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5日，清明时节的雨丝笼罩着京城。
总医院特护病房的窗户上凝结着薄薄的水雾，窗外的银杏树刚抽出嫩芽，在雨中泛着新绿。病床上，朱琳安静地躺着，一头白发在白色枕套上铺散开，衬得她的脸色更加苍白透明。
走廊里响起急促而克制的脚步声。
三位领导几乎是前后脚赶到，司法部门的那位前对手——如今已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一员——也紧随其后。推开病房门时，所有人都怔住了。
距离上次见到朱琳，不过月余。那时在“鲲鹏”运输机的总装车间里，她还神采奕奕地讲解着共轴反转发动机的原理，乌黑的头发在安全帽下束成利落的发髻。而此刻……
“刘军同志。”一位领导转向守在病床边的丈夫，声音压得很低，却掩不住震惊，“这是怎么回事？上个月见她还好好的，怎么头发……”
刘军缓缓站起身，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此刻眼圈泛红，声音沙哑：“从3月12号开始，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没日没夜地画图。她说……这是‘未来之心’，必须赶在灵感消失前全部记录下来。”
“画图能画成这样？”另一位领导看着病床上的人影，眉头紧锁，“什么图纸需要这样拼命？”
“航空发动机的完整谱系。”刘军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几张复印的图纸草稿，“三转子涡扇发动机——给战略轰炸机用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给大型运输机和客机用的；还有一系列涡轮螺旋桨、涡喷发动机……总共四千多张图纸。”
光头先生接过图纸，他虽不是技术专家，但也能看出这些设计的复杂与精密：“她画了多久？”
“整整三十天。”刘军的声音有些发颤，“白天画，晚上画，有时候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劝过，可她总说‘时间不够了’、‘必须赶在忘记之前’……”
“她还说了什么？”一位领导轻声问。
刘军努力回忆：“她说……教育是国家崛起的根基。要培养千千万万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还说……”他顿了顿，“她说自己已经把基础打好了，剩下的路，要靠后来人接着走。”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监测仪器规律的低鸣。
几位领导交换着眼神。他们都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此刻却从这番话里听出了某种深意——那不像是一个四十七岁的人会说的话，倒像是一位自知时日无多的老者，在交代后事。
“她说这话时，精神状态怎么样？”光头问。
“很清醒，但……很疲惫。”刘军说，“最后几天，她的头发开始变白，一根一根地变。我让她休息，她说：‘等画完最后一张图。’”
“什么图？”
“一张技术发展路线图。”刘军从公文包最底层抽出一张折叠的大幅图纸，“从1947年到1977年，三十年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路径。每一年该攻克什么技术，需要什么设备，培养什么人才……都标得清清楚楚。”
图纸在众人面前展开。那不仅是一张技术路线图，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主治军医拿着最新的化验单走进来，看到病房里的人物，先是一愣，随即立正敬礼。
“医生，朱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一位领导直接问道。
军医斟酌着措辞：“从各项检查数据看……朱琳同志的器官功能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衰减。肝脏、肾脏的代谢能力下降，心肺功能也较同龄人偏弱。但最奇怪的是——”
他指着化验单上的一行数据：“细胞端粒检测显示，她的生理年龄……已经接近六十岁。”
“什么意思？”刘军急问。
“通俗地说，她的身体在以某种方式加速老化。”军医尽量让语气平和，“不是疾病，不是中毒，更像是……长期超负荷运转后，生命能量的过度透支。”
病房里一片死寂。
一位领导深吸一口气：“有治疗办法吗？”
“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军医实话实说，“我们已经组织了全国最好的专家会诊，也向苏联医疗界请求了协助。这种病例太特殊了，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先例。”
“那就研究！”另一位领导斩钉截铁，“给韩城医科大学、给协和医院、给所有相关科研单位下达任务！成立专门课题组，不惜代价，一定要找到延缓这种衰竭的方法！”
“是！”
光头走到病床前，看着朱琳苍白的睡颜。他想起1939年，那时抗战正酣，朱琳带着刚刚定型不久的轰-4轰炸机图纸来到重庆——那款在当年就投入实战的轰炸机，后来成为了中国空中力量的重要支柱。
八年过去了，她造出了更先进的轰-6，帮苏联建起了生产线，现在又在搞什么“鲲鹏”运输机……她好像永远在追赶，永远在超越。
“她会醒吗？”他问军医。
“生命体征目前稳定，但意识状态……”军医谨慎地说，“可能是大脑启动了某种保护机制。什么时候能醒，要看她自己的身体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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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如风一般传开。
