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内座无虚席。除了案件当事人和律师，还有不少关注环境公益诉讼的市民、媒体记者，以及田家村的十几位村民——他们特意赶来旁听，手里攥着写有“还我良田”的纸牌，眼神里满是期待与紧张。上午九点整，法官敲响法槌，东升化工厂环境公益诉讼案正式开庭。
法庭调查阶段，陈砚率先代表原告方举证，采用“证据链递进”的策略，一步步揭露东升化工厂的违法事实。他首先呈上第三方检测报告及取样视频，大屏幕上清晰播放着省级检测机构工程师在村民监督下采集水样、土样的全过程，报告中的数据表格用红色标注出DBP、镉的超标倍数。
“法官大人，这份检测报告由具备国家级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取样过程公开透明，检测方法符合国家标准，足以证明被告排放的污水中含有高浓度有毒污染物，且与农田土壤、水样中的污染物成分完全一致。”陈砚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语气坚定，“更重要的是，检测结果显示，被告暗管出口处的污染物浓度是农田水样的2.3倍，形成明显的污染梯度，直接证明农田污染来源于被告的排污行为。”
被告代理律师立刻提出异议：“检测机构与原告存在委托关系，检测结果可能偏向原告；且取样时间仅为一天，不能代表被告长期排污情况。”
苏晓随即起身回应，呈上近一个月的排污视频证据：“这是我们在被告厂区外连续蹲守拍摄的视频，共记录到18次夜间偷排行为，每次排污时间均在凌晨2-4点，与门卫张大爷的证言完全吻合。视频中还能清晰看到，排污后被告工作人员用泥土掩盖排污口，明显是故意逃避监管。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被告的排污行为是长期、故意的，并非偶然一次。”
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剪辑后的排污视频，画面中深褐色的污水从暗管涌出，顺着沟渠流向农田，与村民描述的“黑色污水”完全一致。田家村的村民们看到视频，纷纷露出愤怒的表情，小声议论着“就是这样污染我们的田”。
在证明“因果关系”环节，陈砚邀请农业专家出庭作证。专家拿着农田受损照片和检测报告，向法庭详细解释：“DBP会干扰水稻的光合作用，导致叶片发黄、无法正常抽穗；镉则会破坏土壤的微生物环境，导致水稻根系坏死、颗粒干瘪。这与原告农田出现的‘枯萎、减产、绝收’症状完全吻合，且该区域除被告外无其他污染源，因此可以确定，被告排污是导致农田受损的唯一原因。”
被告方试图以“气候异常”辩解，却被苏晓拿出的气象数据反驳：“根据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2024年3-9月，田家村区域的降雨量、温度、光照均处于正常范围，周边未受污染的农田收成稳定，减产率不足5%，与原告农田60%的减产率形成鲜明对比，足以排除气候因素的影响。”
庭审的高潮出现在“被告主观恶意”的举证环节。苏晓呈上东升化工厂的财务报表、纳税记录和供应商资质证明，逐一拆解其“环保造假”的手段：“被告2024年财报显示‘环保设备投入25万元’，但纳税记录中无对应的环保设备税额抵免；供应商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普通机械加工’，无任何环保设备生产资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被告的财务凭证中发现，所谓的‘环保设备款’实际支付给了一家五金店，购买的仅是普通管道和水箱，根本不具备污水处理功能。”
她还呈上被告伪造的环保检查记录：“这份记录中，检查人员签字模糊不清，且未填写设备运行参数、排污口监测数据等关键信息，与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正规检查记录格式完全不符，明显是伪造的。这些证据共同证明，被告明知环保要求，却通过财务造假、使用不合格设备、伪造记录等方式，长期恶意偷排污水，主观过错极其严重。”
被告法定代表人张总脸色惨白，双手紧握，却无法反驳苏晓提出的证据。被告代理律师试图转移焦点，声称“原告主张的80万元损失过高”，却被陈砚拿出的损失计算清单驳回：“这是根据近三年稻谷平均产量、市场价格计算的直接减产损失，加上土壤修复前期评估费用、村民误工损失，共计80万元，每一笔都有相应的凭证支持，不存在‘过高’的情况。”
法庭调查结束时，原告方共提交证据42份，形成完整的“排污事实-因果关系-主观恶意-损失计算”证据链，几乎覆盖了案件的所有关键环节。田家村的村民们看着被告方节节败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纷纷向陈砚和苏晓投去感激的目光。
庭审休息时，老田激动地拉着陈砚的手：“陈律师，太感谢你们了！这些证据说得明明白白，我看他们这次再也没法狡辩了！”陈砚点点头，却保持着冷静：“庭审还没结束，我们还要做好法庭辩论的准备，确保法院能全部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
秋日的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照在堆积如山的证据材料上，仿佛为这份正义的诉求镀上了一层金光。陈砚知道，这场庭审不仅关乎15户村民的生计，更关乎法律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态度。他坚信，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正义不会缺席，这片被污染的土地终将恢复生机，农民们也将重新找回对土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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