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初，许多海外贸易垄断公司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英王室的特许。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船抵达中国广州，并于1715年在广州开设了商馆，却一直收效不大。
中英贸易迅速发展，但存在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中国不需要大量进口外国工业品，而外国市场却又需要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需求量也逐年递增。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国的有利地位，严重的贸易逆差使得英国白银外流严重。
二是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商品产量大幅增加，尤其是纺织品。
英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但同期的清政府却采取了闭关政策，大幅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
这种极其尖锐的矛盾使得英国商人不堪重负，东印度公司也迫切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派遣使节来华访问，渴望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最终，英国政府于1787年派卡斯卡特勋爵来华商议中英贸易问题，但他在途中病故，未能顺利抵达中国。
与此同时，1791年至1792年间，尼泊尔处于鼎盛时期的廓尔喀王朝进犯中国西藏地区，与清朝军队爆发军事冲突，史称‘廓尔喀之役’。
这场战役也是乾隆皇帝所标榜的‘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
清军在此战中击溃廓尔喀军，并将其纳入清朝稳定的藩属体系。
在此期间，英国曾派遣克尔帕特里克使团前往廓尔喀，意图就军事援助事宜进行谈判。
然而该使团尚未抵达，廓尔喀就已因军事失利向清朝投降。
值得注意的是，廓尔喀此前在与英军的交锋中屡次不落下风，却于1792年迅速为清军所败。
另一方面，清政府在较早的清缅战争中就已重挫缅甸历史上最为强盛的贡榜王朝，致使其吞并的暹罗复国，缅甸因而丧失了确立地区强权的机会。
清朝在印度东部周边区域接连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引起了英国的密切关注。
促使英方意识到在东方拓展势力必须与实力雄厚的大清帝国开展合作，并与崇尚武力的乾隆皇帝建立某种形式的协调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廓尔喀之役以中国的胜利告终，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决定委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规模庞大的使团，以祝贺乾隆皇帝寿辰为由，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使团人数在二百人左右么？人员构成什么样的？”
乔羽问得似乎随意，但微微前倾的身体和骤然凝聚的眸光，泄露了她对这组数据的重视。
“根据启航前最终核定的人数，连同在澳门和沿途雇佣的本地仆役、水手在内，整个使团一共有七百多人。”
于帝蘅的声音平稳如常，像是在陈述舰上储水量一类的事实，但灰眸却落在乔羽脸上，观察着这个数字将激起的涟漪。
“七百多！？”
乔羽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几乎是轻吸了一口气，身体下意识地微微后仰，仿佛这个数字具有某种物理重量。
“这规模……抵得上五个满编的战斗连队了。
这个数字……恐怕不单是为了给一位八十岁的皇帝贺寿能解释的吧。”
她抬头，目光与于帝蘅相接，似乎在无声地求证自己的判断。
“没错。”
于帝蘅的唇角几乎不可察地牵动了一下，那算不上一个笑容，更像是冰冷的赞许，或者说，是对优秀观察力合乎逻辑的确认。
乔羽的反应迅速且切中要害，这让她感到一种近乎高效的“协同”
