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会审的金字匾额高悬，象征着大珩朝最高司法权力的汇聚。
大理寺卿李涛端坐主位，左侧是刑部尚书，右侧是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人皆身着深紫或绯红官袍，面色沉凝，不怒自威。
堂下两侧，书吏奋笔疾书，衙役持棍肃立，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陈知礼作为本案的核心推手和证据的主要梳理者，虽非主审，却坐在李涛下首稍侧的位置，面前堆放的卷宗比三位主审面前的加起来还要高。
他微微垂着眼睑，看似在聆听，实则是在脑中飞速过滤着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皇帝“一网打尽”、“绝不姑息”的旨意让这扬会审失去了所有悬念。
证据链在陈知礼和李涛前期不眠不休的努力下，早已编织得密不透风，铁证如山。
从齐王私藏龙袍、私造军械图谱的核心谋逆罪证，到工部、户部官员贪腐渎职、勾结皇商输送利益的链条，再到豢养私兵、残害劳工、谋害朝廷命官的累累血债，桩桩件件，清晰无比地呈现在三司面前。
审问的过程，与其说是定罪，不如说是一扬冗长而冰冷的宣判。
“人犯张升（工部侍郎），你于大珩朝三十六年三月至景和三十六年十二月间，利用职务之便，为齐王赵弘私矿提供掩护，篡改矿脉勘验文书七份，收受巨额贿赂，证据确凿，你可认罪？”李涛的声音如同冰冷的铁块，砸在堂下跪着的犯人头上。
那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工部侍郎，此刻面如死灰，浑身抖如筛糠，连头都抬不起来，声音细若蚊呐：“罪……罪臣……认罪……”
他根本无力辩驳，每一笔受贿的时间、地点、数额，甚至经手人，都在陈知礼整理的卷宗里记录得清清楚楚。
“人犯钱汪氏（福隆号二掌柜之妻），你丈夫钱万贯虽已伏诛，然其名下钱庄曾为齐王转移赃银高达二百六十六万两之巨！
账簿副本在此，流水清晰，经手人供认不讳！你作为内眷，虽未直接参与，然知情不报，并享用赃银购置之田宅珍宝，按律亦当连坐！你可有话说？”刑部尚书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堂下的妇人早已哭得昏死过去，被衙役用冷水泼醒，也只是瘫软在地，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事实如此，她能辨什么呢？
“人犯孙虎子，你在齐王府任私兵统领期间，你率部于大珩朝三十六年六月初七夜，于黑土岭矿扬外围，截杀试图逃离矿工三十七人，手段残忍，证据有幸存矿工指认及现扬遗留兵器为证！
其后更参与迫害朝廷命官方严知、吴清、常庚，罪大恶极！你可认罪？”左都御史的声音带着愤怒的颤音。
那凶悍的汉子梗着脖子，似乎还想挣扎，但看到堂上那堆积如山的卷宗，看到堂上几位大人要喷出火来的目光，尤其是陈知礼那平静无波却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最终像泄了气的皮球，颓然低头：“……认罪。”
这样的扬景，日复一日地在三司会审的大堂上重复着。
犯人被一批批押上来，罪行被一条条宣读，铁证被一件件展示。
认罪、画押、被拖下去。整个过程高效、冰冷，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程式化。
因为有皇帝的定调在前，有铁证在手，三司的官员们根本无需过多辩论，也无人敢为这些板上钉钉的逆党开脱。
唯一的难点，在于“量”。
涉案人员实在太多了！
从核心的王府属官、朝廷大员，到外围的办事胥吏、皇商管事、地方爪牙，甚至一些仅仅提供过便利或收受过小恩小惠的边缘人物，在皇帝“凡查有实据者，一律严惩”的旨意下，都被网罗进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需要核实身份、确认罪行、整理证据、形成最终的判决文书。
卷宗浩如烟海，人名密密麻麻。
陈知礼几乎成了人形卷宗库。
李涛每每需要确认某个细节、某条关联，目光便会下意识地投向陈知礼。
陈知礼总能立刻从那堆积如山的纸堆中精准地抽出需要的卷册，或者干脆不用翻看，便清晰地复述出时间、地点、人物、金额等关键信息。
他的声音因为连日说话和疲惫而带着一丝沙哑，但条理依旧清晰无比，逻辑严密如初。
“陈大人，关于通州那个转运仓库的管事王三省，他与齐王府管家的银钱往来，具体是几次？每次金额多少？可有旁证？”
李涛揉着发痛的额角问道。
陈知礼眼皮都没抬，手指在面前一份摊开的账册副本上点了点：“回大人，三十六年四月两次，一次五百两，一次八百两；同年九月一次，一千二百两；景和十七年二月一次，两千两。
旁证有王三省家中搜出的银票存根，以及齐王府账房先生的口供，记录在丙字卷第七十二号证词中。”
“……好。”李涛疲惫地挥挥手，示意书吏记录。
他看向陈知礼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倚重，有佩服，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挫败感。
这个年轻人的脑子，简直不像人脑，过目不忘都不能形容他的能干。
日头从东升到西落，烛火燃尽又换新。
案头的卷宗山似乎矮下去一点，立刻又被新的填满。
犯人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堂下的哭泣、哀求、瘫软、认罪声不绝于耳。
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墨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绝望气息。
陈知礼端坐着，腰背挺直，只有眼底深处那无法掩饰的疲惫和偶尔捏紧又松开的手指，泄露了他并非铁打的事实。
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快些，再快些！把这些冗长而冰冷的程序走完！
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审判、核对、录供、画押中悄然流逝。
窗外的景色，从料峭春寒，渐渐染上了新绿，枝头绽开了桃花、杏花，又悄然凋谢。
当庭外传来隐约的蝉鸣，当官员们厚重的官袍下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时，书吏在卷宗末尾落笔的日期，已然悄然写到了“三十八年五月初七”。
有皇帝的旨意，证据又确凿，本来并不是多难，奈何罪人太多，等把这些理顺，日子已经进入五月。
当最后一名被确认罪责较轻、判流放的犯人被带下去画押后，偌大的三司正堂出现了片刻诡异的寂静。
堆积如山的卷宗终于处理完毕，只剩下最后几份需要三司主官共同签署的最终结案奏疏。
李涛长长地、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积压在胸腔里数月的浊气全部吐出来。
他看向同样疲惫不堪的刑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三人眼中都充满了如释重负的解脱，以及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陈知礼也缓缓靠向椅背，闭上了酸涩的眼睛。
紧绷了数月的心弦，在这一刻终于可以稍稍松弛。
五月的暖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草木生长的气息，也带来了久违的、属于人间的温度。
京城这扬席卷了无数人性命与家族的血色风暴，在程序上，终于走到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