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雾气未散，林钧刚推开技术组门，就见苏晚晴站在档案柜前翻找图纸，眉头紧锁。
“怎么了？”我问。
她头也不抬：“冯老让人传话，今天下午三点，在大会议室开‘技术民主化专题汇报’，点名要你主讲。”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搪瓷缸差点没拿稳。
冯老？
那个从苏联进修回来、一辈子信奉“专家治厂”、连厂长讲话都要挑逻辑漏洞的老冯头？
他居然主动要求听一场由学徒工牵头的“群众技改”汇报？
还点名让我讲？
荒唐。太荒唐了。
可苏晚晴没开玩笑。
她抽出一叠泛黄的《苏联热工手册》，封皮上还贴着“绝密·内部资料”的标签，声音压得很低：“他说……想听听‘什么叫人民的科学’。”
我指尖轻轻敲在桌角，发出几声闷响。
昨天展板前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盯着那句“大人会躲，孩子不会”，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他蹲在老倪的清渣装置旁，伸手摸油渍，问链条防变形的办法，语气里竟有一丝……动摇？
不是质疑，是求证。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这老头心里的墙，裂了一道缝。
而现在，他亲自递来一块砖，要我上去把墙推倒。
这不是挑战，是叩门。
而门后，站着整个体制对“草根创新”的审视与审判。
我深吸一口气，把饭盒往兜里一塞：“走，先去锅炉房。”
午休时间，食堂锣声刚响，我却拎着铝饭盒拐进了厂区最西头的锅炉房。
炉火轰鸣，热浪扑面，老倪正蹲在清渣装置旁，一手扳手一手锤子，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调整链条松紧。
见我来，他咧嘴一笑，牙花子都黑了：“林工，昨儿夜里又省了半吨煤！调度科今早查表时差点以为抄错了。”
“干得漂亮。”我点头，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就着炉壁反光画了幅传动结构简图，“我在想，这套系统能不能标准化？做成通用模块，锻压、铸造、热处理车间都能装。”
老倪凑过来，眯眼看了半天，忽然指着连接轴的位置：“这儿要是加个弹簧缓冲，撞得轻些，铁件寿命能多撑三个月。”
我猛地抬头。
柔性连接？
减震设计？
他不懂这些词，可二十年听炉声、看火色、摸震动的经验，让他本能地摸到了现代机械工程的核心逻辑！
我二话不说，笔尖飞快记下，又把饭盒塞他手里：“吃口热的，咱们下午还得打硬仗。”
他一愣：“我也要去？”
“当然。”我拍他肩膀，“你是发明人。”
三点整，大会议室鸦雀无声。
十二排木椅坐满了技术骨干、车间主任、科室干部，连厂办书记都来了。
空气里飘着茶水味和汗味，还有那种山雨欲来的紧张。
冯老坐在第一排正中央，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呢子大衣没脱，帽檐压得低，眼神如刀。
我没拿讲稿，只提了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六个大字：
问题来自现场。
全场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落的声音。
接着，我调出七张手绘数据对比图——贴在厚牛皮纸上的坐标轴，每一根线都是我们这半年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节煤量曲线——老倪的清渣装置让锅炉效率提升18.7%；
工时缩短率——双联钻模让炮栓加工时间从45分钟压到19分钟；
废品下降趋势——小李嫂蒸饭箱余热回收系统，使蒸汽利用率从31%跃至64%……
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来源标注清楚：几号炉、哪台车床、谁操作、测几次。
当我讲到小李嫂如何用旧油桶改造成蒸汽蓄能罐时，冯老忽然抬手：“等等。”
所有人呼吸一滞。
他盯着我，声音不高，却像铁锤砸在钢板上：“你说蒸汽压力稳定在0.3兆帕？你们测过饱和温度吗？”
我知道他在考我。
更知道，这是他唯一认可的语言——数据、标准、可验证性。
我不慌不忙合上笔记本：“测了三次，平均132.8摄氏度，用的是二车间校准过的玻璃管温度计，误差±0.5℃。原始记录在技术组备案，随时可查。”
会议室一片死寂。
冯老盯着我看了足足五秒，眼神从审视，到凝重，再到一丝极难察觉的震动。
终于，他缓缓点头：“继续。”
我重新转身，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弧线。