“使团的核心成员是由正使乔治·马嘎尔尼伯爵和副使乔治·斯当东男爵以及其他贵族顾问，还有担任事务总管的数学家约翰·巴罗等人组成的核心外交官与行政官员，负责一切对外交涉、决策和内部运转。
接着是由科学家、学者和技师组成的，负责展示英国科技优势的专业人员。
比如精通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负责向中国官员演示、讲解科学仪器的领衔科学家詹姆斯·迪威迪。
至于其他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全面考察中国的自然资源、科技水平、工业制造和军事防御。
技师们则要确保那几百件仪器——从天文望远镜到最新式蒸汽机模型——在长途航行和展示时都能正常运转。
然后是艺术家与记录员。
他们负责视觉记录，为欧洲提供关于18世纪末中国的第一手图像资料。
比如威廉·亚历山大是使团首席素描画家，托马斯·希基是肖像画家，负责绘制重要人物肖像。
而地图测绘员则秘密负责沿海航道与地理的勘测。
最后就是使团的其他襄助人员。
包括轻龙骑兵和皇家炮兵组成的卫队，既为安保，也意在展示军容。
还有负责使团健康的休·吉兰医生等人，同时也负责观察中国医学。
至于翻译，使团在英国本土找不到合格的中文翻译，最终在意大利聘请了两位中国籍天主教教士（李自标、柯宗孝）担任翻译。
哦，对了，使团里还有个特别的小成员，是乔治·斯当东副使11岁的儿子，他跟来学习语言，见见世面。”
于帝蘅善于洞察人心，更会排兵布局，所以在提及人事安排问题上总能侃侃而谈。
乔羽听完，沉默了片刻，才轻声开口。
“我之前估算，以为使团规模大约在两百人上下……看来，我确实低估了这次‘访问’被赋予的复杂性和潜在目的。
这更像一个……功能齐全的移动评估与展示平台。”
“使团出发后全程的时间脉络，你这有文字记载资料么？”乔羽抬头看向于帝蘅。
“日志记载当天完成后，都需要集中存放在正使的会议室里，我直接讲给你听吧。”
“1792年9月26日，使团的主要成员乘坐军舰‘狮子’号从英国朴茨茅斯起航，‘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分别作为礼品货运船和补给船紧随其后，共携带了590余件代表英国工业与科技水平的礼品，旨在展示英国实力。
1792年11月到1793年的3月，使团经过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佛德角、里约热内卢，进而绕过南非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
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海上的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
随后，顺着季风和洋流，使团在1793年3月前后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停靠，并在此购入了更适合在潜水航行的‘克拉伦斯’号帆船，以适应中国复杂的水文。
而后，使团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由此经昆仑岛、土伦港（今岘港），到1793年6月，使团到达中国广东海面后，在澳门进行了短暂停泊。”
“等一下！清政府目前对外正式开放、允许西洋船只进行贸易的口岸，好像只有广州一处吧。
怎么不是按惯例在广州登陆？这不符合既定的外交或贸易程序吧。”
乔羽眉头微微蹙起，流露出一丝真实的困惑与警觉。
她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于帝蘅。
这个偏离常规的细节，像一颗突然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乔羽心中激起层层分析的涟漪。
非常规的路径往往意味着非常规的目的，或至少是意图打破常规的尝试。
“这正是英国人的精明之处。”于帝蘅解释到。
她走到乔羽身侧，手指点向地图上广州与天津之间漫长的海岸线。
“使团不愿意被视为寻常商船，一但进入广州口岸，就会落入地方官吏和特许行商编织的、盘根错节的管控网络里。
在那里，他们只是又一个‘夷商’，讨价还价的对象是商人，决断权在地方官。”
她的指尖果断地划向天津，继续补充着。
“马嘎尔尼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更高——他坚持要求直接驶向距离大清国政治心脏更近的天津，以‘特使’身份，面见皇帝本人。
（作者注：特使，是指一国因执行某项临时的外交使命而向外国派遣的外交代表。通常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派遣，故可被称之为国家元首特使或政府代表。
