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的态度始终如一，甚至带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委屈”。他明确表示：出庭？是绝不会出庭的。给钱？是绝无可能的。在他反复强调的逻辑里，仲裁对他“毫无影响”，他依旧是那个“争取不让自己黑化”的好人。他甚至流露出深深的“困惑”与“受伤”：我，那个曾经安静离开的员工，怎么会、怎么忍心去仲裁他呢？他那么好，那么努力维持着“体面”，这结局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然而，这份“想不通”，在我看来，不过是**裸地暴露了他对自身行为的彻底失察。当他需要我“讲感情”时，便要求我签下空头协议，苦等半年甚至更久；而当我依法追讨应得的劳动报酬时，他却反过来指责我“不讲情义”、“没有感情”。这种双重标准，根植于权力的傲慢。
最初的创业或许承载过共同的技术梦想，但当老板选择将我们这些元老污名化为“底层研发”、利用破产清算之名行金蝉脱壳之实、将共同奋斗的成果据为己有并转移到亲属公司的那一刻起，梦想的旗帜早已被亲手撕碎。他攫取了果实，却奢望被伤害的人报以宽容？连一句真诚的道歉都欠奉，又谈何原谅？
他想不通的是，为何那么多前同事会为我的朋友圈点赞。是“对事不对人”的道理太过深奥，还是年岁渐长反而让他退回了“对人不对事”的孩童逻辑？那些点赞，并非针对他个人，而是对不公的无声抗议，对被践踏的契约精神的集体共鸣。
对我而言，与公司C的这段关系，用邓紫棋的一句歌词足以概括—— 《句号》。画下了，便再无转圜。曾经的付出与忠诚，已如东流之水。未来的路，或许需要配上一曲 《孤独》独行，但这份孤独，远比困在虚伪与算计的泥潭中来得干净、坦荡。
至于公司C（以及其借尸还魂的新壳）？在我心中，它已是明日黄花（或“末日黄花”），徒留一个空壳或一场闹剧。是凋零还是苟延残喘？挂也无瓜——我已不再关心，亦与之再无瓜葛。
尽管老板信誓旦旦绝不出庭、绝不付款，但在仲裁程序步步紧逼、尤其是“下落不明”的官方认定带来潜在法律风险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无法完全无视。在拖延了足够久之后，一份由老板（或代表其的律师）签署的《调解文件》，终于出现在了仲裁庭的案头。文件中，老板一方作出了一个关键承诺：同意不开庭审理（即缺席庭审）。这看似是最后的“体面”退场，实则是在法律程序面前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意味着他放弃了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仲裁庭将依据现有证据和我的申诉，在老板缺席的情况下，做出最终的裁决。这场始于欺骗、终于荒诞的维权之战，其法律层面的句号，终于即将落下。而老板那迟来的“配合”，不过是为这场闹剧，添上了一个充满讽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