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捧场，参加今天的午间报告会，我是主持人匡密，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次报告人兰熙童老师。”简短的开场后，匡密便撤离讲台，将话筒交给兰熙童。
午间报告会的时间是中午12点，来旁听的老师们都能得到一份午餐。不过12点也是学生刚下课的时间，一些人下了课才飞奔着赶过来聆听，好在兰熙童刚刚开始不久，没有错过太多内容。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中午好，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科学合法性的焦虑：传统医学、现代精神科与语言问题’，这篇文章刚刚成型，还有很多进步空间。所以上周匡密老师建议我在午间报告会向大家讲一讲，一则是帮助我自己梳理思路，一则是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医学知识的生产与实践中，科学合法性始终是一条不断被追问的主线。传统医学和现代精神医学表面上处于对立的两端：前者常被指责为‘不科学’，后者则力求通过量化指标、标准化分类来凸显起‘科学性’。然而，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二者均面临着类似的焦虑：如何在语言的层面上被承认为‘科学’。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医学的知识体系并非单纯由经验累积或实验验证而成，而是通过一种话语体制构建出来的。这意味着不同医学体系的合法性争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如何生产真理的斗争。
“所以我的报告会从四个方面切入。”兰熙童抬头看一眼门口不断走进来的学生，继续汇报。
“首先是科学合法性的双重焦虑，哪双重呢，精神医学的焦虑和传统医学的焦虑。
“现代精神科依赖于D**（《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与ICD（《国际疾病分类》）等工具，它们通过症状的量化与分类来建立诊断的合法性。然而正如凯博文所批评的那样，这种‘疾病叙事的标准化’常常抹去患者的生命经验，使之沦为冷冰冰的编码与统计。这当然保证了科学的外观，但是也造成了对‘病人世界’的忽视。
“再来说传统医学，尤其以中医为代表，通过气、阴阳、脏腑等语言建构来解释病理与疗效，这种语言与患者的身体经验高度契合。但在现代科学话语的标准下，这些概念常被指为模糊、不可证伪，因而长期出于边缘化。
“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前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事件。我和一位学习生物学的博后聊起凤仙花。我说它身上由很多功效，以前大家都用来给指甲染色，近几年反而是治疗灰指甲的功效被放大。我虽不百分百相信百科里写的这一功效，但我愿意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它的功效。而她则不认可。直到我向下翻，看到百科上标着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分离出的凤仙花中含有的化学元素，她才不再尖锐地和我针对，固然她还是不相信中医、中草药，我也没有坚持争执下去……
“分享这个真实案例，就是想再一次申明拜尔斯东曾经指出的，所谓科学医学与非科学医学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构建，而非中立的真理判断。总之，从精神病学到传统医学，二者都为‘如何以科学的语言获得合法性’而焦虑……
“第二个面向是关于‘语言的困境’，涉及到转译与压缩。何为精神医学的翻译，也就是将患者的叙述翻译为医学术语。比如，患者会说‘每天清晨胸口像有石头压着’，在病例中，医生需要将其转译为‘抑郁障碍的晨间不快，伴有躯体化症状’。这种转换让复杂的经验进入医学体系，但是也压缩了语言的丰富性。
“在中医中，这样的描述更多，什么叫‘心火偏旺、气机不畅’？这在患者的文化语境中是极具可理解性的，但一个不相信的人或者受到现代医学或现代科学影响的人就会质疑它缺乏实证支持。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中医全都是招摇撞骗？也是因为很多人善用这一类语言却没有真材实料，无法实现治病的目的，反而贻误病情。
“此中存在语言的不对称，即福柯所谓的‘医学凝视’。西方生物医学的语言被视为客观、科学，而其他体系的语言则被降格为‘文化’或‘信仰’，甚至‘巫术’。由此，合法性的焦虑与语言的不对称性相互叠加。”
兰熙童指导的几个本科生在离系楼最远的教学楼上课，一下课就赶过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还气喘吁吁。深呼吸后，蹑手蹑脚地走到教室的最后面，已经没有座位了，三个人只好靠在暖气片上掏出平板电脑一边听一边拍照记录ppt的内容。
“接下来，我将从最近收集的材料开始具体分析和讨论，内容来源于患者的病历，这位患者因为精神类疾病就诊精神科，因为身体状态问诊了中医，我们尽量寻找了时间相近的两次问诊记录，一共找寻出十二组。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段日记内容：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一下定在那里，教室里的声音突然远去，我感到无法呼吸，直到有人从后面推搡我，我更加恐慌，脚上仿佛生了根，每走一步都让我感到疼痛。我很想扭身逃离这个地方。
