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惊动他，悄没声地坐到他身边，顺手往火堆里扔了两块干枯的红柳根。
火苗猛地蹿高了一截，照亮了老罗那张跟砂纸磨过一样的脸。
他手里的活儿没停，那柄跟了他几十年的老折叠刀在指尖轻灵地转了个圈。
那些刻在胡杨根上的凹槽，深浅极其讲究，有的像是在木头上开了一道微型水渠，有的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划痕。
“老罗，练手艺呢？”我明知故问，伸手去够他脚边的一根成品。
老罗眼皮都没抬，闷声说了句：“别拿手碰，刚出土的，带着‘气’呢。”
我手缩到一半，硬生生停住了。
我看着那根长约十厘米的根须，脑子里飞快地转动。
胡杨这玩意儿邪性，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腐。
它的根能扎进几十米深的沙土里抽水，每一寸纤维都像是大地母亲的感应器。
老罗突然放下刀，挑了一根凹槽最深的，直接塞进了嘴里。
他闭着眼，腮帮子微微鼓动，那模样不像是吃东西，倒像是在品什么陈年佳酿。
过了约莫半分钟，他眉头一皱，啐出一口带渣子的唾沫，又指了指另一根槽浅的递给我。
“尝尝。”
我接过那根胡杨根，触感微凉，带着股子泥土的腥气。
我学着他的样子含在口中。
起初是木质的清香，但很快，一股极致的苦涩顺着舌根炸裂开来。
那苦味就像是一块生锈的铁片划过牙龈，瞬间激得我满嘴生津。
不对，这苦味扩散的速度有猫腻。
我猛地睁开眼，盯着那凹槽看。
舌尖上传来的涩感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顺着那些刻痕，像是有无数条细小的冰凉小蛇在爬行。
“感觉到了？”老罗低声开口，嗓音沙哑，“槽深的，是给大西北这种干得嗓子眼冒烟的地方准备的；槽浅的，是往南边送的。苦味散得快，说明你这口唾沫里的水分被纤维吸得急。吸得越急，说明这木头越渴，空气里的静电就越能杀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哪是木头块子？这分明是老祖宗留下的“生物传感器”！
老罗用凹槽的深浅，人为制造了毛细现象的压差。
通过舌头对苦味扩散速度的反馈，就能逆推出当前环境下的纤维吸水率，进而精准判断那些金贵的电子管和电缆，在当前气温湿度下会不会因为静电而罢工。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味”逻辑——把玄学变成可感知的经验。
“林子，这就是你说的‘火种’？”周卫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站在火光暗处，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他最近正为军方推广“火种教具包”的事发愁。
上面要求，这些民间土法必须“可量化、可考核”，不能全凭老工匠的一句“凭感觉”。
“老周，你看好了。”我吐掉嘴里的残渣，抹了把嘴，眼睛里亮得吓人，“什么叫量化？这就叫生物校准。”
我把这十七个技术员全从被窝里拎了出来。
这帮人睡得正香，一个个揉着眼，被戈壁滩的冷风一吹，抖得像筛糠。
我把老罗削好的十七根胡杨根按阶梯状排在沙盘上，每一根都编了号。
“别废话，一人一根，含嘴里。”我黑着脸下令，“五秒钟，给我报出你们觉得最苦的那一瞬间，是在舌头的哪个位置。”
这帮技术员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在这个项目组，我的话就是圣旨。
很快，反馈回来了。
703厂的小陈，这小子家是云贵的，他含了半天，指着舌尖说：“林工，我就觉得这儿涩，像嚼了生柿子。这根木头肯定受潮了，涩感浮在面上。”
我点点头，那是老罗专门挑的一根浸过夜露的样本。
而来自西北厂的一个老技工，才含了三秒，喉咙猛地一缩，眼泪都快下来了：“苦！这苦味直接扎进嗓子眼里了，像刀子割。这根，干透了！”
十七个样本，十七种反馈。
我拿着笔，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
每个人的地理背景、工作年限、甚至口味偏好，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校准参数。
当十七个人的反馈数据汇总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分布曲线。
“看见了吗？”我把本子怼到周卫国面前，“小陈这种南方人，对湿度的感知精度极高；老技工这种在戈壁滩泡了几十年的，对干冷环境的极值判断最准。味觉虽然主观，但当一个群体形成共识，这就是最稳的‘生物基准’。”
周卫国借着火光看着那道曲线，手有点抖。
他明白这玩意的分量——有了这套东西，哪怕是一穷二白的民兵哨所，也能靠着几根胡杨木头，提前感知到复杂的电磁干扰和气象变化。
我连夜没睡，趴在摇晃的马灯下，把原本那套神神叨叨的《五感口诀》全部推倒重来。
我写下了《根须验收十八式》。
我规定：以后每批胡杨布交付，必须在木箱夹层里附带三根产自当地的“测试根”。
接收方必须由三名不同籍贯的技工现场盲验，苦味感知一致方能签收。
老罗坐在一旁，看我写完最后一笔。
他沉默地站起来，把剩下的根须一根根塞进十七个准备运往各分厂的木箱夹层里。
他在每一根根须的末端，都用细麻绳打了一个不同形状的结。
我看着那结扣，手心微微冒汗。
那是只有我和他这种常年蹲在车间里的人才懂的“1969密码”。
一个圆环结，代表的是“1969年哈尔滨大雪，电子管除霜失败”；一个死结，代表的是“1971年西北风暴，焊点脆断导致通信中断”。
老罗是在用这种方式，给那些还没出师的后生们提个醒：这根木头里，藏着前辈们摔过的跟头。
那一刻，我觉得这木头是有灵魂的。
它传承的不是图纸，是那一辈人宁可把自己嚼碎了也要守住国门的狠劲儿。
天快亮的时候，车队准备拔营。
我没急着上车，反而折返回昨晚那个埋过假罐的土坡。
我从怀里掏出一株还没巴掌大的胡杨幼苗，这玩意儿是我从食堂后厨的沙堆里顺出来的。
我在那假罐正上方挖了个坑，把幼苗栽了进去。
为了让这小东西活命，我还特意在它的根部裹了一层浸过盐渍的旧布片。
“林子，忙啥呢？”赵振在远处喊。
“栽个路标。”我拍拍手上的土，站起身。
只要那帮“听墙角”的家伙敢挖开这里，他们就会发现，这里不但有那个让他们怀疑人生的盐分罐子，还有一棵象征着“顽强生命力”的胡杨。
这种极具中国式浪漫的嘲讽，估计够他们那帮满脑子数据和仪器的监听员琢磨大半年的。
刚填平浮土，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哨音。
那是赵振在远处哨位上的反馈。
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哨音吹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调子没跑，但就在第三小节收尾的地方，这小子故意拖长了半拍，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的、微微颤抖的颤音。
那是我们昨天刚约好的暗号：
——“发现尾巴，不要回头。”
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住跳得飞快的心脏，大步流星地走回吉普车。
拉开车门的那一刻，我借着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飞快地往斜后方扫了一眼。
在清晨稀薄的雾霭中，在距离我们约莫三百米的一道沙梁后面，一辆黑黢黢的、没挂任何牌照的解放卡车，像个幽灵一样，正缓缓地衔接上我们车队的轨迹。
它的发动机声音压得很低，显然是经过了特殊处理。
我拉上安全带，手心里全是冷汗，手却稳稳地搭在了挡位上。
“老周，告诉司机，按原定速度开，别加速。”我低声说道，眼神死死盯着镜子里那个不断缩小的黑影，“鱼儿上钩了，咱们去‘招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