特使所负的外交使命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礼节性的，如参加某国的国庆大典、独立庆典、国家元首就职或丧仪、君主加冕或婚礼等。
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通报重要的政治信息，就特定外交问题或签署条约进行磋商或谈判等。
此次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兼具两类使命。
表面上的使命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同清政府达成政治协议。）
这是一种姿态，旨在从一开始就确立此次接触的‘国家级’规格，试图绕过繁琐的地方层级的谈判与刁难。”
她顿了顿，目光从地图移向乔羽，似乎在确认对方是否跟上了这背后的战略逻辑。
“而这个要求，”于帝蘅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说不清是嘲讽还是对历史吊诡之处的微妙感慨，“被乾隆皇帝特批恩准了。
于是，你看到的这条航线——”她的手指沿着地图上标注的路线缓缓移动，“船队仅在澳门外的万山群岛做了极为短暂的停泊，补充最必需的淡水，便径直北上，直奔天津白河口。”
她的叙述清晰冷静，将一次看似简单的航线选择，层层剥离出其下隐藏的博弈、野心与那个古老帝国在面对全新外交范式时，既想维护体统又难掩好奇的复杂心态。
乔羽静静地听着，最初的疑惑逐渐被更深的思虑取代。
“1793年7月3日，使团抵达舟山定海。
这里是使团在中国的第一个登陆地，可面对陌生的港口和错综复杂的航道，使团的那些深海巨舰像是迷了路的巨人，不敢贸然前行。
在副使斯当东要求下，他带着人上岸，费了一番功夫，终于请到了熟悉北上海路的中国领航员，直到7月8日，在领航员的指引下，使团才从舟山起锚北上，驶向天津。
在黄海水域，使团还与一艘名为‘勉励’号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会合，到此，组成整个使团的船舰集结完成。
使团在海上漂泊了十几天，直到7月23日才进入渤海湾。
1793年7月25日，使团抵达白河口。”
“7月25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于帝蘅凝视着舷窗外那片此刻平静、彼时却承载着历史重量的海面，无声地念出这个日期。
它像一枚冰冷的坐标，深深嵌入于帝蘅的精神力意识海中。
她走到桌边，在乔羽对面的位置坐下，动作比平时慢了几分，仿佛躯壳的重量因回忆而真切地压在了肩上。
“那一天······”
她开口，声音不高，却因那份具体的描述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在调取一段高精度的战术记录。
“除了‘克拉伦斯’号，所有舰船，都在白河口外……大约这个位置的海面上，下了锚。”
她的指尖在桌面虚划了一下，精确地指向某个并不存在的点。
目光变得有些遥远，穿透了此刻舱室的墙壁，仿佛回到了那个燥热、充斥着咸腥海风与巨大不确定性的午后。
“那一天，如今还历历在目。
站在甲板上，远远就能望见陆地的轮廓，一片朦胧的、灰黄色的轮廓。
但深海船吃水太深，无法再前进哪怕一海里。
前方是陌生的浅滩、水道，以及一整套使团无法掌控的规则。
这里是终点，海上力量的终点，也是起点——”
“一切真正接触、试探、碰撞的起点。”乔羽附和着。
于帝蘅的目光缓缓收回，最终落在眼前一身清朝书生打扮的乔羽身上。
那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那条规整却略显僵硬的发辫，仿佛不只是乔羽的伪装，更成了某个庞大身影的缩影。
银灰色的眼眸深处，那片惯常冰封的湖面之下，似乎有极细微的波澜漾开。
那并非同情，而是一种近乎冰冷的辨认——她仿佛透过乔羽这身装扮，看见了这整个古老帝国无数士子的身影：怀抱某种微末的期待或忧虑，被裹挟在沉重而精美的礼制衣冠之下，站在历史转折的暗流前，却浑然不觉，或觉而无力。
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在于帝蘅心底沉淀。
那里有对文明周期规律近乎无情的洞悉与漠然，如同星海间的过客默观星辰生灭。
但或许，也有一丝极为隐晦的、连她自己都未必承认的物伤其类的凛然——毕竟，天辰星也曾失去一切，在废墟中重建，她也一样。
而此刻，她们正亲身踏入另一个可能步入黄昏的文明现场。
如同透过一扇狭窗，凝视着窗外一片正在无声沉降的、宏伟而斑驳的陆地。
