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季瑛，我家对面有个邻居，她叫薛时绾。
自我记事起，家里三口人就住在家属院的筒子楼里，当时正是九十年代初，赶上设计院由事业单位改国企，不少人都下岗了，一笔遣散金就买断工龄，也买断了他们本来坚信永远不会丢的铁饭碗。
我家是双职工，妈妈是工程师，爸爸是描图员，在工资按照职级和工龄发放的年代，爸爸高中毕业就开始参加工作，工龄比大学毕业的妈妈长，每月的工资甚至还要多五十块钱。
二十块钱是家里一周的伙食费，是一罐商场里的进口奶粉，也是爸爸在每一次和妈妈吵架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反复念叨的资本，似乎为了这二十块钱，家里的饭菜是妈妈一个人做，家里的地板是妈妈一个人擦，家里的衣服也是妈妈一个人手洗……
妈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上班干工作，下班做家务，好像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
我上托儿所的时候，改革与下岗都还没开始，设计院尚且还带着点保密单位的属性，家属院外围是红砖垒的高墙，高墙外常年站着两个精神抖索的哨兵叔叔，如果小孩淘气想要跑到外面玩，都会被哨兵叔叔架着胳膊抱回托儿所。
哨兵叔叔对待大人总是一丝不苟的板着脸，但对我们这样的小孩却很和善，还教会了我们一种叫“打倒地主”的游戏。
游戏需要一个人当地主，地主必须身强力壮，选托儿所里面最高最壮的孩子，其他的人当农民，如果地主抓到一个农民，农民就会变成地主的佃户，帮着地主一起抓剩下的农民，最后看哪一边阵营剩下的人多，哪一边就算获胜。
这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疯跑打闹的游戏，但玩的次数多了，我却偶然萌生了疑问。
地主是什么意思？佃户又是什么意思？
托儿所的老师告诉我，地主就是好吃懒做，整天躺着睡觉不劳动的人，佃户就是辛勤劳动，却总是被地主欺负的人。
那天晚上，妈妈下班后把我从托儿所接回来，一手拎着从食堂打的晚饭，一手牵着我，肩上的挎包里还装着两本厚厚的大书，随着妈妈走路，一前一后地摇晃着。
我嘴里嚼着妈妈给买的山楂条，仰着头和妈妈说，爸爸整天在家里不干活，只会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理妈妈也不理我，是地主，她每天在家忙东忙西，是佃户，是被地主雇来干苦活累活的佃户，每月工资二十块。
妈妈听完笑起来，没说什么，但我却知道，妈妈觉得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大人总是不重视小孩子的话。
于是，我连山楂条也不嚼了，郑重其事地告诉妈妈：“爸爸一直在欺负妈妈，这是不对的！”
妈妈究竟有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我并不清楚，但是从那天开始，妈妈变得比从前更忙了，她和爸爸的争吵也更多了。
他们吵什么，我听不明白，只能听见，大概是在说房子和存款什么的。
又过了一阵子，只在过年时候才见过的爷爷奶奶来了家里，姥姥也紧接着到来，但她并不是跟着一起吵架，而是去劝妈妈。
我偷听过姥姥和妈妈躲在卧室里说话，她们关着门，但我就躲在门后，木制的房门根本挡不住什么声音。
“妈是过来人，说的话也都是为了你好，夫妻两个人吵架闹矛盾都很正常，谁家过日子不拌嘴呢？再说，向东他是个好人，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在外面乱搞，工资都交到你手里，这不比那些吃喝嫖赌打老婆的男人好多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在操持，孩子我管，饭我做，衣服我洗，他一下班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家里筷子掉了他都懒得弯腰拣一下！妈，这样的日子我忍不了一辈子！”
“哎呦，他上了一天的班，下班回家累了嘛。而且男人笨手笨脚，根本就做不好家务，夫妻都要相互体谅。”
“凭什么啊？我也和他一样在外面工作，我也累，我也想要人体谅一下我……”
房间内穿来妈妈压抑的抽泣声，我跑到客厅拿了抽纸，又跑回来想给妈妈送过去，但却听见姥姥的声音。
“唉，女儿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也心疼你。可你也该想想，小瑛都这么大了，再过半年就要上小学，你如果真离了婚，让她怎么办？她将来到了学校，会被人笑话没有爸爸！”
听见姥姥提起我，我赶紧将耳朵贴紧了房门，只听见妈妈的声音还带着颤音。
“我已经和他讲明白了，房子是院里分的，存款一人一半，其他东西我都不要，但是小瑛得跟着我。”
