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重庆前，陈氏家族抓紧时间出售大后方的资产，而想购买的人，肯定是属于大后方的本地富豪。
由于法币贬值严重，100法币只能购买两个鸡蛋，而黑市上法币兑换美元是2897:1；所以，这些资产的出售，基本是以黄金、银元、外汇来进行交易。
而得知陈光良有意出售川蜀企业的本地财阀们，纷纷上门寻求接洽。
而最受欢迎的，当然是新安制糖厂和新安酒精厂，因为大家明白，短时间内，粤省和沪市不可能有机制糖的诞生，那么川蜀的白糖依旧可以销往全国。
而作为华夏惟一的‘全机械白糖厂’，旗下的白糖质量更是独一无二，那么这家工厂在一两年内，就能大赚特赚；就是以后，那也是在西南畅销无阻。
这天。
担任‘川省银行’董事长的潘昌猷，来到平安银行大厦。
此人在1934年任CQ市银行公会主席，商会主席，1940年任川省银行董事长，并兼任数十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抗日战争中还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
潘昌猷的崇德公司，是大后方有名的经营猪鬃企业，这些年因为美国需求量很大，所以也是发了不少财。
“陈先生，这么快就决定出售大后方的产业，看来是我们川蜀容不下你这条真龙呢！”潘昌猷一开口，便是奉承的话。
人的名树的影，陈光良在商业的影响力，远不是这些本地财阀可以比拟的；就是在政府上的影响力，更不是潘昌猷可以比的，虽然陈光良一直推辞官位。
陈光良不知道未来潘昌猷的命运，但既然是有实力的人前来洽谈，他自然非常欢迎。
“言重了。如今抗战结束，沪市商业也是百废待兴，这不缺点本钱，就干脆忍疼出售大后方的产业。”
闻言，潘昌猷心里说道：“谁叫你充大好人，把钱都捐了出去。”
大后方的商人都知道，陈光良将几家工厂的利润，基本都捐了出去，还有就是对员工特别的好；所以陈光良虽然手握几家超级赚钱的工厂，但这几年是肯定没有捞到什么的。
不过他面上说道：“陈先生全力支持抗战，是我们商人的楷模。”
“不敢当”
随后，潘昌猷便问起正事来，他说道：“陈先生，不知道你在内江的制糖厂、资中的酒精厂，以什么价格出售？”
陈光良直接说道：“两家工厂打包价格是100万美金，支付方式只接受黄金、大洋、美元、英镑。”
当初投资大概是150万美金，如今差不多折价至7成不到，设备基本都是1936年的，使用也已经八年多的时间。
不过，设备厂房不是唯一值钱的资产，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成熟的销售网络等，这些才是真正宝贵的资料。
毫不客气的说，谁拿下这家工厂，谁就可以统治整个大西南的机制白糖供应。而且，哪怕是旧设备，但随着欧美也在通货膨胀，其价值也是不菲。
潘昌猷心底盘算一下，觉得2年内回本，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拿下这座工厂，那么技术和经验也就到手了。
“这个价格还能低一点么？”
“你说笑了，这个价格大家会抢着要，我只考虑支付的方式，谁是黄金和美元，谁占优势！”
潘昌猷明白，陈光良说的是实话，当即说道：“那我考虑一晚上，明日再给您答复。”
陈光良点点头，说道：“这是我的秘书郭德明，后面有事，你也可以和谈！”
“郭秘书我认识，好，那你留步。”
待潘昌猷离开后，郭德明说道：“这100万美元确实不贵，就看谁能最快拿出那么多的黄金和美元。”
陈光良点点头，说道：“是这个理，不过他做猪鬃生意的，美元和黄金都应该都很充足。”
这几年，陈光良在大后方赚的钱，基本也是捐出去和养工人、属下，但在后方的财富，还是增加至150万美金的黄金、美元。
这150万美金中，有100万是一开始攒的（出售六座商业大厦、租金、来沪前的航运分红、运输队回笼）；而后面的50万美金，有一部分是在1942年长江地产出售了部分租赁物业，以及长江地产的租金。
所以，他是真没有从工厂里将利润拿走，而是全部捐给基金会，以及照顾职工。
若是他卖掉制糖厂和酒精厂，手里就有250万的美元和黄金、大洋，这些准备带到香港去。
其它方面：
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及沪市一厂的地皮，所得资金用于重建沪市新丰二厂；
重庆维他奶工厂，直接准备搬迁至沪市；
重庆航运资产，卖掉的资金，用于迁厂和上千名员工及家属的回迁费用；
重庆平安银行的资金和重庆平安银行大厦，则用于重庆香港和沪市的平安银行
相比较新安制糖厂、酒精厂的让人垂涎，新丰纺织厂的出售，却遭遇压价。
由于1942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五大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1945年产纱35433件，1943年产纱56468件，1945年比1943年减产38%。
