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中院，陈所长敲响了贾家的门，邻居们也都围了过来。
陈所长也没多解释，而是直接公布了结果。
“棒梗是被贾张氏教唆偷东西，因为数额巨大，且是被教唆犯罪，加上考虑到他年龄还小只有6岁多，所以给予批评教育，家庭管教，以及社区监督的处罚。”
（棒梗在原剧第一集65年的时候是小学5-6年级，因为没有上初中，肯定就是11-12岁的样子，推算起来最早也就是53年出生。秦淮茹52年嫁到院里来，算起来刚好——本书暂定棒梗53年出生，现在60年初，也就是6岁多的样子，还没满7岁）
听到棒梗不会坐牢和进少管所，秦淮茹和贾东旭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就是嘛，一个孩子而已，现在才小学1年级，总不至于把他送去少管所吧？
即使在当时尚未颁布明确的《刑法》（我国第一部《刑法》于1979年通过），司法实践和法理也普遍认为，幼儿完全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国家的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对幼儿更是如此。惩罚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和司法理念。
公安民警、老师或街道居委会主任会对孩子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他“偷东西是坏行为”。
这个过程虽然严肃，但目的是让其认识到错误，而不是惩罚。
孩子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会被严肃批评，被认为“管教不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父母可能需要在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做检讨，并保证严加管教。
如果孩子已上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会知晓此事，并在日常中给予更多关注和引导。
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会发挥巨大作用。她们会密切关注这个孩子和家庭，在街坊邻里面前进行议论和教育，形成一种强大的社区监督和舆论压力，旨在“挽救孩子，帮助家庭”。
反正啊，棒梗在南锣鼓巷可算是出了名了。
小偷这个名号算是焊在他身上了。
但——对教唆者可就没有这么轻拿轻放了。
“而贾张氏教唆未成年人偷窃，腐蚀青少年、破坏社会秩序。”
“经研究决定，判处其下放至城郊的大兴南郊团河农场劳动改造一年。”
一锤定音，压根就没有给大家反应的时间。
贾东旭当时就跌坐在了地上，他没想到过处罚力度这么大啊？
“另外，赃物必须全部退还，如果已经损坏或消耗掉，则得按照其实际价值折算成现金。”
“并处以10块钱的罚款，还有10块钱的赔偿。”
众人还在哪里没有愣过神来，张大彪就开始叨叨了：“他们偷过去的东西我不要了，我怕不干净。”
“上次阎老师给算了，一共48块5，直接给我折算成现金。”
“另外还有一床被褥和一床被子，被他们家棒梗给尿了，我不要了。”
“给我赔新的。”
他才没有那个心思去慢慢洗呢。
秦淮茹双眼发黑，直接一出溜也坐在了地上。
“张大彪，你这是要我们贾家的命啊！”
那48块5就不说了，本就拿不出来，还有10块的罚款以及10块的赔偿。
可一床被褥与一床棉絮，这年头棉花可是比肉更稀罕的东西，价格昂贵就不说，关键是哪儿弄去棉花票布票去啊？
60年部分地区每人每年布票定量仅1.2尺，一床被里被面可能需要全家攒很久的布票，更不说棉花票了，一床被褥加一床被子，总得要个10斤以上的棉花票吧？
这上哪儿去凑啊？
贾家即便是愿意赔也赔不起啊。
而此时阎埠贵突然嘟囔了一句：“前段时间隔壁孙家孩子结婚做新棉絮被褥，可是花了整整12块呢！”
“这加起来就60块5毛了！还有一个10块钱的赔偿？再加10斤棉花票，至少10尺布票，10斤肉票，还得搭上一些工业券……啧啧啧啧……”
“70块5？”
贾东旭与秦淮如直接傻眼了。
易中海和傻柱等人忍不住了，站出来责备张大彪：“张大彪，你这是把贾家往死里去逼啊？！”
“你还有没有人性了，你还有没有同情心了？我做主了，你给贾家写一个谅解书，我让贾家到时候在院子里给你摆酒赔罪，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大彪兄弟，我妈她一把年纪，去农场她撑不住啊，她可是你三姑啊，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儿上，你饶了她这一次吧？”
“大彪兄弟，那些东西我们都没扔，就吃了5斤肉而已，我们都还给你，再给你补5斤肉行不行？被褥我给你洗行不行？保证洗的干干净净的！我们家真的赔不起啊！”
“张大彪，你还是个爷们不，因为你一报案，贾家都要家破人亡了！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啊？！”
“大彪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没必要搞得这么大。”
“嗯嗯，张大彪，这事儿一大爷我得说说了，邻里邻居的，贾家把东西给你补上就行，没必要把邻居往死路上逼啊？我看这么着……”
“爸，回来，别管！”
“……？”
……
整个中院一片吵吵嚷嚷，但张大彪心中毫无波澜，坐在抄手游廊上还自顾自的叼起了一根烟，阎解成赶紧给他点上，张大彪连找火柴的机会都没有。
16岁，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成天叼根烟……
但他又身高一米七，反正这画面割裂的很。
“这事儿是派出所按照法律法规判决的，你们自认为比派出所还懂法律是吧？”
“要不你们来审？”
“都什么东西！哦，他们家算计我没事，偷我抢我没事，你们一个个的稳坐钓鱼台都懒得管。”
“这是判决下来了，你们就一个个跳出来充大尾巴狼，来当道德模范来了？”
“贾张氏这是犯了法懂吗，这踏马不是街坊邻居里鸡毛蒜皮斗嘴的事儿，她是犯了法懂不懂？！”
“你们比法律还大啊？”
“还替我做主？你们踏马一个个都是谁啊？！”
“这事儿我只听派出所的！”
“张大彪你……”
“我只听派出所的！”
“贾家这么可……”
“我只听派出所的！”
无论谁来说情，张大彪依然在那儿抖着二郎腿，只给一句：“我听派出所的。”
解释啥解释？跟禽兽们解释不清楚啊。
如果说连派出所都“愿意”和“肯”放了贾张氏，那张大彪只能认栽。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还好陈所长很正直，跟大家解释道：“贾张氏教唆未成年人犯罪，比贾张氏直接自己偷盗性质更为严重。”
“如果家属不满意派出所的决定，可以去法院上诉。”
“不过派出所的决定是劳改一年，法院如果介入的话，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很可能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所以上诉不上诉，你们家属自行决定。”