“嗯。”于帝蘅继续回忆着。
“没过多久，海面上很快出现了许多中式小船，那些都是前来接应的清政府官员。
双方第一次正式照面，使团便拿出了他们精心准备的国书和礼品单。
而清朝官员则送上了成群的牛羊、时鲜的瓜果蔬菜作为‘犒赏’。
场面热闹，但彼此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打量与好奇。”
于帝蘅稍作停顿，看着乔羽。
“你知道那一刻最戏剧性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认知的错位。”
于帝蘅总结道，“英国人觉得自己是手持先进文明成果的平等特使，终于叩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
而清朝上下，从皇帝到迎接的官员，都笃定地认为，这不过是一支规模特别庞大、格外恭顺的‘贡船’，远涉重洋而来，只是为了给皇帝祝寿。
这场巨大的误会，在使团抵达白河口时，已经悄然注定。”
窗外的海风还在呼啸，温特沃斯顾问舱室内陷入一片沉寂，仿佛搁浅在另一个时间维度里。
“那，使团里的其他船只呢？我刚刚登舰的时候只看到了‘狮子’号。”
乔羽开口，声音在静谧中显得格外清晰。
于帝蘅的思绪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绳索从冰封的回忆深海中倏然拽回，绳端传来的力道精准而冰冷，让她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是，我刚刚乘坐的‘克拉伦斯’号在进行进港前的检修，马嘎尔尼勋爵已经下令让另外的舰船于昨日黎明时分起锚南下了。”
乔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动态，眉梢微挑，带着研究者对异常调度的本能警觉：“南下？不是停泊在附近水域待命么？”
“并非简单的待命。”
于帝蘅的目光似乎穿透了舱壁，投向遥远的南方海域。
“根据马嘎尔尼勋爵与斯当东副使的商议，这些舰船将驶往舟山群岛附近锚泊。”
她略微停顿，似乎在回忆更具体的决策记忆。
“舟山是清廷允许西洋船只补给的传统水域之一，位置关键。
让部分舰船南下，一是为了减轻白河口外舰队过于密集带来的观感压力与潜在摩擦；
二是提前在东部沿海建立一个远离京城视线的支援与情报接应点；
三来……也是为最坏情况做准备，保留一支可以迅速机动、不受此地复杂水文限制的海上力量。”
“这是要未雨绸缪啊。”
乔羽立刻领会了其中的多重考量，轻轻点了点头。
随即，她的思绪转向另一个核心问题。
“使团携带的礼品都已集中转移到‘狮子’号上了？我登舰时，并未观察到大规模货物转运的迹象。”
“没有集中到‘狮子’号。”
于帝蘅否定得很干脆，她侧身指向舷窗之外的某个方向。
“体积庞大、重量惊人的礼品主体，尤其是那些天文仪器、蒸汽机模型和大型工艺品，绝大部分已从‘印度斯坦’号货船上卸下。
现在，它们分装在十二艘清方提供的平底驳船上。”
她描述得极其具体，仿佛脑中有一幅实时的部署图。
“这些驳船目前就系泊在‘狮子’号右舷中后部下方，利用我舰高大的舷侧遮挡部分风浪，也方便监控。
它们将在清国官员最终敲定流程后，由当地纤夫和船工拖曳至河口内指定的皇家库房暂存。”
说到此处，她看向乔羽，眼底掠过一丝近乎无奈的了然。
“蓝星的舰船结构不同于天辰星，你登船时使用的是左侧舷梯。
而右舷的装卸区被舰体本身和悬挂的救生艇遮挡住了。”
她话音未落，人已从椅子上利落起身。
那动作带着军人特有的精准与迅捷，没有丝毫拖沓，椅子腿与甲板轻微摩擦的声响短促而干脆。
她转身走向舱壁一侧固定的储物架，准确无误地从中抽出一个略显厚实的深棕色皮质文件袋，袋口的黄铜搭扣在她指尖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轻响。
将文件袋随意夹在臂弯，她侧过脸看向仍坐着的乔羽，银灰色的眸子在舱室不算明亮的光线下显得平静无波，但语气里透着一丝事务性的直接。
“你要是想去看，我可以带你过去。”
乔羽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动作幅度比平时稍大，显露出内心难掩的迫切。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如同观测仪捕捉到期待已久的光谱信号。
“去！当然去！”
乔羽立刻点头，声音不高，但语气里带着笃定和隐隐的兴奋。
可以近距离观赏类似天辰星科技初生时代的科学仪器，对任何一个天辰星研究员都是万分宝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