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510年），本姓拓跋，字虎儿，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人，鲜卑族。
其先祖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祖父乃景穆帝拓跋晃，父亲是南安惠王拓跋桢，属北魏宗室核心支脉。
元英自少聪慧敏达，博闻强记，继承鲜卑族弓马娴熟的传统，又博览经史、兼通音律医术，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宗室俊才。
在北魏由孝文帝汉化改革迈向宣武帝疆域扩张的关键时期，元英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南北对峙的战场上纵横捭阖，历经起落而终成一代名将，《魏书》赞其“开拓疆土，有所作为，为北魏边防之巩固建立勋业”，史家周一良亦将其列为北魏朝中“有所作为”的栋梁之臣。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北魏正处于加速汉化、稳固边疆的重要阶段。
元英凭借宗室身份与过人才能，早年便获重用，出任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假魏公衔。
武川镇作为北魏北方边防重镇，是抵御柔然入侵的战略要地，元英在此地历练军政，积累了宝贵的边防经验。
不久后，他调任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都大将兼梁州刺史，受命镇守北魏西南边境，直面南朝齐与西南诸部族的复杂局势。
仇池地区地处秦岭以南，民族杂居，局势动荡，元英镇守此地六年，“甚有威惠之称”。
他一方面整肃军纪，加强边防戍守，抵御外部侵扰；另一方面安抚当地部族，恩威并施，稳定内部秩序，其治理才能与军事威望在西南边境逐渐树立。
这段任职经历不仅锤炼了元英的军政统筹能力，更让他深入了解了南朝的军事部署与江南地形，为日后南下征战奠定了基础。
太和年间，孝文帝大举南伐南齐，魏军主力云集东南战场，西南边境的南朝守军相对薄弱。
时任梁汉别道都将的元英敏锐捕捉到战机，上奏孝文帝请求率军进攻汉中，认为“汉中力量薄弱，可借此机会拿下”，此举既能开辟西南战线，牵制南齐兵力，又能拓展北魏疆域。
孝文帝准其奏请，令元英会同平南将军刘藻领兵出征。
南齐明帝萧鸾闻讯，派遣尹绍祖、梁季群率领二万大军，在沮水（今湖北境内）沿岸山头分五处安营扎寨，构筑防线抵御魏军。
元英深入分析敌情，发现梁季群与尹绍祖“带兵理念不合”，两军配合存在间隙，当即制定“专攻一处，破其一营而其余自溃”的战术。
他挑选精锐兵士，从山的三面攀援而上，集中兵力猛攻敌军一处营垒。
果不其然，梁、尹二将调度失序，来不及相互救援，魏军一举破营，其余四处南齐营寨见状纷纷崩溃。
此役，元英生擒齐将梁季群，斩杀三千余人，俘虏七百人，战绩斐然。
战后，元英乘胜长驱直入，逼近南齐梁州治所南郑（今陕西汉中）。
漠川百姓听闻元英用兵如神、军纪严明，纷纷主动归顺。
梁州平民李天干等人欲举家归魏，元英不仅派兵迎接，更以北魏最高礼仪接待其家人，此举极大地瓦解了南齐的民心基础。
南齐雍州刺史萧懿急派姜修率军偷袭魏军接待部队，双方在夜间激战，死伤惨重。
姜修屡攻不克，请求援军，元英则亲率一千骑兵日夜兼程驰援，趁姜修撤军之际，与统军元拔前后夹击，将其全军俘获。
此时的魏军历经连番苦战，已精力耗尽，而南齐援军接踵而至，敌众我寡之下，魏军将士皆心生恐惧，欲弃战遁走。
危急关头，元英神色自若，故意放松缰绳缓行，登高了望并假意布置阵势，令魏军整列有序行进。
南齐援军见状疑有埋伏，不敢贸然追击，元英趁机指挥军队反击，大破南齐援军，顺势包围南郑。
围城期间，元英严令将士“不可侵扰百姓”，严禁劫掠，此举既稳定了当地民心，也彰显了其治军严明的特质。
南郑守将范洁当时正率军征讨獠人，闻讯后回师救援，元英早有防备，派遣统军李平敌、李铁骑等集合当地部族截断其退路。
范洁奋力死战突破防线，元英又巧用计谋将其击溃擒获。
魏军围攻南郑九十余日，虽未攻克，但已重创南齐西南军事力量。
恰逢孝文帝诏令撤军，元英审时度势，先护送老弱军民先行，自己亲率精兵断后，撤退途中特意派遣使者向萧懿告别，迷惑敌军。