“所以我说，真正的技术革新，从来不在书本里，而在老师傅的手茧中，在炊事员的锅灶边，在每一个愿意动脑筋的普通人心里。”
话音未落，我听见后排有人轻轻鼓掌。
我没有回头。
只是从文件夹深处，抽出一张尚未示人的图纸——
它没有标题，只有密密麻麻的手写标注，按车间分区、工龄段、文化程度分层，统计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而最上方，用红笔圈出三个字：
潜力点。
我盯着黑板上那张“潜力分布图”，红笔圈出的三个字像烧红的铁块，烫在每个人心上。
“潜力点。”
不是凭空喊口号，不是拍脑袋上项目。
这张图里每一笔数据，都是我和苏晚晴蹲在车间角落，借着车床运转的间隙，一笔一笔问出来的。
哪个工龄段的工人提过改进意见？
哪些车间废品率高但没人敢动？
文化程度低，不代表脑子笨——老倪不识几个字，可他对炉火的感知，比热电偶还准。
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锤子砸进沉默的深井：“我们常以为革新是工程师的事，但真正的痛点，永远在操作台前。一个不会画图的老工人，可能比我们会算。”
话音落下，空气仿佛凝固了。
十二排木椅没人挪动，连书记端起的茶杯都停在半空。
只有窗外梧桐枯枝轻颤，割裂了斜照进来的冬日余晖。
然后——
“啪。”
一声清脆的击掌声，从第一排中央传来。
冯老站了起来。
他拄着枣木拐杖，呢子大衣肩头还沾着早晨落的霜，帽檐下的白发被屋内灯光映得发亮。
他一步步走到黑板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没看我，而是盯着那五个大字——“人民的科学”。
抬手，粉笔划动。
一圈，完整地围住了那五个字。
粉笔尖顿了顿，又缓缓写下一行小字：
“活的技术，生于泥土，长于实践。”
随后，他转身，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高，却如重锤落地：
“我教了四十年书，带过上百学生，可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的技术。”
有人喉结滚动，有人低头记笔记，更多人只是怔怔望着这个向来冷硬、从不轻易赞许的老权威。
他继续道：“过去我说‘群众搞技改是胡闹’，现在我看，是我们这些‘专家’太脱离实际了。”顿了顿，语气陡然坚定，“我建议，将‘火种工坊’纳入厂技改委员会直属单位，经费单列，人事自主，直接向总工汇报。”
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开。
直属单位？
经费单列？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个临时拼凑的“业余小组”，而是正式编入体制的技术力量！
我站在讲台上，手心微微出汗。
不是因为激动，而是终于看清了一条路——一条把草根智慧真正接上国家机器的通路。
散会时人群迟迟不愿离去，有人上来拍我肩膀，有年轻技术员追着问图表怎么做的。
我没多留，拎起文件夹就往外走。
刚出门口，苏晚晴突然从廊柱后闪出来，一把拽住我袖口。
她眼神清冷依旧，可指尖微颤：“调度科刚接到部里电话。”她压低声音，像怕被风听见，“有人举报‘火种计划’搞‘技术*****’，否定专家领导，鼓吹‘工人乱改设备’，下周要派工作组下来查。”
我脚步一顿。
寒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窗框嗡嗡作响。
我低头看着自己左手——那道焊枪烫伤的旧疤横贯指根，是去年抢修电弧炉时留下的。
那时没人信我能修好，说我一个学徒工瞎逞能。
结果呢？
省下三万块进口配件费，还顺手优化了冷却回路。
我轻轻摩挲着那道疤，忽然笑了。
“查？”我嗓音低哑，带着一丝冷意，“正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带着油污的真理。”
苏晚晴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松开手：“你去哪？”
“资料室。”我头也不回，“把这半年所有技改记录重新归档，原始数据、现场照片、测试报告，一份都不能少。我要让工作组翻每一页时，都闻到机油味。”
她没再说话，只是默默跟上来半步。
夜色渐沉，厂区路灯次第亮起，昏黄光晕洒在雪地上，像未干的锈迹。
路过值班室时，门虚掩着。我本想进去道声谢，推了推，没开。
第二天清晨打扫卫生的小工说，冯老昨夜待到十一点，走前留下一张便签，塞在抽屉最深处。
我找出来，展开。
纸已泛黄，字迹却更显苍劲，墨浓如血：
“守住底线，但别熄灭火种。”
我将它折好，放进胸前口袋，贴着心跳的位置。
而此时，厂门外通往市区的土路上，积雪尚未清扫。
远处天边，一抹灰蓝正缓缓撕裂晨雾。
似乎有什么，正在碾雪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