“我的傻闺女！你年纪不小了，离过婚还带着小瑛，将来怎么再嫁人呐！”姥姥声音高的吓人：“你如果一定要离这个婚，那就让小瑛跟着我们回老家，我们帮你带孩子，这样你在院里再找一个也容易……”
“不行！小瑛必须跟着我，”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坚定有力：“我自己生出来的女儿，只能自己养，别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妈，老家村小学教学资源太差，小瑛跟着我在城里上学更好，将来我还要供她念大学，读博士！”
这场偷听的谈话在姥姥无可奈何地叹气声中结束了，后来姥姥曾经抱着我长吁短叹，说妈妈自小主意就正，总是标新立异，当年村里女孩子都趁年轻嫁人的时候，妈妈是唯一一个女大学生。
姥姥说，妈妈像块臭石头，又臭又犟，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成，无论是当年的上大学，还是现在要和爸爸离婚。
我并不懂姥姥为什么这样说，在我心里，妈妈就是最厉害的英雄。
在我上小学之前，妈妈和爸爸正式离婚，在我的抚养权问题上，爸爸原本不想放手，他和妈妈大吵一架，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他每个月的工资比妈妈还要多二十块，有更多的钱抚养我。
我为此还提心吊胆了一段时间，但最终爸爸还是退让了，因为妈妈答应把家里的存款多分给他三分之一，大概三千块钱。
在三千块钱面前，爸爸果断地放弃了我的抚养权。
我当时只有五岁，妈妈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牵着我，我掰着手指头，数三千块后面有几个零。
后来我跟着妈妈搬进了新家，也在家属区里面，只是房子比先前小了一些，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厨房和卫生间都在楼道里面，一层楼的住户共用。
和我们共住一层的人家姓薛，他们家里一共两个女儿，小女儿和我同岁，叫薛时绾。
薛时绾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我在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知道。
当时我们刚搬进新家，妈妈带着我去和邻居打招呼，开门的人是带着围裙正在做家务的薛阿姨，薛时绾站在她身后，身上穿着带薄纱的连衣裙，头上带着一个亮晶晶的闪片蝴蝶结发卡，嘴里咬着棒棒糖，从薛阿姨身后露出半个身子，打量着我。
“你的头发好乱，我帮你梳头发吧。”
这就是薛时绾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
五岁的年纪，我还需要踩着小凳子才能够得到洗手池，而薛时绾和我同岁，却已经能熟练的从薛阿姨的梳妆盒子里找出牛角梳子和红头绳，拉着我一路跑到楼下，坐在树下的阴凉处帮我梳头。
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小凳子，我坐在前面，薛时绾坐在后面，她解开我的马尾辫，小小的手握着牛角梳，梳过我的头发。
薛时绾的手抚过我的头发，我闻到一种陌生的香味。
我问她：“这是什么味道？”
“护手霜，我偷偷擦了妈妈的，”薛时绾的声音脆生生的：“好闻吗？”
“好闻。”
薛时绾将我的头发向后拢在一起，她的手指碰到我的耳廓，带来一点麻麻的耳鸣，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耳朵原来这样敏感。
薛时绾没有用我原本的黑色皮筋给我扎头发，而是换成了更显眼的红头绳，扎好马尾辫后，她让我转过来。
我听话的照做了，她左左右右的将我打量一番，从自己头上摘下来那个带着闪片的蝴蝶结发卡，别在我的头上。
“嗯，现在漂亮多了，”薛时绾给我打扮完，满意的叉着腰说：“我喜欢和漂亮的人玩，你以后就是我的朋友啦，也要漂漂亮亮的！”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把薛时绾的蝴蝶结发卡带回了家，稀里糊涂的和她成了朋友。
夜晚我和妈妈一起躺在床上，我说了薛时绾，告诉妈妈，我交到朋友了。
“恭喜季瑛小朋友，来到新家的第一天就有了小伙伴。”
妈妈给我掖了掖被角，笑着说：“等下周去小学报道，你肯定会交到更多好朋友的。”
周一，我背着新书包坐进了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因为个子高，我被老师安排在比较靠后的倒数第二排。
倒数后两排的男生比较多，除了我以外，坐在后两排的女生就只有一个薛时绾，她是我的后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