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香港湾仔骆克道“三不馆”茶楼。
陈甜甜缩在最角落的卡座，面前一杯廉价的柠檬红茶已冰冷。
来港七日，因为没有居住证，她睡过公园长椅，还要躲警察巡查。
她的目标，是邻桌几个穿“上海帮”绸衫、正在低声商议“收数”的汉子。
为首者脖颈有刀疤，人称“疤面荣”。
他们正在苦恼一笔烂账。
某个小舞厅老板借了高利贷，用一批“来历不明”的南洋首饰抵债，成色可疑，难以出手。
陈甜甜等他们起身时，“不慎”碰翻了疤面荣的茶杯。
“对不住！对不住！”她慌忙用袖子擦拭，声音带着浓重北音，笨拙又惶恐。
疤面荣正要发怒，却瞥见她擦拭时，露出半截手腕。
那里戴着一枚水头极足的翡翠细镯（聋老太太遗物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大陆新来的？”疤面荣眯起眼，示意手下按住她，“身上还有啥好东西？”
陈甜甜抖如筛糠，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打开是几件零碎首饰：一对鎏金耳环、一枚银鎏金戒指，还有半片断裂的羊脂白玉佩。
成色混杂，但懂行的能看出，那半片玉质地极好。
“家……家传的，就这些了。”她带着哭腔，“阿叔，我想换张身份证，换身衣裳，找个工做……”
疤面荣拿起那半片玉，对着光看。
陈甜甜适时低声，用夹杂北语的粤语说：“这玉是一对，还有半片，我娘说……能换套小房子。”
这是赌。
赌黑帮的贪婪和对“大陆逃难者藏宝”的迷信。
疤面荣果然心动。
他缺的是洗钱和变现渠道，这女人看似蠢笨，但手里或许真有货，且无依无靠，正是最好拿捏的“白手套”。
“跟我来。”他起身。
疤面荣的“账房”在湾仔一条后巷的阁楼上。屋里烟雾缭绕，堆满账本和当票。
“身份证我可以帮你搞。”疤面荣吐着烟圈，“但我要看到你的‘本事’。”
他推过一本糊涂账，是某个赌档的流水，漏洞百出。
“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清楚的账。做得好，你就是‘自己人’。做不好……”他笑了笑，没说完。
陈甜甜知道，这是试炼，也是陷阱。
账清了，她有价值；账不清，或看出太多秘密，她可能消失。
她一夜未眠。
她将账目理清，却故意留下两三处无伤大雅的“小误差”。
并附上纸条：“荣叔，此处存疑，恐是之前经手人疏忽，请您定夺。”
最后，献上“诚意”。
她聪首饰里，挑出一对鎏金耳环，包好，压在账本下。
清晨，疤面荣翻看账本，眼神变幻。
账清了，还暗示了前任做手脚，却又给他留了面子。耳环不算贵重，但姿态到位。
“你叫咩名？”他问。
“陈……陈婉清。”她脱口而出一个早有准备的名字，婉约，带点旧式闺秀气。
“好，阿清。”疤面荣从抽屉里摸出一张卡片。
“去找深水埗‘照相李’，拍个照。三天后来拿你的身份证。”
照相李的铺子藏在深水埗唐楼底层。
油腻的布景，老旧的相机。
陈甜甜拍照时，换了件向房东太太借的素色旗袍（用帮其补衣裳换来）。
照片上的女子，眼神略带惊惶，朴素，符合“新移民”模样。
疤面荣给她的，是一张盖有模糊官印的临时居留证明，名字是“陈婉清”，出生地“广东宝安”。
这类证件在1950年代的香港底层流通，对付普通巡查足够，但进不了正经公司或高档场所。
这不够。陈甜甜需要更“干净”的身份。
她利用帮疤面荣去码头收货的机会，接近了海关仓库一个不得志的老文书“祥叔”。
祥叔好酒，老婆病重缺钱。
她以“替老乡打听门路”为名，请祥叔喝酒。
酒后“无意”透露：“我阿叔战前在上海洋行做过，留了点关系，听说现在有门路搞到‘太古洋行’的担保函……”
祥叔眼睛亮了。
几日后，陈甜甜用一小块金子，换来了祥叔利用职务之便“抄录”的官方身份证格式、几张盖有废章的旧表格。
以及关键信息——1950年以前抵港、档案遗失人员补办身份证的漏洞。
用偷来的钢笔、墨水，仿照格式，填写了一份“陈婉清”的身份证申请。
出生年份改为1930年（更年轻），籍贯“江苏吴县”（江南背景，远离北方）。
抵港时间“1948年”。
印章用萝卜雕刻，虽粗糙，但夹在正式文件中不易细察。
陈甜甜为了让自己更加融入港城，去了上海人开的理发店，烫了最时髦的“飞机头”。
她走寻到一位从上海逃难来的老裁缝“苏师傅”。
用一对珍珠耳环作酬，请他仿照香港小姐选美的款式，改制了两身旗袍。
一身月白色绣银线梅花（清雅），一身墨绿色丝绒无袖（时髦）。
料子是她从黑市渠道买的零头布，但做工精湛。
还每日观察中环写字楼女职员的打扮，跟着化妆。
在租住的天台练习穿高跟鞋走路，看电影模仿明星仪态。
服用微量“润脉丹”改善气色，但控制在“健康”而非“异常年轻”的程度。
说话方面话，陈甜甜拼命学粤语，并刻意保留一丝“吴侬软语”的腔调，符合伪造的江南出身。
英语也学些简单会话，显得“受过西式教育”。
一个月后，当陈婉清再次出现在疤面荣面前时，对方愣了几秒。
眼前女子，月白旗袍配短外套，头发熨帖，妆容得体，手提半旧但皮质尚佳的坤包。
说话带点软糯口音，眼神温静，与当初那个惶恐的“大陆婆”判若两人。
“荣叔，我想找份正经工，在中环。”她微笑，“您人面广，可否引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