五大纱厂生产萎缩可以看出花纱布管制的弊病，实行全面管制后，原棉由花纱布管制局统一收购，再分配与各纱厂使用。
仅新丰、豫丰、裕华、申新、沙市五厂每月需棉量达38000担而局方收花工作混乱，再加上运输艰难，每月运棉不过11000余担，根本无力解决纱厂用花问题。
1944年原定收棉85万担，但年底仅收15万担，不及原计划的1/5。
因原棉供应脱节，花纱布管制局强令各厂从1945年4月份起，按1944年12月全月产量数减产50%。
沙市厂到年底，连破旧棉花在内仅存500担，剩下4000锭子运转，昼夜仅八小时开机。
豫丰厂被限产后，渝厂月出棉纱536件，合川厂月出棉纱986件，到9月在又减产50%的情况下，减开单班，纱锭运转时数也减一半。其总经理束云章惊呼：“水厂真是已到生死关头，面临危机了。”
如今战争结束，各项管控也必然结束，除新丰纺织厂准备出售外，其余四座工厂都打算留在后方。
但对于纺织业，川蜀本地财阀似乎不感兴趣，或许是担忧四大纺织厂的竞争力问题。
所以放出要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后，仅豫丰纺织的总经理束云章（宋仔文亲信）前来洽商，而价格仅肯给20万美金，而且是法币结算、分批支付。
陈光良不是‘缺钱’的主，当即决定拆机器，将所有设备拉到沪市。
如今航道畅通，无非就是多一些运费而已。
在9月3日~5日，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而9月3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
与此同时，中航在9月奉国民政府命向南京、北平及东南沿海各大城市运送国民政府公务人员和受降人员。
为了尽快抵达沪市和香港，陈氏企业的核心高层们，自然要纷纷选择乘坐飞机前往沪市，部分高层再通过沪市，乘坐班轮前往香港。
所以，9月初旬中航和央航的航班一开通，就有人开始陆续乘坐飞机前往沪市，虽然主要是运输公务人员，但中航毕竟也缺钱，自然不会拒绝高价机票。
而在重庆的家里，陈光良也和严人美讨论如何去沪市的问题。
“这样，你和文杰乘坐一个航班、让文铭跟着张树年他们一个航班，最后我再带着文恺、文胜前往，分三批离开重庆。等9月10日后，再分批离开。”
严人美说道：“要不让文铭和干妈他们一起走，晚点也无事。我和文杰也晚点离开，等你去沪市稳定下来，再发电报通知我们。”
飞机没有那么危险，大概在几千分之一的事故率，好吧，这对于后世来说，这个事故率实在太高了。
陈光良想了想，说道：“嗯，这倒是个办法。”
下一次从沪市到香港，肯定选择海运的方式了，毕竟两三天的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
随后，陈光良和严人美沟通了一下，接下来陈氏企业的发展规划：
在沪市，启动和接管四项产业：平安银行、新丰纺织、维他奶、香格里拉饭店。但实际上，基本都是国内现成的资源，陈光良无需拿出什么资金。
另外一方面，在后方的250万美金的黄金、大洋、外汇，是以平安银行的名义，采取飞机运输的方式，朝着沪市做第一步转移。
最重要的是香港业务：
第一，平安银行将在香港注册，尽快取代沪市的总行地位；
第二，香港新丰纺织要作为重点工厂，是陈氏工业投资的重要环节；
第三，维他奶也要将香港视为总部，也是陈氏食品工业的投资；
第四，长江地产将拿回自己的物业，并准备继续在香港发展地产。
第五，在香港投资航运。
通盘计划交流一番后，严人美心中也有数。
9月中旬，陈光良携两个小的儿子，和国民政府公务员一道，从重庆飞往沪市。
他将大儿子留给严人美，是因为陈文杰已经12岁，已经读中学二年级，算是已经懂事；还有个儿子陈文铭也已经10岁，则让盛七小姐陪同他回沪。
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是考虑到那几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一旦他出事，严人美带着儿子去香港，至少也能让两个孩子成为香港的富豪。
飞机上的国民政府公务员，都是去沪市任职的，他们看到陈光良能乘坐飞机，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钱能通神。
这个时代的飞机座位，是在机身的两边，各有一排长长的椅子，就好比伞兵飞机一样，毫无舒适性可言。
“陈先生，您这是急着去沪市发财呀？”有国民政府要员认识陈光良，打趣道。
“汪局长说笑了，沪市经济百废待兴，我这是接到命令，去沪市重整工业，顺便带着两个孩子回家。”
大家一听，也顿时明白，陈光良好歹也有点官职——经济顾问。
“应该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是准备去沪市接收物资的。”
一样个P，你们是去抢，自己是去拿回自己的。