第七研究室，程大斌接到电话时，正在检查“鲲鹏”运输机的中央翼盒对接数据。听筒从他手中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工作台上。
“老程？”黄文瀚抬头。
“……总指挥病危。”程大斌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在京城总医院。”
两人连夜出发。火车在夜色中向北疾驰，窗外是沉睡的华北平原。黄文瀚望着远处零星的火光——那是炼钢厂的高炉，是朱琳当年坚持要建的。
“你还记得1939年吗？”黄文瀚忽然说，“轰-4第一次实战出击，轰炸日军在武汉的码头。”
“记得。”程大斌声音低沉，“那时候她才三十出头，站在塔台上看着轰炸机起飞，手都在抖——不是害怕，是激动。”
“后来轰-4成了抗战的空中铁拳。”黄文瀚顿了顿，“现在‘鲲鹏’快造好了，她却……”
两人沉默下来。
天蒙蒙亮时，火车抵达京城。他们直奔医院，在病房外见到了刘军。仅仅几天，这个向来挺拔的军人背都有些佝偻了。
“总指挥她……”程大斌声音哽咽。
“还在昏迷。”刘军说，“但医生说，情况没有继续恶化，算是稳住了。”
透过玻璃窗，他们看见病床上那个熟悉的身影。白发如雪，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她留下的图纸，”黄文瀚轻声说，“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按照她标注的密级和时间节点，锁进了第七研究室的绝密档案库。”
“那是她拿命换来的东西。”刘军望着病房，“你们要好好用。”
“我们发誓。”程大斌立正，一字一句，“一定把她规划的技术路线，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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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监测仪器的滴答声规律而平稳。
朱琳其实有模糊的意识。她感觉自己在深海中沉浮，四周是无边的黑暗。系统的消失掏空了她的精神核心，那三十天不眠不休的疯狂记录，则透支了她身体最后的储备。
但她能听见外面的声音。
听见刘军压抑的哽咽，听见领导们焦急的询问，听见医生说“器官功能衰减”。
她不意外。
从1923年在智利的海滩上接受火种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会有代价。只是没想到，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会是这样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的牺牲，而是这样安静的、一寸一寸的衰竭。
黑暗中，记忆的碎片翻涌：
1939年，第一批轰-4轰炸机从成都机场起飞，扑向长江上的日军舰船。捷报传来时，她哭了。
1944年，轰-6首飞成功，飞行员在空中激动地大喊：“这飞机太棒了！”
1945年，抗战胜利，她在延安的庆祝大会上，和所有人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还有那些她亲手培养的人——程大斌、黄文瀚、李萍……从青涩的学生，到独当一面的总工程师。
够了。
这些年来，她造出了比历史上早诞生十几年的喷气式轰炸机，建起了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留下了未来三十年的技术蓝图。
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不同的轨道。
剩下的路……该交给下一代了。
意识渐渐模糊，黑暗再次涌来。
但就在这时，她听见了一个声音——年轻、清亮、带着哭腔却异常坚定：
“娘，您说过要带我看‘鲲鹏’首飞的。”
韩生。她的儿子。
“您不能说话不算数。”
黑暗的潮水退去了一些。
监测仪器上，心率曲线出现了微小的波动。
军医快步走进病房，仔细检查后，转身对门外说：“有反应了！生命体征在好转！”
走廊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刘军冲到窗前，双手按在玻璃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病床。
阳光透过雨后的云层，照进病房，落在朱琳的白发上，落在她苍白的脸颊上。
她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
窗外，清明雨停。天空洗过一般澄澈，远处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在春风中猎猎作响。
更远处，西北的工厂里，“鲲鹏”运输机的组装仍在继续；第七研究室里，技术人员正按她留下的路线图规划下一步研究；全国的学校里，新一代的学生在读书识字。
这个国家，正沿着她奋力开辟的道路，稳步前行。
而她，还在沉睡。
但这一次，希望已经重新燃起。
因为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她醒来，还有那么多诺言等着她实现，还有那么多未来等着她见证。
阳光洒满病房，仪器上的曲线平稳跳动着。
一滴泪，从朱琳眼角滑落，没入鬓边的白发。
那不是告别的泪。
是生命仍在坚持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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