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日的黎明被一种奇怪的雾气笼罩。不是秋日晨雾那种乳白色的轻柔，而是灰黄色的、黏稠的，像稀释的脓液悬在城市上空。阳光费力地穿透雾层，在地面投下病态的光斑。
灰原哀在凌晨四点就醒了——或者说，根本没怎么睡。她坐在阿笠博士家屋顶，戴着防毒面具改装成的简易过滤面罩，手里拿着空气采样器。采样器是她用实验室零件拼凑的，精度不高，但足够检测某些基础指标。
读数显示：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比昨天同一时间高300%。不是PM2.5，是更小的、粒径在0.1微米左右的微粒，成分复杂——有常见的城市污染物，也有……别的东西。蛋白质碎片，细胞残骸，还有微量神经递质类似物。
“气溶胶传播。”她低声说。这不是推测，是证据。保护伞的空气净化发射器，那些银色的柱子，正在向城市释放微量的病毒原液。剂量很低，不会直接导致转化，但会加速已感染者的症状进程，并让少数未接种疫苗的人出现类似流感的“假性症状”。
她把数据记录在加密笔记本上。这已经是第三天了，症状应该进入加速期。按照她的模型，东京都范围内出现可识别症状的人数，今天应该突破一百万。
而社会秩序，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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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半，品川区某大型住宅区。
山本太太牵着狗出门散步。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七点半准时出门，绕小区两圈，八点回家准备丈夫和孩子的早餐。但今天，街道上异常安静。
平时这个时间，应该有很多邻居出来遛狗、跑步、送孩子上幼儿园。但今天，只有零星几个人影，而且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眼神回避。
她的狗——一只八岁的柴犬，叫太郎——今天也表现反常。平时出门就兴奋地往前冲，现在却贴着她的腿走，耳朵向后压，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
“太郎，怎么了？”山本太太蹲下抚摸它。
太郎没有像往常那样舔她的手，而是盯着前方，身体紧绷。山本太太顺着它的视线看去——街道对面，一个男人正慢吞吞地走着。
是邻居佐藤先生，住在三号楼，平时很和善，经常和她在遛狗时聊天。但今天他看起来不对劲：走路有点拖沓，肩膀一高一低，头低垂着。更奇怪的是，这么凉的早晨，他只穿着一件短袖T恤，而且衣服上有大片深色污渍。
“佐藤先生？”山本太太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男人停下，缓缓转头。他的脸在晨雾中显得模糊，但山本太太还是看清了——脸色灰白得像死人，眼睛充血严重，几乎看不到眼白。嘴角有干涸的血迹，或者别的什么。
“你……还好吗？”山本太太后退了一步。
佐藤先生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她，或者说是盯着她身边的太郎。他的嘴唇动了动，露出牙齿——门牙似乎缺了一颗，但旁边的牙齿……看起来比正常人尖锐。
太郎的呜呜声变成了警告性的低吼。
突然，佐藤先生动了。不是走，是扑——以一种不协调但极快的动作扑过来，目标不是山本太太，是太郎。
山本太太尖叫着后退，手里的牵绳脱手。太郎勇敢地迎上去，但体型差距太大。佐藤先生抓住太郎，不是打，是咬——一口咬在柴犬的脖子上。
骨裂的声音。犬类的哀鸣戛然而止。
山本太太瘫坐在地上，看着邻居像野兽一样撕咬她的狗，血溅得到处都是。她的大脑拒绝理解眼前的画面——这是文明社会，东京，品川区，早晨七点半。人不会咬狗，不会……
“喂！你在干什么！”远处传来保安的喊声。
两个小区保安跑过来，看到这一幕也愣住了。其中一个年轻点的保安试图上前拉佐藤先生，但被年长的保安拦住。
“别过去！”年长保安脸色发白，“你看他的眼睛……”
佐藤先生抬起头，嘴里还叼着狗毛和碎肉。他的眼睛已经几乎全红，瞳孔缩小得像针尖。他看着两个保安，喉咙里发出非人的咕噜声。
然后他放下死狗，转向保安。
“报警！快报警！”年长保安拉着年轻保安后退。
但报警电话打不通。不是占线，是忙音。连续拨了三次都一样。
