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调查正式展开。
监事会成立了独立调查组，聘请了第三方审计和法务团队。林璇玑被约谈了三次，每次两到三小时。问题细致而尖锐，但她准备充分，回答清晰。
第四次约谈时，调查组组长——一位退休的检察官——在结束时说：“林总，你的证据链很完整。但我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为什么七年后才站出来？”
林璇玑思考了片刻：“因为七年前，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也还没有足够的觉知。我被恐惧、野心和对权威的信任蒙蔽了眼睛。而七年后...我无法再忍受那个沉默的自己。”
老检察官点头：“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但代价会很大，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接受代价，比准备好一辈子活在愧疚中容易。”
这句话让老检察官肃然起敬。“我会如实写进报告。”
与此同时，外界舆论开始转向。
《财经洞察》发表了深度报道《七年沉默与一声惊雷：启宸高管举报背后的商业伦理之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业内人士一看便知。报道客观呈现了事件轮廓，强调了企业内部举报机制的重要性。
文章最后引用了匿名心理学家的分析：“举报者往往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职业风险。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保护而不是惩罚那些有勇气说出真相的人。”
林璇玑知道那是苏青的朋友。这种无声的支持，让她感到温暖。
公司内部也开始分化。一些曾被徐振东打压的中层管理者私下联系她，表达支持。年轻员工们在匿名论坛上发起“支持真相”的话题标签。当然，也有徐振东的亲信在负隅顽抗，散布各种谣言。
但大势已去。
周四晚上，调查组初步结论出炉前夜，林璇玑参加了“清醒生活实验室”的第一次月度聚会。
地点在沈玉兰家的小公寓。十二个人挤在温馨的客厅里，分享点心、茶和故事。
张远分享了他调岗成功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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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时，主考官问为什么想换赛道。我说：不是想逃避压力，是想在更有挑战的环境中锻炼觉知。你们猜怎么着？他被这个回答打动了。”
大家鼓掌。小雨说她论文进展顺利，正在分析组织中的“道德沉默”现象。沈玉兰的女儿搬回来住了几天，母女关系缓和很多。
轮到林璇玑时，她简单说了近况。
“所以现在，”她总结，“我在等待一个可能改变我职业生涯的结果。但很奇怪，我没有焦虑到失眠。因为我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是那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自己。”
沈玉兰递给她一块自己烤的饼干：“孩子，你教会了我们所有人，觉知不仅是内在的平静，更是行动的勇气。”
张远举起茶杯：“敬林姐，敬勇气！”
“敬勇气！”茶杯轻碰。
那一刻，林璇玑明白了集体学习的真正意义：独行可以走得快，但同行才能走得远。在觉醒的路上，同伴不仅是镜子，更是彼此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