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多山，小城便匍匐在山坳里，像是被时代列车匆忙卸下的旧行李。俞微微一生的伏笔，就藏在这片苏联风格的军工家属院里，等待着时间的揭示。
楼体是敦实的藏灰色，屋顶覆着藏青的瓦，历经风雨仍透着一种规整。阳台是统一的方形，像冷静的眼睛，注视着院内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和永远干净的水泥路面。
这里的空气，没有小城别处常见的散漫与闲适，飘荡着一种特殊的气味——厂区锅炉房传来的淡淡煤烟，与食堂蒸馒头时飘出的甜暖蒸汽混在一起，成为这个封闭王国的独特标识。这里曾是三线建设骄傲的军工堡垒，一个自足的世界。
在**十年代的辉煌时期，这里是小城人人艳羡的“上面”。父母所在的军工大厂，意味着最稳固的铁饭碗、最丰厚的薪水和不曾间断的福利。厂里的卡车会从远方拉来市面上少见的外供水果，成为孩子们小小的、甜蜜的优越感。
俞微微的父母是老实人。老实，意味着他们曾是光荣的“三线建设”第二代，是螺丝钉，拧在庞大机器上就再没想过动弹；也意味着下岗潮一来，他们成了最先被拂去的那层灰。家境骤然收紧，桌上油荤少了，母亲的缝纫机声却响到深夜。他们的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学的决心，沉甸甸，却也仅止于此。至于精神世界的丰瘠，那是另一个维度的事，他们无从知晓，亦无力触及。
然而另一方面，她却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源泉——外祖父母的家。同样在家属院里，却仿佛一个异托邦。外祖父是□□前念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因时代洪流被卷入这山坳里的堡垒。外祖母，则是旧式乡绅家的小姐，即便穿着最普通的确良衬衫，也永远保持着一种历经风雨的从容。于是，俞微微的成长，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
当厂区播送着通知时，外祖父的书房里飘出的是贝多芬的声响，是他吟诵的古诗文音。他的书架，是微微真正的启蒙之地。当别的女孩在跳皮筋、讨论电视剧时，俞微微已懵懂地潜入《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在《红楼梦》的悲喜间徘徊。
外祖母则会一边沏着廉价的茉莉花茶，一边用平静的语调，讲述她如何毅然放弃优渥安逸，选择跟随被贬谪的外祖父来到这山沟。“日子可以清简，但人不能掉价，”这是她的风骨。有时话至尾声，她也会看着山外的夕阳，喃喃自语：“女人这一生，选路比走路更重要。选错了，风骨就成了负累。”
那时俞微微还不完全懂，但这些话，却像一根极细的针，悄无声息地扎进了心尖最柔软的地方，在往后的岁月里，隐隐作痛。
许多年后，俞微微在另一个男人的臂弯里醒来，听着身旁均匀的呼吸声，总会猝不及防地想起蒋之南送给她的那张银行卡。他说：“和我，不需要这些。”那时她也不懂，这并非慷慨，而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在命运面前最早的、也是最无力的妥协。
而这一切的伏笔，早已藏在布满煤烟与书香的童年。
也许这种与生俱来的撕裂感赋予她的，不仅是向上攀爬的原始动力，更是一种刻入骨髓的、对“另一种活法”的永恒追问与意中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