萧懿果然疑心有诈，不敢追击，元英得以全军而返。
此次征战，元英以其精准的战略判断、灵活的战术运用与沉稳的临场指挥，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因功擢升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
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下令改拓跋姓为元，其余鲜卑诸姓皆改为汉姓，拓跋英正式更名为元英。
不久后，元英父亲南安王元桢逝世，他按制离职守丧。
孝文帝征伐汉阳时，感念元英之才，起用其为左卫将军，加前将军，后迁大宗正，转尚书，仍领本将军衔，镇守荆州。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荆州作为北魏南部边防重镇，直面南齐军事压力，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南齐太尉陈显达率领四万大军进攻北魏荆州，欲收复此前丢失的雍州五郡。
孝文帝诏令元英领兵抵御，然而此战中，元英连战皆败，荆州防线面临崩溃。
孝文帝闻讯后，亲自从洛阳率军南征驰援，行至南阳时，震怒之下免去元英的官爵。
同年四月，孝文帝因病北返，途中驾崩，太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
宣武帝即位后，深知元英的军事才能不可多得，加之北魏亟需名将镇守边疆、经略南方，遂重新启用元英，恢复其尚书官职与广武伯爵位，令其代行徐州事务。
景明元年（500年）七月，南齐将军陈伯之侵犯淮南，彭城王元勰镇守寿阳，任命元英为镇南将军，率军讨伐。
元英率军驰援途中，魏军已击败陈伯之，他虽未直接参战，但仍以调度之功受命代行扬州事务，逐步恢复在朝中的地位。
这段由盛转衰、再获起用的经历，让元英更加沉稳审慎，也使其对南北战局的认识更为深刻。
景明三年（502年），萧衍废齐建梁，自立为帝，南齐灭亡，南梁建立。
此时南齐旧部人心浮动，南梁根基未稳，元英敏锐察觉到这是北魏南下扩张的绝佳时机，接连两次上表宣武帝，请求率军南伐。
在奏疏中，元英详细分析了南梁的局势：“南齐皇室争权夺位，内政不稳，义阳距北魏甚近，守军防备薄弱，粮草补给不继，此时进军犹如‘敌人把头伸到了自己刀下’”。
他请求率领三万大军征讨沔阴，进而攻取江陵，后又调整策略，力主先取义阳，认为义阳是南梁北方门户，攻克此地即可打开南下通道。
元英的奏疏言辞恳切，分析透彻，最终打动了宣武帝。
景明四年（503年）八月，宣武帝诏令元英为使持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征义阳诸军事，率军进攻义阳（今河南信阳）。
南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闻讯，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三千多户民众，在城西南十里的贤首山构筑三层栅栏，与城内守军相互呼应，严密设防。
元英率军抵达后，即刻包围贤首山营垒，焚烧栅栏大门。
杨由驱赶水牛冲出营垒，试图冲击魏军阵型，元英令将士且战且退，避开水牛锋芒，同时分兵合围，切断营垒退路。
当天夜晚，营垒中民众不堪围困，斩杀杨由后开营投降，元英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占贤首山防线，且“投降百姓相安无事”，再度展现了其恩威并施的治军之道。
同年十一月，元英在白沙击败南梁将领吴子阳，斩杀俘获千余人，进一步扫清义阳外围守军。
正始元年（504年）三月，梁武帝萧衍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率领三万大军驰援义阳。
王僧炳统领二万人占据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率领一万人紧随其后，形成犄角之势。
元英审时度势，采取分而击之的策略，派遣元逞、曹文敬攻打樊城作为牵制，自己则亲率主力迎战王僧炳，一战大破梁军，俘获斩杀四千余人。
