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祁咏都把什么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很明显的是祁咏他去不想去趟这个浑水，祁咏他压根儿就不想做这个赔本的买卖。他为了付涂财告周浩然合同诈骗的事，肥了胡斗，他的从财务上支取二三十万的现金跑了北京几次，又到成都跑了多次，这才是吃撑倒了找些事来做，明晓得是冤假错案还要去找证据？到头来是一无所获，净搞些劳民伤财的事！这些都是胡斗利欲熏心的结果，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个人喜好上。这时，那付涂财抓耳挠腮了好一阵子，摇了摇头说："别说了，我也没关系在精神病医院，那又咋办呢？"最后，付涂财和祁咏商议：付涂财到精神病医院去摸一下底，清楚一下他们的内部结构。于是他了解到，如果真的是精神病人需要之前的医院鉴定，家里的人陪同才能入院，没有家里的人他们是绝不能入院的。他又和祁咏及胡斗商议，但胡斗尽管是手眼通天，终究还是不敢逾越这个雷池。
正在此时，中央的全国政法队伍整顿的大幕拉开了，风卷残云般地摧枯拉朽，冲击着全国政法战线的每个角落，也深深地考验着每个政法队伍的人们。胡斗坐在办公室椅子上，思考着付涂财的为人之道。那天只说把周浩然弄进精神病医院的事情，就忘记了问他办的酒店度假村的事。这家伙好生令人烦的，他那天自己说马上到成都去办，一晃就过去了十天了还音信全无？他是不是忽悠我呢！假借我的手抓了周浩然，就他去找香港老板来买希尔顿酒店，但竟然是毫无音讯，一定是被他忽悠了，这个狗日的付涂财！硬是气人！
胡斗回过神来，研究着公安局的全盘计划，他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如果不按计划进行，他的目标将无法实现。他翻了翻去年的成绩单，毫不隐讳地做了大事也做了很多小事。比如说偷个手机或偷辆自行车的勾当，就是拉人头。他计算了一下，偷手机的比较多，也容易，偷上一两个手机的，要判他个一年；偷个自行车的也容易，一般判八个月，重犯就一年刑期不等。这样做，他的任务就更上一层楼了！于是，他叫祁咏提审一个偷手机的。祁咏坐好后，令两个警察去提那个人。
不大一会儿，两个警察押着一个胖乎乎的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进来了。其中一个警察把戴着手铐的那个小伙子推到审判椅上，又关了闸。祁咏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回答道："我叫曾德兴。"又问道："你的性别，年龄和住址。"那曾德兴都一一如实作了回答。祁咏全部作了记录后又问道："你是如何偷人家手机的？"接着，曾德兴就把如何偷手机的过程说了一遍。在审理这种小偷小摸的案件中，祁咏是掌握了一定经验的，他吃准了这些偷窍扒手的特性，况且，在新源县，这种贼娃子太多了，几乎是三天两头就抓了一个，案子简单易审理，就是没有多大的油水，但还是根据情况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