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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的警哨声划破了傍晚的宁静，几名头戴尖顶头盔的伦敦警察推开围观的人群，冲到了公寓门口。
为首的警长身材魁梧，面色严厉，他先是警惕地扫视了一圈记者，然后将目光锁定在莱昂纳尔身上。
警长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有居民报告说一群‘危险的印度人’包围了一位绅士！”
莱昂纳尔整理了一下被记者们挤得有些凌乱的外套，语气平静地回答：“警长先生，一场小小的误会而已。
几位来自印度的年轻绅士，就文学观点和我进行了一些热情的交流，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
警长挑了挑浓密的眉毛：“热情的交流？我们接到报告说他们试图骚扰您，还涉及使用暴力。
先生，请您放心，在伦敦，尤其是在这样的社区，我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一位体面的绅士进行骚扰。
尤其是是被一群身份不明的‘印度人’。我们会找到他们，好好提醒一下他们在伦敦应遵守的规矩。”
警长的话语充满了对殖民地来人的轻蔑，但莱昂纳尔无意纠缠，只是微微颔首：“感谢您的尽责，警长先生。
我想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应该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提醒。”
趁着警察将注意力转向驱散仍在试图提问的记者，莱昂纳尔迅速转身，用钥匙打开了公寓大门，闪身进去。
虽然门一关上，所有的喧嚣就被堵到了外面；但莱昂纳尔知道，自己在伦敦的平静生活，就此结束了。
————————
果然，伦敦的媒体机器效率是惊人的。
第二天，几乎整个伦敦的报业都沸腾了。
《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报》……
无论政治倾向是保守还是自由，无论此前对莱昂纳尔是褒是贬——
无一例外地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他秘密抵达伦敦，并与印度贵族青年发生“决斗风波”的消息。
报道详细描述了维克拉姆·辛格如何掷出手套，莱昂纳尔如何拒绝拾起，以及随后那一段惊世骇俗的对话。
莱昂纳尔关于“代表资格”的连环诘问，被原汁原味地引用，成为了所有报道的核心。
英国的舆论界对此反应复杂。
一部分保守派报纸，如《晨邮报》，指责莱昂纳尔“傲慢无礼”“以诡辩恶意挑拨帝国与忠诚的印度臣民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他的言论暴露了对帝国治理结构的无知与偏见。
而自由派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新闻报》，则从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每日新闻报》的一篇评论写道：
【索雷尔先生的提问，实则尖锐地指向了我们帝国政策中的一个悖论——
我们既期望殖民地的精英接受我们的文明与价值观，成为帝国事业的合作者；
却又在政治权利的领域为他们设置了无形的玻璃幕墙。
这种“荣耀”与“实质”的脱节，或许正是未来隐患的根源。】
但是尽管立场不同，但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都达成了一个奇妙的共识：
莱昂纳尔·索雷尔选择流亡英国，本身就是对不列颠制度优越性的最佳背书！
《泰晤士报》在一篇颇具代表性的社论中宣称：
【一个作家在他的祖国因言获罪，遭受暴徒威胁，最终选择跨越海峡，来到伦敦寻求安宁与继续发声的自由。
尽管索雷尔先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殖民政策，但他的双脚、他的理智，却选择了这片真正崇尚自由的土地。
这恰恰说明，大不列颠的文明与自由，并非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扎根于法律与实践之中。
反观我们的大陆邻居，尽管整日将“自由、平等、博爱”挂在嘴边，却连一位持有不同政见的作家都无法容忍
——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国家的文明程度，显然并不是由是否在无国王或皇帝统治下决定的；
而在于在于是否真正具备包容异见的广阔胸襟与保障自由的先进制度！】
这种对对法国毫不留情的嘲弄，瞬间在引爆了巴黎的舆论场，甚至形成了一股海啸。
法国的自尊心被严重刺痛了。
一直以来，法国人都自视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灯塔，是自由、民主、进步的象征。
尤其是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后，这种道德优越感更是强烈。
如今，竟被他们一向瞧不起的“小店主国家”——保守、虚伪的英国——如此公开地嘲笑！
而且罪名是“不自由”和“不文明”，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从右翼的《高卢人报》、《法兰西行动》，到中间派的《费加罗报》、《时报》，再到左翼的《共和国报》、《不妥协者报》……
这一次，几乎所有派别的法国媒体，此刻都罕见地同仇敌忾，将矛头一致对准了引发这一切的根源
——儒勒·费里内阁以及那些行事过激的“青年卫队”。
《费加罗报》的头版社论痛心疾首：
【十年来最大的丑闻！我们不仅在国内逼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更让整个法兰西共和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面前蒙受了难以洗刷的耻辱！
英国的嘲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们的脸上，而这鞭子，正是我们自己亲手递过去的！】
《共和国报》的评论更为激烈：
【那些自诩为‘爱国者’的军校生，还有背后纵容这种行为的当权者，他们的行径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一些穿着共和国外衣的人，内心深处仍然住着一个专制暴戾的‘皇帝’！
他们用烧书、包围私宅、司法迫害来对待异见，这与帝国时代何异？
正是他们，让我们输掉了这场与英国进行的、关乎国家形象的舆论战！】
民众的情绪被彻底点燃了。
咖啡馆里，沙龙中，街道上，人们愤怒地讨论着英国的嘲讽和政府的无能。
许多原本因为莱昂纳尔反对殖民政策，认为他“不爱国”的普通法国民众，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殖民地太遥远，大不列颠很近。
当“法兰西”成为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笑料时，内部的分歧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加上法军在突尼斯和交趾支那的一系列失败，然这种情绪迅速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的呼声开始在城市中酝酿、汇聚，然后爆发。
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他们举着标语，高喊着口号，走上了街头。
标语上写着：
“耻辱！”
“自由在哪里？”
“反对司法迫害！”
而最响亮、最一致的口号，则汇聚成两股强大的声浪：
“取消起诉！”
“让索雷尔回到法国！”
人群涌向波旁宫，涌向司法宫，塞纳河畔回荡着愤怒而坚定的呐喊。
巴黎人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反复无常……
不过，伦敦人很快就证明了自己也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