最后他们用对讲机呼叫了物业中心。五分钟后，一辆黑色的厢型车无声地驶入小区，车上跳下四个穿白色防护服的人，衣服上有保护伞的Logo。
“我们是保护伞公司医疗应急小组。”为首的人声音透过面罩显得沉闷，“这里发生了一起……突发性精神疾病事件。请退后，交给我们处理。”
他们动作迅速专业。两个人用特制的约束器械制住还在挣扎的佐藤先生——他力气大得吓人，需要三个人才按住。另一个人用注射器在他脖子上扎了一针，几秒后，佐藤先生瘫软下去。
然后他被抬上车，连同太郎的尸体一起。车子迅速离开，像什么都没发生。
除了地上的血迹。
除了瘫软在地、瑟瑟发抖的山本太太。
除了两个脸色惨白的保安。
“刚才的事……”年长保安看着远去的车尾，“不要对外说。公司会处理。”
“可是——”
“不要说。”年长保安重复，声音在颤抖，“为了你们自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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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新宿站东口。
这是东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平时这个时间人潮汹涌得像沙丁鱼罐头。但今天，人流量明显减少。不是萧条，是一种……选择性稀疏。有些人戴着口罩匆匆走过，有些人边走边咳嗽，还有人蹲在墙角干呕。
电子公告牌上滚动着通知：
“因设备检修，山手线部分列车延误，请乘客耐心等候。保护伞公司提醒您：秋季流感高发，请注意个人卫生，如有发热症状请及时就医。”
柯南站在人群中，戴着儿童口罩，帽檐压得很低。他不是要去哪里，只是在观察。这是他作为侦探的习惯——当案件发生时，回到现场，观察细节。
他看到了很多细节：
垃圾桶旁有呕吐物的痕迹，但很快被清洁工清理掉。
药店门口排着队，人们在买退烧药、感冒药、口罩。
几个穿着保护伞制服的人在发放传单：“免费流感咨询站，前方100米。”
一切都像在应对一场严重的流感爆发。
但柯南知道不是。
他看到一个年轻女人靠在柱子上，脸色潮红，额头有汗。她试图站稳，但腿一软，跪倒在地。周围有人想帮忙，但被同伴拉住：“别碰，可能是传染病。”
女人自己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进地铁站。
柯南跟了上去。
不是跟踪，是……确认。
女人走到站台，等车。列车进站，她挤上去。车厢里有不少空位，但没人坐她旁边——她看起来太不对劲了。
柯南站在车厢连接处，透过玻璃观察。女人坐下后，头越来越低，最后完全垂下去，肩膀开始轻微抽搐。坐在对面的一位老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小姐，你没事吧？”
女人没有回答。
老奶奶站起来，想过去看看。就在这时，女人突然抬头——动作快得不自然。她的眼睛充血严重，嘴角有唾液流下。
“你……”老奶奶后退一步。
女人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老奶奶。不是攻击，只是……靠近。像被某种本能驱使，要靠近活物。
车厢里其他人注意到异常，开始骚动。有人按了紧急呼叫按钮，有人往别的车厢移动。
列车正好到站。门打开，女人被几个男乘客半推半请地“送”下车。她没有反抗，只是站在站台上，茫然地看着列车门关闭。
透过车窗，柯南看到女人慢慢转身，走向站台的另一端。那里有一个穿着保护伞制服的工作人员在等她——或者说，在等她这样的人。
工作人员递给她一瓶水，说了几句话，然后引导她走向一个标着“临时医疗点”的通道。
一切都很“正常”。
但柯南看到了工作人员腰间的约束器械，看到了通道深处隐约的金属门，看到了那个工作人员在女人进入通道后，拿出对讲机说了什么，表情严肃。
列车启动。车厢里的人们松了一口气，开始议论：
“最近怪人真多。”
“流感严重了吧，都烧糊涂了。”
“保护伞的人还挺负责的，到处设医疗点。”
柯南低下头。
他们不知道，那些“医疗点”可能是最后一站。
那些被引导进去的人，可能再也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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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保护伞东京基地，社会动态分析室。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分割成数百个小窗口：交通监控、社交媒体热度图、医院就诊数据、商品销售统计、警情报告……所有数据流经红后处理，生成实时的社会状态评估。