随后，元英在士雅山构筑营垒，与曹景宗对峙，故意示弱，引诱梁军来攻。
梁将马仙琕率领一万余人果然率军偷袭魏军大营，元英令诸军佯败，将梁军诱至平坦地带后，伏兵四起。
魏军统军傅永擐甲执槊，单骑突阵，被箭矢洞穿左大腿后仍拔箭再战，极大地鼓舞了魏军士气。
马仙琕军猝不及防，溃败奔逃，魏军乘胜追击，斩杀梁军羽林监军邓终年及两千三百余人。
不久后，马仙琕再度率领一万余人来战，元英统领诸将分兵出击，再次大败梁军，斩杀将领陈秀之，统军王买奴另攻下东岭梁军阵地，斩杀五百余人。
曹景宗、马仙琕见义阳危急，尽率精锐与魏军决战，双方一日三战，梁军皆大败而归。
此时义阳守将蔡道恭病逝，其从弟蔡灵恩代行州事，守城将士士气低落，战力锐减。
元英趁机加紧攻城，短兵相接，昼夜不息。
蔡灵恩见援兵无望、守城力竭，最终开城投降。
义阳周边的三关守将听闻司州陷落，纷纷弃城而逃，魏军一举攻克义阳及三关，彻底打开了南进的通道。
此役是元英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他主攻方向明确，战术灵活多变，巧用诱敌、伏击、分击等战法，屡破梁军，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指挥艺术。
宣武帝大喜过望，不仅恢复了元英的封爵，更改封其为中山王，食邑一千户，不久后又增封一千户。
元英押送蔡灵恩等数十名南梁重要官员至京城，宣武帝亲自接见，对其大加褒奖慰劳，元英的权势与声望达到顶峰。
正始三年（506年）四月，宣武帝诏令元英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领十万大军讨伐南梁，赋予其“依照军事实际需要自行决断行军方案”的全权。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此时南梁武帝萧衍也发动大规模北伐，以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领大军进驻洛口，南北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
初期战局对魏军极为有利，萧宏怯懦无能，在攻陷梁城后便驻步不前，甚至因一场暴风雨临阵脱逃，导致南梁主力士气崩溃，溃逃死伤近五万人。
元英抓住战机，率领魏军一路南下，连克四十余城，攻陷马头（今安徽蚌埠马城）后，直逼淮河南岸的钟离城（今安徽凤阳东北）。
钟离城是南北交通要冲，北临淮水，易守难攻，南梁守将昌义之仅率三千守军顽强抵抗。
元英与北魏名将杨大眼会合，兵力达数十万之众，对钟离城形成合围。
为攻克这座坚城，元英下令在淮水中的邵阳洲两岸搭建跨河长桥，元英驻军南岸负责攻城，杨大眼据北岸负责粮运补给，萧宝夤则守护桥梁畅通，形成了“水陆联动、持续强攻”的作战部署。
魏军以车运泥土填平城周沟堑，用冲车撞击城壁，采用车轮战法昼夜猛攻，但昌义之率领守军顽强抵抗，及时用泥土修补损坏的城壁，魏军死伤上万仍无法破城，战局陷入胶着。
梁武帝急派名将韦睿、曹景宗率领二十万大军驰援钟离。
韦睿素有“韦虎”之称，用兵神速且善用水战，他率领军队通过阴陵大泽，与曹景宗会师后，乘夜在邵阳洲另一端奇迹般地一夜筑成营垒，与魏营相距仅百余步，极大地动摇了魏军士气。
随后，梁军一方面构筑赵草城，确保粮草补给并切断魏军粮道；另一方面利用淮水暴涨的时机，采纳火攻之计，乘坐斗舰袭击邵阳洲，敢死之士拔栅砍桥，韦睿亲自指挥载满油料和草料的小船焚毁魏军跨河大桥。
魏军不擅水战，加之桥梁被毁，粮道断绝，顿时陷入混乱。
淮水暴涨七尺，魏军营地被淹，士兵争相逃散，梁军水陆夹击，魏军大败。
此役魏军损失惨重，被斩杀及淹死者各达十余万，五万人被俘，阵亡将士尸体遍布淮水百余里，元英仅以身免，率残部逃至梁城。
钟离之战是北魏建国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史称“匹马不归”，对北魏国力造成了沉重打击。
战后，有官员弹劾元英，认为其作为主帅“错误估计战场形势，一意孤行”，请求处以极刑。
宣武帝念其往日功勋，不忍诛杀，仅剥夺其中山王爵位，贬为平民，杨大眼、萧宝夤等人也分别受到流放、削爵的处分。
