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王彩凤提供的具体信息,刘梅花心里那点不安终于落了地。信息就是武器,时机就是战机。她不再像前几天那样被动等待,而是开始主动筹划。
首先,她需要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下个集日,也就是五天后,是镇上十天一次的大集。刘癞子和那个姓胡的木材贩子约在老槐树下“看货谈价”,说明交易还没完成,甚至可能连价格都没完全谈拢。这是关键窗口期。
其次,她需要决定如何“使用”这个信息。直接举报?目标太大,容易把自己暴露,而且举报后刘大柱最多是受到处罚(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未必能直接解决她的户口和独立问题,反而可能结下死仇,让他更疯狂地报复。
最佳方案,是利用这个信息作为谈判筹码,逼刘大柱就范,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但要谈判,需要一个合适的、有分量的中间人,以及一个让刘大柱无法拒绝、也不敢事后反悔的“协议”。
学校老师出面谈判,身份合适,分量也够,但老师们做事有原则、有顾忌,恐怕不会同意用“把柄”去威胁家长,哪怕对方是个人渣。而且,这可能会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非议。
那么,还能找谁?村里有威望、又相对公正的人?老支书?他似乎有些怕事,未必愿意蹚这浑水。
或许……可以“借力打力”?让刘大柱自己意识到危机,主动寻求“解决”?
一个计划渐渐清晰。她不需要亲自出面威胁,只需要让刘大柱“知道”她已经掌握了关键信息,并且有渠道能让这些信息“不小心”泄露到该知道的人(比如林业站、派出所)耳朵里。同时,给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和看起来“划算”的交易。
这个“渠道”和“台阶”,需要巧妙设计。
刘梅花想到了一个人——镇初中的张校长。原主在镇初中成绩优异,张校长对她印象很好,曾为她争取过困难补助。最重要的是,张校长为人正直,在镇上有一定声望,而且和刘家沟的老支书是远房亲戚。如果通过他……
但如何联系张校长,又不暴露自己现在的具体位置和意图?直接写信或打电话?不太安全。
或许,可以“偶遇”?下个集日,张校长会不会去镇上?即使不去,也可以通过王彩凤家杂货铺传递消息?但这样绕的弯子太多,容易失真。
正思忖间,李红英老师找到了她,带来了一个消息。
“镇上教办和派出所的同志,明天会来我们学校,主要是了解校园周边环境和一些情况。”李红英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王校长把之前反映的关于你父亲可能涉及的问题,也顺便提了一下,算是备案。明天他们可能会简单找你了解一下家庭情况,你照实说就行,但关于那些…盗伐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确凿证据,就说不清楚,只是听说。明白吗?”
刘梅花心头一动。这或许是个机会!教办和派出所的人一起来,而且学校已经做了“铺垫”。如果她能巧妙地、在不暴露信息来源的前提下,透露出一些更具体、更“可信”的细节,让来人觉得有必要关注甚至初步核实,那么这个消息很可能通过官方渠道,以一种“非正式警告”或“例行询问”的方式,传到刘大柱耳朵里。
对于一个做贼心虚的乡下汉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上面的人”突然问起更让他恐惧的了。这会让他确信,女儿手里真的握着能让他倒霉的把柄,而且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我明白了,李老师。谢谢您。”刘梅花点头。
“别紧张,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父亲这两天没来了吧?”
“没有了,谢谢学校。”刘大柱自从上次刘小军来传话后,大概是在等回复或者憋坏,这两天确实没在校门口出现。
“那就好。你安心学习,第一次月考考得很好,要继续保持。”
第二天下午,刘梅花被叫到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人,表情严肃;另一个是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应该是教办的。
问话很简短。主要是了解她的家庭基本情况、为什么来县里上学、和家里有没有矛盾、父亲是做什么的等等。刘梅花如实回答了家庭矛盾(父亲重男轻女,逼婚,不同意上学),也说了自己是偷跑出来上学。关于盗伐的事,她按照李红英的嘱咐,说只是“好像听村里人议论过,说有人偷砍集体的树去卖,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爸,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她“无意中”补充了一句:“不过,前几天我遇到一个以前的同村,闲聊时她说,最近好像有外面的人来村里谈什么木材生意……”
警察和教办的同志对视了一眼,没再深问,只是记录了下来。又嘱咐她安心学习,有困难找学校,然后便结束了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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