“当前社会秩序指数：78.2。”红后的声音平静，“比昨日下降4.7点，比三天前下降11.3点。下降速度开始加快。”
威斯克看着曲线图。指数的下降不是直线，是阶梯式的——每出现一次“异常事件”（比如早上的咬狗事件），指数就下一个台阶，然后短暂稳定，等待下一个事件。
“异常事件发生率？”
“东京都范围内，过去12小时记录到‘攻击性行为’或‘严重精神异常’事件：347起。”红后调出地图，红点分布，“其中27起有目击者，均被现场处理。剩余320起发生在室内或夜间，未引起广泛关注。”
“媒体控制？”
“持续有效。”红后展示今日头条，“《流感季防护指南》、《保护伞医疗队进驻社区》、《专家解读为何今年流感症状较重》……所有报道均统一口径。社交媒体上关于‘咬人’、‘发疯’的讨论被算法归类为‘都市传说’板块，热度低于‘灵异故事’。”
威斯克点头。控制的关键不是完全压制信息，而是让信息碎片化、娱乐化、失去可信度。当一个人在网上说“我看到邻居咬狗”，下面会有十个回复：“你电影看多了吧”、“是不是喝醉了”、“P图技术不错”。久而久之，目击者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看错了。
“医疗系统负载？”
“东京都主要医院门诊量已达饱和状态的140%。”红后调出医院监控画面，“候诊时间平均3.5小时。医生接诊时间压缩至平均5分钟/人。诊断准确率……根据我们的标准，100%——所有症状均归类为流感或疫苗反应。”
画面上，一个医生正在同时看三个病人的病历，手在键盘上飞快打字。他脸色疲惫，眼睛布满血丝，但动作机械高效：问诊，开药，下一个。像流水线上的工人。
“医生的心理状态呢？”威斯克问。
“监测显示，87%的医护人员处于高度疲劳和认知负荷状态。”红后调出脑波数据，“这导致他们更容易接受‘标准诊断’，更不愿意深究异常。同时，保护伞派驻的‘医疗顾问’在所有关键岗位提供‘专业指导’，进一步确保诊断一致性。”
完美的系统。威斯克想。让系统本身过载，让执行者疲惫，然后植入标准答案。这样，即使有个别医生产生怀疑，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更没有勇气去质疑。
因为质疑意味着更多工作，更多麻烦，更多……风险。
而人类，总是选择容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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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米花中央医院，医生休息室。
中村医生坐在长椅上，双手抱头。他已经连续工作十八小时，只睡了二十分钟。休息室里还有其他几个医生，都瘫在椅子上，没人说话。
空气里有咖啡和消毒水的味道，还有更深层的、难以言说的压抑。
“中村。”一个年轻医生突然开口，“你觉不觉得……这些病人不太对劲？”
中村抬起头。说话的是内科的田中医，今年刚三十岁，很有干劲，也很有正义感——或者说，曾经有。
“哪里不对劲？”中村问，声音沙哑。
“症状。”田中医坐直身体，“发热、乏力这些都好说。但攻击性？肌肉抽搐到需要约束？还有今天早上送来的那个，咬伤了自己的妻子……这不像流感。”
“像什么？”
“像……”田中医犹豫了一下，“像狂犬病。或者……别的什么神经性疾病。”
休息室里安静下来。其他医生都看向这边。
“狂犬病不会这样大规模爆发。”另一个老医生说，“而且疫苗反应也说不过去——攻击性不是已知的疫苗副作用。”
“那为什么所有诊断都写成流感？”田中医问，“为什么保护伞的人一看到有攻击倾向的病人，就立刻转走？转去哪里？为什么没有转院记录？”
没人回答。
因为答案，每个人都隐约知道，但没人敢说出口。
“田中。”中村终于开口，“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女朋友。”
“有父母吗？”
“在老家。”
“那就别问了。”中村站起来，走到咖啡机前，“做好本职工作，写该写的诊断，开该开的药。其他的……别管。”
“可是——”
“没有可是。”中村打断他，倒咖啡的手在微微颤抖，“如果你想继续当医生，如果你想保护你在乎的人……就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说。”
