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5日酷热
七月的日头毒辣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午后的县城静得出奇，连狗都趴在阴凉处吐着舌头。我刚从学校补课回来，汗水已经浸透了校服的后背。
说起来，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期末考，似乎已经很久没去看过贺兰了，她只找过我一次，让我好好考试，不要老去找她，而后匆匆离开。
我推开贺兰家的院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院子里静悄悄的，梨树在烈日下耷拉着叶子，几只麻雀在枝桠间有气无力地啾鸣。
贺兰独自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机械地扇着风。她望着空荡荡的院子，眼神空洞，眼里充斥着红血丝，像是灵魂被抽走了一般。
“贺兰？”我轻声唤她。
她缓缓转过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才聚焦。“你来了。”声音干涩沙哑，像是很久没有开口说过话。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衬衫，袖子上别着一小块黑布。心里猛地一沉，我明白了。那个缠绵病榻许久的妇人，终究还是没能熬过这个酷暑。
“什么时候的事？”我在她身边坐下，门槛被晒得发烫。
“前天夜里。”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刚开始精神好起来我就知道了，走得时候没那么痛苦。”
我们沉默地坐着，热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在院子里打着旋儿。屋檐下的药罐还在，只是不再冒着热气；晾晒的草药已经收起来了，院子里空了一大片。生活的痕迹还在，那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却不在了。
“后事......”我迟疑着开口，有些欲言又止。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去面对失去母亲这样的悲痛？难道我在她心里连朋友都不算吗？
我很内疚，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应该早些察觉她的不对劲的……
可是想来想去只是因为心疼，我不能怪她，也没有立场，她有自己的选择。
“都办完了。”她打断我，目光依然空洞地望着前方，“张婶她们帮忙操持的，很简单。”
我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发现语言在此刻如此苍白。任何“节哀顺变”的客套话，对这个十七岁就失去至亲的少女来说，都显得轻飘飘的没有分量。
“我给你倒碗水。”她终于站起身，动作有些蹒跚。
我跟着她走进屋里。原本堆满药瓶的桌子已经收拾干净，只剩下一个相框，里面是她和母亲的合影。照片上的贺兰大概十四五岁的模样，扎着马尾辫，笑得一脸灿烂，依偎在母亲身边。那时的她，眼里还没有这么多沉重。
她端来一碗凉白开，手指在碗沿微微发抖。“医生说，妈妈最后这段时间其实很痛苦。”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现在她不用再受苦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接过碗，小口喝着。水很凉，顺着喉咙滑下去，却解不了心里的燥热。
“这些课本，”她指了指墙角堆放整齐的书籍，“你拿回去吧，我用不上了。”
“你可以继续......”我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想再劝劝她，也许在人家母亲刚刚离世时说这些有些不合时宜，但我不忍心看她放弃。
“许淮安。”她第一次这样连名带姓地叫我，声音里透着疲惫，“让我静一静，好吗？”
我放下碗，默默收拾起那些课本。书页间还夹着她工整的笔记，页脚因为反复翻阅已经起了毛边。那个在石桌前认真学习的少女，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她。她依然坐在门槛上，背影在灼热的空气中微微晃动，单薄得像随时会消散。
“我明天再来。”我说。
她没有回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走出院子，烈日刺得人睁不开眼。我抱着那摞课本，心里沉甸甸的。在这个酷热的七月下午，一个少女永远地告别了她的少女时代。而我能做的，只是抱着一摞再也用不上的课本，走在滚烫的黄土路上。
远处传来卖西瓜的吆喝声，悠长而慵懒。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对有些人来说，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模样。
那天晚上，我梦见贺兰还是早市上那个系着粉色头巾的卖梨姑娘，眼睛弯成月牙，正在和邻摊的小狗玩耍。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片。
为什么命运会这样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