钟离之败成为元英军事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从巅峰跌落谷底，再次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
钟离之败后不久，北魏国内叛乱迭起，南梁也趁机收复部分失地，边境局势再度紧张。
宣武帝深知元英的军事才能无人可替，遂于永平元年（508年）重新起用元英，恢复其官职与部分食邑，任命其为使持节、假征东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率军平定京兆王元愉的谋反。
元英尚未出发，叛乱已被平定，恰逢南梁趁北魏内乱，策反义阳三关（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守将，三关尽失，北魏南部边防再度告急。
宣武帝急令元英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假征南将军，率领步骑兵三万人，自汝南率军南进，收复三关。
元英临危受命，迅速调整状态，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集中兵力围攻武阳关，南梁守将马广凭借地形坚守，元英亲临前线指挥，日夜猛攻，仅用六天时间便迫使马广出城投降。
随后元英乘胜进军，依次收复平靖关、黄岘关，一举扭转了南部边防的被动局面。
此役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战略要地，更稳定了北魏的南疆局势，元英以其临危不乱的指挥与高效的作战能力，重新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与赞誉。
战后，元英被任命为尚书仆射，进入北魏权力核心层，参与朝政决策与军事谋划，实现了从贬谪平民到朝廷重臣的再度崛起。
永平三年十月辛卯日（510年12月9日），元英病逝于任上。
朝廷为表彰其一生功业，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追赠司徒公，谥号“献武”，以彰显其“文治武功，忠勇可嘉”的一生。
元英共有六子，皆在北魏历任官职，延续了家族的荣光。
元英作为北魏宗室名将，其一生与北魏的兴衰紧密相连。
他历经孝文、宣武两朝，征战南北数十年，身经大小战役数十次，既有汉中之战、义阳大捷的辉煌胜利，也有荆州兵败、钟离之败的惨痛挫折，但始终不改其忠勇之志与军事才能。
他的军事思想兼具鲜卑族的勇猛果敢与汉家兵法的谋略审慎，善用诱敌、伏击、分击等战术，注重军纪严明与民心向背，在南北对峙的战场上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
史书中对元英的评价颇高，《魏书》称其“聪敏好学，博闻强记”“有将略，善抚士卒”，史家魏收认为北魏经略江左期间，唯有元英在钟离之败与昶在朐山失利最为惨重，侧面印证了元英在北魏南进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周一良先生则直接将其列为北魏朝中“能开拓疆土，有所作为”的栋梁之臣，肯定了其对北魏边防巩固的重要贡献。
元英的一生，是北魏宗室子弟在汉化改革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典型写照。
他既保留了鲜卑族的尚武精神，又深受汉文化熏陶，文武双全，忠君爱国。
其军事活动不仅影响了南北对峙的格局，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魏的疆域拓展与民族融合。
钟离之败虽使其晚节受损，但他临危受命、收复三关的功绩，以及屡遭贬谪却始终坚守初心的品格，仍值得称道。
作为北魏盛极而衰之际的名将，元英以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为南北朝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军事智慧与忠勇之气，也为后世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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