他回头看着田中医，眼神复杂：“这是我的忠告。听不听，随你。”
田中医张了张嘴，最终低下头。
休息室重新陷入沉默。只有咖啡机运作的声音，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咳嗽声、呼喊声、推床滚轮声。
一个文明正在崩溃。
而崩溃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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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东京都政府危机应对中心。
会议室里坐着二十几个人：政府官员、警察代表、自卫队军官、还有保护伞公司的“顾问”。气氛凝重得像葬礼。
“当前情况汇报。”首相官房长官站在主屏幕前，脸色灰败，“东京都范围内，因流感样症状请假缺勤率已达18%，预计明天突破25%。医疗系统接近过载，药品供应开始紧张。公共交通因员工缺勤出现延误……”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手中的报告：
“另外，过去24小时，各区报告‘突发性暴力事件’共89起，比昨日增加300%。原因不明，但初步分析可能与高烧导致的意识混乱有关。”
自卫队的代表举手：“需要启动紧急状态吗？我们可以部署部队协助维持秩序。”
“不行。”保护伞的顾问——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立刻反对，“大规模军事部署会引发恐慌。当前社会情绪已经脆弱，任何过度反应都可能导致连锁崩溃。”
“那怎么办？看着情况恶化？”
“我们已经在处理。”顾问调出数据，“保护伞医疗队已接管东京23个区的47个临时医疗点，收治症状严重者。我们建议政府做以下几件事：第一，宣布东京进入‘公共卫生特别警戒期’，但强调‘情况可控’；第二，建议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减少通勤压力；第三，发放家庭医疗包，让轻症患者居家观察，减轻医院负担。”
“家庭医疗包里有什么？”
“基础退烧药、体温计、口罩，还有……”顾问停顿了一下，“保护伞特别提供的‘症状缓解剂’，可以有效减轻不适。”
实际上，那些“缓解剂”含有微量镇静成分和神经抑制剂，可以让感染者保持安静，延缓攻击性出现的时间——在转化完成前，不要制造太多麻烦。
官员们交换眼神。他们知道这治标不治本，但……眼下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这么办吧。”官房长官疲惫地说，“请保护伞公司提供必要支持。”
“当然。”顾问微笑，“我们一直在为公众健康努力。”
会议结束。官员们陆续离开，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和不安。
顾问最后一个走。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渐暗的城市，拿出加密手机，拨通：
“威斯克先生，政府这边搞定了。他们会按我们的方案走。”
“很好。”威斯克的声音传来，“继续监控。明天是关键——症状会进一步升级，社会秩序指数预计跌破70。准备好‘第二阶段应对方案’。”
“第二阶段是？”
“当恐慌开始自我强化时，”威斯克说，“就需要提供一个新的‘焦点’。比如……一场恐怖袭击的预警，一个外部威胁的谣言，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事故’。把人们的恐惧，引导到我们设计好的方向。”
“明白。”
通话结束。顾问收起手机，最后看了一眼东京。
这座城市，正在他眼前，一点一点地……软化。
像一块慢慢融化的黄油。
而握着刀的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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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阿笠博士家地下室。
