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城的雨，又开始下了。
我站在诸葛丞相祠堂的屋檐下，看着雨丝斜斜地织着，打湿了阶前的青苔，也打湿了廊下那排新立的石碑。碑上刻着的，是蜀国灭亡前最后十年的户籍记录——每一笔都浸着潮气，像要把那些被遗忘的细节，慢慢洇出来。
“先生，您说，到底是为什么？”身后传来年轻书生的声音，是跟着我来整理史料的小吏，手里捧着一卷残损的《南中户籍考》，“明明丞相留下了那么多法度，明明姜维将军打了那么多胜仗，怎么就……”
我接过他手里的书卷，指尖抚过那些模糊的字迹。纸张脆得像枯叶，稍一用力就可能碎成渣，就像这个曾经沸腾过的王朝，轻轻一碰，便扬起满目的尘埃。
“你看这页，”我指着其中一行，“炎兴元年，南中七郡，适龄男丁三万七千，在册士兵四万二。”
小吏愣了一下：“这不对啊，男丁还没士兵多？”
“是‘在册’士兵，”我加重了语气，“里面有多少是强征的流民，多少是被按着头穿上铠甲的农夫，没人说得清。你再看这行，”我又翻了一页，“同年，成都米价一石千钱，而军粮账目上，‘赏赐’给将领的酒肉，够五千人吃三个月。”
雨更大了，打在祠堂的瓦上噼啪作响，像无数双敲着鼓点的手。我想起去年在涪陵郡找到的一本老兵日记，纸页都黏在了一起，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月，又要去拉壮丁了。李老三的儿子才十五，被他娘死死抱着腿，那哭声，比刀子还割人。我不敢看，闭着眼把人拖走的……”
小吏沉默了，手里的书卷滑落在地，溅起一点泥水。
“还有这个，”我从怀里掏出一块磨损的木牌，上面刻着“兵”字，边缘被摩挲得发亮，“这是在绵竹战场捡的， belonged to 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他娘说，早上还给他煮了粥，转身就被拉去充军，连粥碗都没来得及收。”
雨幕里，仿佛能听见无数个这样的声音——母亲的哭嚎，孩子的哭喊，还有那些被硬生生扯断的炊烟。这些声音，比《三国志》里“后主昏庸”“黄皓乱政”的字眼，更能说明问题。
“您是说……”小吏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因为某个人，而是……”
“是因为太多人被掏空了，”我打断他，望着祠堂里诸葛丞相的塑像，像在对他说，也像在对自己说，“当一个政权，需要靠抢孩子、抢粮食来维持所谓的‘兴复大业’，它的根就已经烂了。丞相的《出师表》写得再恳切，姜维的北伐打得再勇猛，也填不满那些被掏空的家，补不上民心的窟窿。”
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石碑上的名字上。那些名字大多没有姓氏，只有一个代号，像“丙三”“丁七”，是当年被强征的士兵，最终成了籍册上一个模糊的墨点。
“所以，蜀国不是亡于刘禅，也不是亡于姜维，”我轻轻说，像是在揭晓一个藏了千年的答案，“是亡于那些被碾碎的日子，那些被辜负的信任。当百姓觉得‘国’比‘家’重，却发现家都没了，这国，也就守不住了。”
小吏捡起地上的书卷，小心翼翼地擦去泥点，忽然问：“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我指了指那些石碑：“记住他们。记住这些名字，记住那些没被写进史书的哭声。别让后来的人，再把‘兴复’‘大业’挂在嘴边，却忘了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活生生的人。”
风穿过祠堂，吹动了檐角的铜铃，叮当声里，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看我们是否真的懂了，那场灭亡背后，最沉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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