根据沪市的陈氏企业管理层来电，陈光良已经大概了解沪市的情况，那就是国民政府各官员在接收物资时，大肆贪污，与此同时，整个沪市享乐成风。
这让陈光良忍不住思考，新丰纺织和维他奶的工厂，到底能不能顺利复工。
就怕复工，也是要等到明年了，届时怕是经营也是困难。
事实上，抗战结束后的国民政府，已经是沉浸在享乐之中，根本不管天下百姓的疾苦，此时基本上就是已经无可挽回，注定是败局当中。
本来总司令后来也知道这股邪风，但奈何没有雷霆手段，虽然抓了几千人，但也只有三分之一被抓进监狱，可想国民政府的内部腐败已经烂到根子里了。
一路上，陈光良安抚着陈文恺、陈文胜，那些国民政府官员也纷纷巴结，陈光良也和大家虚与委蛇。
飞机总算落在江湾的机场，陈光良悬着的心放下来。
走出飞机后，只见有属下开着两辆汽车来迎接，显然也费劲搞到的。
一路上，喜庆之色依旧弥漫，享乐之风肉眼可见，到处都有戏台子，茶馆、饭店等坐满了人，电影院门口更是大排长龙。
陈光良父子三人，入住了香格里拉饭店，现在别墅那边不太适合居住。
与此同时，陈光良还亲自利用香格里拉的电话，给重庆发去电报，报了个平安。
晚上。
陈光良和方椒伯在香格里拉饭店，一起吃了晚饭，他也带着两个孩子。
“叫方爷爷”
“方爷爷”
方椒伯开怀大笑道：“八年未见，这些孩子我都不认识了。”
陈光良给了他介绍了自己的两个小儿子，一听陈光良和严人美四个孩子都是男丁，方椒伯感叹道：“人财两旺啊”
可不是嘛，陈光良不仅财多，如今更是有多个儿女，特别是男丁多，这明显是旺得发火啊。
随后，陈光良说道：“香格里拉第一时间接手，多亏了积蕃公。”
香格里拉饭店一直没有停业，不过期间是被日本人给占领，但继续营业而已。而方椒伯一直在沪市和宁波乡下，居然没有被逼着做汉奸，要知道他的‘恩公’傅筱庵，可是1937年的‘沪市伪市长’，三年后被国民政府特工收买厨师砍死。
方椒伯笑道：“我能第一时间拿回香格里拉，还不是他们看在你的份上。更何况，现在只是暂时由我们经营，具体手续还没有去办理，需要你再跑一趟，毕竟现在没有租界，都隶属市政府了。”
陈光良点点头，说道：“好”
香格里拉饭店，他也不急着出售，去办理好手续，倒是不耽误时间。
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在沪市等待严人美母子的到来，所以一时半会还来不及去香港。不过香港那边的问题更不大，首先军政府在8月30日才正式接管香港，目前香港也挺混乱的。
在9月14日，《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
文章警告说：“我们现在不但要收复失土，而且要抚慰受创的心……收复失土，接收敌伪所攫取的财产，迎接我们受苦的同胞，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起，登之衽席，这是抗战的一项任务，既庄严，又神圣。肮脏的手，漆黑的心，都请远远离开，不要污染这一庄严神圣的任务。”
为此他提出：“我们希望政府派至收复区的工作人员，要特别注意操守。洁己奉公，是当前第一官箴。”
可惜，这些忠言都成过耳之风。
随后，王芸生再撰社评说：“京沪的情况兴奋极了，也乱极了。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手先抢。一部汽车有几十个人抢，一所房子有许多机关争；而长长的铁路，大大的矿场，却很少人过问。”
王芸生以他一贯锐利的笔调写道：“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他们多已破家荡产。”他的这篇社评有一个十分震撼的标题：“莫失尽人心”。
沪市正如王芸生描写那样，各路牛鬼蛇神纷纷接收（抢）‘敌产’，就连陈光良的祖宅，都TMD被人占领着，要不是陈光良找到国府大员说项，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下面的尚且如此，上面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早在8月份时，听闻日本投降，民营航运企业家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好向政府索赔（当年政府征用、炸沉等用途，承诺战后要给赔偿），事实上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进展，交通部的口吻含糊。
不消说，以宋仔文等为首的国民政府财政官员，打的算盘就是全力扶持国营企业，打压民营企业。
眼见如此，陈光良马上安排好沪市的事情：
一、平安银行以沪市平安银行大厦为资本，继续吸纳存款和贷款；
二、香格里拉饭店继续经营；
三、是新丰纺织利用现有的机器复产；
四、维他奶利用现有的设备复产。
安排四个企业的工作后，他便准备离开沪市，去香港寻求发展。
当然，期间陈光良可能会回沪市处理一些事情。(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