灰原哀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曲线，手指冰凉。她刚刚完成东京都电力消耗的异常分析——过去24小时，居民区夜间用电量下降15%（因为更多人早睡或卧床），但医院和某些“特定设施”的用电量激增300%。
那些特定设施的地址，她一个个查了。都是最近三个月新建或改造的建筑，名义上是“社区健康中心”、“药品仓库”、“医疗设备维护站”。但实际上，从卫星图像看，它们有共同特征：高围墙，独立供电系统，大型地下结构，以及……进出的车辆都是保护伞的黑色厢型车。
“转化中心。”她低声说。不是医院，是处理场所。症状严重者被送到这里，不是治疗，是……集中管理。等待转化完成，或者，在转化前就被处理掉。
她调出自己血液的最新分析。抑制剂的效果在衰减，比预期快。原本预计维持24小时，现在18小时就开始衰退。这意味着病毒在适应，在进化，或者……保护伞在调整释放的毒株。
她拿起最后一支抑制剂，犹豫了一下，还是注射了。
冰冷的液体进入血管。轻微的眩晕，然后……什么感觉都没有。
只是数据上的变化：蛋白质活性再次下降。
虚假的安全感。
她知道这是虚假的，但还是需要。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明知道没用，还是会抓。
地下室的门开了。柯南走进来，脸色比早上更差。
“你看到了吗？”他问。
“看到什么？”
“网上的视频。”柯南打开手机，调出一个加密链接，“有人偷偷拍的，今天下午在池袋。”
视频很短，只有十几秒，画质粗糙，明显是用手机偷拍。画面里是一个小巷，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在制服一个挣扎的男人。男人力气很大，三个人才按住。然后一针注射，男人瘫倒，被抬上一辆没有标识的车。
视频到此为止。上传者的标题是：“今天在池袋看到的，这是什么？新型拘捕方式？”
下面的评论：
“电影拍摄吧。”
“行为艺术？”
“喝醉了闹事？”
“已举报，传播不实信息。”
视频在发布后二十分钟被删除，账号被封。但已经被转发了几百次。
“开始藏不住了。”柯南说，“即使有控制，即使有压制，真相还是会漏出来。像水，总会找到缝隙。”
灰原哀看着他：“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我不知道。”柯南诚实地说，“恐慌可能加速崩溃，可能引发暴乱，可能……让最后这几天变得更糟。”
“但不恐慌，他们就会在无知中走向终点。”灰原哀说，“你觉得哪种更好？清醒地死，还是糊涂地死？”
柯南没有回答。他看着屏幕上被删除的视频提示，那个红色的“此内容不可见”。
“我想……”他最终说，“至少应该有选择的权利。知道真相，然后自己决定怎么面对。”
即使面对的是绝望。
即使选择的是闭眼。
那也是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被设计好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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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零点。
东京的公共广播系统再次响起。
但今晚，音乐被中断了。
先是电流的杂音，然后是一个冷静的男声：
“紧急通知：东京都政府宣布，自即时起进入公共卫生特别警戒期。建议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聚集，如有发热症状请居家观察。保护伞公司将在各社区设立支援站，提供医疗咨询和物资援助。重复——”
通告循环播放了三遍。
然后音乐才继续——马勒的《大地之歌》，比平时更大声，更清晰。
像是在用音乐掩盖通告带来的不安。
像是在用艺术粉饰现实的裂痕。
柯南站在窗前，听着音乐和通告交替播放。
他知道，这是转折点。
从“流感”到“特别警戒期”。
从“正常”到“异常”。
社会秩序的第一道裂缝，已经出现。
接下来，裂缝会扩大，会连接，会形成网络的崩溃。
倒计时跳动：
4天 0小时 0分钟 0秒
第三天，结束了。
第四天，即将开始。
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一个刚刚完成转化的人，正从血泊中抬起头。
他的眼睛，已经不会倒映灯光。
他的喉咙，发出第一声非人的嘶吼。
文明，正在黑暗中，褪去最后一层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