“面对这一段经历，精神科大夫会认为患者是社会焦虑障碍，中医大夫的实际诊治则是心火上炎，肝气郁结。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三段内容呢？作为社会科学，我们会认为患者的沉默不仅是症状，而是与性别、学校环境、社会期待相关。羞耻作为文化情感，不能仅用‘障碍’来涵盖。二者都需要重新理解，医学语言不仅仅是描述工具，而是在不断地塑造患者如何理解自身的痛苦。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从精神科大夫那里得到诊断后会让患者感觉好一些，还是中医的诊断让他们更舒服呢？这大概也涉及患者本身的知识以及性格。社会焦虑障碍过于术语，反而无法让患者从文字**情，中医的表述虽然更加抽象，可是却应和了患者对身体的自我感知。反之亦然，一些人无法理解中医的表述，却认为精神科的诊断更清晰。
“这就不得不提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医学人类学的介入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揭示语言的作用，指出合法性的政治性以及创造新的合法性维度。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媒介，而是是合法性生产的机制。正如拜尔斯东所言，医学体系是一种文化系统，而语言是其贺欣资源。
“凯博文则提醒我们，不同的疾病叙事具有不平等的地位。精神医学与传统医学的焦虑，折射的是知识体制中的权力分布。
“最后，除了科学验证之外，合法性还可以包括患者的文化认同、经验匹配和治疗信任度。换言之，医学合法性不应只依赖科学证据，也应包括叙事的、文化的与社会的合法性。
“总之，传统医学和现代精神医学的关系，正如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一向不是科学对非科学，而是语言与合法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学合法性的焦虑，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焦虑。人类学的任务也不是去做裁判，而是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去解释这种焦虑如何在语言中被生产，并探索能否建立起超于‘科学/非科学’二元对立的合法性形式。
“正如福柯所言：‘真理不是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制度化生产出来的。’如果医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治愈与减轻痛苦，那么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是否也应当包含文化与叙事的维度？
“以上便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完稿我打算投至《健康、医学与社会》。”
匡密作为主持人再次上台：“很精彩的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要交流吗？”看到底下的人面面相觑，似乎还没从讲座中反应过来，紧接着说道：“那我行使一下主持人的特权，抛砖引玉一下。”
“这样吧，我问一个跟我自己的研究比较相关的，在你讨论的语境中，患者似乎总是被动地被纳入某种语言体系。那么，我想知道，患者是否有可能或者选择性使用语言来争取自身的主体性呢？”
兰熙童大脑飞快地旋转，大约过去半分钟，她才尝试着一边组织语言一边回应：“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患者会对医生说谎。不过……这里的说谎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欺骗……我感觉可以理解为策略性的语言实践？我曾经在养老院做田野时，老人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叙述或反应，比如隐瞒症状以避免过度治疗，或者夸大痛苦来获得更多关注和照护。在语言占据重要地位的精神科、心理诊疗中，患者完全可能选择性使用语言来争取自身的主体性。我大概先说这么多。”
或许是匡密的问题启发了大家，兰熙童话音刚落，就看到下边好几个老师与学生示意匡密要话筒。
“周老师？”
本章内容纯属为剧情需要根据资料杂糅出来的一篇报告，请勿当真。另外，除了提及的知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作品为真，其他均为假，比如期刊名称，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也不可能为了起个名称真地去寻找成千上百本期刊名称，并从中提取一个现实中没有的期刊）。
继续给自己求鼓励，求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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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