‘奇怪的痕迹’到底是什么。”
晨光中，两人走向围墙的大门。
身后，会议室的窗户里，妃英理站在窗边，目送他离开。她的手指轻轻按在玻璃上，按在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上。
她低声说，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这次，一定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